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松

1903年中秀才，同年入金華府立中學堂讀書。1906年，何炳松以優異成績被保送入浙江高等學堂預備科學習，後升入正科，於1912年畢業。同年，以第一名的成績獲省府公費赴美國留學，就讀於加利福尼亞大學，次年考入威斯康星大學，學習歷史學和政治學。何炳松學習勤奮刻苦，成績優異，第二年已成為該校的兼職助教，負責收集有關遠東及中日關係的資料，1915年大學畢業，獲學士學位。同年又轉入普林斯敦大學研究院，專攻現代史和國際政治，1916年獲得碩士學位歸國。

1917年學成回國，初任浙江省長公署助理秘書，不久即改任省視學。同年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聘去北京，任北大史學系教授，兼任北京高等師範英語部主任，兼代史地部主任。他的著作譯作《新史學》即成於此時。1922至1923年任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長。1923年7月省立一師與省立一中合併為新省立一中，任為首任校長。1925年任武昌師範大學校長。1926年何炳松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先後任史地部主任、國文部主任、編譯所所長、大學叢書委員會委員等職。主編《中學史學叢書》《教育雜誌》等書刊，兼光華大學、大夏大學教授。1934年被選為中華學藝社理事長。1935年受聘任國立暨南大學校長，後期曾兼任國立東南聯合大學籌委會主任；抗戰勝利後不久，受命改任國立英士大學校長。1946年6月，何炳松調任國立英士大學校長，卻因病未能到任。同年7月25日逝世於上海中華學藝社。墓葬金華城北道院塘。

抗戰期間，參加“文獻保存同志會”，搶救淪陷區古籍數萬冊。他和張壽鏞、葉恭綽、鄭振鐸等人負責搜書任務，張壽鏞審定版本與價格，他負責經費收支兼保管和編目，葉恭綽負責蒐購香港古籍及轉運工作，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徐鴻寶跋涉滬港兩地協助工作，先後收有安徽劉世珩“玉海堂”、廣東莫伯驥“五十萬卷樓”、江寧鄧氏“羣碧樓”、嘉興沈氏“海日樓”、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廬江劉氏“遠碧樓”、順德李氏“泰華樓”，及浙江吳興劉氏“嘉業堂”、張氏“適園”等的珍本古籍大都購得，收歸國有，存放上海、香港及重慶3處。1941年12月太平洋戰事爆發，蒐購工作暫停，兩年間，遍訪各地書肆、藏書家，得善本4 864部，48 000餘冊，其它線裝書1 1000多部。 ^[1] 

何炳松為現代著名史學家和教育家，他的著作甚豐，他撰寫《歷史研究法》《通史新義》《程朱辯異》《浙東派溯源》，譯有《新史學》《西洋史學》《歷史教學法》，並編譯了《中古歐洲史》《近世歐洲史》等，其中不少被用作大學教材。他的著述融會古今，學貫中西，曾被譽為“中國新史學派的領袖”。

何炳松先生任暨南大學校長之際，正是日本侵略戰火緊迫眉睫之時。他到校後，一方面修建校舍，增購大量圖書設備，一方面延聘國內著名專家學者，充實教授陣容。兩年後，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八·一三”侵略戰爭，何校長及時組織力量把暨大遷至法租界，繼而又遷入公共租界繼續辦學，成為當時上海“孤島”上唯一的一所國立綜合性大學。1940年春汪精在南京就任偽職，令上海各校放假慶祝，何炳松堅決拒絕。1941年12月8日，日軍進佔租界，何炳松積極籌劃在內地創立了暨大分校，搶在上海淪陷之前，率師生遷往福建建陽，保存了實力。何炳松先生主張學術百家爭鳴，當時暨大有“東南民主堡壘”之稱。

暨南大學為華僑所創辦，是當時國內唯一的一所華僑高等學府。何炳松主持校政後，明確提出了辦學的指導思想和培養目標，首先考慮的是：在國家尚未滅亡之時，應該如何發憤圖強、努力奮鬥以拯救國家，以復興民族。他曾説過：“我們要造就復興民族之鬥士，不要造就爭權奪利的政客，況且暨南比其它大學另有其特殊之使命，將來本校畢業同學必須能向海外發展，能在外界立足。”學校規定：《南洋概況》為全校學生的公共必修課，同時每個本科生必須掌握兩門外語。何炳松還在暨大創辦了南洋問題研究所。這些對培養一批熟諳南洋情況，能走出國門面向世界的有用人材大有益處。歷史證明，暨大學生畢業之後，或投身於民族解放、人民革命事業，或服務於海外僑胞，在事業上有所成就，為促進當地社會發展和中外人民友誼發揮了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