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濟

張元濟於清同治六年九月二十八日（1867年10月25日）出生在廣東廣州， ^[34]  籍貫浙江海鹽。 ^[7] 

海鹽張氏系浙西望族，始祖張九是南宋理學名臣。自張元濟九世祖拓建涉園，以藏書、刻書為恆業，後人繼承祖業，使該地成為一方名勝。涉園興廢對張元濟一生的學術活動影響甚大。 ^[36] 

張元濟幼時在粵東度過。他七歲入塾讀書，先後從孫鉞、湯海帆、朱藝亭、馬法、陳楚白、範鴻誥及姨丈劉允中就讀，以後又與兄弟一起拜舅父謝榴生為業師。 ^[34] 

光緒六年（1880年），十四歲的張元濟隨母親舉家返回原籍海鹽。第二年，父親張森玉去世，家道中落，靠着母親與妹妹針黹所入維持生計。光緒十年（1884年），他應縣試中秀才。光緒十五年（1889年）赴杭州應鄉試，中舉人。 ^[7] 

光緒十六年（1890年）春，張元濟曾進京參加乙丑鄉試複試，自稱“受知於吳縣潘祖蔭” ^[23]  。光緒十八年（1892年）初，赴京參加壬辰科會試，中二甲第二十四名進士 ^[2]  ，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科有蔡元培、葉德輝、唐文治等 ^[36]  。散館後被分到刑部貴州司任主事。 ^[7] 

光緒二十年（1894年），清朝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失敗，張元濟痛感國家安危不保，投身於愛國救亡運動。康有為等組織強學會，他與強學會人員頻繁來往。 ^[7]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8月，張元濟考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分掌文書。在北京時，常往陶然亭，同文廷式等議論朝政，力主改革。張元濟欽慕西學，主張“昌明教育”“開發民智”，走教育救國之路。翌年（1897年）初，與陳昭常等在北京創辦了通藝學堂，習英文、算術等新學，以期培養人才。同時，支持汪康年辦《時務報》，以求啓迪民智，希望學習西方“有用之學”，求得國家的自強。此外，他還給光緒帝提供一些新書，使之認識到傳播西方知識和實踐現代教育的重要 ^[7]  。同年與嚴復訂交，早期思想頗受其影響 ^[36]  。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6月，光緒帝實行維新變法，張元濟得到維新派領袖徐致靖的保薦，和康有為等受到召見。9月上《痛陳本病，統籌全局以救危亡折》，提出五條建議：1.設議政局；2.融滿漢之見；3.通上下之情；4.定用人之格；5.善理財之策。繼後又上折，請“為新政衙門酌設缺額，亟宜慎選賢能，以理要政而祛積習”，建議裁汰冗員，並且不要把舊衙門裁下之人派到新衙門任職，以拔擢真才。因此，張元濟成為維新變法運動的先驅之一。其間，他鑑於改革只停留在紙面上，預感對維新將有“反動”，所以並沒有更多的活動。是年8月，他一度在路礦鐵路總局當差。 ^[7] 

戊戌政變後，張元濟受光緒帝保全，僅得到“革職永不敍用”的處分。張元濟把通藝學堂的校產造冊移交給京師大學堂，在同年10月下旬攜家離京定居上海 ^[36]  ，在李鴻章舉薦下，應盛宣懷之聘去籌辦南洋公學譯書院，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4月任譯書院院長。嗣後，慈禧太后曾下詔讓他回京做官，他婉辭未應。 ^{[7]  [45]} 

對官場十分冷淡的張元濟，決心實踐其“英才教育”，走教育救國之路。他在譯書院與嚴復合作，由嚴復譯亞當·斯密的《原富》一書出版，並付高稿酬，開一代風氣之先。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初，他兼代南洋公學總理。翌年（1902年）1月，與蔡元培等創辦《外交報》旬刊，介紹國際動態與知識，主張“文明排外”。2月南洋公學設經濟特科班，聘蔡元培為總教習，胡仁源、黃炎培等任教習，學習西方新學，培養新式人才。同時，還幫助商務印書館開展譯書工作，併成為商務的股東。 ^[7] 

青中年時期的張元濟(4張)

商務印書館原由印刷工人出身的夏瑞芳等創辦，數年中曾印行過一些書籍，但因質量不高而虧本，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增設編譯所，由蔡元培出任所長。翌年（1903年）冬，蔡元培因“蘇報案”離滬去青島，此時張元濟也因不滿南洋公學的官僚習氣，又與英人監督福開森意見不合 ^[45]  ，遂辭職轉入商務工作，接任編譯所所長。他鑑於商務人力、財力、技術和經驗的不足，毅然建議與日本書業商金港堂合資。同時聘請蔣維喬、杜亞泉等一些懂新學的學者任編輯，請嚴復主持翻譯世界名著，鋭意出版西方名著溝通中西文化；並從日本請來教科書編輯專家長尾楨太郎等任顧問，和高夢旦等廣泛蒐羅訪求蒙學課本，出版教科書，編成中國最早的《最新教科書》。商務《最新教科書》的出版，並配有教師用的教授法，遠遠超過舊的蒙學課本。光緒三十年（1904年）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他又與蔡元培等編輯出版《最新修身教科書》，注重人格品德教育。之後，張元濟用人唯賢，善於網羅進步人才，加強編輯力量，相繼出版各種課本、教授法、參考書、文學作品等千餘種，為中國第一家成套出版中小學教科書的出版機構。十年之間，使商務由一個小型印刷所迅速發展成一個新型的現代化出版企業。因此，張元濟堪稱中國出版事業現代化的奠基人，商務印書館步入現代印刷出版業的功臣。 ^[7] 

（圖冊主要參考資料 ^[35]  ）

當張元濟入商務印書館實踐其“昌明教育”“開發民智”之際，國內政治風暴更加猛烈，革命派和立憲派同時展開活動。張元濟站在立憲派一邊鼓吹憲政，希望通過改良建立起一個君主立憲的理想政府。光緒三十年（1904年）夏，他與張謇等敦請軍機大臣瞿鴻禨倡導立憲，促清廷頒佈詔令施行“預備立憲”。 ^[7] 

自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起的各省保路運動中，張元濟是反對蘇杭甬鐵路英國借款保路運動的中心人物之一。此年7月，他與湯壽潛等成立浙江全省鐵路公司，任董事會董事。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由外交部奏調開辦儲才館，被派充為提調。在京數月內為學部、外務部草擬各附錄類章程、辦法十餘件。清廷設立郵傳部時，曾讓張元濟出掌該部，他推辭未就。10月南返。同年冬，他率浙江代表團赴京請願，獲不以浙江鐵路為抵押品的勝利。年底，被選為預備立憲公會副會長。 ^{[7]  [36]}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因當選商務印書館董事，張元濟辭去外務部、郵傳部任職。 ^[36]  10月，被選為浙江全省拒款會副會長。11月，預備立憲公會在上海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他和周晉鑣等十八人任該會職員。與此同時，通過商務出版的《東方雜誌》鼓吹憲政，並出版一系列新書傳播國家主權、公民權、代議制、地方自治、個人主義等政治思想。 ^[7]  同年，主持出版伍光建譯大仲馬《俠隱記》《續俠隱記》，是為中國白話翻譯小説之濫觴。 ^[36]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起，張元濟參與編校《辭源》，歷時八年完成。 ^[36] 

宣統二年（1910年）3月至12月，張元濟進行環球之行。 ^[36] 

宣統三年（1911年），與人在上海設立法政雜誌社，並創刊《法政雜誌》；赴京出席中央教育會各次會議，被舉為中央教育會副會長 ^[42]  。7月，作出選印古籍叢書之決策。 ^[36]  10月，辛亥革命爆發，張元濟代表浙江參加各省都督代表會議在上海商議成立共和政府的階段會議。同時還和張謇、湯壽潛等經常聚會，策劃一面和袁世凱談判，一面勸告清帝退位。 ^[7] 

民國元年（1912年）1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建立，共和思想漸入民心，張元濟很快接受了共和思想。為了適應民初教育發展的需要，他及時整頓商務教科書的出版，“重訂共和教科書”，出版新字典，並增設博物部、鐵工製造部製造標準模型、儀器及陳列品，推進商務的發展。 ^[7]  是年起，鋭意蒐集全國方誌，十餘年間收得二幹六百餘種，共二萬五千六百餘冊。 ^[36] 

民國三年（1914年），夏瑞芳去世，張元濟一度任總經理，到民國五年（1916年）改任經理。任職期間，對商務進行改革，新設總務處統管印刷、編譯、發行三部；生產教學幻燈片，開辦函授學校；先後創辦了多種綜合性和專門性的期刊，使商務成為中國最大的新式文化企業。 ^[7] 

民國五年（1916年），受邀任華法教育會名譽會員。 ^[36] 

新文化運動時期，張元濟順時應變，將商務的出版重心移到學術叢書出版上，重用陳獨秀、茅盾、鄭振鐸等新知識分子，提倡白話文，宣傳婦女解放，支持新文化運動。在政治上，他反對軍閥、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 ^[7] 

民國九年（1920年）4月，張元濟辭去經理，改任監理。此間，他擺脱了許多日常事務，對商務實施科學管理，全面監督商務的出版業務。在其主持下設計新式排字架，提高印刷效率；編輯《新法教科書》一套八冊，出版《四部叢刊初編》，並將私家的涵芬樓藏書改名東方圖書館，公諸社會。 ^[7] 

民國十五年（1926年）4月27日，張元濟發表辭職啓事。7月，改任董事長，正式退休。 ^{[7]  [36]} 

民國十六年（1927年）1月，與張一鏖、馬寅初、趙紫宸共同被東吳大學授予名譽法學博士學位。 ^[36] 

退休後，張元濟仍然惦記着商務的發展。為了保存和弘揚傳統文化，他繼續孜孜不倦地埋頭整理影印古籍，曾親赴日本訪書，借照孤本秘籍46種攜回 ^[36]  ；並親自參加選本、校勘和影印出版，編校了近人文集、日記、古籍多種，解決了大量歷史問題和版本上的舛錯。還和工人一起研究“傳真版”以提高印刷水平。在他的精心擘劃下，從民國五年（1916年）起，動用國內外50餘家公私藏書，先後編印有《涵芬樓秘籍》《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叢書集成初編》《四庫全書珍本》等大型叢書，對古籍的搶救整理貢獻極大，為弘揚祖國文化遺產作出了巨大貢獻。 ^[7]  他選書注重實用、母本講究善本，以及傳真版石印的組織，開創了古籍叢書翻刻、影印的新階段。

民國二十年（1931年），被聘為影印宋版藏經會名譽理事。 ^[36]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1月29日，在一·二八事變期間，日軍針對性的轟炸商務印書館。造成這個幾乎壟斷中國教育出版，佔全國出版量52%的出版巨頭損失1630萬元，80%以上資產被毀。同時被毀的還有商務印書館所屬的東方圖書館珍藏的45萬冊圖書，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古籍善本和孤本。時年65歲的張元濟深受打擊：“連日勘視總廠，可謂百不存一，東方圖書館竟片紙不存，最為痛心。”隨後，他不顧年邁挺身復出，以董事長身份參與商務的復興，召開董事會組成東方圖書館復興委員會 ^[36]  ，親任主席。 ^[7]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5月27日，被推舉為中國博物館協會發起人之一。7月5日受聘為上海市圖書館臨時董事會董事。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11月24日，任上海市圖書館董事會董事。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5月，任上海文獻展覽會名譽理事。 ^[36] 

張元濟(3張)

當日軍侵略華北日亟之際，張元濟滿懷愛國熱忱用白話文撰寫《中華民族的人格》（1936年）一書 ^[36]  ，以歷代的民族英雄人物激勵國人，慷慨陳詞，提倡民族精神，培養民族人格。同時先後在《大公報》撰文揭露國民黨官僚的營私舞弊，在《東方雜誌》發表文章，喚起民眾對國民黨愚民統治的認識。 ^[7] 

全面抗戰開始後，張元濟留在上海。他秉持民族大義，堅決不讓商務向日本註冊。日軍派員前往求見，他拒不晤面，長期韜隱於滬上。在淪陷區生活日艱的情況下，張元濟以鬻字賣文貼補生計，曾打算出賣住宅，但從未間斷對善本書籍的搶救和整理工作，與鄭振鐸、何炳松等苦心搜訪遺佚，保存文獻；與葉揆初等創辦私立合眾圖書館，鼓勵私人捐贈藏書。 ^[7]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張元濟賣字生涯並沒有結束，在賣字中不忘“啓迪民智”，書寫了很多“治家格言”的條幅教育人。同時極其關心商務戰後的復興。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12月，他被推為商務印書館新一屆董事會主席 ^[36]  ，花費更多精力去處理商務的業務。因總經理王雲五辭職去當了國民政府的部長，總經理一職由國民黨的朱經農接任，但朱經農掛名不辦事。張元濟對這種官僚習氣深為不滿，在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迫朱經農去職。 ^[7] 

抗戰勝利後，全國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反內戰民主運動高漲，張元濟給予支持。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夏，上海學生舉行反飢餓、反內戰示威，他聯合陳叔通等九人，上書上海市長吳國楨、警備司令宣鐵吾，支持學生的鬥爭，要求實行改革，譴責當局鎮壓學生，要求速即釋放被捕學生。 ^[7] 

晚年張元濟(4張)

民國三十八年（1948年），在反美扶日鬥爭中，張元濟公開支持學生的愛國鬥爭。同年8月，張元濟被選為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屆院士，隸人文歷史學科，當選的理由是“主持商務印書館數十年，輯印《四部叢刊》等書，校印古本史籍，於學術上有重大貢獻”。 ^[14]  9月23日，在出席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大會上，他以院士身份發表演講《芻蕘之言》 ^[36]  ，公開呼籲和平，要求停止內戰，指出內戰是“兄弟鬩牆”，使國家精疲力竭。其間，他還經常寫詩，表示對國民黨腐敗統治的不滿。當局對張元濟進行威脅，指責他“為匪張目”，“同情共產黨”，但張元濟不為所動。 ^[7]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國民黨軍隊強佔合眾圖書館，張元濟聞訊，親自前往交涉，坐鎮維護，迫使軍隊撤走。在當時國民黨的高壓統治下，他把個人安危得失置之度外，表現出大智大勇的氣概。5月底上海解放後，張元濟無比喜悦。8月下旬，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周而復告訴張元濟，中共中央決定請他作為特邀代表，赴北平參加全國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和新中國開國大典。9月6日，張元濟北上出席全國政治協商會議。9月30日，當選全國政協第一屆委員，12月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 ^{[7]  [16]  [36]} 

1952年，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長。1954年，當選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36]  此外還是第二屆全國人大代表，以及公私合營商務印書館董事長。“數百年舊家無非積德，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 ^[21]  這是張元濟晚年所寫的一副對聯。他畢生滿懷愛國熱忱，盡瘁於文化教育出版事業，到新中國成立之後，仍以年耋之軀，熱情關心國家的經濟建設和文化事業，並編校《涵芬樓燼餘書錄》出版。 ^{[7]  [16]} 

1959年8月14日晚8時4分，張元濟在上海華東醫院病逝，享年91歲（未滿92歲，虛歲93歲 ^[36]  ）。 ^[7]  此後，由朱德、江庸、沈鈞儒、李維漢、陳丕顯、陳叔通、陳毅、邵力子、胡厥文、趙祖康、榮毅仁、徐森玉、梁思成、郭沫若、彭真、黃炎培、顧廷龍等組成治喪委員會。8月17日下午，張元濟的公祭儀式在上海萬國殯儀館隆重舉行。 ^[40]  禮堂大廳裏懸掛着他的一副自輓聯：

_{這般新世界，縱我活不到一百歲，及身已見太平來！} ^[20]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和朱德、周恩來、彭真、陳毅、柯慶二、李維漢、郭抹若、沈鈞儒、陳叔通、黃炎培等敬送花圈和輓聯。由上海市副市長曹荻秋致悼詞，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館長顧廷龍介紹張元濟生平事蹟。共有200多人蔘加公祭儀式。當天下午，張元濟的遺體在靜安寺火葬場火化。9月，其骨灰安葬於聯誼山莊公墓，陳叔通題墓碑：“浙江海鹽張菊生先生元濟之墓”。 ^{[20]  [40]} 

張元濟自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成為商務印書館的股東，隨後主持商務印書館數十年，使商務印書館由一家簡陋的小印刷所，發展為近代中國最大的出版企業。他的思想與經營策略，為中國出版業開闢了一個新時代。 ^[43] 

張元濟投身於文化出版事業時，正值晚清舊學衰落，新學迭起的時代。而各種新學堂的發展形勢，為商務印書館的發展提供了契機。張元濟敏鋭地覺察到時代的信息，並及時抓住這一機遇，為商務印書館規定了“扶助教育”的正確方針，使商務印書館順應和推動新式教育的潮流，先後出版啓蒙課本《文學初階》《文學進階》，以及張元濟親自參與編寫的《最新國文教科書》。他們“往往為一課書，共同討論，反覆研究，費時恆至一二日”，態度極為認真。他們編寫的課本內容新穎，且圖文並茂，深受教育界歡迎。幾個月銷售十餘萬冊，暢銷十餘年之久。除國文外，張元濟還組織出版了包括修身、格致、筆算、農業、商業等共16科78冊的《最新小學教科書》，“此書即出，其他書局之兒童讀本，即漸漸不能流行”，成為各書局所編教科書之楷模。一時間“商務教科書之盛，冠於全國”為輸導新知、溝通文化。張元濟熱衷於組織編譯出版國外學術名著。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嚴復開始翻譯英國古典政治學家亞當·斯密的著作《原富》，張元濟得知嚴復欲將譯稿高價賣給北洋譯書局而未能如願，張元濟付出優厚的稿酬收購譯稿，並建議對《原富》中音譯之字“作一備檢，方便來學”，他還親自動手，代為編訂中西編年及人名、地名。在他的鼎力相助之下，《原富》一套10冊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至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間由南洋公學譯書院全部出齊。歐洲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第一次完整地輸入進來，對中國社會的思想啓蒙起了有益的推進作用。 ^[43] 

在20世紀初的新舊文化更替過程中，商務印書館承擔了向近代中國第一次大規模興學高潮中跨進學校大門的整整一代人進行新思想、新知識、新文化啓蒙教育的任務。 ^[43] 

實業首重資本。為了提高商務經濟效益、積累資金，張元濟採取切實的三步：一是主持編印新式教科書，暢銷全國，為商務贏得長年穩定的高收入；二是抓住立憲運動高漲和法政書籍供不應求的時機，推出大量有關書籍，特別是多達81冊的鉅著《日本法規大全》發售後，“國中自官署以至公共機關，幾於每處訂購一部；銷數之多，僅亞於教科書”；三是編印出版各類工具書，如《辭源》《中國人名大詞典》等，廣泛銷售，也成為一項穩定的利源。這些決策，無疑為商務的興旺發達奠定了雄厚的經濟基礎。 ^[43] 

商務印書館吸引外資，與日本金港堂合作也是商務擴大資本、獲得發展的重要原因。金港堂是當時日本規模較大的出版公司，擁有雄厚的資本和人才，在教科書印行方面具有豐富的經驗，壟斷了全國大部分市場。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因“教科書疑獄案”而聲譽大跌。金港堂創辦人原亮三郎準備向中國投資，並藉此安排一些疑獄案出獄的人。由中間人介紹，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商務和日本金港堂各出資10萬元，組成股份有限公司。中方合資原因主要是當時商務在規模、技術和能力上無法與日本競爭，只能暫時利用合作以求發展、獨立。既然是權宜之計，商務方面手握經營大權不放。在協議中訂明用人、行政權一律歸中方主持，日本股東須遵守中國商律；並具體規定經理和董事長均為中國人只舉日方一人為監察人；日資不得超過全部股金之半；中方隨時有權辭退所聘日人。這些規定有力地確保了合資後商務方面的自主性。吸收外資之舉使商務迅速崛起，合資當年營業額即高達30萬元，一年後已升至100萬元。商務充分利用較雄厚的資金，並積極引入先進技術和設備。同時，不惜巨金，聘請高級技師，一面工作，一面教授藝徒。因此，商務印書館能夠追蹤外國先進印刷工藝，如鉛印、單色石印、影印版等，各種印刷品，無不精美異常。在中國、日本、東南亞和意大利舉辦的各種工業展覽會上，以其高質量的圖版和類型繁多贏得大量獎章。僅在10年的時間中，商務就從一個小印刷作坊逐漸發展成為比較現代化的新式企業。 ^[43] 

商務與金港堂合資，中方不受外資束縛，發展了業務，改進了技術，而外資也得到了實利。這種互利互惠的中外合資不僅開創了民間企業平等合作的先例。 ^[43] 

商務印書館之所以能迅速發展、經久不衰，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張元濟的用人唯才之道。商務原本是由有共同的基督教信仰，或有親戚關係的幾個人創辦起來的，在用人上難免有照顧關係的情況。張元濟執掌編譯所伊始，即盡心延攬一些知名學者充實編輯隊伍和幹部隊伍，組成了出色的知識羣體：高夢旦思想敏鋭，學問精博，而“淡於榮利”，“以教讀自給”，連秀才也未中過。他翻譯西方書籍如“普羅米修斯竊火”，在報上發表文章，提出廢除跪拜等驚世駭俗的觀點，對此，張元濟極為讚賞，即邀其入館任國文部長，以後還委以編譯所長之職；鄺富灼是留美博士，精於英文，品性誠篤，始終對商務忠心耿耿、恪盡職守，公事私誼皆以企業利益為歸，張元濟聘請他為英文部長；年輕的中學老師惲鐵樵喜愛文學，以優秀的譯作和小説創作嶄露頭角，為張元濟所發現，聘為《小説月報》主編。魯迅第一篇創作小説《懷舊》就是經惲鐵樵熱情推薦，發表於《小説月報》上的；沈雁冰（茅盾）剛進商務時，在英文部改課卷。一次見到新出版的《辭源》，忍不住給張元濟寫信批評得失。張元濟認為把沈雁冰放在英文部是“用非其才”，於是將他調到國文部。事實證明沈雁冰的文學創作才能遠遠勝過他的英文翻譯。 ^[43] 

張元濟重視延聘人才，也注意人才的培養。他提倡在實際工作中增長職工的才幹，以及職工自學成才、業餘進修。商務的涵芬樓和東方圖書館的藏書之富，為當時世界上許多出版社所望塵莫及。張元濟指令圖書館不論業內或業餘時間，館內圖書，任人借閲。好學者受益匪淺。張元濟對有相當學識的編輯員工，常由館方給予資助，支持其學習深造。商務印書館還附設商業補習學校，由張元濟任校長，於宣統元年（1909年）至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先後辦了7期，畢業學員300餘人。這些人被分派到公司各個部門、各地分館擔任職務，成為企業的業務骨幹。張元濟在用人上打破陳舊的家族觀念和狹隘的地域視野，在全社會範圍內發現、扶植和重用人才。他認為倚重舊人往往造成“公司辦事必無精神，事業不能隨時進步”。他主張多方延攬適應時代發展潮流的新人，為企業的未來發展“預備替人，培植新進”。張元濟重視用人，但在這方面律己極嚴。20世紀30年代初，他的兒子張樹年從美國留學回來，欲進商務工作，被張元濟拒之門外。他認為：如欲安排，必然帶來不利影響；自己也難於主持公道，以後在用人決策、經營管理等方面將處處受到牽制。 ^[43] 

張元濟在管理商務過程中所表現的用人唯才與新進是求的重才觀念，事實上構成了商務印書館迅速成為文化重鎮的主要原因。他通過商務印書館為知識分子安身立命提供新的活動場所，也為他們以自主精神進行學術研究和文化交流提供自由空間。在推動中國新文化的發展方面，張元濟功不可沒。 ^[43] 

張元濟書法(14張)

張元濟非常重視企業內部管理，極力仿效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的組織制度和經營管理方式，對商務印書館進行科學管理。宣統二年（1910年），他在環球考察中，十分注意歐美企業的管理效益。對於公司的組織事宜，他提出“裁減機關，省去頭目，聘用西人，改良印刷，採用法治”等措施，並責成賬房設立讀者匯款登記簿，定期至各部查核，着手調查賬房簿記改革和審閲結賬規劃，還親自擬定各部門、各分館預算章程等一系列規章法則。張元濟在財政用度上，極力出資贊助對公司有益之事，儘量節省不必要的項目。如，民國二年（1913年）4月，張元濟提出在女職工56天產假內工資照發，這一提議迅速具體化為《女同人生產假津貼薪工暫行規則》，並於當年施行。商務還具體設置疾病扶助金、同人人壽保險、同人子女教育扶助金、俱樂部、療病房等，這些都出自張元濟的倡議或得到他的支持。 ^[43] 

由於張元濟科學的管理和包括他在內的主政者敏鋭的經營意識，使商務印書館在20餘年內迅速發展。特別是在業務拓展、技術更新和資本積聚等方面更為突出。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商務營業額約30萬元，到民國十五年（1926年）則達到974萬元；設立分館、支館53個，分佈在北京、天津、瀋陽、廣州、香港等城市。在技術上，商務連年不斷地推陳出新，體現了張元濟所主張的“本館宜改用新式機器”致力於印刷技術現代化的宗旨。商務在資本積累的速度方面也取得了驚人的成績。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時資本為5萬元，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為20萬元，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為100萬元，民國三年（1914年）為200萬元，民國十一年（1922年）為500萬元。據《中國現代工業史資料》記載，民國二年（1913年）中國萬元以上資本的私營廠礦企業549家，總資本12028萬元，平均每家近22萬元。商務印書館的資本不僅冠於全國出版業，在私營廠礦企業中亦躍居首位。在10年時期內發展成國內最大的民族私營企業，其速度令人歎為觀止。 ^[43] 

張元濟主持商務數十年，始終堅持正確的出書方向。他投身商務印書館的目的主要是實現他開啓民智的理想，並由此出版了大量學術著作和教材，為祖國整理和保存了豐富的文化遺產。有關國際法、外交和立憲主義的書籍儘管沒有廣大的市場，但由於當時中國需要，所以張元濟和他的同事們也給予出版。他還創辦圖書館和整理出版古籍。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原有圖書資料室，已遠遠不能滿足需要，公司投資10萬元，建造一座5層大廈，取名東方圖書館。民國十八年（1929年），這座圖書館脱離編譯所而獨立，對外開放，為商務工作人員提高水平創造了更為有力的條件，也為上海市民、青年學生、專家學者提供方便的文化服務。 ^[43] 

對於流散國外的珍貴古籍，張元濟十分痛心，並且儘量設法阻止、挽救。民國七年（1918年）10月，他委託傅增湘購買五冊《永樂大典》，但實際上共有八冊，賣主將另外三冊以千元高價售給日人田中，張元濟聞訊，立即致書傅增湘，表示聽到此事“不勝懊傷，經世大典在我國已不可見，今竟有三冊之多流入東都，殊為可惜。故發去一電，文為“寶書八冊，請照東價截留，或酌加百番等語”。信中還表示，如萬一不能挽回，也要設法拍照，“俾不至絕跡於中土”。 ^[45] 

此外，張元濟還影印了大量古籍。他影印古籍，要選最好的版本；推介西學，他要找最好的翻譯者；出版新書，他要用最好的設備、最好的紙張。甚至對書的排版樣式也要一再叮嚀：書的版框四周空白要寬展一些，“否則緊眉頭，令人一見煩惱”。他親自審閲書稿、聯繫相關人員，甚至買紙張，買印刷機，收古書，都事必躬親。在張元濟整理影印的各種古籍叢書中，用力最勤、費神最多的當屬《四部叢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叢刊》從民國四年（1915年）開始醖釀，到民國十一年（1922年）初編出版，費時7年，是中國現代出版史上沒有先例的浩大工程。前後印了初編，續編，三編，近500部書，彙集了中外的宋元明善本及一些精抄本。從定書目、選底本、文字校勘，到工程預估、印刷紙張，張元濟都親歷親為。而其中最大困難就是對版本的蒐集挑選，為此張元濟幾乎訪遍了當時中國有名的藏書家。這段經歷，張元濟稱之為：“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兩京，遠弛域外（指日本）。” ^[39]  在完成《四部叢刊》初編後，張元濟又做了一項偉大的文化工程，就是《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影印。二十四史講述的是中華民族自三皇五帝開始的完整的歷史。但歷史的流轉使它形成了各種版本，張元濟不僅要挑出最好的版本作為底本，還要將其它版本不同的地方彙集起來。“百衲”二字取自於古代和尚所穿的破爛補綴起來的衣服。許多宋代版本的書傳下來都有缺卷，需要配其他的宋本，還要配頁，所以稱之為“百衲本”。顧廷龍曾感嘆：“這麼浩大的工程，都是用手寫，那些校勘記，那些批註，所耗費的精力工夫無法估量，這整整十年當中張元濟就是每天不間斷地在做這樣一件工作!”這兩部大書在文化上的影響也最大，至今仍是海內外古籍工作者常備的基本文獻。 ^[44] 

由於張元濟有學問、有新思想，故他倡導的出版物適應了社會的需要，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因而又創造了較高的利潤，使企業的進一步發展有了可靠的物質基礎。僅以《中國歷史教科書》為例，這是中國新體的通史，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出版、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收入《大學叢書》。新中國成立後，由三聯書店在1955年重印。一本教科書前後印行60年，是極其罕見的。 ^[43] 

張元濟與友人(2張)

茅盾：“在中國的新式出版事業中，張元濟確實是個開闢草萊的人。他不但是個有遠見、有魄力的企業家，同時又是一個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沒有留下專門著作，但《百衲本二十四史》，每史都有他寫的跋，以及所輯《涉園叢刊》，可以概見他於史學、文學都有高深的修養。” ^[11] 

胡適：“我所以挑出這篇（《述陸賈的思想》），不僅僅是因為這是我和菊生先生做鄰居時候寫的，是因為陸賈的‘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的人生觀最近與他處世的積極精神，也最配用來做給他祝壽的頌詞。” ^[12] 

曹荻秋：“在先生九十三年的歲月裏，經歷了我國從民主革命至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時代。先生早在清朝封建統治時期，鑑於當時政府腐敗，民族危機日深一日，便熱衷於變法救國。戊戌變法以後，先生致力於文化出版事業，即一面從事發揚祖國固有文化遺產，參加商務印書館等工作，一面介紹西洋文化，使中西文化溝通，對促進祖國文化事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抗戰勝利之後，先生仍極力主持正義，積極參加反對國民黨政府反動統治的鬥爭。解放以來，先生積極擁護中國共產黨的各項政策，而祖國人民也給予先生高度信任和委託。近幾年來，先生雖然長期患病，但仍然關心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並經常用詩詞歌頌祖國的偉大成就。” ^[40] 

張舜徽曾將張元濟與羅振玉並列為近代整理文獻最有貢獻的兩位學者，並對張元濟收集、整理、影印文獻和校史的貢獻作了評述，認為他的一生“是為文化事業奮鬥的一生，是勤勤懇懇盡忠於整理古籍，至老忘疲的一生”,“對於發揚我國文化，展開研究風氣，貢獻至為巨大，影響至為深遠”。 ^[48] 

張樹年：“先父張元濟（菊生）先生生於晚清國勢衰頹、外侮不斷的年代。青少年時期受過嚴格的儒家傳統教育，1892年授翰林院庶常館庶吉士。在京任職期間，主張廢除科舉，創辦通藝學堂，傳授科學、外文知識，參與戊成變法活動。變法失敗後，脱離政壇，來上海主持南洋公學譯書院，進入了教育、翻譯、出版事業的領域。不久應夏瑞芳之邀，入商務印書館。此後的半個多世紀中，他把‘以扶助教育為己任’作為宗旨，從編寫初小教科書入手，日復一日，孜孜不倦，與同仁一起，用三十年的時間，將商務印書館發展成了我國最大的出版單位，為我國近現代教育事業提供了完整的教材體系，為學術界提供了寬闊的活動空間，為中西文化交流和我國學術思想的近代化作出了難以估量的貢獻。他堅持年輕時的信念，即以提倡國民教育、啓迪民智來提高全民族的素質從而富國興邦，並身體力行，為之奮鬥終生。與此同時，他又將商務印書館的經濟、技術力量和本人深厚的功底結合起來，把收輯、整理、校勘、影印我國古籍事業推上了新的台階，從中獲得了一系列學術成果。” ^[33] 

李侃：“在近代中國傑出人物的羣星中，張元濟可以説是別具光輝的。他早年衝出封建統治階級舊的營壘，毅然參加了戊戌維新運動。在反動政變的刀叢中得以倖免之後，又投身於文化教育事業。併為之奮鬥終身。作為戊戌變法的親自參加者，又經歷了辛亥革命和北洋軍閥、國民黨統治時期，最後成為愛國民主人士，參加了創建社會主義新中國的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繼續為人民的文化出版事業貢獻力量。” ^[45] 

姜義華：“張元濟以清末進士出身，歷官刑部主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因參與維新變法運動而革職，從事學術活動，進而以學者身份投身商海，致力於出版事業，在近代中國文化發展史上樹立了一尊豐碑。以學者而兼出版家，一身而二任，高水準的學術素養推動了事業蓬勃發展，事業的蓬勃發展又促進了學術研究本身的昇華，學術與事業都由此放出異輝，這更為20世紀中國企業家通過提高自身的學術文化素質而推動事業的發展樹立了卓越的榜樣。” ^[32] 

張榮華：“傑出人物的活動往往是與某一革命性階段、某項非凡的成就聯繫在一起的，……准此而言，把張元濟與整理古籍、存亡繼絕的成就相聯結，自有其充分理由，他在這方面獨力作出的貢獻，足可名垂久遠。但是他在學術史上的大貢獻並不在於此，即便今人總結出‘編教科書—編工具書—整理古籍—介紹西學’四位一體，也不足以概括全局。如果把這些比喻為絢麗的花葩，則不應忽視使之發榮滋長的沃土。張元濟一生的最突出貢獻就在於培植這片沃土。這就是説，他通過商務印書館的經營，孜孜不倦地為維護學術文化的自主理想和獨立精神建立堅實的基礎，並且取得了罕有其比的業績，成為近代中國致力於開拓‘公共領域’的典範。在清末以來的國學大師羣中，張元濟的獨特地位也即在於此。” ^[31] 

張傑：“張元濟堪稱中國近現代文化教育史上守正出新、人格完善的前輩，對中國近代教育和出版事業做出了傑出貢獻。” ^[10] 

沈飛德：

於殿利：“我今天能夠想到的是，菊老身上所體現出來的，他所追求的情感與理智，傳統與現代，民族與世界……在這其中我們尋找着一個支點，而這個支點就是一種平衡。用中國傳統文化儒家文化核心思想中的一個詞叫‘時中’，就是這樣的一種思想，促使着不僅是商務印書館乃至中國現代文化和現代社會，不僅屹立不倒，而且緊隨世界潮流。這話也可以反過來説，我們堅守我們自己的文化的時候，保存了我們民族文化之本、之根的時候，又沒有被世界大潮所淘汰，又沒有被拉開更大的距離。” ^[29] 

張元濟一生大力搜求古今圖書，陸續收購長洲蔣氏、會稽徐氏、太倉頤氏等藏書家藏書，於商務印書館內特闢“涵芬樓”為藏書處；不久，又收盛氏“意園”、丁日昌“持靜齋”、繆荃孫“藝風堂”的大部分藏書，所積達10餘萬冊之多。民國十三年（1924年）名為“東方圖書館”，民國十五年（1926年）對外開放。民國十八年（1929年）增設兒童圖書館。藏書共達518000餘冊，輿圖、碑帖5000餘種。宋，元、明、清善本書極多，外國雜誌、報紙、圖書也極完備，藏書質量和規模居當時全國各地圖書館之首。惜於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一·二八”之役被日本侵略者炸燬。僅有500部精品移出得以留存 ^[46]  。他唯恐此書散佚，對這些書予以著錄。新中國成立後，張元濟請顧廷龍幫助整理付印，名《涵芬樓燼餘書錄》 ^[47]  ，並將這批書獻給政府，現藏北京圖書館。 ^[44] 

張元濟私人藏書頗富，先世已有藏書，他蒐羅益勤，尤嗜宋刻。藏書樓有“涉園”，沿用明末十世祖張奇齡的書齋之名，九世祖張惟赤闢為藏書樓，延綿數代。“涉園”藏書千餘種，3700餘冊，後寄存於合眾圖書館，供眾閲覽。上海圖書館潘景鄭著有《海鹽張氏涉園藏書目錄》。

張元濟歷來主張重責輕利，每年所得紅利自己規定要低於其他高級職員。每遇身體不適，雖照常上班而拒受全薪。如遇病休，則要求公司停發自己的工資。至民國十一年（1926年）退休，積款連本帶息達到5100多元，請他提取，他堅不收受。公司只得按他建議把這筆錢當作教育基金，為公司低收入職工的子女繳納學費。在用人方面，張元濟提出“取諸社會，用人惟才”的方針。認為“滿清之亡，亡於親貴；公司之衰，亦必由於親貴。”張元濟的兒子張樹年，當年從美國留學回國，擅長經濟管理，對商務印書館來説，是亟需的人才。但張元濟始終以公司大局為重，提出“我歷來主張高級職員的子弟不準進公司，我應以身作則，言行一致”。退休後，張元濟義務主持《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叢刊》等重要文獻的編輯工作，對於公司奉上的酬薪支票，只略作沉思，便揮筆覆函：“……斷斷不敢拜領，原票註銷繳上，敬乞收回。” ^[21] 

新中國建立前夕，張元濟應邀出席全國政協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會議期間，因公司事務，張元濟委託大會招待處往上海發過一份電報，事後多次向該處鄧主任詢問費用，鄧主任都避而不答。無奈之下張元濟讓人去電報局瞭解價格，然後把電報費交到鄧主任處，並懇切地説：“公款不可濫用，如果這筆錢實在不好處理，也應該留在招待處當作公費使用。”會議期間，為照顧張元濟生活起居，有關方面允許其兒子張樹年到會陪伴，並送來作為補貼的零用錢，張元濟卻“不敢領受”。一位代表勸説“規定供給，不必過謙”，張元濟卻説：“我們父子二人來此，食宿已極受優待，何敢再耗公款？”一個月後，張元濟在日記中寫道：“招待處送零用費一萬六千元。於原單上註明‘不敢領受’。” ^[21] 

太平洋戰爭打響，上海“孤島”淪陷，商務印書館本部早已遷到後方，上海的商務發行所和各工廠都被查封，書籍被抄走460萬冊，鉛字50多噸，啓封時發還的只是一小部分。 ^[37] 

張元濟仍留在那裏苦撐危局，既不向日偽當局註冊，更拒絕日偽的“合資”“合作”，只以印刷一些舊版書籍。他自己的家庭境況也日益窘迫，連為數不多的善本書都陸續賣掉了。即使如此，他也從來沒想過要低頭。大約在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初，兩個日本人前來求見張元濟，他在對方的名片背後寫下“兩國交戰，不便接談”八個字，拒絕見面。 ^[37] 

張元濟與汪精衞本來有私交。20世紀20年代，他去廣州，汪精衞曾陪同他拜謁黃花崗烈士墓。當汪精衞與日本人合作後，他就不再與其有任何來往，汪精衞託人帶來與陳璧君合著的《雙照樓詩集》，他嗤之以鼻，始終不予理睬。

在一位親戚的建議下，張元濟開始賣字，他寫給商務天津分館經理的信中説：“上海百物昂貴，生計大難。弟今歲起以鬻書度月。”他參考當時書家的潤例，制定一份“鬻書潤例”，除了請京、津、杭等商務分館分發潤例、代收寫件，還將書法交給榮寶齋、朵雲軒、九華堂、汲古閣等書畫店代銷。 ^[37]  當時他刻有一枚圖章，有“戊戌黨錮孑遺”字樣。張元濟的孫子張人鳳記得，每隔幾天，祖父就要在飯桌上寫幾件書法作品：“祖父用一個圓形的大硯台。竹製的筆筒內插滿了大大小小的毛筆。他寫得最多的是對聯。先將裁好的宣紙摺成七格，在飯桌上鋪好厚厚的幾層報紙，再將宣紙鋪上拂平，然後揮筆。有時我站在旁邊看着他寫，有時站在他對面，寫完一個字，幫着將紙向前挪動一點。祖父有幾本楹聯手冊之類的東西，可能是根據求字人的身份、愛好，挑選詞句。他揮筆時，我們在旁邊是不能説話的，寫完了，可以向他問長問短。” ^[38] 

汪偽政府的浙江省長傅式説附庸風雅，託張元濟的一位親戚送去一幅畫卷，請他題字，還附有11萬元的支票，他從支票的印章發現是傅式説，馬上斷然拒絕，退回支票，修書一封，其中説：“是君為浙省長，禍浙甚深……以是未敢從命”。 ^[21] 

張元濟與毛澤東的交往始於1949年9月。當時他作為特邀代表，赴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13] 

張元濟抵京後，先後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和陳雲等人的會見，其中毛澤東還兩次約見他。 ^[16] 

張元濟與毛澤東等同遊天壇(2張)

一次是1949年9月19日，毛澤東邀請張元濟同遊天壇，陪同遊覽的還有劉伯承、陳毅、粟裕、程潛、陳明仁等。一路上大家興致勃勃，談笑風生。 ^[14]  毛澤東與張元濟等人共遊天壇生，併合影留念。在迴音壁古柏林休息時，毛澤東請張元濟坐在身邊，問他早年在京做官時是否來過這裏。張元濟笑着回答：“這是皇帝敬天之處，我那樣的小京官豈能來此？”毛澤東聽了爽朗大笑，説戊戌維新是一場進步的政治改革，改革也要流血，它給我們留下了可以借鑑的經驗。讀書人閉門搞改革斷無成功希望的。我們進行革命，主要依靠發動羣眾。談到商務印書館，毛澤東説商務出版的書有益於人民大眾，他讀過商務出版的《科學大綱》，從中得到很多知識。毛澤東還説，商務出版的《辭源》，他在延安時總是放在案頭，寫作時常常翻閲。 ^[15] 

當天晚上，張元濟輾轉難眠，對其子張樹年説：“今天我異常激動。我已活到耄耋之年了，曾經見過光緒，見過袁世凱，也見過孫中山，還見過蔣介石，今天又有幸見到了毛主席。光緒想把國家治理好，但他太儒弱，而且上有慈禧，下無得力助手，缺乏人民羣眾的廣泛支持，因而維新只能是一種夢想。孫中山雖有偉大的理想和願望，但未能實現。今天我見到了毛主席，他有學問，有氣魄，我看中國的富強指日可待。我這一輩子還沒有見過太平盛世，中國的外患內戰一直不停，看來至今和平有望了。”張樹年後來回憶道：“我從來沒有見過父親這樣激動過。” ^[16] 

第二次是10月11日晚上，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的住所約見張元濟，共進晚餐的有陳毅、粟裕、周善培等。飯後，毛澤東不斷提問，徵求意見。張元濟建議，為使下情上達，報紙應多刊載有真實姓名、地址的讀者來信，廣開言路。毛澤東説可以先闢一個專欄做榜樣。當張元濟提到內戰連年，國窮民艱，為使國盛民富，必須發展農業生產時，毛澤東頻頻點頭，表示讚許。 ^[13] 

1950年底，張元濟得知西藏和平解放，他懷着喜悦的心情於12月30日和次年4月15日、5月26日、8月29日四次寫信給毛澤東，並先後寄去“告存詩”《積雪西陲》和古詩《西藏解放歌》。毛澤東覆信稱讚“積雪西陲一詩甚好”。同年9月5日毛澤東又覆信張元濟，説“解放歌具見熱忱慷慨，建議各事都好”。這是毛澤東對張元濟兩篇詩作的高度評價。他們之間前後通信共有十來次。 ^[13] 

1952年底，上海籌建文史館，中央決定請張元濟出任館長。但張元濟因偏癱牀榻，沒有同意。翌年春，陳毅市長兩度到其榻前轉達毛澤東指示：“上海文史館首任館長非其莫屬。”他不再推辭。 ^[14] 

1958年春天，周恩來上海視察，特地去華東醫院看望病情日趨嚴重的張元濟。這時張元濟已經神志恍惚。周恩來站在牀撮旁説：“我是周恩來。”他微微挪動了一下身子，點頭表示認識。片刻，用低微的聲音説：“毛主席好。”周恩來欠身對他説：“主席很好，特託我來探望你。”張元濟臉上流露出欣慰的神情。一年後，他就因病重去世了。 ^[13] 

傅增湘是張元濟老友，在藏書、校書、目錄版本學方面堪稱大家。二人在校勘、收藏、古籍影印等方面志趣相近，自宣統三年（1911年）全國教育會上相識以來即成莫逆，幾十年書札往還，198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一部30多萬字的《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收錄兩人論書尺牘622件，容納了極為豐富的版本學資料。 ^[27] 

傅增湘晚年中風卧病在牀，狀甚淒涼。1949年張元濟抵京不久，即去石老孃衚衕探視傅增湘，他在9月12日的日記中對這次訪問記述甚詳：“出至石老孃衚衕訪傅沅叔（傅增湘號沅叔）。卧不能興，舌本艱澀，語不成，偶有一二語尚能達意。見餘若喜若悲。就牀頭取所作遊記已刊成紅本示餘，雲共有五冊。又檢葉玉虎硃筆詩扇一柄相示。又屬其如君開櫥取衲本《史記》視餘。卷首有沈寐叟題詞。沅叔欲取其所題書籤，令其僕檢覓，不可得，甚為不怡。”傅增湘一生喜遊名山大川，足跡遍及大江南北，晚來竟落得如此境地，張元濟非常傷心，不忍多待，很快便道別離去。 ^[27] 

幾天後，陳毅拜訪張元濟，問及張元濟在京故交舊友情況，張元濟趁機將傅增湘情況相告。開國大典後，張元濟又致信陳毅，詳細敍述了傅增湘的困難，目的還是請他設法解決。由此足以説明張元濟與傅增湘交誼之深。 ^[27] 

張元濟定於10月19日離京，離開之前再訪藏園。此行後，張元濟在日記中記道：“訪傅沅叔，以滬上友人近況相詢。僅聞其言及劉翰怡，餘又告夏劍丞、冒鶴亭諸人。唏噓作別，恐此為最後一面矣。”正如他所料，十幾天後，傅增湘就去世了。 ^[27] 

張元濟交友甚廣，與蔡元培、胡適、陳獨秀、王雲五、傅增湘 ^[27]  、顧廷龍、沈雁冰、鄭振鐸等均有不同程度的交誼。 ^{[48]  [49]} 

張元濟精於版本目錄之學，又密於檢察，所著《涵芬樓燼餘書錄》《寶禮堂宋本書錄》《涉園序跋集錄》集近代目錄體例之長，又檢錄綦詳，已成為現古籍鑑定援引例證之一。此外，還著有《校史隨筆》《張元濟日記》《張元濟書札》《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2012年，張元濟哲孫張人鳳收集、整理的《張元濟全集》出版。《張元濟全集》按體裁分類編輯，包括書信、詩、文、日記以及古籍研究五類，規模近800萬字，全集對研究張元濟生平事蹟和思想，研究中國近現代出版史都有着很高的價值。 ^[22] 

張元濟謝世後，家人按照他的意願實行火葬，骨灰葬於上海閘北聯誼山莊公墓。“文革”期間，張元濟墓被“砸爛”，骨灰盒未毀，被張家人設法取回，後葬於浙江省嘉興市海鹽縣。 ^[20] 

張元濟故居位於上海市淮海中路1285弄的上方花園。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至1959年，張元濟在此居住了20年。 ^[18] 

張元濟圖書館位於浙江省嘉興市海鹽縣，於1987年建成開放。2011年，新館擴建並正式對外開放。擴建後的圖書館佔地面積1.5 萬平方米，建築面積1.1萬平方米。館內另設立了張元濟紀念館，裏面陳列着張元濟的著作、手稿和生活用品等資料。 ^[17] 

2017年，由雕塑家蔣鐵驪創作的張元濟半身雕像在上海市靜安區文物保護單位商務印書館第五印刷所舊址落成揭幕。 ^[19] 

為慶祝商務印書館115週年、紀念張元濟誕辰145週年，2012年4月25日至27日，商務印書館、上海市文史研究館、中國社會科學報社、海鹽縣人民政府聯合在張元濟故里浙江海鹽召開“《張元濟全集》出版座談暨第四屆張元濟學術思想研討會”。 ^[22] 

2017年是張元濟誕辰150週年、商務印書館創立120週年，京、滬、浙江海鹽等地均開展了不同形式的紀念活動，如海鹽縣召開了“紀念張元濟先生誕辰150週年暨第五屆張元濟學術思想研討會”。 ^[29] 

為紀念張元濟誕辰155年、商務印書館創業暨中國現代出版125年。2022年11月26日，“紀念張元濟誕辰155年暨商務印書館創業125年·第六屆張元濟學術思想研討會”在浙江海鹽召開。研討會由海鹽縣人民政府、商務印書館、中國出版協會主辦，海鹽縣文化和廣電旅遊體育局、商務印書館百年文化研究中心、張元濟圖書館、張元濟研究會等承辦。 ^[26] 

2020年電視劇《香山葉正紅》：嶽峻嶺飾演張元濟。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