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

1928年3月28日出生於波蘭華沙。父親是波蘭外交官，1938年由於父親職務調動，隨父母到了加拿大。次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蘇德聯合第四次瓜分了波蘭，1945年以後波蘭成為蘇聯衞星國，這些變故讓布熱津斯基從小就埋下了仇恨蘇聯的種子。

1949年畢業於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經濟和政治系，

1950年獲碩士學位。1953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1953年從加拿大移居美國，

1953－1960年在該校俄國問題研究中心和國際問題中心任研究員、講師、助理教授。

1958年加入美國籍。

1960－1962年任哥倫比亞大學副教授，

1962－1977年任教授，並任該大學國際動態研究所所長。

1960－1977年是俄國問題研究學院成員。

1961－1962年任當代中國問題研究聯合委員會和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委員。

1962年以來是國務院顧問和蘭德公司顧問。

1961年任肯尼迪總統的外交政策顧問，也是約翰遜總統的科學顧問，

1966-1968年任國務院政策計劃委員會委員。以後又為漢弗萊和麥戈文競選總統時充當顧問。

1973-1976年任歐、美、日三邊委員會主任。

他政治生涯的頂峯是出任卡特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是70年代末美國外交政策的實際操控者。布熱津斯基因在1978年中美正式建交過程中發揮了重要影響而在中國也十分知名。

1981年起任喬治敦大學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高級顧問、迪安－威特－雷諾茲公司國際事務顧問。

1987年3月起任美國－中國協會副主席。

1994年5月在華盛頓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工作。曾獲總統自由勳章。

布熱津斯基之所以能“學而優則仕”，關鍵的原因是他和金融壟斷資本密不可分的關係。在英、美等國，國際壟斷資本通過資助的秘密精英社團來操控國內政治已是不爭的事實。從19世紀末英國的塞西爾·羅得斯圓桌會議、到一戰後由美國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的“精神教父”豪斯創建的外交協會，再到1954年成立的匯聚歐美精英的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秘密精英社團不斷髮展，對政府的影響力不斷增強。70年代初，為了適應國際形勢的變化，以金融巨頭大衞·洛克菲勒為首的國際金融資本找到布熱津斯基作代表，在外交協會的基礎上成立了三邊委員會，吸收美國、西歐、日本的大銀行家、工業資本家、政府要人和學界精英參加，定期開會，協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重大國際問題上的立場，同時通過由委員會構築的關係網，向各國政府輸送他們的代理人，以達到控制各國政府，為壟斷資本的利益服務的目的。

正是布熱津斯基於70年代中期發現了當時任佐治亞州州長，原為花生種植場主的吉米·卡特，推薦給戴維·洛克菲勒等寡頭。在國際金融資本的操縱下，本默默無聞的卡特在1976年的總統大選中一舉擊敗民主黨內眾多候選人和共和黨在職總統福特，成為美國第39 屆總統，而布熱津斯基則被任命為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實際操控美國的對外政策。他對蘇聯的強硬態度有所緩和，在美國和蘇聯簽訂的幾項重要協定中，布熱津斯基發揮了很大作用，包括1979年的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但到卡特政府卸任前，美蘇關係迅速惡化，蘇聯取得了埃塞俄比亞、安哥拉和阿富汗，儘管由於他的伊朗問題上的失誤，拋棄伊朗巴列維國王，放縱霍梅尼政權上台，使美國失去了中東最大的一個同盟國，處境艱難，他仍主張對蘇聯在非洲和阿富汗的行動作出強烈反應。 ^[2] 

卡特被認為是戰後最無能的一位總統，在內憂外患的重重壓力下，只任滿一屆，便在羅納德·威爾遜·里根的炮轟下便黯然下台，在備受詬責的卡特政府中，布是最得不到民眾好感的閣員。因此，他離開政壇後保持低調，回到哥倫比亞大學去教書。但一直沒有放棄試圖在幕後操縱美國政治的企圖。但他名聲太臭，各界民主黨領導人都對他避之唯恐不及。

由於他在仇恨心理下曾詛咒蘇聯會崩潰，蘇聯解體後，一時成了先知性人物，多少為他挽回了一點名聲。他寫的一系列書。如《大抉擇：美國站在十字路口》、《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大失控與大混亂：21世紀前夕的全球混亂》等成了暢銷品。他也頻頻出擊，發揮了一把餘熱。

作為著名戰略家，布熱津斯基對中國的關注同樣密切。也是中美建交的關鍵人。他曾在1978年、1984年、1994年和1997年訪問中國。 ^[3] 

就在2016年6月，中國外長王毅在訪美期間曾在華盛頓與布熱津斯基會見，王毅讚賞布熱津斯基為推動中美關係發展所作積極貢獻，表示中方願與美方一道，共同構建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

著有《永恆的清算－蘇聯極權主義下的統治》（1956）、《蘇聯集團的統一與矛盾》（1960）、《蘇聯政治上的思想意識和權力》（1962）、《政治權力－美國與蘇聯》（1964）、《避免政治瓜分》（1965）、《兩個時代之間－美國在電子技術時代的任務》（1970）、《脆弱的花朵：日本的危機和變化》（1971）、《美國處在敵對的世界中》（1976）、《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2010）等。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