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是中國思想界中一部較早地認真考慮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著作。就其對當時許多問題的思考，百年之後仍然不能抹殺其具有現實意義的光輝。《盛世危言》是一個全面系統地學習西方社會的綱領，它不諱言中國在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落後於西方。提出了從政治、經濟、教育、輿論、司法等諸方面對中國社會進行改造的方案。在政治上不但提出了建立議會式的立憲政體，而且提出了將政治公開於傳媒，由朝野各方評論，這樣才可能使施政臻於完善；在經濟上鄭氏主張由民間組建工商業團體，大力發展現代工業；在教育上，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有新見解；在司法上他指出了中國的法律和法律的運用無不體現了黑暗與殘暴，所以須得向西方學習，他説“西人每論中國用刑殘忍，不若外國寬嚴有制，故不得不捨中而言外，取外而酌中。”

《盛世危言》，是中國近代思想家鄭觀應的重要著作，於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正式出版 ^[1]  ，版本多達二十多種。書中封面題：“首為商戰鼓與呼”，內容包括了建設現代國家和解決當日危難的所有問題。其內容明確提出仿照西方國家法律，設立議院，實行君主立憲，指出國弱民窮根源乃在於專制政治。鄭觀應自隱居澳門後，致力擴編1873年完成的《救世揭要》和1880年的《易言》，結果於光緒十八年（1892年）完成深具影響力的《盛世危言》。其後，鄭觀應按當時中國的形勢變化，一再增補內容。因應中日甲午戰爭和義和團運動時期的形勢，8卷本的《盛世危言增訂新編》於光緒二十六年編成。該著作被重印20餘次，乃中國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書。

《盛世危言》對中國近代史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影響。光緒二十一年，江蘇布政使臣鄧華熙曾將《盛世危言》五卷本推薦給光緒，光緒批示印製2000部，分發給各省高級幹部，國內各書坊立即盜版翻刻，達十餘萬部之多，併成為科舉士子的必讀參考書籍。

鄭觀應所談到的“沒有議院民主，如何凝聚億萬百姓之心為一心”，其實即民眾的國家認同感問題。鄭氏希望在十九世紀末期以一種新制度文明給國民鑄就一種新的國家認同感，在此後的歷史進程中，中國人民在一次又一次的嘗試與失敗，再嘗試中逐漸走出了一種新的道路。雖然這條道路與鄭氏所描繪的大有不同，然而，一以貫之的是對於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不懈追求。

《盛世危言》問世之時，正值中日甲午戰爭一觸即發之時，國內的民族危機感極重，該書出版後隨即轟動社會及以極快的速度傳播。據説《盛世危言》亦曾呈給光緒帝，光緒帝下旨“飭總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閲看”。該著作被當時人稱為“醫國之靈柩金匱”，推動洋務運動的張之洞亦評“上而以此輔世，可為良藥之方；下而以此儲才，可作金針之度。”由此，可窺見該書對治理國家之價值。《盛世危言》乃中日甲午戰爭前著名的政治改良論著。

除清朝社會外，著作對其後的社會亦產生廣泛影響。《盛世危言》的出版，其中對清末的維新派和革命派具承先啓後的作用，亦為1898年開始的百日維新奠下重要根基。蔡元培於《蔡元培年譜》評價該書：“以西製為質，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發揮之。時之言變法者，條目略具矣”。《盛世危言》所提出的革新觀念和“以商立國”的商戰理論，對中國近代思想史及商業發展起了深遠的影響。

這部著作喚醒了千百萬沉睡的靈魂，影響了康有為、孫中山等人，甚至是毛澤東在年輕時也經常閲讀。 ^[3]  毛澤東讀到《盛世危言》一書，深受啓發。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幾次提到這本書對他的影響：“我當時非常喜歡這本書，作者（鄭觀應）是個老的改良主義者，認為中國之所以弱，在於缺乏西洋的器械——鐵路、電話、電報、輪船，所以想把這些東西引進中國”，更主要的是“《盛世危言》激起了我恢復學業的願望”。 ^[2] 

現今最具代表性的《盛世危言》文本，分別是光緒二十年（1894年）的5卷本、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的14卷本《盛世危言增訂新編》和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的8卷本《盛世危言增訂新編》。近代，研究鄭觀應的專家夏東元教授所編的《鄭觀應集》，當中《盛世危言》文本乃其上三個版本之綜合本，共115篇文章。而最早的《盛世危言》5卷本包括57篇文章，其標題分別如下：

《道器》 《學校》 《西學》 《女教》 《考試上》 《考試下》 《藏書》 《議院》 《日報》 《吏治上》 《吏治下》 《遊歷》 《公法》 《通使》 《禁煙上》 《禁煙下》 《傳教》 《販奴》 《交涉》 《書吏》 《廉俸》 《建都》 《教養》 《訓俗》 《獄囚》 《醫道》 《善舉》 《税則》 《國債》 《商戰》 《商務》 《鐵路》 《電報》 《郵政上》 《郵政下》 《銀行上》 《銀行下》 《鑄銀》 《開礦》 《紡織》 《技藝》 《賽會》 《農功》 《墾荒》 《旱潦》 《治河》 《防海上》 《防海下》 《防邊上》 《防邊中》 《防邊下》 《練兵》 《水師》 《船政》 《民團》 《火器》 《弭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