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基魚塘

桑基魚塘（Mulberry Fish Pond），是我國東、南部水網地區人民在水土資源利用方面創造的一種傳統複合型農業生產模式。

桑基魚塘將水網窪地挖深成為池塘，挖出的泥在水塘的四周堆成高基，基上種桑，塘中養魚，桑葉用來養蠶，蠶的排泄物用以餵魚，而魚塘中的淤泥又可用來肥桑，通過這樣的循環利用，取得了“兩利俱全，十倍禾稼”的經濟效益。桑基魚塘的主要特點有：一是種桑與養蠶、養魚相結合，生產上有緊密的聯繫；二是植物與動物互養，形成良性的生態循環；三是塘和基的比例為六比四（或七比三），六分為塘，四分為基，塘與基合理分佈，水陸資源相結合。

從種桑開始，通過養蠶而結束於養魚的生產循環，構成了桑、蠶、魚三者之間密切的關係，形成池埂種桑、桑葉養蠶、蠶繭繅、蠶沙、蠶蛹、繅絲廢水養魚、魚糞等泥肥肥桑的比較完整的能量流系統。在這個系統裏，蠶絲為中間產品，不再進入物質循環。鮮魚才是終級產品，提供人們食用。系統中任何一個生產環節的好壞，也必將影響到其他生產環節。有句漁諺説“桑茂、蠶壯、魚肥大，塘肥、基好、蠶繭多”，充分説明了桑基魚塘循環生產過程中各環節之間的聯繫。

桑基魚塘的發展，既促進了種桑、養蠶及養魚事業的發展，又帶動了繅絲等加工工業的前進，已然發展成一種完整的、科學化的人工生態系統。

大約在五六千年前，中原地區出現最原始的桑蠶絲綢業。早在伏羲氏時代就傳説黃帝軒轅氏的元妃嫘祖發明了養蠶，相傳嫘祖在中原一帶教授植桑養蠶技術時，發現由柘桑、匡桑樹葉養出的蠶，體肥、個大、絲多，抽出的絲有韌性、絲長、光澤好，於是就在這裏大興蠶業，廣授民間抽絲技術。 ^[26] 

湖州桑基魚塘系統始於公元前770-403年的春秋戰國時期，距今約有2500多年曆史。春秋戰國時期，由於中原地區戰亂不斷，迫使北方老百姓通過長江水道多次大批集中向太湖沿岸遷移，從而使湖州人口大量增加，國家經濟重心也開始南移。為了滿足勞動人民對物質生活的需求和促進經濟發展的需要，國家對太湖沿岸土地也開始大規模開墾。然而，“浙江湖州桑基魚塘系統”區域屬於一個低窪地，每當雨季，系統西面天目山山脈的大量山洪水通過東苕溪和西苕溪進入本低窪地區域，由於當時區域內河道不甚暢通，故經常發生洪澇災害。為了解決低窪地的洪澇災害問題，區域內的勞動人民通過修築“五里七里一縱浦(漊港)，七里十里為一橫塘”的“縱浦(漊港)橫塘”水利排灌工程，並將地勢低下、常年積水的窪地挖深變成魚塘，挖出的塘泥則堆放在水塘的四周作為塘基，繼而逐步演變成為“塘中養魚、塘基種桑、桑葉喂蠶、蠶沙養魚、魚糞肥塘、塘泥壅桑”的循環農業模式，最終形成了種桑和養魚相輔相成、桑地和池塘相連相倚的江南水鄉典型桑基魚塘生態農業景觀，並衍生出了豐富多彩的蠶桑文化和魚文化。 ^[2] 

錢山漾遺址是人類絲綢文明史上極其重要的一個古文化遺址。1956年和1958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和浙江省博物館兩次在錢山漾東岸發掘出綢片、絹片、絲帶、絲線、麻繩等一批尚未炭化的絲麻織物殘片，其平紋結構、密度體現出當時的紡織技術已達到很高水平。經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檢測，其中的綢片和絲帶為人工飼養的家蠶絲織物，屬47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早期，是目前世界上發現的最早絲綢織物成品。遺址中還出土了紡輪、網墜等紡織工具殘件，證明了湖州先民早在新石器時代就掌握了養蠶繅絲技術。由此，錢山漾文化遺址作為中華民族為人類文明作出重大貢獻的實物見證為世人認知。現在，這些出土物已成為中國絲綢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湖州桑基魚塘系統形成起源於春秋戰國時期。千百年來，區域內勞動人民發明和發展了“塘基上種桑、桑葉喂蠶、蠶沙養魚、魚糞肥塘、塘泥壅桑”的桑基魚塘生態模式，最終形成了種桑和養魚相輔相成、桑地和池塘相連相倚的江南水鄉典型的桑基魚塘生態農業景觀，並形成了豐富多彩的蠶桑文化。

截至2024年3月，浙江湖州桑基魚塘系統仍留存有6萬畝桑地和15萬畝魚塘，是中國傳統桑基魚塘最集中、面積最大、保留最完整的區域。 ^[28] 

湖州市南潯區作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浙江湖州桑基魚塘系統”所在地，目前仍保留有6萬畝桑地和15萬畝魚塘，是我國傳統桑基魚塘系統最集中、最大、保留最完整的區域。“塘中養魚、基上種桑、桑葉飼蠶、蠶沙餵魚、魚糞肥塘、塘泥壅桑”的桑基魚塘綠色循環生態模式，至今已有2500餘年的歷史 ^[6]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價為“世間少有美景，良性循環典範”。

其中，區域內菱湖鎮射中村於2004年6月就已經成為聯合國糧農組織亞太地區綜合養魚培訓中心的桑基魚塘教學基地。同時，桑基魚塘系統也得到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GIAHS)科學委員會委員和高級培訓班學員的高度讚賞與肯定。而和孚鎮荻港村蜆殼灣裏的1007畝桑地和魚塘，已被劃為桑基魚塘系統核心保護區。

2014年5月,湖州桑基魚塘系統入選原農業部公佈的第二批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名錄。

2017年11月23日，“浙江湖州桑基魚塘系統”通過聯合國糧農組織專家評審，入選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名錄。

2018年4月19日，在意大利羅馬舉行的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國際論壇上，“浙江湖州桑基魚塘系統”正式被聯合國糧農組織授予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證書。”

遺產地人均桑地和魚塘面積為0.046公頃，遺產地養蠶、養魚、養羊等人均生產性收入為13926元，佔遺產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2.76%。因此，系統生產性收入是區域內農民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

2008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雙林綾絹織造技藝，發源地為系統區域內的南潯區雙林鎮。雙林綾絹始於東晉，南宋時已遠銷海外。綾絹是綾與絹的合稱，“花者為綾，素者為絹”，是用純桑蠶絲織制而成。雙林綾絹工藝精湛，包含浸泡、翻絲、纖經、放紆、織造、煉染、砑光、整理、檢驗成品等生產流程。雙林綾絹種類繁多,分為耿絹、礬絹、花綾、素絹等諸多品種。雙林綾絹具有質地柔軟、色澤光亮、“薄如蟬翼，輕似晨霧”等特點,體現出較強的地域性和技能性，被譽為“東方絲織工藝之花”。

2011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輯裏湖絲傳統制作技藝，發源於系統區域內南潯區南潯鎮輯裏村。生產輯裏湖絲的蠶種選用自育的“蓮心種”，品種優良。輯裏湖絲繅絲程序複雜，分搭絲灶、燒水、煮繭、撈絲頭(索緒)、纏絲窠(添緒)、繞絲軸、炭火烘絲(出水幹)等過程。輯裏湖絲在繅絲工藝上注重“細”和“勻”，所繅的絲“富於拉力、絲身柔潤、色澤潔白”。輯裏湖絲在1851年首屆倫敦世博會上獲得金獎，1911年在意大利都靈工業展覽會上獲得一等獎,1915年在巴拿馬世博會上再獲大獎。

頔塘是“浙江湖州桑基魚塘系統”中“縱浦橫塘系統”水利工程開鑿最早的一條橫塘,也是京杭大運河浙江段的一條重要支流,有“中國的小萊茵河”之稱。2014年6月22日，頔塘以“頔塘故道”作為“中國大運河”支流一起在卡塔爾多哈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獲准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珠三角歷史上第一圈桑基魚塘形成於廣東省佛山市南海西樵山，換句話説，西樵山是珠三角桑基魚塘的發源地。這與兩宋年間，來自中原的珠璣巷移民抵達南海、順德開基是分不開的，他們帶來了中原、江南農耕水利豐富的生產經驗。唐宋時期，因北方連年戰亂，中原人口持續南遷，部分人來到珠三角流域圍墾耕種，繁衍生息。 ^[3] 

據史料記載，西樵山一帶自唐宋出現村落後，人們在山與山之間建造堤圍，依地勢而建，形成了由高到低的桑園圍 ^[27]  。桑園圍始建於北宋徽宗年間，地跨廣東省佛山市南海、順德兩區，由北江、西江大堤合圍而成的區域性水利工程，歷史上因種植大片桑樹而得名，是中國古代最大的基圍水利工程。據記載，北宋徽宗崇寧、大觀年間（1102～1110年），洪水頻發，廣南路憲張朝棟牽頭治理，在西樵山下沿西、北江兩側築起兩道高為1~2米的防洪土堤。 ^[3] 

桑園圍的修建開啓了珠江三角洲大規模農業開發的歷史 ^[4]  ，桑園圍內“桑基魚塘”也應運而生，人民通過堤圍、河涌、竇閘灌排，開發窪地、河灘，改造水塘養魚，塘邊植桑養蠶。這樣，蠶沙餵魚，塘泥肥桑，形成良性生態循環 ^[5]  。桑園圍的發展歷程，不僅是珠三角地區水利發展和文化發展的重要歷史見證，也是中國東部經濟區拓展和重心南移的歷史過程的重要見證。桑園圍入選為第七批世界灌溉工程遺產，成為首個以基圍水利為主體的世界灌溉工程遺產。 ^[4] 

明末清初，隨着西樵的塘魚養殖業及蠶桑業迅速崛起，桑基魚塘農業已成雛形。從清朝開始到20世紀20年代末的時期裏，廣東絲的出口呈現蓬勃發展的趨勢，令桑基魚塘的規模及範圍突破了原有的格局，並逐漸形成了以容奇、桂洲為中心的桑基魚塘區。

與水爭地，圍墾造田，桑園圍成了廣州一側最大的基圍。它保障了南海、順德共計14堡（桑園圍外圍築用石堤封閉，全圍按地形高低分為14堡）的土地，令其從113.2平方公里發展成為227平方公里的税田，支撐着廣府的財政，也形成了日後“桑基魚塘”的生態系統。清代嘉慶年間，桑園圍成為“近省第一沃壤”、“粵東糧命最大之區”。 ^[4] 

由於桑基魚塘的興起，當地養蠶業更從唐宋時的每年五收發展到七收、八收。屈大均《廣東新語》之“八蠶”便有“吾廣第八蠶皆可為絲，所謂珍蠶也”。江浙的絲織技術的引入，使之質量更強，《廣東新語》：“廣之線紗與牛郎綢、五絲、八絲，雲緞、光緞，皆為嶺外京華東西二洋所貴。”在800年或更長的時間裏，桑園圍為珠三角造福，也創造出當年未必預期到的奇蹟——從桑園圍“一船蠶絲去”，到清代十三行“一船白銀回”，裕國通商，帆濟五洋。正是珠璣巷移民對珠江三角洲的開發，才有了近代桑園圍的歷史創舉，以及南方民族工商業在十三行之後的異軍突起。 ^[22] 

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滿清王朝閉關鎮國，封閉了福建漳州、浙江定海、江蘇雲台山等對外貿易港口，廣州又成為全國生絲唯一的對外輸出港口，外國商人都集中到廣州來購買生絲和絲織品。粵絲對外銷路日廣，需要生絲及絲織品大量增加，從而促進了蠶桑業的發展，也促進了三角洲各地桑基魚塘的發展，很快在三角洲西北部的南海縣九江鄉、順德縣的龍山鄉、龍江鄉，高鶴縣的坡山鄉（今古勞）一帶，構成一個廣闊的桑基魚塘區域。其中以南海縣九江為中心，掀起了三角洲桑基魚塘發展的第一次高潮。

鴉片戰爭以後，繅絲新式技術逐漸輸入。1866年（同治五年）南海陳啓沅引進國外繅絲新技術，在南海縣蕳村建立三角洲第一個現代繅絲廠。不久，新式繅絲業的風由南海縣逐漸向三角洲各地吹去。順德在大良北關建立了一個500—600名女工的怡和昌機器繅絲廠，這是順德縣繅絲業大發展的開始，此後，順德繅絲業逐漸取代了南海縣而居三角洲首位。由於新式繅絲工業迅速的發展，推動了蠶桑業的發展，桑基魚塘面積再次擴大，形成了三角洲桑基魚塘發展第二次高潮。

到20世紀初，特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歐洲各國忙於戰後恢復工作，我國生絲在國際市場獲得暢銷，促使本地蠶桑業的發展，三角洲到處是桑基魚塘，達到歷史最高水平，這是三角洲桑基魚塘發展的第三個高潮。

當時蠶桑價格很高，每擔（100市斤，50公斤）桑價值等於一擔米，而每畝桑地年可採桑七、八造，價值約等於20擔米（1910年南海每畝桑地產桑34擔）。一造蠶的收入，就可以養活三、四口人。蠶桑旺盛時，順德容旗鎮每日有“絲船”運生絲出廣州，回程運回白銀。故有“一船生絲出，一船白銀歸”説法。1905—1906年廣東生絲輸出約值4000多萬元，當時廣州、佛山、順德等地設有匯兑錢莊六十六間，順德一縣佔有四十四間，佔總數65%，可知當時順德人的富裕。

自1866年陳啓元引進新式繅絲機後，珠三角各縣陸續增加新式絲廠，到1918年已達147個廠，每年增加大量生絲出口。隨着蠶桑、繅絲業的發展，三角洲各地的絲廠、絲市、桑市、蠶市和和繭棧等遍佈於蠶桑地區。當時主要繭市有：順德：容奇、桂洲、勒流、龍江、樂從、陳村、大良、甘竹。南海：官山、吉利、平洲、九江。中山：小欖、古鎮。新會：北街。三水：西南。東莞：石龍。主要繭棧有：順德：桂洲71家；容奇25家；勒流12家；陳村10家；大良8家；樂從6家；龍江2家；共134家。南海：官山5家。三水：西南25家。

到民國11年（1922年），廣東全省桑地面積達187.2萬畝，產繭80000噸，創歷史最高水平，全省大小絲廠299家、絲車13.6萬台，其中機器續絲廠180家，絲車9萬台，加上眾多的土絲小作坊和家庭繅絲，全省生絲產量達6278噸，佔全國總產量三分之一 ^[21]  。沒有昔日的“桑基魚塘”，就不會有如今富饒的珠三角。

1929年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經濟危機，工商業凋零，市場停滯，絲織品銷路鋭減，生絲價格狂跌，外銷量不斷下降。1938年生絲外銷量僅及1922年的五分之一。桑基魚塘面積大大縮小，逐漸被蔗基魚塘代替。解放初，桑基魚塘仍佔一定地位，自市場經濟興起，由於蠶桑業相對花工多、生產週期長、也有風險，產值不如社隊企業高，桑基魚塘面積逐漸縮小。上世紀80年代，隨着農村實行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集體經濟實力下降，“桑基魚塘”的循環耕作方式不再適合個體家庭。上世紀90年代，珠三角經濟騰飛，城市迅速膨脹，“桑基魚塘”的農業模式漸漸退出歷史舞台。

“桑基魚塘”的生產方式是：蠶沙（蠶糞）餵魚，塘泥肥桑，栽桑、養蠶、養魚三者結合，形成桑、蠶、魚、泥互相依存、互相促進的良性循環，避免了水澇，營造了十分理想的生態環境，收到了理想的經濟效益，同時減少了環境污染。

1、種桑與養蠶、魚、豬相結合，生產上有緊密的聯繫。

2、植物與動物互養，形成良性的生態循環。

3、塘與基合理分佈，水陸資源相結合。

桑基魚塘是長三角和珠三角一種獨具地方特色的農業生產形式。因其生產上形成良性的循環而出名。三角洲由沖積而成，地處北迴歸線以南，全年氣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時間長，土壤肥沃，是盛產蠶桑、塘魚、甘蔗的重要基地。三角洲內河網密佈，交通便利，自然條件優越。

由於兩地地勢低窪，常鬧洪澇災害，嚴重威脅着人民的生活和生產活動。當地人民根據地區特點，因地制宜地在一些低窪的地方，把低窪的土地挖深為塘，飼養淡水魚；將泥土堆砌在魚塘四周成塘基，可減輕水患，這種塘基的修築可謂一舉兩得。久而久之，“塘基上種桑、桑葉喂蠶、蠶沙養魚、魚糞肥塘、塘泥壅桑”的桑基魚塘生態模式延續了下來。

桑基魚塘系統是一種具有獨特創造性、集多種生產類型為一體的生態循環經濟模式，利用生物互生互養的原理，低耗、高效地精耕細作，同時對生態環境“零”污染。

整個系統中，魚塘肥厚的淤泥挖運到四周塘基上作為桑樹肥料，由於塘基有一定的坡度，桑地土壤中多餘的營養元素隨着雨水沖刷又源源流入魚塘。養蠶過程中的蠶蛹和蠶沙作為魚飼料和肥料。系統中的多餘營養物質和廢棄物週而復始地在系統內進行循環利用，沒有給系統外的生態環境造成污染，對保護周邊的生態環境、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根據時節變化統籌安排農事活動，也是桑基魚塘系統的一大特點。當地村民於正月、二月管理桑樹，放養魚苗；三月、四月為桑樹施肥；五月養蠶，六月賣，蠶蛹用來餵魚；七月、八月魚塘清淤，用塘泥培固塘基；年底幾個月除草餵魚。

正如明代《沈氏農書》中記載，“池蓄魚，其肥土可上竹地，餘可雍桑、魚，歲終可以易米，蓄羊五六頭，以為樹桑之本”，可取得“兩利俱全，十倍禾稼”的經濟效益。

新開桑基魚塘的規格，要求塘基比1:1。塘應是長方形，長60～80米或80～100米，寬30或40米，深2.5～3米，坡比1∶1.5。將塘挖成蜈蚣形羣壕，或並列式渠形魚塘6～10口單塘，基與基相連，並建好進出水總渠及道路（寬2～3米）。這樣利於調節塘水、投放飼料、捕魚、運輸和挖掘塘泥等作業，也利於桑樹培管、採葉養蠶。新塘開挖季節以選擇枯水、少雨的秋末冬初為宜。挖好的新塘要曬幾天，再施些有機糞肥或肥水，然後放水養魚。　加強塘基管理 塘基桑樹的生長好壞，產葉量高低，葉質優劣，直接影響到繭、絲、魚的產量和質量。因此，培管好塘基桑樹，增加產葉量，是提高桑基魚塘整體效益的關鍵。塘基桑園的高產栽培技術，應堅持“改土、多肥、良種、密植、精管”十字措施，以達到快速、優質、高產的目的，實現當年栽桑，當年養蠶、當年受益。

挖掘魚塘，使原來肥沃疏鬆的表土、耕作層變為底土層，而原底土層填在塘基表面，作為新耕土層，雖有機質含量有所增加，但還原性物質也在增多。因此，在栽桑前應將塘基上的土全部翻耕一次，深度10～15釐米，不破碎，讓其冬天冰凍風化，增強土壤通透性能，提高土壤保水、保肥能力。若干年後，因桑基隨着逐年大量施用塘泥肥桑而隨之提高，基面不斷縮小，影響桑樹生長。所以，塘基要進行第二次改土工作，將高基挖低，窄基擴寬，整修魚塘，使基面離塘常年最高水位差約1米，並更換老桑。

應掌握增施農家有機肥料和間作綠肥的原則。一是要施足栽桑的基肥，畝施拌有30～40公斤磷肥的土雜肥100～200擔，再施入糞尿10～20擔，或餅肥150～200公斤，並配合施用石灰25～50公斤，改良酸性土壤。二是在桑樹成活長新根後，於4月下旬至5月上旬施一次速效氮肥，每畝施20公斤尿素或50公斤碳銨，最好施用腐熟人糞尿50～80擔。7月下旬再施一次，肥料用量較前次要適當增加一些，促進桑樹枝葉生長，以利用採葉飼養中秋或晚秋蠶。三是桑樹生長髮育階段要求養一次蠶施一次肥。並注意合理間種、多種豆科綠肥，適時翻埋。四是在冬季結合清塘，挖掘一層淤泥上基，這樣即淨化了魚塘，又為基上桑樹來年生長施足了基肥。

塘基栽桑，應選用優質高產的嫁接良桑品種，如湖桑197、199、32號，團頭荷葉白及7920等，還應栽植15%左右的早、中生桑品種。

塘基因經過人工改土，土層疏鬆，挖淺溝栽桑即可。又因塘基地下水位高，桑樹根系分佈淺，宜密植。栽桑時採用定行密株，株行距以33釐米×132釐米或50釐米×100釐米為好，畝基栽桑1000～1300株。栽桑處須離養魚水面70～100釐米，桑樹主幹高20～30釐米，培育成低中幹樹型。

塘基栽桑後，桑樹中耕、除草、施肥、防治病蟲害，合理採伐等培管都必須抓好，確保塘基桑園高產穩產，提高葉質。

據統計，在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全國桑園面積只有19.84萬公頃，蠶繭產量3.09萬噸。我國蠶桑業在經過了20多年的曲折發展後，直到1970年，我國桑園面積達到23.34萬公頃，蠶繭產量12.15萬噸，首次超過了日本，位居世界第一。從此以後，我國就一直位居世界蠶桑業巨頭的寶座。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蠶桑業發展的頂峯時期，是在上個世紀末期的90年代前後。1994年，我國蠶繭產量達77.69萬噸，全國有26個省市發展蠶桑業。1995年，全國桑園面積為116.7萬公頃，蠶繭產量仍達75.98萬噸。然而，“十五”期間，由於我國東部因產業結構調整等因素使得主產區的蠶桑業明顯下滑，導致我國在全球蠶繭生產的比重逐年下降了約2個百分點，削弱了我國桑蠶業在國際上的優勢地位。

長期以來，我國的蠶桑業生產中心的分佈格局，與自然氣候條件和社會經濟狀況是密切相關的。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我國蠶桑業主要集中在勞動力資源豐富、交通便利、土壤肥沃和經濟繁榮的東部地區。但隨着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發展，東部蠶桑區的產業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各種工業企業發展迅速，東部的土地、勞動力等要素成本上漲，使傳統的桑蠶業逐漸失去了發展優勢，其結果導致蠶桑業出現了萎縮。

為了穩定和持續發展我國的蠶桑產業，確保全國絲綢產業的創匯能力，考慮到我國西部地區在生產要素的成本上具有明顯優勢，如土地資源相對豐富，勞動力充足且價格相對低廉等。在這種情況下，桑蠶業向西轉移成為一種必然趨勢。為此，國家在“十一五”發展規劃中實施了“東桑西移”工程。即從2006年起，在我國西部15個省（區、市）開始建設蠶桑基地項目。隨着這項工程的實施，標誌着我國蠶桑業的發展中心已經由東部向西部開始了戰略大轉移。

“東桑西移”工程的實質是把我國蠶桑基地和初級繭絲綢加工的中心移向西部地區，而不是將蠶桑業首次引進到西部地區。

“東桑西移”工程希望通過大力發展桑葉種植擴大西部植被覆蓋率，減少水土流失，達到發展蠶桑業的同時保護西部生態環境的目的。

由於我國西部的水資源相對短缺，耕地原本就不肥沃，缺乏有機質，加上地勢高，受雨水的沖刷和搬運能力較強，在這樣一個生態環境比較脆弱的地區，發展這種對耕地肥力消耗巨大的蠶桑產業，極有可能發生耕地退化等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因此，在西部發展桑葉種植時，必須要充分考慮蠶沙還地、多施有機肥，嚴格控制化肥用量，加強對耕地肥力和水分的保護就顯得格外重要和緊迫。

因此，“東桑西移”工程的生態保護工作，是該工程持續發展的關鍵之所在。相關部門在實施“東桑西移”工程中，一定要堅持科學發展觀，科學地評估環境風險，發展生態蠶桑業推動產業綜合利用，應用生態學原理解決好“東桑西移”可能帶來的耕地退化、水體污染等環境問題，不僅要實現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而且要以良好的生態效益確保該項工程的可持續發展。

湖州桑基魚塘系統位於浙江省湖州市南潯區西部，每年魚文化節在和孚鎮荻港村舉行。南潯和孚鎮荻港村位於湖州桑基魚塘系統的核心區域。近年來，該村以湖州桑基魚塘系統為依託，以魚桑文化為載體，通過開展“魚文化節”系列研學活動。 ^[14] 

從空中俯瞰湖州南潯和孚鎮荻港村，星羅棋佈的千年桑基魚塘系統桑樹茂密，如調色盤一般。作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近年來，和孚鎮通過桑樹補植、魚塘修復、河道疏浚等措施，對原生態桑基魚塘系統進行修復性保護和利用，使這一歷史悠久的生態循環農業模式重新煥發生機。 ^[19] 

蘇州環長漾片區位於吳江區西部，西瀕太湖、北臨太浦河，南鄰頔塘河，是江南塘浦圩田、桑基魚塘、蠶桑絲綢文化的典型代表，是蘇南地區蠶桑文化、絲綢文化、江村文化的重要承載地。 ^[23] 

到目前為止，佛山西樵山下還保存着珠三角地區最好的桑基魚塘區，面積近萬畝，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譽為“世間少有美景、良性循環典範”。漁耕粵韻文化旅遊園就位於這片桑基魚塘區，文化園利用500多畝魚塘的塘基種植了1萬多棵桑樹，復原了珠三角桑基魚塘的農業生態循環模式 ^[7-11]  。

廣東蠶桑絲織文化技藝研學基地由佛山南海絲廠改造而成，展現了珠三角桑基魚塘、蠶桑絲織的歷史文化。 ^[12] 

佛山市順德區大良的南國絲都絲綢博物館設有生態桑基魚塘景觀、佔地二十畝的桑園，並陳列有大量圖片、標本、各年代服飾、書籍、古老設備和豐富的絲綢精品，為人們展示當年桑基魚塘的生態景觀。 ^[24] 

廣東省中山市三鄉鎮西山村的農場在傳統 “桑基魚塘”模式上進行了改良：主要產出品不是“四大家魚”和蠶絲，而是高檔水產品甲魚和桑枝。其循環種養系統為：桑葉用於飼養石螺和“四大家魚”，養肥了的石螺和“四大家魚”又是甲魚的餐點，而魚塘裏的水、塘泥又是桑樹的肥料。桑、“四大家魚”、螺、甲魚、泥，如此循環，組成一個生態系統。 ^[15] 

廣東中山翠亨國家濕地公園現有成片的紅樹林、灘塗地、桑基魚塘。 ^[20] 

東莞銀山濕地公園利用原有的桑基魚塘進行景觀改造，形成垂釣平台、阡陌棧道等景點，荷塘魚影景點是根據現有魚塘，以呈現農家魚塘景色為主，通過水車設置、農田水灌溉設施、喜水農作物如水葱、千屈菜等相結合，以展現農家景色。 ^[16] 

東莞生態園生態綠地走廊兩側保留現有農田、魚塘的肌理，在現有農田上大面積種植花卉，結合現有的阡陌魚塘，營造嶺南水鄉特色的桑基魚塘和花卉園。 ^[17] 

廣東江門鶴山古勞水鄉，傳承了700年曆史的原生態村落，遍佈桑基魚塘農業生產系統。 ^[18] 

深圳寶安區的海上田園景區有20多萬平方米的桑基魚塘，還可以看到珠三角地區的桑基魚塘遺存。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