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商銀行

中國通商銀行創辦於1897年，是中國人自辦的第一家商辦銀行。寧波商人葉澄衷、嚴信厚、朱葆三等是該行的創辦人與大股東。 ^[1]  通商銀行名為商辦，實系奉旨設立的官商性質，規定“權歸總董，利歸股商”，其實大權均由盛宣懷一人獨攬。通商銀行創立時，招商股500萬兩，先收半數250萬兩，並商借度支部庫銀100萬兩，議分5年攤還，至光緒二十八年如約還清，純留商股。股份中，盛宣懷任督辦的招商局和電報局分別投資80萬兩和20萬兩，佔實收資本的2/5；盛宣懷名下包括他本人和代其他大官僚如李鴻章等的投資達70餘萬兩；北洋大臣王文韶投資5萬兩；通商總董中張振勳和嚴信厚投資10萬兩和5萬兩。以上幾筆已達200萬兩，約佔當時實收資本的80%。其餘真正屬於各地純粹商人投資的股份為數極少。此時，中國無銀行法令及成規可援，故一切組織管理及營業規則，皆參照外商銀行成例辦理。設總董張振勳(弼士)、嚴信厚(筱舫)、朱寶珊(葆三)、劉學詢(慎初)、葉成忠(澄衷)、楊文駿(彝卿)、嚴瀠(芝眉)、陳猷(輝庭)、楊廷杲(子萱)、施則敬(子英)共10人，以嚴瀠為駐行辦事總董。由盛宣懷督同各總董議訂章程22條，奏明權歸總董，利歸股商，用人辦事，以匯豐為準，商款商辦，官但保護，而不管事。並借重外才，徵用客卿，聘任英人美德倫為洋大班，滬上錢業領袖陳笙郊為華大班，藉以融通中外金融。

中國通商銀行大樓：地址：黃浦區中山東一路23號(廣東路中山東一路)

通商銀行成立之初，國家即授予發行銀元、銀兩兩種鈔票的特權，以為民用，使為整理幣制之樞紐，至此國中始見本國紙幣與外商銀行之紙幣分庭抗禮，金融大權，不復為外商銀行所把持。除發鈔外，該行並代收庫銀，全國各大行省，均先後設立分行，重要者計有北京、天津、保定、煙台、漢口、重慶、長沙、廣州、汕頭、香港、福州、九江、常德、鎮江、揚州、蘇州、寧波等處，業務極一時之盛。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攻佔北京，京行首遭焚燬，天津分行亦隨之收束，業務漸告不振。到光緒三十一年只剩下北京、漢口兩個分行和煙台一個支行了。

中國通商銀行的鈔票股票(34張)

民國肇興，該行成為純粹的商業銀行。時華大班陳笙郊、謝綸輝兩人已相繼去世，因謝綸輝之子謝光甫接任第三任華經理，亦改稱為總經理。傅宗耀遂採取投靠軍閥，拉攏股東，逐漸架空謝光甫，成為了第四任經理。傅宗耀（筱庵）繼任其職；惟洋員的權限，自民國元年（1912年）以後的10年中，已逐漸收回。傅掌權後，繼續獻媚投靠北洋軍閥，以大量資金支持北洋政府。民國16年3月，北伐軍到達上海，傅筱庵被通緝，逃往大連。後經虞洽卿等人的疏通，國民政府撤銷對他的通緝，回到上海，仍任通商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傅筱庵從大連回來後，通過財政部次長徐堪的關係，獲得加發新鈔的權利。民國23年發行額達到2900多萬元，而現金準備加上保證準備不過900多萬元，嚴重不足。次年夏，上海發生擠兑風潮，金融緊迫，該行準備空虛，應付為難，傅筱庵乞求徐堪幫助，結果正好落入圈套，國民政府當局隨即授意杜月笙出面維持，同意由中央、中國、交通3家銀行各撥款100萬元解決通商危機。當中央銀行100萬元款項撥到後，一場風潮終於平息。6月7日上午通商銀行召開董事會，互推杜月笙為董事長，傅筱庵改任常務董事。是年冬，國民政府實施法幣政策，所有發行事宜，即遵令移交中央銀行辦理。民國25年春，該行正式改組為“官商合辦”銀行，資本額增為400萬元，原有私股350萬元按15%摺合成52.5萬元，另由國民政府以復興公債抵充，加入官股347.5萬元。此後，中國通商銀行即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所控制，與四明商業儲蓄銀行、中國實業銀行、中國國貨銀行合稱為“小四行”。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該行為應付非常起見，特設上海分行，將原有總行機構自上海外灘遷至前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中路）辦公，以謀相機內遷。原有東南各行處業務，均遭停頓，先後撤退來滬，成立撤退聯合辦事處。民國27年4月與四明、中匯兩銀行在香港設立聯合通訊處，把一部分資金轉移到香港。民國30年9月，杜月笙派駱清華到重慶籌設分行。民國32年6月改渝行為總行，並先後在蘭州、西安、洛陽、寶雞、成都、自流井、衡陽、桂林等地設立分支機構，業務重心轉移到大後方。與此同時，通商銀行在上海的機構和業務，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久，即由汪偽政府接管，另派張文煥為董事長、李思浩為董事，受偽中央儲備銀行的控制。

抗日戰爭勝利後，杜月笙、駱清華趕回上海，積極籌劃收復區各行處的接收清理事宜，同時將上海分行及所屬滬區各支行先予復業。1946年春總行由重慶遷回上海，並次第恢復了京、甬、杭、錫等分支行。但是，在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經濟瀕臨崩潰之際，銀行正常業務難以開展，而杜月笙、駱清華等更想方設法抽逃資金，因此，到上海解放前夕，通商銀行除一些房地產以外，只剩下一個有名無實的空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