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商幫

寧波商幫對中國商業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如第一家近代意義的中資銀行，第一家中資輪船航運公司，第一家中資機器廠等等，都是寧波商人所創辦。寧波商幫對清末大上海的崛起和二戰後香港的繁榮都做出了貢獻。寧波商人遍佈世界各地，其中不乏世界級的工商鉅子。

1920年，上海公共租界共有華人68萬，而其中寧波人佔40萬人。以上海作為一個最大的集散地，寧波人，寧波幫，這羣從小聞慣了海風腥味的人們，這一傳統儒學教化之下的新興商幫，帶着商人的精明開闔卻不失書生的道德操守，完成了從傳統商業到現代商業的轉型，真正在中國的近代經濟舞台中脱穎而出。

唐宋（618-1279）以來，寧波人向外拓展的目光開始轉向中國漫長的海岸線。假舟楫之利的寧波商人，開始與日本、高麗、東南亞沿海國家有了貿易往來。而與寧波毗鄰的上海，更成為他們活動的主要區域。

當三北鹽鹼平原的第一批先行者渡過杭州灣來到上海的時候，黃浦江邊還僅僅是一大片灘塗地，一個小小的上海縣城蜷縮在今天的南市。

三江匯流的寧波，是中國最早開放的貿易口岸之一。開放帶來的商業文明，使寧波人擁有了一種闖蕩天下的勃勃雄心。聳立在寧波江濱老碼頭上的雕塑，成了這座城市某段歷史的註腳。它所表現的，正是印記在一代代老寧波記憶裏最常見的情景。當地的口語，向來把外出經商形象地稱為“跑碼頭” 。

當時民歌唱道：“大海泱泱，忘記爹孃。”早期的寧波商人，正是沿着一條“沙船之路”駛向了上海。

沙船是當時的南方最常見的一種商船，儘管這種只有三尺闊的平底木駁船，常常經不起海濤的顛簸，但與走西口的山西人相比，“跑碼頭”的寧波商人，卻似乎少了一些悲涼，多了一份放達。

到1840年鴉片戰爭前夕，已經有很多寧波商人走出故鄉的四明山，來到隔海相望的上海。在那個交通並不快捷的年代，鄉音成了遊子心中最温暖的慰藉。1797年，寧波人在上海的第一個同鄉團體“四明公所”建立了。

對於當時旅居外地的寧波人來説，組織同鄉團體不僅僅是出於一種自然的鄉情紐帶，更是出於一種生存的需要。1819年，寧波籍的號商和船主在上海建立了“浙寧會館”，而在上海乾手藝活的寧波籍下層民眾，也本着“親幫親，鄰幫鄰”的互助精神，於1831年建立了“水木業公所”，會眾基本上是泥、木、石、雕、鋸的匠人。以上兩個同鄉團體，前者是同鄉的互誼組織，而後者則是同鄉的行業協會。

另一種更具特色的同鄉性的行業，也在這時出現在寧波人聚居的上海灘。裁縫，也就是成衣匠，這也是用沙船帶過來的寧波手藝。不過寧波的成衣匠不是一些只會使用剪刀的尋常工匠，他們有一個特定的名字，叫“紅幫裁縫”。

寧波裁縫因為專門給當時被叫做紅毛人的外國人做西裝，因此就被稱作“紅幫裁縫”。據説他們的祖師爺寧波人張尚義，是一個在橫渡杭州灣時翻船的倖存者。這位當年的寧波小裁縫因為抱住了一塊破船板，經過數天的漂泊竟得以到達日本的橫濱。在言語不通、滿目都是陌生人的異國他鄉，他居然憑手藝找到了自己的職業，為停泊在那裏的俄國船員修補西裝。心靈手巧的張尚義很快成了西裝裁剪的高手，多年以後，他的兒子張有松回到上海，創辦了中國第一家西服店——福昌西服店，並向寧波同鄉廣為傳授手藝。

“紅幫裁縫”作為一個羣體，最早是依託上海灘才得以揚名，以後他們的足跡逐漸遍佈了大江南北。這些出身卑微的寧波裁縫，成了中國近代服裝改革的先驅，由他們所創造的中國服裝史上的很多個第一，至今仍為人們津津樂道。據史料記載，中國的第一套西服、第一套中山裝，甚至第一部西服理論著作，都是出自寧波人之手。

中山裝的設計者王宏卿之子王汝珍説：孫中山先生提出來了,（袋口）要用筆架形,那個時候我父親問他,為什麼要用筆架形，因為筆架形做起來比較麻煩啊，圓的做起來簡單啊，他説呢，這裏有意義的，什麼意義呢？就是我們的革命要用知識分子，等衣裳全部做成以後，孫中山先生來了，（這種款式）稱為國服，具體名字就以中山先生命名就叫“中山服”。

寧波裁縫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壟斷了各地的西服制作業，日後上海南京路上湧現的最有名的西服號，幾乎都是寧波人所開。後來的事實證明，“紅幫裁縫”的影響並沒有隨着一箇舊時代的結束而消失，即使在 1949年以後，毛澤東等新中國領導人身上的服裝，幾乎都是由“紅幫裁縫”的傳人巧手製作的。

今天，這個中國東部的城市，仍是名副其實的服裝之都，在國產的每十件服裝中，就有一件是從這裏生產出來的。

寧波人辦教育是有傳統的。它又與一位年輕的改革家王安石名字連在一起。正是他指給了寧波人又一條出路。

1047年，也就是北宋慶曆七年的秋天，27歲的年輕知縣王安石從今江西臨川風塵僕僕地踏上了寧波的土地。

王安石是一位十分執著而務實的人，他把離衙門不遠的一處破舊的廟宇改建為縣學，並親自從深山尋找到五位知書識字的老先生出山執教。這五位人物，便是日後在浙東學術史上著名的“慶曆五先生”。

寧波文化的種子播種發芽了。從此寧波有了作為學子科舉考試的專門場所“考試院”。十餘年後，當王安石以參知政事的身份為宋王朝部署改革的時候，寧波的第一代進士也產生了。那些農人商民的孩子經過十年寒窗開始成才，不久，即產生了寧波歷史上的第一位狀元。

這些原本安放在寧波孔廟裏的歷代的儒學碑，無不頌揚着王知縣當初的開蒙之功。王安石的意義並不在於使少數的民間子弟通過讀書做官而從閉塞的小城走向全國，他的更為重要的影響恰恰在於他從此倡導了一種價值取向，形成了一種耕讀傳家、商儒並生的傳統。

寧波人士諸孟家説： “我太公就是對我們講不能求官，只能求學，有學才可以以後經商。你沒文化我跟你做生意做不來的。就是以前毛澤東講的沒有文化的軍隊就是愚蠢的軍隊。我那祖宗也是這麼講，有文化我們就能走遍天下，就可以經商。”

這以後寧波出了2432名進士、12名狀元，出了數萬名舉人和數十萬名秀才童生，更為重要的是，王安石開創的那種“田家有子皆習書，士儒無人不織麻”的社會氛圍，那種尚文尚禮、崇信崇義的地方文化精神，成為了一代代寧波人人格理想的精神支柱。這以後，從寧波走向全國的基本上就是兩種人：商人和學人。

所以，從19世紀末以來，包括包玉剛在內的眾多寧波幫一直都盼着在自己的家鄉有一座屬於自己的大學。但在積貧積弱的舊中國，他們美好的願望始終未能實現。只有在新中國，在改革開放的年代，包玉剛們的抱負才得以實現。

在海外的寧波幫中，包玉剛是一位有號召力的人物。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北京會見了一位香港來的客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世界船王”包玉剛。

1984 年8月1日，鄧小平説過一句對後來影響深遠的話：“把全世界的‘寧波幫’都動員起來建設寧波。”

在鄧小平的講話鼓舞下，包玉剛行動起來了，他無償捐資1000萬美元建了一座飯店。對此，他沒有別的要求，只要求用他父親的名字命名“兆龍飯店”。鄧小平為飯店題寫了店名，這在鄧小平一生眾多的題詞中，為一家飯店題寫店名並不多見，足見鄧小平對此事的看重。

而在眾多的捐款中，也許人們記憶最為深刻的是他為家鄉寧波捐資興建寧波大學。

1984年月12月19日，是個大吉大利的好日子。這一天，中英兩國正式簽訂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也就在這一天的晚上，包玉剛與當時的寧波市長耿典華簽訂了籌建寧波大學的正式協議。這真是歷史的巧合。

1985年10月29日，寧波大學破土動工，僅用了 13個月，新建的寧波大學就迎來了她的開學典禮。

鄧小平的重要講話，包玉剛的率先垂範，這對海外寧波幫不啻是巨大震動。趙安中、曹光彪、李達三、顧國華、湯於翰、黃慶苗、朱繡山等一大批海外“寧波幫”紛紛捐資，包氏家族也繼續出資捐建寧波大學。一個在故鄉辦學的熱潮，在海外的寧波幫中蔚然成風。

今天，當人們走進寧波大學的校園，你會發現這座優美的校園稱得上是“捐資助學博物館”。每一幢樓都訴説着寧波幫人士對“百年樹人”的深刻認識；銘刻着寧波幫人士對家鄉的赤子情懷。“要真正富裕起來、強大起來，就靠教育，就靠人才”，這正是他們的共同認識。

寧波大學的成長，寧波幫的慷慨助學，激發了更多的寧波有識人士辦教育的熱情。寧波萬里教育集團又走出了一條中外合作辦學的新路子。 2004年4月15日，浙江萬里學院與英國諾丁漢大學聯合舉辦的寧波諾丁漢大學在寧波舉行了奠基儀式，這是中國第一所獨立設置的中外合作大學，從此中國的學子們可以在家門口直接“留學”世界名校了。

隨着寧波商人北渡上海，並從上海輻射到北京、天津、漢口等各大城市，藥材商的足跡也如海鷗逐浪般地流向四方。寧波商人經營的著名藥鋪，如上海的童涵春、馮存仁、蔡同德，北京的同仁堂、天津的達仁堂，都是這些城市的藥業名店。今天我們仍可以看到這些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未見絲毫褪色。

京城名店“同仁堂”，是寧波樂氏於康熙年間（1662-1722）創辦的藥號。同仁堂“有方皆法古，無物不藏真”。北京故宮博物院裏現在還陳列着慈禧吃剩的兩枚“烏雞白鳳丸”，上面有光緒年間同仁堂製作的印記。

經濟發展的首要條件就是資本，寧波人開始把錢莊辦到了上海。因為在家鄉早就擁有了開辦錢莊的經驗，所以寧波人的錢莊一進入上海，立刻就顯得遊刃有餘。

在十九世紀整整一個世紀，再延續到二十世紀初，寧波有幾個商業家族集團在上海從事錢莊的經營。比較著名的有鎮海的李家（小港），鎮海的方家（慈溪駱駝橋桕墅方），鎮海的葉家（莊市），也就是葉澄衷，以及慈溪的董家（三七市），董棣林，再後來是秦家，秦君安。上海十大錢莊資本家家族集團，寧波商人就佔了五個。

錢莊是靠個人的信用作為擔保的，它發行的叫莊票，這個莊票非常簡單，它上面是用毛筆手書的，但是它的信譽相當好，當時的中外客商都很歡迎這種莊票，稱作“上海頭寸”，相當於硬通貨。

錢莊發行的莊票，在上海地區當時季節性的棉花、茶葉和蠶絲大收購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在這樣的收購旺季裏，鉅額的資金流動，必然會帶出很大的資金缺口，而錢票起到了緩衝的作用。

寧波商人在自己的以跡過程中，創造了許多個“中國第一”。

1897年，創辦了中國第一家華人銀行——中國通商銀行，這是中國傳統金融業邁向現代的響亮信號。

而真正獨立創辦以一個城市為標誌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是四明商業儲蓄銀行，1908年成立的時候，董事會、總經理，全部都是寧波人。

正如早期的寧波商人轉而發展錢莊一樣，在上海的寧波商人已經看到了資本運作的巨大拉動力，他們從商業領域大踏步地轉向了資本運作領域。這預示着寧波商人的經營理念已經得到了巨大提升。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西方列強在華的勢力一度鬆懈，寧波商人迅速抓住機遇，在一年之內就創辦了上海煤業銀行，民新銀行，日夜銀行，中華勸業銀行等十餘家銀行。同時，又接盤創辦了中國墾業銀行，中國企業銀行等多家新式商業銀行。

以寧波金融家為主體的上海銀行家隊伍，一時被譽為“江浙財團”。

寧波籍人士創辦的金融業，對在上海的寧波工商業者的發展帶來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上海這片開闊的“灘頭”裏，寧波人成了引領當時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中國的第一家日用化工廠，第一家機器染織企業，第一家燈泡製作廠，最早的民營儀表專業廠，甚至最早的保險公司，房地產公司，證券交易所，都在寧波人的手裏誕生了。

在傳統行業中站穩腳跟的寧波商人，開始把目光投向了更多的新興產業。

寧波商人黃楚九，最早是從中藥行業起家的，後來又介入了西藥業。但他真正成名是發明了“艾羅補腦汁”。

黃楚九在藥業上有所獲利後，就轉而開拓娛樂市場，他在1912年創辦“新新舞台”，第二年又在舞台頂層開設了中國第一家“屋頂花園”，再其後，又開設新世界遊藝場，幾經操作，成為業內高手。1917年，黃楚九出資80萬元，建成了“大世界”遊藝場，一時震動大上海。但黃楚九並未因此罷手，再於1924年創建中華電影公司，成為大上海的跨門類的商界奇才。

二十世紀初，當“電影”作為舶來品傳入中國的時候，更多的人還只是驚歎於這種“西洋鏡”所具有的神奇魅力，而又是那些精明的寧波人率先覺察到了其中的商機。早在黃楚九之前，寧波人就創辦了中國第一家自主製片的影片公司——幻仙影片公司，拍攝並執導了中國的第一部故事片《難夫難妻》。這批寧波籍的早期電影人，後來被寫入了中國的電影史冊，他們中包括中國電影的早期拓荒者張石川，以及創辦了天一影片公司和邵氏兄弟影業公司的邵醉翁、邵邨人、邵仁枚、邵逸夫等著名人物。

1933年，二十幾歲的董浩雲離開寧波定海，到上海發展。幾經挫折，幾經奮鬥，終於成為中國的第一位世界船王。

董浩雲和稍後的包玉剛，都成了國際航運界令人矚目的驕子。

歷史不會忘記寧波幫在每一個關鍵時刻為中華民族所作的貢獻。

一大批著名的寧波商人出現了，這時，人們不能不對這一羣從浙東山水中走出去的人們產生出了“幫”的概念。“寧波幫”此時已經從傳統的商幫中脱胎而出，成為地域性的經濟人才羣落。

不管是北京的，還是其他各地的同鄉會，他們的具體細節到底如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不但證明了當時在外的寧波商人已經多到了需要集會的程度，而且，寧波商幫作為一個無形有質的“幫”,除了 “商儒一體”的共同地域個性外，它的內部還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心理認同機制。“同鄉”這個詞，正是他們把各自看作與自己“同一種人”的強大紐帶，同鄉會強化了這一種心靈契約關係，並使它組織化。

在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產生過徽、魯、閩、晉各幫，興盛了數百年，最後都衰落了，而寧波幫為什麼能夠繼續活躍在中國的經濟舞台上呢？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與時俱進，不斷地更新，不斷地創新，使自己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現在在家可以看到，一些今天看來還很時髦的行業，最早都是寧波人搞起來的。

還有就是王安石開創的那種“田家有子皆習書，士儒無人不織麻”的社會氛圍，那種尚文尚禮、崇信崇義的地方文化精神，成為了一代代寧波人人格理想的精神支柱。這以後，從寧波走向全國的基本上就是兩種人：商人和學人。

在寧波天一閣收藏的歷代文獻中，有五百多種寧波人寧波地方的家譜，在這些家譜所記載的人物傳記中，常常找到這樣一些資料，説是某某家族、某某人從小喜歡唸書，因為社會的動盪，家裏的經濟條件不行了，只能去從商，然後他從商成功以後，他又拿出錢來辦學，做善事，或者要他的後代繼續從事科舉、讀書，比如買辦楊坊的家譜，裏邊就講到，他們家以前也是書香門第，後來家道中落，他不得不放棄讀書，去經商。李氏是寧波的名門望族，他們的家族裏邊有很多學者，到了近代也是這樣，家道中落以後就出去做生意了，所以寧波近代商人的一大特點，就是他小時候肯定念過書，或者説經商以後，成功以後又繼續從事教育的，募捐，或者讓他的後代繼續唸書。

更有意思的是，寧波人把兩條出路巧妙地結合了。寧波的學子從一開始起就有一種“轉而從商” 的準備。官宦仕途風險環生，讀書為官常常投入太多而成功率極低，於是在開蒙階段，寧波的家長們要求學子的首先不是八股策論，而是實實在在掌握三門實用的技巧：書法、尺牘和珠算。他們認為一個學生首先應當能寫一手好字，會打一手好算盤。這樣，即使到頭來求不了官，也能當一個好商人。寧波商人後備力量的文化培養機制就這樣的形成了。

再有，就是寧波的區位優勢賦予了這座城市在中國的水運和物流集散中的特殊地位。中國有漫長的海岸線，南北船隻在寧波交匯、貿易、週轉、集散的。這樣一個非常著名的港口城市，它還有一個很有利的地方，就是京杭大運河，大家都知道的，它是通到杭州。從杭州到寧波又有一條杭甬運河，所以這裏的物資從上海到了寧波，又可以從寧波順着運河到杭州，再從杭州順着京杭大運河上溯，上溯可以通過它的各條水系，又四通八達通向中原地區，通向北方地區。

這時候，寧波就不僅僅是一個小區域的中心城市，它實際上變成了中國東南地區的物流中心。在清代（1644-1911）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裏，這座城市裏雲集了徽、魯、閩、晉各幫客商，同時也彙集了南北的船幫。在今天的甬江邊上還保留了兩座完整的船幫會館。慶安會館是南線船幫的會舍，而坐落在它邊上的則是北線船幫的安瀾會館。他們所跑的航線不同，但是他們都信奉共同的保護神媽祖，並把這位航海女神尊為“天妃”和“天后”，也就是至尊女神。

寧波為什麼有很多人在世界上創業呢，因為寧波過去是太苦了。寧波地區農業生產的糧食是不夠吃的，逼的寧波人要往外走。所以在上海也是這樣，上海後來買賣做得大的，各行各業幾乎都是寧波人。

1830年，方性齋、方潤齋、方仁和兄弟三人在上海開設南履和錢莊。1870年，方黼臣、方季揚將其改組為安康錢莊，盈利為當時錢業之冠。至1950年錢莊歇業，是上海影響最大、營業時間最長錢莊。

清朝末年民國初年，鎮海方氏家族總共開辦了43家錢莊，位列上海九大錢業集團之首，為上海錢業翹楚。

鴉片戰爭後，方潤齋、方夢香在上海開設方萃和糖行，每年營業額達高三百萬兩，為糖業翹楚。

1853 年，翁景和在上海開辦大豐洋布店，專營進口布料批發，為當時國內最早的進口布料批發商。

1854年，費綸志、李也亭、盛植管集資白銀七萬兩，向英國方面購買了中國第一艘輪船——“寶順”號，為中國本邦機器輪船之肇始。

1862年，葉澄衷在上海開設“順記五金洋雜貨店”，是上海第一家華人開設的五金號，後分號遍佈全國，被稱為“五金大王”、“火油大亨”，總資產達800萬兩白銀以上。

1867年，許春榮、翁氏在上海開設大豐洋貨號，時為上海最大進口洋布的華人商號。

1870年，葉澄衷在上海盤下德商可熾煤鐵號，專營進口煤和鐵，這是上海第一家專營煤鐵的商店。

1878 年，張尊三開設元記東洋莊，是近代中國規模經營日本海產品之第一人。在民國初年發展成當時中國最大的水產商行，張尊三亦被稱為“魚翅大王”。

1881 年，方仰峯在杭州設立方裕和南北貨商店，成為當時杭州南北貨業翹楚。

1882年，董秋根在上海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機器製造廠——“永昌機器廠”，修造小火輪，後又製造繅絲車，為這些行業的肇始。

吳錦堂在日本經商大獲成功，個人財富一度位列日本當時財富榜的第12位，成為日本著名的“關西財閥”。

1887年，嚴信厚投資白銀5萬兩，在寧波開設中國第一家機器軋花廠——通久源軋花廠。

1888年，顧松泉在上海創辦“中西藥房”，為上海第一家中國人開辦的西藥房。

1889年，葉澄衷在上海創辦鴻安輪船公司，是中國第一家民營華資輪船公司。

1890年，黃楚九在滬創辦中法藥房。1907年，合夥夏瑞芳等人創辦五洲大藥房。黃楚九、項松茂皆為新藥業先驅和翹楚。

1891年，戴嗣源在上海成立戴生昌內河官輪局，規模可觀，航線遍佈長江三角洲個內河港口，是中國第一家內河輪船公司。

1896年，江良通在上海開設和昌洋服店，是中國第一家西服店。

1896年，鮑鹹昌、鮑鹹恩、夏瑞芳等創辦商務印書館，後成為我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深遠的大型出版企業，在東亞曾一度雄居業內翹楚。

1897年，盛宣懷委派嚴信厚在上海成立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嚴為第一任總經理，嚴與葉澄衷、朱葆三位列“九總董”之中。

1902 年，由盛宣懷委派，嚴信厚聯合當時上海商業名流，籌建上海第一個商界團體——上海商務會議公所，嚴任第一任所長。1904年，上海商務會議公所改名為上海商務總會，嚴任總董。1912年又改名為上海總商會，會長、副會長均由寧波籍人士擔任。

1905年，朱葆三，嚴信厚等創辦了中國第一家保險公司 ——華興保險公司。

1905年，孫梅堂在寧波創辦制鐘工場，首創生產國產時鐘。

1917年，孫梅堂在上海盤進了法國人創辦的著名亨達利鐘錶行，後在11個大城市開設了25家分店，成為當時中國鐘錶業翹楚。

1919年，莊鴻皋開設了“亨得利”鐘錶行，在全國各地也有60多家分店，這兩家鐘錶行執20世紀初國內鐘錶業之牛耳。

1905年，張正安在杭州創辦張順記洋服店，從事西服制作與銷售，為杭州西服店之鼻祖。

1906 年，何積藩在上海開設的“列豐行”商號，是上海開設最早的一家華商百貨西洋莊。

1906年，趙孝林在上海創辦萬昌鋼鐵機器廠，以冷氣壓縮機及冷氣安裝工程為主要業務，是上海最早經營冷氣安裝的企業。

1906年，宋煒臣在漢口投資既濟水電公司，是當時國內最大的由中國人投資的水電公司。宋先後在漢口等地興辦火柴廠、揚子機器廠、官池口銅煤礦等，被譽為“漢口頭號商人”。

1908年，葉又新與樊時勳創辦了上海第一家毛紡織廠—— 上海日暉織呢廠。

1910年，王才運在上海創設榮昌祥呢絨西服號，為中國當時最大的西服企業。

1911年，紅幫裁縫張方誠為孫中山先生創制了第一件“中山裝”。

1912年，王萬榮到上海廣告社當學徒，後任上海榮昌祥廣告公司經理，因設計電影《夜半歌聲》、“鵝牌”商標的路牌廣告而聲名鵲起，被譽為“廣告大王”。

辛亥革命後，唐愛陸在漢口創辦國貨公司，這是中國第一家國貨公司。

1912年，陳萬運、沈啓湧、沈九成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毛巾廠——三友實業社，所生產毛巾暢銷全國。

1912年，柴寶懷、丁丕山等人在上海創辦“協大祥綢布店”，這是上海綢布業中第一家大型綢布商店。

1912年，張同孚在上海創辦上海協成裕記銀箱廠，製造保險箱，後進一步併購其他企業，成為當時中國規模最大的保險箱生產企業。

1912年，方液仙在上海創辦中國化學工業社，興辦了我國第一家牙膏廠，並生產多種輕工業產品，被譽為“化工大王”、“國貨大王”、“中國日用化工的奠基人”。

1913年，張石川、鄭正秋聯合執導了中國第一部無聲電影《難夫難妻》。1922年二人又合作創辦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張於1922年拍攝了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歌女紅牡丹》。張石川被譽為中國電影之鼻祖。

1913年，王生嶽在上海創建王嶽記機器廠，是上海最早生產加工齒輪的廠家。

1914年，樂汝成在濟南創辦泰康罐頭食品有限公司，1923年遷址至上海，是當時中國規模最大的產銷聯營大型食品企業。

1915年，虞洽卿創辦三北航業集團，是當時中國航運業中最大的商辦航業集團，其總噸位約佔全國民族航運業總量的七分之一。

1916 年，張石川、管海峯在上海創辦幻仙影片公司，是中國第一家自立的影片公司。

1916年，林信昭在上海創立第一家醫療器械廠——林德興五金工場。

1921年，鍾章耀與胡永年在上海創辦耀昌醫療器械號，並任經理。以上這兩家企業為民族醫療器械業的肇始。

1917年，宋漢章、盛竹書、張公權等人在上海創辦《銀行週報》，是中國發行最早、發行時間最長的經濟類專業刊物。

1917年，上海成立錢業公會，朱五樓任第一、二屆會長。1920年公會改造後，由秦潤卿擔任會長，時間長達20餘年（除第五屆任副會長外）。秦被公認為上海錢業界領袖，有“上海錢業第一人”之稱。

1917 年，餘華龍在上海創辦中華皮鞋股份有限公司，這是上海第一家由中國人開設的皮鞋店。

1918年，宋漢章擔任上海銀行公會首任會長。

1918 年，李組紳、李組才在天津與曹汝霖、陸宗輿共同創辦利濟貿易公司，推舉葉星海為董事長，李組才自任經理，為天津華商對外貿易行之肇始。

1919 年，王寶信在上海創辦益泰信記廠，為國內製造鋁質日用器皿之肇始。

1919年，李安綏在上海創辦中國最早的毛絨紡織廠，方椒伯任董事長。

1919 年，姚德甫在上海創辦華通電業機器廠，其被稱為中國低壓電器工業的奠基人。

1920年，虞洽卿、盛丕華、聞蘭亭等人在滬創辦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為中國第一家華商交易所，也是當時遠東最大的證券交易所。

1920年，鄭源興、鄭方正創辦上海最大蛋製品出口企業——“茂昌蛋廠”，為中國冷凍業之肇始，後每年營業額約佔全國出口額的五分之一。

20世紀30年代，鄭源興任中國冰蛋業公會會長、世界蛋業公會理事長。

1921 年，朱葆三、嚴信厚等創辦中國第一家信託公司——“中易信託公司”。

1921年，胡西園研製出中國第一隻白熾燈泡，1923年創辦了中國第一家燈泡製造廠，是中國電燈泡工業之肇始。

1921年，王伯元在上海開設裕發永金號獲成功。後其又投資錢莊、銀行、保險公司等行業，成為當時著名實業家，被稱為“金子大王”。

1921年，黃楚九在上海創辦上海日夜銀行，為近代中國第一家日夜全天營業的銀行。

1921年，項松茂等人在上海組建“五洲固本皂藥廠”，後發展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制皂企業。

1933年，方液仙聯合二百多家廠家，在上海南京東路大陸商場開設了中國第一家中國國貨公司。

嚴信厚、虞洽卿、朱葆三、周晉鑣、葉澄衷（“五金大王”）、俞佐庭、金潤庠、方椒伯、方液仙（“日化大王”、“國貨大王”）、任士剛（“汗衫大王”）、劉鴻生（“火柴大王”）、項松茂（“製藥大王”）、黃楚九、秦潤卿、盛丕華

宋煒臣

朱繼聖、王銘槐

包玉剛（Yue-Kong Pao）（世界船王）、董浩雲（Tung Chao Yung）（世界船王）、安子介、包兆龍、厲樹雄、邵仁枚、邵逸夫（Run Run Shaw）（影業鉅子）、邱德根、王寬誠、曹光彪（“毛紡大王”）、陳廷驊（Chen Din Hwa）（“棉紗大王”）、邵炎忠（“電子大王”）、周亦卿、李達三、袁仰安、王守業（Dah Sing Bank Limited創辦人）、範鴻齡、李惠利。

張忠謀（Morris Chang）（芯片大王）、張敏鈺（“水泥大王”）、王傳麟（“棉花大王”）、翁明昌 、翁大銘

丁磊（Ding Lei）（中國NetEase創辦人）、鮑嶽橋 （中國聯眾創辦人）、徐立華 （波導Ningbo Bird創辦人）

應昌期、應行久、應立人、張濟民、毛昭寰（William Mow） （Bugle Boy創辦人）、莊思浩（Alfred Chuang） （BEA Systems創辦人）、朱敏（Min Zhu）（WebEx創辦人）

陳名豪 （德國漢堡中華會館理事長）

胡嘉烈（新加坡，南洋鉅商）

張尊三（“魚翅大王”）、吳錦堂（關西財閥）、孫忠利 （日本孫氏企業有限公司創辦人）、傅在源 （日本三晶實業株式會社創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