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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維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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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維喬(1873—1958),江蘇武進人,字竹莊,號因是子。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參加中國教育會。次年任愛國學社義務教員,為《蘇報》翻譯日本新聞。“蘇報案”後,接辦愛國女校,曾任校長。後在商務印書館編輯所編輯小學教科書,並主持該館開辦的師範講習所、商業補習學校等。辛亥革命後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秘書長,旋赴北京任該部參事,協助蔡元培進行教育改革。1913年辭職南歸,著文抨擊尊孔讀經的教育宗旨。後歷任教育部參事、編審員,江蘇教育廳長,南京東南大學校長,上海光華大學教授等職,創辦上海誠明文學院。致力教育改革和佛學研究。著有《學校管理法》、《中國佛教史》、《中國近三百年哲學史》等。 [4] 
中文名
蔣維喬
國    籍
中國
出生日期
1873年
逝世日期
1958年
出生地
江蘇武進縣
代表作品
《心理學講義》
中國近三百年哲學史》
《中國哲學史綱要》

蔣維喬人物生平

蔣維喬,字竹莊,別號因是子,1873年1月30日(清同治十二年正月初二)出生於江蘇武進縣城的一個貧苦家庭。父蔣樹德,“年十三棄書習工”,一人做工贍養全家九口,生活艱難拮据。
蔣維喬七歲入私塾就讀,十六歲因病輟學,在家自學,並教兩個弟弟讀書,二十歲中秀才。二十一歲時,他在自學中偶然接觸到上海江南製造局編譯的西方科學書籍,使他“眼界一新”,於是對天文、算學、輿地、物理、化學等書籍“沒頭沒腦亂看一陣,有看得懂的,也有不甚懂的”。這時,他不但拋棄了八股文,而且連以往比較喜愛的詞章也不大注意了。此後,他曾兩次赴南京參加鄉試,均未中舉。
1895年6月,蔣維喬在歲試中名列第三,入南菁書院肄業。次年春,他又考入剛創辦的常州致用精舍。南菁書院設在江陰,是當時江蘇的最高學府,專門研究經史、詞章等。致用精舍則是甲午戰爭後,由原常州龍城書院經過改良後的一所書院,學科分經古、致用二門,其中致用包括算學、輿地、時務、策論等課程。蔣維喬在二十三歲至二十九歲的六年中,同時攻讀兩院課程,按月參加考試,為他的古文及“新學”打下了較深的基礎。
1901年,南菁書院改為江蘇全省南菁高等學堂,開設理化、測繪、英文、日文、體操五門課。新聘的理化教習鍾觀光於授課之餘,在學生中積極宣傳資產階級革命思想。蔣維喬“心醉其説”,“思想乃為之劇變”。時值蔡元培等在上海組織中國教育會進行革命活動。時值蔡元培等在上海組織中國教育會進行革命活動,蔣經鍾介紹,參加了中國教育會。1902年9月,因總教習丁立鈞生病回鄉,南菁高等學堂於無形中停頓。蔣遂隨鍾到上海,結識了蔡元培,並參加了中國教育會在張園舉行的演説活動。不久,他返回家鄉武進,與何海樵等人組織了“以變法與興學為宗旨”的常州藏書閲報所,每週演説,“以期開通風氣”。此年冬,蔣維喬等人又組織了體育傳習所,“提倡尚武精神”,並由他任隊長,於第二年春節初一開操,訓練後上街遊行,“以動社會觀感”。這是常州前所未有的舉動,致使“人人驚異”,遭守舊者“大肆譏評”。
1903年2月,蔣維喬應蔡元培之聘,到滬擔任愛國學社義務教員,與章炳麟分別講授國文。不久,又轉任愛國女學義務教員。他於授課之餘,為中國教育會的宣傳陣地——《蘇報》翻譯日本新聞,“月得譯資十六元,供生活之費”。在中國教育會當年春季大會上。在中國教育會當年春季大會上,蔣維喬被選為監察。同年5月,愛國學社積極配合中國留日學生的行動,組織拒俄義勇隊(旋改名軍國民教育會),進行軍事訓練,蔣任分隊教練。6月,“蘇報案”發生,愛國學社被解散。蔡元培避往青島前,將愛國女學委託給蔣維喬。8月,蔣與鍾觀光召集在滬的中國教育會會員十餘人開會,決定繼續開辦愛國女學,由鍾任經理,蔣任事務,從而為中國教育會保存了唯一的秘密聯絡站。次年7月,他們又將愛國女學交回蔡元培辦理,蔣仍任該校義務教員。1909年10月蔣接任該校校長。
“蘇報案”發生後,蔣維喬抱着“救國之本還在教育”,應從編輯教科書着手的宗旨,在恢復愛國女學的同時,進商務印書館從事小學教科書的編輯工作,前後長達十年之久。蔣維喬與張元濟、高鳳謙、莊俞三人,以日本人長尾槙太郎、小谷重為顧問,“團坐一桌,互相討論”,“每成一課,必至無可指摘,始為定稿”。半年後編成《最新初小國文教科書》第一冊,銷路大暢;接着繼續編成十冊,風行全國。自此,我國自編“教科書之形式方備”。嗣後,蔣還編輯出版了《簡明初小中國歷史教科書》等多種。
蔣維喬在編輯教科書的同時,始終親自任教,“以增加經驗,擴展思想”,並將“所有心得發揮於教科書”。當時全國缺乏小學教員,蔣維喬於1905年6月發起並主持開辦了商務印書館的小學師範講習所,先後為全國各地培訓了三屆師範學生。其後,他還主持了商務印書館開辦的尚公小學、商業補習學校、工人夜校等。他於1910年編著的《學校管理法》一書,被清政府學部譽為“頗多經驗有得之作”。
辛亥革命後,蔣維喬經蔡元培介紹,於1912年1月初加入了由章炳麟發起並任會長的“中華民國聯合會”。此時,孫中山正在南京組織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委任蔡元培為教育總長。蔣應蔡之邀同去南京,任教育部秘書長。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自1月14日成立,至3月7日解散,前後不滿三個月,蔣協助蔡制定教育部法令,草擬大中小學學制,“上至一切公事,下至瑣屑庶務,無一不問”,“日夜操勞,以致二目紅腫”。蔣起草的《中華民國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十四條,於1月19日頒行,明文規定“學堂改稱學校”、“初小男女同學”、“小學廢止讀經科”等。
南北和議達成協議後,臨時政府遷設北京,蔡元培仍任教育總長,蔣維喬隨蔡於5月初北上,任教育部參事,審議學校法令及學校規程。7月初,他提議教育部召集全國教育界著名人士舉行臨時教育會議,議決要案23件,使在南京教育部時草擬的大中小學學制系統等方案,得以陸續公佈施行。
1913年10月,熊希齡內閣組成,汪大燮任教育總長,蔣維喬與之意見不合,遂辭職南歸,仍入商務印書館“主持(編輯)中學及師範學校教科書”。這時。這時,袁世凱為了復辟帝制,連續發佈鼓吹尊孔讀經的命令和條例。同年底,蔣維喬以“無始”的筆名,在《教育雜誌》上連續發表了《教育大政方針私議》、《硬教育與軟教育》兩篇論文,抨擊新內閣教育部篡改民國元年頒行的教育宗旨,指出所謂“尊崇孔學為道德教育之本”的説法,“不過飾一孔學之假面具,以上下相蒙耳”。同時他還揭露了當時社會上有人以“硬教育”為幌子,企圖恢復小學讀經。他大聲疾呼:“‘硬教育’欲施諸小學則萬不能行!”
1914年8月,蔣維喬根據他長期堅持練氣功、治疾病的體會,撰成《因是子靜坐法》一書。該書出版後,暢銷各地,到1927年6月重版達21次之多。1917年1月,蔣維喬與黃炎培等五人組成教育考察團,前往日本、菲律賓考察,歷時兩月。回國後,在京、津、滬、寧四地演説考察結果,並由蔣總其成,彙編為《考察日本菲律賓教育紀實》一書出版。9月,蔣北上任教育部參事,“掌管教育法令工作”。自此時起。自此時起,蔣維喬沉溺於佛學研究之中。他不但閲讀佛經,請居士講佛學,而且“依照佛法,實行修持”,以至“覺得世間一切學問,均不及佛學高深”。1918年3月,蔣還建議蔡元培主政的北京大學在哲學系開設“唯識”課,為我國大學有佛學課之始。1921年10月,教育部任命蔣維喬為江西教育廳廳長,蔣不就,辭職而歸,旋又北上任教育部編審員。
1922年7月,在“蘇人治蘇”的風潮下,由黃炎培等人推舉,蔣維喬出任江蘇教育廳廳長。他在任三年,排除了各派系議員的種種糾纏,先後視察了全省幾十所學校,對江蘇省教育作了一些整頓。1925年初,“齊盧戰爭”重啓,段祺瑞政府以附齊嫌疑的罪名,將南京所有官吏一概免職,蔣維喬也於2月被解職。他在離任前夕,與黃炎培、江蘇財政廳長曾孟樸將江蘇省的屠宰税和捲煙税從財政廳中撥出,組織了江蘇省教育經費管理處,使江蘇教育經費收支獨立。
與蔣維喬被解職的同時,南京東南大學發生了“易長”風潮。該校原任校長郭秉文被解職後去歐洲,全校師生罷課、遊行,羣起反對新校長鬍敦復,風潮半年不息。7月,蔣維喬就任東南大學校長。在軍閥混戰、經費拮据的情況下,他按照“行政決於教務會議,教學決於教授會議,財政公開”三條原則,奔波於寧、滬二地,將東南大學維持了兩年。其間曾於1926年4月偕南京校長參觀團赴日本考察教育一月。
1927年3月,北伐軍攻佔南京後,蔣維喬離開東南大學,到上海定居。自此“息影滬上,不問外事”,每年春秋二季外出遊山,後將歷年所寫的遊記整理成《因是子游記》一書出版。
1929年9月,蔣維喬應上海光華大學之聘,任哲學系教授。其後歷任該校中文系教授、中文系主任、教務長兼文學院院長等職達20年之久。他的許多學術專著多完成於此時,計有《中國佛教史》、《佛教淺測》、《佛學概論》、《佛學綱要》、《中國近三百年哲學史》等,並與楊大膺合編《中國哲學史綱要》、《宋明理學綱要》。
自1938年8月起,蔣維喬又兼任上海正風文學院(1940年改名誠明文學院)院長;1941年7月起,他受黃炎培委託,兼任上海鴻英圖書館副館長、館長、名譽館長等職;1946年9月兼任上海人文月刊社社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蔣維喬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了蘇南人民代表大會,被選為主席團主席及常任副主席。嗣後,他曾兩次赴香港療養,1958年3月16日病逝於上海。 [1] 

蔣維喬學術成就

其哲學世界觀從《佛教概論》中可窺一斑:以佛教及傳統哲學的本體論,分“有神論”與“泛神論”而組織和剖判思想體系。認為“認宇宙之本體為超越的神格,一切現象乃自神之創造而成,是為有神論的宇宙論(人格神論);或謂本體即普遍的實在,現象之中包含本體、二者合一,不可分別,是為汛神的宇宙論(無神論)。”“泛神論者,乃否定人格的超越神,而以宇宙萬有無在而非神的實在。泛神之名,即本乎此。”判其所信仰與皈依的“佛教之宇宙觀,在二種系統中,屬於泛神論。然同為泛神論,而因教義之淺深,亦有凡條類別:或視物的現象及外部之自然物為神,是唯物的泛神論也。或視世界內部的精神原素為神,是唯心的泛神論也。或視世界道德的秩序為神,是倫理的泛神也。又以絕對理想之開展為實在之反映,是論理的泛神也。是等皆可名為特殊的泛神論。反之,直視宇宙萬有為神的實在,從其物質上之存在,名為世界萬有,從其精神活動力,名之為實在或神,兩者互相渾化,成一實在,是為普遍的泛神論”。佛學的宇宙論,“以緣起論,説明宇宙現象;以實相論,説明宇宙本體”。比西方哲學,佛教宇宙觀,並無遜色之處。但又特別強調此為釋迦牟尼佛親身所證悟者,這是佛教哲學的理性實踐特色。蔣氏學術研究,由儒而道,由道而釋,經歷了一條曲折的道路。其著作包括佛學、哲學、教育、養生等內容,公開出版的有數百萬字。主要著譯有:《學校管理法》、《心理學講義》、《因是子靜坐法》、《長壽哲學》(譯)、《佛學淺測》、《佛學大要》、《孔子與釋迦》、《青年之人生觀》、《大乘廣五藴論注》、《楊墨哲學》、《中國佛教史》、《圓覺經親聞記》(以上均為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道教概説》、《佛教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哲學史》、《中用哲學史綱要》、《佛學綱要》、《宋明理學綱要》、《呂氏春秋匯校》(以上均為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另有《道教入門》、《氣功療法》等。 [2] 

蔣維喬社會影響

蔣維喬信札 蔣維喬信札
蔣維喬經常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尤其熱心於開啓民智的演講和集會。他在1902年應蔡元培邀請,加入了中國教育會,次年又入張元濟的商務印書館,從事新式教科書的編著,因為編排合理科學,很受歡迎,為商務印書館和他本人贏得了很高的聲譽。1912年元旦,民國臨時政府成立,蔡元培被委任為教育總長,他又邀蔣維喬任教育部秘書長。蔣維喬在職期間,參考先進國家的教育組織方法,制定了一系列規章制度,為民國早期教育做了許多基礎性工作,這些都是蔣維喬有功於國家的地方。蔣維喬還有值得一説的,是他熱衷於遊歷名山大川。蔣維喬從青年時期就喜歡旅遊,而且他每遊一地,過後都會寫比較詳細的遊記,目前上海三聯書店整理出版了《蔣維喬遊記》。他的遊記不光是記錄山水面貌和風土人情,他還把行程從出發到結束的詳細經過一一羅列,按照現在來看,就是一份很完備的旅遊攻略了。當然,這攻略因為時代改變,現在並沒有多少參考性,但可以讓我們瞭解當時的生活狀況。 [3] 
參考資料
  • 1.    李新;孫思白;朱信泉;趙利棟;嚴如平;宗志文;熊尚厚;婁獻閣主編.中華民國史 人物傳 第三卷:中華書局,2011:1493-1498
  • 2.    方克立,王其水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哲學 第2卷 人物誌:華夏出版社,1994:58-89
  • 3.    啓智先鋒蔣維喬  .常州日報[引用日期2023-02-28]
  • 4.    鄭天挺,吳澤,楊志玖主編;翁獨健,蔡美彪,李學勤等副主編.中國歷史大辭典 下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2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