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

浙江面海通江，處在一種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而人多地少、單憑土中刨食難以維生的困境，使得從事工商業活動成為一個合理的選擇。這種工商業活動的發展，則離不開浙江崇文重教的地域文化優勢，離不開浙東學派長期以來“工商皆本”的呼籲，離不開當地民眾敢於衝破清規戒律的勇氣，更離不開浙江人通過複雜的親緣、地緣和業緣關係構建起來的經商網絡。 ^[3] 

唐、宋以後，中國經濟文化重心南移，浙江被稱為“魚米之鄉”、“絲綢之府”。

明代，“資本主義萌芽”最先在浙江出現，形成了在中國聲名遠播的龍游商幫和寧波商幫，史有“遍地龍游”和“無寧不成市”之説。

鴉片戰爭後，浙商把握機遇，以家鄉浙江為基地，以上海為中心，以全國乃至海外為舞台，上演了一幕幕波瀾壯闊的經商活劇，浙商也成為近代中國史上最為活躍的地域性資本家和企業家集團。 ^[3] 

浙商，是19世紀推動中國工商業進程的強大商幫；是最早參與上海的開發，叱吒十里洋場，曾一度壟斷上海大半產業的精英羣體。浙商與粵商、徽商、晉商一道，在歷史上被合稱為“四大商幫”。

2003年9月3日，時任浙江省省委書記習近平三嘆浙商文化基因。 ^[4] 

習近平首先感嘆浙江人在文化上敢於創新的傳統。他説，現代浙商文化的歷史起源中，充分借鑑了海洋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精髓，成就了儒家文化中獨特的一脈。這一文化基因以温州的永嘉學派和金華的永康學派為代表，在"舍利取義、以農為本"的農耕社會中就開始強調"義利並重、工商皆本"的觀念，這無疑是一個大膽的創新。 ^[4] 

歷史上的浙商文化(2張)

習近平其次又感嘆浙江人在計劃經濟年代"勿以善小而不為"的精神。在那個年代，一大批浙江人離開浙江，在全國各地從事被當地人所不齒的工作，而如今浙江許多身價上億的民營企業家就是從這些人羣中冒出來的，當年他們中有些是收破爛的，有些是彈棉花的，有些補鞋，有些是打鐵的小爐匠，但他們從來不以從事這些勞動為恥，善於把握機會，為以後的創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習近平認為，儘管中國自古就強調英雄不問出處，但可貴的是，這些著名的企業家也從不避諱自己的出身，他們認為這樣的創業史是人生的驕傲。 ^[4] 

習近平三嘆浙商"白天當老闆，晚上睡地板"的艱苦創業作風。他説，浙江許多企業家一直堅持創業時候的習慣，非常勤儉節約，艱苦樸素，他們創造的財富幾乎都是用來投資發展，很少考慮奢華享樂，這也是浙江經濟能夠持續快速良性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4] 

習近平認為，浙商的文化基因能夠一脈相承，是一種非常寶貴的精神財富，這一優勢與浙江的其它優勢結合，政府、民間互動，一定能使浙江的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富裕。 ^[4] 

浙商屬於吳語區，浙商由杭州、寧波、温州、紹興、金華等11個城市組成。浙商在全國乃至全球的輕工業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其發展中逐漸確立了產業集中、競爭力強、優勢明顯的區域商幫品牌。浙商是永嘉文化的重要傳人。永嘉文化重經世致用，強調個性、個體與能力，契合了馬克斯•韋伯倡導的資本主義精神。温州商人是浙商的重要代表，表現出吃苦耐勞、事業心強、創新意識突出等商業特質，成為現代企業家精神的典型代表。寧波商幫是近代中國最大的商幫，受王安石“田家有子皆習書，士儒無人不織麻”意識的渲染，寧波商幫形成獨特的“商文合一”“尚文尚禮、崇信崇義”的地域文化。隨着經濟的發展，浙商逐漸脱離了傳統的以家庭為單位的小作坊模式，建立起大規模的現代企業。浙商商幫既擁有傳統文化的美德，又具當代創新精神，成為21世紀新商幫之首。

浙商的政商關係最強。浙商大多白手起家，務實的精神，使其重視與政府構建和諧的關係。另一個可能的原因與錢塘江區域對儒家文化的保護與傳承有關。浙商則主張功利與仁義並存，反對拋棄功利談仁義。浙商温州模式是中國近現代開放精神的典型代表。

浙商在“誠信取向、政商關係”兩個維度均高於其他商幫。是傳統與現代商業文化的有機融合，既重視和諧政商關係，恪守誠信取勝之道，又具有強烈的家族意識與開放精神，使浙商形成獨特的競爭優勢與發展潛力。浙商將傳統與現代商業文化有機融合，既尊崇政商關係、堅守誠信，又重視開放與創新；閩南商幫兼具海洋文化和傳統文化的特質，家族意識強，重仁愛、崇政商；珠三角商幫的現代商業文化特質突出，重開放與創新，具仁愛精神。 ^[13] 

_{主詞條：南潯四象八牛、寧波幫、江浙財團} ^[14] 

湖州人沈萬三是元末明初的天下首富；清末鎮海人葉澄衷是中國近代五金行業的先驅；以經營輯裏絲起家的劉鏞、張頌賢、龐雲鏳、顧福昌這“四象”為首的湖州南潯商人是中國最早的強大商人羣體；以虞洽卿、黃楚九、劉鴻生為代表的寧波商人曾經叱吒於當時的遠東第一大城市上海。

表格參考資料： ^{[5]  [14]} 

浙江當代也誕生了許多優秀的企業家。有資料顯示，在過去的二十多年時間裏，浙商曾多次問鼎“中國首富”，他們分別是：宗慶後、馬雲、鍾睒睒、丁磊、陳天橋。 ^[10]  其中，馬雲和鍾睒睒一度成為“亞洲首富”。 ^[11-12] 

浙商有湖州商幫、龍游商幫、寧波商幫、蕭紹商幫、紹興商幫、温州商人、台州商人、義烏商人等著名商幫及商人羣體。

其中，最為活躍商人為温商，最為吃苦敢闖的商人是蕭紹商人，最為活躍的商人城市為義烏市，最有代表性的商幫為的寧波商幫，最低調的浙商是紹興商幫。

湖州商幫（湖商），是繼徽商、晉商之後，在近代中國湧現的具有強烈地域特徵的商人羣體。與潮州商幫、寧波商幫同時湧現，對近代中國的政治與經濟影響深遠。

南潯鎮的絲商在清末迅速崛起，資本主義的興起與及較早開埠，使以南潯絲商為代表的湖州商界接觸到西方近代思潮，並加入到了推翻清政府統治的革命運動之中。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經費絕大部都由以張靜江為主的湖州絲商籌集和捐贈的，而南潯的絲商成為支持後來民國財政支柱的江浙財團的中堅力量之一，也是蔣介石在財政上的主要支持力量。

湖州人是在上海開埠後較早前住參與上海開發的人羣。大量的湖州商人在當時陳其美的上海督軍府任要職。湖州的絲商在上海舉辦了大量的綢廠。

寧波商幫（甬商），是中國近代最大的商幫，為中國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做出了貢獻，推動了中國工商業的近代化。第一家近代意義的中資銀行，第一家中資輪船航運公司，第一家中資機器廠等等，都是寧波商人所創辦。寧波商幫對清末大上海的崛起和二戰後香港的繁榮都做出了貢獻。寧波商人遍佈世界各地，其中不乏世界級的工商鉅子。

代表人物有：虞洽卿（舊上海）、葉澄衷（舊上海）、方液仙（舊上海，國貨大王）、張尊三（日本，魚翅大王）、吳錦堂（日本、關西財閥）、胡嘉烈（新加坡，南洋鉅商）、包玉剛（香港，世界船王）、董浩雲（香港、世界船王）、邵逸夫（香港，影業鉅子）、曹其鏞（香港，港龍航空）、 ^[6]  邱德根（香港，娛樂業）、曹光彪（香港、毛紡大王）、陳廷驊（香港、棉紗大王）、張忠謀（台灣，芯片大王）、丁磊（網易創始人）等等。

紹興越商（越商），是中國一大商幫，從民國時期逐鹿上海灘、控制金融命脈的紹興幫，到21世紀叱吒風雲，享譽海內外的越商，紹興商幫繼往開來，在全球市場實行資本擴張、併購重組，湧現了大批量的行業巨頭和上市公司。越商奉行低調穩健、實業投資的理念，在新興產業、全球化浪潮中繼續勇立潮頭，敢為天下先。

得益於強大的越商團體，紹興成為中國頂級的富豪集聚地和創業之都，大量的青年才俊，企業名家在紹興這片熱土上深耕細作、繁榮興旺。

紹興從商曆史悠久，早在盛唐時期，紹興就有“日出華舍萬丈綢”的美譽，青瓷、綢緞、造紙遠銷海內外。截止2006年，紹興在滬企業4000多家，總資產達2000多億元，據上海方面初步統計，上海每百元零售總額中，有5元左右是紹興人創造的，上海新矗立的每5座高樓中，有一座是紹興人建造的。 截止2008年，紹興商人在上海總資產達到3500億。

越商這個中國唯 一低調實力兼備的文化理念帶動資本擴張的商幫，在海內外創辦了大批行業巨頭和規模企業。

明清時期“中國十大商幫”之一，主要指歷史上今浙江境內金麗衢地區商人的集合，它以原衢州府龍游縣為中心。龍游商幫於南宋已初見端倪，於明朝中葉最盛。明萬曆年間，它與徽商、晉商以及江右商人在商場中各霸一方，名重一時，故有“遍地龍游”之諺。龍游商幫的商人主要經營書業，紙業，珠寶業等。

龍游商幫的興起離不開龍游當時的經濟社會環境。“四省通衢匯龍游”，歷史上的龍游為古代重要鹽道餉道，南來北往的交通樞紐。且龍游自古多山林，盛產竹木茶糧，這些土特產品成為龍游商人最重要的外貿商品。

温州早有經商傳統，改革開放之後，温州商人更活躍於國內外商界。温州商人（温商）有遍佈全國及海外的各級商會以及建有“温州街”、“温州商城”等。温州商人以精明、吃苦耐勞、敢闖敢幹、得風氣之先著名，即使是在條件較為艱苦的非洲，也能夠找到温州商人的身影。温州的產品幾乎在世界各地都能見到，如著名的温州打火機。現有“温州模式”一説（見經濟學家董輔礽的研究）。

史書記載“越人，喜奔競，善商賈。”蕭紹地區即古越文化的核心地區，蕭紹商幫是指活躍在蕭紹平原上的蕭山，紹興本土企業家羣體，蕭山和紹興是浙江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是中國最大的紡織化纖製造基地。蕭紹商人以“奔競不息，勇立潮頭，敢為天下先”的氣魄聞名於世。其代表人物有：魯冠球、馬雲、陳天橋、金良順、張志祥、馮亞麗、徐冠巨、虞阿五、姚新泉、宋衞平、陳建成、高志偉、阮偉祥、裘德道、陳妙林等。

台州早有經商傳統，改革開放之後，台州商人更活躍於國內外商界。新台商有遍佈全國及海外的各級商會以及建有“台州街”、“台州工業園”、“武漢漢正街”、“浙商新城”等。台州商人以精明、吃苦耐勞、敢闖敢幹著名，從東北、到新疆、南到海南，在中國只要有民營經濟的地方就有台州商人的身影，台州的產品幾乎在世界各地都能見到，如著名的台州塑料製品。

義烏以製造、經營小商品聞名於世，其小商品行銷全球。現“義烏小商品市場”是聯合國和世界銀行公認的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交易中心。義烏商人“雞毛換糖”的商業行為，被列為浙商標誌性事件第一名。義烏商人以其“一分錢利潤”的精神發家，在義烏商人當中信奉這這樣一個原則：在自己賺錢的同時，想盡一切辦法讓合作對象也賺錢。 義烏商人遍佈世界各地，人稱“螞蟻商人”。中東、歐洲、非洲、南美等等全世界都有着義烏商會。在這片越王勾踐卧薪嚐膽的土地上，義烏人正在創造世界的奇蹟。 義烏商人特點“謙虛”“勤奮”“低調”“共贏”。

獨特的地理環境和歷史根源，使浙商生存困難，發展更是難上加難。以義烏為例。義烏的“貨郎擔”作為農民中的一個特殊羣體，有着強烈的求生慾望和求利動機。但是，義烏的“貨郎擔”不是一般的商人，其求利本性並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惡劣的農業生產條件下求生存的一種方式。當然這也成了義烏商業文化的淵源。務實的創業精神使浙商生存下來，強烈的創新意識使浙商發展起來。自主創新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企業長遠發展的根本動力和必然的途徑。創新是永恆的話題，更是企業發展不懈的動力。小企業靠創新長大，大企業靠創新做強。創新是重要的，但創新的風險是巨大的。在這個道路上，充滿着非常多的困難和曲折，但不乏智慧和創新精神的浙江商人緊跟潮流，通過創新來學習，通過創新創造新增長。

浙商精神就是：勤奮務實的創業精神、勇於開拓的開放精神、敢於自我糾正的包容精神、捕捉市場優勢的思變精神和恪守承諾的誠信精神。人們難以想象，浙江桐鄉不出羊毛，卻有全國最大的羊毛衫市場；浙江餘姚不產塑料，卻有全國最大的塑料市場；浙江海寧不產皮革，卻有全國最大的皮革市場；浙江嘉善沒有森林，卻有全國最大的木業加工市場。浙江人正是憑着這種“四千精神”，在千錘百煉中“無中生有”，闖出了一片創業模式的新天地，取得了令世人注目的輝煌成就，也使浙江人自己獲得了“東方猶太人”的美譽。浙商身上折射出一種精神，“四千精神”是浙商精神的形象體現。她激勵着浙江人去創業，去創新。浙商精神激勵浙商去不斷創新創業模式，推動和促進了浙江乃至國內外區域文化的豐富發展和區域經濟的繁榮興旺。

如果説，一個由英特爾引發的改變已發生在社會中，那麼，由浙商文化引發的創業創新能量正在影響和改變着區域文化。浙商的文化模式在區域文化建設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浙商文化並不是單純的浙商創業歷程的總和，浙商文化超過了浙商創業歷程的總和，在其文化模式的組合中，藴含着浙商文化元素中並不具有的特質，其行為範式也藴含着裂變的能量，它好比火藥不僅僅是硫磺、木炭、硝石的總和一樣。別人還在猶豫，他們已經在行動，這就是浙商，一步領先，步步領先。浙商文化是浙商在創業創新活動中特有的心靈歷程、團隊意識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法律制度和組織結構，是浙商智慧的結晶，是浙商人格力量的昇華。

強烈的品牌意識和自主創新能力是浙商的創業核心。在創立品牌過程中，創牌意識是基礎，自主創新是關鍵，人才培養是根本。浙商已經悟出其中的奧妙。浙商的努力，推動和促進了區域經濟的繁榮和發展，推動和促進了區域教育、體育、旅遊、電視、娛樂、經貿信息等文化教育產業和慈善事業的繁榮和發展，大大提升了區域文化軟實力，促進了經濟和文化良性互動和一體化建設。

浙江各級地方政府的支持和關心，是浙商成長的外在動力。政府為浙商構築了一個施展身手的平台，營造了一個良好的創業環境。

浙商羣體是一支生機勃勃的優秀企業家隊伍，既然能夠在如此艱辛的歷變中取得成功，相信浙商也一定能夠牢牢抓住創新這個創業使命的核心，在國際舞台上進一步展現浙商的雄姿，走向更加輝煌的未來。

2004年6月1日，《浙商》雜誌試刊號出版。

2004年6月6日，首屆浙商論壇舉行。

2005年6月5日，浙商網正式開通。

2005年6月5日，浙商論壇2005峯會隆重舉行，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出席大會並講話。

2006年6月3日，2006浙商大會暨浙商論壇在杭州舉行。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在大會上強調，在新的形勢下，浙商要繼續弘揚與時俱進的浙江精神，爭做科學發展的實踐者，和諧社會的建設者，改革創新的先行者。 ^[7] 

2010年4月25日，歐洲浙商總會在葡萄牙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