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俊龍

楊俊龍先生的個人背景十分具有時代性。他祖籍潮汕普寧，其舅是早年共產黨員澎湃領導的游擊隊隊員。後游擊隊被打散，其母隨哥逃難中嫁給了在國民黨軍隊任職的其父。大陸解放後其父去了台灣，其母帶着楊俊龍先生留在了大陸。楊俊龍先生在大陸時一直受着新中國的教育，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害怕因其父的台灣關係受到迫害，便採取像小提琴家馬思聰一樣的辦法逃到了香港。在香港時，他結識了一批研究中國的美國人，併為他們提供中文服務。其中有後來給基辛格、布熱津斯基做助手的幾名學者。由於這些人的關係，1975年楊俊龍先生到加州的伯克利大學演講並留下來攻讀政治學。1985年，楊俊龍先生進入硅谷，86年開始創辦企業。像楊先生這樣有着大陸、港台兩地背景的人，自然會成為硅谷、大陸和台灣之間的橋樑。今天，已經邁入六十“高齡”的楊俊龍先生重新開始寫自己的博士論文——中國大陸的高科技園區。

1986年完成伯克利加州大學的博士課程，並留校任教研究期間，頗有經商頭腦又善於看準商機的楊俊龍，在硅谷創辦了中興電腦公司。他的太太葉燕卿是洛杉機加大商管碩士畢業，並在IBM公司任經理職位多年.經驗豐富，也順理成章一起輔助先生創業。由於夫婦倆學有所成，並且在硅谷地區有廣泛的人脈關係，他倆創立的中興電腦一路順利發展，銷售硅谷高科技公司的產品，也讓這些公司也是中興的客户羣；同時中興還供應滿足當地政府軍隊及學校的電腦需求，由於服務到位，質量保證，廣受消費者歡迎，不到幾年就在硅谷地區開辦了四家連鎖店。

電腦銷售在美國市場競爭非常激烈，硅谷地區薪水、租金及廣告費用高，楊俊龍創業伊始就清楚行業競爭的激烈和起伏，因此他創辦公司的戰略原則也早就規劃出清晰的藍圖：第一，多開分店，讓更多分店的薄利累積起來.像麥當勞及Waet Mart一樣；中興公司計劃在硅谷地區乃至舊金山灣區擴張到十五間分店。

第二，繼續採購地產作為公司營銷基地；中興迄今所開的四家分店全是自購的地產，中興共擁有十多座商業地產，近二十年來投資商業地產的漲跌令中興積累不少資金。楊俊龍強凋這種購地產開分店的戰略是取之孫子兵法步步為營的保守策略，雖然一邊購地產一邊擴充可能會延遲擴充的速度，但在經濟危機時就會立於不敗之地。這些年“達康”泡沫、經濟低迷的嚴峻現實中，中興公司眼看着周圍多少大小電腦公司關門而自己可以屹立不倒，愈益可見楊俊龍購置地產步步為營策略的高明。

第三，加重技術服務對網絡的競爭，中興提倡“retail and Repair”的口號，因為網絡銷售不可能有面對面服務，而中興公司開分店就可以提供人員的技術服務，提供技術服務也可以提供就業機會與剛畢業大學生；開的分店愈多，為顧客提供的服務和為社會提供的就業機會就愈多。這個制勝策略也良性擴展了中興的影響和聲譽。按照楊俊龍的構想，中興公司今後還將會有自己的培訓學校，甚至設置大學如Central university。

中興公司的第四個戰略是在中國設立辦事處，採取直接進口，外包工作及經營出口等方式。中興目前已經在珠江三角洲的重鎮深圳開創辦事處，並在深圳周邊地區投資合作了幾家制電腦周邊產品的工廠，這樣中興就可以直接從這些工廠進口美國自己銷售及批發等。由於工廠是自己投資，成本價格便宜，質量保證，確保中興電腦的產品在各方面都有自主和特色等優越性，怪不得硅谷的顧客都喜歡中興物廉價美的電腦及電腦周邊產品。中興在深圳也獨立操作向歐洲等出口產品，這樣促使中國員工也增加分利潤的機會。

攻讀政治學的楊俊龍成為經商奇才，並非偶然。他對哲學的思考，對文化藝術的熱愛，對生活藝術的判斷把握，使他不單單只是個創業家，也同時成為一位結合科技、文化特長的專才。他開設了硅谷亞洲藝術中心，不時展覽各種藝術品，成為當地展示亞洲的文化藝術風情的平台。楊俊龍坦承自己創業的許多源泉得自閲讀後的靈感，他平時最大的消遣就是到書店去看書。他發現有幾本書對他創業及日後事業的發展影響很大，也願意推薦給大家借鑑。其中包括由John J.Talamo與Mark Warda合著的《How to Start a Business in California》；以及“小生意者入門”的必讀叢書、由Walt Marts的創辦人San Walton所着的《Made in America》；由Stanford MBA教授Jim Collins所着的兩本很有影響的書《Build to Last》和《Good to Great》等。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喜愛與思索，也對他的事業、人生大有助益。

楊俊龍致力於創業的同時，也積極投入當地社會活動。2000年及2001年，他被推舉並連任硅(矽)谷美華電腦協會會長。出生於福建廈門漳州地區、並在香港短暫居住過的楊俊龍，察覺到大多數台灣電腦產商已由台灣轉到中國東莞一帶，於是大力推動協會與大陸的互動，他親自帶領協會內外大多數來自台灣的硅谷電腦商，多次訪問中國高科技園區，協助美國電腦協會會員採購及投資。同時也協助中國各級政府部門科技商業考察團在美國的招商投資活動，加強協助會員與中國大陸商貿界科技界的互動，幫助他們在中國的貿易及投資順利。中興公司從電腦行業到房地產業、汽車銷售、建築材料等領域都有涉及，事業愈來愈成功，中興公司從單一的行業公司也發展成為多元化發展的集團企業。他在業界的聲望也自然而然提升了，對社會的回饋也日益增長。無論是美國遭遇911恐怖襲擊災難， Katrina 海嘯水災，還是中國新疆地震以及不久前的四川地震，楊俊龍都自己帶頭捐款，並鼓勵同業捐款賑災奉獻愛心。在他母親的廣東普寧老家，楊俊龍捐款了整座圓山愛賢學校。在自己的母校──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楊俊龍捐款100萬美元助建田長霖中心(東亞圖書館)也傳為佳話。楊俊龍還牽線促成硅谷苗必達市與廣東惠州結為姐妹市，他並出任姐妹市委員會主席。

楊俊龍居住在美國硅谷科技重鎮的華人，是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移民美國的中華優秀分子。150年前，從廣東趕到美國西部挖金礦及建鐵路的苦力，他們的後代已努力爭取到目前與他們祖先完全不同的平等地位。1950年代由台灣及香港赴美的留學生，目前已經奔跑在科技的創業道路上。1970年代由越南遷移美國的華商也在舊金山地區發展商貿事業。1980年代以來，大量到美國的大陸留學生正與台灣留學生共創中美科技事業。正是這些中國各地來的工程師，結合印度、日本、韓國等亞洲工程師，扭轉了美國科技的佈局。他説，美國曆史上的科技重鎮是在東部，因那裏有着政治、軍事、金融及教育中心，而今天科技重鎮卻轉到西部的硅谷地區。以美國聞名學者Analee Saxenian 的結論，這就是靠着東方來的人才。

楊俊龍認為，在硅谷的華裔科技工作者，教育水平高，經濟地位穩定；有工程師，有企業家，更有進入政界成為市長、議員的參政者。但在我們身上都有着中華文化的特徵，重視家庭，重視教育，遵守紀律，省吃儉用，吃苦耐勞。同時，也融合了西方文化的強項，冒險進取，獨立創新，挑戰權威，重程序而輕人事。特別是華人所創的科技企業，打破階層隔膜，重視職工福利，堪稱“和諧社會”的典範。

楊俊龍領導開展整頓1987年由數千家華人電腦商成立的具有影響力的行業社團美華電腦協會，加強電腦協會內部團結，增強影響力。歷經硅谷二十年的經濟變化，成千家電腦商大多數轉型到其他科技及商業領域。2007年，美華電腦協會決定改名為硅(矽)谷美華科技商會，擴充會員包括電腦、電訊、軟件、地產、貿易、金融等多種行業，涵蓋領域擴大，影響力更加提升。

硅谷美華科技商會初創之始，大家推舉一位德高望重的領袖人物，這又非楊俊龍莫屬了。一年過去，楊俊龍領導該科技商會舉辦多次講座，為兩岸三地來美訪問的政府商業代表團提供招待與協助；也帶隊赴中國開展投資及貿易考察；並組團參加台北電腦展；同時積極參與援助四川震災捐款救助活動。該商會目前在中國的投資貿易除中興電腦公司外，尚有華碩(Asus)、Synex、As1、馬氏電腦(Malab)、Antech等多家硅谷企業。一年過去，楊會長完成了使命，硅谷美華科技商會由銀行家曾衍嘉出任會長，楊俊龍被推舉為名譽會長。楊俊龍致力於推動美中商貿、社會活動，源於十餘年前接待中國大陸地方政府招商團活動。楊俊龍早在1992年就開始投資福建漳州房地產，1994年漳州市委書記曹德詮帶團考察硅谷高科技招商，活動場地就安排在中興大樓的頂層大廳。通過這類招商活動，楊俊龍不僅與國內的聯繫更加密切，也融入本地社會和亞裔參政活動。當時的聖塔克拉拉縣議員麥克本田，與後來競選“硅谷之都”聖荷西市議員成功的朱感生夫婦，都在那時熱心參與接待中國地方招商代表團活動，後來本田議員競選國會眾議員、朱感生競選學區委員和市議員，也無不得到楊俊龍夫婦的大力支持，積極出面幫助他們籌款及爭取選票。楊俊龍也曾出任布什總統及施瓦辛格州長競選時的正副主席，並上電視多次對政治競爭對手展開評論。

楊俊龍説，文化與科學是兩個不可分割的遺產。李政道2001年在北京演講"物理的挑戰"時，就將中華古文化一脈相傳歸功於其古時的科學性。以一個科學家的敏感性，他輕易的舉例在三千三百多年前的商朝，甲骨文上記載着天文星座的觀察結果。但西方的宗教卻在三千年後的公元1624年，將其偉大的天文學家伽利略處死。我們後來的火藥、造紙的發明，以及如今沿用的中醫，都證明了中國古文化的科學性。李政道總結説，就是這種科學性，缺少迷信成分，以及沒有宗教的控制，中華文化有別於希臘、埃及、印度等古文化，而能延續下來到今天。

楊俊龍説，我們是炎黃子孫，我們對中國文化的多種形式，文字，文學，文物，語言，藝術，音樂，戲劇，舞蹈，以至飲食等，藉助國家及我們個人的成就和威信而向西方人介紹推廣。在硅谷及舊金山地區，我們有數不盡的華人社團經常舉辦各種不同的活動。我們有多份華文報紙、雜誌，有華人電視台及電台，也轉播中、港、台節目。我們有開辦國語班，教育美國出生的中西方小孩。我們有組織暑假班，送青年人回國學國語。我們也有畫廊舉辦畫展，我自己就創立了硅谷亞洲藝術中心並舉辦過包括張大千作品等多次畫展。我個人也捐款在加州大學建起田長霖紀念中心，傳播東方文化。由於中央電視台的轉播，國內都知道我們在05年及07年共舉辦過兩場"同一首歌"的萬人聽眾演唱會，而我是舉辦單位的和統會的名譽副會長。最後要提的是硅谷有多座新建的中國城，那裏有中國新移民的各地方口味的餐廳，不單華人是常客，西方人也熟練的操持着筷子在進餐。

攻讀政治學的楊俊龍成為經商奇才，並非偶然。他對哲學的思考，對文化藝術的熱愛，對生活藝術的判斷把握，使他不單單只是個創業家，也同時成為一位結合科技、文化特長的專才。他開設了硅谷亞洲藝術中心，不時展覽各種藝術品，成為當地展示亞洲的文化藝術風情的平台。 楊先生在大陸時一直受着新中國的教育，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害怕因其父的台灣關係受到迫害，便採取像小提琴家馬思聰一樣的辦法逃到了香港。在香港時，他結識了一批研究中國的美國人，併為他們提供中文服務。其中有後來給基辛格、布熱津斯基做助手的幾名學者。由於這些人的關係，1975年楊先生到加州的伯克利大學演講並留下來攻讀政治學。1985年，楊先生進入硅谷，86年開始創辦企業。像楊先生這樣有着大陸、港台兩地背景的人，自然會成為硅谷、大陸和台灣之間的橋樑。今天，已經邁入六十“高齡”的楊先生重新開始寫自己的博士論文——中國大陸的高科技園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