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裝

中山裝是1925年4月廣州革命政府為了紀念孫中山先生而將他創導的制服命名的服裝。

辛亥革命後，革命者面臨着服裝改制的問題，孫中山是中華民國大總統，經常出席重要的國務活動，會見外國使節，着裝如何，關係到新生政權的禮儀和尊嚴。

孫中山曾認為：“西服雖好，不適應我國人民的生活，正式場合會見外賓有損國體。傳統服式，形式陳舊，又與封建體制不易區別。”因此產生了設計制服的動機。

孫中山很早就留學美國，後去日本，接受西方教育期間，常穿學生服，革命活動中，也穿過西式軍便服，日式學生服和西式軍便服都是採用西服裁法制成的，結構和中式全然不同。中山裝借鑑了這種裁法和結構，結合中國國情，改制成既帶有軍裝風格又不失學者文雅的服裝。

從最初的中山裝形制到最後定型的正式中山裝，前後經歷了近20年。中山裝不斷地修改，逐漸區別於學生裝和軍便服。商人歷來被視為重利輕義的羣體，而僑居日本多年的“紅幫裁縫”卻表現出超乎尋常的明大義。

日本橫濱是早期中國革命黨人的聚集地，為躲避清政府追殺，孫中山、黃興等革命先驅曾在此籌劃成立同盟會，並爭取當地華僑界的支持，其中就有服裝行業的華僑。當孫中山第一次至橫濱，就有服裝行業的華僑參加接待工作，成為孫中山革命事業的忠實追隨者和支持者。

在橫濱期間，孫中山和黃興等人經常去鄞縣茅山人張方誠經營的“同義昌”呢絨洋服店，並將創制新服裝的想法告訴張方誠等服裝界的華僑”。在這批“紅幫裁縫”的鼎力支持下，由張方誠親手縫製的中國第一款中山裝在日本橫濱問世了。

1905年，寧波紅幫裁縫中的張方誠在日本為孫中山製作了第一套中山裝，為直翻領，胸前7粒紐扣。1916年，孫中山回國後，紅幫裁縫王才運應孫中山之請，在此前的基礎上，又多加改制，成為七紐、立領、四個口袋的中山裝，接近於新軍軍裝。

前襟7粒紐扣改為5粒紐扣，以象徵“五權憲法”；改上貼袋蓋為倒山字形筆架式，稱為“筆架蓋”，象徵中國民主革命要重用知識分子；袖口4粒紐扣改為3粒，象徵三民主義。

1924年後，中山裝向民用和軍服兩方面分化發展，1928年基本定型。口袋不加褶，袖口不綴紐，門紐改成五粒，這種形制的中山裝，在部隊中演變成軍官服，紅軍軍服基本就是這一形制的簡化。

在中國近代服裝發展史上，“寧波幫裁縫”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寧波的“紅幫裁縫”更是創下了輝煌的歷史：第一款西服的縫製、第一件中山裝的創制、第一部西服技術專著的編寫、第一所西服工藝職業學校的創辦，都凝聚了“紅幫裁縫”這個羣體勇於開拓、敢於創新的求實精神。以偉大的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的第一件中山裝的問世，更是中國服裝史上里程碑式的變革，是中國近代文化發展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外在表現，體現了國人思想意識由內而外的一種革新形式。 ^[15-16] 

孫中山中山裝照片(4張)

1928年3月，國民黨內政部要求部員一律穿棉布中山裝；次月，南京市政府“為發揚精神起見”，規定職員“一律着中山裝”。

1929年4月，國民政府第二十二次國務會議議決《文官制服禮服條例》：“制服用中山裝。”就此，中山裝經國民政府明令公佈而成為法定的制服。

1935年，南京特別市政府規定“辦公時間內一律穿着制服”，嚴厲“取締奇裝異服”，穿中山裝，且質料“必須國貨”。隨後，江西省政府頒佈《江西省公務員制服辦法》，中山裝成為全體公務員的統一着裝，而且規定“制服質料，以本省土布或國貨布匹為限”，“春秋兩季灰色冬季藏青色”。同年，河南省政府規定，學校“男教職員，應一律着中山裝”。

1936年2月，蔣介石下令全體公務員穿統一制服，式樣為中山裝。從此，中山裝正式成為全國公務員的統一制服。同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專門規定：“學校教職員服中山裝為原則，但顏色式樣須一律”；同時，學生也必須穿中山裝，學生服裝式樣：“衣褲中山裝”。為進一步引導規範人們的服裝，國民政府又規定集團結婚的禮服為中山裝。隨着蔣介石倡導新生活運動，集團結婚在全國各地廣泛開展，中山裝作為婚禮禮服，在社會上影響日益增強。1942年2月，湖南省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制定的《湖南省新生活集團結婚辦法》第五條規定：“新郎穿藍袍黑褂或中山裝。”不少地方的集團結婚也有此規定 ^[3]  。

新中國成立後，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以後，一次次的政治運動使得建國前存在的大部分服裝種類逐漸從中國社會消失。在這個貧窮而節儉的年代，中山裝符合中國的國情和政治要求，從國家領導人到普通老百姓，中山裝成為他們的正式服裝，從而被稱為“中山裝時代”，這是中山裝全社會普及的最高潮 ^[4]  。

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西裝和其他時裝逐漸開始流行。雖然中山裝在民間逐漸被人們遺忘，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國家領導人和朝鮮的領導人在出席國內重大活動時，依舊習慣穿着中山裝。

200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60週年華誕，胡錦濤主席等國家領導人身着中山裝面向世人、面向世界。

2013年兩會期間，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徐利明、盛小云建議：應明確中山裝為中國人的“正裝”以體現“文化自信”，同時建議將中山裝申報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 ^[5]  。

2016年2月29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向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十二屆四次會議提交提案，建議將中山裝作為國家正式禮服 ^[2]  。

中山裝的樣式大約在20世紀20年代初基本成型，其基本形制是：立翻領、四個有筆架形袋蓋的貼袋、袋蓋上有紐扣， 前門襟有七粒紐扣、袖口有三粒扣、背部有腰帶和開衩。自20世紀20年代以後，中山裝雖然在款式上有個別的變動，但總體變動不大，主要的改動就是把七粒扣改為五粒扣：後背取消腰帶、開衩；上口袋有褶襉式的貼袋改為平貼袋。這些改變在20世紀30年代完成後，中山裝的形制基木穩定下來。中山裝款式的總體變化趨勢是局部變化，整體不變，並且由繁到簡，結構更加清晰，線條簡練滑順 ^[4]  。

中山裝做工比較講究，領角要做成窩勢，後過肩不應湧起，袖子同西裝袖一樣要求前圓後登，前胸處要有胖勢，四個口袋要做得平服，絲縷要直。在工藝上可分精做和簡做兩種，前者有夾裏和襯墊，一般用作禮服和褲子配套穿用，後者不加襯料，適合於日常作便服穿用。

對於面料的選用也有些不同，作為禮服用的中山裝面料宜選用純毛華達呢、駝絲錦、麥爾登、海軍呢等。這些面料的特點是質地厚實，手感豐滿，呢面平滑，光澤柔和，與中山裝的款式風格相得益彰，使服裝更顯得沉穩莊重 ^[6]  ，而作為便服用的面料，可選擇相對較靈活，可用棉布、卡其、華達呢、化纖織物以及混紡毛織物。

中山裝的色彩很豐富，除常見的藍色、灰色外，還有駝色、黑色、白色、灰綠色、米黃色等。一般來説，南方地區偏愛淺色，而北方地區則偏愛深色。在不同場合穿用，對其顏色的選擇也不一樣，作禮服用的中山裝色彩要莊重、沉着，而作便服用時色彩可以鮮明活潑些。

1956年，服裝設計師田阿桐受命為毛澤東製作服裝，他想到了中山裝。但由於毛澤東身材高大魁梧，一般的中山裝，難以很好地展示他的風采，必須作適當的改良。傳統的中山裝領子比較窄，田阿桐根據毛澤東的體型、神態和身為中國人民領袖的風采，大膽改進了原來的中山裝。將上面兩個衣袋的兜蓋改為彎而尖，墊肩稍微上翹，兩肩更加平整服帖。領子變化最大，領口加寬，翻領變得大而尖，完全改變緊扣喉部的格式。衣服的前闊、後背做得略寬一些，中腰稍微收斂，衣服後片比前片加長一些，袖簡稍稍提起，更顯偉岸。這款衣服設計出來以後，毛澤東非常滿意。“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來臨，毛澤東穿上這套中山裝後，拍了標準像，並被放大懸掛在天安門城樓正中。從那以後，只要在重大場合，毛澤東總是穿着這款中山裝，國外就把這種改進的中山裝稱為“毛式中山裝” ^[7-8]  。

中山裝由於孫中山的提倡，也由於它的簡便，實用；自辛亥革命起便和西服一起開始流行。1912年民國政府通令將中山裝定為禮服，修改中山裝造型，並賦於了新的含義。立翻領（最早是立領），對襟，前襟五粒扣，四個貼袋，袖口三粒扣。後片不破縫。這些形制其實是有講究的，根據《易經》周代禮儀等內容寓以意義。

其一，衣服前臉四個兜各代表禮、義、廉、恥。

其二，門襟五粒紐扣代表立法、司法、行政、考試權，檢察權，這就是五權分立。

其三，左右袖口的三個紐扣則分別表示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和共和的理念（平等、自由、博愛）。

其四，後背不破縫，表示國家和平統一之大義。

其五，衣領定為翻領封閉式，顯示嚴謹治國的理念。

在民國十八年制定民國憲法時，曾規定一定等級的文官宣誓就職時一律穿中山裝，以表示遵奉先生之法 ^[9]  。

中山裝的優點很多，主要是造型均衡對稱，外形美觀大方，穿着高雅穩重、活動方便、保暖護身，既可作禮服，又可作便裝。其缺點是領口緊、卡脖子等。中山裝可以凸顯男人沉着老練、穩健大方的風格，增添一份儒雅之氣。改良後的中山裝色彩很豐富，除常見的黑色、白色和灰色外，還有駝色、白色和藍色等。在不同場合穿用，顏色的選擇也不一樣，作禮服用的中山裝色彩要莊重，而作便服用時色彩可以鮮明活潑一些。如果不是特別正式的場合，可以隨意一些，中山裝可以搭配亮色的襯衫，襯衫領可外露一些白色，但不宜露得太多。在穿着時，要注意由中山裝所傳遞出的意藴與其人生態度相吻合，要把風紀扣彌合，有人圖一時的舒適而敞開領釦，這樣會使自己在眾人眼裏顯得不倫不類，有失風雅和嚴肅 ^[10]  。

中山裝的誕生，結束了中國幾千年來袍服制一統天下的局面，顛覆了中國人原有關於傳統服裝與身體空間的觀念。中山裝的流行，也代表着服裝平等化觀念的出現，是中國服裝發展史上一場震撼性的革命 ^[3]  。

中山裝對於引導人們形成共同的政治、思想、文化與情感認同起到了積極作用。中山裝的推廣與流行，促成了中國傳統袍式服裝向西方短式服裝的轉型，改變了中國人“交領右衽，上衣下裳”的服飾習慣，也改變了中國人對服裝的審美習慣與實用標準。中山裝不僅作為一種政治服裝而流行全國，而且作為中西文化融合的服裝而深受國人喜愛。中山裝是愛國、進步、文明的象徵，更是繼承孫中山遺志的象徵，滿足了近代中國人意欲表達的政治情感，引起思想共鳴，這是中山裝能夠流行的真正社會思想基礎。

中山裝是中國現代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出現的具有特別意義的服裝，是既體現民族性、又體現現代性的服裝。與此同時，它成為國民的認同方式以及體現羣體意識的符號，具有獨特的社會文化價值。正因為如此，中山裝的推廣與流行與近代民族國家的建構進程相同步，而其內在民族主義特性與孫中山符號一樣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中山裝因此流行於民國時期 ^[11]  。

中山裝具有中國民族的特點，穿着簡便、舒適、挺括。曾一度被世界公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服”。中山裝做為中國人一度推崇的常式禮服，它同時也承載着一種文化，一種禮儀，一份民族自尊和自豪感 ^[12]  。

有關中山裝的三民主義、國之四維、五權憲法等政治含義流傳甚廣，已經成為中國大陸高中歷史課堂甚至社會上流行的“常識”。但在薛偉強、湯文於2014年發表的《中山裝“政治含義”考辨》一文中，作者基於民國時期大量官私文獻的梳理檢核認為，沒有證據支持孫中山或國民政府曾賦予中山裝特殊的政治含義。而這種説法的最初起源是復旦大學夏林根提出的，他在1992年的《第一套中山裝》一文中描述“紐扣為五粒，象徵五權憲法”。但並沒有註明這種説法的來源。此後，《文化生活報》中一篇有關中山裝來歷的短文，在基本沿用中山裝意含五權憲法的基礎上，又增加了“三民主義”“國之四維”這兩個説法。形成了中山裝完整的“三四五”故事，並迅速流傳開來。因此，薛文認為“所謂中山裝的特殊政治意義只是一個美麗的童話，最多可以視為民間娛樂版” ^[13-14]  。

毛經文在2018年發表的《也析中山裝的政治含義》一文中則認為，中山裝雖沒有“三民四維五權”等特殊政治意義，但也不若薛文所述中山裝沒有某些政治含義。他認為中山裝具有以下幾點政治象徵意義：一是愛國的國貨意義，中山裝具有民族主義色彩，一般用國貨中山布製作，似乎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對得起中山先生，才能起到緬懷和紀念孫先生作用。二是中山裝在整齊、嚴肅、神聖、莊嚴的背後隱含着通過身體實踐對人們進行意識形態隱性化規訓，對政治要求的自覺認同。三是讓每個國民黨黨員，都覺得黨員應該穿着中山裝，應通過統一着中山裝來維護黨內團結與凝聚革命力量。四是關聯愛國，中山裝成為革命、進步的代名詞，穿着中山裝就被定義為擁護革命與進步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