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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府文化
(廣東三大文化之一)
鎖定
廣府文化即廣府民系的文化,是粵方言地區之中的一個地域文化,指廣東省珠三角廣州府地區使用粵方言的漢族居民的文化
[1-2]
,廣府文化以珠江三角洲為通行範圍
[164]
。粵方言地區的地域文化還包括廣東粵西地區的高涼文化、西江流域的西江文化
[174]
和廣西地區的桂系文化
[3-6]
。
廣府人主要自唐宋時期經粵北南雄珠璣巷遷入,因此珠璣巷被稱為廣府人的祖居之地,是中國三大尋根地之一,是廣府文化的發祥地,被譽為“中華文化驛站,天下廣府根源”
[157-161]
。廣州府自設立以來,經濟發達、商貿繁榮、文教鼎盛,是廣府文化的核心地帶和興盛之地,一直處於廣東省的領先地位。
[219]
廣府文化歷史沿革
廣府文化基本定義
廣府文化即廣府民系的文化,是粵方言地區之中的一個地域文化,指的廣東珠三角廣州府地區使用粵方言的漢族居民的文化
[1-3]
,廣府文化以珠江三角洲為通行範圍
[164]
。廣東的地域文化分為廣府文化、潮汕文化、廣東客家文化以及粵西地區的高涼文化、西江流域的西江文化
[174]
、雷州半島的雷州文化。
[4]
[10-11]
“廣府”是“廣州府”這一行政區劃的簡稱。“府”在嶺南的設置最早可追溯到東晉南北朝所設的廣州都督府,隋唐時期設置總管府和廣州都督府。都督府是官署,是一個機構,不是行政區的名稱。因此,這一時期不存在“府”的地方行政區劃,不能將一個地區稱之為“府”,不存在“廣府”的區劃概念。宋、元時期的行政區劃上也不存在與“廣府”名稱相關的情況,直到明代開始設廣州府。
[2]
廣州府這一區域的地理範圍,實際上是以元代廣州路為基本範圍,只是由於人口、經濟的發展和軍事、政治的需要,這一地域範圍內在明代新闢了4縣、清代新闢了1縣。因此,廣州府的基本境域從元代開始一直穩定了七百多年。這一境域中的居民,長期處於同一中級行政區劃之中,民風民俗融合,形成具有共同特徵的地域性民系文化。
[2]
廣府文化分佈範圍
廣府後裔繁衍達7000多萬人,分佈在廣東省珠三角地區的清遠、三水、佛岡、新興、高要、高明、佛山、南海、番禺、順德、廣州、花都、從化、中山、珠海、新會、江門、台山、開平、鶴山、恩平、東莞、增城、龍門、寶安、深圳、博羅、惠陽等28個市、縣,668個鄉(鎮)、村
[203]
,以及香港、澳門和海外。
[204-205]
廣府文化形成歷史
先秦時期,珠三角地區是一片大海,今珠三角中部、廣州部分地區(包括廣州市中山四路秦漢造船工場遺址)當時仍然處於被海水淹沒的河口灣
[12]
。當時廣東地區居住的是被稱為“南越”的少數民族部落,他們主要分佈在粵西和粵東地區,即今天廣東地區壯族、畲族的先民
[13-14]
。秦始皇統一嶺南時期,一支秦軍在番禺(今廣州市越秀區中山四路)設立造船基地,專門建造了大量的船隻。其後,又在造船基地的基礎上修築番禺城,是為廣州建城之始。
秦統一嶺南後,廣東地區人口稀少,秦朝從中原遷來了數十萬移民,到公元2年,廣東人口有37.52萬人。秦漢時期,番禺城已成為中國南方重要的外貿口岸,但廣東經濟和人口分佈的重心仍在粵北和西江流域。人口分佈的這種特徵與中原移民南遷廣東兩條路線有關:一是由湘桂走廊下西江,在高要、羅定等地定居,有的更南達雷州半島;二是經摺嶺的隘口順連江而下到達連縣、陽山等粵北一帶,形成漢代廣東的人口分佈以粵北山地人口最多,西江流域次之
[15]
,而珠三角地區仍然是一片大海。
[12]
嶺南園林(35張)
探尋廣府源頭,從諸多歷史考證來看,梅關古道上的南雄珠璣古巷是重要的發祥地。據考證,千百年來,曾先後有150多個姓氏的先民自中原南下聚居於此,而後又因戰亂等原因大舉南遷珠三角、港澳及至海外,在各地開枝散葉。梅關珠璣古道是中原及江南百姓因戰亂等原因向廣東珠三角大遷徙中最大的通道。大批中原百姓途經此古道,暫住“歇腳”,或滯留長住,經幾代繁衍後再中轉南下珠三角,故珠璣巷成了廣府人最大的來源。
[182]
唐宋時期,珠三角經過長期的泥沙堆積,洲灘漸露,河網初具雛形
[12]
。唐代末年,中原內地戰亂頻繁,不少氏族為避戰禍和自然災害,紛紛經江西南安(大餘)越梅嶺南來,來到南雄珠璣巷居住數年或數十年,他們逐漸適應了嶺南地區氣候和生活習慣之後,才逐步南遷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其大片的荒灘並不斷增生的沼澤地成為南雄珠璣巷農業遷民的目的地
[9]
。宋統一後,珠三角築堤圍墾,糧食大增,促進了人口增長。北宋末年,北方漢人避亂大量南遷,至南宋時更甚,廣東接納了大量北方移民。據北宋《元豐九域志》記載,當時北方移民佔廣東總人户的39%之多,珠江三角洲已成長為又一個人口稠密區。元代,沿海人口迅速增加,珠江三角洲取代粵北成為廣東人口分佈的重心。
[15]
明代初期,朝廷積極開發珠江三角洲,朱元璋在全國推行衞所屯田、寓兵於民的政策,大量軍士移民遷入廣東開墾土地,對廣東地區的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
[12]
,珠江三角洲進入大規模開發階段,逐漸成為了廣東的經濟、文化、政治中心,廣州府人口居全省首位
[15]
。清代,廣州十三行成為清帝國惟一合法的外貿特區,廣府地區也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既向世界各地傳播着東方文明,同時也吸納西方科學文化
[16]
。廣州府的基本境域從元代開始一直穩定了七百多年。這一境域中的居民,長期處於同一中級行政區劃之中,民風、民俗融合,形成具有共同特徵的地域性民系文化。
[2]
廣府文化珠璣古巷
廣東南雄珠璣巷被稱為廣府人的祖居之地,是中國三大尋根地之一。珠璣巷的鼎盛期是唐、宋時期。唐開元四年(716年),張九齡奉詔開鑿大庾嶺路,拓寬路面,梅關驛道成為中原和江南通往嶺南的大道。是中原南遷氏族的駐足地和發祥地,在嶺南人文史上有重大影響。據史料記述,珠璣巷人向南遷移的史事從唐朝開始,但重要的遷移事件主要發生在北宋末期至元代初期的二百多年間,大規模的有三次,陸續個別南遷的有一百多次。
[7]
[43]
唐代末年,中原內地戰亂頻繁,不少氏族為避戰禍和自然災害,紛紛經江西南安(大餘)越梅嶺南來,來到南雄珠璣巷居住數年或數十年,他們逐漸適應了嶺南地區氣候和生活習慣之後,才逐步南遷珠江三角洲。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大舉南侵,戰禍遍及幾乎整個黃河中下游地區,史稱“靖康之難”。宋朝被迫南遷臨安(今浙江杭州),由此引發了中原族人的又一次大規模南遷,其中一部分南遷南雄珠璣巷。南宋末年,元軍大舉入侵,臨安陷落,南遷江南的中原族人又不得不再次南遷,擁進廣東、福建等地。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元軍揮戈南下攻陷南雄、韶州,為避兵燹,那些於北宋末年及以後移居南雄的北方士民又於宋末元初繼續順北江南遷珠江三角洲,南宋王朝最後亡於江門新會厓山。明朝末年,南明小朝廷遷延嶺南日久,直至最後覆亡,嶺南遺民的傳統由此建立。
[8]
廣府人稱珠璣巷為“七百年前桑梓鄉”,明代嘉靖《廣東省志》引《南雄府圖經》説:“嶺上古有珠璣巷……今南海衣冠多其子孫。”據屈大均《廣東新語》記載:“吾廣故家望旅其鄉從南雄珠璣巷而來”。清《廣東通志》雲:“珠璣在南雄府保昌縣沙水寺前,相傳廣州梁儲、霍韜諸望族,俱發源於此”。乾隆《南雄府志》説:“廣州故家巨族,多由此遷居。”明清纂修的廣州府各家譜記其祖先宋代輾轉來自珠璣巷的比比皆是。據對家譜、方誌等有關資料的統計和實地調查結果顯示,珠璣巷南遷的姓氏150多個,移民家族有797支之多。在珠江三角洲,名喚珠璣的街巷很多,江門新會城區有珠璣裏,廣州有珠璣路,東莞有珠璣街,南海九江有珠璣岡,都是為紀念故鄉南雄珠璣巷而得名。
[8]
[43]
廣府文化建築
祠堂
廣府祠堂廣泛分佈於今天粵港澳大灣區廣府民系聚居的區域,宋朝時,大量北方人為躲避戰亂,越過大庾嶺進入嶺南,在珠璣巷暫時落腳後,南下珠江三角洲,開村居住。這些“聚族而居”的村莊,一般會按姓氏系別修纂族譜,如果條件許可,還會修建祠堂。明代頒佈《聖諭六條》,要求百姓“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弟”,並逐漸放寬了民間立祠的限制。通過科舉考試入朝為官的廣府人極力修譜建祠,成為助推器。由此,廣府地區出現了建祠的第一個高峯。
[218]
明末清初,戰爭頻繁,廣府祠堂的興建陷入低谷。廣州“一口通商”後,經濟迅速恢復,積累了大量的宗族財產,廣府迎來歷史上的第二個立祠和修繕祠堂的高峯期。人們利用裝飾中富有地方特色的圖案來傳達和睦、孝道、倫理、忠勇等家國思想。另一個是出現了以陳家祠為代表的“合族祠”,以原貢院附近的大小馬站、流水井、越華路、廣衞街等處分佈最為集中,比如何家祠、朱家祠、趙家祠等。
[218]
廣州就有1300多座祠堂,如廣州錢崗村的廣裕祠,是南宋末年丞相陸秀夫後人為紀念陸秀夫而建的廣府家族祠堂,它記載了廣府人的祖先從中原一路南遷的艱辛與輝煌
[220]
。深圳鳳凰古村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後裔聚居的廣府村落,保留有文氏宗祠
[221-222]
。江門市新會區慈溪村是南宋趙氏皇族村,保存眾多廣府祠堂
[223]
。珠海市斗門區南門村也是南宋趙氏皇族後裔聚居的廣府村落,保存有趙氏祖祠菉猗堂
[224]
。東莞市長安鎮上沙村是孫中山先祖故居,是廣府村落,保留有孫氏宗祠
[225]
。中山市南朗鎮左步村的雙壯孫公祠是孫中山的祖祠,也是廣府建築的典型代表。
[226]
鑊耳屋
廣府民居風格在南宋以後逐步建立起來,至清代中葉已經相當成熟。主要代表形式是佈局整齊的梳式佈局村落和三間兩廊式的合院,鑊耳式的山牆此起彼伏,形成蔚為壯觀的廣府民居特色
[94]
。鑊耳屋是珠三角傳統廣府民居的典型代表,屋子的山牆砌成鑊耳狀,故稱“鑊耳屋”。
[95]
古建築學研究專家張一兵認為廣府文化作為清朝以前深圳文化的主流文化,也是深圳傳統建築的主要來源。張一兵表示,無論是從其基本形制,還是從其施工程序、使用材料上看,深圳地區現存的傳統建築有相當一部分含有大量來自廣府文化中心地的傳統文化因素,這些建築文化現象無疑是來源於廣府傳統文化。
[162]
廣府民居延續了中原民居青磚黛瓦的建築風格
[96]
,又融合了江南民居的特點,鑊耳狀山牆在江浙地區稱為“觀音兜”。其建築特點是瓦頂建龍船脊和山牆築鑊耳頂,用於壓頂擋風。“鑊耳屋”一般為磚木結構,多用青磚、石柱、石板砌成,青磚(麻石)砌牆,階磚鋪地,紅、白石板鋪天井,外牆壁均飾以花鳥、人物圖案。鑊耳的山牆可擋風入巷,讓風通過門、窗流入屋內;火災時,高聳的山牆可阻止火勢蔓延和侵入。
在明清時期的廣府民居中,一般是出過高官的村落,才有資格在屋頂豎起鑊耳封火山牆,體現出一種激勵讀書入仕,光宗耀祖的內涵。鑊耳屋象徵着官帽兩耳,具“獨佔鰲頭”之意,唯有功名的鄉紳方能採用,也是家境殷實的象徵。後來,只要是發了財的村民,都會建造一所鑊耳屋以顯示其富有與氣派。間或也有以蠔殼代替青磚建造的鑊耳屋,很有特色,據説冬暖夏涼。按照傳説和習俗,鑊耳屋的修造必須遵循祠規、族譜所擬定的標準、樣式、尺寸。有功名、有官位、有名望的家族才能依照品級高低、財富多寡建立高低不一的鑊耳牆,否則即為名不副實。鑊耳屋的封火牆又稱“鰲頭牆”,是為“獨佔鰲頭”;前高後低,層遞而上,是為“步步高昇”;天井兩側兩排廂房,俗稱“雙登帶”;行列之間,以青石板路鋪就,一路向上,是為“青雲直上”。
[97]
旗杆石(3張)
廣東現存的廣府建築羣有番禺學宮、陳白沙祠、陳家祠、碧江金樓、佛山祖廟、資政大夫祠、廬江書院、萬木草堂、青雲書院、錦綸會館、嶺南印象園、沙灣古鎮、大旗頭古村、深圳鳳凰古村、深圳南頭古城、深圳平湖老圍、深圳思月書院、深圳王大中丞祠、深圳黃思銘公世祠、深圳沙井江氏大宗祠、深圳沙井曾氏大宗祠、深圳大涌鄭氏宗祠、深圳大涌大王古廟、深圳清湖廖氏宗祠、深圳壆崗陳氏大宗祠、深圳辛養陳氏大宗祠、深圳皇崗莊氏宗祠、南社古村、黃埔村、周氏大宗祠、黃埔南灣村、坑貝古村、塱頭古村、阮埇村、羅格孔家村、碧江村、長岐古村、深井古村、九江煙南煙橋村、莘田村、松塘村、莘村、黎邊村、逢簡村、璜溪村、蓮塘村、上嶽村、大嶺村、瓜嶺村、崗頭村等等。
碉樓
開平碉樓是廣府民居之一
[242]
。1855年至1867年隨着客家人的遷入,開平土地上爆發了一場本地人和客家人的恩怨鬥爭。當時開平本地人出海外經商、工作,積累了大量財富,他們帶着從海外積攢的財富回到家鄉。這些財富也招來了土匪的惦記,甚至直接上門搶劫。這時,原本要買地建房、光宗耀祖的華人華僑大多將房屋建成了“碉樓”樣式,保衞家族安全。其實碉樓原型在明朝就已出現,但興盛起來則是在20世紀20年代前後,據統計當時開平就有超過千座碉樓,鼎盛時期超過3000座。
[243]
西關大屋
西關大屋是過去豪門富商在廣州西關地區營建的大型住宅。這些住宅高大明亮,廳園結合,裝飾精美。其基本佈局是三間兩廊,左右對稱,中間為主要廳堂。每廳為一進。廳與廳之間以天井相隔。正間兩旁主要有書房、偏廳、卧室和樓梯間等。最後為廚房。門廳右邊一般設有庭院小品,栽種花木,佈置山石魚池以供遊憩觀賞。庭院後部為書房。大屋兩側各有一條青雲巷,取"平步青雲"之意。
[242]
廣府文化語言
廣府民系的粵方言保存了唐宋時期的中原音韻,其中最突出的特色就是較為完整地保留了中古漢語普遍存在的”入聲”。北宋初年出版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本官方權威發音韻律書《廣韻》(全稱《大宋重修廣韻》),裏面標註的文字發音與現今的粵方言高度吻合,因此大量的唐詩宋詞現在只有用粵方言來讀,才能符合詩詞基本的“韻律美”。
[44]
清代學者陳澧對《廣韻》和廣州方言有深入的研究。在《廣州音説》中,他詳細論述了廣州方言的特點及其源流,認為廣州方言的音調合於隋唐韻書《切韻》,因為“千餘年來中原之人徒居廣中,今之廣音,實隋唐時中原之音……”
[239]
,國學大師南懷謹先生也認為粵方言是唐代國語。元朝時期,元政府以大都(北京)話為基礎,編制了《中原音韻》,藉以取代原來的《廣韻》,將入聲分派到其他三聲,導致北方話聲母結構迥異於古漢語,無入聲、無濁音,粵語、吳語等方言成了古漢語的孑遺。
[45]
廣府文化農耕
桑園圍始建於北宋徽宗年間,是中國古代最大的基圍水利工程,這與兩宋年間,來自中原的珠璣巷移民抵達南海、順德開基是分不開的,他們帶來了中原、江南農耕水利豐富的生產經驗
[227]
。桑園圍水利工程的建設開啓了珠江三角洲地區大規模基圍農耕開發的歷史,是桑基魚塘生產方式的發端,是廣府文化的共同精神家園。也是唐宋以來中國東部人口南遷、經濟區拓展和重心南移的歷史過程的重要見證。
[228]
由於桑基魚塘的興起,當地養蠶業更從唐宋時的每年五收發展到七收、八收。創造出當年未必預期到的奇蹟--從桑園圍“一船蠶絲去”,到清代十三行“一船白銀回”,裕國通商,帆濟五洋
[227]
。珠江三角洲也成為廣東絲綢的主要產地,形成了基上種桑,塘中養魚,桑葉喂蠶,蠶沙飼魚,塘泥肥桑的循環農業模式和蠶桑文化。
[229]
1873年,南海人陳啓沅在自己故鄉簡村開辦了中國第一家蒸汽繅絲廠--繼昌隆繅絲廠,這標誌着繅絲技術的改進。到1922年,全省桑地面積達187.2萬畝,生絲產量達6278噸,佔全國總產量三分之一。可以説,沒有昔日的“桑基魚塘”,就不會有今日富饒的珠三角。
[229-230]
廣府文化科舉
廣州府歷代鄉貢進士總人數為1283人,其中番禺為260人,佔20.3%;南海357人,佔27.8%;順德238人,佔18.6%; 東莞193人,佔15.0%
[210]
;江門231人
[211]
;香山(中山、珠海)138人
[212]
。佛山所轄南海、順德、三水、高明四縣歷代的鄉貢和進士人數佔廣州府歷代鄉貢進士總數的48.7%,幾乎佔半壁江山。
[210]
廣東歷史上一共出過9位文狀元和5位武狀元,其中順德、南海各出了3位狀元,而且都是2位文狀元和1位武狀元,番禺也出了2位文狀元,分別為簡文會、張鎮孫、倫文敍、黃士俊、莊有恭、梁耀樞、朱可貞、姚大寧。
[213]
佛山出過7個狀元,佔廣東狀元數量的一半以上,是名副其實的廣東狀元之鄉。這與佛山作為嶺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有很大關係,佛山正處廣府文化的核心區域,並以南番順地區最為典型。清代進士吳榮光曾任職湖廣總督一職,他曾説:“國朝制科,廣東九郡舉人中額七十有二名,每科廣州郡幾居其半,廣州十四屬,南海又居其半。”
[210]
明代,廣東考中進士共855人,其中廣州府就有462人,佔全省進士總數的55%
[49]
,著名人物有內閣首輔梁儲、尚書湛若水、禮部尚書霍韜、吏部尚書方獻夫、禮部尚書黃士俊、大學士何吾騶、户部尚書李待問、户部尚書張泰、禮部尚書何維柏、刑部尚書徐兆魁、禮部尚書李孫宸、工部尚書陳紹儒、僉都御史龐尚鵬、浙江按察使周新、抗清名將袁崇煥、嶺南三忠陳邦彥、陳子壯、張家玉、副都御史羅亨信、狀元倫文敍等等。
[237-238]
清代,廣東考中進士共965人,其中廣州府就有570人,佔總數的59%,著名人物有四川總督駱秉章、軍機大臣戴鴻慈、閩浙總督何璟、兩江總督莊有恭、四川總督曾望顏、安徽巡撫鄧華熙、湖南巡撫吳榮光、廣西巡撫劉其昌
[236]
、福建船政大臣黎兆棠、吉林巡撫陳昭常、廣西巡撫黃槐森、禮部侍郎李文田、國務大臣梁士詒、狀元梁耀樞、廣東水師提督何長清等等。
[235]
廣府文化教育
宋代,廣東開始設立書院,有26所。廣東第一間略具規模的書院是廣州禺山書院,建於南宋嘉定(1208-1224)年間,遺址位於當時廣州府學背後(今日越秀區中山四路附近)。除禺山書院外,廣州還有番山書院和濂溪書院兩間,而佛山有6所書院。元代,在廣州創立的書院有玉巖書院和濂泉書院。
[46-47]
明代時期,隨着私人設書院講學之風漸起,廣東書院數量激增,創建的書院達150所,總數已位居全國第三。廣東名儒陳獻章創立了很有影響的江門學派,廣東成為全國重要的學術中心
[48]
。而湛若水、方獻夫、霍韜在佛山南海西樵山創建了大科書院、石泉書院、四峯書院、雲谷書院四大書院,並在此切磋學問、講學,藏修十餘年,吸引了全國各地的名儒,西樵山成為當時全國知名的“理學名山”。宋明理學昌盛,有幾座南方理學名山,宋代以武夷山、廬山為主,明代則首推廣東南海的西樵山。
清代,廣州的書院發展空前,據記載,清代廣州書院在數量上據全國之首,學堂書院不僅數量眾多,形式齊全,而且分佈集中。當時,省級的粵秀書院、越華書院與府級的羊城書院並稱“廣東三大書院”,堪稱清前期廣東教育的中心,而縣級的西湖書院、禺山書院同樣不遑多讓,其後在粵秀山的學海堂、菊坡精舍、廣雅書院等掀起了廣東書院的改革風氣,廣東也一躍而成為全國樸學研究的重地,促成廣東書院發展的高峯時期。
[48]
廣州除了官辦書院眾多,民間書院(宗族祠)同樣發展迅速,鼎盛時期達數百間,在大小馬站、流水井一帶連成了壯觀的書院羣,形成了多層次的民間教育網絡。而西樵山有三湖書院、云溪書院和雲瀛書院,三湖書院更孕育出思想家康有為
[46-47]
。肇慶有端溪書院,是“廣東四大書院”之一
[50]
。
1839年,美國傳教士塞繆爾·布朗在澳門創辦了馬禮遜學堂,這是中國近代第一所西式學堂。課程設置有漢語、英語、算術、代數、幾何、物理、化學、生理衞生、地理、音樂等,學制3至4年。中國第一位留學美國的大學畢業生容閎曾就讀於這所學校,中國第一位留學英國的大學畢業生、第一代西醫黃寬也是馬禮遜學堂的高才生
[51]
。1864年,清政府在廣州創辦廣州同文館,它是廣州最早的一所外語學校。
[52]
1898年,梁肇敏、鄧家仁、陳芝昌等人就在廣州西關創立了時敏學堂,學堂開設了修身、國文、地理、政治等富有現代特色的課程。隨着社會各界“教育興國”的呼聲不斷,迫於形勢,1901年,清政府頒佈了“興學詔”,要求將各地的書院改為小學堂、中等學堂和高等學堂,推行西式教育,廣東廣雅書院、越華書院、禺山書院、格致書院等書院相繼改為廣東高等學堂、廣府中學堂、番禺初級師範學堂、嶺南學堂。當時的嶺南學堂還開設了足球、網球、棒球、田徑、游泳等體育活動,學堂借鑑歐美,將低年級的學生編為童子軍,組織體育鍛煉,高年級的學生組成陸軍團,完全採用軍事化的管理。
[53]
廣府文化學術
南宋時期,名臣崔與之與弟子李昴英在廣州創立了嶺南歷史上第一個學術流派--菊坡學派,是當時嶺南學術的主流學派,他們強調的是經世致用的學問,要培養的是有正氣、有學識、有能力、有功績的讀書人。菊坡學派在思想上重仁治,重君,重才觀。李昴英便是菊坡學派培養的嶺南歷史上第一位探花,其主要門生有陳大震、張鎮孫、李春叟、何文季等。
[54]
明代,廣東大儒陳獻章提出了以“自然為宗”、“學貴自得”的哲學主張,打破程朱理學沉悶和僵化的模式,開啓明代心學先河,創立了“江門學派” 。從陳獻章倡導涵養心性、靜養“端倪”之説開始,明代儒學實現了由理學向心學的轉變,成為儒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為表彰其在學術上的重大貢獻,明朝於萬曆十三年(1585)將陳獻章從祀孔廟,追諡文恭。陳獻章成為嶺南地區唯一一位從祀孔廟的大儒,也是明朝從祀孔廟的四人之一。其主要門生有湛若水、梁儲、林光、張詡、賀欽、鄒智、陳茂烈、何維柏、葉夢熊、陳吾德等。
[55-59]
湛若水在繼承陳獻章學説的基礎上,以“隨處體認天理“為宗,提出“格物為體認天理”與“為學先須認仁,仁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理念,創立了“甘泉學派”,終至自成理學的一大門派,與王陽明的“陽明學”被時人並稱為“王湛之學”。湛若水在全國各地創辦書院近40所,弟子多達數千人,遍佈大江南北,促進了明代心學的發展與繁榮。湛若水的主要門生有呂懷、洪覺山、唐樞、何遷、蔣信、郭棐、馮從吾等
[60-61]
。明代廣府地區的理學家還有霍韜、方獻夫、黃佐、王漸逵、陳建等。
[62]
清代,廣州形成了以陳澧為代表的“東塾學派”,陳澧是位通曉天文地理、樂律算術、駢文填詞的嶺南大儒,是廣東樸學的代表人物。錢穆評陳澧為“晚清次於曾國藩的第二號人物,學術史上主漢宋兼採,力主新式學風” 。陳澧的著作有《東塾讀書記》、《漢儒通義》、《聲律通考》等,以《東塾讀書記》影響最大,現代學者傅斯年把它列為青年學生了解清代學問的入門書。陳澧的主要門生有梁鼎芬、桂文燦、廖廷相、陳伯陶、陶福祥、温仲和、黃紹昌、文廷式、于式枚、汪兆鏞、譚宗浚、徐灝等,其學術影響一直持續到民國。
[63-64]
同時佛山也出現了以朱次琦、簡朝亮、康有為為代表的“九江學派”,他們提出經學與史學結合,以及強化史學的獨立
[65]
。清代廣府地區的儒學家還有馮成修、勞潼、曾受一、胡方、馮龍官、曾釗、林伯桐、侯康、黃培芳等。
鴉片戰爭後,鄭觀應、康有為、梁啓超、容閎等力主變法強國和教育改革,提倡西學,主張興辦學校。康有為在廣州創辦“萬木草堂”,培養維新變法人才,研究維新變法理論,其門生有梁啓超、陳千秋、徐勤、麥孟華、韓文舉、梁朝傑、曹泰、王覺任、陳和澤、林奎等,世稱康門“十大弟子”。
[62]
近代以來,廣府地區出現了眾多中國科學和工程領域的先驅人物,包括中國物理學之父--吳大猷
[66]
、中國航空之父--馮如
[67]
、中國革命空軍之父--楊仙逸、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中國照相機之父--鄒伯奇、中國近代建築之父--梁思成、中國防疫事業創始人--伍連德、中國飛艇設計第一人--謝纘泰、中國離子交換樹脂之父--何炳林、中國微波之父--林為幹、植物學家陳煥鏞、歷史學家陳垣、法學家伍廷芳、王寵惠等等。
廣府文化文學
宋代之前,廣東的文學中心一直位於粵北地區。從宋代開始,珠三角地區逐漸取代粵北成為嶺南文學中心,崔與之、李昴英是當時有全國影響的人物,崔與之更是開嶺南宋詞之始。元朝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多位詩人在廣州南園創立南園詩社,代表人物有孫蕡、黃哲、王佐、李德、趙介,人稱“南園前五子”,他們開創了嶺南詩壇新局面,形成“嶺南詩派”,成為明初中國詩壇五大流派之一,嶺南詩派已與其他四大詩派並駕齊驅。
[68]
明嘉靖年間,歐大任、梁有譽、黎民表、吳旦、李時行五人因追慕“前五先生” 而重結南園詩社,被尊稱為“南園後五子”。明末,在陳子壯的發起下,黎遂球、曾道唯、高齎明、謝長文、區懷年、蘇興裔、梁佑逵等12人,再結南園詩社,復興南粵詩壇,稱“南園後勁”。明代珠三角的文學家還有倫文敍、黃衷、陳邦彥、鄺露、黎貞等。
[69]
清代,珠三角出現了以“嶺南三大家”和“嶺南七子”為代表的一批詩人,包括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程可則、王邦畿、方殿元、方還、方朝、張維屏、李晚芳等,嶺南詩壇與中原、江浙詩壇三足鼎立。“嶺南三大家”的詩作在清代詩壇享有極高聲譽,在中國文學史上也居於重要地位。近代,珠三角地區仍保持宋元以來的中心地位,出現了康有為、梁啓超、吳趼人、黃節、梁鼎芬、羅癭公等人物。據統計,從西漢到近代,廣東境內有籍貫可考的、有文集行世的文學家近1800人,其中珠三角廣府地區就有1405人,佔總數的78.1%。
[70-72]
廣府文化書法
宋代,珠三角的書法家有李昴英、崔與之,現存南山題名石刻就是出於李昴英之手書。從明代開始,珠三角湧現出較多知名的書法家及其作品。陳獻章是當時廣東的大書法家,門下弟子甚眾,自成一格,形成“白沙書派”,開嶺南書法之先河,陳獻章追求書境妙造自然,晚年以茅根作筆被稱作茅龍筆,取得特殊的藝術效果,寫出龍飛鳳舞的書法作品。“白沙書派”代表人物有湛若水、趙善鳴、鄧翹、蕭文明等。明代中葉的代表人物有黎民表、黎民衷、黎民懷三兄弟。其中黎民表留在德慶錦石山(華表石)絕頂壁上的手跡是廣東金石中的著名遺蹟。
明末至清代是嶺南書壇的興盛時期,代表人物有王應華、鄺露、陳子壯、屈大均、陳恭尹、彭睿、蘇珥、黎簡、吳榮光等。王應華是明代嶺南書壇一大家,鄺露書風遒麗奇雅,傳世珍品較多。屈大均、陳恭尹、彭睿是明末遺民書家中成就最大的三位。屈、陳書法清健超逸,彭氏善草書,被人稱為“草聖”,其書畫人稱“竹本派”。
近代以來,嶺南書法代表人物有蘇引壽、蘇仁山、蘇六朋、朱次琦、陳澧、李文田、康有為、梁啓超、崔斯哲、江孔殷、張柏楨等。李文田自創具有嶺南特色的碑派書法,對廣東及整個嶺南書壇作出重要貢獻。嶺南碑派的領袖應推康有為,門下子弟甚多,最著名的有梁啓超、崔斯哲、江孔殷、張柏楨等。其中成就最大的應數梁啓超。民國時期的嶺南書法名家輩出,有王秋湄、葉恭綽、胡漢民、林直勉、容庚、商承祚等。在帖學書法上的名家有潘飛聲、程景宣、商衍鎏、桂坫等。
[73]
廣府文化繪畫
廣東畫壇從明清起有較大發展,人才輩出,主要以珠三角廣府地區為代表。明代南海林良是宮廷中最傑出的水墨花鳥畫家,是明代院體花鳥畫的代表人物,也是明代水墨寫意畫派的開創者,在明代院體畫中獨樹一幟,對後世畫壇,包括宮廷畫家、職業畫家、文人畫家均產生重大的影響
[74-75]
。東莞張穆著稱畫馬,新會高儼擅長山水,順德黎簡詩書畫皆絕,順德蘇六朋、蘇仁山尤擅人物,番禺居巢、居廉工花卉草蟲,重視取法自然,創造了“撞水”、“撞彩”技法。明清的代表人物還有顏宗、何浩、張譽、謝蘭生、羅天池、張如芝、陳璞等。
清代,隨着廣州國際貿易繁榮,洋畫家也來此謀生,並收徒授業,培養出第一批中國油畫家,代表人物有史貝霖、關喬昌、關聯昌等,史貝霖是“中國最早的油畫家”
[76]
。19世紀30年代後,英國畫家喬治·錢納利來華傳授水粉畫技法,大大提升了廣州“外銷畫”水準,關喬昌即為其高徒,關喬昌的《老人頭像》曾入選英國皇家美術學院展,是最早在歐洲畫展上亮相的中國畫家
[77-78]
。近代,珠三角更誕生了“中國油畫之父”--李鐵夫,以及司徒喬、羅工柳、黃新波等著名畫家。
[79]
20世紀初,在珠三角誕生了“嶺南畫派”,其創始人高劍父、高奇峯、陳樹人主張以倡導藝術革命,在中國畫的基礎上融合東洋、西洋畫法,自創一格,着重寫生,多畫中國南方風物和風光,章法、筆墨不落陳套,色彩鮮豔,學者甚眾,它與京津派、海派三足鼎立,成為20世紀主宰中國畫壇的三大畫派之一。代表人物有黎雄才、關山月、方人定、趙少昂、楊善深、高劍僧、何香凝、盧傳遠、李撫虹、容大塊、黃獨峯、司徒奇、趙崇正、何磊、黎葛民、黃幻吾、何漆園、黃少強、陳凝丹等
[80]
。此外還出現了馮潤芝、關蕙農等知名的月份牌畫家,馮潤芝的弟子有羅叔重、鄧芬、黃鼎蘋、馬慈航等。
[81]
廣府文化音樂
嶺南古琴從宋代傳入珠三角,南宋末年,金元入侵中原,南宋皇帝被迫南遷至廣東岡州崖山(今江門崖山),中原琴藝也在岡州留下一批琴譜,相傳《古岡遺譜》就是在當時遺留下來的古琴譜。明代時,著名琴人輩出,有陳獻章、鄺露、陳子壯、陳子升等。清代,嶺南琴派聲名漸顯,創始人是清代道光年間的廣東新會人黃景星。琴譜和琴學論著方面有黃景星的《悟雪山房琴譜》、何斌襄的《琴學匯成》、朱啓連的《鄂公祠説琴》、容慶瑞和林芝仙合編的《琴瑟合譜》等。著名曲目有《碧澗流泉》、《水東遊》、《雙鶴聽泉》、《漁樵問答》、《鷗鷺忘機》、《平沙落雁》、《烏夜啼》、《神化引》等。
[82-83]
近代,珠三角誕生了“中國現代音樂之父”--蕭友梅
[84]
。清末民初,珠江三角洲一帶產生了廣東音樂,是流行於珠江三角洲廣府方言區的傳統絲竹樂種
[231]
,其前身主要是粵劇過場音樂和烘托表演用的小曲,約在二十世紀初期,發展成為獨立演奏的器樂曲。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間,是廣東音樂的興盛時期,湧現了嚴老烈、丘鶴儔和人稱“何氏三傑”的何柳堂、何與年、何少霞等名家,以及“四大天王”的呂文成、尹自重、何大傻、何浪萍等音樂人才,創作出《彩雲追月》、《平湖秋月》、《旱天雷》、《賽龍奪錦》、《步步高》、《倒垂簾》、《娛樂昇平》、《雨打芭蕉》、《楊翠喜》、《雙聲恨》等著名樂曲。
[85]
20世紀20年代,旅居上海的呂文成等廣東音樂人除了創作樂曲外,還灌錄了大量唱片,廣東音樂開始在全國流行。二三十年代之後,東北、西北、廣西、天津、上海等地紛紛成立廣東音樂社團;60年代起,中國各地音樂社團或專業的文藝團體都有上演廣東音樂;美洲、澳大利亞、東南亞或歐洲等凡有廣東僑民的地方也多有演出
[85-86]
。20世紀40年代後,不少廣東音樂名曲更成為了國宴、迎賓音樂而被譽為“國樂”。廣州番禺區沙灣鎮被國家文化部命名為“中國民間藝術之鄉——廣東音樂之鄉”。
[87-88]
廣府文化商業
廣東會館(6張)
1685年,伴隨着日益頻繁的國際商業交往,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官方外貿專業團體--廣州十三行應運而生。1757年,廣州十三行成為清帝國惟一合法的外貿特區,中國與世界的貿易全部聚集於此,直至鴉片戰爭為止,這個洋貨行獨攬中國外貿長達85年。通過十三行,中國向英國、法國、西班牙等歐洲國家出口絲綢、瓷器等,維持了100年以上的貿易順差地位,其結果是全球的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十三行也被譽為“金山珠海,天子南庫”
[91-92]
。十三行商人從壟斷外貿特權中崛起,經濟實力顯赫,是近代以前中國最富有的商人羣體,代表人物有盧觀恆、梁經國、吳健彰等。廣州十三行商人與兩淮鹽商、山陝商人一同,被稱為清代中國的三大商人集團。
[16]
廣東商人在上海乃至整個中國的近代史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鴉片戰爭後,廣東人追隨洋商的腳步來到上海,粵商也成為近代上海最大的商幫之一,其中以廣府地區的香山縣和南海縣的商人為主。他們積極參與洋務運動,引進西方先進生產技術,在上海創辦了江南製造總局、輪船招商局、上海機器織布局
[214]
。他們積極投身於中國早期工業化的建設熱潮中,開辦航運、電報等新興行業,開礦山、造機器,幾乎參與了中國近代新型工業絕大部分項目的投資、運營,是近代中國工商社會名副其實的開拓者
[241]
。代表人物有唐廷樞、徐潤、鄭觀應、梁炎卿、陳啓沅、薛廣森、唐翹卿、徐榮村、馬應彪、郭樂、簡照南、簡玉階、冼冠生、盧根、羅明佑、唐廷桂、莫仕揚、鄭翼之、李煜堂、方舉贊、鄭伯昭、陳炳謙、曾煥堂、蔡昌、李敏周等等。
現代廣府商幫湧現出李兆基家族、鄭裕彤家族、郭得勝家族,香港四大家族中就佔三席
[93]
。還包括李文達、呂志和、何鴻燊家族、李佩材家族、利希慎家族、周永泰家族、馬萬祺、何賢、楊惠妍、何享健、王衞、張志東、龐康等等。
廣府文化信仰
南海神
隋開皇十四年(594年),隋文帝下詔建四海神廟祭四海,在廣州建南海神廟,而火神祝融也正式被尊任為南海神廟供奉的“海神”
[232]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加封南海神為“洪聖廣利王”,民間自此又將南海神稱為“洪聖王”。除了在南海神廟的官方祀典外,民間亦形成了各種各樣、形式莊嚴的祭祀活動和大量的南海神“離宮”洪聖王廟
[233]
。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就有二百多座“洪聖王廟”,實際就是南海神廟
[240]
。洪聖誕又稱南海神誕、波羅誕,誕期是每年的農曆二月十一至十三日,是民間為慶祝南海神祝融誕辰而舉行的迎神賽會活動。
[234]
北帝
北帝又叫真武大帝、是廣府人最崇拜的神祇之一
[206]
。北宋以來,玄武崇拜日盛,尤其是北宋邊患頻繁,作為北方主神的玄武,其崇拜得到官方支持
[207]
。在這種背景下,隨着中原人口大量南向遷移,玄武崇拜也就跟着來到了嶺南。明朝初期,燕王朱棣認為皇權的獲得,是因為北帝的庇擴,把北帝祭祀列為國家大典,玄武信仰也因此進一步遍及全國。北帝崇拜在明代以後也成為珠江三角洲地區民間信仰的主流之一。北帝祀典上升成為官方禮制,不僅供奉北帝的祠廟遍及各鄉,而且村民的家中也普遍供奉着北帝的神位。明清以來,佛山祖廟和北帝崇拜在珠江三角洲、港澳地區有着相當廣泛的影響。
[208]
廣府文化園林
餘蔭山房(35張)
如順德清暉園原為明代狀元黃士俊的府邸,後再由清代大良進士龍應時、龍廷槐、龍元任家族陸續建成
[153]
;番禺餘蔭山房是清代舉人鄔彬所建
[154]
;東莞可園的創建人張敬修官至江西按察使,他金石書畫、琴棋詩賦樣樣精通
[155]
;佛山梁園的主人梁藹如官至內閣中書,同時也是清代嶺南的書畫名家
[156]
;廣州聽松園的主人是晚清愛國詩人張維屏,曾任湖北黃梅縣知縣、江西南康府知府;杏林莊園主鄧大林是清道光進士,曾在山東任知縣,是一位詩人、畫家;六松園是潘有為為父親修建的頤養天年的園林,他是乾隆年間的進士;康園是康有為的祖父康贊修置辦的產業,康有為小時候曾在園中的小蓬仙館讀書,1887年他在康園完成《人類公理》一書。
[152]
在18至19世紀初期,廣州海珠區、西關一帶曾湧現出眾多由十三行商人興建的規模宏大、雍容華麗的私家園林,包括潘家花園、伍家花園、海山仙館在內的眾多名園,被稱為“行商庭園”。它們不僅是嶺南園林的巔峯之作,還引發了清代時期歐洲各國模仿“中國式”園林的盛況,使中國式園林在歐洲風靡了近百年。現存的清代嶺南四大園林分別是清暉園、餘蔭山房、梁園、可園,其他著名園林還有寶墨園、嶺南和園、粵暉園、粵劇藝術博物館等。
[105-106]
嶺南園林的獨特風格:求實兼蓄,精巧秀麗。在建築形式上有比較鮮明的特色:一是通透、樸實。二是裝修精美、華麗,大量運用木雕、磚雕、陶瓷、灰塑等民間工藝、門窗格扇、花罩漏窗等都精雕細刻,再鑲上套色玻璃做成紋樣圖案,在色彩光影的作用下,猶如一幅幅玲瓏剔透織綿。三是佈局形式和局部構件受西方建築文化的影響,如中式傳統建築中採用羅馬式的拱形門窗和巴洛克的柱頭,用條石砌築規整形式水池,廳堂外設鑄鐵花架等,都反映出中西兼容的嶺南文化特點。
[101]
嶺南庭院佈局大致有四種:(1)建築繞庭;(2)前庭後院;(3)書齋側庭;(4)前宅後庭
[102]
。嶺南園林庭院的建築與院落在採光上採用虛實蔭翳的設計,利用佈局上的曲折調節光的明暗過渡,近處的"障景"與遠處平遠高亮的景觀形成了對比與映襯,明暗錯落豐富了景觀的層次感,延展了園林在視覺上的空間感,藉助這種方式,讓遊賞者產生撲朔迷離,真幻相生的空間感知。
[103]
嶺南園林的營建,最重視的是選址,選址大多在自然景色優美的地方,因此,造園時在宅園與外界交界處,利用環境景觀最好的面向採取開敞的方式進行佈局。嶺南園林常用的手法就是借用水面,水面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平坦開闊,視野寬廣。而且還將廳堂作為界面,在園內可觀賞園外風光,而園外觀看園林建築,因造型之優美更顯出園林的魅力。利用樓閣或假山抬高視線,當登上樓閣或假山時,不僅園內空間景色一覽無餘,而且能望到園外的溪流、池湖、田野,還有遠處的巒羣山峯,庭園高處視野開闊,高瞻遠矚,有海闊天空之感,園林構成十分豐富,取得了“山外青山樓外樓”的效果。
[104]
廣府文化戲曲
粵劇
粵劇(Cantonese Opera),又稱“廣東大戲”,發源於佛山,是以粵方言演唱,漢族傳統戲曲劇種之一。粵劇源自南戲,源流可追溯到明代嘉靖年間,是以明清時期流入廣東的海鹽腔、弋陽腔、崑山腔、梆子腔等諸腔為基礎,並吸收珠江三角洲的民間音樂所形成的以梆子(京劇稱西皮)、二黃為主的中國南方一大劇種,其唱腔屬皮黃系統板腔體。粵劇形成於廣東,後傳入廣西、香港、澳門,在東南亞和美洲各國有華僑居住的地方均有粵劇演出
[6]
[40]
。由於廣府人的先祖來自不同地域,所以粵劇是受到漢劇、徽劇、秦腔等多個劇種的影響而發展起來,取各家之長,自成風格,既與傳統的戲曲文化一脈相承,又具有濃郁的嶺南文化特色。
粵劇源自南戲,自明朝嘉靖年間開始出現,形成之初,用民族樂器伴奏,以戲棚官話演唱。是揉合唱做念打、樂師配樂、戲台服飾、抽象形體等等的表演藝術。清雍正五年間,北京名伶張五,人稱攤手五,因躲避清廷的追捕,化裝易服逃亡來粵,寄居於佛山鎮大基尾以京劇崑曲教授紅船子弟(粵伶以紅船為交通工具,“紅船子弟”便成為粵劇藝人的代稱),建立“瓊花會館”,是粵劇界最早的戲行組織,佛山遂被稱為粵劇的故鄉。其時佛山多迎神賽會,逢神誕必要上演粵劇,清代有一首竹枝詞描寫了這一盛況:“梨園歌舞賽繁華,一帶紅船泊晚沙,但到年年天貺年,萬人圍住看瓊花”。
到了清朝末期,文化人為了方便宣揚革命而把粵劇演唱語言改為粵語,使廣州人更容易明白。辛亥革命後,粵劇受文明戲、話劇的影響,20年代以後又受西方現代電影藝術的影響,從而引進了時代歌曲和西方爵士音樂 ,除使用民族樂器演奏外,還使用了小提琴、電吉它、爵士鼓、小號等。建國以前的三十年間,粵劇在演出風格上基本分為“省港大班”與“過山班”(或稱“落鄉班”)兩大派系。深圳的粵劇流行於羅湖、福田、南頭、蛇口、西鄉、福永、沙井、松崗、公明、光明、平湖和大鵬等粵語地區。
[107]
首任粵劇“八和會館”會首的鄺新華,不但是“同治中興”的代表,也是著名的文武老生,演過《蘇武牧羊》、《太白和番》、《李密陳情》等名劇。清末民初之交,更是羣星閃耀,名伶輩出,如千里駒、肖麗湘、小生聰、周玲利、李雪芳等等,俱皆馳名於海內外。千里駒有“花旦王”之稱,李雪芳則被康有為譽為“南雪北梅”,與梅蘭芳並提。三十年代在粵劇史上稱為“薛馬爭雄”的時代,薛覺先接近京劇風格,表演技巧比較全面,生旦淨醜無所不能,有“萬能老倌”的綽號,但以演小生出色,代表性劇目有《胡不歸》等四大悲劇的馬師曾以丑角取勝。他在以“孤寒種”(吝嗇鬼)為主角的組劇中,盡情揭露封建財主資本家的醜態,有莫里哀之風。不但在兩廣、港澳和東南亞等地,為廣大觀眾所傾倒,在美國多年,也深受歡迎。
[6]
[40]
粵曲
自明代晚期至現代,廣府地方曲藝有木魚歌、龍舟歌、南音、粵謳、粵曲及粵語説書等。其中,粵曲是廣府曲藝的代表,它是用粵語演唱的曲種,源於戲曲聲腔,流行於粵語方言地區以及在海外的廣府人聚居區。2011年5月,粵曲經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粵曲形成於晚清時期。清道光初年,廣東的八音班樂工以清唱為主,兼唱外江戲唱腔,後來逐漸改唱粵劇唱腔。同治初年,經失明女藝人“師孃”繼承發展趨於成熟。民國初期,師孃開始進入茶樓開設的曲藝茶座演唱。此後明眼女藝人(稱為“女伶”)逐漸取代師孃演唱粵曲,改坐唱為站唱,改一人多角為一人多腔。1918-1938年期間,是女伶階段的全盛時期。她們改“戲棚官話”演唱為粵語演唱,改假嗓為真嗓,並劃分為大喉、平喉(此為男角專用腔)、子喉(為女角專用腔)3種唱法,粵曲進入了鼎盛時期。
粵曲各個時期均產生有傑出人才。“師孃”時期有月英、漢英、翠燕、馥蘭、羣芳、二妹等。“女伶”時期代表性人物是大喉唱家熊飛影,子喉唱家張瓊仙(又名張玉京)和四大平喉唱家的小明星(鄧曼薇)、徐柳仙、張月兒和張惠芳。建國後的名演員更是人才濟濟,有李少芳、關楚梅、黃佩英、何麗芳、白燕仔、譚佩儀、黃少梅、李丹紅等等。粵曲早期曲目大都來自粵劇的班本,師孃時期的八大名曲有《百里奚會妻》《辨才釋妖》《黛玉葬花》《六郎罪子》《棄楚歸漢》《魯智深出家》《附薦何文秀》《雪中賢》。女伶時期,著名演員均擁有自己的首本曲目。如熊飛影的《嶽武穆班師》,小明星的《知音何處》,徐柳仙的《夢覺紅樓》。抗日戰爭時期,還產生了不少抗戰題材的曲目,如小明星的《恨鎖五羊城》《人類公敵》,徐柳仙的《熱血忠魂》《血債何時了》,李少芳的《烽火危關》《聞雞起舞》等。
粵曲重唱功,講究聲腔藝術,分大喉、平喉、子喉三大類。音樂性強,曲調優美,曲牌板式極為豐富,以梆子、二簧兩大腔係為主體,吸收地方歌謠、小曲、小調為輔。表演形式除繼承傳統的清唱外,還發展了説唱、彈唱、表演唱、小組唱、小合唱等。近年,粵曲在專業演出中日漸消寂,但隨着民間私夥局的發展,粵曲從民間得到了維持其旺盛生命力的土壤。
[108]
南音
廣府南音形成於清朝嘉慶道光年間,是流行於珠三角和香港、澳門的一種傳統説唱曲藝。廣東南音源於外省的南詞班且吸收江、浙的“揚州彈詞”等曲種的音樂經衍變、發展,逐步形成以南音唱腔的歌謠體系。
[177]
[183]
粵謳
廣府文化工藝
廣府民系的工藝美術,品類繁多,有的在國內外享有崇高的聲譽,如“廣繡”、“廣彩”、“廣雕”、“廣式傢俱”、“廣琺琅”、“廣州外銷扇”;佛山陶瓷、木版年畫、剪紙、金銀銅錫箔、染色紙、獅頭、彩扎燈色;新會葵扇;東莞和南海煙花炮竹以及各地在建築裝飾中的木雕、泥塑、灰塑、磚雕等,其中以粵繡、雕刻、陶瓷最具特色。
廣繡
廣繡(8張)
到明代中期,廣繡已揚名海外。後來,廣繡開闢了對外貿易活動,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親自倡導成立英國刺繡同業公會,按廣繡作坊形式組織英王室繡莊,王室繡莊從中國進口絲綢和絲線,加工繡制貴族服飾;英王查理一世倡導讓廣繡藝術傳播英倫三島,並動員國人種桑養蠶,當時廣繡被西方學者稱譽為“中國給西方的禮 物”,英、法、德、美各國博物館均有收藏,故宮博物院也收藏有不少廣繡的優秀作品。廣繡大致分為兩大品類:" 一是盤金刺繡,二是絲絨刺繡。"盤金刺繡以金線為主,輔以彩紛刺繡,金碧輝煌,燦爛奪目,雍容華貴。絲絨刺繡開絲纖細,色彩繽紛,繡出的花鳥尤其精美。
[113-115]
廣彩
廣彩(10張)
廣雕
廣雕雕刻藝術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按雕刻的質體分類,可分為廣州欖雕、牙雕、玉雕、木雕、石雕、磚雕、骨雕等,其中最負盛名的是廣州牙雕、廣州玉雕、廣州木雕。清代以來,廣州工匠根據西方客户的要求,選擇各種名貴材料,精鏤細刻,形成了新穎、生動逼真、精巧細膩的廣雕藝術品,更成為朝廷貢品,故宮博物院均有收藏,代表人物有陳祖章、翁昭、翁榮標、李定寧等。
[118-119]
核雕長期以來一直流行於中國南北各地,江蘇、山東和廣東等地的核雕藝術在長期流傳過程中形成了一定的傳統,所創核雕作品各具特色,歷來為世人所愛重。廣州欖雕是流行於廣州市增城區一帶的一種傳統雕鐫藝術,其歷史可以上溯到明清時期,代表人物有清代乾隆年間的廣州籍宮廷匠人陳祖章和咸豐年間的新塘民間藝人湛谷生等。廣州欖雕以烏欖核為基本材料,增城自古盛產烏欖,為欖雕的形成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秉承嶺南文化精神的廣州欖雕刻工細膩精微,形態小巧玲瓏,造型秀麗雅緻,線條流暢生動。它可以分座件、掛件、珠串、核舟等品類,技藝形式則包括浮雕、圓雕、鏤空雕等。以“東坡遊赤壁”為題材的核舟是廣州欖雕的傳統樣式,歷代名家均有此類作品傳世。陳祖章的雕橄欖核舟作品現收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120-121]
廣式傢俱(10張)
廣琺琅
外銷扇
廣州外銷扇(14張)
廣府文化飲食
廣府菜(27張)
著名的廣州菜有:白切雞、燒鵝、烤乳豬、紅燒乳鴿、蜜汁叉燒、脆皮燒肉、上湯焗龍蝦、清蒸東星斑、阿一鮑魚、鮑汁扣遼參、白灼象拔蚌、椒鹽瀨尿蝦、蒜香骨、白灼蝦、椰汁冰糖燕窩、木瓜燉雪蛤、幹炒牛河、廣東早茶、老火靚湯、羅漢齋、廣州文昌雞、煲仔飯、支竹羊腩煲、蘿蔔牛腩煲、廣式燒填鴨、豉汁蒸排骨、菠蘿咕嚕肉、蠔油生菜、豆豉鯪魚油麥菜、上湯娃娃菜、鹽水菜心、魚腐、魚香茄子煲、太爺雞、香芋扣肉、南乳粗齋煲、菜膽燉魚翅、麒麟鱸魚、姜葱焗肉蟹、玫瑰豉油雞、牛三星、牛雜、布拉腸粉、蝦餃、豬腸粉、雲吞麪、及第粥、艇仔粥、荷葉包飯、碗仔翅、流沙包、豬腳姜、糯米雞、缽仔糕等。
廣府文化民俗
廣府地區的節俗有迎春花市、番禺飄色、生菜會、醒獅、龍獅、鰲魚舞、黃閣麒麟舞、市橋水色、佛山秋色、魚燈、乞巧、中秋燈會、元宵燈會、重陽登高、鳳舞、八音鑼鼓、木魚歌、龍舟、北帝誕、波羅誕、鄭仙誕、金花誕、何仙姑誕、日娘誕、魚花誕、田了節、盂蘭節、木偶戲、賣身節、羊城荷花節等。
醒獅屬於中國獅舞中的南獅,是融武術、舞蹈、音樂等為一體的漢族民俗文化
[130]
。歷史上由唐代宮廷獅子舞脱胎而來,五代十國之後,隨着中原移民的南遷,舞獅文化傳入嶺南地區。明代時,醒獅出現在廣東南海縣(今佛山),現流傳於華南地區及海外華人社區。廣東醒獅被認為是驅邪避害的吉祥瑞物,每逢節慶,或有重大活動,必有醒獅助興,長盛不衰,歷代相傳
[42]
。深圳舞獅主要在西部如寶安、沙井等地區,“松崗七星醒獅”於2011年5月被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名錄。
[131]
扒龍舟是漢族傳統節日端午節的主要習俗,起源於江浙地區,是中國漢族人民紀念屈原的傳統節日習俗,也是漢族龍圖騰文化的代表之一
[132-136]
。廣州扒龍舟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五代十國時期的南漢,廣州早期賽龍舟只是一種宮庭活動,南漢後主劉龔(958--971年在位)當年在廣州城西疏浚“玉液池”,每年農曆端午節舉行龍舟競渡。到了明、清兩代,是廣州龍舟競渡的鼎盛期
[137]
。順德、中山、東莞等地的龍舟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
[138-140]
。深圳“松崗賽龍舟”被列入第二批廣東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141]
珠三角地區有把龍舟埋藏於河底保存的風俗,稱為“藏龍”,埋藏龍舟的地方稱為“龍船竇”,每逢端午節前把龍舟挖起,修復後進行賽龍舟
[142-144]
。這種風俗與江蘇無錫地區的風俗十分相似,無錫的龍船在每年比賽之後都將船底鑿穿,用麻布包着沉放在相應的河道中,只將龍尾露出水面,等到下次比賽時再撈起修理,沉放龍船的河道統稱為“龍船浜”。
[145]
廣府文化僑鄉文化
廣東是著名僑鄉,廣府籍港澳同胞365萬人,廣府籍海外華僑華人達897萬人。大量在海外生活的廣府人,成為傳承中華文化的重要紐帶。其中,中國改革開放後從大陸移居海外的“新移民”們在北美孕育了“新移民文學”。美國舊金山華文文藝界協會名譽會長劉荒田認為,“新移民”羣體以廣府籍人數最多,他們在北美站穩腳跟後,開始有精神方面的追求,首批新移民文學作品主要以回憶為主線,以鄉愁為基調,新移民文學已是大中華文學的分支,如今,像劉懷宇等廣府籍作家已成為推動海外漢語文化發展的重要隊伍。北美地區更出現不少傑出廣府籍華人,如美國華僑領袖陳芳、美國海軍少將鍾雲、美國二戰英雄陳瑞鈿、美國國會參議員鄺友良、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美國舊金山市市長李孟賢、加拿大總督伍冰枝、加拿大省督林佐民等等。
在澳大利亞,華裔從政者與小區團體長期以來積極推廣及傳承中華文化,民間組織更不時透過各種渠道、表演方式等來倡導中國文化,當中廣東人的嶺南文化表演藝術,更是備受當地民眾喜愛,很多其他族裔的年青人紛紛拜師學藝,間接促成不同民族的融匯與交流,而在當地的華人廚師協會亦在過去多年間舉辦各種美食節,推廣嶺南飲食文化,創造新穎的廣東食譜。
“華人是馬來西亞的第二大族羣,其中有不少是廣府籍華人。”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校長莫順宗説,在東南亞各國長期流傳着“客家人開埠、廣府人旺埠”的名言,華人移居馬來西亞,歷經數代繁衍後早已落地生根,但今日的馬來西亞華人,包括土生土長的年輕一代,大多仍深諳中文,而在華人密集的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華人之間更習慣使用廣府話作為溝通語言,中國方言文化維繫着海外華人的情感。
[146]
廣府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
廣州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有嶺南古琴、廣東音樂、醒獅、粵劇、木偶戲、粵曲、廣繡、廣州象牙雕刻、廣州欖雕、廣州玉雕、灰塑、廣式傢俱、涼茶、廣彩、乞巧、波羅誕、保滋堂保嬰丹製作技藝、潘高壽傳統中藥文化、陳李濟傳統中藥文化
[147]
。佛山入選的有:佛山十番、龍舞、獅舞、粵劇、龍舟説唱、佛山木版年畫、廣東剪紙、佛山彩燈、佛山獅頭、石灣陶塑技藝、佛山秋色、佛山祖廟廟會、香雲紗染整技藝、八音鑼鼓
[148]
。江門入選的有“白沙茅龍筆製作技藝”、“台山浮石飄色”、“泮村燈會”、“新會葵藝”、“蔡李佛拳”、“荷塘紗龍”
[149]
。東莞入選的有:東莞千角燈、龍舟製作技藝、木魚歌、龍舟月、莞香製作技藝、寮步香市等
[150]
。中山入選的有:小欖菊花會、醉龍舞、崖口飄色、沙溪涼茶、六坊雲龍舞等。深圳入選有七星醒獅、松崗賽龍舟。珠海入選有三灶鶴舞。
廣府文化特徵
廣府文化即廣府民系的文化,是粵方言地區之中的一個地域文化,廣府文化形成於廣州府地區。廣州府自設立以來,經濟發達、商貿繁榮、文教鼎盛,是廣府文化的核心地帶和興盛之地,一直處於廣東省的領先地位 。廣府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中原與江南移民文化所形成,傳承了中原漢文化的精髓,在各個領域中常被作為廣東漢文化的代表 。廣府文化的代表有“廣東音樂”“粵菜”“醒獅”“廣繡”“廣彩”“廣雕”“嶺南畫派”“鑊耳屋”“嶺南園林”“粵劇”“粵曲”等等。
[209]
廣府文化爭議
有人説,“廣府”在嶺南之設置,最早可追溯到東晉南北朝設廣州都督府。都督府是官署,是一個機構,不是行政區的名稱。因此,這一時期不存在“府”的地方行政區劃,不能將一個地區稱之為“府”,不存在“廣府”的區劃概念。 隋代在州、郡之上設有軍政合一的總管府。這是北周將都督區改為總管區制度的推廣。唐代沿之,不久改為都督府。唐代來華的外國人稱“廣府”,説的是廣州城,這是將官署作為所在地的代稱了。作為廣州城代稱的“廣府”,其範圍不等於今稱廣府文化的廣府,但此為今見最早使用“廣府”一詞,日後之“廣府”一詞或從此演變。
[2]
圍繞着對“廣府文化”、“廣府人”的定義一直存在頗多爭議,範圍上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形成時間上有“唐宋説”與“秦漢説”之分。狹義的廣府人指分佈在珠三角廣州府地區的粵語漢族族羣,主要是自唐宋時期經粵北南雄珠璣巷南遷的中原與江南氏族所形成,廣府人是廣州府人的簡稱
[9]
。珠璣古巷是廣府文化的發祥地
[157]
,廣府文化以珠江三角洲為通行範圍
[164]
。範圍就是今天廣東省的珠三角的廣州、深圳、佛山、東莞、珠海、中山、江門、惠州龍門、粵北地區的清遠、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
[17-36]
後來一些學者提出廣義的廣府人應該是泛指以粵語為母語的漢族族羣,認為“廣府”即“廣信府”,提出了“封開是‘廣信首府’”,範圍擴展到粵西、雷州半島、廣西東南部等粵語地區
[165]
,廣府文化範圍擴展到廣東的廣州、
[186]
深圳、
[187]
[199]
佛山、
[188]
東莞、
[189]
惠州、珠海、
[190-191]
中山、
[191]
江門、
[192]
肇慶、
[193]
清遠、
[194-195]
茂名、
[196-197]
陽江、
[198]
雲浮
[199]
;中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200-201]
澳門特別行政區
[191]
[200]
;廣西的梧州、北海、防城港、貴港、玉林、南寧、賀州、崇左、百色等。
[185]
[202]
並認為肇慶市是廣府文化的發祥地
[166]
。認為廣府文化既有古南越的遺傳,更受中原漢文化的哺育,還受西方文化的影響,還與同屬廣東三大民系文化的潮汕文化、客家文化相互取長補短
[163]
。此提法的依據是“古廣信”即今天的廣東肇慶市封開縣與廣西梧州一帶,是漢武帝統時期在嶺南粵語區域最早的行政首府。是中原文化與嶺南土著文化、中國傳統文明與西方文明交匯最早的地區之一。“古廣信”歷時長達近400年,誕生了“古廣信文化”
[166]
。廣府民系由南越土著與中原漢族融合而成,其源頭可溯至先秦時期的南越土著文化。南越土著文化是廣府文化的重要基因,正因如此,廣府文化才具有區別於中原文化的特質
[173]
。並提出廣府文化源流‘三地説’(即肇慶是發祥地,廣佛是發展地,港澳是發揚地)”等新觀點,同時也引來頗多爭議
[172]
。
然而“古廣信”的正式稱謂是“廣信縣”,並非“廣信府”
[37]
。而且僅僅依照語言(方言)差別來劃分,不足以全面反映民族內部的分支及其特點。
[6]
這些粵語地區的漢族族羣是由秦漢時期的中原移民和當地的土著民族融合而成,並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民系文化。包括粵西地區發源於古代高涼郡,以高涼文化為代表的高陽民系
[4]
[38]
;西江流域的西江文化
[174]
:雷州半島地區以雷州文化為代表的雷州民系
[10]
[39]
;廣西地區的漢族文化稱為桂系文化
[3]
[5]
,廣西各地漢族發展情況比較繁雜,稱謂很多,不下數十、百種。有人曾以語言作區分,將廣西漢族分為“官、平、白、客”數支,但僅僅依照語言(方言)差別不足以全面反映民族內部的分支及特點。近年有的學者根據習俗文化心理與民族關係特徵,參照地域、語言(方言)特點,將廣西漢族劃分為:普通漢族、客家人、蔗園人、百姓人、六甲人、疍民、伢人、福建人等數支,其中使用粵語的漢族族羣屬於普通漢族支,是指與中原地區所謂“一般漢人” 的風俗民情相差不遠、具有漢族內部一般特徵通性的漢人,他們主要分佈於整個桂東南地區和橫縣、南寧以及左右江一帶縣城集鎮。
[6]
後來,這些粵語地區又受到珠三角廣府文化的影響,成為廣府文化的流行地區。例如粵劇最早發源於佛山
[40]
,清中葉時期傳入到粵西地區的高州府、雷州府、廉州府、瓊州府等下四府,故又稱“下四府”粵劇
[41]
,清咸豐年間又傳入廣西,主要流行於桂東南、南寧以及左右江一帶粵語地區
[6]
。又如醒獅最早起源於廣州府南海縣(今佛山),後逐漸流傳於廣東、廣西及海外華人社區。
[42]
廣州市方誌辦原主任、研究員、廣東省廣府人珠璣巷後裔海外聯誼會學術顧問、廣東廣府學會副會長陳澤泓認為,廣府文化、廣府民系説不清的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廣府”概念的説不清。 將“廣府”一稱理解為源自明代始設的廣州府,才是合理的解釋。而廣州進入府的建制之後,“廣府”作為行政區劃之名稱及涵蓋範圍,更為容易説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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