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演論

Evolution and Ethics的基本觀點是：自然界的生物不是萬古不變，而是不斷進化的；進化的原因在於“物競天擇”，“物競”就是生存競爭，“天擇”就是自然選擇；這一原理同樣適用於人類，不過人類文明愈發展，適於生存的人們就愈是那些倫理上最優秀的人。進化論學説的基礎是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一書中奠定的，赫胥黎堅持併發揮了這一思想。

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英文書名直譯應為《進化論與倫理學》。其時，英國正處於維多利亞時代，經濟穩定，社會繁榮，自由主義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大航海發達，中世紀宗教的控制減弱，不同思想、文化逐漸繁榮，自然科學空前發展。達爾文、赫胥黎、斯賓塞等的思想學説開始風行英國。

鴉片戰爭中，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 ^[1]  ，使東方老大帝國的羸弱暴露無遺。於是傳播西學，師夷長技，成為朝野之共識。中國的一批最早接受西方思想的知識分子，如魏源、王韜、李善蘭、徐壽、華蘅芳、鄭觀應等，為譯介西書，傳播西方的政治體制、科學知識，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洋務派創辦的江南機器製造總局翻譯館譯介出版了大量西方科技著作，在中國近代出版史上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嚴復譯述《天演論》不是純粹直譯，而是有評論，有發揮。他將《天演論》導論分為18篇、正文分為17篇，分別冠以篇名，並對其中28篇加了按語。他在闡述進化論的同時，聯繫中國的實際，向人們提出不振作自強就會亡國滅種的警告。嚴復在按語中指出，植物、動物中都不乏生存競爭、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例子，人類亦然。人類競爭其勝負不在人數之多寡，而在其種其力之強弱。面對當時中國的民族危機，嚴復尖鋭指出，中國再也不能不看實際地妄自尊大，一味大談“夷夏軒輊”（軒輊xuān zhì，本義：中國古代一種前頂較高而有帷幕的車子，供大夫以上乘坐）的老調，弄得不好，就會亡國滅種。《天演論》告訴人們亡國滅種的威脅，但又不是無所作為的悲觀主義，它啓示人們，中國（鴉片戰爭前後）雖弱，但仍有挽救的辦法，這就是強力競爭，通過努力，改變弱者的地位，變為強者。

《天演論》實際上是一篇十分精彩的政論文。該書認為萬物均按“物競天擇”的自然規律變化，“物競”就是生物之間的“生存競爭”，優種戰勝劣種，強種戰勝弱種；“天擇”就是自然選擇，自然淘汰，生物是在“生存競爭”和“自然淘汰”的過程中進化演進的。聯繫甲午戰爭後國家危亡的狀況，向國人發出了與天爭勝、圖強保種的吶喊，指出再不變法將循優勝劣敗之公例而亡國亡種！《天演論》揭示的這一思想，結合介紹達爾文生物進化論及西方哲學思想，使當時處於“知識饑荒”時代的中國知識界如獲至寶，產生了振聾發聵的影響。

自此書出版後，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等詞，成為人們的口頭禪。胡適在讀書時，老師讓學生買《天演論》做讀本，要學生做“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作文，他説：“這種題目自然不是我們十幾歲的小孩能發揮的。但説明讀《天演論》，已成為那個時代的風氣。”他評價嚴復為“介紹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天演論》發表產生的衝擊波不僅在當時，而是影響了幾代人，並奠定了嚴復在中國近代思想界的地位。

嚴復以西學理論鼓吹變法，震動了當時中國的思想界，推進了維新運動的發展。他是中國近代的思想啓蒙家。

《天演論》於1896年譯成，他説：達爾文的書，在歐美兩洲，幾乎家置一編，婦孺皆知，其學説最要有二，一曰物競，一曰天擇。此外，嚴復還把《天演論》譯稿給梁啓超等人看過。因此，《天演論》正式出版雖在1898年，但其物競天擇的理論在此以前早已在思想界傳開。

《天演論》從翻譯到正式出版，經過3年時間。這3年，即1895年到1898年，是中國近代史上很不平常的3年，甲午海戰慘敗，民族危機空前深重、維新運動持續高漲。這時候《天演論》出來了，物競天擇出來了，自然引起思想界強烈的震動。以文名世的同治進士吳汝綸看到《天演論》譯稿後，讚不絕口，認為自中國翻譯西書以來，無此宏制。這位五十幾歲的老先生，激賞之餘，竟親筆細字，把《天演論》全文一字不漏地抄錄下來，藏在枕中。梁啓超讀到《天演論》譯稿，未待其出版，便已對之加以宣傳，並根據其思想做文章了。向來目空一切的康有為，看了《天演論》譯稿以後，也不得不承認從未見過如此之書，此書“為中國西學第一者也”。青年魯迅初讀《天演論》，也愛不釋手……一位頭腦冬烘的本家長輩反對魯迅看這種新書，魯迅不理睬他，“仍然自己不覺得有什麼不對，一有閒空，就照例地吃侉餅、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於此可見《天演論》深受當時社會的歡迎。

在《天演論》問世以後，“天演”、“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新名詞很快充斥報紙刊物，成為最活躍的字眼。有的學校以《天演論》為教材，有的教師以“物競”、“天擇”為作文題目，有些青少年乾脆以“競存”、“適之”等作為自己的字號。

胡適回憶：(在澄衷學堂)有一次，他(國文教員楊千里)教我們班上買吳汝綸刪節的嚴復譯本《天演論》來做讀本，這是我第一次讀《天演論》，高興得很。他出的作文題目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申其義”。這種題目自然不是我們十幾歲小孩子能發揮的，但讀《天演論》，做“物競天擇”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的風氣。

《天演論》出版之後，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國，竟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讀這書的人很少能瞭解赫胥黎在科學史和思想史上的貢獻。他們能瞭解的只是那“優勝劣敗”的公式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在中國屢戰屢敗之後，在庚子、辛丑大恥辱之後，這個“優勝劣敗”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一種絕大的刺激。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着多少年輕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等術語都漸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漸漸成了一班愛國志士的口頭禪。還有許多人愛用這種名詞做自己或兒女的名字。據統計，自1898年以後，在短短的十多年中，《天演論》就發行過三十多種不同的版本，這是當時任何其他西學書籍都不可比擬的。其之所以如此風行，除了它的思想足以警世這一主要原因以外，譯筆古雅耐讀，也是原因之一。

回顧落後貧困、思想封閉的祖國，嚴復深受震動，於是，他更關注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政治，孜孜不倦地研究“中西學問同異”，探求中國富強之道。回國後，始在福州馬江船政學堂任教習。光緒六年，李鴻章在天津創辦北洋水師學堂，嚴復被調任學堂總教習，後又出任總辦（校長）之職。這些學歷和經歷，使嚴復具備了成為思想家的必備素養和參與政治的條件。甲午中日開戰，國家危亡懸於旦夕，《馬關條約》的簽定更激起國人的無比憤怒。嚴復於1895年2月4日至5月1日，在天津《直報》連續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闢韓》《原強續篇》《救亡決論》五篇政論文，疾呼變法，其驚世駭俗的議論，使之聲名日響，為世人矚目。在《原強》一文中，他首次向國人介紹了達爾文《物種起源》及其生物進化論觀點，同時又介紹了英國實證主義哲學家及社會學家斯賓塞的優勝劣汰學説，撮合二者，闡述自己救亡圖存的見解。而這一思想的深入論述，即是體現在《天演論》一書的翻譯過程中。

《天演論》譯自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進化論與倫理學》一書。這是一本宣傳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通俗小冊子，書的前半部分講進化論，後半部分講倫理學，嚴復選譯了部分導言和講稿的前半部分。嚴復翻譯此書不盡依原文，而是有選擇地意譯，甚或借題發揮，因此魯迅先生説嚴復“畢竟是做過《天演論》的”。一個“做”字，入木三分地刻劃出嚴復翻譯此書的良苦用心。

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英國著名博物學家，達爾文進化論最傑出的代表。自稱為“達爾文的鬥犬”(Darwin's Bulldog)。赫胥黎發表過150多篇科學論文，內容涉及動物學、古生物學、地質學、人類學和植物學等多方面知識。1893年，68歲高齡的他應友人邀請，在牛津大學舉辦了一次有關演化的講演，主要講述了宇宙過程中的自然力量與倫理過程中的人為力量相互激揚、相互制約、相互依存的根本問題。這份講稿經過整理，即為《天演論》。

嚴復（1854－1921），初名傳初，字又陵，後名復，字幾道，福建侯官（今屬福州市）人。光緒三年（1877），嚴復作為清政府首批派遣留學英法的學員，赴英國學習駕駛。在英國格林威治海軍學院（後改名皇家海軍學院）學習的兩年半中，“考課屢列優等”，成為該校的高材生。《天演論》是嚴復最著名的譯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