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丕華

盛丕華，原名沛華，1882年3月29日出生於浙江慈溪駱駝橋廟跟盛家（今屬浙江省寧波市鎮海區駱駝街道餘三村）的一個店員家庭，家境貧寒。少年時在家鄉就讀私塾。7歲時因父親去世中綴，後應親戚費家之邀，往費家伴表弟讀書。1895年，盛丕華14歲，中止伴讀，去上海費家開設的寶成銀樓當學徒，學徒期滿後轉至寶成銀樓當助理司賬。1905年，寧波秦家在上海創辦恆興錢莊，盛丕華進恆興錢莊當跑街，以後又轉任慶大洋貨號、大豐洋貨號賬房。 ^[2]  因受維新思潮影響，此時的盛丕華常能關心國家大事，並以振興中華激勵自己。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參加反對將滬杭甬路權讓予英國的保衞路權運動，組織浙江旅滬學會。 ^[5]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為募集軍費，擬在上海開辦交易所。盛丕華上書孫中山，並受孫的接見。1914年任寧紹輪船公司監察人，公司總經理虞洽卿低價承購公司的甬興輪後高額轉租外商，坐獲厚利，他提出訴訟，迫使虞將甬興輪歸還公司。1920年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成立，盛出任常務理事，並被推為主管會計。此後歷任上海總商會會董、上元企業公司經理，在上海、武漢等地經營證券物品交易和房地產業。與此同時，盛也參與買空賣空的投機活動。1924年，盛丕華投機失敗，負債累累，被迫避走武漢。到漢後，盛任漢口中中國銀行行長洪苓西的秘書。後來他又轉入洪的開明公司任職，經營花紗布、絲麻的貿易，獲利頗豐。此外，盛還投資五埠地產公司，經營房地產買賣。

1930年，盛不華從漢口回到上海，重返證券物品交易所，仍任常務董事，併兼管證券部業務，該部由盛委託東南信託公司共同經營，擴展了業務。此時他並與人共同投資創辦中一銀行，被選為董事；在社會活動方面，他先後當選為上海總商會和寧波旅滬同鄉會會董等職。

1934年，盛不華在上海靜安別墅組織愛國民眾團體“中社”出刊《新社會》半月刊。後來該刊在盛的支持下，由其長子盛康年主持，並與中共地下組織取得聯繫，加強了政治色彩，積極宣傳抗日救亡的愛國主張，抨擊國民黨政府對內打內戰、對外不抵抗的賣國政策，因此出了幾期後，即被國民黨政府發覺查封。

1936年，寧波旅滬同鄉會為蔣介石祝壽捐獻飛機，大擺鏈席，禁請各童參加，並特為盛不華留一席位，但是盛藉故拒絕出席。此時盛不華在商業活動方面與人合夥創辦“上元企業公司”，自任經理。

1937年抗戰爆發，國共兩黨再次合作。盛積極動員家眷將金銀飾物捐獻國家，支援抗戰。此一時期，他同謝繩祖合作，從德籍猶太人手中盤進開美科製藥廠經營生產藥片、針劑，稍後受日商干涉，經營房地產。

不久上海陷落，新亞飯店被日方佔用，飯點歇業後，原職工生活發生困難，張澹如（張靜江之弟）與盛丕華議定出資要盛籌設紅棉酒家。經過精心設計，紅棉酒家於1939年10月開張，盛丕華出任董事長。由於餐廳佈置雅緻，菜餚富有特色，地段居中，交通便利，因此成為瀘上文人雅士及工商界上層人物銷會聚餐的佳處，寧商總金虞洽卿、徐永祚、方椒伯、袁履登等人發起，以盛不華、包達三、張綢伯為核心的星期聚餐會也就從此時、此地開始。起初主要談談生意經，交流市場信息。後來隨着形勢的發展，有些人如虞洽卿離滬去重慶；袁履登、聞蘭亭等人也先後退出；而另有些進步民主人士，如陳維暖、俞寰澄、陳已生、謝之暉等在陸續參加，人數不斷護大，政治氣氛也漸趨濃厚，聚餐會上談話的內容也逐漸發生了根本變化，從談生意經轉變為議論時局，傳播世界局勢的演變發展和世界反法西斯鬥爭力量不斷壯大等激勵人心的消息，增強了大家抗戰勝利的信念，鼓舞了堅持抗日的意志。在民主人士中運傳閲着毛澤的《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斯諸的《西行漫記》等書。 ^[4]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參加民主建國會，任常務理事，改紅棉酒家三樓為“紅樓”，供民主人士活動，成為中國共產黨團結工商界人士參加民主運動的重要場所。 ^[6] 

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界10萬多人舉行反內戰遊行示威，他與馬敍倫等11人被推為代表，赴南京請願。至南京下關車站，馬敍倫等遭特務毆傷，他受權發表聲明，引起中外人士共鳴。經過這一次鍛鍊，盛丕華的政治立場進一步堅定。

1949年平、津解放後，離滬轉道香港至北平。3月25日參加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導人檢閲解放軍的儀式。4月15日參加毛澤東召集的工商界人士座談會。5月26日應周恩來邀請，討論民建組織問題，隨後被推舉為民建負責人之一，參與人民政協籌備工作，又與黃炎培、陳叔通等籌建全國工商聯。 ^[5]  6月返回上海。8月5日，上海舉行了第一次各界代表會議，盛不華提議組織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8月26日，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籌備會舉行成立大會。 ^[7] 

1949年9月赴京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推為大會主席團成員，繼參加開國大典。

1951年10月23日，被選為上海市首任副市長，併兼任上海市監督委員會主任委員。 ^[4]  後歷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政協常務委員，並任中國民主建國會副主任委員和上海分會主任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副主席全國及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副主任委員。

1956年帶頭參加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

1961年2月8日，盛丕華因患胃癌，醫治無效，病逝於上海華東醫院，享年79歲。上海各界隆重舉行追悼會，中共中央派人送了花圈並講話。

1986年，經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在萬國公墓為其重建新墓，1987年新墓建成，上海各界人士300多人蔘加了紀念儀式。 ^[1] 

1907年，江浙兩省各界人士為反對英帝國主義從清朝統治者手中攫取我國滬杭甬鐵路權，掀起了反對收歸國有、保障路權的羣眾運動。次年，盛丕華和一批同鄉組織浙江旅滬學會，並向英帝國和清朝統治者抗爭。當時，上海總商會為官僚盤踞，外商從中漁利很多，羣眾很不滿意。為了表達國家民族利益受到損害的憤懣之情和正義感，1910年，盛丕華和一些年輕的商界人士發起組織了“商業研究會”，與上海總商會對抗。“商業研究會”為維護民族資本正當利益，積極抵制帝國主義在華特權，為國家和社會挽回了巨大損失。

1920年7月1日，盛丕華首次與同鄉虞洽卿等人創建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而實際上交易所是孫中山為籌集革命經費而建。可見盛丕華在當時已經利用自己的身份，在為國家的存亡貢獻力量。同年8月，盛丕華當選為上海總商會會董，一躍成為上海工商界有地位的上層人物。此後，盛丕華又吸收了一批“新學之士”的新進人物入會，上海總商會也真正向“革命”前進了一大步。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東北、華北地區先後滄陷，盛丕華深感民族危機日益深重，對國民黨政府消極抗日極為不滿，不斷探尋救國之路。他常閲讀進步書籍，並觀看蘇僑協會組織放映的蘇聯影片。1934年組織愛國團體“中社”,出版《新社會》半月刊，宣傳抗日救國思想，後被國民黨政府查封。 ^[6]  但盛丕華並不灰心，他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救亡的領導力量，把希望寄託在共產黨身上，與愛國工商界人士同心協力宣傳共產黨主張。 ^[7] 

當時馬寅初、章乃器、巴金、胡適之等都在該刊發表文章，該刊從1935年第八卷第三期起，通過盛丕華的關係，由盛丕華之子接手，承擔編輯發刊全責，把該刊原來標舉的“改造舊社會，創造新社會”的使命，更為明白積極地推向宣傳抗日救亡，號召“為着光明的新社會，快把鬥爭來展開”。

盛丕華和兒子都是中共的親密夥伴。早年，盛康年就與中共地下黨組織接觸，抗日戰爭爆發後一直在上海為抗日救亡工作奔走，抗戰初期他赴武漢擔任青年救亡協會工作，併為報刊撰文宣傳抗戰。他的活動受到了其父盛丕華的影響。

1945年抗戰勝利後，盛丕華的好友章乃器從重慶回到上海，經章的介紹，盛丕華參加了當年12月在重慶成立的愛國民主黨派“中國民主建國會”，並以他所團結的“星六聚餐會”的工商界人士為基礎，組織了“工商協會”，展開了爭取和平民主的鬥爭。此時他將紅棉酒家三樓改稱為“紅樓”，一般顧客不能上樓，專供民主人士開會敍談之用。常請有影響的人士如宦鄉、孫曉村、馬敍倫、漆淇生等前來講演，分析形勢，指明方向。並曾設宴招待從國民黨監獄營救獲釋的愛國志士。1946年9月2日，馮玉祥受到蔣介石的排擠，出國考察。出發當天，民主人士在紅棉酒家開會歡送，由郭沫若主持，參加者20餘人，會上郭、馮等作詩唱和、攝影留念。會後馮即直接驅車上船出國。郭在會上曾説：“我到這裏才真正感到了民主的空氣。”此時紅棉酒家已成中國共產黨團結工商人士參加民主運動的重要陣地。 ^[4] 

1946年6月，內戰更為嚴重，民族經濟危殆。國民黨挑起全面內戰，激起全國人民抗議。這時，在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支持下，民主促進會、民主建國會等人民團體聯合會，推派盛丕華、馬敍倫等10人組成“和平請願團”，於6月23日赴南京向國民黨當局請願，呼籲和平，反對內戰。不料當天下午7時到達南京下關車站時，就遭到偽裝成難民的國民黨特務的圍困毆辱，馬敍倫等代表被打傷。通過下關慘案，盛丕華對中國共產黨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信任。他親眼看到就在慘案發生的當夜，中共周恩來、董必武、滕代遠、鄧穎超等同志親到醫院慰問。

第二天晚上，周恩來在梅園新村設宴招待請願團全體代表，還為代表們作報告，分析形勢，闡明中共方針，揭示新中國光明前途，指出民主人士前進方向，盛丕華受到莫大鼓舞。 ^[2] 

1947年7月，盛丕華夫婦皆同盛康年夫婦和王紀華夫婦一 起去台灣，表面上為籌設紅棉酒家分店，實際上打算轉道香港去解放區。到台灣後，王紀華和盛康年夫婦伴同盛華夫人先行去香港。不久，盛康年從香港轉來中共領導見：待適當時機再請盛不華去解放區，盛遂從台回滬。

1947年10月26日，國民黨反動派悍然宣佈中國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民盟總部被迫解散，上海民盟轉入地下，其他民主黨派也受到影響。許多民主人士被迫潛赴香港，或轉入地下活動。著名愛國人士陳叔通等發起，假上海趙主教路（今五原路）大通別墅包達三家定期舉行“雙週聚餐會”，實際是以聚餐為名，不時請專家學者一起分析研究時事問題；宣傳中國共產黨的路線和方針政策；傳達解放區的信息。參加這一聚餐會的工商界和社會知名人士，有盛丕華、張綢伯、俞寰澄、沈子槎、邱文奎、馬敍倫、周建人、王紹整、陳已生、王紀華、鬍子嬰等，盛不華從不缺席，是該會的積極分子。“聚餐會”公認陳叔通為會長，盛不華為財政部長，邱文奎為行動隊長。本着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通力合作，開展活動。1948年，聚餐會曾籌集款項，資助逃避國民黨白色恐怖的進步教授張志讓、沈體蘭等去香港，並保證留滬家屬生活，盛不華出錢最多。雙週聚餐會對當時的學生愛國運動從政治上和經濟上也給予大力支持。

1947年5月，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以“共產黨陰謀分子嫌疑”的莫須有罪名，肆意搜捕大批無辜的大學生，引起上海廣大學生的憤怒抗議。1947年下半年，在盛不華主持的一次聚餐會上，馬寅初向盛丕華、邱文奎等提議，把中華工商專科學校學生楊榴英（學聯繫統的中共地下黨員）和交大學生戚某、張某等隱藏起來，以免被國民黨抓走，盛立即表示支持。當時上海學聯出版的《學生報》被迫暫停出版，中華工商專科學校地下黨領導的進步學生秘密出版了《學生通訊》，以指導該校的學生運動，但經費十分困難，也得到了雙週聚餐會盛不華等工商界人士的支持，由該校學生胡志萍從楊秋白那裏領到資助費，得以印刷出版。 ^[4] 

1948年，中國共產黨在紀念“五一”勞動節之際，發出在解放區召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盛丕華在上海蔘加民建會議，一致響應共產黨號召，拋棄中間立場，站到中國共產黨一邊，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解放前夕，民建成員處於白色恐怖之下，在中共地下黨的安排下，盛丕華、黃炎培等人於1949年3月來到嚮往已久的解放區。25日又來到北平，受到中共領導人的熱烈歡迎。期間，毛主席專約盛丕華等人談話，勉勵他們為解放上海效力。

當時盛丕華就提議：要借鑑人民解放軍解放天津在住宿問題上的經驗和教訓，解放軍進上海不住民房。中共聽取了此建議。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時，上海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這樣一個畫面——解放軍不住民房，全體在馬路上露宿。這個決策使上海這座國際性大城市完好無損地回到人民手中。

6月份，盛丕華回到上海。回滬後，盛丕華籌備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直至1951年成立。盛丕華從1949年8月起直到1961年，主持上海市工商聯工作十餘年。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盛丕華攜夫人欣然去北平參加。會議期間，盛丕華被推為大會主席團成員。10月1日，盛丕華登上天安門城樓，迎接新中國的成立。1950年，周恩來提議盛丕華為上海市副市長。經過選舉，盛丕華當選為新中國上海市第一任副市長之一。盛丕華歷任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委，華東行政委員會副主席，並任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副主任委員，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任委員。民建上海市委員會主任委員，上海市工商聯主任委員等公職。

1953年，時任上海市副市長的盛丕華，勸説舊上海幫會頭子黃金榮坦白交代罪行，黃金榮的自白書公佈於報刊，在社會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動。期間，盛丕華在黨的領導下，把自己全部精力投入恢復國民經濟和建設新中國事業中去。解放初期，他積極聯繫和組織民建會員、工商界人士發展生產，恢復經濟。為了響應抗美援朝號召，組織上海工商界一舉捐獻了270架飛機。1956年，提交公私合營申請書，這是一件震動海內外的具有重大意義的事情，為實現社會主義改造邁出了重要一步。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