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族

水族自稱“睢（suǐ）”，因發祥於睢水流域而得名，故民間有“飲睢水，成睢人”之説。

水族的族名以“水”代“睢”，與唐代設置的撫水州有關。開元年間（713—741），唐朝在今黔桂交界的環江一帶設置以安撫水族先民為主體對象的羈縻撫水州，這是中央王朝對自稱“睢”族羣的確認，族名從此以“水”代“睢”。

此後，水族的族名在一些私人的著述及史籍中出現，明末鄺露《赤雅》有“ 亦僚類”之説。在清代及民國的史籍中，出現水家苗、水家夷、水家等稱謂。過去的一些史籍中，把少數民族視為未開化的族羣。

1957年，國務院批准成立三都水族自治縣，族稱定為水族 ^[1]  。

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水族人口數為411847人。

根據《中國統計年鑑-2021》，中國境內水族的人口數為495928人。 ^[5] 

對於水族的來源，民間和學術界出現殷人後裔説、百越（兩廣）源流説、江西遷來説、江南遷來説等説法，實際是針對水族發展史上某一時段或某一分支而論，都有一定的歷史性與合理性。據《百越源流史》載，大約在殷商之後，水家先民從中原往南遷徙，逐步融入百越族羣之中，逐步形成了以中原文化、百越文化為主流的，南北民族融合的二元結構形式。嶺南地區以及東南沿海一帶，古代居住着許多部落，史學界統稱為“百越”。水族先民南遷之後可能融入百越的“駱越”支系中，然後逐步發展成為單一民族。因此，水族社會保留着殷商文化圈和百越族羣的濃郁文化遺存。

水族歷史上曾出現過兩次舉族大遷徙。殷商亡國之後，部分殷人南遷融入百越族羣。這是水族先民的第一次遷徙。公元前2世紀，秦王朝統一中國之後發兵征剿嶺南。水族先民舉族第二次大遷徙，從百越母體中分離出來，由南方溯流進入龍江、都柳江上游地帶生息，大致形成後世分佈的格局,並逐步向單一民族邁進。水族先民水族經歷了八九百年相對比較穩定的發展，到了唐代逐步發展成為單一民族。水族的族名以“水”代“睢”，與唐代設置的撫水州有關。開元年間（713—741），唐朝在今黔桂交界的環江一帶設置以安撫水族先民為主體對象的羈縻撫水州。據《唐書·地理志》、《唐書·南蠻傳》載：“貞觀三年，東謝蠻首領謝元深入朝……以其地為應州，拜元深為刺史，領黔州都督府。”“貞觀三年，以東謝首領謝元深地置縣五:都尚、婆覽、應江、陀隆、羅恭。” “開元中，置莪、勞、撫水等羈縻州。”據考證，應州及屬下都尚縣的治地為今三都水族自治縣上江鎮；婆覽縣治地為三都縣恆豐鄉，後世稱為水婆；應江縣治地為榕江縣平永鄉；陀隆縣為台江；羅恭縣為雷山縣。宜州北面的撫水州在今廣西北部之環江一帶。

隋唐時期，湘、黔、桂邊境一帶統稱為“溪洞”之地，住在這裏的少數民族處於部落、部族階段，部分從事刀耕火種的農業。在《宋史》中關於撫水州（包括撫水、京水、多逢和古勞四個縣，主要為今廣西環江一帶，及毗鄰貴州省荔波縣的部分地區）的記載，可以看到“夾龍江居”水族社會發展的輪廓。當時，這裏的農業生產已有相當的發展，平地廣種水稻，有“種稻似湖湘”之記載，酋長居住的地方有“樓屋戰棚”，並有柵欄護衞。“其酋皆蒙姓……民則區、廖、潘、吳四姓。亦種水田，採魚。”為了反抗封建王朝的高壓統治，撫水州的水族上層還組織地方武裝，多次“犯邊作亂”，威脅到中央王朝的統治。同時，水族首領還私自鑄造水書大錢。從蒙令、蒙漢誠、蒙虔瑋、蒙填、蒙頂、蒙承貴到蒙趕稱帝，撫水州都幾乎沒有停止過反抗壓迫的活動。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撫水州蠻“數寇宜（山）融（水）州界，轉運使俞獻可招撫，羣蠻抗命，侵略不已”，後命平州刺史曹克明領兵征討追斬殆盡。“詔以撫水州為安化州，撫水縣為歸仁縣，京水縣為長官寧縣”。為防止水族人民再與朝廷抗衡，宋王朝除改撫水州名外，還有意識地把水族人民遷移到漢族地方安置。《宋史》載：“願遷處漢地者七百餘口，詔分置廣西信荊湖州軍，以田糧。”宋朝出台這一決策之目的，就是要分化瓦解水族社會實力，從根本上消除西南地區隱患。從此水族社會日趨衰微。

宋末元初，水族已進入封建社會。蒙姓貴族在龍江上游的廣大地區建立了封建領主制度的形態，但仍保留着較濃厚的農村公社色彩。表現在領主對轄區內土地並無絕對的支配權，人身依附關係並不牢固，而且在社會基層組織的“洞”或“寨”內，成員還有一定的獨立自主權。“洞”、“寨”內有自己的領袖“都老”管理內部事務，遇有戰事則敲擊銅鼓或吹牛角，由“都老”召集成員參加戰鬥。成員可以自由使用洞、寨公有的山林、牧場，但經過開墾的土地則歸墾者佔有。對封建領主的貢賦亦以村寨作為負擔單位。

元朝政府對西南少數民族實行招撫政策，設置了一套從路到總管府、軍民府的統治機構。1283年，四川行省參政曲立吉司用武力鎮壓了貴州南部“九溪十八洞”的少數民族，加封少數民族首領為世襲土官，通過他們來統治少數民族人民。不久，鄰近的爛土、陳蒙等處的“洞長”也接受了元朝的封號，改陳蒙、合江兩洞為州並增設了陳蒙、爛土軍民安撫司。規定按期向封建王朝納貢丹砂、雄黃以及馬匹、雨氈、刀等物。

（圖為《水族卯節》拍攝現場）(5張)

明代，水族地區的社會經濟有了顯著的發展。在農業生產方面，由於生產工具的改進，在較平坦的地區新開了很多水田。在過去採用“刀耕火種”的山區，也已開闢為梯田，改變了過去“不以牛耕”的習慣，興修水利，灌溉田畝，生產技術有所提高，糧食產量有了增長。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的剩餘產品。另一方面，由於大量開墾，出現了許多不向土司、土目交納負擔的“私田”，農民間分化出一部分新興的地主階級，領主經濟逐漸向地主經濟轉化。依附於農業的家庭手工業也有了顯著的發展，特別是手工業紡織產品不但可以自給，還有剩餘拿到市場出售。定期趕集的初級市場也在不斷形成，並出現了較大的集鎮。驛站的普遍設置，在客觀上便利商旅的往來，與外地經濟往來聯繫更加密切了。隨着江南漢族移民大量遷入，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水族人民與漢族人民互相學習，友好相處，對水族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明代沿襲元代分封土官的辦法，在水族地區設置土司。水族人民不僅要向封建王朝交納賦税，同時還要給土司、土千總、土目服無償勞役和各種雜派，如耕種“印田”、“塘田”、“夫田”、“鼓手田”、“筷子田”等，種某項田的農民就要負擔差役或交納某種實物，種“夫田”的要給土司抬轎。土司家庭的一切糜費、雞鴨、柴草以至筷子，都要農民定期交納。土司擁有官吏、軍隊、法庭和牢獄，對農民有生殺予奪之權。明代在加強土司制度的同時，在有條件直接統治的地方，則逐步實行“改土歸流”。如明初，封建王朝以武力消滅了荔波的蒙、皮、雷三姓土司以後，分置方村、蒙村、窮來村三個巡檢司。1506年又改司設縣，委派流官統治。在明代封建統治階級和土司的剝削壓迫下，水族人民和鄰近各族人民的反抗鬥爭此伏彼起，較大的就有十多次。今榕江縣境內的八開土司、三都縣境內的甲早白姓土司等，也與當地的水族發生過多次糾葛抗爭。1432年水族人民在韋翁同的領導下，反抗爛土土司的鬥爭；1479年水族人民支持苗族人民反抗安寧土司的鬥爭；1489年水族人民圍攻鎮壓人民的軍事據點楊安堡等。

從清初到鴉片戰爭的200來年間，水族地區的社會經濟有了進一步發展。農業生產有了顯著的提高，在平壩地區，水稻畝產可達三百斤以上，已有少數從農業分離出來的獨立手工業者，在爛土、三腳屯及荔波縣城等城鎮出現了小規模的手工業作坊。根據嘉慶年間的記載，當時手工紡織技術已達相當水平，爛土出產的斜紋布，稱為“順水班”，行銷鄰近各縣。商業也逐漸發展起來，乾隆時，僅三腳屯州洞轄區內，農村初級市場即有14個之多，來往商旅絡繹不絕。清朝統治者為了加強對水族人民的統治，在水族的土司轄區內增設流官。這時地主經濟有了相當發展，農民的土地大量被地主霸佔。至19世紀初期，水族地區已出現了擁有一千多畝田的大地主，通過地租、高利貸，對勞動人民進行剝削。英勇的水族人民與臨近各族人民掀起了多次反抗清朝統治者及本民族剝削階級的鬥爭。1803年，荔波知縣胡蒼睿等一批贓官在赴任途中被水巖的水族農民全部消滅。從此以後，清政府派到荔波的官吏，“莫不心懷畏縮，裹足不前”。

19世紀80年代以後，帝國主義勢力直接深入水族地區。農民被誘迫大量種植鴉片，每年沿都柳江外運的鴉片達數十萬兩，農村生產力遭到了破壞。過去水族婦女紡織的傳統的“水家布”，因質地牢固而不易褪色，行銷遠近，這時也由於洋布、洋紗的輸入而受打擊，傳統紡織業變成了洋紗加工手工業。

辛亥革命以後，民族資本有過微弱的發展，在今三都水族自治縣內開辦鐵、汞、銻等礦廠，但終於為國民黨官僚資本所壟斷，買辦資本家大肆掠奪水族地區盛產的油桐、五倍子等土特產，地主階級大量兼併土地，地租剝削由“對半分”變為地主收六成甚至七成，加上高利貸和僱工等剝削，逼得許多農民傾家蕩產。法國傳教士在黔南設立了一些天主教堂，連三都縣九阡鎮板南村也建起教堂，教會與地主階級相勾結，橫行霸道，欺壓人民。

帝國主義扶持的地方軍閥連年混戰，給人民帶來極大災難。1922年，雲南軍閥張開儒部路過水族地區就拉去民夫一萬餘名，沿途病死者不計其數。各派軍閥竭力收編和擴大土匪武裝，形成了軍閥、地主、土匪三位一體的統治。從當時流行的謠諺可窺出水族地區的狀況：“官如匪，兵如篦，保安團過如刀剃。”“窮人頭上三把刀，官家壓、地主剝、土匪燒。”在官匪聯合統治下的二、三十年間，水族聚居的一些地區人口減少了1/3，農村荒涼，勞動人民大多過着吃蕨根、蓋秧被、以灰水代替食鹽的悲慘生活。

近代水族人民進行過多次的革命戰爭，其中規模較大的是19世紀中葉的農民起義和20世紀初的反帝愛國運動。1855年，在太平天國革命的影響下，水族人民在潘新簡的領導下，團結周邊布依、苗、侗、漢族人民，投入“鹹同起義”，參加者達數萬人之多，轉戰黔南桂北，堅持鬥爭達18年之久。起義軍所到之處，打倒官僚、地主惡霸，廢除苛捐雜税，得到各族人民的熱烈支持，與太平軍、捻軍及回民起義軍共同構成了當時全國人民反抗清朝統治者的大風暴。1906年三月，水族激於帝國主義傳教士在水族地區的罪惡行徑，與當地周邊民族一起拿起武器堅持戰鬥年餘，攻打都勻府，打開監獄，救出蒙難羣眾，搗毀教堂，先後參加鬥爭的羣眾達10萬人以上。

水族銅鼓(4張)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水族人民進行了多次反對封建軍閥的鬥爭。1930年，中國工農紅軍第七、八軍經過水族地區，組織羣眾，打土豪，分糧食，宣傳黨的政策，播下了革命火種。水族羣眾積極地給紅軍帶路和運送糧草。1943～1944年間，水族人民為反抗徵工、徵糧、徵兵，圍攻三都縣城。都勻套頭地區圍殲前來擄掠的國民黨黃瑤部隊，掀起了反抗國民黨統治的鬥爭高潮。1944年11月下旬，日本侵略軍侵入貴州，“黔南事變”爆發。日軍在黔南橫行的18天，踐踏荔波、三都、獨山、丹寨、都勻等縣市，進退均經過水族地區。為保家衞國，英勇的水族人民奮起反擊，打響了貴州民間抗日的第一槍和最後一槍。在這次反抗侵略鬥爭中，水族和周邊各族人民自發組織起來戰鬥，共擊斃日軍百餘名，繳獲一大批軍械，譜寫了一曲壯美的衞家保國頌歌。1949年，水族進步的知識分子潘文興，聯絡布依族知識分子覃傑等，秘密組織武裝游擊隊攻克國民黨盤踞的荔波縣城，移交中國人民解放軍接管。

水族的信仰文化屬於原始宗教信仰範疇。水族認為萬物有靈而崇奉多神。自然崇拜，祖靈崇拜，神靈崇拜構成了水族信仰的核心。

在水族社會中，不論是原始宗教信仰的崇拜對象，或是崇拜形式、信仰儀式，還是原始道德的內容及其形式與傳承方式，都比較清晰地反映出信仰文化與民間知識二者相互雜糅、有着千絲萬縷聯繫的特點 ^[1]  。

水族以大米為主食，喜食酸辣調味，有“無菜不酸，無辣不食”的習俗。

待客以酒為重，主人敬酒時帶頭喊一聲“秀”（即乾杯的意思），眾人也齊聲喊“秀”，將酒飲盡 ^[2]  。

水族(5張)

水族在服飾上禁忌紅色和黃色，特別禁忌大紅、大黃的熱調色彩，而喜歡藍、白、青、三種冷調色彩。水族不喜歡色彩鮮豔的服裝，而是喜歡色彩淺淡素雅，這表達了水族獨特的服飾審美觀，那就是樸素、大方、實用。

水族女服多以水家布縫製，無領大襟半長衫或長衫，長衫過膝，一般不繡花邊。而節日和婚嫁盛裝與平時截然不同，通常肩部、袖口、褲子膝彎處皆鑲有刺繡花帶，包頭巾上也有色彩繽紛的圖案。頭戴銀冠，頸戴銀項圈，腕戴銀手鐲，胸佩銀雅領，耳垂銀耳環，腳穿繡花鞋，素雅文靜。

水族男子穿大襟無領藍布衫，戴瓜皮小帽，老年人着長衫，頭纏里布包頭，腳裹綁腿 ^[3]  。

水族村寨大多是同血緣氏族聚居。起房造屋，通常要以主人的生辰八字擇吉行事。水族傳統的房屋結構，大多屬於“人樓居，梯而上”的古越人茆榫“幹欄”式建築遺風，由“依樹為巢而居”演化而來。

傳統的杆欄住房，在平整地基之後，先用2米來高的粗大柱頭修建穩實的承重平台，搭上厚實的樓板之後，才在其上架立高層的木排房架。“上以自處，下居雞豕。”底層大多作為餵養禽畜，安裝石碓、石磨及堆放雜物之用。幹欄木屋，既具有防潮、防蟲蛇、防盜的功能，又節約用地，頗受人們歡迎。為了納福迎祥，從屋基選擇、坐山朝向、木料準備、大梁砍伐、立柱上樑、喬遷生火等每個環節，一般都依照水書的宜忌行事。

起房立柱，通常選用卯時。“卯者茂也”，在水書中含有生育、開啓、發達之義。木匠師父還要迎請分管起造的水書創始人“六奪公”到場保佑，並以魚肉就飯祭祀。新房上樑之後，主人家用染過的布匹從大梁上垂掛下來，將馱着穀穗、新衣、布匹、秤、口袋等物品的馬匹以及水牛，牽進新屋。當天即在堂中生火，以煙大火旺為榮，取巫術相似律以期實現人丁發達、財源廣進之目的，同時省掉擇吉喬遷之煩惱 ^[1]  。

水族有本民族的語言和傳統文字。

水語屬漢藏語系壯侗語族侗水（侗台）語支，共有聲母71個，韻母55個，聲調8個。水語與壯侗語族中的侗語、毛南語、布依語、仫佬語、壯語、傣語和黎語等有親屬關係，尤其與侗語、毛南語、仫佬語更為接近，並有許多同源詞。水語跟同語族的壯語、傣語相比，內部差別較少，各地水族羣眾一般都可以用水語互相通話。水語可劃分為3個土語區，沒有方言差別。第一個是三洞土語區，以三洞鄉板南村水語為代表。第二個是陽安土語區，以陽安甲乃村為代表。第三個是潘洞土語區，以陽和鄉潘硐村的水語為代表。

水族古文字，以及用這種古文字著編的信仰文化、民間知識雜糅的典籍，水語通稱為“勒睢/泐睢”，漢譯為“水書”。水族古文字體系保留着圖畫文字、象形文字、抽象文字兼容的特色，2500多個單字中，大部分為異體字。在日常生活中水族地區通用漢文。

在語言稱謂方面，水族地區普遍使用水語交流。日常交往，人們沿襲尊長、尊老的美德。村寨裏的媳婦，凡見到年長的祖父母輩長者，則通稱為公、奶，見到父母輩長者，通稱為父母。結婚生育之後，習慣以其孩子的名字稱呼其為某某之父、某某之母。新媳婦到來的三五天內，每天清晨除了給新郎家擔水之外，還要為近鄰每户挑一擔新娘水，既表示新娘賢淑孝順，也給家族認識新娘的機會 ^[1-2]  。

水書是水族古文字及其著編典籍的漢譯通稱。

水書典籍是水族民間知識、信仰文化雜糅的鉅著，被譽為水族的“易經”、“百科全書”。水書內容博大精深，除了直接反映水族天文曆法、原始信仰之外，還兼容了水族哲學思想、文學藝術、語言文字、佈陣攻守、倫理道德、生產生活等諸多方面的內容，成為研究水族歷史文化的珍貴典籍，也是宗教學、歷史學、民族學、民俗學、語言文字學等學科研究的珍貴資料。其中，信仰文化所記載的水族眾多的鬼神，既反映了水族萬物有靈的泛神觀念，又反映了水族先民認識自然、改造自然，認識社會、改造社會的經驗積累，是失敗多於成功的痛苦記憶。

由於水書是水族民間傳統文化的精華，是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民族親和力和民族情感的重要載體，成為全民族信仰的精神支柱，成為維繫水族各支系的重要精神紐帶。

2002年，水書被國家檔案局、中央檔案館列入首批“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作為重點民族古籍進行收藏。2006年，水書被列為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1]  。

待客禮節，水族重酒、重煙而輕茶。

客人來到，要盡力招待，一般客人待以葷菜，重要的親友殺雞鴨招待，貴賓則殺小豬款待。入席之後，先用筷子蘸一滴酒點在桌子上，表示先敬奉祖宗與神靈，然後再享用。以雞頭、鴨頭敬客，是水族重要的禮節。

交杯酒、肝膽酒是待客敬酒難得的禮儀。水族待客以酒為貴，並有“客人不醉不罷休”的不成文規矩。水族喝交杯酒形式特殊，讓席間所有飲者聯臂舉杯，右手端着自己酒杯向右側的飲者伸去，而左手則接過左側飲者遞來的杯子，使席間形成一個封閉圓圈的互飲形式。通常由長者、尊者或客人先飲，其餘的人則高呼三聲“耶--”的祝賀聲助興。

殺豬待客通常有肝膽酒的禮儀，就是將附着苦膽的整葉豬肝，用火子燒結膽管口，煮熟後一道供祭。飲用時，把膽汁注入酒裏。肝膽酒表示主人真心誠意待客，象徵肝膽相照、苦樂與共。加上苦膽有清火明目、降低血壓和幫助消化的功效，適量飲服肝膽酒對身體有裨益。

外嫁的女子回孃家來省親，當其返回郎家時，家族鄰里或以彩色糯米飯、或以粽子贈與，往往還附上一隻雞鴨膀腿、或一塊熟的豬肉、或幾條炕魚、幾塊煎炸豆腐。這些禮儀既表示親近，又加深情感的聯絡。

水族重糯食，一挑挑的摘糯穀穗（亦稱米廉、谷廉）是婚喪起造的重要禮品 ^[1]  。

水族有本民族自己的歷法——水歷。

水歷與夏曆基本一致，不同的是水歷以夏曆八月為歲末，九月為歲首 ^[1]  。

水族文學的主流是民間口頭文學。這是水族人民認識自然、改造自然，以及對生產生活的經驗總結以及自娛自樂的成果。這些成果歷史地、形象地反映了水族絢麗多彩的社會面貌，以及對人生美好的追求與向住。

水族民間文學，依文體分類，可分為韻文體和散文兩大類。

韻文體的作品為説唱結合的曲藝“旭早”、歌謠類。散文體按其內容和形式，可分為神話、傳説、故事、寓言、童話、諺語、謎語等類別。

水族創世紀神話與傳説，是水族先民在遠古時期的文學創作，主要圍繞天地山川、日月星辰如何形成，人類及動植物怎樣起源等主題而展開的。這些題材重大，範圍廣闊、內容深邃的遠古時期創世紀神話與傳説，是水族文學史上最光輝和燦爛的作品。這些作品主要包括仙婆牙媧開天地、造萬物，人龍雷虎爭天下，殷公（恩公）踩拓天地，洪荒遺民兄妹再造人煙等。創世紀神話，古歌佔有優勢，散文體未整理出比較完備的作品問世。

牙媧，或譯為牙巫、伢俁、牙福，是水族創造萬事萬物的大仙。“牙”是年長女性專用詞，意為婆、奶，“媧”為其名，或稱仙婆牙媧。仙婆牙媧是水族遠古神話中最高權威的主神，其本領最大，開天闢地，創造人和萬物，不論在神話傳説還是古歌中，其顯赫、神聖的位置是無與倫比的。《拱恩點恆》是繼仙婆牙媧之後，殷公踩拓凡間、修補人間的男仙神話故事。

水族神話《人龍雷虎爭天下》頗具藝術特色。人和龍、雷、虎是同胞兄弟，後來大家為一穗小米、平壩田地和茅屋等財產的分割問題發生內訌。於是，天仙出主意，讓四兄弟鬥法比本事，誰贏了就由誰來主宰天下。故事形象地反映了人獸同源，私有制的出現，原是公有制的滅亡，種植業的發展，以及人用火攻戰勝所有對手而成為世界主人的樸素觀念 ^[1]  。

水族樂器有銅鼓、皮鼓、鑼、蘆笙、胡琴、嗩吶等，其中銅鼓最具民族特點，歷史上氏族、部落之間進行征戰，以擊銅鼓為報警信號，後改為吹牛角代替，銅鼓曾被視為權勢和財富的象徵。

水族曲藝，由寓言式的雙歌“旭早”演化而來，是文藝工作者從帶有一定表演性質的水族傳統大歌中分離出來的一種藝術形式。

水族曲藝由雙方表演，以唱和為主。詠唱之前，在簡單表演中説一段簡短的説白，類似小序的故事，然後再唱和。較長的曲藝，詠唱之中還往往插入説白。這種説白、唱和及簡單的表演，往往有機地融為一體，充滿哲理、情趣與歡樂。

其代表作有《龍女與魚郎》、《老虎魚虹龍》、《烏鴉與白鶴》等。

水族歌謠種類，按內容可分為古歌、生產歌、風俗歌、禮儀歌、風物歌、酒歌、喪歌、苦歌、情歌、婚嫁歌等。按形式可分為雙歌、單歌、蔸歌、調歌、詰歌等，而以雙歌、單歌居多。有的習慣把酒席上唱的歌稱為酒歌或大歌，而把在其它場合唱的歌稱為小歌。

水族歌謠的句式結構有七言、四言、五言、六言不等，而以七言句居多。七言句呈三、四字分節停頓，歌謠十分注重押韻，有“無歌不有韻，無韻不成歌”之説。且押韻自由，頭韻、腹韻、尾韻交織使用，且變韻快，人們稱為迴環交織的流水押韻法。

水歌多用比喻，尤其以隱喻最為普遍，其次是擬人、復沓、排比、反問、設問等手法。隨着漢文化的深入傳播，都勻市等一些地區多唱漢族的七言句民歌，但弔喪歌依舊用水語演唱 ^[1]  。

水族的民間舞蹈藝術有銅鼓舞、角鼓舞、蘆笙舞、鬥角舞等，每逢節慶即舞蹈助興。

水族鬥角舞由兩個演員頭戴牛頭道具，在眾人吹蘆笙舞曲與女伴舞者圍成圓形舞場，鬥角表演者做各種鬥角姿態，將生活中的鬥牛表演的惟妙惟肖。

水族蘆笙舞由男人吹奏蘆笙領舞，女人跟在後面隨着蘆笙曲調的變化，踏着節拍跟隨着領舞者的舞姿去變化着同一的動作。

水族角鼓舞是用兩端植入一對水牛角大革鼓為主要道具而得名。舞蹈時，在角鼓、銅鼓鼓點的導引下、男生吹蘆笙出場，女生尾隨其後翩翩起舞。其間，還插入鬥牛、收割、男女情愛的舞蹈內容 ^[1]  。

水族的手工藝品有剪紙、刺繡、印染、雕刻等。水族的石雕頗具盛名。

水族馬尾繡最具特色的刺繡工藝，2006年，被列為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馬尾繡用馬尾作原材料，用手工將白色絲線緊密纏繞在馬尾絲上，成為類似低音琴絃那樣的白色預製繡花線，然後按照傳統紋樣，將這種白色繡線盤繡於花紋的輪廓上，中間部位再用7～9根彩色絲線編制的彩色扁線填繡，馬尾繡揹帶是以馬尾繡為主要繡法，綜合了一些其他繡法的刺繡傑作，集中體現了水族刺繡的精湛技藝。

此外，水族的刺繡還有平繡、空心繡、結線繡、螺線繡、絞繡、皺繡等 ^[1]  。

水族地區的農業生產，建立在小家庭的基礎之上，生產工具主要有：犁、耙、釘耙、耥耙、秧耙、踏犁（步犁）、篤撬、薅鋤、挖鋤、鏟鋤、手鋤、斧頭、柴刀、鐮刀、鋸鐮、摘刀、谷桶、木錘、鐵錘、水碾、舂碓、扁擔、扦擔、鑿子、推刨、鋸子、梭鏢、弓箭、鐵夾、鳥槍、火炮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摘刀、踏犁（步犁）。摘刀，主要用於採摘糯稻、紅稗及喂牛的芭茅草。採摘時，右手持刀，一次一穗或一刀一根把採摘的物品摘下，然後結束成把，以便於搬運或晾曬。踏犁，適合於山區深翻土地，既省力而又不踩板泥土，頗受農户歡迎。農活，一般入冬之前挖泡冬田、翻稻茬田，讓冰雪扎鬆土壤及殺死蟲害。入冬之後，抓緊割草積肥。快開春時，就準備修整水塘、水渠、水溝。在古代，山區梯田的開發，大多利用冬季農閒時節進行。

水族種植水稻有悠久歷史，形成眾多十分濃厚的稻作相關習俗。水族曆法以稻作物候為依據，水族的卯節與端節，就是因稻作種植與收割而形成的盛大年節。過去，人們認為在稻作生產關鍵階段，博得稻神歡心才能獲取稻作豐收，因此從浸種、撒秧、栽秧到吃新收割每個關鍵階段，往往要依據水書擇吉行事。開秧門之前，將兩把稻秧帶到家中以魚肉酒飯供祭，請盛裝的年輕媳婦主祭，喃喃祈求神靈保佑稻作豐產：“別人的稻穀用摘刀採摘，我家的稻穀用斧頭砍。斧頭砍根樁，摘刀摘尖稍……”。然後，由這位媳婦帶着秧苗先下田栽幾行之後，盛裝待命的其他婦女才紛紛下田勞作。開秧門儀式，既是對稻神的尊重，又是運用相似律的巫術原理，讓少婦旺盛的生殖力轉嫁到禾稻上，祈求獲得更大的豐產。

水族崇拜魚，魚是大多數水族地區的圖騰崇拜物。水塘養魚、稻田養魚是水族地區的重要技能與特色，人們運用田魚產卵和用稻草團分卵繁殖的技能，掌握洪水及野獸對漁業危害的方法，使魚稻獲得雙豐收。所以，飯稻羹魚成為水族的傳統習俗 ^[1]  。

水族的歲時節日有20多個，如端節（藉端、吃端）、卯節（借卯）、額節（借額）、蘇寧喜（借寧喜）、敬霞節（敬霞、拜霞）、春節（借薦）、清明節（掛青、掛社）、端午節（借王）、銅鼓節、洗澡節（六月六）、黃飯節、花椒節、二月二祭白龍、三月祭龍節、六月祭土地、六月祭山神、七月半、七月接送老祖、中秋節、重陽節、十月舂牛粑、拜廟（拜菩薩、拜哥善、拜善）、宇魎（韻娘）、吃新節（借咬裏、借熬利）等等。

端節，是水族最隆重的節日，水族人把這個節日當成漢族的春節一樣來過。端節，水語稱“藉端”，意為吃端，是新年開端、辭舊迎新、慶賀豐收、祭祀祖先、聚會親友的年節。2006年，“水族端節”、“水族卯節”，分別被列為國家級、貴州省級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端節是水族過節範圍最廣、人數最多、歷時最長、批次最多的節日，被譽為水族最盛大的年節，也屬世界上歷時最長、批次最多的年節。端節在水歷年終12月及新年正月期間過節，對應陰曆八九月，正是桂花飄香，稻穀成熟時候。古華夏稱新年正月為端月，端月的第一天稱端日，水族至今依舊如此稱呼。端節祭祖要忌葷，以魚為至珍祭品，魚包韭菜是傳統的供饌。祭祖除了豐厚食品之外，還將鋤犁和鐮刀等生產工具擺上，藉以啓迪後裔繼往開來，靠勞動去開拓幸福。

水族端節屬古代稻作物候的部落慶典遺風。東漢許慎《説文解字》釋年：“谷熟也。”谷熟慶典曰過年。水族的水歷，以及盛大的端節，準確詮釋漢字“年”的本義。端節以亥日為主幹推算節期，古代分九批，現在分七批按地域或氏族村寨輪流過節，其間還有地支午日、未日、酉日過節的。端節首尾間隔，一般年成歷時50余天，閏年為60余天。首批端節，從都勻市套頭地區開始，後面六批端節輪到三都縣、獨山、荔波、榕江、丹寨、雷山等縣的水族。過端階段，村村寨寨敲擊銅鼓皮鼓，吹笙唱歌，徹夜不絕，終月不止，親友和周邊民族來走訪祝賀，水族山鄉沉浸在歡樂的氛圍之中。端節賽馬是水族先民在發祥地的征戰遺風，逐步演化成為重大的羣眾性娛樂活動，也是南方民族獨有的習俗。賽馬在約定的“端坡”上舉行。穿着節日盛裝的男女老幼從四面八方聚集這裏。當跑道主祭人拔掉草標，高呼“開端、開年、開道”之後，眾騎手揚鞭奮蹄，競相奔馳，一片歡騰。“端坡”上還有文藝節目演出，有各種商品出售，成為人們情感和物質交流的盛會之地。

額節，意為吃額，是荔波縣永康、拉交地區水族的年節，除了沒有跑馬活動之外，過節的時段與內涵與端節相似。

卯節，水語稱“借卯”,義為吃卯，在夏收夏種結束之後的水歷9～10月間（對應陰曆5、6月）分四批過節，是預祝稻作豐收與人口增殖的重大年節之一。頭三批分佈在荔波縣的水利、洞託、水浦等地。最盛大的第四批卯節是三都縣九阡鎮、荔波縣永康等地關尾。節期在《水書》中被認為是“綠色生命最旺盛的時節”。卯節，以地支卯日為節期，並以辛卯日為上吉，以丁亥日為至兇，擔心旱象嚴重影響收成。以祭祖、祭祀稻秧、祈雨、對歌為主要內容，是祈求稻作豐產和人口增殖的傳統年節。三都縣水各村的卯節、卯坡，已作為重要的旅遊文化開發。

蘇寧喜節，水語音譯，義為水歷四月丑日節，水歷四月對應陰曆臘月，源於對生母娘娘祭祀的古節，被譽為水族的婦幼節，是貴州省三都縣和勇村板孔、吉勇及相鄰的獨山縣火寨等地的年節。節日期間，人們互相走訪慶賀，而娃兒們卻別有一番樂趣，他們提着特製的小提篼，結隊挨家逐户去討吉利的年飯。受到人們的熱情地接待，給每人散發彩色糯飯、肉塊、豆腐乾及紅雞蛋等。

銅鼓節，是居住在都勻市基場、陽和兩鄉的水族，於清明節後第一個卯日在陳蒙坡丫口寨歡度的節日。相傳先祖遷來時，部落鬥爭頻繁，虎豹成羣，經過努力解除了災害。各村寨聚會商定，從此於清明過後卯日這一天聚會陳蒙坡歡慶勝利，相因成節。此外，還有獨山縣羊場地區農曆六月六日在温泉過的洗澡節，三都、荔波等地傳存敬雨水神的古樸“霞節”等。雲南富源縣古敢鄉水族的節日還有二月二祭白龍（中和節，或稱祭小白龍）、三月祭龍節（地支巳日過節，是古代上巳節的遺風）、六月祭土地、六月祭山神等。祈求風調雨順，年歲豐稔，村寨平安 ^[1]  。

水族婚姻沿襲傳統習俗，恪守同宗血緣不娶、異宗異姓氏族開親的原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依舊是水族地區男女青年婚姻的主流。注意門當户對，講究明媒正娶。即使當代，戀愛不十分自由，婚姻難以完全自主的現象較為普遍。水族很早就實行一夫一妻制，封建時代出現的納妾現象也為數極少。水族古代議定婚姻範圍十分嚴肅，由此產生《倒栽杉》、《倒栽楓》和《破姓開親》的種種傳説。同時，與當地的習慣法緊密相連，故有“南低宇，吃不得”之諺語，即同血緣家族屋檐下的弔喪肉吃不得，特別注重婚姻集團內部的凝聚作用，即使相隔的年代久遠也不能開親。違反上述原則，習慣法最嚴厲的是沉埋處罰，尚未發現鋌而走險的事例。魚是水族的圖騰崇拜物。在婚俗中魚常作為信物、聖物出現。締結婚姻時，在荔波、九阡等地請媒人提親時，男方母親悄悄把包好的幾條小乾魚置於盛着禮品的竹籃底部。而女方之母收到禮品時，也首先查看籃底是否有小乾魚。若應允婚事，則收下禮品和乾魚。新娘出閣之前的祭祖席上魚更不可少，新娘還要吃下一筷魚，以獲得祖宗保佑。迎親時，女方要看到男方帶來的罩魚籠和象徵大魚的金剛藤葉子等信物，才能發親。迎親進門時，要用魚水罐祝福，即用新的小罐子盛上井水和兩條小魚，放在大門及新房門口，祝福新人如魚得水，恩愛白頭，並獲得魚類旺盛的生殖能力。為了家庭人丁興旺，民族強盛，魚作為聯姻的信物、聖物的習俗，在水族社會中世代傳承而不衰。

女方允親之後，通常要吃認親酒、定親酒，男方向女方家送上一頭肥豬、銀飾、禮金、服裝及紅糖等若干禮品，公開聯姻消息。吃大酒接親，聘禮悉數送上，場面更為壯觀。迎新娘進家，新郎的家人全部退到屋外，虛掩大門迎候。大門外放着柴塊，或放着打菜的竹籃及刀具。當盛裝的新娘來到大門口，順手抓起門外的柴塊或提籃推門進家，象徵勞作歸來的家庭主人，並靠勞動開創幸福的新生活。當新娘正要跨進大門時，新郎的母輩一人往往朝新娘身上噴一口水，或用一束芭茅草拂拭，或撒一把常青的樹葉，藉以驅除途中可能染上邪氣的綠眼鬼，從此幸福吉祥。水族傳統婚禮，新人沒有拜堂和鬧新房之禮俗，當晚由伴娘陪宿，次日回孃家。過幾天，新郎把新娘請來之後開始過新婚生活。過去舅爺的權力大，有優先娶姑媽女兒為媳婦的權力，俗稱回娘頭親。現在，回娘頭親習俗已逐步消失，外甥女即使出嫁，作為交往禮儀只給舅父送一般性的禮物。傳統婚禮，新郎一般不迎親，而請幾位未婚男女充當姨娘、舅爺的“菲、祝”代迎，大多數地區的新娘撐傘徒步行走，但有“忌踩腳印”之習俗，即遇上抬死人或有另外新娘經過的路段，要背新娘避讓以消災。都勻市套頭地區的水族，還保留着由兄弟全程背新娘送到新郎家的古俗 ^[1]  。

水族的喪葬習俗主要特點是：禁忌繁多，厚葬、隆祭、久祀。水族喪葬集中體現了祖靈崇拜、神靈崇拜、自然崇拜的信仰文化內涵。同時，喪葬又成為水族傳承孝道和祭祖禮儀、調整人際關係、提升血緣氏族凝聚力、交流社會知識的重要活動。水族的厚葬，並不體現在隨葬、陪葬物品的貴重與多寡，而是反映在製作石棺墳墓、大型墓碑的建造方面。這種現象遠遠超過相鄰的周邊民族。在過去的50多年間，水族地區的石棺墓和大型墓碑被毀了大多數。目前，僅餘下三都縣引朗石棺墓、荔波縣水浦石棺墓等兩個貴州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水族石棺墓有二、三層，外形與幹欄住房結構相似，並雕刻有精美的花鳥魚蟲及人物故事等圖案。水族喪葬的隆祭之風，還表現在為死者舉行的各種盛大而複雜的弔喪“開控”活動，有的稱為“砍利”。弔喪活動規模大小，往往依據孝家經濟實力而選擇“小控”、“中控”、“大控”和“特控”。特控又稱“控臘”的規模最大，過去只有大户人家才能擔負得起。水族大多數地區弔喪要忌渾吃素，以魚主祭品，奉獻犧牲男喪重馬及水牛，女喪重水牛及豬。喪葬弔喪活動，有條件的要吹蘆吶、跳舞、唱歌、演花燈、耍龍舞獅、製作各類紙紮的旗幡傘蓋等，客觀上成為水族民間工藝美術、文化交流、男女社交、聚會娛樂的重要活動。

過去，水族地區有“人死飯甑開”之説，弔喪期間無論是誰來到，孝家都要供給飯菜接待，或讓來者在弔喪場中的谷桶裏任意取用糯飯充飢，開銷頗大。為了消除喪葬活動中低沉的氣氛，都勻套頭的水族男女青年有用藍綠黑等冷色調顏料打花臉戲耍的習俗。水族喪葬的久祀，體現逢上清明節要掃墓，逢年過節或家裏遇到重大紅白喜事，要為亡靈舉行祭祀活動。三年守喪過了之後，還要舉行隆重的除服活動。儘可能為亡人立碑紀念，是水族悠久的傳統習俗。水族地區遺存的眾多石棺墓、樓閣碑墓，就是這種遺俗的見證。水族過分重視弔喪活動，過去有些家庭為其所累，借債勉強支撐，結果人勞財散而一蹶不振。

由於喪葬活動集中地反映了水族社會倫理道德觀念，信仰世界的生死觀與鬼神觀，也反映了從祭祖中尋求永生和納福發展的功利目的，因此成為集中傳承孝道和社會知識的重要實踐活動，成為禁忌最繁多、禮節最繁冗的民俗活動，也成為民間運用水書、鍛鍊水書先生的絕妙機會。魚是大多數水族地區的圖騰崇拜物，在祭祀祖先和喪葬活動中，魚的聖物角色尤其顯得突出。當有人過世，首要大事是通知氏族成員忌葷吃素。水族吃素，只忌禽畜獸類的油肉，不忌水產魚蝦之類，而以魚為最珍貴的祭品和待客的佳餚。弔喪食素，既表示對死者的哀悼緬懷和對孝家的尊重與同情，又是維繫氏族情感、增強和提升氏族凝聚力的重要標誌。因此，有用麪粉拌和植物油製成魚蝦蚌蟹的水產類模型祭品，有的還以活魚祭祀墓穴，有的要將魚卵撒在新墳封土上等習俗。魚是水族的圖騰，魚卵象徵水族後裔興旺發達。今天的子孫，就是明天的祖宗。死與生，老與少，環環相扣，生生不息，把家庭興旺和民族昌盛的美好願望，都貫穿在喪葬的活動之中。水族重土葬，還分淺葬、假葬、深葬，以及杜絕惡性遺傳的倒罈葬等。隨着社會的進步，水族地區喪葬活動逐步呈現不擇吉下葬，而以亡人過世三、五天為葬期的新局面，而且喪儀逐步簡化以適應時代發展的風尚 ^[1]  。

為了反抗歷代反動統治階級的壓迫，水族人民進行過多次英勇的鬥爭。早在北宋時，包括水族先民在內的“撫水州”僚人就曾掀起過多次反抗宋朝壓迫剝削的武裝起義，以大中祥符九年（1016）的反飢餓武裝暴動為最著名。1855年在太平天國革命影響下，潘新簡領導水族人民在今三都縣九阡地方舉行武裝起義，參加者以水族為主，人數達萬人之多。起義爆發後，他們隨即聯合古州“七十二寨”的苗族、侗族起義軍圍攻荔波縣城，一舉擊潰清軍五個營，聲勢大震。1858年至1866年，水族、布依族、苗族起義軍與太平軍石達開部互相配合，在黔南地區開展了英勇鬥爭。此外，水族人民還參加布依族羅光明領導的上江農民起義和苗族領袖張秀眉領導的農民起義，前後堅持鬥爭達18年之久。

水族人民的優秀兒子鄧恩銘，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1921年，他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山東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過英勇不屈的鬥爭，並曾兩次回貴州，對水族地區的革命鬥爭有一定影響。1931年光榮犧牲。1930年，廣西左右江紅軍全力北上，途經水族地區，宣傳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綱領，組織羣眾進行反壓迫反剝削鬥爭，播下了革命火種。1944年，日本侵略軍侵入黔南，水族人民自動拿起武器，在九阡地區一舉殲滅日寇100餘人。

鄧恩銘是水族在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知名度最高的人。他有如此影響，其因有二，第一，是中共一大代表，凡是知道中共是怎樣建立的人，都知道他；第二，2001年6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郵政局發行《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一）》紀念郵票一組，鄧恩銘的形象在第三枚郵票上，凡是集郵的人或收到貼有這枚郵票的郵件的人，都會知道他。

鄧恩銘，原名鄧恩明，1901年1月生於貴州省荔波縣水浦村的一個水族勞動人民家庭。1917年秋，他小學畢業後，因家境困難，赴山東省投奔自己的二叔，進入濟南市省立第一中學讀書。在五四運動中，他走上革命道路，被選為一中學生自治會的領導兼出版部部長，主編校刊。在此期間，他與王燼美同志結為戰友，並進一步接受了馬列主義。1920年11月，組織勵新學會，創辦《勵新》半月刊，並參與組織山東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7月與王燼美一起作為山東代表出席中共一大，次年赴莫斯科出席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回國後，任中共青島市委書記、山東地委書記，領導膠濟鐵路工人和青島日商紗廠工人大罷工。1927年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1928年12月在濟南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曾領導越獄鬥爭。1931年4月5日，英勇就義，年僅30歲。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鄧恩銘，英名不朽，精神永存。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