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商

廣東會館(6張)

粵商又稱為廣東商幫，是由廣東本地的三大民系以及其他民系組成，包括廣府幫，潮汕幫，客家幫、雷州幫以及其餘廣東各地商幫。從地域維度來看，粵商應該包含“粵地”、“粵籍”兩個方面。所謂粵地，即在廣東省境內經營的羣體，這其中包括非廣東本土人；所謂粵籍，即廣東籍貫的商人在外地經營。粵商與徽商、晉商，是中國歷史“三大商幫”。粵商又與晉商、徽商、蘇商、浙商並稱為中國歷史的五大商幫。

明清時期，粵商主要是由廣府商人和潮州商人所組成，粵商足跡遍佈全國，他們所建立的廣東會館、嶺南會館、廣肇會館、粵東會館、潮州會館、嘉應會館等在全國的地域分佈相當廣泛，以當代的省份地域來看，以北京、上海、江蘇、四川及廣西分佈的數量最多，其他如江西、福建、湖南、山東、東北、湖北、，陝西、河南、安徽、浙江、台灣、甘肅、雲南等省也都有數量不等的分佈。明清時期，粵商更漂洋過海，廣東會館也逐漸遍及世界各地。廣東會館除集中分佈在東南亞與美洲各國外，英國、法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地也保留着不少廣東會館。

粵商是近代以來就在推動中國和世界工商業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改革開放使粵商獲得了新生，也是舊粵商和新粵商的分水嶺，新粵商在繼承傳統粵商文化的同時，也融合了現代商業文明的特徵。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粵商憑藉特殊的地域和政策優勢，加上聰明才智，迅速成為全國經濟的領跑者。

漢代海上絲綢之路是經廣西地區的靈渠桂江通道、瀟賀古道至徐聞、合浦出海，並一直綿延了近1000年。直到唐代(716年)，張九齡鑿通大庚嶺道（梅關古道）以後，靈渠、瀟賀古道的通道作用才逐漸走向衰落。這時候，番禺(廣州)成為了嶺南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開始了從海外經番禺(廣州)口岸進入中原的唐代海上絲綢之路時代 ^[15]  。梅關古道的開闢重塑了嶺南的商路，便成為南嶺中最重要的一條交通道路，凡人口遷移、軍隊調動、商旅往來、使節訪問等，大都經過此道。 ^[16] 

廣州港口在中唐以後日趨繁盛，到了宋代，經廣州進出口的貨物以及舶腳的收入，始終都佔宋朝總數百分之七八十。同時，鄰近廣州的江西、福建各路商人和江南各地的商販雲集廣州。但當時廣東人口仍然稀少，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1162 年）時人口才增加到七十八萬四千多。 ^[17] 

明代初期，確立貢舶貿易，規定貢期和限定貢道，嶺南主要是東南亞諸國朝貢的必經之地，而民間禁止下海通番貿易。隨着永樂、宣德間海禁稍弛，民間貿易逐漸增多。正統以後貢舶貿易日趨衰微，商舶貿易公開化，“廣中事例”確定，原來對外貿易的“一元中心”逐漸變為澳門、廣州“二元中心”，廣州國際間定期集市貿易逐步建立。

明代中後期大大拓展了後來的海上航線，特別是運往歐洲、美洲航線的擴展，大大拓展了中外商貿交流的範圍和地區，海上航線的交通，奠定了清代海上貿易路線的基礎。1553—1640年的88年間，廣州在當時海上絲路上充當主角，澳門擔負歐、亞、非和美四大洲海上絲路貿易航線中樞的角色。

葡萄牙人每年到廣州海珠島參加定期貿易，可以直接向中國商人採購絲綢和瓷器等商品運往澳門，而葡人早已開通了通往其都城裏斯本以及日本等地的航線，這樣，廣州—澳門—果阿—里斯本航線成為中西方貿易的重要航線之一。 ^[36] 

1685年，伴隨着日益頻繁的國際商業交往，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官方外貿專業團體———廣州十三行應運而生。它是清政府設立在廣州口岸的特許經營進出口貿易的洋貨行，是具有半官半商性質的外貿壟斷組織。1757年，乾隆皇帝宣佈撤消原設的沿海各關，僅留廣東的粵海關一口對外通商。作為粵海關屬下的中外交易場所，廣州十三行成為清帝國惟一合法的外貿特區，中國與世界的貿易全部聚集於此，直至鴉片戰爭為止，這個洋貨行獨攬中國外貿長達85年。 ^[18] 

當時十三行擁有通往世界各主要港口的環球貿易航線，大量的茶葉、絲綢、瓷器從此處銷往世界各地，大量白銀經粵海關流入中國 ^[21]  。十三行商人與兩淮鹽商、山陝商人一同，被稱為清代中國的三大商人集團，是近代以前中國最富有的商人羣體。十三行商人從壟斷外貿特權中崛起，他們都是世業顯貴、錦衣玉食、園宅華麗。十三行街成為當時世界的“華爾街”，大的商號擁有資產上千萬銀兩，出現了一批世界級的豪富 ^[18]  。十三行也被譽為“金山珠海，天子南庫”。 ^[19] 

廣東商人在上海乃至整個中國的近代史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鴉片戰爭後，廣州失去“一口通商”的壟斷地位，曾設立在廣州和香港的洋行紛紛到上海拓展業務。廣東人追隨洋商的腳步來到上海，成為上海移民中極為重要的一支，人多、錢多、影響大。最早到上海謀求發展的香山人，基本是隨洋行北上的香山買辦。他們積極參與洋務運動，引進西方先進生產技術，在上海創辦了江南製造總局、輪船招商局、上海機器織布局，為中國早期工業化奠定了基礎。 ^[47]  　　

近代，鄭觀應、唐廷樞、徐潤等當時著名的香山買辦、商人都熟諳英文，親身感受西方科技社會的發展，是那個時代最瞭解西方、最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國人。但同時，他們率先響應清政府開展洋務運動的號召，甚至放棄自己的高薪買辦生涯，不惜與昔日的外國老闆、同仁周旋商戰，積極投身於中國早期工業化的建設熱潮中，開辦航運、電報等新興行業，開礦山、造機器，幾乎參與了中國近代新型工業絕大部分項目的投資、運營，是近代中國工商社會名副其實的開拓者。這也是近代粵商的突出特點。 ^[20] 

廣府民系又稱廣府人，是指廣東省珠三角廣州府地區使用粵方言的漢族居民，廣府人是廣州府人的簡稱 ^[22-23]  。廣府人主要自唐宋時期經粵北南雄珠璣巷遷入的中原與江南移民所形成 ^[24]  ，主要分佈在廣東省珠三角地區的清遠、三水、佛岡、新興、高要、高明、佛山、南海、番禺、順德、廣州、花都、從化、中山、珠海、新會、江門、台山、開平、鶴山、恩平、東莞、增城、龍門、寶安、深圳、博羅、惠陽等28個市、縣，668個鄉(鎮)、村 ^[25]  ，以及香港、澳門和海外。 ^[26-27] 

廣府商人人數最眾，財富最多。以清代廣州十三行論，“潘盧伍葉，修左徐楊”八大家中，除開潘、伍、葉三家，其餘皆是珠璣巷移民後人。而這三家，也都是來到番禺、南海後經歷了幾代人，漸漸融入到廣府人中，才進入到十三行。在晚清“四大買辦”中，唐廷樞、徐潤和鄭觀應均為廣州府香山人。 ^[28] 

現代代表人物有香港“四大家族”中的郭得勝、李兆基、鄭裕彤 ^[30]  ；港英政府時代的香港四大家族周永泰家族、李佩材家族、何啓東家族、利希慎家族 ^[29]  ；李錦記集團主席李文達 ^[31]  ；澳門銀河娛樂集團主席呂志和 ^[39]  ；美的集團創始人何享健 ^[32]  ；順豐速運創始人王衞 ^[33]  ；碧桂園集團楊惠妍家族 ^[33]  ；騰訊創始人之一張志東 ^[34]  ；海天味業董事長龐康等。 ^[35] 

清代：唐廷樞、徐潤、馬應彪、鄭觀應、陳啓沅、薛廣森、簡照南、簡玉階、唐廷桂、莫仕揚、莫幹生、盧觀恆、梁經國、吳健彰、陳芳、郭樂、蔡昌、李敏周、黃煥南、梁炎卿、李煜堂、方舉贊、鄭伯昭、陳炳謙、曾煥堂、唐翹卿 ^[40]  、徐榮村 ^[41]  、冼冠生 ^[42]  、盧根 ^[43]  、羅明佑 ^[44]  、鄭翼之 ^[45]  、霍守華。 ^[46] 

現代：李兆基、鄭裕彤、鄭家純、楊惠妍、楊國強、何享健、何劍鋒、王衞、龐康、梁慶德、梁昭賢、朱江洪、郭得勝、鄺肖卿、郭炳湘、郭基俊、郭炳聯、郭炳江、李文達、呂志和、羅家寶、何鴻燊、何超瓊、何猷龍、梁紹鴻、梁顯利、梁安琪、李德義、朱李月華、鄧耀、陳譚慶芬、陳曾熙、陳啓宗、陳樂宗、馬萬祺、胡應湘、羅定邦、羅樂風、羅肇唐、陳瑞球、方潤華、梁乃鵬、蒙民偉、李東海、羅德丞、李福善、利國偉、楊鐵梁、毛鈞年、許仕仁、李國寶、鍾士元、李國能、任志剛、馮國經、梁智鴻、曾俊華、唐星樵、劉焯華、崔德祺、何賢、何厚鏵、崔世安、崔世昌、陳永棋、鄭海泉、施祖祥、袁武、鄭漢鈞、譚惠珠、陳祖澤、何佐芝、黃乾亨、曾鈺成、潘宗光、許淇安、任關佩英、葉劉淑儀、周梁淑怡、王志東、張志東、鄧裕強、香植球、張瑜平、葉志成、李祖澤、王華生、陳鴻道、蔡達標、王賜豪、馮國綸、葉漢、伍步剛、伍步高、利孝和、利定昌、蔡冠深、張力、翟美卿、蘇志剛、黃文仔、郭梓文、陳卓林、王錦輝、蔡建中、王國強、鄧崇光、羅啓仁、葉劍波、梁麟、李惠文、孫秉樞、李家傑、李家誠、李兆楠、胡兆熾、馮景禧、何善衡、林炳炎、鄭志剛、陳澤富、陳國強、伍淑清、伍舜德、黃乾亨、黃笏南、黃英豪、蔡繼有、謝瑞麟、伍宜孫、梁球琚、簡東浦、周君廉、李華文、胡漢輝、周永泰家族、何啓東家族、利希慎家族、李佩材家族、盧礎其、黃偉常、李興浩、岑釗雄、李一萍、葉德林、李旭亮、李朝旺、潘皓炫、黃炳均、古潤金、岑松江、霍熾昌、黃聯禧、孔健岷、彭磷基、黎經華、潘葉江、鄧穎忠、區炳文、袁旭培、

潮汕人是指在廣東最東端，包括潮州、汕頭、揭陽、汕尾地區的人。潮汕臨海，大多從事商貿活動，其僑居地區分佈40多個國家和地區，主要集中東南亞，被稱為“東方猶太人”，他們特別善於經營，富有創業精神，老鄉認同感極強。潮汕也不單指“潮汕地區”這一概念，因為“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潮汕人愛行闖天下的個性使潮人遍及五湖四海，故有“三潮汕”説，即“本土一個潮汕，海外一個潮汕，海內又一潮汕”，而恰巧三個潮汕的人口也都在一千萬左右，但無論幾個潮汕，本土潮汕始終是數千萬潮人根的所在，夢的歸宿，而海內外難以計數的潮州會館（同鄉會）正是連結這一血濃於水的親情的驛站。 ^[1-3]  海外粵商羣體中，潮商的勢力亦最大。潮汕商人具有冒險精神，善於用獨特的視角去把握、創造商業機會。潮汕商人敢作敢為，名利雙收。注重內部的人際關係，“抱團”意識最為鮮明。 ^[14] 

“客商”是客家人中的商人。客家人是一個具有顯著特徵的漢族民系，也是漢族在世界上分佈範圍最廣闊的民系之一。在商界，客家人有“東方猶太人”之稱。客商一詞，首先出現於明清之際，是當時廣東的四大商幫，以這個民繫命名的商幫，以福建、廣東、江西三地的商人為主，背後是遍佈全球的1億多客家人。這種突破地域界限的商幫，以文化為紐帶，保留着中原文化，崇尚詩禮傳家，守望互助，共同守護精神家園。

客家人尊師重文，宗族觀念強，其經商以吃苦耐勞著稱。客家人分佈於廣東、江西、福建、台灣、廣西、湖南、四川、海南、貴州等地。客家先民來自中原，為逃避戰亂遷徙過來。客家人最重羣體精神，無論走到哪裏，都有會館一類團體組織，來保護客家人的安全和羣體利益。客家商人深受儒家文化浸染，勤勉的色彩濃重。客商要名不要利，最能吃苦，最富於開創精神的同時也最恪守誠信之道。客家商人儒家色彩最濃重，歷史上曾與徽商有着近似的“紅頂商人”文化。如大商人張弼士後來入仕途，先後任清朝駐檳榔嶼領事、新加坡總領事等職，光緒帝在1903年曾兩次召見，賜侍郎銜（相當於現今副部級），後被任命為督辦鐵路大臣。張弼士正是客家出身。 ^[14] 

客商代表人物：張弼士、張榕軒、張耀軒、鄭景貴、姚德勝、謝樞泗、朱梅麟、曾憲梓、田家炳、羅新權、鄒文懷、羅桂祥、李萊生、伍淼源、黃馨祥、熊德龍、彭雲鵬、曾立強、管保強、葉煥榮、潘蘇通、張旋龍、李元發、魏應州、魏應充、魏應交、魏應行、葉劍橋、温惠仁、林立、朱孟依、李河君、李東生、姚良松、張學政、繆壽良、葉澄海、温鵬程、彭國遠、李一峯、李思廉、劉志強、王華君、黃仕坤、塗輝龍、鍾乃雄、梁亮勝、楊釗、古少明、黃明智、藍鏵纓、侯沐凱、李金松、伍墨章、楊克林、餘德耀、畢傳有、他信、英拉、伍捷樸、伍萬通、伍倫盼、謝富年、傅志寬、郭桂和、李愛賢、李孝賢、張水宜、翁真如、黃小芬、劉紹柏、劉偉、李新炎、周國輝、馮小華、鄒錫昌、蔡榮軍、温小瓊、温純青、温志芬、葉遠西、郭東林、葉華能、姚良柏、劉水、廖平元、温育青、劉肇懷、林洺鋒、李建華、李曉奇、何慶華、鍾烈華、劉年新、楊文江、何新明、許應裘、巫金星、羅澤偉、徐永壽、塗善忠、楊華嶺、李永軍、李永良、李永奎、肖奮、温均生、温木恆、蔡高校、葉家豪、黃少良、陳景河、黃澤蘭、李平、楊榮義、鍾百勝、楊祥波、鄒承慧、石平湘、石思慧、譚偉龍、廖騰佳、羅瑞發、馬禮斌、藍偉光、黃章、吳火豪、廖曉霞、廖曉東、梁桂秋、李彬蘭、梁健鋒、梁俊豐、劉海雲、劉珊、張能勇、彭倩、張波、張頻、徐緩、謝小梅、朱桔榕、朱慶伊、朱拉伊、葉紅漢、楊欽歡、郭華彬、朱世瑞、鮑洪星、龔斌、管飛、梁世楨、李基昌、宋速剛、蒙樂提、劉正昌、朱長森、藍方玉、藍珍、丘德星、丘志明、劉德光、温載偉、朱國盛、陳錫淼、湯新隆、徐錦榮、劉伯羣、胡泰興、侯友芳、黃雲輝、朱晴溪、古耕虞、徐統雄、黃雲輝、張價城、古今輝、劉佛良、蕭耀銘、鄒敏初、鍾木賢、何清、潘植我、潘立齋、潘祥初、潘君勉、丁家駿、丘細見、鄭明如、羅淡芳、蕭畹香、夏萬秋、梁燊南、梁璧如、謝益卿、謝夢池、謝良牧、謝逸橋、姚永芳、姚美良、曾沐彬、梁密庵、古潤金、賴涯橋、張潤安、饒耀武、陳廷雷、何爾吉、葉謀迪、葉樹林、曾良材、張醒雄、李有權、何僑生、黎守謙、梁福建、葉鋼書、羅果強、朱兆祥、餘永輝、陳文淦、黎次珊、黎載康、王文康、王俊宏、丘德威、蔡禮任、黃紀達、歐陽秋眉、陳梅冰、朱蓮芬、吳惠權、謝俊明、餘國春、餘鵬春、何冬青、林光如、羅田安、羅琪茵、邱威功、韋鳴恩、李秦、曾沛霖、葉春榮、葉俊暉、何煖軒、丘應樺、曾智明、謝學賢、張學軍、李海周、李海元、周福新、賴國傳、張大林、陳小斌、蔡志浩、楊漢軍、劉德遜、肖德軍、卓定華、鄧振龍、鄧杏飛、劉曉、李穎、曾學忠、郭平、鄭志松、劉澤龍、方三文、吳世春、劉偉俊、熊新翔、熊俊、賴霖楓、李興平、劉榆厚、黃華、廖冬芬、廖淑清、侯薇、劉朝霞、魏美娥、陳雲香、楊桂香、徐霞、安麗嬌、周輝權、曾雲樞、邱偉能、徐旭亮、陳紹常、蔡鴻文、蔡鴻章、蔡雪峯、鄧國頌、吳炯聲、陳偉東、利煥南、張國輝、陳權中、賴伴來、張景新、張錫復、陳建京、陳衡禮、陳公顏、張堅力、莊重、王志海、曾慶洪、楊顯昌、廖國才、王理宗、鍾光超、李秉彰、李文燕、陳漢雄、張少林、温仲豪、羅明昌、賴榮火、何愛輝、陳克勇、莊小誇、練衞飛、鄭建源、陳剛、劉紹聰、朱連輝、鄔志新、歐通國、黃少康、劉小波、魏晉平、温慶青、陳橋頓、鍾期、伍建國、賴坤洪、梁林青、郭華忠、石華山、黃雅敏、何全君、俞先祿、黃炳權、餘鋒光、散打哥、餘家紅、潘子兵、李興、袁勝堯、陳科明、張學鋒、林剛、鍾堅、王令傑、黃文森、周聰偉、張雪蓮、陳偉波、羅鑫烘、劉妙鋒、陳嘉民、陳思賢、陳文豪、張鎮江、温城輝、丁仕源、鄒圳超、鄧禕禕、陳錚輝等。 ^[6-13] 

自改革開放以來，廣東茂名商人創辦企業超過2萬家，資產總額超過4萬億元，其中上市公司30餘家，資產超千萬元的企業有2000多家，有8000多家有龍頭帶動效應，湧現出欣旺達、能興、綠景、華訊偉業、電白建設、大參林等一批國內外知名茂商企業。其中茂名市民營企業商會、重慶市廣東茂名商會、茂名市福建商會被評為全國“四好”商會，欣旺達、電白建設等2家茂商企業榮登2020中國民營企業500強； 電白二建、宏川集團、永和建設、大參林等6家茂商企業榮登2020廣東省百強民營企業榜。 ^[38] 

提起吳川，人們就聯想到吳川老闆。在吳商中，資產過10億元的不少，億元者大有人在，千萬元的數不勝數。據概算，吳商在外擁有1000多億元資產及數百億民間流動資本。吳商足跡遍全國，在南海，以陳亞海為代表的一大批吳川企業家將廢品回收生意做到數十億元的規模,每年給當地帶來上億的税收。

吳商在雲南的投資超過150個億。昆明和西雙版納是吳商比較集中的地方，兩地都有吳川街。位於昆明市貴昆路的“吳川輪胎街”，將近200檔的大小輪胎商鋪，全部都是清一色的吳商。而昆明市環城南路的“吳川海鮮街”已飲譽西南幾省，當地商賈名流逢有宴請幾乎都到“吳川海鮮街”一聚。吳商在廣州、虎門、南海等地投資過100億興辦鞋廠，在全國輪胎生產及銷售的行業裏控制的資產超過300個億，在全國的房產建築行業裏控制的資產更是一筆難以統計、不斷壯大的數據。 ^[37] 

改革開放，廣東得風氣之先，取得了“先走一步”的先發優勢。開放經濟特區的政策優勢和瀕臨港澳台的地理優勢，使廣東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上世紀80、90年代，以深圳、東莞等為首的珠江東岸城市配合香港產業轉移，大力發展“三來一補”企業，前店後廠，“兩頭在外”，這是內地參與國際經濟分工的最好選擇方式。以廉價的未開發土地以及從農村的廉價剩餘勞動力參加國際市場的弈博。珠江西岸的廣州、中山、順德、佛山等城市則憑藉地緣優勢，將國外先進技術、全新理念及時尚消費品引進來。有開放政策的助力，珠江的東西兩翼合力，令廣東的經濟領先全國，不但積極推動着區域經濟的發展，更成為中國經濟的催化劑。“廣東出品”代表的是新的商品、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生活理念。粵商人走遍全球及全國，以全方位的開放心態，對海外、對內地開放都同樣有強烈的開放態勢。笑迎三江客，廣納四海財，有錢大家賺，深諳禪理的粵商人自有其高明的商業哲學、商業智慧。開放是一種長線投資，粵商延續了當年廣州十三行的商業精神，其具備的綜合實力、綜合競爭力等，仍然是“中國第一商”。

明朝以前，廣東商人的經商活動多是分散的、個體的行為，各自為戰，沒有出現具有特色的商人羣體，有“商”而無幫。明朝嘉靖中葉之後才逐步形成廣東商幫。 早年，廣東商幫就分為廣府和潮州幫，前者商人主要由珠江三角洲各縣以及操粵語語系的其他商人構成；潮州幫則為執政當局的“海禁”政策所逼。客家商業勢力的崛起則較晚，早期的客家人仍然保留農耕傳統，以耕種為主，但是由於山區的土地有限，再加上人口繁殖，部分客家人才“洗腳上田”做起商人。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