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梅先

竺梅先出生在一個破落的地主家庭。到了他父親竺毓英手裏，家境已經大不如前。竺梅先從小就給鄉紳家放牛，13歲時，背井離鄉去了上海做學徒謀生。

最初，竺梅先在一家五金雜貨號裏做學徒，每天要整理店堂、送貨，甚至倒痰盂這樣的粗活也要幹。但他為人勤奮誠懇，深得老闆的信任。

和別的學徒不同，竺梅先把省吃儉用積攢下來的錢交學費讀夜校。在老師的引導下，他的心中種下了一顆反帝反封建的種子。辛亥革命時，他加入同盟會，參加光復上海之役。

1925年“五卅運動”時，竺梅先擔任了六路商界聯合會會長，參加上海工、商、學聯合會領導的罷工、罷課、罷市的“三罷”反帝鬥爭，領導六路商界罷市遊行。

運動結束後，竺梅先受邀去濟南擔任光復軍的軍需長，之後便和幾個朋友合夥在濟南經營麪粉運銷生意，在三年內積累了20萬元資金。從濟南迴到上海之後，又和金潤庠、周永升合作做軍裝生意，在這筆生意中又分得10萬元，從而積累了相當的資本。這時，他已經打算棄政從商。 ^[1] 

1901年，竺梅先隨哥哥去上海謀生闖蕩，成為何源通五金雜貨號的一名學徒。他一邊努力工作，一邊堅持去夜校讀書，勤奮好學，自強不息。為了生存，竺梅先曾做過電車售票員、中美交易所經紀人、西裝店店員，還開辦過民生紙盒坊、一新印刷所，逐漸展現出了商業才能，並堅持走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 “生產救國、實業救國” 的道路。

1931年，竺梅先與金潤庠合作，先後購得嘉興民豐造紙廠和杭州華豐造紙廠，擔任董事長， 涉足造紙業。20世紀30年代，中國民族造紙工業基礎薄弱，技術落後，同業間相互傾軋，許多紙品都不得不依賴進口，鉅額利潤大量外流。為了改變這一狀況，竺梅先以民豐、華豐的名義，積極與各民族造紙廠協商，最終聯合蘇州盛華廠、天津振華廠等5家造紙廠，於1932年在上海成立了國產紙板聯合營業所，簽訂協議，定產定銷，從而化解了同業矛盾，穩定了市場價格。與此同時，竺梅先還特別重視新產品的研發投產，聘請外國專家，引進國外先進機器，建造生產線。他曾親筆撰寫對聯：“國步維艱，端賴自強不息；民生凋敝，務須努力生產” ，以此自勉並砥礪員工。民豐造紙廠於1934年試製薄白板紙成功，兩年後又試製捲煙紙成功，填補了國內長期的技術空白，一改本輕利重的捲煙紙被舶來品壟斷的被動局面。隨後，民豐造紙廠生產的 “船” 牌國產捲煙紙獲得了東南三省及上海、天津兩個特別市的捲煙紙製造專利權，迅速打開了國內市場，並享有良好聲譽，為抵制外來產品傾銷、發展民族工商業貢獻了一份力量。竺梅先也因此成為中國近代民族造紙工業的先驅人物。 ^[4] 

1937年 “八一三” 淞滬抗戰爆發，中日兩國軍隊在上海展開了長達3個月的血戰。此時，竺梅先也堅守在上海，與祖國同生死、共患難。他毅然將抗日救國作為第一要務，擔任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委員，投身各項愛國活動。為了響應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的抗戰號召，他帶頭捐獻了相當於購買一架飛機的鉅款，民國政府主席林森特為其頒發嘉獎狀。隨着滬戰日趨慘烈，傷亡將士日益增多，竺梅先迅速籌建了 “國際紅十字會傷兵醫院” 。醫院邀請醫療專家及愛國志士達上百人，共救護傷員達4000多人。

除了捐獻鉅款和救護傷兵，竺梅先還以名下寧紹輪船公司的力量，疏散大批難民。會戰期間，數萬名難民湧入租界，急欲乘船離滬避難。租界當局邀集各輪船公司商議疏散事宜，許多公司都因顧慮船出吳淞口恐被日軍轟擊，無人應允。當此之時，竺梅先挺身而出，承擔了這一危險任務。他考慮周詳，先按照戰時航運業慣例，向德國駐滬領事館申請註冊，在船上懸掛德國國旗，以避免日軍攻擊。他還將 “新寧紹” 輪改名為 “謀福” 輪，寓意為同胞謀福利，飽含深情。漫漫硝煙中，“謀福” 輪穿越敵人無情的炮火，日夜往返滬甬、浙東各地航線，累計運送人數達數十萬，成為解救華夏同胞的 “諾亞方舟” 。同時，“謀福” 輪還冒險為第三戰區搶運大批軍需物資，如布匹、軍鞋、醫藥用品等，支援抗日。家國危難之時，竺梅先不顧個人安危，竭盡全力，解救萬千同胞於水火，此情此義令人心生敬意，感佩不已。 ^[4] 

孩子是戰爭中最無辜、最令人心痛的犧牲品。上海淪陷後，戰爭初期成立的難民收容所和慈幼院等慈善機構相繼撤銷，大批孤兒重又流落街頭，掙扎在死亡邊緣。竺梅先目睹此情此景，在寧波旅滬同鄉會董事會上慷慨陳詞：“國家災難深重，希望寄託在下一代” ，竭力主張創辦災童教養院。此提議立刻得到董事們的贊同，並決定由竺氏籌辦並擔任院長，其夫人徐錦華為副院長。此後，竺梅先多方籌措，募足了第一年的預算5萬元。他將院址選在家鄉奉化泰清山上的泰清寺內，修建了校舍等設施，並聘請約70名優秀的教職員工，共計收養600多名災童（包括當地貧困兒童）。為了保證教養院師生的安全，他還特別邀請同情中國抗戰的國際友人戴安德（法籍）、安得尼（英籍）擔任董事，將教養院命名為 “國際災童教養院” 。

1938年9月，教養院正式開學，設有幼兒部、小學部、初中部，教養兼施，德體並重。教養院特別重視將文化教養與抗日救亡相結合，民族英雄岳飛的《滿江紅》和文天祥的《正氣歌》等愛國詩篇都被列為國文教材；院方還經常邀請著名人士如陶行知等作抗日演講，並組織演出隊進行抗日宣傳，在當地頗有影響。特別是由竺梅先的秘書徐無生作詞的《院歌》 ，句句寄予着對廣大院童的殷切期望。教養院成立不久，寧波、奉化相繼淪陷，物價飛漲，前期募集的經費已告用罄，資金來源困難，從此竺氏夫婦承擔下全部費用，勉力支撐。1940年，浙東災荒，糧食供應緊缺，竺梅先被推選為浙江糧食救濟委員會主任，他輾轉從浙南購得15萬石糧食，冒着被偽軍搜查和土匪搶劫的危險運送回奉化，以救桑梓和教養院之難。由於長期的辛勞奔波，竺梅先積勞成疾，經常咯血不已，但他仍抱病為孩子們操心操力。1942年春，竺梅先拖着病體去浙江永康為教養院採辦糧食。舟車勞頓，他如風中之燭，再也抵抗不住病魔的侵襲，倒在了異鄉的土地上。5月30日，竺梅先因病逝世，年僅54歲。當其靈柩運抵泰清寺時，沿途迎候的當地百姓和教養院師生，痛哭不已，山路上跪滿了教養院的學生，山谷中迴盪着悲慟的哭聲。竺梅先在彌留之際，依然念念不忘全體院童，他一再叮囑夫人：“一定要把孩子們好好撫養下去，直到他們能自立為止。”為了完成先夫遺願，竺夫人又艱難維持教養院一年多，直到最後一批災童畢業。由於經費、糧食無繼，1943年9月23日，歷時五載的奉化國際災童教養院被迫停辦。

據統計，辦院5年，竺梅先共耗資達30多萬元，再加上此前他為支援抗日捐款捐物以及籌建傷兵醫院，其實際所耗資金已無法準確計算。在他病故後，竺夫人徐錦華邀請至親好友會同會計師，在上海清理其身後財產，才發現昔日名聞上海、富甲一方的實業家 “竺大班” ，早已將持有的民豐、華豐造紙廠等4家公司的股票全部抵押給銀行，為了支持抗日救國和護佑無辜難童，獻出了自己的畢生精力和全部財產。 ^[4] 

1929年再次與金潤癢等合作，創辦民豐造紙股份有限公司，任經理。購入嘉興禾豐造紙廠，改為民豐造紙廠，生產黃版紙。後試製薄白紙版成功，填補國產紙版空白。1931年接辦杭州武林造紙廠，改組為華豐造紙股份有限公司，任經理。設總管理處於上海。1932年聯合5家造紙廠，在上海成立國產紙版聯合營業所，統一產銷，抵制日貨傾銷。1934年籌建捲煙紙生產線，1936年政府核給東南三省及兩特別市捲煙紙製造專利權。其間，創辦上海豐裕公行、寧波大新軍服廠，兼任寧紹輪船公司總經理。

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爭爆發，竺梅先募集資金，在滬設辦傷兵醫院，赴抗日前線慰勞十九路軍將士。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捐獻鉅款，受政府嘉獎。在滬創力、國際紅十字會傷兵醫院。捐獻銀器百件，救濟難胞。以謀福輪船搶運難胞和物資。轉移民豐、華豐兩廠重要器材，在雲南另辦雲豐造紙廠。日本人多次提出合作或租用兩廠，均嚴詞拒絕。

1938年集資5萬元，與夫人徐錦華在奉化後琅泰清寺創辦國際災童教養院，自任院長，徐任副院長，接收來自上海等地的流浪孤兒600餘人，免費供食宿，開設小學、初中教育，辦院6年，捐資25萬元。1941年兼鄞縣糧食調劑委員會主任委員。時鄞奉一帶發生災荒，多次去温州、樂清、水康等地採購大米，以濟鄉梓之飢。因積勞成疾，次年5月逝世。

妻子：徐錦華（1893一1947），江蘇松江縣人，松江女子（師範）學堂畢業。竺梅先逝世後，獨力支撐國際災童教養院。汪偽駐軍師長謝某等人受陳壁君指使，多次去院要挾接辦，她堅決拒絕。1943年底經費、糧食無繼，教養院停辦。後執教嘉興民豐造紙廠職工子弟小學。

1988年8月，建院50週年暨竺梅先百歲誕辰，60多位院童從美國及中國各地趕來，先至竺梅先墓地致祭，再去泰清寺遺址追思，表達他們對兩位院長的感恩之情。1990年8月，由海峽兩岸部分原國際災童教養院學員出資、設計、擬名並題字的梅華亭竣工完成，亭名取自竺梅先、 徐錦華二人之名， 以茲紀念竺梅先夫婦功績。 2011年1月， 奉化市政府正式發文， 同意在蓴湖鎮泰清山擇地建造奉化國際災童教養院紀念館， 並申報成為當地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