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叢書

自清末中國創辦大學開始，教材一直是借用西文書籍，即使是漢文的也是翻譯的西文或轉譯自日文，國人自著的教材（出了中國固有的那些傳統國學書籍）鳳毛麟角，因為當時的先進科學知識都是西方的，到了1920年代，中國的大學不論是從規模還是教學質量，在一批批留學歸來了優秀知識分子的培育帶動下，迅猛發展，到1930年代，中國的大專院校已經將近100所，教師大多是留學歸來的西方培養的知識分子，此時大部分大學的教材用西文原版的。

王雲五主掌商務印書館後，即留心於大學教材之編撰出版，他在自述中説：“商務印書館過去卅餘年所出版的教科書，以小學及中學為限，其他出版家亦復如是。國內各大學所用的課本，大都採用西文，尤其是英文的原版，間或加以翻印。一部分則由教授自編講義，付諸油印，鉛印者實居少數。我加入商務印書館不久，即與各著名大學即學術團體協商，訂定了許多叢書合約，其中有不少適合於大學生的課本或參考書。”

同時在此之前，商務也已經嘗試着與各大學合作出版了若干大學叢書，如北京大學叢書，東南高等師範專科學校叢書等，已經積累了相當經驗。

要出版大學教科書，首先得有編寫書的人，好在商務此前已經出版了不少能作為大學教本或參考書的書籍，但僅有這些書籍是遠遠不夠的，王雲五的辦法是邀請各大學的教授或各行業的著名學者進行撰寫或翻譯，正如在其廣告中説：“期收全國學者通力合作之效。”也就是説編或譯者是由全國範圍內的著名學者完成的，從目前見到的大學叢書來看，事實確是如此。

有了書然後得有對書進行審查的人，不能什麼書都能作為大學叢書出版，得有相當學術水平，並且適合做大學的教本或參考書，王雲五先生聘請了國內專家學者五十五人，組成大學叢書委員會，這五十五人“皆為全國一時之選。各科各類皆有專家，對於審查書稿，可按專長擔任，至為便利。”

有了書稿，有了審查，出版印刷，正是商務印書館的強項，當時商務印書館是中國最現代化的圖書圖版機構，先進的設備自不必説，當時全國的出版物，商務印書館佔一半以上，可見一個商務印書館就代表了中國當時的出版印刷水平，就是管理方法，在王雲五先生的大刀闊斧的改革下，也已經初步建立起來了。

從1933年4月開始出版大學叢書，最初出版的是：彭學沛著《歐美日本的政黨》；蔡翹著《生理學》，錢端升譯《英國史》，薩本棟著《普通物理學》（上）；吳昆吾著《條約論》，計劃每年出書40種，從此開始至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每個月都會出版數種大學叢書，學科範圍涵蓋了文學、歷史、工商、經濟、理工、化學、法學、醫學、教育等各個學科領域，四年時間已經出版大學叢書超過二百種以上。(根據我的統計到1937年十二月，出版大學叢書234種)

大學叢書為紅布面精裝本，根據學科特點，書本印刷有的是直排，有的是橫排，道林紙印刷，有些書配有精美插圖及圖表。為了減輕讀者購書成本，大部分書都出版了簡裝本（平裝本），但印刷紙張均與精裝本一樣，購書成本減去三分之一。

部分大學叢書書影(9張)

抗戰開始後商務印書館輾轉香港、長沙、重慶，但大學叢書仍繼續出版，“為抗戰中的中國提供書本，而非子彈。”（紐約時報評語）抗戰勝利後，商務印書館遷回上海，繼續出版大學叢書，直到1949年上海易主，之後一些理工、理化、醫學類的大學叢書在1950年代仍繼續再版和新出版，可見影響之大。

抗戰中，國立編譯館（官方機構）開始編撰“部定大學用書”，一部分任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但規模遠不及商務的大學叢書。

大學叢書委員會委員：丁燮林君王世傑君王雲五君任鴻雋君朱經農君朱家驊君李四光君李建勳君李書華君李權時君餘青松君何炳松君辛樹幟君吳澤霖君吳經熊君周仁君秉志君竺可楨君胡適君胡庶華君姜立夫君翁之龍君翁文灝君馬君武君馬寅初君孫貴定君徐誦明君唐鉞君郭任遠君 陶孟和君許璇君陳裕光君程天放君程演生君馮友蘭君傅斯年君傅運森君 曹惠羣君鄒魯君鄭振文君鄭振鐸君劉秉麟君劉湛恩君黎照寰君蔡元培君蔣夢麟君歐元懷君顏任光君顏福慶君羅家倫君顧頡剛君

大學叢書從1933年4月開始出版，截止1937年十二月，共出版234種，平均每月出版約4本，涵蓋了各個學科領域，其中大部分為著作，約佔總數的64.84%，譯作佔35.16%，正如其廣告語“貢獻整個的大學用書，促進我國的學術獨立”，當時各大學校大部分都是使用的商務的大學叢書作為教本的，為我國的學術獨立做出了巨大貢獻。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