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鈞儒

沈鈞儒，1875年1月2日生於江蘇蘇州，沈鈞儒自幼聰穎，有7歲（實為5週歲）能詩之譽。

13歲即積詩成帙。15歲考秀才得中，詩賦列為第一。

沈鈞儒青少年時，即十分注重個人道德的修養。家庭環境薰陶着沈鈞儒的思想品德，影響着他的一生。 晚清時祖國的深重苦難，激發着沈鈞儒的愛國之情。沈鈞儒19歲時，爆發了中日甲午之戰。他見外患日深，更加關心時務，寫了數篇詩文以寄憂國憤世的激昂之情。

1900年，沈鈞儒與胞兄沈保儒赴陝西三原學署任閲卷。在陝西，他與沈衞的學生于右任等創辦了三原印書局，翻印康梁所著書籍，大談維新革命。

1903年，沈鈞儒應鄉試中舉人。次年，應殿試得“賜進士出身”銜，被籤分刑部貴州司主事。當時，沈鈞儒見日本維新後，日益富強，遂申請留學日本盼能為振興祖國尋求出路。

1905年秋，得以新科進士被清政府派赴日本，入東京私立法政大學法政速成科政治部學習，後繼入補修科，於1908年4月畢業回國。

1908年9月，沈鈞儒任浙江諮議局籌辦處總參議。次年春，與阮性存、褚輔成、陳敬第等發起組織立憲國民社，以推動浙江省的立憲運動。10月當選為浙江省諮議局副議長。同時，沈鈞儒參加了江蘇省諮議局發起的國會請願代表談話會，三次進京請願速開國會，均遭失敗。自此，他看出清廷的所謂預備立憲，只不過是一種騙局，決心轉向革命。

1909年夏，沈鈞儒先生任浙江官立兩級師範學堂（舊址在現杭州高級中學）監督（校長）。

1911年辛亥革命時，曾與陳時夏一起擔任浙江起義的政治組 織方面的設計準備工作。

1912年初，沈鈞儒當選為浙江省教育會副會長，浙江省臨時 議會議員。2月任浙江省教育司司長，任內，他整頓了省內學校， 對教育制度多所興革。年底，他辭去各種行政職務，膺選為國會參議院浙江省候補議員。

1912年4月，沈鈞儒被選為統一共和黨參議，5月經褚輔成、顧乃斌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8月繼為國民黨黨員。約於此時，他參加了南社。

1913年他支持國會議員聯合彈劾袁世凱，並積極參與天壇憲法草案的起草。9月國民黨“二次革命”失敗。

1916年6月黎元洪出任大總統，沈鈞儒被派為浙江代表到北京共商國策。

1917年3月任司法部秘書，並參加以張耀曾、李根源為首的政學會。後辭司法部秘書職南下。

1918年6月，廣州國會遞補沈鈞儒為正式議員，到廣州參加參議院活動及參加制憲。

1919年9、10月間，為破壞段祺瑞政府的武力統一計劃，銜命赴閩潛入浙軍潘國綱部，使該部脱離北洋軍閥指揮，保持中立。

1920年9月任護法軍政府總檢察廳檢察長。 10月離職回滬。回滬後，研讀馬克思的《資本論》，並以寫作為生，著《家庭新論》論述家庭問題及社會問題。

1922年任《中華新報》主筆。同年6月北上，任國會參議院秘書長。8月，當選為國會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

1923年6月，為反對曹錕賄選，堅辭秘書長職，赴滬，與離京議員一起頻發通電和宣言，抨擊、揭露和聲討曹錕的違法賄選。

1924年11月，沈鈞儒等國會拒賄議員聯合發表宣言成立國會非常會議，企圖以此對抗臨時執政段祺瑞及其提出的善後會議， 以維護《臨時約法》。最終，無結果而散。

1926年任浙江省臨時政府政務委員兼秘書長。

1926年9月，與褚輔成、沈恩孚、黃炎培等發起組織蘇浙皖三省聯合會，反對軍閥孫傳芳等，迎接國民革命軍北伐。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與褚輔成同時被捕，險遭殺害。

1927年秋任上海法科大學(後改名上海法學院)教務長，他堅持民主辦學，主張學術自由和自由結社，培養了不少法學專門 人才如著名法學家沙千里、林亨元等。

1928年後任上海法科大學（後改為上海法學院，1950年併入上海財經大學） ^[2]  教務長，並執行律師業務。

1933年創辦正行女子中學，任董事長，1935年又親任校長。同時在上海從事律師工作，以敢於主持正義不畏強豪而稱譽於律師界。

1933年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任上海分會法律顧問委員會委員，後又當選為上海分會執行委員。4月，為營救被捕的陳賡等人，與宋慶齡、蔡元培等7人當選為民權保障同盟營救政治犯委員會委員。

1935年12月領導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發表宣言支持“一二·九”學生運動。

“九一八”事變發生，沈鈞儒義無反顧的投身到抗日救亡運動中去。“一·二八”戰事爆發，他更是全力以赴的支援十九路軍進行淞滬抗戰。

1935年12月他與上海文化界的一些愛國進步人士馬相伯、鄒韜奮等發表《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組織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任執行委員。次年1月，擴大為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任主席，5月31日聯合全國各界抗日力量組成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任執行委員兼常務委員，負責組織工作。

1936年救國會又發表救國宣言，同年5月參與宋慶齡、馬相伯等領導成立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

1936年11月23日，沈鈞儒與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史良、王造時、沙千里被國民黨政府逮捕，為著名的“七君子”之獄。為了抗日救國，沈鈞儒等置個人安危於度外，不屈不撓同反動派進行鬥爭，堅貞不屈。“七七”抗戰後，國民黨當局迫於形勢於1937年7月31日將“七君子”交保釋放。

1938年代表救國會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抗日戰爭時期，曾組織平民法律扶助會，為被迫害的人民、抗日軍人家屬及進步圖書雜誌義務辯護。還在漢口籌組抗日救亡總會。

1938年10月到重慶，自此，他便主要圍繞着堅持持久抗戰，堅持國內團結，反對妥協投降；堅持民主，爭取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反對獨裁；要求早日實施民主憲政等問題與國民黨政府進行鬥爭。終為國民黨所不容，被排除在1942年7月公佈的國民參政會第三屆參政員名單之外。

1939年9月初與鄒韜奮、章乃器等在重慶發起成立統一建國同志會。

1941年為調解國共衝突，統一建國同志會改組為第三黨性質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沈鈞儒任中國人民救國會主席。

1944年9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

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12月救國會根據形勢的變化決定改稱為中國人民救國會，沈鈞儒當選主席。

1946年1月任民盟參加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參加舊政治協商會議，和中共代表密切合作，爭取和平、團結、民主、統一。當國民黨反動派撕毀舊政協決議，下令召開偽國民大會時，曾代表民盟發表聲明，堅決反對偽國大。

1947年民盟被國民黨反動派非法解散。

1947年10月27日國民黨政府宣佈民盟為“非法組織”，沈鈞儒堅決反對妥協投降，在民盟總部被迫宣佈自行解散後，於11月26日秘密離滬赴港，與章伯鈞、周新民等於1948年1月領導召開民盟一屆三中全會，批判了中間路線，恢復領導機構，重新確定民盟的路線和政策。發表緊急聲明，堅決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終於促使民盟走上革命道路，全會決定沈鈞儒與章伯鈞以中常委名義領導全盟工作。

1948年5月代表民盟及人救會響應中共中央關於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的號召（中共五一宣言），並秘密離開香港赴東北解放區，於9月29日抵達哈爾濱。與中共中央代表就有關新政協的性質、任務等進行協商，形成了決議。

1949年2月到北平，任民盟出席新政協代表和新政治協商 會議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在9月21日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當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建國後，歷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民主同盟中央主席。為建國初期建立人民的法制體系，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做出了很大貢獻。

建國以來，歷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二、三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屆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1949年12月，在沈鈞儒主持下，中國人民救國會發表宣言，鑑於中國人民已翻身作主，救國會已完成歷史使命，宣告光榮結束。

1949年12月在民盟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員。

1953年當選為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1955年張瀾主席逝世，沈鈞儒任代理主席。

1956年，當選為民盟中央主席，直至去世。

1963年6月11日，沈鈞儒在北京與世長辭，享年88歲。 ^[1] 

張延驤愛沈鈞儒才華，聘他教讀子弟，隨後將長女與其議婚，光緒二十年，結為佳偶。 ^[1] 

沈鈞儒父親沈翰，1900年病逝。為解決家庭困難，沈鈞儒與胞兄沈保儒應叔沈衞之召，赴陝西三原學署任閲卷。

沈鈞儒的表侄子是著名詩人徐志摩。沈鈞儒與首屆“全國三八紅旗手”的傑出代表金學曙醫生、晚清金石篆刻大家厲良玉、著名教育家厲麟似也都是親戚。 ^[5-6] 

從沈鈞儒的曾祖父到沈鈞儒的曾孫，上下綿延的七代人都愛石藏石，堪稱世界收藏史上罕見的藏石世家。

沈鈞儒系浙江嘉興人。他的曾祖父沈濂，曾任清政府的刑部主事；祖父沈瑋寶，曾任蘇州知府；父親沈翰，為候補知府。幾代人的共同愛好是收藏奇石：在沈家的庭院、客廳、書齋裏，到處供有奇石，如被命名為“坐看雲起時”的假山石，形似太湖石的“雞骨石”，以及“竹葉婆娑”、“仕女彈琴”、“仙人探洞”等雨花石。沈氏的“傳家寶”除上述珍貴的觀賞石外，還有“冰紋”、“青花”、“綠端”等端硯名品。

以石會友，以石交友，是沈鈞儒藏石、賞石的一樂趣。他的藏石，品種豐富，有天上的隕石、地下的化石，僅各種礦石標本就有200多枚。他把自己的書齋命名為“與石居”，並詠詩道： “吾生尤愛石，謂是取其堅。掇拾滿吾居，安然伴石眠。至小莫能破，至剛塞天淵。深識無苟同，涉跡漸戔戔。

與沈鈞儒同為法學家的史良曾回憶説：“在重慶時，沈老的身後經常有‘尾巴’跟隨……抗戰勝利後，沈老離渝返滬，在離家的那一天，‘尾巴’仍然照例跟隨，他們發現沈老有一隻箱子很沉重，硬要打開檢查，其實是一箱石頭。”

抗戰期間，國民黨元老于右任曾為“與石居”題額並跋識如下：“衡山兄愛石成性，所至選石攜陶陳列室中，以為旅行紀念。為題齋額，並綴於詞：求石友，伴髯翁，取不傷廉用不窮。會見降旗來眼底，石頭城下慶成功！”同時為“與石居”題詠的還有馮玉祥、李濟深、黃炎培、茅盾、郭沫若、梁寒操等。其中，特別值得提起的是馮玉祥的題辭：“南方石，北方石，東方石，西方石，各處之石，鹹集於此。都是經過風吹日曬，雪侵雨蝕，可是個個頑強，無虧其質。今得先生與石為友，點頭相視，如舊相識；且互相祝告，為求國家之獨立自由，我們要硬到底，方能趕走日本強盜。”以石喻人，賞石勵志，“與石居”成了東南西北愛國志士的聚會之所。

沈鈞儒逝世後，他的藏石主要傳給了他的第三個兒子、中央美術學院教授沈叔羊。沈叔羊辭世後，藏石又傳給了其子沈寬。沈寬也是個“石痴”，他把自己的居室命名為“摯石居”；他像祖輩一樣，誠摯愛石，誠摯做人。他的女兒沈萌、兒子沈摯也都承襲了祖上愛石、藏石的家風。 ^[3] 

著有 《寥寥集》、《家庭新論》《制憲必攜》、《憲法要覽》、《普及政法教育》等。

沈鈞儒清末主張立憲救國，認為立憲即改變清朝封建專制制度，實現民主政治，讓人民有參政的民主自由權利。

辛亥革命後，他本着民國主義在民的精神，反對封建軍閥統治，要求貫徹民主精神，厲行立憲政治，參與了“天壇憲草”和浙江自治省憲的擬定工作。在領導救國運動中，他參與制定的救國會政治綱領中，明確提出民主制度的確立，是各黨各派徹底合作的基本條件；結社、集會、言論、出版的自由，是聯合戰線絲毫不能讓步的要求。

在整個抗戰期間，他始終認為抗日與民主不可分，要徹底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爭取抗戰最後勝利，必須發動廣大人民羣眾參戰，充分發揚民主，調動羣眾的積極性。他針對抗戰後國民黨繼續實行專制、壓制民主、破壞法治，先後在國民參政會上兩次提出切實保障人民權利案，獲得許多參政員的聯署支持。

他和各抗日黨派參政員一道，發起民主憲政運動，要求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制定憲法，實施憲政，保障人權和各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為了爭取實現民主憲政，他和一些中間黨派負責人共同發起，成立了旨在促成實施民主憲政的統一建國同志會，隨後進一步發展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沈鈞儒和救國會是共產黨在爭取政治民主化鬥爭中的忠實盟友。

抗戰勝利後，在沈鈞儒的領導下，救國會改名為中國人民救國會，其政治綱領提出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為基礎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走向社會主義的民主國家。他參與創辦的《民主生活》週刊，反對國民黨發動內戰，認為當前一切問題的癥結都在不民主。人民是國家的主人，表示要用筆來反映人民的公意，發揚民主精神，實踐民主生活。民主同盟被國民黨宣佈為“非法團體”遭取締後，他潛離上海赴香港主持召開了民盟三中全會，領導民盟“一面倒，倒向新民主主義方面”。

反對人治，主張法治，是沈鈞儒法學思想的核心。沈鈞儒認為，法制健全與否，是否實行法治，是國家強弱盛衰的重要因素。他引用韓非的話説：“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在北洋軍閥統治下，他長期參加政學會活動，是因其政綱對政治取穩和改進主義，強調發揚民主與厲行法治。“唯民主可以革專制之積威，唯法治可以納庶政於軌物。”與自己的理念相吻合，他説：“歐美式政治之精神在法治，中國式政治精神在人治。”“吾國政府素重人治，與歐美之一切歸納於法治者迥異，政治所以不進步，此實一大原因。”認為當今中國是無法無天，武人干政，軍閥禍國，只有建立法系，實行法治，結束人治，才是弭亂致治之道。

20世紀30年代，他針對國民黨當局罔顧法治，踐踏民主，非法拘禁愛國人士的白色恐怖統治，倡導冤獄賠償運動。發表宣言説：“‘堂上一筆朱，階下千滴淚。’此種至可慘痛之現象，竟存留於二十世紀之中國，則斯民之不幸，果為何如？”並制定冤獄賠償法草案送呈國民黨中央採用，要求建立冤獄賠償制，以保障人權，獲得較廣泛輿論的支持。冤獄賠償運動是當時整個愛國民主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中國法制史上一頁有意義的篇章。

20世紀40年代，他撰文批駁國民黨政府頒佈的侵害人民民主自由權利的《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等法令。新中國成立後，他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為建立和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殫精竭慮，使法制建設有了一個良好開端。

此外，沈鈞儒從小接受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和濟世救民的優良傳統，有着良好的道德修養。他一生“貧賤不移，富貴不淫，威武不屈”，潔身自好，克己奉公，清廉正直，樂於助人，重視家庭，愛護子女，對後輩循循善誘，是青年的良師益友，為世人所稱道，這更是值得我們繼承的一份精神遺產。

1931年， “九·一八”事變牽動了沈鈞儒那顆憂國憂民之心。他立即投入了抗日救國運動的洪流之中。並於同年發起成立了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多次上書南京國民黨中央。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助長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也激怒了愛國羣眾。沈鈞儒等人又發起組織各團體救國聯合會。在“九·一八”五週年當日，他不顧當局禁令，帶頭率幾千人上街遊行示威，不畏軍警的鐵棒刀槍，不理會蔣介石的點名警告。10月，又主持了魯迅的公祭，把有五、六千人蔘加的送葬禮搞成抗日救亡的大規模遊行示威。以及在孫中山誕辰紀念日上發表講話、以救國會名義致電張學良等國民黨將領、援助上海工人反日大罷工等等活動都觸怒了國民黨反動派，結果沈老先生和李公樸、鄒韜奮、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王造時等一同被捕，成為轟動全國的“七君子”事件。

在獄中，沈鈞儒先生被公推為家長。他和大家一起互相支持、互相鼓勵，堅決不寫悔過書，堅持愛國無罪。在法庭上，“七君子”義正詞嚴，駁得檢察官啞口無言，狼狽不堪。沈鈞儒雖身陷囹圄，但他想的卻是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審訊退庭後，他感慨萬千，以詩抒懷：我不要這種勝利！眼看地圖變了顏色；六千萬同胞淪亡在深淵之底，我們如果還有一些人氣，那裏有心思來與自家人鬥鼠牙，爭蟲臂！我早已忘掉了我自己。我祈禱着這一天：能把我的血，飛灑到關外數千裏與天無際的白雲上，把我們的骨，深埋在那一邊的土裏，這才是我們的勝利！也是我們民族的勝利！國家的勝利！我再也不要其他的勝利！他的詩表現出一個革命者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堅定信念。“七君子”的愛國行動得到了舉國上下的支持，宋慶齡等知名人士也紛紛發表聲明。

在全國各方面的壓力下， 1937年7月31日，蔣介石不得不釋放了他們。當他們走出獄門之時，各界羣眾聞訊趕來迎接，口號聲、爆竹聲高入雲霄。沈老先生代表其他六人向大家表示： “可以告慰於大家的是，我們出獄與入獄時一樣，主張沒有變更，我們決不改變我們的宗旨，決定和過去一樣，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線。

沈鈞儒紀念館(3張)

沈鈞儒祖居在嘉興南幫岸3號、始建於清代嘉慶、道光年間。頭門在抗戰初期被毀，儀門在70年代即已破敝不堪。保存比較完整的是大廳、吉門和堂樓。

1998年按原樣重建，並將祖居闢為“沈鈞儒紀念館”，江澤民題書匾額。現紀念館佔地面積2100平方米，建築面積740平方米。紀念館前廳放置銅鑄的沈鈞儒坐像。前廳和堂樓陳列、展出的400多幅照片和100多件實物（生活用品等），比較全面地反映了沈鈞儒革命、奮鬥的一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