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文化

嶺南區域歷史開發有自北向南、從西往東、從山區到沿海的空間推移過程，也形成了與此大致相應的地域文化分佈格局。西江地區作為嶺南開發自西往東空間推移的第一站，文化發生比許多地區要早，故封開、梧州一帶有“初開粵地”之説（轉見廣東省科學院丘陵山區綜合科學考察隊主編：《廣東山區國土開發與治理》第85頁，廣東省科技出版社，1990年）。後來又成為嶺南文化的一箇中心。

西江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如何發展西江文化，豐富西江文化，利用西江文化，為西江的經濟發展，旅遊發展添磚加瓦，使西江這條黃金水道重現光芒，則是西江人的當務之急，應當認真思考的問題。 ^[3] 

龍母文化是西江流域獨特的地方文化，“悦城龍母誕”入選我國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龍母誕習俗活動已延續兩千多年。新時代下的龍母文化被賦予了更為豐富的文化內涵，對龍母文化的傳承，是對勤勞、善良、勇敢、智慧、慈愛的美德傳承，是對正義、無私、奉獻、樂善好施、為民造福的精神傳承，有利於弘揚真善美，為社會發展提供更為深層的內生動力 ^[19]  。

考古發掘顯示，西江流域是嶺南文化最早的一個起源地。1961年秋在封開縣河兒口圩黃岩洞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址，是繼曲江馬壩、陽春獨石仔之後嶺南為數不多的舊石器文化遺址代表之一，距今約12萬年。出土的打擊石器、石核和石片等工具表明，當地的原始人羣已普遍用火，結網捕魚，狩獵野獸，採集野果和縫製衣服等，從中可見西江原始文化朦朧的曙光。有關研究還表明，封開的舊石器文化，當是與我國其他地區的舊石器晚期文化處於同一發展階段，並且與北京山頂洞文化最為接近，是屬於舊石器晚期後一個階段的文化（莫稚：《廣東舊石器時代文化及其若干問題》，見《史前研究》1985年第3期）。正因為這一階段文化遺址在嶺南甚為罕見，黃岩洞遺址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距今約1萬年到3500年，廣東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約有400多處。70年代以前西江地區考古工作很不充分、發現的新石器遺址不多，但著名的封開黃岩洞既是舊石器、也是新石器文化代表，出土大量各種新石器和兩個晚期智人顱骨和肢體，時代距今8000年到1萬年。這樣的文化遺址或遺存1982年以來在封開、德慶、懷集、羅定、廣寧、高要等地不斷有所發現。其文化內涵反映當時原始人羣從事漁獵和農耕、製作幾何印紋陶，採取“幹欄式”建築等，即與珠江三角洲西樵山文化、北江石峽文化有密切關係，又與桂南大石鏟類型文化有關，説明地理區位和交通上特點，使西江文化一開始就受多方面影響，吸收了相鄰地區文化內涵，表現了多種文化風格。

春秋晚期，南越文化注入青銅文化成分，進入一個新發展階段。在廣東境內青銅文化遺址約三四百處，墓葬100多座，出土各類青銅器八九百件。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分佈在西江流域。如羅定、廣寧、肇慶、四會、懷集、德慶等地即有青銅器墓葬，有的墓葬規模很大，如羅定一號墓出土青銅器多達百件以上。這些銅器種類多樣，包括炊器、容器、樂器、兵器、工具和雜器等。經有關方面科學鑑定，它們在鑄造工藝、成分配伍、鑄後加工及熱處理等方面，均達到很高水準，這些銅器除具有中原文化風格以外，有的還與江淮、楚地相近或相同。例如肇慶、羅定出土編鐘，與湖北隨縣出土的基本一致；肇慶松山戰國墓出土的銅、壺、足、盤、劍、戈、矛、鏃等兵器來自楚地或深受其影響，顯示西江文化與楚文化有密切關係。在德慶欄馬山戰國墓出土一把青銅劍上刻有6個漢字銘文，使西江地區成為漢字在嶺南流行最早地區，也為原始西江文化增添異彩。

秦始皇進軍嶺南，在湘漓二水分水嶺間開鑿興安運河（靈渠），首先打通與嶺北交通。西漢初南越國與巴蜀的枸醬貿易也是假道西江上游河道，東下番禺的。此外，還有“從漲海（南海）出入”的海道，其中最重要一條是經南、北流江，從合浦徐聞港出發的海上交通線，《漢書·地理志》記載頗為詳備。這都成為歷史早期西江文化發展先於其他地域文化的一個優勢所在。 ^[1] 

秦漢以降，嶺南地區先後建立起封建制度，區域開發進入一個嶄新發展階段。西江大小支流，成為秦漢進軍嶺南主要通道，原西江文化得以大規模地與外來文化碰撞、整合，發展成為以南越文化為底本，以中原文化為主體的區域文化。西江文化發展的這個過程比嶺南其他地域文化完成要早，這在其文化特質的各個方面都有所表現。

在物質文化方面，西江流域得到進一步開發，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長沙國“地形圖”上，在今廣東境內只標出“桂陽”（連縣）和“封中”兩個地名，後者即今賀江流域，説明該地區最早為嶺北所熟知，區域開發自然在其他地區之上。如廣西梧州地區漢代考古發掘所獲各種冥器就有大量各式農業用具、糧倉等。特別是所鑄銅質糧倉非常精美（梧州市博物館：《廣西梧州市近年出土的一批漢代文物》，見《文物》，1977年第2期）。顯示漢代蒼梧即是個重要產糧區，稻作文化很發達。嶺南方言中有不少以“那”為起首地名，其意為越語水田，這類地名在西江地區至今仍有保留，例如高要有那落、新興有那康等，即為這種稻作文化留下的吉光片羽。

稻作文化也帶動園藝文化發展，梧州鶴頭山東漢墓出土的銅盤中盛有柑橙類果核（李乃賢：《廣西梧州市鶴頭山東漢墓》，載《文物資料叢書》第四輯）。漢蒼梧郡有個被譽為“巨孝”的人丁密，他“非已耕種菜果不食”，“非家織布不衣”（道光《廣東通志》卷三0三）。想見園藝業已很普遍，故到西晉嵇含《南方草木狀》特別指出：“蒼梧多荔枝，生山中，人家亦種之”（嵇含：《南方草木狀》卷四）。荔枝從野生到人工培育、引種至田園，是一種很重要的文化進步。以稻作為中心的農業進步也帶動家庭手工業和商業發展。梧州富民坊有西漢燒窯遺址，旺步東漢墓出土銅碗，工藝精湛，碗底還刻有“章和三年（89）正月十日錢千二百”字樣（羅德振、陳朗月：《梧州出土文物概述》，載《廣西文物》1990年第2期）。不但是手工業，也是商業與貨幣經濟興旺一種佐證。而這時嶺南大部分地區仍處在以物易物階段，由此亦見西江地區經濟發展在其他地區之上。 ^[2] 

六朝時期，嶺南社會相對安定，未受外來勢力較大沖擊，西江文化仍能保持過去先進地位。明天啓《封川縣誌》説，封川“地靈人傑，漢唐之間，明經高第獨步其先，是為名邑也”。在唐代，西江流域仍是嶺南州縣分佈最多地區，人口較稠密，水陸交通地位也未曾削弱或動搖，故西江文化仍有相當濃厚社會經濟基礎。例如唐代封州仍出了兩位狀元，一個是唐宣宗大中五年（851）狀元莫宣卿，另一個是唐昭宗時（889-907）桂州（桂林）趙觀文。故明封川地方誌仍曰：“封居嶺表要荒，衣冠文物彷彿中原”。這也是西江文化在唐代緩慢發展一種折射。 ^[4] 

宋代以後，肇慶政治經濟地位日漸提高，中原文化更多地在這裏移植生根。作為西江文化象徵的端硯產於附近，唐代時上貢朝廷，聞名全國。肇慶宋為端王趙佶封地，趙佶即後來的宋徽宗。此後人文蔚起，學術流芳。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兩廣總督駐地從梧州遷到肇慶，此後直到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才從肇慶遷回廣州。肇慶作為兩廣總督駐地長達183年之久，政治地位僅次於廣州。明末西洋敎士利瑪竇從澳門首途肇慶入粵，在這裏傳播西方文化，至今仍史蹟斑斑，肇慶也就成為西方文化傳入內地的第一站，繼封開之後成為西江文化中心。而封開自宋以後隨着區域開發東移，經濟文化陷於停滯，不復維持西江文化中心地位，封開縣城亦淪為一個普通的小城鎮而已。 ^[4] 

西江地區山丘河流交錯，不少盆地穿插其間，加上地勢高曠，氣候乾爽，不像珠江三角洲和沿海低地那樣卑濕，易於居住和開發，故不但土著南越人，而且後來的中原移民也樂於在此定居和繁衍。例如據《漢書·地理志》所列嶺南地區各郡户口，蒼梧郡轄下西江流域凡10縣，户24379，口146160，僅次於粵北桂陽郡。到東漢，蒼梧郡人口猛增到46.6萬人（《後漢書·地理志》）。雄據嶺南各郡之首。這不能不歸結於北方移民南下結果，另漢武帝平南越國後在今嶺南地區置9郡，其中蒼梧郡下轄10縣有6縣，即謝沐、馮乘、富川、臨賀、封陽、廣信分佈在賀江流域，自然也是南下移民路線經過地區，為此需要設置更多郡縣管理日益增多的人口和其他事務。這也是地域文化形成發展的一個政治保障。 ^[1] 

文化產生髮展與民族或民系歷史有不可分割的聯繫，地域文化往往是由民族或民系文化演變而來的。嶺南地區在未有行政建制時，分佈着一些土邦小國，實為土著居民生存地域組織形式，而不是後來意義上的國家。據《山海經》等古籍所載，嶺南地區有驩兜（頭）、縛婁、陽禺、儋耳、雕題、西嘔、駱越、蒼梧諸國。它們既是地名也是族名，大部分在珠江三角洲及其周邊，少數在廣東南路和海南島等地。其中部分或大部分分佈在西江流域的有西甌國和蒼梧國。西甌國有一部分在今德慶、鬱南地區。秦軍頭一次進軍嶺南，與西甌人發生激戰，雙方相持了三年，秦軍統帥屠睢被殺。西江流域主要為蒼梧國地盤。蒼梧（也稱倉吾）作為百越族一支、在先秦古籍《尚書》、《左傳》、《汲冢周書》、《路史》等屢有出現，在出土周代青銅器上，亦見“倉吾”銘文，説明它是一個很古老的民族。《漢書音義》釋“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近年有學者研究認為：“蒼梧之名落實之處，正是桂東北、粵中、粵北地區燦爛的先秦文化的中心地帶。當地獨具一格的戰國墓葬分佈區和當時嶺南人口最為密集處，即在漢蒼梧郡內（陸明天：《秦漢前後嶺南百越主要支系的分佈及其族稱》，載《百越民族史論叢》，廣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這説明生活在當地南越人創造的民族文化較為先進。這都為它以後借鑑、吸收中原文化的養分，發展、整合為新的地域文化奠定深厚基礎。 ^[1] 

西江文化作為一個地域文化，產生於西江流域特定地理環境之內。西江流域在廣東境內包括封開、鬱南、懷集、廣寧、德慶、羅定、雲浮、新興、高要、四會、肇慶等縣市，分屬西江及其支流賀江、新興江、羅定江、綏江等流經範圍。 ^[1]  這些河網比較稠密，且多為河流中下游，與北方南下交通線聯繫非常方便。其北可溯桂（漓）江、賀江通荊楚、中原；南下北部灣出東南亞和印度洋沿岸；西聯滇黔，與大西南溝通；東可直下番禺。 ^[1] 

以廣信（封開）為中心的這個水陸交通網絡，非常利於接受來自四面八方的先進文化，融合、吸收為西江文化的構件，故廣東春秋到戰國晚期墓葬發現的青銅器主要分佈在西江沿線附近，顯示受楚和中原文化影響所致。秦始皇進軍嶺南，在湘漓二水分水嶺間開鑿興安運河（靈渠），首先打通與嶺北交通。西漢初南越國與巴蜀的枸醬貿易也是假道西江上游河道，東下番禺的。此外，還有“從漲海（南海）出入”的海道徐堅：《初學記》卷八引謝承《後漢書》卷八。其中最重要一條是經南、北流江，從合浦徐聞港出發的海上交通線，《漢書·地理志》記載頗為詳備，這都成為歷史早期西江文化發展先於其他地域文化的一個優勢所在。 ^[1] 

西江文化是水的文化，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均與水有關。一條條西江支流就像一艘艘小船，向大海行駛。正是那條西江，成為溝通世界的橋樑。使沿江的城市在古代就成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漢高後五年(公元前183年)，趙佗自稱南越武帝，在梧州市建立蒼梧王國，封趙光為蒼梧王。明朝成化元年(1465年)初，設兩廣總督駐梧州，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兩廣總督府從廣西梧州移駐廣東肇慶，清順治十三年(1655年)，又從肇慶移駐梧州。至康熙二年(1663年)，兩廣分設總督府，府治分別為梧州、肇慶。康熙三年（1664年），廣西總督府治移至桂林，廣東總督府於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遷至廣州。歷時一千多年，統治者的政治中心一直順西江而建。 ^[3] 

一個文化區，不管等級高低，都有一個作為該區文化特質和風格的代表的核心，即文化中心。西江文化區的文化中心歷史早期在封開，後期則轉移到肇慶了。 ^[4] 

西江文化中心位置與西江流域行政建置首府所在地幾乎又是重合的，這與漢蒼梧郡治所又不可分割。過去流行兩種説法，一即漢蒼梧郡治今廣西梧州；二即在今封開江口鎮。前説如清初屈大均《廣東新語·人語》：“葉春及（明代廣東學者）雲，《一統志》蒼梧縣即漢廣信。蒼梧郡治此，故陳元父子載於蒼梧。而肇慶舊志，謂封川西一里為廣信縣，雖非治所，因彼提封，陳氏之隸封川，未可知也。”近年問世由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編《辭海·地理分冊·歷史地理》亦主張自漢到南朝，蒼梧郡治在今梧州。但據《漢書·南粵王傳》、《漢書·武帝紀》所記，漢蒼梧郡治不在桂江而應在賀江即古封水上。到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封川條下已明確指出“即漢蒼梧郡廣信縣也”。王象之《輿地紀勝》在封川條下也轉引許多資料，證明廣信即封川（開）。清初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梧州府廣信城條説，“在府治東，漢置，自三國以來皆因而不改。”這都明顯地排除了廣信縣治在梧州的可能性。

今人陳乃良經多方調查，論證了封開縣建置沿革，謂廣信縣範圍雖含今封開與梧州，但自漢至隋蒼梧郡治均在今封開縣江口鎮，直到唐代後期蒼梧郡治始移於今梧州。此外，封州還是五代南漢主劉隱家族興龍之地，劉隱立南漢國後，“以封州為湯沐地”，亦保持和加強了封州文化中心地位。最新出版《廣東歷史地圖集》吸收以上成果，將漢蒼梧郡治定在今封開縣江口鎮。加上封開地區有不少古人類文化遺址和歷史文物出土，其作為歷史早期西江地區乃至整個嶺南地區的一個文化中心是可以肯定的。 ^[4] 

宋代以後，肇慶政治經濟地位日漸提高，中原文化更多地在這裏移植生根。作為西江文化象徵的端硯產於附近，唐代時上貢朝廷，聞名全國。肇慶宋為端王趙佶封地，趙佶即後來的宋徽宗。此後人文蔚起，學術流芳。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兩廣總督駐地從梧州遷到肇慶，此後直到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才從肇慶遷回廣州。肇慶作為兩廣總督駐地長達183年之久，政治地位僅次於廣州。明末西洋敎士利瑪竇從澳門首途肇慶入粵，在這裏傳播西方文化，至今仍史蹟斑斑，肇慶也就成為西方文化傳入內地的第一站，繼封開之後成為西江文化中心。而封開自宋以後隨着區域開發東移，經濟文化陷於停滯，不復維持西江文化中心地位，封開縣城亦淪為一個普通的小城鎮而已。 ^[4]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漢武帝在梧州設立鹽官，開始對嶺南鹽業的管理。建初八年(公元83年)，大司農弘倡修交州入貢嶠道，擴大了嶺南與中原的商品流通。其時，肇慶已有專門從事絲織品長途販運的商人。宋代熙寧四年(1071年)，在梧州設元豐監，從事鑄造錢幣，每年鑄銅錢18萬緡，佔當時全國鑄錢12％。清康熙年間，在肇慶鑄錢，使肇慶成為兩廣錢幣發行中心。據《蒼梧縣誌》載：“蒼梧為兩粵都會，北自灕江建領而下，西則及鬱，合為巨漫，綰轂三江之流而注入大壑，故論西則桂林為堂奧，而蒼梧為門户；論東則南海為腹心，而蒼梧為咽喉，控上游而據要害。”這顯赫的地位，成就梧州一段輝煌的歷史，

梧州是桂東南地區重要的內河港口，廣西重要的對外口岸城市。桂東南資源滇、黔、湘土特產多在梧州集散，異域進行貿易。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梧州闢為通商口岸後，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如汽輪、電船、花尾渡等，上通邕、柳、桂，下達港、澳、穗。凡外國貨的輸進、土產的出口多經梧州、雲、貴，川幫、廣幫、湘幫大商巨賈雲集，報關行業林立，煙賭、花寨場所，比船接舫。梧州當時被稱之謂“小香港”，年吞吐量居八桂之首，列珠江內河第二，全國內河港口第六位。隨着梧州開埠和輪船通航，大量的洋貨湧入梧州市場，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從香港進入梧州的洋貨白銀增至747萬餘兩，民國2年（1913年）達到1077.70萬兩。佔廣西出口總值80％，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梧州的進出口貿易，至20世紀80年代仍是廣西的重要貿易港口。1987年，梧州口岸出口額達2.17億美元。西江再現黃金水道。百年商埠輝煌曾使梧州人認為城市功能是貿易。但隨着社會的進步，陸上交通工具，道路迅速發展，放慢了對水路的改造，致使今日的西江在營運上沒能發揮更好的作用。這也許是西江流域經濟發展緩慢、甚至衰落的原因之一。 ^[3] 

西江商貿文化博物館位於梧州學院圖書館一層，建築面積超1000平方米，館藏物品7000多件。共分六個展示區域，分別為社會生活展廳、西江航運展廳、工商實業展廳、茶文化展廳、陶瓷文化展廳、錢幣文化展廳。 ^[22] 

西江文化即以水為主體的文化。在這條風光秀麗的江河中，流傳着許多美麗動人的傳説，如浮於西江中央的梧州境內的系龍洲、肇慶境內的硯州島，分別流傳着關於寶鴨、關於包拯的傳説，而西江流域中最集中的、共有的傳説則是龍母，因而從某一方面來説，西江文化亦是龍母文化。而傳説中的龍母則是西江之神。在原始時代，由於生產力低下，限制了人們對事物的認知水平。使他們在同自然、社會作鬥爭的過程中，不可能瞭解並掌握自然規律，在自然的力量面前，顯得十分無能、無奈，因此，就把自然界各種變化都歸於神的意志和權力。他們認為這些變化莫測的現象都有一個神在指揮着，控制着。於是在他們的心目中，一切自然力都被他們形象化、人格化了。隨後他們又在生產勞動中依照自己的英雄人物，創造出許多神的故事在口頭流傳，活躍在西江流域的龍母，正是在這種特定的社會條件下的產物。 ^[3] 

據有關記載，歷史上的龍母名叫温鳳嬌，生於戰國時期即公元前290年，卒於秦始皇三十六年即公元前211年，史書記載龍母一生竭盡全力帶領族人墾山治水，為鄉親造福，深得族人愛戴。龍母曾得到歷代皇帝的冊封，在悦城龍母祖廟中還完整地保存着明代開國皇帝的洪武詔書碑，而民間傳説龍母樂善好施，她曾救過5條小龍，小龍感激龍母救助之恩，不敢在水裏興風作浪，生禍造災。因而生活在西江流域一帶人們為了感激龍母、祭拜龍母，各自在自己的城鎮、鄉村建立龍母廟。隨着歷史的發展、進步，人類能較為科學地闡釋自然界的種種現象，不再幻想龍或龍母等之類的神靈，能幫助人類制服自然災害，但後人仍將他們視作人類的祖先，種族文化的根源，賦予不同的含義，衍生出多姿多彩的民間文學。基於這一點，可以説龍母的傳説是西江文化的起源。 ^[3] 

有關龍母的節日在西江一帶一直沿襲至今，久經不衰。龍母文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每年農曆五月初五的端午節，民俗有辟邪鎮邪之習。常以菖蒲、艾草、柚子葉掛於門，小孩配戴三角形香袋以驅青蟲、惡蚊，散濁氣，此外人們習慣到江河裏游泳，稱之為洗龍船水。自古以來，這一天家家户户均殺雞殺鴨，做灰水粽拜祭天地祖先，閤家暢飲。第二，在端午節那天舉行龍舟競渡，在西江一帶，龍舟競渡歷來被視為民俗活動中的盛事，其規模極為宏偉壯觀。據明代魏浚《嶺南瑣記》載：“梧江(指梧州一帶)競渡龍舟長十餘丈，坐可五十餘人，有衣白數人，分立舟上，每擺動則右手揮小白旗，左手揮袖，袖甚長，如所謂郎當舞袖者。”這種情況，一直保持到清代，而龍舟競渡，一直沿襲直今。第三，每年的農曆五月初八，傳説為龍母的誕生日，那天肇慶的龍母祖廟、梧州的龍母太廟都有來自省(區)內外、香港、澳門以及海外僑胞旅行團前來賀誕，有的賀誕團達千人。這一日龍母廟通宵達旦開放，廟裏張燈結綵，廟內廟外人山人海，成千上萬的善男信女和遊人爭先恐後來朝拜，以求龍母賜福庇佑，頗為壯觀。反映出龍母的後人對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在梧州市龍母太廟內還有摸龍牀、照龍母鏡、用龍母梳、洗龍母水、喝龍母茶，往萬壽龜投幣等活動項目，熱鬧非常。每一項活動都帶有不同的寓意。第四，西江一帶在古代相繼建立龍母廟，如順江而下，西江最上游的龍母廟建於岑溪、藤縣、梧州、德慶，而所有龍母廟均依山面水而建，成為歷代文化藝術的遺產。廣東德慶悦城龍母祖廟建於秦漢期間，已有一千多年，位於悦城河與西江交匯處，是一座凝聚了歷代建築和造型藝術的殿堂，它與廣州的陳家祠、佛山祖廟合稱為南方古建築“三瑰寶”。梧州市的龍母太廟建於宋代初年，位於城北桂江東岸，是一座具有宋代建築風格的文物古蹟。而今，幾乎每一地方的人民政府，都在想方設法的論證龍母就起源於自己的家門。這場對“名人”的爭奪，也反映出西江人深沉的文化積澱。 ^[3] 

德慶孔廟是中國南方現存最古老、規模最大、最具特色的孔廟，被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該孔廟始建於北宋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重建於元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德慶孔廟莊嚴肅穆的大成殿，是德慶孔廟內最重要的建築，是嶺南唯一現存的宋元兩代木結構古建築，歷經七百多年，大成殿仍巍然矗立。大成殿殿高19.4米，面闊17.36米，進深17.53米，是典型的宋元風格建築。大成殿因其三個“獨創”所聞名：四柱不頂、減柱四根、斗拱出跳長為現存唐宋古建之冠，被當代建築學家稱為“國之瑰寶”。 ^[8] 

嶺南四大名剎之一的鼎湖山慶雲寺，其浴佛節定於農曆四月八日，和我國漢地佛教浴佛節的時間相同。是日清晨，佛教徒在各殿堂焚香張彩，然後聚集在大雄寶殿內舉行誦經法會（又叫灌佛會）。誦經法會開始，先由佛教徒誦經，接着由大師捧出釋迦牟的化身--一尊小玉佛，再由住持按照釋迦牟降生時有雙龍分別吐温水和涼水為之沐浴的故事，仿龍吐水為小玉佛沐浴，並用預先以各種名香浸得之香水為小玉佛灌頂。禮畢，佛教徒便用剩餘的香水澆灌各種花卉。浴佛節前一兩日，各地的善男信女便紛紛前來，他們等待着四月這一吉日參謁浴佛，以祈求佛的庇佑和結善果。 ^[9] 

北宋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升任端州知軍州事，在其主政端州的三年歲月中，勤政為民、公正廉明，百姓呼之為青天。他去世不久端州即建祠以紀念。據包公文化園館藏明代碑刻"宋包孝肅公新祠記"所載，因包公有功於民而祀之，古端州有官民春秋兩祭包公的規例。農曆二月十五在端州舉辦的"包公誕"也成為傳襲千百年的節慶習俗，現已被列為肇慶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6] 

除了端午節之外，在每年農曆的七月初七，還有一個乞巧節。梧州民間風俗有“拜七姐”之習，乞巧節前，未婚少女相約組合，精心製備繡花鞋、巧燭(用芝麻粘在蠟燭上，粘成花卉等圖案)，巧米(用白米在碗碟裏堆築成花朵)等。初六日以七碗巧芽(芝麻、綠豆、黃豆、稻穀或麥子等的嫩芽)、茶、酒、水果、桂圓、紅棗、花生、瓜子等，羅列滿桌，陳之於庭。是夜，閨女和少婦換上新衣，初更時分，焚香燃燭，圍坐桌前，一面吃花生、瓜子，一面朝着織女星座，默默祈禱能嫁個如意郎君或早生貴子。此時，男女青年均可穿房入舍共賞少女手藝。展出的手藝品非常精巧，有的將芝麻一粒粒串聯起來，製作出各種花草、人物、亭台、樓閣，有的在名貴的絲綢上刺繡出花鳥蟲魚、人物山水等，賞玩至半夜始散。20世紀60年代以後，乞巧活動漸漸少了，有些地方改變了它的內容，但沐浴天仙聖水的內容不變，每到七月初七凌晨，梧州男女老少都湧向鴛鴦江游泳，傳説那天七姐下凡與牛郎相會。遊七姐水能預防皮膚疾病，另外，貯存“七月七水”，認為以之調藥有助療疾的觀念及作法，依然作為民間風俗保存下來。 ^[3] 

“連灘張公廟會”起源於明朝萬曆6年（即1578年），是當地民眾為紀念明朝總兵張元勳而逐步形成的一種民間廟會。是一種祭祀和民間文藝表演的傳統活動，是當地特色的傳統民間文化藝術的縮影。該廟會自形成以來，至今已有400多年的歷史。其內容包含有酬神祀祖、競藝競技、民俗風尚、民間藝術表演等等。它的活動形式、活動的內容，無一不反映着當地民眾的精神、信仰、審美價值取向，對於研究粵西地區民俗習慣、風土人情、宗教信仰起到一個重要的歷史物證作用。 ^[15] 

羅定東山祖廟坐落於羅定市羅鏡鎮東部。東山祖廟始建於明朝中期，原名飛東殿，清朝乾隆年間改建，咸豐年間重修，名為祀玄帝殿，後經多次修建才定名為東山祖廟。在羅鏡鎮，東山祖廟會以民間傳統的藝術形式吸引着數以萬計的各地信眾年年前來虔誠拜祭，430多年來香火鼎盛綿延不斷,場面熱鬧壯觀。清朝詩人楊晴村有詩云：“早向東山虔禱求，靈簽報妾已多籌，歷年夫婿南京去，是真是否覓封侯？”名士楊晴村還就此寫了一首七絕追志其盛：“鬧熱猶思燒炮崗，三年月九慶重陽。舞龍當日龍何在？鋪演煙花一陣光。”

東山祖廟廟會主要集中在農曆九月初九重陽大醮（每隔三年為一大醮，即是三年舉辦一次）以及在每年的農曆的三月初三“北帝誕”，廟會的主要內容有北帝“食牙勝”、萬人朝拜、八音賀誕、醒獅表演、捐香油、上刀山、下火海、唱山歌、演戲、做醮等等。2009年10月16日被廣東省人民政府批准並公佈為廣東省第三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 ^[11] 

馬塘廟位於雲安區富林鎮漠陽江畔南岸的馬塘村，始建於明朝萬曆十一年（1583年），由關帝廟、玄帝廟、戲房三間瓦木結構的建築一字形連貫而成。佔地面積1480平方米，建築面積960平方米。

馬塘廟會按約定俗成的祀奉習俗，六十花甲逢子、午、卯、酉年的五月初十日，為馬塘廟關帝爺出遊日子（三年一屆），由馬塘及附近的十三甲60村的村民參與巡遊、開壇、燒炮、演大戲等。五月初十日零時，十三甲60個村的民眾幾乎全部出動，齊集馬塘廟，由十六匹馬開路，跟隨的是長老，領護關帝爺聖轎，接着醒獅隊、旗仗隊、八音隊、道士隊、長槍隊、短槍隊、學生隊、善男信女隊。三聲鳴炮後，隊伍擁簇着聖轎浩浩蕩蕩地從廟門口廣場出發，依次巡遊十三甲所有村莊，行程數十里。而所到村莊，家家户户齊備三牲酒醴、善男信女誠心恭候祭拜。關公巡遊的目的是給地方驅邪降福、保境平安，祈求來年更加風調雨順，五穀豐登。

2008年6月12—18日(農曆五月初九至十五)，富林鎮舉行“馬塘廟會暨首屆雲浮·富林民俗文化歡樂節”。活動內容由“巡遊、開壇、燒炮、散壇”四大部分組成，四晚大戲演出，以“祈福、娛樂、休閒、過節”為主題，傳承民俗文化，凝聚鄉親鄉情，全鎮有五萬民眾參與。 ^[29] 

禾穀醮是廣東羅定地區的漢族民俗及民間宗教活動。醮會很多以廟命名，也有以社壇命名，一般五年一大醮，三年一小醮，每年秋收後的小醮叫禾穀醮。分為搭壇、開壇、行香、行徑、祭神等。醮主要內容是祭神，所以祭神和菩薩巡遊是必須進行的，現在取消菩薩巡遊，很多地方都以漢族民間文化巡遊代替，各地均以地方特色的漢族民俗文化娛樂活動吸引外地遊客。各地出現大建祠廟熱潮，各地鄉村的宗祠與廟宇多為這一時期興建和重修。乾隆尤盛，鄉村中每年都舉辦醮會、社戲、燒炮、禾樓歌舞、歌會、燈會等民間活動。州城內又增修文廟，建義學館、學署、文昌書院、廣置學田等。 ^[12] 

被譽為四大名硯之首的端硯，不但深受文人墨客的喜愛，更是中國一張享譽世界的文化名片。位於廣東省肇慶市的白石村，是端硯的發祥地。從唐代開始，制硯就成為這裏村民最主要的謀生技藝，並代代相傳至今。2006年，端硯製作技藝入選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31] 

“羅定豆豉”馳名久遠，早在明末清初就享有盛譽，至今已有300多年的生產歷史。2006年“羅定豆豉”和“羅定豆豉雞”入選羅定市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傳統美食項目）；2011年“羅定豆豉釀製技藝”入選雲浮市第三批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13年“豆豉釀製技藝（羅定豆豉釀製技藝）”入選廣東省第五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擴展項目）。2017年羅定豆豉入選廣東省第二屆名特優新農產品目錄。2018年3月，國家質檢總局批准對“羅定豆豉”實施地理標誌產品保護。 ^[30] 

六堡茶製作技藝是廣西蒼梧縣勞動人民在長期生產實踐中的勞動創造及智慧結晶，主要分佈在六堡茶原產地的六堡鎮不倚村、塘平村、四柳村、理衝村、山平村、公平村、蠶村等地。這些地方村落的製茶廠（坊），都保持着純粹的傳統手工製茶方法，其採用當地種植的茶葉為原材料，經過多道工序，製造出外觀色澤黑褐光潤、茶湯呈琥珀黃紅之色、喝時滋味醇厚甘爽、聞有檳榔香味等品質特徵的六堡茶。2014年11月11日，六堡茶製作技藝經國務院批准，被列入第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擴展項目名錄。 ^[25] 

封開山歌可謂千姿百態。由於生活環境、勞動條件、風俗習慣和語言差異，封開山歌產生了多種獨具特色的歌種。按地域劃分，封開的山歌有封川山歌、泗科山歌、羅董山歌、文德山歌等30多種。曲調方面主要有二友調、四平調、木魚調、吟詩調、看花調、缸魚調、花枝調等。按內容劃分則主要有出嫁(新娘)歌、新客(新郎)歌、送雞(滿月)歌、鸞鳳歌等。 ^[17] 

瀧水民歌是指以瀧水方言創作演唱的民間歌謠，包含瀧水謠、瀧水山歌、連灘山歌、瀧水別體山歌、採茶歌、靈山山歌、平台山歌、蜑歌、木魚、龍舟、順口溜、賣花歌、蔓地棚、童謠、祝辭、禾樓調、白鶴歌、麒麟歌、讚歌、禳歌、乩語、讖語歌、喪歌、喃嘸歌、籤語歌、字眼調（哭嫁歌）、竹枝詞、能咕歌、瀧州歌、謎語歌、諺語等三十餘種歌謠。

瀧水民歌的內容豐富、形式多樣、體裁多樣，其影響至周邊地區，甚至遠至雲南、貴州、東南亞各地。瀧水民歌是廣東民間音樂的活化石，對於研究廣東民間音樂、廣府方言和民俗風俗等都有很大的歷史價值。 ^[16] 

字眼調，又稱字眼、新娘歌、哭嫁歌，舊時流行於瀧水地區，其內容多為對包辦婚姻之控訴，對命運之抗爭，以及分別親友時之衷情傾訴。瀧水字眼調對研究瀧水地區的舊婚俗及社會狀況極具參考價值。字眼調，又稱字眼、新娘歌、哭嫁歌，舊時流行於瀧水地區，其內容多為對包辦婚姻之控訴，對命運之抗爭，以及分別親友時之衷情傾訴。瀧水字眼調對研究瀧水地區的舊婚俗及社會狀況極具參考價值。 ^[13] 

蒼梧山歌是用蒼梧方言詠唱，流傳於蒼梧縣及梧州市轄區、廣東封開等地獨具地域特色和藝術風格的民歌。 ^[20] 

連灘山歌始於明朝隆慶年間，流行於鬱南、羅定、雲浮、德慶及廣西的蒼梧、岑溪等縣，它是勞動人民創造的一種口頭文學。連灘山歌最初的時候是四句板。到了清朝發展到多句板，它的特點是句句同仄押韻。旋律和調式基本固定，唱的時候，套以不同的內容。唱的內容包括時事、愛情、婚姻、生活、歷史故事等等。多數是即景演唱，心有所感發而為歌。連灘山歌表演形式主要有獨唱、對唱、羣唱（打擂台）三種。連灘山歌表演手法有疊字歌、謎語歌、拆字歌、纏歌、大話（誇張）歌等。疊字歌需要有比較高的藝術技巧。 每年正月，連灘西江民間藝術節的山歌節，吸引了來自雲南、貴州、廣西、湖南等地和附近鄉鄰踴躍參加。 ^[5] 

懷集橋頭山歌是橋頭民歌的一種，當地人也稱“南歌”，是橋頭鎮獨有的特色山歌，自明清時期就一直流傳在民間，特別是李屋村、譚坑村、舊墟村、豐大村、金星村。由於是屬於本土特色文化，用方言演唱，所以保持自身獨立發展的態勢。 ^[18] 

蒙山山歌是廣西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名錄，在蒙山傳唱歷史悠久，蒙山縣在縣城古榕公園舉辦"壯族三月三和諧在蒙山"蒙山山歌擂台賽。 ^[21] 

禾樓舞古稱“跳禾樓”。關於禾樓舞的起源，當地民間傳説，是來自中原的神農氏神話。傳説從某一年起，南江地區連年旱災，人們叫苦連天。此事被神農氏知道了，便叫他的曾孫女——禾花仙女趕到南江流域查看災情。禾花仙女看到連片乾涸的土地，一望無際枯萎的禾苗，十分心痛。於是每到夜深人靜，禾花仙女就把自己的乳汁擠出來飄散到旱裂的稻田裏。説來奇怪，乾枯的水稻吸收了乳汁後立即復甦了，乾癟的稻穀立即飽滿了，獲得豐收。人們在歡慶豐收之餘，為紀念禾花仙女的恩德，便於每年豐收之夜跳起了“禾樓舞”，並在連灘五顯廟立禾花仙女的神像祭祀。有證可考的自清道光年間（約 1824 年）至民國二十三年（1934 年）的一百多年間，在連灘鎮一帶已存在和盛行。 ^[14] 

五馬巡城舞是廣東封開縣獨具特色的優秀民間舞蹈。宋朝末年，《五馬巡城舞》就已經在封開縣大洲鎮的鄉間流傳。它是當地羣眾最喜聞樂見的一種民間舞蹈，1988年曾代表肇慶市參加“廣東省民間藝術歡樂節”；1994年參加在肇慶市舉行的廣東省第九屆運動會開幕式；2006年在廣東國際旅遊文化節肇慶民間藝術匯演中獲金獎；在省嶺南民間藝術展演中獲優秀表演獎，受到國內外觀眾的好評。並多次參加市、民間藝術大遊行活動和各種大型文化活動的演出。五馬巡城舞作為廣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代表，跳進了2010年上海世博會。 ^[7] 

沙頭木犀舞是廣西蒼梧縣東北部的一種民間精彩的藝術表演。通過木犀的表演，反映了一名農村青年竭力降服野獸可歌可泣的動人故事。據説後來當地羣眾為了紀念該青年為民除害的功勞，每年秋收後，仿製木犀，化裝降獸英雄，在晚會中表演，共慶豐收，於是木犀舞乃流傳至今。 ^[26] 

鯉魚舞是廣西蒼梧縣人民在長期勞動過程中創造出的具有濃郁民族特徵和獨特藝術形式的民間傳統舞蹈。舞蹈者把軀架由竹篾紮成，外部裹以素綢，彩繪上錦鱗、魚眼、魚鰭的鯉魚模型套在上身，通過模仿鯉魚閒遊、尋食、吻沙、出灘、穿蓮、比目、跳龍門等動作，把鯉魚時而在水中嬉戲，時而歡騰水面的情景表現得淋漓盡致。 ^[27] 

鹿兒戲是蒼梧民間傳統的一種戲曲藝術，由舞蹈和打鹿歌發展而成，至今已有近300年的歷史。鹿兒戲源於民間舞鹿兒。蒼梧縣民眾崇拜鹿，視之為吉祥物。春節期間，人們用竹子加工成篾片，紮成形狀十分相似的鹿兒，外表粘上油紙或布料，再畫上鹿兒的顏色斑點，挨家串户學着鹿兒的形態舞動，稱為“舞鹿兒”，接着唱“打鹿歌”，以示慶賀。 ^[24] 

岑溪牛娘戲是梧州市第一批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名錄、廣西壯族自治區第一批自治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牛娘戲是一種起源於“舞春牛”農事娛神活動的地方戲曲，流傳於桂東南及粵西地區的，核心流行區域在廣西岑溪市及其周邊地區。岑溪牛娘戲植根於田野鄉間，生活氣息濃郁，地方色彩濃厚，戲曲音樂、唱腔藝術和表演程式獨特，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學術藝術價值及實用價值。 ^[23] 

疍户是廣東最早的一個以“舟楫為家，捕魚為業”的居民羣落。疍民本是南江最早的居民之一，因所居住的漁船外形極像蛋殼，故被稱為“蛋家”。有人考證，蛋即疍，原為河坦、岸的意思。“疍家”原意為居住在河邊的人家。後又引申為對水上人家侮慢的名詞。由於獨特的地理環境和職業條件，疍家人無論在性格、語言、服飾、居住、婚俗還是在宗教信仰等方面均自成一體，形成極富濃郁鄉土風情的疍家文化。 ^[10] 

在敎育文化方面，西江地區與粵北一樣，是嶺南興學最早地區。西漢以降，蒼梧郡治即成為一個敎育文化中心。辦學的多為南下士人，是為私學。一些飽學之士，即在其中任敎，講授儒家經典，從遊者數百甚至上千人。如漢末北海人劉熙，建安中期“薦闢不就，往來蒼梧南海，客授生徒數百人。漢末三國初名臣虞翻，《三國志·虞翻傳》記其罪放在“嶺南十餘年，……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他經常往來於南海、蒼梧等郡，興敎辦學，為嶺南文化敎育事業建功不小。事實上東漢初蒼梧廣信籍經學大師陳元也辦過私學，史載其在京都洛陽敎授生徒，“傳春秋左學”，已開蒼梧辦學先河。此外，由於蒼梧在政治和經濟上地位，也吸引嶺南籍士人前來辦學，南海郡人黃豪即為最著名一個，史稱他“年十六，通論語、毛詩，弱冠詣交趾部，刺史舉茂才，因寓廣信，敎授生徒。最後，按蒼梧郡與粵北桂陽郡都處在同等地位上，桂陽設有官學，史有明文，那麼蒼梧郡也應設有官學，否則培養不出那麼多官吏和忠孝之士。在大部分地區仍很蠻荒的古代嶺南，蒼梧郡能出現一片書聲，就是中原文化在當地傳播、生根的結果。 ^[4] 

在人才培養方面，人才盛衰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區域文化面貌，廣東人才在古代固然比較單薄，所以近人梁啓超説：“廣東一地，在中國史上可謂無絲毫之價值者也，自百年以前，未出一非常之人物，可以為一國之輕重”。試比照漢代西江人物，此語似過於偏激。中山大學張榮芳敎授等人，根據諸史記載，對漢代蒼梧郡人才作了分類闡述。他們可分為行孝之士、忠烈之士、政治人才、軍事人才和學術人才，凡五類。他們或以忠孝節義聞名，或以政績昭着見稱，或以武功定國安邦，或以學術立言傳世，都在各自領域裏有所建樹。這種人才鼎盛局面，是文化敎育發展成果，但離不開當地穩定的政治局面和繁榮的經濟基礎。 ^[4] 

在學術文化方面，由於蒼梧郡敎育興盛，人才薈萃，自帶來學術繁榮，那些由於不同原因聚集蒼梧的各類人士，除了敎授生徒，則或相互爭鳴，各不相讓，把問題引向深入；或著書立説，一時形成濃厚的學術爭鳴氣氛，對宣傳儒家禮制文化，移風易俗，改變當地“不知禮則”、“不嫺典訓”局面功不可沒。據諸史統計兩漢南下蒼梧及當地學者撰寫的學術論着不下21種。比較重要的有陳欽《陳氏春秋》、陳元《左氏同異》、士燮《春秋經注》、虞翻《論語注》等。尤以陳欽、陳元父子影響最大，成為左氏春秋學在嶺南重要學派，在漢代全國學術論壇上佔有重要一席地，也是西江文化的特殊光榮。故本世紀我國學術界在總結漢代嶺南學術文化論着中，高度評價這些學者的學術成就。民族學家徐松石先生説：“嶺南經學，實以二陳（即陳欽、陳元）為始”。中山大學歷史學家羅香林敎授則更明確地肯定：扼西江要衝的蒼梧，遂成為中原文化與外來文化交流中心。現在的廣東封川就是漢代交州刺史的駐地及蒼梧郡治的廣信。當時的珠江三角洲，雖然也有相當的學術成就，但可以代表廣東學術思想的，還是西江中部的幾個學者。……這是廣東學風的重要先河，有相當的引導作用。這也是西江文化在兩漢成熟、興盛的表現。唯其如此，西江文化得以成為一種時代先進地域文化，躋進全國文化先進地區之列。 ^[4] 

自秦統一嶺南之後，西江即成為中原文化傳播到嶺南的通道。漢代交趾刺史絕大部分時間設於蒼梧都治廣信縣，使之成為嶺南文化中心之一。一方面，西漢時，蒼梧郡地方官在梧州建立學校，教民禮義，魏晉南北朝時期，梧州除官辦學校外，私人講學之風很盛。宋代，開始在西江各縣興辦官學，如包拯在肇慶興建的星巖學院，是嶺南最早的書院之一。明萬曆年間，在肇慶創辦的端溪書院，至清朝發展成為嶺南學術研究中心之一。而梧州，在明清期間設立有綠漪書院等10所，此外，還有私塾、社學和義學。梧州府中學堂、梧州市初級師範講習所、梧州中等蠶業學堂均是廣西的第一所。清光緒末年，梧州設立管理教育的機構“勸學所”，創辦自治研究所和塾師研究所，開辦政法講習所。清末，美國基督教會來梧傳教，一批教會學校隨之出現。學堂的建立，造就了良好的學術研究氛圍，中原一批批文化名人，相繼於來梧、來肇講學，傳授中原文化知識，著名的有劉熙、許靖、許慈、袁徽、黃嘉等學者來廣信避難講學，開嶺南學術研究之風。一方面，適宜的氣候環境及秀麗的自然環境，孕育着一代代西江文化名人，如漢代研究《左傳》專家陳欽、陳元，研究《春秋》的士燮，以及明代吳廷舉、王守仁等，還有我國最早的佛教學者漢代的牟融和唐代禪宗六祖惠能等。另一方面，良好的文化氛圍和西江流域獨有的自然風光吸外着歷代文人駐足詠歎。如唐代的元結、宋之問，宋代包拯、蘇軾，明代解縉、湯顯祖等，清代王夫之、張之洞等，這些文人學者在西江一帶開設學堂，傳播知識，寫下精彩詩文，對促進西江文化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