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源

《辭源》是中國近代第一部大規模的語文詞書。1908年啓動了《辭源》編纂工作，並於1915年出版了中國第一部現代辭書。 ^[5] 

1931年出版《辭源》續編。1939年出版《辭源》正續篇合訂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經修訂，至1983年出版了修訂本。發行者：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辭源》是一部語文性辭典。收錄內容一般止於1840年以前的古代漢語、一般詞語、常用詞語、成語、典故等，兼收各種術語、人名、地名、書名、文物、典章制度。單字12890個（1979年版），複詞84134條（1979年版）。

全書依十二集（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和214部首為次序排列，同部首的按筆畫多少為序。單字條由字頭、漢語拼音、注音字母、廣韻反切、聲鈕、釋義、書證等組成。一字多音的分別注音，用“1、2、3……”表示，多義的單字或複詞則用“（一）、（二）、（三）……”分項。

修訂版《辭源》以舊有的字書，韻書，類書為基礎，吸收了現代詞書的特點，以語詞為主，兼收百科，以常見為主，強調實用，是一部綜合性，實用性極強的百科式大型工具書。全書共四冊，收詞近十萬條，綜計解説約一千二百萬字，幾乎超出了《資治通鑑》一倍。

修訂版《辭源》的內容豐富，極為充實廣博。除大量的字詞釋義上，對於藝文，故實，曲章，制度，人名，地名，書名以及天文星象，醫術，技術，花鳥蟲魚等也兼收幷蓄，融詞彙，百科於一爐，既體現了工具性和知識性，又兼顧了可讀性。修訂版《辭源》歷經幾代專家學者的修訂，改善體例，糾謬補缺，內容更為準確精到，查用更為容易便捷，極具權威性。全書由國內最負盛名，最具實力的商務印書館承擔校審，工作上精益求精，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本書的準確程度和權威性。

《辭源》依十二集（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和214部首為次序排列，同部首的按筆畫多少為序。單字條由字頭、漢語拼音、注音字母、廣韻反切、聲鈕、釋義、書證等組成。它是以詞語形式儲存古代典籍中傳統文化知識的中國式現代辭書，也是閲讀古代傳世文獻的工具書。其價值獨特，其他辭書可以比它大、比它新，但無法取代它。 ^[4] 

全書用繁體字，專於求本、重在溯源。釋義簡明、用淺近的文言。

專供閲讀古籍、解決關於語詞典故和有關古代文物典章制度等知識性的疑難。

每冊書前有該冊收字、詞的部首索引和檢字表，每冊書後有該冊收字、詞的“四角號碼索引”，第四冊後有“單字漢語拼音索引”。

書後有《繁體字對照表》、《新舊字形對照表》及《歷代建元表》。

第三版前言

辭源：通往傳統文化的橋樑

第一版

辭源説略

辭源續編説例

第二版

出版説明

重排版出版説明

第三版體例

部首目錄

難檢字表

正文

部首目錄

難檢字表

正文

附錄

説文解字五百四十部首

漢語拼音方案

上古三十韻部

廣韻四十一聲類

廣韻二百零六韻韻目

一百零六韻常用字表

歷代建元表

中國曆代度量衡制演變簡表

索引

單字四角號碼索引

單字漢語拼音索引 ^[2] 

《辭源》初版：主任陸爾奎，主要編校人員有高鳳謙、方毅、杜亞泉、孫毓珍、張元濟、傅運森、蔣維喬、莊俞、孟森、顧實、殷惟和、劉秉麟、謝觀等，前後參加者五十多人。 ^[1] 

以1949年為界，社會上一般把解放前的《辭源》初版、續編和《辭源》正續編合訂本等稱為老《辭源》，而稱1979年至1983年出齊的四卷本《辭源》修訂本為新《辭源》。1979年版稱之為《辭源》修訂本，是以之區別於1964年曾出版過一冊的《辭源》修訂稿本。 ^[1] 

《辭源》編纂於清末，完成於1915年。1906年，商務印書館成立辭典部，1908年《辭源》開始編纂。1915年9月一版一次印刷。10月，初版發行。 ^[1] 

這是《辭源》的初版，也叫《辭源》正編。全書字詞並重。共收一萬多單字，辭目十萬餘條，按二百一十四部首排列，四百萬字，凡三千零九十四頁。 ^[1] 

《辭源》初版是中國第一部以語詞為主兼及百科的綜合性新型辭書，是中國現代史上第一部大型漢語語文工具書。收詞以常見為主，強調實用。正文以單字為排列依據，將複詞附於單字下的排列方式。這種排列方式，創立了中國近現代大型辭書編纂的基本模式。 ^[1] 

1922年，方毅和傅運森擔任國文字典委員會主任，主持《辭源》續編工作。主要是增補新名詞。1931年12月，《辭源·續編》出版。主任編輯方毅、傅運森，主要編校人員有方賓夏、何元等二十六人。 ^[1] 

《續編》既是獨立的一本書，也是和1915年版互為補充的一本書。《續編》即可單獨成書，也可與正編合二為一，只是在原有基礎上的增補，沒有與正編完全融合，不是一次完整的修訂。《續編》雖是一個獨立的版次，但是續編、補編性質，到了1937年，還是用的民國四年初版。 ^[1] 

正編分上下兩冊，《續編》一冊，合在一起，全三冊。這種版本的合訂本，是三十年代常見的一個版本。 ^[1] 

1937年初，設置“《辭源》增訂處”，制定《增訂辭源工作計劃》，開始全面增訂《辭源》。傅運森主持。全書加新式標點。王君復、周雲青、周建人、馮賓符、楊蔭深、華國章等十餘人蔘加。同年，開始《辭源》正、續編合訂本工作，傅運森主持。 ^[1] 

1939年6月，《辭源》正、續編合訂本在香港出版，全四冊。全書收單字11204個，複詞87790個，合計詞目98994條，約700萬字。卷首有部首目錄、筆畫檢字。採用了新式標點，卷末有四角號碼索引等附件，查檢較為方便。 ^[1] 

1947年8月，籌編《辭源》簡編，專供一般讀者使用。壓縮篇幅為全書的三分之一，單字一萬餘條全部保留，複詞詞語也保留一萬餘條，其中新名詞佔十分之二，舊名詞佔十分之八，至於官名、書名、人名、地名刪削最嚴，引例加註篇名。1949年，《辭源》簡編出版。後改名《辭源改編本》，1951年2月初版，後也多次重印。 ^[1] 

據統計，1949年前，《辭源》初版、合訂本等共印行四百萬冊。 ^[1] 

1958年，《辭源》修訂工作開始。由於與《現代漢語詞典》《辭海》的分工，《辭源》由綜合性百科辭書，修訂為一部大型的古漢語辭書。商務印書館設置了“辭源組”，吳澤炎任組長，還有趙守儼、周雲青、劉葉秋、吳玉如、張子厚、王庚齡、陳丙炎等。 ^[1]  1964年，《辭源》修訂稿第一分冊（徵求意見稿）出版。 ^[1] 

1965年，修訂稿第二分冊完成一半，第三、四分冊完成初步加工，由於文革停了下來，沒有出齊。但這次修訂，體例、宗旨和編纂方針、讀者對象等的改變，對《辭源》影響重大。 ^[1] 

1975年夏，《辭源》修訂工作再次列入了國家辭書出版規劃。中央指定由廣東、廣西、河南、湖南四省（區）分別成立修訂機構，和商務印書館《辭源》編輯部共同修訂工作。繼承1958年分工，《辭源》仍為閲讀古籍用的工具書和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參考書。 ^[1] 

1977年，確定了《辭源》修訂的方案。廣泛收集古代漢語中常見的詞語。刪《辭源》中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應用技術的詞語。收詞止於鴉片戰爭（1840年），單字下注漢語拼音和注音字母，並加註《廣韻》的反切，標出聲紐。《廣韻》未收的字，採用《集韻》或其他韻書、字書的反切。附四角號碼索引和漢語拼音索引。 ^[1] 

《辭源》(3張)

1979年9月，《辭源》修訂本修訂初稿全部完成。國慶三十週年獻禮書——《辭源》第一分冊出版，印20萬冊。1983年，《辭源》修訂本第四分冊出版，修訂本全部完成出版，全書共四冊，3620頁，共收單字12890個，複詞84134條，總計97024條，總字數1200萬字。 ^[1] 

以後，1988年，《辭源》修訂本（1-4）合訂本出版，1989年重印。授權台灣遠流出版公司在台灣印行《辭源》修訂本。1990年，《辭源》修訂本兩卷本出版。1990年，《辭源》（特精裝合訂本）出版。 ^[1] 

1999年，醖釀《辭源》新一次修訂。2006年，商務印書館“啓動《辭源》再修訂的報告”，得到中國出版集團的批覆。《辭源》修訂工作分兩步走：第一步，重排《辭源》修訂本，對硬傷進行挖改。第二步，展開修訂工作。2009年，出版了《辭源》建國六十週年紀念版。 ^[1-2] 

2013年10月《辭源》第三版修訂工作完成。

2015年10月《辭源》第三版出版。網絡版、優盤版同步出版。

中國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辭書《辭源》經過8年修訂，在誕生百年之際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第三版，並在全球同步首發。《辭源》作為一部兼收古漢語普通詞語和百科詞語的大型綜合性辭書，在內容、註釋、體例、編排、檢索等方面為中國現代辭書的編纂開創了科學範式。 ^[3]  《辭源》第三版吸收了語言學、文獻學、辭書學研究的新成果，進一步提升了這部大型辭書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貯存功能，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百科全書和知識庫。

《辭源》第三版全書收入字頭14210個、複詞92646個、插圖1000餘幅，全書1200萬字，共有4767頁，分上下兩冊。其中新增字頭1302個，新增複詞8512個，補充文化與名物相應的插圖618幅。 ^[4] 

《辭源》自1915年問世已有一百年曆史，對中國傳統文化知識的現代闡釋和現代文化教育的發展，具有重要功績。1958年根據國家辭書出版分工，啓動《辭源》修訂，1976年正式修訂，吳澤炎、劉葉秋、黃秋耘任總編纂。2007年，商務印書館再次啓動《辭源》修訂。此次修訂主要包括整理字形、考訂注音、增補辭目、改進釋義、優化書證、溝通系統、增補插圖、完善體例、科學建檔等9個方面。

《辭源》第三版在港澳台地區和美國、法國、日本、韓國、老撾等國家同步上市，將為海外華人和國際友人深入瞭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起到積極作用。紙質版出版同時，網絡版和優盤版也同步推出。 ^[3] 

吳澤炎：“《辭源》是一輩人接一輩人的事業。” ^[5] 

人民日報人民時評：這是一種胸懷家國的文化自覺。張元濟，主持商務印書館期間，頗有遠見地創立字典部，毅然投入“商務”1/4的資本編纂《辭源》，並親自參與編寫，只因為他深知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面前，中國人不能只有一本康熙字典，需要“開啓民智，昌明教育”方能迎來光明時代。陸爾奎，第一版《辭源》的主編，2000多個日夜，羅書十餘萬卷，積累成疾，以致失明。而400萬字的《辭源》，融舊學新知於一爐，使中國傳統文化在劇烈的文化碰撞、複雜的制度變革和徹底的社會轉型中，得以傳承復興、發揚光大。1931年時，該辭書就已行銷數十萬冊，成為當時全國小學教師以上水平的知識分子的常備案頭辭書。這也是一種守正開拓的創新精神。傳統文化要煥發新的生命，需要找到新方法。《辭源》在編纂方法、編寫體例方面創造了全新格局，對後世的辭書編纂與文化創新具有重大示範作用，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現代辭書史上的一座豐碑。儘管如此，“商務”出版人一直明白，辭書完成之際便是新的修訂開始之時。只有不斷順應社會發展，那些永不褪色的價值才能葆有勃勃的生機。於是，我們有了第二版、第三版的《辭源》，相信今後也會有第四次的修訂，它將成為一個民族永遠的文化工程。這更是一種心甘情願的奉獻精神。1976年學貫中西的黃秋耘先生參加第二次修訂時，笑稱自己是“遁入空門”，從此青燈常伴閉門窮經。而《辭源》第二版主編吳澤炎先生堅持每天做60張卡片，最後竟積有30餘萬張卡片，書未修完，惜人已半身不遂。第三版修訂中，3位主編、22位分主編、127位學者，硬是用了1800個日夜完成上億字的校對，書證和釋義的改動量達4萬條，改動率達40%。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