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玉剛

1918年11月10日，包玉剛出生在浙江寧波一個小商人家庭。父親包兆龍是一個商人，常年在漢口經商。儘管他事務繁忙，但卻對子女非常嚴格。由於家庭還算富裕，他決定讓子女接受當地最好的教育。

年輕時期的包玉剛(3張)

寧波地處東海之濱，是浙江省最大的港口城市，是鴉片戰爭後“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有着悠久的商業傳統，形成了歷史上著名的商幫——寧波幫。包玉剛家所在的村落，離海不遠，但自從跟其父到鎮海後，他念念不忘那無邊的大海和海上的商船，他上學時最喜歡的就是去看海，去看船，在這裏，他度過了愉快的童年時光。

13歲那年，父親送他到上海求學。到上海不久他就一頭扎進吳淞商船專科學校（今上海海事大學、大連海事大學前身）學起了船舶。抗戰爆發後，他輾轉到了重慶。在這裏，他沒有按照父親的意願繼續進大學深造，而是自做主張跑到一家銀行當了一名小職員。

1938年，包玉剛來到上海，在中央信託局保險部工作，憑着自己的努力和在銀行裏積累的經驗，在7年短短的時間裏，他就從普通職員升到了衡陽銀行經理、重慶分行經理，直到最後的上海市銀行副總經理，前面的路途可謂一帆風順。但在這時，他卻辭職了，因為在這個方面沒有興趣，親友對此都迷惑不解。

包玉剛(8張)

1949年初，包玉剛與父親一起攜着數十萬元的積蓄，到香港另闖天下。開始的時候做些小生意，積累了點錢，但接下來幹什麼呢？包玉剛想起了童年對海的嚮往，於是提出了海運的主意。母親勸他，“行船跑馬三分險”，搞海運等於把全部資產都當成賭注，稍有不慎，就會破產，父親認為，香港的航運業已經十分發達，競爭相當激烈，而包玉剛對航運完全是門外漢，憑什麼經營航運？但包玉剛主意已定，矢志在海洋運輸業謀求發展。他一面繼續做好父親和其他家庭成員的説服工作，一面四處瞭解有關船舶和航運的情況，認真研讀有關航運和船舶方面的書籍。

37歲的時候，包玉剛終於可以一圓自己的海上之夢了！雖然這個路程十分艱難。

開始的時候，資金不夠，在朋友的協助下，籌集了70多萬美元，包玉剛專程到英國買回了一艘以燒煤為動力的舊貨船，這艘船已經使用了28年，排水量也只有8200噸。雖然這艘船很破，但包玉剛卻像得了稀世珍寶一樣，請人將它整修油漆一新，並取名叫“金安”，這艘船就是事業的開始。1955年，包玉剛成立了“環球航運集團有限公司”，並與日本一家船舶公司談妥，將“金安號”轉租給這家公司，從印度運煤到日本，採取長期出租的方式。

這是一個冒險的決策，因為當時世界各國經營航運業的人，都是採用傳統的短期出租方式，也就是每跑一個航程，就同租用船隻的人結算一次。這樣不但收費標準高，而且隨時可以提高運價。聞名世界的希臘船王奧納西斯、美國船王路德威克，以及老一代香港船王董浩雲，都是這樣做的。可是包玉剛與他們都不一樣，他出人意料地採取了長期出租的經營方式，把自己的船為期3年、5年甚至10年地租給別人，租用者按月交納租金，但租金標準卻要低得多。許多人都在嗤笑這個不自量力，不懂規矩的小孩子，但包玉剛自有他的打算，他曾對人説：“我的座右銘是，寧可少賺錢，也不去冒險。”他謀求的是長期則穩定的收入，這是放眼未來的一種經營方法。而短期出租就要承擔一定的風險。

事實上，就是這種穩紮穩打的方式讓包玉剛區別於其他的船主，最後坐上了世界船王的寶座。

在香港會德豐大廈18層，環球集團總部包玉剛的會客室，牆上主人與各國政要會見的大幅照片分外矚目。而在這些照片中，包鄧兩人的照片不但排在第一，而且是最高的位置，可以看出鄧小平在包玉剛心目中的地位，他們的握手註定要在歷史上留下一個特寫鏡頭。

包玉剛自從解放前夕移居香港後，曾經數次回到內地，但第一次與官方接觸是1978年。1980年3月，六機部以部長柴樹藩名義邀請包來訪，在給國務院的報告的附件中説：“1978年包應廖承志的邀請，曾以私人名義來華訪問，會見過廖承志、孔原、盧緒章等同志。”這次包玉剛來京是和六機部談合作造船的，這是包玉剛第一次正式訪問祖國內地，他在北京受到了隆重的禮遇，包括華國鋒、葉劍英在內的中國最高領導接見了他。

其實包玉剛最想見到的人是鄧小平。是鄧小平1977年以來關於中國船舶要打進國際市場的英明決策，把包玉剛召喚回來的。船王需要造船，如果國內的船廠能夠造，那不是兩全其美的事嗎？事實上，鄧小平是安排了要見包玉剛的，只是臨時因事而失之交臂。

包玉剛與鄧小平(10張)

一年後，他們的第一次會面終於來臨。那是1981年7月6日上午，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鄧小平快步迎向包兆龍、包玉剛父子，笑容滿面地握着他們的手説：“我們早就應該見面了！”“早就應該見面了”，説明此前“該見而未見”；而一個“早”字，道出了他們“相見恨晚”的迫切心情。雖是初次見面，但他們立刻像老朋友似地敍談起來。他們互相問候，還序了年齡。包兆龍86居長，鄧小平那年77歲，盧緒章正好70歲，包玉剛63歲。小平拍了拍包玉剛的肩膀，説道：“還非常健壯！”

包玉剛向鄧小平介紹了自己搞航運的經歷，從1955年第一艘船，8700噸，到1981年擁有210條船，總噸位2100萬噸，包括在國內訂造的6條。鄧小平靜靜地聽着，有時也提一點問題，而“如何發展中國的造船業的問題”就成了他們的熱門話題。鄧小平是殷殷囑望，包玉剛則是滿懷信心，鄧小平非常高興：“那好啊，你幫我們把這事搞起來嘛！”會見不知不覺地進行了38分鐘，該握手告別了，鄧小平意猶未盡地説：“過去我們沒有見過，這次見到了。”“是的，謝謝，感謝鄧副主席的接見！”

對包玉剛來説，從這第一次會面他就深深感受到了鄧小平的政治魄力和人格魅力，感受到了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的雄才大略和務實作風，而這一切都凝聚成了一股強大的向心力。從此，鄧、包就常常見面了，有時甚至一年數次，有時是兩家人親如一家的歡聚———他們的關係從個人的友誼發展成了通家之好。説到鄧小平的政治魄力與人格魅力，包玉剛忘不了鄧小平和他談起的哈默的故事。原來，就在他們見面的前三天，鄧小平剛剛會見了哈默。1979年鄧小平訪問美國休斯頓，舉世聞名的石油大王哈默先生慕名拜會了小平。小平對石油大王説：“中國許多人都知道哈默先生，你是列寧的朋友啊。蘇聯困難的時候，你幫助過他們。我們歡迎你到中國訪問。”哈默説：“我很願意到中國去，可是我年紀大了，坐民航飛機受不了，中國又不讓私人飛機降落。”小平當時就説：“這個很簡單，你來之前先來個電報，我們會做出安排的。”

三個月後，哈默的私人飛機果然就降落在北京機場的跑道上了。在別人看來是無法解決的問題，而在鄧小平那裏卻如此舉重若輕。這一點，包玉剛是切身感受到了。原來，就在1980年3月包玉剛來京談合作造船時，華國鋒和幾位副總理都接見了包玉剛。包玉剛提出：父親包兆龍和我本人願捐贈1千萬美元給國家旅遊總局，用以在北京建造一座現代化高規格的旅遊飯店和辦公樓，建成後歸旅遊總局管理與使用。3月21日，包玉剛又親筆給華國鋒總理寫信，再次表達上述願望，並且小心翼翼地説：“我只有一個要求：紀念我的父親，我父親已經八十多歲了，飯店就叫兆龍飯店……”而就在鄧小平這次會見之前的1981年1月，包玉剛在廣州和柴樹藩商談合作時又表示願意向上海交通大學也捐贈1千萬美元，用來建造一座現代化的圖書館，惟一的要求也是以包兆龍命名……

但是令包玉剛父子始料不及的是：他們的熱心腸遇到了冷麪孔。當時的思維習慣是：難道我們要接受一個資本家的捐贈？而且還要用私人來命名？所以，儘管盧緒章為局長的國家旅遊總局在1980年4月和1981年5月兩次給國務院打報告，儘管國務院兩次都批准了，但眼看包玉剛都要來了，他的那張1千萬美元的支票還是沒有人敢接。

報告終於又擺到了鄧小平的面前。小平發話了：“用他一個名字，也沒有關係嘛，為什麼不可以？人家有貢獻也可以紀念啊！別人不同意，我來替他題字。”不久，鄧小平批示：“兆龍飯店問題是政治問題，包玉剛捐獻一千萬美元，並非投資、合營，搞得不好，誰還來呀！請國家旅遊局在北京最好的地方給包玉剛建一個飯店。”包玉剛聽到了消息，説：“好！我馬上把支票送過來。”轉眼就是包玉剛父子到京的日子。1981年7月3日，包氏父子一行9人來到北京，這是包兆龍老先生幾十年來第一次來到自己國家的首都。

鄧小平接過了包玉剛當面捐贈的1千萬美元的支票，並且踐諾題寫了“兆龍飯店”，而且後來還破天荒地為一個飯店剪了彩。一年後的1982年11月11日，包兆龍去世。他一定欣慰有個人終於幫他圓了他為他的祖國做了一點貢獻的夢。鄧小平不僅題寫了“兆龍飯店”，此後還題寫了“寧波大學”，在包玉剛去世後還題寫了“包玉剛畫冊”。在包、鄧第一次會面十年後，包玉剛溘然長逝，鄧小平發了唁電深情悼念。

包玉剛航運生意繼承人———大女婿赫爾墨特·蘇海文在上海宣佈，環球航運已成功控股挪威航運業老大本格森集團（Bergesen）。環球航運集團船隊由此增加108艘，總載重量近2200萬噸。而據環球航運駐內地首席代表宦國棟透露，這已經是目前世界上總噸位最大的航運公司，蘇海文也當之無愧地被加冕成為新“世界船王”。而據瞭解，此前一直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大的班輪公司馬士基，只不過是世界集裝箱運輸界的老大，總噸位僅1000萬噸。

“世上新人趕舊人”，“新船王”的運力，甚至已經超越了“老船王”包玉剛巔峯時期2100 萬噸的規模。除總噸位刷新記錄以外，這次併購金額創下航運史上併購之最。環球航運駐內地首席代表宦國棟指出，蘇海文家族本次收購出價並非媒體所稱4.063億美元，而是近14億美元，摺合港幣約110億。這一金額遠超1999年的那次“世紀併購”。1999年，馬士基航運的母公司A.P莫勒集團購買了海陸的國際班輪業務及相關的18個碼頭，斥資不過8億美元。

本次收購可謂是“雙劍合璧”之作，此前環球航運是全球最大石油運輸商，總載重量900萬噸，本格森則是全球最大液化氣、天然氣運輸商，總載重量1230萬噸。而新環球航運已將主業定位於石油、液化氣、天然氣、礦石、煤等能源運輸業務。其實早2001年環球航運已為本次收購做好準備。2002年4月，蘇海文即購買本格森一成多股份，2003年4月則從其集團兩主席中再購44.3%的股份，從而一舉控股本格森。蘇海文在上海時還透露，將繼續收購本格森剩餘股份。

如此鉅額收購，環球航運之財務壓力有多大？蘇海文聲稱，沒有資金上的壓力。但據宦國棟介紹，“這麼大筆的資金投入，還是有一定壓力的。”據瞭解，本次收購的主要財務顧問是匯豐銀行，匯豐提供了部分財力支持，而蘇海文是匯豐銀行董事。蘇海文還表示，另一部分資金來源於環球航運自身之收入。

蘇海文在上海同時宣佈，環球航運在內地惟一一家辦事處正式成立。蘇海文很爽快地承認：“這一重大收購與我們進入中國市場有聯繫。因為本格森的特長是液化天然氣運輸，而這連同石油運輸恰恰是環球航運集團未來開拓中國市場的重點領域。中國市場戰略直接決定了我們的此次收購決定。”

自1984年以來，環球航運與內地市場久違已20年。而本次的進入策略，與環球航運當年頗具相似之處，就是向國內船廠訂購新船。此前已有媒體認為，此舉為政府公關策略，宦國棟對這類評論不置可否。

宦國棟只是透露，“雖然造多少新船還要視具體項目再定，但我們已經着眼於內地船廠。”宦對內地船廠的情況如數家珍，並表示內地已為伊朗造過5艘VLCC（巨型油輪），其中一艘交付使用已一年，沒有任何技術上的問題，所以內地船廠的技術沒有問題。

據稱，國內三大石油巨頭均為環球航運客户，而環球航運內地辦事處將為這三家客户提供更到位的服務，蘇海文還預測，僅需5年左右，內地原油進口就將在現有基礎上翻一番。

但新成立的內地辦事處只有三個人，所做的也僅僅是蒐集市場信息。“有些媒體説我們要參與廣東—澳大利亞LNG項目也不客觀，事實上我們還沒跟那邊接觸過。”蘇海文回覆記者書面採訪時，還表示暫不會增加上海的員工，也不會在內地其他城市開設新的辦事處。

但蘇海文已表示希望將本格森的LNG（液化天然氣）業務嫁接至內地市場。儘管LNG業務是技術和資金雙密集型的業務，但從2002開始，招商局和中遠已紛紛開展此項業務，並拿下2005年後澳大利亞—深圳每年330萬噸的LNG業務。而本格森的LNG業務仍集中在非洲和歐洲。環球航運刷新歷史的這次併購要在內地市場獲得回報，這是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包玉剛1984年意外得知自己原是包拯的後代。1984年10月，已離開故鄉多年的包玉剛懷着對故鄉的深厚感情，回到寧波訪問，這次回鄉之旅，他參觀了江南最古老的藏書樓“天一閣”。這一天，“天一閣”的古籍管理工作人員聽説來訪者是香港船王包玉剛先生，就特意將“天一閣”珍藏的一套《包氏家譜》捧出給包先生看。這套線裝古本的《包氏家譜》記錄了包家綿延繁衍的根系。包玉剛當即查看了《包氏家譜》，並順着包氏綿延脈絡查下去，意外發現自己是包拯的29代嫡孫，高興得呼喊起來：“我是包青天的子孫！” ^[10] 

諸多的華人企業家中，從事海運的可謂少之又少，畢竟中國不是海的國度，在陸地上生長出來的人，喜歡土地那種厚實、安穩的感覺，提到大海，第一個感覺就是波詭雲譎，難以捉摸，本來商海就更變化莫測了，更何況是海上商戰，其中的變數誰也無法預料，有“人和”已經難能可貴，更何況還得看老天的臉色，可是竟真的有這樣的冒險家、這樣的成功者，而他就是舉世聞名的華人船王——包玉剛！

包玉剛(4張)

俗話説：“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包玉剛在經營方式上選擇長期出租的同時，也在思考另一個問題，在銀行幹事的經驗讓他明白資金對一個企業的重要性，要使自己的航運事業迅速發展，光靠自己是不行的，必須得到銀行的支持。於是，包玉剛到處奔走，積極尋找門徑。他找到了早年搞進出口貿易時結交的朋友——香港匯豐銀行的高級職員桑達士。眾所周知，香港英資匯豐銀行是香港金融界的巨頭，是100年來香港資金最雄厚的銀行。憑着自己流利的英語和嫺熟的業務，1956年，包玉剛以一艘船向匯豐銀行承作抵押借款，得到桑達士的同意，取得了一小筆貸款。稍後，包玉剛得到一個用100萬美元買一艘7200噸船的機會，而且也找到了租主了，可是沒有錢，買不下船，怎麼辦？於是包玉剛向桑達士貸款100萬美元，100萬美元！在當時絕對不是小數目，桑達士認為包玉剛簡直是開玩笑，一無資金，二無保證金，萬一賠了怎麼辦，但是包玉剛利用租船人迫切心情，竟然真的弄來了一張75萬美元的“信用狀”，桑達士對這個年輕人的毅力算是徹底折服了，他同意貸款給包玉剛。這次“空對空”的勝利，是包玉剛與匯豐銀行建立借貸關係的開始。在後來的無數次借貸合作中，他以誠信為本，取得了銀行的信任和支持，使自己事業的發展有了一個雄厚的資金來源。後來，包玉剛作為“亞洲第一人”榮任匯豐銀行董事。

包玉剛(2張)

1956年，埃以戰爭爆發，由於蘇伊士運河關閉，貨物積壓嚴重，海運業務十分興旺，別人勸包玉剛趁此機會大賺一筆。但獨具慧眼的包玉剛仍然按照舊的租金為東南亞的老僱主運貨，以避免與實力雄厚的西方船主直接競爭。果然，十幾年後，埃以休戰，西方大批商船無事可幹，還要耗費驚人的費用去維修、管理。而包玉剛的船仍然穩紮穩打地立足於東南亞，業務蒸蒸日上。

60年代初期，包玉剛想把他的租船業務擴展到英美石油公司，雖然這些大公司把價格壓得很低，但因為時間長，看起來好像很吃虧，其實中間有着很大利潤，就這樣，包玉剛穩中求勝，在海運這個充滿風險的行業中脱穎而出。

有了雄厚的資金來源，有了良好的經營方式，環球公司的船隊迅速壯大，1974年，聞名世界的希臘船王奧納西斯在美國曾拜訪了包玉剛，風趣地對他説：“搞船隊雖然我比你早，但與你相比，我只是一粒花生米。”1980年，環球達到巔峯，船數達到200多艘，總噸位達2000萬噸。國外報紙上都以大量篇幅介紹包玉剛，用的標題是《比奧納西斯和尼亞科斯都大——香港包爵士》。第二年，包玉剛的船隊總噸位達到2100萬噸，比美國和蘇聯的國家所屬船隊的總噸位還要大，成了名副其實的“世界船王”！

棄舟登陸 　在海洋上，包玉剛成就了自己的事業，但他並不滿足，70年代，他決定逐步把重心轉移到陸地上來。將賺得的部分財產投資于越來越紅火的房地產業，兼營酒店和交通運輸。為了在陸上也能取得海上那樣輝煌的成就，他和香港首富李嘉誠一起，和英國資本集團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鬥爭，這就是著名的“九龍倉”之戰。

在當時，“九龍倉”是香港四大洋行之首的怡和洋行旗下的主力，也是香港最大的英資企業集團之一。在李嘉誠的幫助下，包玉剛暗中購入了大量“九龍倉”股票。1980年4月，包玉剛屬下的隆豐國際有限公司宣佈，已控制了約30%的“九龍倉”股票。而怡和財團屬下的另一個主力置地公司手中才有約20%的“九龍倉”股票，形勢對怡和財團明顯不利。為了保住“九龍倉”，置地公司氣勢洶洶地調動了大批資金，以100元一股的高價收購“九龍倉”股票，想把包玉剛從“九龍倉”中擠出去。包玉剛面對強敵，沉着應戰，奇蹟般地在三天之內調集了21億元現款，只花了兩個小時，便使“九龍倉”股份增加到49%，徹底控制了這個企業。一向看不起華人資本的置地公司，不僅沒有爭得“九龍倉”，還傷了自己的元氣。

這次戰役轟動了整個香港，大長了華人志氣，打擊了英資財團的囂張氣焰，包玉剛在談笑之間，調集了20個億的事情，也成為一個傳奇。

1985年，包玉剛又以5億新加坡幣奪得英資集團會德豐股權，成為繼李嘉誠入主和記黃埔之後，奪得英資四大洋行的第二個香港人。1986年，包玉剛又一舉收購香港另一個發鈔銀行渣打銀行14．5%的股份，成為該行最大的個人股東。船王“棄舟登陸”創造了又一個奇蹟！

至此，包玉剛的海上王朝和陸地王國都達到了頂峯。他的財富也多得令人咋舌，有人説他曾經考慮買下一個國家。他自己也開玩笑説：“我不願意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財產，因為害怕由於不知所措而引起心臟停止跳動。”

但是有多大的成功，就會付出多大的辛苦，同一切成功的人一樣，包玉剛之所以能夠稱王於海上，是因為他刻苦鑽研、勤奮不已，有極強的事業心和責任心。海運是一門綜合性很強的學科，需要千頭萬緒的航運經營知識。包玉剛又是半路出家，怎麼就變成了專家，包玉剛的回答很簡單：“看看書嘛！”僅僅幾個字，看似輕描淡寫，寓意卻是十分深刻的。包玉剛好學不倦是出了名的，就是靠這種精神，永不疲倦，永不停滯，他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九龍倉大廈(2張)

香港擁有船舶450多萬噸，僅次於美國，成為世界航運中心之一，而這些發展是與包玉剛對航運事業的貢獻分不開的。由於他在國際船運中的地位，他受到各國首腦和大企業家的關注和讚賞。英國女王伊麗莎白封他為爵士，比利時國王、巴拿馬總統、巴西總統、日本天皇都曾授予他高級勳章。這是世界上任何大企業家都未曾獲得過的殊榮。英國前首相希思曾特地邀請他到別墅赴宴，詳細詢問他的經營方法。1981年，美國總統里根舉行就職典禮時，特邀包玉剛作為貴賓參加。他的電話可直通白宮，隨時可與美國總統對話。

儘管這樣，他卻是一個樸實無華的人，一個勤儉節約的人，他從來不允許自己和親屬的生活過分奢侈。他每年只准許家屬在夏威夷度假10天，他的女兒們一次只能買一雙鞋，他從不讓孩子參加香港“富翁環球遊覽團”……他一直遵循着父親的教誨：“腳踏實地地工作，平易近人地待人，身體力行地做事。”

1991年9月23日，包玉剛因病在香港家中逝世。引起了世界巨大轟動，他的死去，標誌着一個時代的結束。

“寧波的面積是香港的十倍。香港550萬人口，有4所綜合性大學，而寧波500萬人中，沒有一所大學。在全國向四化進軍、寧波要改變面貌的今天，高等教育那麼落後，怎麼行呢?”

包玉剛(6張)

對舊有觀念的突破，最早發生在1981年。“1981年7月6日，包玉剛與父親包兆龍一起訪問北京，首次受到了鄧小平接見。邀請並陪同包玉剛的是他的表兄弟、外經貿部顧問盧緒章。然而偌大的一個北京卻找不到一個像樣的賓館招待這位大老闆，最後好不容易才在北京飯店安排了一個套間，而包玉剛的大批隨從卻住不進去，包括他的妹夫——他最得力的助手。”王耀成説。在北京，包玉剛向盧緒章提出，他想為國家做點實事，第一件事不是造船，而是要捐1000萬美元給北京造一座像模像樣的大飯店。他不要求任何回報，只提出一個條件：飯店以他80多歲的老父親的名字命名，叫“兆龍飯店”。1000萬美元，在1981年是個天文數字。“然而這張沉甸甸的支票卻沒人敢接。”王耀成説道，“這件事在北京的各個部門討論來、討論去，一直通不過。持反對意見的人發言説：‘他是一個海外資本家，不過出了點錢，就想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首都永久留名，這怎麼行？’”

鄧小平此舉的激勵作用是巨大的。在他發表“寧波幫”講話後不久，包玉剛馬上行動起來，滿足家鄉的辦學渴望。他把建校方案交給盧緒章時，兩人一拍即合。在盧緒章的大力促成下，包玉剛當場答應拿出5000萬元人民幣，助建寧波大學。1984年12月20日，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包玉剛。包玉剛提出了在寧波辦一所大學的設想，希望得到支持。“我贊成。”鄧小平非常高興，稱讚包玉剛“愛國愛鄉，有見識，這件事辦得好！”並欣然答應給寧波大學題寫校名。寧波大學的建校速度是一個奇蹟。1985年10月29日，由包玉剛總捐資2000萬美元、佔地1283畝的寧波大學，在他的老家莊市附近舉行了奠基典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