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家

人是最活躍的因素，出版業要獲得發展，就必然要求出現新時代的出版家。出版家的出現已是各種社會歷史因素作用下的必然趨勢。

首先，集團化經營這種新的企業經營的形式，必然促使出版家的產生。

其次，出版家也是嶄新的時代和迅速變化的環境的要求。

再次，出版集團一方面具有組織形式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具有媒介的差異性，這使其對出版傢俱有必然的要求。

出版集團所面對的競爭者與管理者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出版集團所擔負的社會責任也發生了很大改變。傳統的出版管理人員面對新的組織形式、新的經營方式、龐大的有形與無形資產都會產生許多的不適應。因此，出版集團的建設迫切需要一批既有很高的政治素質，又有很強的經營管理才幹的職業經理人隊伍，呼籲造就一代中國的出版管理專家。

從編輯到出版家，這是古今中外很多出版家走過的道路。比如我國出版史上最傑出的人物之一鄒韜奮先生，就先後主編了《生活》《大眾生活》（上海）、《生活日報》《生活星期刊》《抗戰》（《低抗》）、《全民抗戰》《大眾生活》（香港）等7種報刊。葉聖陶先生也是一名成績卓著的編輯出版家。他先後編輯過的刊物有《詩》月刊、《文學週報》《公理日報》《小説月報》《中學生》《國文雜誌》等，多達數十種；他編撰的教科書和輔導讀物在教育界和青年學生中影響深遠，《開明國語課本》《文心》《文章講話》等重版率很高；經他編審、編輯的新文藝、新學術著作及國外譯著不計其數。在古籍整理方面，他整理出版了《十三經索引》《十三經經文斷句》，選注了《荀子》《禮記》《史記》等。

鄒韜奮與葉聖陶這些辛勤工作的出版家們都是以自己傑出的編輯出版工作，在長期的出版工作中取得了優異成績，為出版事業的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我們稱他們為“總編型出版家”。

在我國的出版史上還有一位我們應該提到的人物，那就是徐伯昕。徐伯昕是鄒韜奮先生的親密合作者，他協助鄒韜奮辦《生活》週刊、《大眾生活》等轟動國內外的刊物，創建生活書店，將其由小發展至大、由滬發展至全國及海外，影響深廣。而在大後方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的文化出版事業，既有政治上的艱難險阻，又有經濟上的折賠風險，而且賴以運營的資本及其匱乏，若無徐伯昕的遠見卓識和創造性的經營管理，是決難取得進展和成就的。

徐伯昕以其出色的經營管理思想和創造性的實踐工作，為我國的出版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應該也可以稱為出版家。與韜奮先生相比，他被稱為“經營型出版家”。

新聞集團的掌舵者魯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在其運營的9種不同類型的媒介中，也涉及到了圖書出版業，比如哈伯·克林斯（Harper Coffins），1995年新聞集團的營業收入中，出版業佔到了12%的比例。在如此龐大的一個媒體帝國中，默多克是如何管理他的這上百家公司的呢？實際上，他和這些公司之間主要通過資本紐帶加以連接，往往通過控股和參股的方式來實現。因此，從更大的意義上來説，默多克是一個“資本運營型出版家”。

在古代，中國不但是世界上發明紙張最早的國家，印刷術也最先在中國使用。緊跟着這些偉大的發明的出現，中國人民的文化生活也大大發展了。作為資本主義萌芽的事例之一的印刷出版業也在宋代就有了很大的發展。 也就是出版活動。 關於北宋的印刷出版業的材料，至今保存下來的不太多。前幾年上海發現了一冊北宋刻的三十卷本《文選》

的殘卷，有杭州貓兒橋畔某書肆印行的牌記，足證在還不曾改為臨安的杭州，書肆也是頗多的南宋就不然，我們有大量的實物，足以證明當時出版業的異常發達，在杭州、建陽，都有大量的書鋪存在。

福建建陽，地處閩北羣山之中，造紙業很發達，又因為地方偏僻，不易遭到戰火，所以這裏的書鋪有着悠久光榮的歷史。特別著名的是麻沙版。在宋代，他們出版的方向與特點就已經確定下來了。他們是面向廣大的人民羣眾和知識分子的。他們出版的書，包括了大量的通俗用書，醫、卜、星、相這一類的書，以及附插圖的小説都大量的出版。即使是專為知識分子準備的書，也多注重實用，如文人要作詩，就編刻一些《萬寶詩山》之類的類書，以備檢閲；仕子要去考狀元，就為他們準備了有如不久以前還可以看到的《投考指南》之類的書。就連正經正史，也一定要選刻內容豐富切於實用的，這種面向羣眾，不空談版本的傳説，是值得注意的。

因為上面所説的地域環境的特點，使建陽的出版業一直髮展到明朝，日益興盛。在我國的出版史上是佔有極重要的地位的。

建陽的書肆，最著名的是餘家。如餘氏勤有堂在元皇慶壬子(一三一二)刻了“杜詩”；岳飛的孫子岳珂，談到出版物時，就大大稱讚過建安餘仁仲的出品。這是宋元兩代餘家的故實大概。

到了明朝，建安餘氏刻了大量的小説，最著名。這些小説，因為過去被認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貨色，隨看隨丟，在國內幾乎都成了罕見的珍本。而在日本倒被保留了很不少。20年前孫楷第先生到日本去了一回，留下了一本記錄。他特別對建陽餘氏作了一番考察。至今根據他的論述，介紹一些大致的情況。

明朝建陽姓餘的所開的書鋪，有三台館和雙峯堂。其實這兩家是聯號。老闆兼編輯其實就是一個人。此人姓餘名象鬥，字仰止，又題餘世騰字文台。(好像今天的作家，一個人有幾個筆名)他一個人編刻了很多的書。只小説一類就有《唐國志傳》《大宋中興嶽王傳》《南北兩宋志傳》《東西兩晉演義》《英烈傳》《列國志傳》《二十四帝通俗演義全漢志傳》《大宋中興演義》《三國志傳》《萬錦情林》……

能夠大量地刻書，這自然是好事，但這裏面卻也存在着嚴重的缺點。如餘象鬥為了招徠讀者，就往往運用一些廣告手段，借當時的名人，如李九我等出面選訂；把別人的出版物拿來改頭換面，加以刊行；自己動筆刪削增添，出奇鬥勝。像水滸傳，他就出版了一種《京本增補校正全像忠義水滸志傳評林》，以增加了徵田虎天慶的故事為號召；同時又為了降低成本，削減篇幅，就把全本大加刪除，結果弄得事繁文簡，大大損害了水滸傳的藝術性。這就是資本主義思想指導下的經營方法所造成的惡果。即使是在四百年前的萌芽時期，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

《仰止子詳考古今名家潤色詩林正宗十八卷》，萬曆福建建安餘氏三台館刻本。這是一部為作詩者翻閲用的詞書，按照韻腳排列，把一些辭語排在一起，詩人只要一翻，添上去就能做成七言四句、五言八句之類。不用説一定是當日的一部暢銷書。不過真正的詩人也一定不是靠這種書起家的，因此它也就不為人重，到今天保存着的也難得有第二本了。在另外的意義上講，這書就因此也有其一定的價值。

原書大題下列了三條，説明刊刻情況，試抄摘如下：

三台館山人　仰止　餘象鬥編輯

吏部左侍郎　九我　李廷機校正

書林雙峯堂　文台　餘氏　刊行

這三行題銜就可以進一步證明三台館和雙峯堂的關係，餘象鬥和余文台的關係也可以看出來，可能即是一人，一面是以編輯身份出現，另一面則以發行人身份出現的。

在目錄之後，第一葉之前，有半葉插圖，題“三台山人餘仰止影圖”。明代閩派刻書的風氣，照例要在每卷之前或全書之前加一張插圖，內容多半與本文無大關係。(如《大備對宗》即在每卷之前插圖一張，與書本身無關。純粹是裝飾性的)但像這樣將編輯人的生活圖影附在前面的，卻是第一次看到，而且這正是有名的出版家餘象斗的圖像，就更可珍重了。

這插圖完全可以代表閩派版畫的風格。作風不及徽派的工細，依舊保留了元代上圖下文的閩刻小説插圖的樸實作風。值得注意的是線條一般都用陽文來表現，但也在中間使用陰文，如書案上的書冊筆硯，就都是陰文的。水池的磚欄也是如此。這樣的運用，也很少見於其他地區的插繪里。

更有趣的是圖裏表現的生活氣氛。這裏是一座書堂，懸匾題“三台館”。旁邊掛着一付對聯，“一輪紅日展依際，萬里青雲指顧間”。這付對聯無疑帶着吉祥的涵意。是一般仕子所喜聞樂見的，於編輯先生本身其實倒並無多大關涉。

園外大門額題“養化門”。一個小童拿着掃帚在打掃庭院。院子裏有假山花木，當中是個水池，四周有欄。水池中種着蓮花，還有一對鴛鴦，另一小童在煮水烹茶。一個侍女立在旁邊捧茶；另兩個在階下，其中一個在焚香。

這位編輯先生兼出版家的生活是非常優裕的。他悠然自得地在進行着編輯工作。不管這插圖有着怎樣的裝飾意味，總多少還表現了明代的生活。

餘象鬥雖然看來是這樣一位頗為風雅文靜的人物，但他的火氣卻也不小。另外一部余文台刻本的《新刊八仙出處東遊記》裏，有一篇他作的序，文章不通，但卻充分表露了明代書坊的競爭情況，可以看出當日資本主義發展的概況的：

八仙傳引

不俗鬥自刊華光等傳，皆出予心胸之編輯，其勞鞅掌矣!其費弘巨矣!乃多為射利者刊，甚諸傳照本堂樣式，踐人轍跡而逐人塵後也。今本坊亦有自立者，固多；而亦有逐利之無恥，與異方的浪棍，遷徙之逃奴，專欲翻人已成之刻者。襲人唾餘，得無垂首而汗顏。無恥之甚乎!故説。 ——三台山人仰止餘象鬥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並不是從清末的商務印書館開始的，在明代就已經有了，不過那時的“大明律”，是不曾訂定有關出版權益的規章，所以出版家無法得到官吏的保護，只能惡毒地謾罵一通。餘象鬥又提出了“成本”的觀點，還説明是怎樣的人物在“射利”，在“翻板”。這些都是極有價值的史料。可以幫助我們認識明代書坊的面貌。

現代中，出版，指通過可大量進行內容複製的媒體實現信息傳播的一種社會活動。是有文字以後發展起來的。古代金文、石刻以及人工抄寫、刻繪書籍，是一定意義上的出版。正式的出版是隨着印刷術的發明，至唐代中葉盛行。現代出版主要指對以圖書、報刊、音像、電子、網絡等媒體承載的內容進行編輯、複製(包括印刷、複製等)、發行（或網絡傳播）三個方面。(來源：康永盛世) 出版一詞，英語為publication，來源於古拉丁語publ-icattus。據考證，出版一詞在中國出現於近代。

出版與印刷術的發明密切相關，一般來説，先有印刷術後有出版。所謂版，在中國古代，是指上面刻有文字或圖形以供印刷的木片的稱謂。用雕版印刷的書籍，稱雕版書。中國早在五代時就有刻印板、鏤板，宋代有開板、刻板、雕版（板與版在古代意通）等詞，但未曾出現出版一詞。有的學者認為，出版一詞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從日本傳入的。日本在18世紀50年代已出現了出版一詞。今用出版一詞，通常是指圖書、報紙、期刊、音像、軟件等的編輯（製作）、印刷（復錄）和傳播的統稱。

雖然出版一詞在中國出現於近代，但書籍出版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原始書籍的產生，即帛書的出現，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墨子·明鬼》有“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的記載。中國古代書籍的流傳，最初是由人們輾轉抄錄。以後有人抄書出賣，書籍開始成為商品。據記載，西漢時就出現了書肆。公元2世紀初，中國發明瞭紙張，使文字載體發生了巨大變化，為書籍出版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質條件。公元7世紀，中國發明瞭雕版印刷術，有了印本書，開創了書籍出版的新時代，正式的出版業開始出現了。11世紀，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書籍出版業又出現了一次突破性飛躍。15世紀50年代，德國人J.谷登堡發明了以機械的方法用鉛活字印刷圖書，使出版業朝着工業化的方向發展。19世紀初，這種先進的印刷術逐漸傳入中國，中國的現代出版業也隨之逐步形成。

出版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出版物凝結着人類的思想和智慧，集聚了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和社會實踐活動的經驗與成果，反映了社會生活的各個側面。出版的歷史是人類文明的歷史。出版業的發展對社會的進步發展有着極其重要的作用。

出版，著作權法術語，指將作品編輯加工後，經過複製向公眾發行。

那麼，這些從事出版互動的人，我們便稱之為出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