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葆三

朱葆三，中國近代銀行保險業資本家，1848年 3月11日（清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初七）生於浙江定海。十四歲到滬在五金店當學徒﹐十七歲任總帳房和營業主任﹐三年後升經理。1878年他自設慎裕五金店﹐同年﹐開設新裕商行﹐經營進出口貿易。後在上海日商平和洋行當買辦﹐並納捐二品銜候補道。1895～1911年﹐創辦華安水火保險公司﹐又投資於英商鴻源紗廠﹑大生輪船公司﹑浙江銀行﹑立大麪粉廠﹑廣州自來水公司及上海《新聞報》等企業﹐歷任中國通商銀行總董﹑寧波旅滬同鄉會會長﹑上海商務總會協理等職﹐成為上海工商界顯赫一時的人物。

辛亥革命後﹐任滬軍都督府財政部長。任職期間﹐為籌措軍餉政費﹐盡了不少力。此後﹐趁當時興辦民族工業的熱潮﹐又先後投資於上海華安合羣人壽保險公司﹑上海中華商業儲蓄銀行﹑龍華造紙廠﹑舟山電燈公司﹑河北柳江煤礦及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等數十家企業﹐成為全國聞名的大資本家。其間又歷任上海總商會協理及總商會會長﹑全國商會聯合會副會長﹑上海慈善救濟協會會長等職。五四運動爆發後﹐他以上海總商會的名義發電支持段祺瑞政府﹐反對上海工商學界罷工﹑罷市﹑罷課的愛國行動﹐受到輿論的譴責﹐被迫辭職。晚年曾創辦上海時疫醫院﹐從事慈善事業。1926年9月2日病逝於上海。

清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初七（1848年3月11日），一個未來的商業鉅子在浙江乍浦呱呱落地。其父朱祥麟世籍浙江黃岩，時任乍浦都司，定海營遊擊，他給兒子取名為朱葆三。

清咸豐元年（1851），朱祥麟舉家遷居定居定海縣城。朱葆三兄弟兩人，弟名叫捷三。1859年，朱祥麟將家眷移居定海縣東鄉北蟬村後，11歲的朱葆三每天早上從北蟬村步行至縣城父親處，回家時在集市買回油鹽醬醋等食用之物侍奉母親，徒步往返數十里。兒童時代的生活磨練，鑄就了朱葆三吃苦耐勞、剛毅不屈的性格。

殊料朱葆三13歲那年，突遇一個晴天霹靂：父親患上重病，曠日持久的求醫用藥使家境日趨困苦。數年，母親方氏無奈之下忍痛託人，把尚未成年的朱葆三帶往上海學藝謀生。

19世紀60年代的上海，已經成為中國新興的主要商埠。自小耳濡目染農村生活的朱葆三一夜之間轉換到大都市新環境，他既感到茫然無措，又感到目眩神迷，因為走慣了的鄉間小路換成柏油馬路，看慣了的瓦屋平房換成高樓大廈。他必須很快適應“東方冒險家樂園”的上海灘，才能生存和發展。

協記吃食五金店，是朱葆三開始遨遊商海的第一個驛站。當學徒期間，機敏的朱葆三看到上海是個十里洋場，華洋雜處，洋行勢力很大，倘若會幾句“洋涇浜”式的英語，與洋人做買賣大有益處。於是，他萌生了學英語的念頭，但去年校補習英語每月須付學費3元，單憑自己那點微薄的月規錢是不夠的。抱有強烈求知慾望的他發現月規錢給那個學徒權充“學費”，間接地從他那裏學會了一些英語。

朱葆三白天在店堂勤懇工作，晚上抽暇刻苦自學。除了英語還攻讀語文、珠算、記賬、商業尺牘等有關商業知識。他求知若渴，好學不倦，得到了店主的讚賞，誇他“勤敏樸誠，殊於常兒”。學習專業知識，不斷“充電”、“吸氧”，成為這個定海來的學徒日後之所以成功的邏輯鏈上第一環。

後來，協記吃食五金店總帳房去世，店主和經理破格決定，讓年僅17歲的朱葆三擔任總帳房和營業主任。三年後，店經理病故，深得店主青睞的朱葆三繼任經理。在短短7年中，一個學徒被提拔為總帳房、營業主任仍至經理，雖然是店主對他的賞識，但不可否認，也與他平日勤奮工作、生活節儉、刻苦學習和掌握經營管理知識密切關聯。

在掌管“協記”期間，朱葆三敬業勤業，盈利可觀，分得了不少紅利和額外酬金。不久，“協記”因店主去世而關門歇業。1878年，朱葆三用自己積攢的錢做資本，在上海新開河地區開設了專營大五金的“慎裕五金店”。

至此，朱葆三從學徒一躍成為店主，30歲就躋身於上海五金行業資本家的行列，這在當時純屬鮮見，也是他人生道路上重大轉折點。

經營一個“慎裕”，對於朱葆三説來駕輕就熟，憑藉在“協記”經營時獨當一面的業務管理經驗，很快使“慎裕”的生意納入興旺發達的軌道。

在早期經營中，青年朱葆三就注意物色卓然超羣的人才。“慎裕”掛牌不久，他聞悉顧晴川精通帳務，德才兼備，馬上通過熟人禮聘他為“慎裕”總帳房，掌管全店帳務。此後，店裏銀錢進出從無差錯，把牢了財務關，讓朱葆三把精力集中在經商上。知人善任，把能人集合在自己的經營場所，使他們樂於挖掘自身的潛能，而立之年的朱葆三已經意識到這一點。“慎裕”興隆了，但才情卓越的朱葆三並不滿足於眼前小富即安的小康經營。他領悟到要在十里洋場、強手如林的大上海站穩腳跟並把事業做大，光埋頭自已那個經商小圈子是不行的，必須編織一張有利於經商發展的關係網。

他首先把突破點選擇在結交那些經營有方且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士。清末上海著名企業家葉澄衷是朱葆三結交的一個摯友。此人系浙江鎮海人，14歲到上海，後在一次偶然的機會結識了美孚洋行“大班”從此平步青雲，開設老順記五金店，經銷美孚汽油，從中積累了鉅額資本。葉澄衷比朱葆大8歲，“老順記”開業比“慎裕”早16年。與葉交往中，朱葆三從他的發跡軌道中獲得了啓迪。在葉的勸告和支持下朱葆三將“慎裕”從新開河遷移到商業鬧市區四馬路{今福州路}13號，這所大廈是葉所置地產之一。 新“慎裕的氣派和規模頓顯改觀，朱葆三的身份和名望也隨之攀升。爾後朱葆三經營範圍逐步擴大，一躍成為申城巨賈顯貴，其崛起的過程與葉澄衷極為相似。

朱葆三另一位莫逆之交是袁樹勳，此人系湖南湘潭人，曾在上海縣署中任主薄。20世紀初，袁樹勳在政界步步高昇，先後出任蘇松太道、江蘇按察使、順天府尹、民政部左侍郎、山東巡撫、兩廣總督。袁任蘇松太道時、朱葆三忍痛割愛。將手下提力的財務總管顧晴川推薦給他，擔任道台衙門的會計員兼爭庫出納。朱葆三這一着妙棋讓他後來獲得一筆普通商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收益。當時，蘇松太道經手庚子賠款，款項由各通商口岸海關關税等收入作擔保。朱葆三通過袁樹勳身邊的顧晴川，經手這筆在交付給上海口岸海關之前先由上海道庫暫行保管的鉅額賠款，拆放到上海錢莊裏去生息。袁上繳的利息以一般官利計算，按行市計盧的錢莊利息一般都高於官利。中間的差額則歸於袁時勳、顧晴川和朱葆三，與此同時，朱葆三開設的“慎裕”也就成為當時上海眾多錢莊要求拆款的追逐熱點。每天清晨，地處福州路的“慎裕”二樓會客室高朋滿座，那些錢莊“阿大先生”{經理}競相等候朱葆三拆放頭寸，“慎裕”由此成了當時掌握上海各錢莊拆放權的“領頭羊”。

朱葆三長袖舞，既與袁樹勳、顧晴川共享其中的鉅額經濟利益，又提高了自己在工商界和金融界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各銀號和錢莊利用這筆公款經營存放業務，推動了上海金融市場的運轉、流通和調劑、促進了上海工商業的發展。

朱葆三善於協調各方面和關係，廣泛結交各界人士，在清朝官府、外國領事乃至革命黨人中間均有他的朋友。這在半封建殖民地舊中國的上海灘尤其需要，使朱葆三在各種危難情況下能左右逢源，化險為夷，為自身的經商事業發創造了得天獨厚的優勢。

隨着朱葆三在上海金融界和工商界的名望和地們日趨上升，申城不少中外老闆紛紛向他靠攏，都想“背靠大樹好乘涼”。英商平和洋行就是一例。

該洋行是上海開埠後最早開高設的外國洋行之一，總行在上海，天津、漢口設分行。初始階段沒有資金，以低你收購毛皮，打包出口供西方製作高檔皮大衣。數年後，這個“皮包公司”不僅造起了辦公大樓的倉庫，還壟斷了上海出口打包行業，平和洋行大班也當上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這個大班為了利用朱葆三與上海道袁樹勳的交情以及他在上海金融工商界的地位，聘請朱葆三擔任買辦。朱葆三應允了，明知洋行想利用他，但他也想利用洋行，因為清末買辦是受到列強庇護的，有時還可以分享領事裁判權。其實，他是一個只領乾薪不辦實事的掛名買辦，然而此事卻傳了甬城，當地人玩挖花牌時唱的《挖花牌》中有一句、“牛頭朱葆三，平和做買辦”指的就是此事。

事業處於日升中天的朱葆三，此時已年過半百了，但他不減當年勇，彷彿從日曆上撕下了立秋的一頁，太陽的炎威依舊沒有消退。他開始摩挲着歲月的遺痕，品味着沉澱的往事，梳理着濺顯清晰的思路。於是，他以過人的膽識和魄力，醖釀一張更大規模的發展宏圖。他的視線穿過申城，掃向定海．舟山．漢口．廣州……甚至越洋過海，落在異國的土地上。朱葆三接二連三地甩出了大手筆：

——陸續投資或參股創辦金融業，諸如中國通商銀行．浙江實業銀行．浙江興業銀行．四明銀行．中華銀行．江南銀行，還有華安保險公司．華興水火保險公司．華成保險公司．華安合羣人壽保險公司等；

——發展交通運輸業，如寧紹輪船公司．長和輪船公司．永利輪船公司．永安輪船公司．舟山輪船公司．大達輪埠公司以及法商東方航業公司等；

——發展公用事業，開設上海華商電車公司．定海電器公司．舟山電燈公司．上海內地自來水廠．漢口自來水公司．廣東自來水廠等；

——建造工礦企業，有上海絹絲廠．上海華商水泥公司．柳江煤礦公司．長興煤礦公司．大有榨油廠．海州贛豐餅油廠．龍華造紙廠．日華絹絲廠．上海第一呢絨廠．中興麪粉廠．立大面粉廠．和興鐵廠．寧波和豐紗廠．同利機器紡織麻袋公司以及馬來亞吉邦橡膠公司等； ……

朱葆三的資產如滾雪球越滾越大，躋身於上海為數不多的鉅商行列。他的成功，秘訣之一是廣泛結交社會各界人士，協調多方關係；秘訣之二是以儒家的“信義”兩字作為準則，為人恪守信用．講義氣，由此而被中外人士所推崇。他每每為人排難解紛，言出立斷，讓人都有“朱先生公正，不會欺負我們”的安全感。朱葆三曾為寧波籍同鄉作保推薦者不知其數，而為人陪保好累鉅萬，但他在所不惜，這種崇尚信義的品質被人們交口稱讚。

朱葆三在當時上海商界已成為舉足輕重的角色。寧波籍買辦多半出於他的引薦，在同鄉中他被稱作“買辦中的買辦”。上海各國領事以戰勝國自居，盛氣凌人，惟獨對朱葆三優禮有加。更多的民族資本企業則借重他的聲望招徠資本，擴大影響。例如，劉鴻生創辦的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聘請朱葆三出任董事長；上海南洋兄弟煙草股份有限公司擴大改組招收外股，聘請朱葆三為發起人；設在杭州的中華民國浙江銀行特任命朱葆三為周總經理……

20世紀初葉，朱葆三為發展中國人自己的民族金融業和工商業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貢獻，是一位經常見諸報端的“聞人”。

朱葆三在經濟實力充裕後，又參與了社會和政治活動。1898年，清政府下令各省設商務局，兩江總督劉坤一“因照會上海通商銀行總董嚴信厚（字筱舫，浙江慈溪人），絲業董事施則敬（子英），辦理商務，通上下情，議會商會”，於是，在1902年成立了商業會議公所。1903年商部成立，公佈了《商會簡單章程》。1904年，上海商會會議公所改稱為上海商務總會。1905改選，總理為曾鑄，協理即為朱葆三。1906年，總理為李雲書，董事為朱葆三等18人。從1904年起，朱葆三在上海商務總會已出任要職。1905年7月21日，上海商務總會為美國限制華工人入境和虐待華工，發動抵制美貨和收回蘇浙鐵路利權的鬥爭，各行業有代表性的企業家，洋廣五金業——朱葆三、丁欽業；火油業——丁欽業、徐文翁；洋布業——邵琴濤、蘇保笙；鐵業——祝蘭舫；械器業——祝蘭舫、項如松；麪粉業——林純翁；木業——曹予翁……。當即在大會上簽名，不訂美貨；並即擬訂通告全國35個埠的電稿。朱葆三當時作為上海商務總會協理，在反對美國虐待華工的鬥爭中，團結其他行業的工商界代表人物，堅定地站在上海商務總會總理曾鑄的一邊，在這次工商界反帝愛國鬥爭中，表現得很積極．很活躍。

1905年夏季，上海城中紳士以馬路工程局官辦腐敗為由，申請改為紳辦，以試行地方自治。是年農曆十月，遂有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之設，蘇松太道袁樹勳在上海紳商互選和推薦76人中，選定李平書為總工部局領袖總董，朱葆三等為辦事總重，前者“常川駐局”，後者“常川到局”。

朱葆三等在上海商務總會、上海城廂自治公所和上海商團公會中的一些上層領袖人物都已逐漸覺察到清政府所謂“君主立憲”不過是打着幌子的騙局，幫在不同程度上對革命黨人的活動表示嶼和支持，並把變革的期望寄託在他們身上。

當時上海有清軍5個巡防營駐守，姜國樑為統領兼吳淞炮台總枱官。辛亥革命前夕，革命黨人陳其美通過姜國樑的貴州同鄉周南陔進行聯絡，要姜完全接受同盟會的調度和指揮，並安排一位姓楊的商人出面宴請姜，應邀出席宴會的還有陳其美、李平書、朱葆三、王一亭、吳懷疚和周梁陔等，席間大家一致贊成革命。這次宴請，堅定了姜國樑倒向同盟會的決心。

1911年，中國腐朽沒落的封建統治已步入風燭殘年，推翻清王朝已成為民心所向，眾望所歸。辛亥革命風起雲湧，如為如荼。在這場革命大潮中，朱葆三經受了“血與火”的洗禮。

辛亥革命前，朱葆三、虞洽卿等“寧波幫”頭面人物發起組織“寧商總會”，會址在上海公共租界雲南路。寧商總會執有香港英國政府註冊的公共租界工部局第一號總部總會執照，當時上海人稱它為“特別照會”，非常“靠硬”，公共租界巡捕房末經會審公堂的允准，不得任意到寧商總會內搜查財物和拘捕任何人，朱葆三、虞洽卿等人在業餘時間經常去寧商總會打牌，約人會談；同時也是掩護革命黨人秘密集會、暫避風頭等最好的掩護所。朱葆三還與上海總商會董、出口公會發起人、寧波人陸維鏞和棉布業出身的寧波人虞薌山等寧波幫人氏，共同發起組織“商界共和團”，這個組織擁有武器，是一個資產階級準軍事性質的武裝團體，成員來自工人、學生及工商企業職工等不同階層，他們接受過軍事訓練。然而，這個原由上海道台掌握的商團，後來卻成了參加辛亥革命的上海起義部隊，這是反動統治者們始料不及的。

1911年（農曆辛亥年）10月10日，孫中山領導的湖北武昌起義爆發。11月3日，清政府南京督署電示上海道台：“上海革命起事，商團盡叛，已分南京、松江兩地進兵。無論革命黨、商團，擒獲者，全數正法。”朱葆三從上海道台劉燕翼處獲悉這個消息後，立即潛往商團司令部密告李平書，隨後偕同劉燕翼、上海知縣田寶榮一起越牆逃往租界洋務局避難。城內文武官吏頓時羣龍無首，紛紛出逃。商團火燒道、縣衙署、各城樓先後懸掛白旗和革命旗，城門由起義軍把守，大街小巷貼着起義軍告示。上海城未經戰鬥即補商團佔領，宣告光復。

1912年12月20日《民立報》刊登國民黨上海分部的職員表，朱葆三名在其中，擔任重要職務，由此可見，他在辛亥革命上海地區的活動中是積極的有功的。是年，朱葆三64歲。

上海光復不久，年逾花甲的朱葆三出任上海都督府財政總長。那時，滬上商業凋敝，金融動盪，而戰事頻頻，各省援鄂、攻徐、援皖、攻魯以及北伐諸軍都取道上海，軍費開支甚大，“大至一師一旅之經營、小至一宿一餐之供給，莫不於滬軍是責”。朱葆三上任之後，正如他於1912年12月11日在《朱葆三呈孫大總統滬軍都督文》中所述，“兢兢業業，夙夜旁皇，力效馳驅，勉盡天職”。

1911年11月，陳其美擬提用存於上海各錢莊的道庫存款以應急需，但各國領事以未承認革命政府為藉口橫加阻撓，後經多方磋商，終由朱葆三出面具函簽發收據核收，朱葆三以一言九鼎的信譽，才解決莊款問題。當時劉燕翼（襄孫）一走了事，所以流傳有“道台一顆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之説。12月，中華銀行成立，朱葆三出任董事部董事，為供給上海軍政費用，他以軍用鈔票抵押 ，向外商、錢莊以及工商各界借款，彌補了每月恆逾百萬的開支。

朱葆三雖然任職上海財政總長僅幾個月，但他力挽狂瀾的歷史功績不可磨滅。與此同時，他竭盡全力支持革命黨人。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反動獨裁袁世凱派人刺殺於滬寧車站。已加入國民黨並擔任上海分部副部長的朱葆三當即與王一亭、沈縵雲聯名致電袁世凱，要求整治吏治，保護人民，飭令緝兇，嚴肅法紀。

1913年4月13日，國民黨交通部假座張園開會追悼教仁，近水樓台葆三擔任大會職員。

1916年，陳英士在上海遇害後，上海組織公祭，朱葆三是主喪者之一。“二次革命”失敗後，朱葆三積極籌款接濟革命黨人。

1919年，偉大的“五四”反帝反封建愛國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在這社會大轉型時期，年已古稀的朱葆三在關鍵時刻作出了一個錯誤的舉動。

5月9日，時任上海總商會會長的朱葆三與副會長沈聯芳以上海總商會名義致電北京政府，他倆不顧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將德國原強佔的青島直接交還中國並取消與日本簽訂的“二十一條”和各種密約之意願，竟公然提出中日直接交涉歸還青島等荒謬主張。

這份“致電”激起了社會輿論的譴責，儘管後來朱葆三聲明取消“致電”，為“致電”辯白，卻依舊受到上海各界社會團體的反對，認為有“效忠日本”、“媚外賣國”之嫌。

朱葆三在五四運動爆發時，已72歲，年事已高，而副會長沈聯芳還僅50歲，正處壯年。據當時總商會內知情人提供的情況：正會長朱葆三平時不大過問會務，僅畫押署名而已，一切由沈聯芳主持。沈平日善於舞文弄墨，行文走筆，當時駐日本使館商務參贊兒玉，實際上經常住在上海，與沈稔熟，授意沈發電文支持直接交涉，沈於是將日本人擬好的電文，沒有經過商會會董的商議和通過，逕自發出“佳電”，主張與日本直接交涉。

因此，朱葆三有口難辯，不得不提出辭職，他列舉有三難：不滿人意，怨尤叢集，難一；不理眾口，焉能取信，難二；“佳電”是非可徵諸將來之事，實無足深辯，難三；有此三難，焉能再留，於是，於1920年，朱、沈相率引咎辭職，從此退出政治舞台。

但他晚年仍致力於社會公益事業，先後創辦和投資的社會福利事業有：中國紅十字會、華洋義賑會、濟良所、廣義善堂、仁濟善堂、惠眾善堂、四明公所、定海會館、四明醫院、吳淞防疫醫院、上海公立醫院、上海孤兒院、新普益堂、普益習藝所、婦孺救濟會、同義慈善會、聯義慈善會、貧民平糶局、上海時疫醫院等。他還創辦了同濟醫工學校、定海公學、尚義學校、寧波益智學校等教育事業。

書法(3張)

1926年夏季，上海時疫流行，朱葆三創辦於大世界附近的時疫醫院病人驟增，經費短缺，為此他冒暑前往察看，順道勸募捐款。終因伏暑積食，年老氣血兩虧，一病不起，隨之從定海幫鄉傳來其胞弟朱捷三去世的噩耗，悲痛不能自制，於9月2日在上海西門外斜橋寓所與世長辭，享年78歲。3日起，寧波旅滬同鄉會為會長朱葆三下半旗誌哀三天。同月4日，原副會長虞洽卿長任會長、方椒伯升任副會長。10月24日，該會會同上海各公團，為前會長朱葆三舉行追悼會，到會3800餘人。

為表彰朱葆三在社會公益和市政建設上的功績，上海法租界當局特意將租界內的一條馬路命名為“朱葆三路”（今溪口路）這是上海以中國人命名的第一條馬路。

朱葆三興辦實業涉及的領域包括五金、鋼鐵、航運、金融、紡織、水泥、造紙、榨油、保險等，並創建了一個龐大的企業羣體，為近代中國航運、金融、保險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2-4] 

《申報》對朱葆三的記載和報道有數百篇。對慈善事業的報道部分： ^[5] 

紅十字會紳董朱葆三觀察刻因時屆降冬，特製成棉衣三百套，解送東三省俾居民藉以禦寒。1904.11.14申報3版起解棉衣。 ^[5] 

本埠九畝地口民國路同義善會、開辦以來、已歷二十餘年、所辦善會，如施醫給藥施棺、以及辦理小學等等、創辦之初，即舉朱葆三先生為董事。1926.09.09申報16版同義善會新董事已定。 ^[5] 

江浙皖水災義賑會昨日下午五時、開第一次董事會、到者朱葆三、史量才、徐靜仁、葉愼齋、楊信之……1921.09.29申報14版江浙皖水災義賑會紀事。 ^[5] 

中國救濟婦孺會暨普益習藝所定於陽曆十五日（卽今日）起至十九日止在靜安寺路哈同花園內開設慈善遊覽大會籌款。1914.08.15申報10版再志哈同花園遊覽會之內幕。 ^[5] 

此次哈同花園之遊覽大會係為婦孺救濟會及普益習藝所籌費而設，純乎慈善性質也，故會場內除慈善之商店售物助捐外餘音樂、跳舞、影戲……等等莫不為慈善而來。1914.08.13申報10版同花園遊覽會之內幕。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