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

1926年11月24日，李政道出生於上海市的一個名門望族家庭。 ^{[1]  [92]}  他自幼對數學和物理有獨特愛好。4歲時開始學認字和心算加減法。 ^[92] 

1935年，李政道開始在南市上小學， ^[112]  二年級時，日軍轟炸南市，小學校園被毀，李家遷入租界避難，遷入租界後，李政道跳過剩餘小學課程，直接進入上海國光中學讀初中，唸了兩年初中後，遷入租界的東吳大學附中和其他遷入的基督教中學一起成立了東吳大學附屬中學。1938年8月，李政道進入東吳大學附屬中學，成為初中二年級學生。1940年，升入東吳大學附屬中學高中。李政道自幼熱愛閲讀，不僅喜歡中國經典小説，也熱衷英美文學名著。科普書籍如《膨脹的宇宙》激發了他對物理的興趣。在東吳大學附屬中學，他接受了高質量教育，汲取了中西方文化精髓，為日後發展奠定了基礎。 ^[114] 

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引發太平洋戰爭，日軍隨後侵入租界佔領學校。1942年2月，李政道逃難至浙江常山縣，在常山臨時中學借讀高中二年級。1942年5月，日軍進攻衢州，常山臨時中學解散，李政道離開常山，抵達江西贛州。 ^[114] 

1942年秋，原在上海租界臨時辦學的華東基督教聯合中學逃難至贛州，與贛州基督教青年中學合併，成立贛州聯合中學，李政道得以入學。他雖只讀了一個學期高二，但流亡中堅持學習，直接進入高三，並在贛州中學免費就讀，同時參與打工自救，並因學業優秀被聘為低年級物理和數學代課教師。1943年夏，李政道完成高三課程。 ^[114] 

1943年，李政道通過全國大學統一招生考入浙江大學電機系。在開學前一個月受到浙江大學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和王淦昌的啓發，最終在束星北建議下，決定改讀物理系。當時物理系學生少，課程與化工系合併，但束星北常與他討論物理，李政道建立了對物理學的整體認知。 ^[113]  就讀期間，浙江大學還開設了一門“物理討論”課，分甲、乙兩種，物理討論乙由束星北和王淦昌輪流主持，兩位大師就物理學最前沿的研究課題和動向作報告，雖然這門課程專門為大四學生開設，李政道也每課必到，並且深受啓迪。 ^[112] 

1945年李政道作為北京大學學生，入讀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2張)

在投筆從戎報效祖國為先的年代，李政道也打算加入其中，由於中途受傷而擱淺。 ^[91]  李政道被束星北接到重慶後在母親的照顧之下傷勢逐漸痊癒，束星北建議李政道去昆明西南聯合大學繼續學習。 ^[114]  1945年，李政道作為北京大學學生註冊，正式轉學至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讀大二。在西南聯大，吳大猷向李政道提供了優質的物理學教育平台，李政道常常在完成老師佈置的學習任務後再主動向吳大猷討教課外知識。 ^[91]  期間，他旁聽了其他高年級的物理、數學課，為湊學分還選了葉企孫的電磁學。 ^[114] 

受社會動盪和戰爭動亂等因素的影響，李政道從未取得過正式的小學、初中、高中和大學本科畢業文憑。 ^[24]  1946年，受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研製原子彈“種子計劃”的派遣，經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教授吳大猷的遴選和力薦，李政道獲國家獎學金，於1946年9月2日乘船離滬赴美留學，9月14日從舊金山灣漁人碼頭登陸北美大陸， ^[24]  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學習，因沒有大學文憑，只能先當非正式生， ^[104]  在選學愛德華·泰勒開設的量子力學時考試成績突出，被愛德華·泰勒推薦給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物理學大師恩利克·費米， ^[114]  在恩利克·費米的賞識和幫助下，李政道成為正式研究生。 ^[104]  期間，李政道每週都會和老師討論一些十分前沿、富有創新性的問題，然後將問題歸納總結，變成一個個正式的研究課題。 ^[91]  李政道在量子力學課期末考試時，成績第一，被芝加哥大學授予“校級學者”稱號和“校級獎學金”，每年免學費，並有1500美元獎學金。 ^[114] 

1950年6月，李政道以論文《白矮星中的氫含量》獲芝加哥大學理論物理學博士學位，被譽為“神童博士”，李政道在博士論文中闡明白矮星內的氫含量不大於1%，將白矮星的錢德拉塞卡極限上限質量斷定為後來科學界所公認的1.44倍太陽質量，這一結論受到錢德拉塞卡教授的高度讚賞。李政道的博士論文得到“有特殊見解和成就”的評語並獲校長獎。 ^[24] 

1950年，李政道辭謝了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的邀請，先在芝加哥葉凱士天文台工作八個月，後又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物理學系擔任一年的講師並從事研究工作。 ^{[105]  [124]}  1950年到1951年，李政道討論了湍流，計算了各向同性湍流的渦流黏滯係數，證明在二維空間中不存在湍流。 ^[121]  1951年，他到普林斯頓大學高級研究院工作。1953年，到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任助理教授，兩年後升任副教授。 ^[105]  1954年，李政道建立了“李模型”，這是量子場論中少有的可解模型，對後來的場論和重正化研究有重大影響。 ^[121] 

1955年夏，李政道和賈·奧里爾在通常理論的框架中提出了一個級聯機制來解釋“θ–τ”疑難，並在1955年第100期的《物理評論》上發表了他們的見解，但後來被證明不正確。 ^[128]  1956年，李政道晉升為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時年30歲，創下該校自1754年創建200餘年來最年輕教授的紀錄。 ^{[16]  [24]} 

1956年4月起，李政道和楊振寧合作，聯手攻關當時國際物理學界的焦點難題——θ–τ之謎，衝破宇稱守恆普適性的束縛，以將檢測量從二維標量改為三維贗標量為突破口，同年10月1日，發表經典論文《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稱守恆質疑》， ^[24]  論文指出：雖然在所有強相互作用中，宇稱守恆的證據是強有力的；但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稱守恆的證據卻一個也找不到，因此可以認為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稱守恆定律也許根本就不成立， ^[129]  該觀點被稱為“李-楊假説”。1957年初，這一假説便得到哥倫比亞大學吳健雄小組和伽文-萊德曼小組以及芝加哥大學泰勒格第小組的實驗驗證，θ–τ之謎很快就被成功破解（後證實θ介子和τ介子實為同一種粒子，即電中性K介子），李-楊假説升格為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定律，此事在國際科壇轟動一時並被傳為美談。 ^[24] 

1957年4月，李政道與楊振寧憑藉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理論，獲愛因斯坦科學獎，同年10月30日，被授予諾貝爾物理學獎， ^[130]  當時李政道持的是中國護照，是首次登上諾貝爾獎壇的中國人。 ^[29] 

獲得諾貝爾獎後的李政道，開始更深層的多領域課題研究。 ^[130]  1957年起，李政道和楊振寧、黃克孫研究了玻色硬球系統的統計，同時和楊振寧建立了統計物理中多體問題通用理論框架。 ^{[105]  [106]}  1959年，李政道當選美國藝術和科學院院士。 ^[9]  1960年，他擔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教授， ^[9]  仍為哥倫比亞大學兼職教授。 ^[106] 

1963年1月21日，李政道入籍美國。 ^[24]  1964年，受聘為哥倫比亞大學費米物理講座教授，和諾恩伯格對零質量粒子理論中的發散做了進一步分析，並引入一套解決該問題的系統辦法，有關結論被稱為KLN定理，這是一個強相互作用實驗中不可缺少的定理，也是用高能噴注去發現夸克和膠子的理論基礎。 ^[106]  同年，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9]  1969年，他和威克提出一個解決量子場論中紫外發散的方法—在希爾伯特空間引入不定度規。 ^[106]  1970年，獲頒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法學博士學位。 ^[5] 

1972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秦惠䇹一起首次回訪中國。同年10月15日，周恩來在北京首次接見李政道夫婦。1974年5月，他和夫人及妹妹李雅芸、兒子李中漢一起再度回問中國。同月30日，毛澤東會見李政道。 ^[106]  同年，李政道和吉安·卡羅·威克開始研究自發破缺的真空是否可能在一定條件下恢復破缺對稱性，一手創造了相對論重離子碰撞研究領域。1978年，和弗裏德伯格、希林找到一批場論中的經典解及其量子化解。 ^[108] 

李政道與CUSPEA(2張)

1979年，李政道應邀為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系統講課，期間，他發現學生大多成績優異、能力突出，李政道希望能為更多年輕人創造機會，獨創“中美聯合培養物理類研究生項目”（CUSPEA）。 ^[91] 

1982年，李政道和克里斯特、弗裏德伯格為解決格點規範中的費米子譜倍增和平移、轉動對稱性破壞兩大問題，提出了隨機格點理論。 ^[108]  同年，當選意大利林琴科學院外籍院士。 ^[9]  1984年起，任哥倫比亞大學“全校講座教授”。 ^[9]  1985年，經李政道建議，中國設立博士後制度及自然科學基金，他還幫助設計了博士後制度及自然科學基金的具體實施方案。 ^[109] 

1986年，李政道創立了孤子星是非拓撲性孤粒子和廣義相對論結合的產物這一研究領域，和弗裏德伯格、任海滄探討了凝聚態物理、多體統計等方面的問題，提出了玻色子一費米子超導模型。 ^[109]  10月17日，在北京協助創辦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並出任終身主任。 ^[24] 

1988年10月，中國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首次對撞成功，李政道在這個項目中起了重要作用。 ^[109]  1991年，浙江近代物理中心成立，李政道擔任中心主任。 ^[112]  1993年起，李政道陸續被聘為暨南大學、復旦大學、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南京大學、西北大學的名譽教授。 ^[109]  1994年，他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9]  同年，被聘為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名譽教授，並與一批著名藝術家組織“藝術與科學”研討會。 ^[110] 

2004年，李政道任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名譽主任。 ^[27]  2011年，他推動並促成中國建成大亞灣核反應堆中微子實驗項目，由此取得一系列高能物理科研成果。同年11月24日，李政道從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退休。 ^[24] 

2014年12月，李政道致信黨和國家領導人，提議在上海交通大學建設一個類似丹麥“尼爾斯·玻爾研究所”的世界頂級科研機構。他的建言得到了重視，2016年11月28日，李政道研究所在上海交通大學正式成立。2018年4月7日，李政道受聘為李政道研究所名譽所長。 ^[13] 

李政道長期從事物理方面的研究，在量子場論、基本粒子理論、核物理、統計力學、流體力學、天體物理等諸多領域做出了開創性和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工作。 ^[13] 

李政道在弱相互作用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涉及弱相互用的各個方面。 ^[121]  做出了二分量中微子理論、弱相互作用的普適性、中間玻色子理論以及中性K介子衰變中的CP破壞等重要研究成果。 ^[123]  他與楊振寧、羅森布魯斯合作，提出了普適費米作用和中間玻色子的存在。後來李政道把這種粒子稱為W±（W是“弱”的英文字頭）。1961年，李政道基於幺正性的要求，得出W粒子的質量上限為300吉電子伏；基於弱電統一，估計出W的質量為30吉電子伏。他和楊振寧還提出了二分量中微子理論。 ^[121]  1956年6月，寫出了題為《宇稱在弱相互作用中守恆嗎？》的論文。10月份在《物理評論》中以《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稱守恆問題》為題目發表。 ^[119]  該突破性工作，徹底解放了人類對於物理世界最基本結構的思想， ^[120]  並於1957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之後，李政道將弱相互作用研究中的新思想推廣到其他物理過程中，成為20世紀60年代粒子物理學佔統治地位的主題之一。 ^[121] 

在天體物理學方面，李政道於1950年對白矮星作了有預見性的研究，在博士論文《白矮星的含氫量》中，針對當時尚無該星化學成分的資料及它與其他星體的演化關係、它是否含有依靠核能而滿足於其發光的氫等問題都不甚明瞭的狀況，分析了白矮星可能有的成份，並根據對穩定星體的考慮，證明不足1%的星是由氫組成的。他的論文結論性地證明，白矮星不含氫，因而它必定是星體演化的終點；同時證明，白矮星的能量並非其內部核反應的結果，並首次正確地計算了簡併物質的電導率。 ^[147] 

在流體力學方面，李政道在1950年—1951年間，討論了湍流，通過過將海森堡湍流模型與實驗結果相結合，計算了各向同性湍流的渦流粘滯係數，證明不在二維空間中不存在湍流，其結果在氣象學、海洋學中得到應用。 ^[147] 

統計力學的基礎問題之一是相變。J.E.Mayer於1937年從氣相的熱力學函數出發對此取得了重大進展。他的理論中作了一個內含的假定，即相變對時應於這些熱力學函數的奇異點；通過對它們的解析延拓可以獲得液相。但是，許多人指出，Mayer理論中的等温線恰好遠在凝聚點之外，該理論對於液相無法得到正確的狀態方程。李政道和楊振寧進行了合作，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們提出了統計物理中關於相變的兩個定理、以及有關巨配分函數之根的著名的李、楊“單圓定理”。他們嚴格地定義了氣相、液相、固相中任一相的熱力學函數，證明熱力學函數能區別不同的相，不同相的這些函數一般地彼此不能解析延拓。這一研究成果將這個新產生的廣義相變理論應用到點陣氣體中，對後來關於惰性氣體的實實驗研究幫助很大。 ^[147] 

此外，李政道還與楊振寧合作研究了硬球玻色氣體的分子運動論。通過對級數有選擇的求和，證明可以消除硬球玻色系統的發散性。他們的研究成果在理論物理的眾多領域被廣泛採用。他們還分析了硬球玻色多系統的低温特性，證明相互作用的玻色系統可顯示超流性，從而深入而全新地提供了理解液氦-2的異常現象的理論。 ^[147] 

李政道和楊振寧還合作研究了量子統計力學中的多體問題，他們於1957年合作的論文中提出了稱為二元碰撞法的一般公式。這些論文是後來路德維希·法捷耶夫及其他人所作的量子力學中多體問題的工作先驅。 ^[147] 

在非拓撲性孤子理論及強子模型方面，李政道提出了量子場論中的“李模型”、“KLN定理”以及“反常核態”概念等。 ^[9]  1954年，李政道提出“李模型”，對探討量子場論基本問題起到重要作用。 ^[18]  1964年，李政道和諾恩伯格對零質量粒子理論中的發散作了進一步分析，並引入一套解決該問題的系統性辦法，有關結論被稱為KLN定理。KLN定理表明標準模型微擾展開是紅外安全的，對標準模型的確立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它是一個強相互作用實驗中不可缺少的定理，也是用高能噴注去發現夸克和膠子的理論基礎。 ^[122] 

李政道為促進中國科學和教育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曾受到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江澤民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和高度評價。 ^[29]  1974年5月30日，他在受到毛澤東主席接見時，坦誠建議應該在中國科技大學開設一個少年班，專門培養那些有超常天賦的孩子，該建議立即被採納。1984年，他在人民大會堂受到鄧小平接見時，建議在中國建立博士後流動站制度，不久，在鄧小平的關注下，中國首次建立起博士後工作站制度，這些工作站使年輕的科技人員流動起來，充分發揮了他們的才能和專長。1985年，在和鄧小平見面時，李政道建議由國家撥款，成立一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專門用於支持基礎研究，於是，中國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建立，國家撥款連年增加，為中國加快科技研究步伐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95]  此外，他還建議建造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並建議成立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和北京近代物理中心等等，都得到採納。 ^[2] 

20世紀80年代初，李政道倡議並創立了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計劃（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截至2008年，共培養了915位博士研究生。同時培養了3800餘名“䇹政學者”。 ^[13-14] 

李政道自1949年發表第一篇論文到2011年從哥倫比亞大學退休，累計發表論文321篇，以下為部分論文。 ^[141] 

李政道在賀信中表達了對“䇹政項目”的關心與支持(2張)

䇹政基金（全稱：秦惠䇹與李政道中國大學生見習進修基金，英文名：Hui-Chun Chin and Tsung-Dao Lee Chinese Undergraduate Research Endowment，CURE），是李政道及其親屬為了紀念李政道已故夫人秦惠䇹，於1997年捐贈私人儲蓄建立的。截至2024年，已有上海交通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蘭州大學、蘇州大學和台灣清華大學六所大學2000多名本科生獲得基金資助。該基金旨在資助入選的優秀大學本科生，幫助學生利用暑假和課餘時間瞭解和獲得學術研究工作的訓練和經驗，使學生有機會與活躍在第一線的高水平科學家接觸，擴展視野。各校在本着擇優選拔、鼓勵跨學科選擇的同時，還把握一個重要的原則，即保證女生的比例佔到一半；被選中並順利結項的學生命名為“䇹政學者”。 ^{[12]  [90]} 

1998年1月23日，李政道出資30萬美元，以他和已故夫人秦惠䇹名義，設立了“中國大學生科研輔助基金”，資助北京大學、復旦大學、蘭州大學、蘇州大學以及上海交通大學（新增）的本科生從事科研輔助工作。 ^[16] 

李政道科學與藝術講座基金是由李政道捐資設立的人才培育基金，用於支持科藝交叉人才培養，於2013年落户上海交通大學，李政道在制定定基金宗旨時提到：“用藝術表揚各科學的基本理念、發展、演變和最新成果，用藝術表示各科學對人類、社會和環境的影響”。首屆科藝講座基金系列活動於2014年11月在上海交大舉辦，開創了科學與藝術融合的獨特育人模式，促進以美育人、科藝育人。 ^[116] 

1964年，李政道和楊振寧受邀參加廣州粒子物理理論討論會，二人還被推選為會議的顧問委員會成員。 ^[31] 

自1972年起，李政道多次回到中國訪問講學。 ^[13]  1984年，李政道回中國參加第十六屆中研院院士會議。 ^[31]  1988年，李政道在北京主持召開同步輻射應用國際討論會。 ^[15] 

2001年7月開始，在李政道的倡導推動下，來自中國大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蘭州大學、蘇州大學和台灣新竹清華大學的海峽兩岸的“政學者”暑期學術交流活動成行，增強祖國兩岸大學生之間的相互瞭解和炎黃親情。 ^[89] 

李政道研究所，由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先生建議於2016年11月28日在上海交通大學閔行校區掛牌成立， ^[24]  旨在建設成為世界頂級科學研究機構。 ^[139] 

中國科學院大學李政道科學與藝術中心於2018年10月23日經李政道授權成立。匯聚全球頂尖的科學與藝術方面的專家學者，促進科學與藝術的碰撞與交融，為國家培養具有創造力的高層次人才。 ^{[10]  [138]} 

李政道科學與藝術學院於2020年11月24日在西南大學成立，李政道科學與藝術學院由西南大學、中國科學院大學、重慶九龍坡區人民政府三方合作共建。 ^[11] 

李政道圖書館於2014年12月28日在上海交通大學閔行校區落成。 ^[24]  李政道圖書館實現了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科技館、藝術館“五館”合一的功能定位，展區面積1500平方米。 ^[137] 

李政道出生於上海一箇中西合璧的殷富商人基督教家庭，李政道自幼天資聰慧，心靈手巧，智商和情商都很高。雖然家中的宗教氛圍濃厚，但從小就崇尚自然科學的他終生未曾信奉過宗教。 ^[24] 

1946年秋，李政道輾轉就讀於芝加哥大學，他曾默許決心，決定不負韶華，自己不在學術上取得較大成就就不考慮婚戀問題。1948年聖誕節前，凌寧原計劃在芝加哥與胞妹凌宣共度佳節，並有意讓妹妹凌宣與李政道相識。但因故，凌寧委託了心臟內科專家黃宛教授代為接站。凌宣還帶了一位好友秦惠䇹，秦惠䇹是上海天主教名門之後，出身於藝術世家。李政道對秦惠䇹一見鍾情，果敢拋下決心，主動發起攻勢去追求秦惠䇹。 ^[24] 

1950年6月3日，李政道和秦惠䇹在芝加哥市政廳登記結婚併合影留念，秦惠䇹是衝破家庭阻力而毅然非李政道不嫁的。 ^[24]  婚後不久，秦惠䇹看到李政道對物理學研究有非凡的才華，主動放棄了自己的學業，挑起照顧李政道生活和撫養孩子的重擔。支持李政道到理想的崗位上去施展才華。 ^[6]  夫婦倆共育二子：長子李中清，次子李中漢，均事業有成。李秦伉儷忠貞不渝，情深意篤，琴瑟和鳴，白頭偕老。 ^[24] 

1996年初，秦惠䇹罹患肺癌，李政道和孩子們為救治秦惠䇹的生命而竭力，四處求醫。李政道親自給夫人秦惠䇹喂水、喂藥、餵飯，翻身擦背。為能隨時照應夫人，累了就在夫人牀邊椅子上休息，幾乎沒有在牀上睡過一個整覺。期間，秦惠䇹仍常與李政道傾心交談，她回顧着自己和李政道相識、相知、相愛的歷程，深為自己能和科學家李政道相伴一生而感到慶幸、自豪。 ^[6] 

李政道有一個特殊的習慣，理髮不用他人代勞，總是自己一手包辦，終生堅持自己給自己理髮。 ^[1] 

李政道在家中排行老三，從小熱愛閲讀，涉獵廣泛，常因沉醉書中而被家人戲稱“三糊塗”。他常向兄長請教，與家人分享心得，並喜歡逛書店。他尤其鍾愛《膨脹的宇宙》，對星辰宇宙充滿好奇。這種深度閲讀培養了他細密推敲、善於思考的習慣。 ^[91] 

李政道身為自然科學家，亦充滿着人文情懷，他廣交文藝界朋友，閒暇之餘特別鍾情於中國的繪畫、書法、雕塑、詩詞藝術和傳統工藝（如陶瓷和絲綢等）並具一定造詣。他認為，文理本就同根同源，科學和藝術是相通相融的，猶如一枚硬幣的兩面。 ^[24] 

李政道從不在意學術競爭的名利，也不消費諾獎所帶來的光環。他總説，不能因為諾獎才刻苦研究物理，而應保有對自然的探索和追求，勇攀科學高峯。針對中國國內存在的唯出國有用論，李政道嚴厲駁斥：光依靠出國留學不是長久之計，最後一定是要在中國培養中國年輕的科學家，在中國做出成績來。 ^[91] 

李政道認為，科學人才的培養必須從小抓起。人在青少年時期，腦細胞“零件”的效率最高，接受知識的能力最強，要抓住這個時機，廣泛地培養和發展興趣，儘可能多地汲取知識，進行最嚴格的科學訓練，打牢知識功底。20世紀40年代，李政道在浙江大學和西南聯大讀書時，當時的學習條件非常艱苦，李政道經常一清早就到學校附近的一個茶館，泡上一壺茶，買下一個座位專心致志地刻苦讀書。李政道還回憶説：“出人才，最重要的是人，不是條件。” ^[117] 

在李政道看來，教學方法是服務於育人目的；教學的一切措施和手段皆應着眼於培養人才。在“授人以魚”還是“授人以漁”的問題上，李政道主張後者。他編寫教材和講義，注重方法，立意高深，意在要求學生進行艱苦的獨立思考，然後獲得真知。他提出教學與科研要緊密結合，理論與實際應密切聯繫，學生要象搞研究一樣地讀書，通過讀書既獲得知識，又得到研究工作的訓練。 ^[118] 

李政道表示，自己的人生信條是杜甫的詩句“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為浮名絆此身”。他説，“細推”是指要仔細考察，也就是説要重視學問本身的研究，至於像諾貝爾獎之類的功名其實都算“浮雲”罷了。 ^[4] 

李政道熱愛物理與科學藝術結合，因社會活動增多，常被請求作詩、題字、簽名，難以推辭。在這些場合，他常因景生情或出於應酬而賦詩題字，畫作則源於不同情境。多年積累，他創作了多首短詩、近千幅小畫及眾多書法作品，其賦詩始於80年代後期，作畫與書法則始於90年代初。 ^[132] 

李政道是對祖國充滿深厚感情和眷戀的愛國科學家，他十分關心祖國的發展，為中華民族的振興傾注了滿腔熱忱。（李政道研究所 評） ^[13] 

作為一位國際級的物理大師，李政道在高能物理、粒子物理、天體物理、流體力學、凝聚態物理、廣義相對論等前沿領域都有許多傑出貢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廈門大學校友總會 評） ^[29] 

他（李政道）在天體物理學、統計力學、場論和湍流領域做出了重大貢獻，解決了幾個長期存在且非常複雜的問題。他在粒子物理學方面的進步為日內瓦附近的大型強子對撞機粒子加速器的新突破奠定了基礎。（哥倫比亞大學 評） ^[142] 

李政道是一個極聰明的物理學家，吸收能力強，工作十分努力。（李政道同事、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評） ^[20] 

他（李政道）思維敏捷的程度大大異乎常人。（李政道老師、物理學之父、時任西南聯大物理系主任吳大猷 評） ^[16] 

在所有的理論物理學家中，一般一生學術上能在一二個領域做出有分量的工作就很了不起。很少有理論物理學家的研究領域有像政道先生那樣幾乎涉及全部理論物理領域。他獲得諾貝爾獎的工作只是他成就的一部分。他的研究領域涉及天體物理、凝聚態物理、粒子物理、量子力學、量子場論、核物理、流體力學、統計物理，直到最近的暗物質、暗能量等等。不同時期理論物理最前沿的領域，都能看到他的重要影響和很多能夠寫入教科書的工作。（中國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周光召 評） ^[141] 

在每一個重要方面，他（李政道）無與倫比的職業生涯都代表了哥倫比亞大學和學術界最好的一切。（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李·博林格 評） ^[142] 

李政道對物理系、哥倫比亞大學和整個物理學領域的影響怎麼強調都不為過。（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主任威廉·扎伊克 評） ^[142] 

1974年5月30日，毛澤東會見李政道(2張)

1974年5月30日，李政道在中南海接受毛澤東的接見。毛澤東對物質世界的變化非常關心，他首先發問：“什麼是物理學中的對稱？”李政道沉思了一下毛澤東提問的確切含義，而後略帶拘謹地説：“根據《韋氏大辭典》的解釋，‘對稱’意為‘對比相稱’，或由‘這種均衡比例產生的狀態美’。”毛澤東覺得這種解釋似有靜態含義，而事物的本質在於運動，既然“對稱”概念在物理學中竟如此重要，所以希望聽聽李政道的意見。李政道略一沉吟，隨即拿起茶几上的本子和鉛筆，把鉛筆放在本子上，抬起本子的一端，鉛筆就向毛澤東那邊滾去，然後又抬起另一端，鉛筆又滾回自己這邊。“整個過程是對稱的，鋼筆始終都在運動。”李政道邊演示，邊講解，毛澤東對此十分滿意。毛澤東很遺憾自己沒有時間研究自然科學，但是他還清楚地記得自己年輕時讀過生物學家湯姆遜所著的那套《科學大綱》，這套書給他留下的印象很深。李政道離開北京時，毛澤東特地派人送來了贈禮，這是一套有毛澤東親筆簽名的1923年版湯姆遜著的《科學大綱》。 ^{[130]  [135-136]} 

2004年，美籍華人數學家黃伯飛寫了一首詩：三角最難搞，開方不可少。人生有幾何，性命無代數。對於第二句“開方不可少”，有人解釋，這是喻金錢，即“孔方兄”，李政道則認為，就是指數學的開方，他玩味再三，也作了一首詩與之唱和：吃飯不記米粒數，生存毋需思天理。人生歡樂有幾何，性命真義無代數。比起黃伯飛，李政道的“數學詩”更加顯豁易懂，“吃飯不記米粒數，生存毋需思天理”，樸實無華，言簡意賅。 ^[1] 

1956年夏，李政道在美國布魯克海文實驗室做訪問學者，那時，他正埋頭研究宇稱不守恆的問題，為此而做了大量的演算。演算的過程，也就是草稿，統統扔進了廢紙簍。實驗室有位有心人，他將李政道扔棄的草稿一一撿起來保管好。1957年，李政道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有心人就將保存的李政道手稿贈給了美國物理學會，其中有一張，後來被採用為《今日物理》雜誌的封面。2006年6月，李政道把《今日物理》封面採用的那份手稿的複印件，以及他有關中微子研究的手稿，也是複印件，鑲在了鏡框裏，送給温家寶。 ^[1] 

1956年，李政道提出“宇稱不守恆”設想，並與楊振寧合作撰寫論文。為驗證此設想，他邀請了專家吳健雄參與實驗，最終證實了這一理論。然而，儘管吳健雄的貢獻巨大，她卻沒有獲得諾貝爾物理獎，且哥倫比亞大學也未授予她正教授職稱。對此，李政道在大學教務會上力挺吳健雄，堅持要求給予她應有的榮譽，最終成功為吳健雄爭取到了正教授職稱。 ^[140] 

李政道與楊振寧的恩怨糾葛始於他們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共事時期，那時兩人合作愉快併成果豐碩。然而，在合寫論文時，署名次序的問題引發了他們之間的糾紛。第一篇論文《凝聚理論》按照楊振寧的要求署名，儘管李政道對此感到勉強，但他還是同意了。但在第二篇論文《格氣和伊辛模型》的署名問題上，李政道説服了楊振寧按照慣例署名，然而這次爭論已經給兩人關係帶來了裂隙。 ^[145] 

儘管署名矛盾帶來了裂隙，但李政道和楊振寧在一段時間內仍繼續合作，並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科學成果，其中包括宇稱不守恆的突破性發現。這一發現為他們贏得了1957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然而，在領獎前，楊振寧提出改變獲獎順序和晚宴座位順序的要求，這再次引發了李政道的不滿。到了1962年，因一篇記述他們合作的文章署名問題再起爭執，兩人的關係徹底破裂。李政道對此感到非常失望，並決定不再與楊振寧合作。他隨後向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遞交了辭職書，結束了在那裏的工作。 ^[145] 

兩人之間的恩怨不僅影響了他們的個人關係，也延伸到了對中國基礎學科發展的影響。在回訪中國期間，他們在高能物理發展等問題上持有不同立場。李政道主張建設高能加速器、重視基礎科學，並創立了特殊的考試辦法幫助中國學子赴美留學；而楊振寧則主張更加重視應用科學研究，並反對建設高能加速器。這些分歧使得他們之間的恩怨更加複雜。 ^[145] 

在《李政道傳》中，作者季承盡力以客觀的態度呈現兩人的觀點，既展示了李政道的看法，也引述了楊振寧的説法。楊振寧在《文集》中稱讚李政道才華出眾，並回顧了他們的合作關係，強調自己作為資深一方有意扶持李政道。然而，對於宇稱不守恆的發現過程，兩人的説法卻存在分歧。楊振寧認為是他先想到了關鍵思路，並説服了最初反對的李政道；而李政道則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