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潤

徐潤先世原居河南陳留，因遭元末之亂，輾轉遷至廣東香山縣。1838年，徐潤出生於香山縣北嶺鄉，字潤立，後改名潤，號雨之，別號愚齋。1852年初，其叔父徐榮村將年少但已明事理的徐潤攜往上海。19歲那年，徐潤在寶順洋行除兼任絲、茶、棧務等職務外，已獲准上堂幫帳。24歲升任立帳，督理職務。徐潤升任主帳幾個月，曾寄圃突然去世，徐潤接替副買辦之職。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被迫增開天津、煙台等中國北部沿海口岸和漢江、九江等沿江口岸，開放口岸達16個。寶順洋行以買辦為先導，在煙台、天津、牛莊、漢口、九江等地設立了分行，在寶順洋行，徐潤的職務實際升至總買辦。他也經常受大班指派遠赴各口岸開拓局面。 ^[6] 

早在寶順洋行上堂幫賬時，徐潤就自己經營茶葉等生意。他與人合作開過一家“紹祥”商號，從內地收購茶葉、生絲等，轉賣給上海各洋行，這既為寶順洋行提供了合適的貨源，又為自己賺取了差價。

1868年，徐潤脱離寶順洋行後，在上海開設了一家寶源祥茶棧，隨後又在湖南、湖北產茶區增設了多處茶棧，並選用一批得力商友管理，從而形成一個茶業網絡。由此，他可以清楚地瞭解各茶區的收成，掌握多條供貨渠道，並針對英、美、俄等國消費者的不同喜好，源源不斷地向各國洋行提供合適的出口貨源，而且根據行情隨時調整茶價，謀取高額利潤。

徐潤和唐廷樞等人一起創辦了上海茶業公所，對上海及其周圍廣大地區的茶葉貿易進行控制。

茶葉是當時中國的四大出口產品之一。1868年至1888年正是近代中國茶葉輸出最興旺的20年，其中1886年輸出量達268萬擔，創茶葉出口的歷史最高紀錄。這個紀錄直到整整100年後的1986年才被突破。

當時上海的茶葉出口量佔全國出口總量的2/3以上，而寶源祥茶棧又是上海最大的經營出口茶葉的茶棧。因此，有人將徐潤譽為“近代中國的茶王”。

在19世紀70年代，徐潤敏鋭地看到上海百業振興，萬商鹹集，地價將日益騰貴。於是，他在經營茶業的同時，開始放手投資房地產業。經營房地產業需要投入鉅額資本，頭腦靈活的徐潤將已有房地產作抵押，從錢莊和銀行貸得資金，購置新產，再將新產作抵押借貸，以層層抵押的辦法獲得資金，投資房地產業。他洞悉上海租界的拓展趨向，就在未來的交通要區以低價買進土地，待經營至半開發狀態便以高價售出，然後再從其他地方購置更多的土地。至1884年，徐潤在房地產上投入的資本已達200多萬兩銀子，從而擁有地產3000多畝，其中300多畝已建房子，共建有洋房50多所、其他類型房屋2000多間，每年可收租銀12萬餘兩。他先後和華商、外商合創了上海地豐公司、寶源祥房產公司、業廣房產公司、廣益房產公司、先農房產公司等。這時的徐潤，雖然難與洋商相比，但在華商中已是個“地產大王”了。

中法戰爭的爆發，使徐潤的房地產蒙受了巨大損失，但他並未喪失信心。他仍然關注房地產業的動向，千方百計籌集資金，又在上海、天津、塘沽、灤州、北戴河等地購地建房，炒賣地產獲利甚豐，新建成的房產每年可收取大量租銀，發展前景頗為可觀。

輪船招商局是中國近代洋務運動中最大的經濟實體，總局設在上海。開辦輪船招商局，成敗的關鍵在於資金的籌集，但到1873年，招商局資金尚不足20萬兩銀。李鴻章只得將招商局由官辦改為官督商辦，委任唐廷樞為總辦，徐潤為會辦。隨後，招商局開始進行新一輪招股，擬定首期招股100萬兩銀，徐潤本人首先附股24萬兩，又廣招親友入股，這在商界和社會上引起普遍反響，入股者踴躍，100萬兩很快招齊。之後，招商局決定再招100萬兩。

徐潤又認股24萬兩，另外招徠親友繼續入股。這樣，由徐潤經手招集的股金佔招商局全部資本一半以上，使招商局資本充實，運作自如。

因總辦唐廷樞兼辦開平煤礦等其他諸務，一年中有大半年不在局裏，招商局實際上由徐潤主持。在主持局務期間，徐潤採用先進的經營管理方法，明確規定招商局的經營以攬載為主，漕運為次；並開辦保險公司，承擔營運風險。

這家中國最早的股份制企業，在它的草創時期，不僅經受住來勢洶洶的外商聯合抵制與壓價競爭，而且不失時機地收買了當時東亞最大的商業船隊——美商旗昌輪船公司，使招商局的規模和實力大增，從而控制了長江航運、沿海航運的大部分經營權，奠定了中國近代航運業的基礎。

輪船招商局是今天香港、台灣等地招商局的前身，它的發展軌跡，典型地反映了中國民族經濟走向近代化、現代化的艱難歷程。在創業階段中，徐潤所起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

1875年以前，招商局的船貨只能向外商設在中國的保險公司投保，不僅保險業利潤被外商賺去，外商還恃此聯手排擠打擊招商局。徐潤於1875年仿照外國保險公司的做法，開辦了中國自己的第一家保險公司——仁和水險公司，集股50萬兩。水險公司不僅為招商局的輪船和貨物作保險，而且還承保外商的輪船和貨物，生意興旺，獲利豐厚。

1878年，徐潤又成立了濟和水火險公司，集股50萬兩，擴大了承保能力和覆蓋面。

1886年，徐潤又將這兩家保險公司合併為仁濟和保險有限公司。他借鑑西方先進的經營模式，創辦自己的保險公司，以推動民族經濟的發展。“仁和”、“濟和”這兩家保險公司，實為中國保險事業之濫觴。

1887年秋，徐潤首次出關塞勘礦，這時他已年屆五十。在這以後將近20年的漫長歲月裏，他天南地北奔波於各個礦區，北出長城，南至廣東，東赴台灣基隆，或翻山越嶺踏勘，或深入礦井驗看，為尋找和開發中國的礦產資源，篳路藍縷，其中在關外的熱河建平金礦一住就是3年。

開平煤礦是中國最早使用機器開採的大型煤礦，徐潤投資了15萬兩銀，佔總商股150萬兩的1/10。他任開平礦務局會辦，支持礦務局採用從英國訂購的機器設備，聘用一批英國工程師，應用近代技術採掘煤炭。開平煤礦的建成，使開平煤炭迅速佔領天津地區市場，將進口煤炭從天津市場擠了出去，並逐漸擴大到國內其他口岸，為北洋艦隊以及地方工業提供了必需的燃料。此外，為了將煤炭運輸到天津，礦務局專門修築了一條鐵路(這是中國第一條成功的鐵路線)，還發展了焦炭、水泥等一批附屬企業。

除開平煤礦外，徐潤還投資過平泉銅礦、宜昌鶴峯州銅礦、孤山子銀礦、三山銀礦、天華銀礦、潭州銀礦、建平金礦、金州煤礦、貴池煤礦等10餘處礦產，為創辦中國近代採礦業做出了貢獻。

徐潤在推動中國文化事業走向近代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諸如創辦格致書院、仁濟醫院、中國紅十字會等等，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當數選派中國幼童官費赴美留學和創辦同文書局。

選派幼童赴美留學，是中國最早的留美畢業生容閎向清政府提出的建議。容閎是徐潤的同鄉與寶順洋行的同事。1871年曾國藩請容閎和徐潤“辦理挑選幼童出洋肄業”，擬選120名中國幼童，分4年赴美留學，每年30人。從1872到1875年，容閎、徐潤所選定的4批幼童，分期分批先到上海考試、預習，然後由徐潤等人作擔保送到美國留學。這些幼童，易於學習外語和接受西方技術，絕大部分選自沿海開放口岸，其中香山縣籍共40人，佔了1/3。這説明香山縣在近代西風東漸中，確實領風氣之先。

1881年清廷中止留學計劃，將尚在留美的學生全部召回。被迫回國的學生一度受到冷落，後由徐潤出資並擔保，留學生陸續被分派到政府部門和電報、鐵路、輪船、礦務等近代企業服務。其中知名人物有鐵路工程師詹天佑、礦冶專家吳仰曾、民國政府首任總理唐紹儀、北洋大學校長蔡紹基、清華大學首任校長唐國安、民初外交部長梁如浩等等。他們在推動中國走向近代化的過程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跡。

1882年，徐潤見英國出版商採用影印工藝來印刷圖書，不僅字跡清晰，亦可隨意縮小放大，甚為先進。於是，他從國外引進12台輪轉印刷機，僱工人500名，在上海創辦了同文書局。該書局蒐羅善本，陸續影印了《二十四史》、《古今圖書集成》、《資治通鑑》、《佩文韻府》、《全唐詩》、《康熙字典》等中國典籍，發掘和保存了祖國的文化遺產。1891年同文書局因承接清廷傳旨，影印了《古今圖書集成》而聲譽日隆。書局還出版了大量西學圖書，廣為發行流播。李鴻章贊其“摻羅海外奇書，彰闡中西新學”。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被迫增開中國北部沿海口岸和長江沿岸口岸，寶順洋行隨即在煙台、天津、鎮江和蕪湖、九江、漢口等地設立分行。

這時，徐潤已成為統領各分行的總買辦。他預見到發展黃金水道長江的航運業將大有前途，於是購置江輪、船塢，組成一支實力的航運力量，將發展進出口貿易和航運業作為洋行的主要業務。他還將貿易活動擴展到日本的長崎、橫濱、神户等埠。這個時期，寶順洋行上海總行和各分行每年的進出口總值達到白銀數千萬兩，盛極一時。

徐潤作為洋行的總買辦，經手鉅額進出口生意，可以按上海洋商總會規定提取3%的佣金，由此，他積累了相當可觀的財富。

1866年倫敦爆發金融風潮，很快波及上海，許多洋行破產，寶順洋行也未能倖免。

1868年，徐潤脱離寶順洋行，開始自立門户經商。這時，他在洋行時所學習和積累的進出口貿易經驗，與各口岸建立的商務關係，所掌握的廣闊的市場、貨源以及積累的資本，這一切都為他後來的創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晚年的徐潤組織編修《北嶺徐氏族譜》，撰寫《徐愚齋自敍年譜》，派人回故鄉北嶺村修建村道、祠堂，修築“竹石山房”(即“愚園”)，捐資辦義學。

1911年3月9日，徐潤在滬逝世，終年73歲，其靈柩從上海運回廣東省珠海市北嶺村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