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應華

王應華，（1600-1665）字崇闇，號園長，明代萬曆46年（1618年）舉人，東莞石排埔心上汴村人氏。崇禎元年進士。曾任明代武學教授、禮部員外郞、福建按察使、禮部侍郎。詩文書畫皆佳。

據陳伯陶《勝朝粵東遺民錄》、徐作霖《海雲禪藻集》記載，王氏約生於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卒於清康熙四年（1665年），歷萬曆、崇禎、弘光、隆武、紹武、永曆六朝，入清又經順治、康熙二世，仕於明，則先後歷資政尹、通議大夫、禮部祠祭司郎中、工部營繕、禮部左侍郎、吏、户、兵三部左右侍郎、右參政、海道並寧紹糧道、兵備副使、浙江提督學政、福建按察使等職，順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與東莞人蘇觀生等擁立紹武即位於廣州，為東閣大學士，同年十二月紹武敗亡，蘇觀生等死節，王氏則降清，然旋即投永曆，為光祿寺卿。

從崇禎元年（1628年）入仕，至崇禎十七年甲申之變中棄官回鄉，這十七年乃王氏一生中經歷頗覆雜的一個時期，但有關他的行狀事蹟，史載甚為簡略，只知道他登第後即除武學教授，再遷工部主事，禮部員外郎，此後又升寧紹道副使，這個官職的全稱應當是寧紹道兵備副指揮使或招討副使，是個武職，大致相當於寧波、紹興軍分區副司令員，為從五品或從六品。

王氏任寧紹道副使，大概是在崇禎十四年（1641年）。崇禎十五年前後，王氏再由武職轉任文職，為浙江提學副使。明以科舉取士，學政總一省之科考、舉業，掌一省學人之仕途命運，是個與總憲、巡撫可平揖抗禮的官職，往往以碩儒重臣並負才略時譽者充任。《廣州府志》稱王應華在此期間“視學浙省，別釐弊陋，不事請託，論文務抒寫性靈，空所依傍，一時名宿悉出其門。”

大約在崇禎十五年之後，王應華晉升為福建按察使。從不入品級的教授做到正三品的按察使，王氏用了十七年的時間，可算是官運亨通，升遷極快的。據王氏於順治十五年（1658年）撰寫的《徐氏族譜序》中自稱，除上述之外，他一生歷任過的官職還有資政尹、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吏、户、兵三部左右侍郎、右參政、海道並寧紹糧道、禮部祠祭司郎中、工部營繕虞衡二司主事等。可以想見其人沉浮宦海，非一般以時藝搏功名者可類比。但是在四十五歲這一年，王應華遇上了甲申之變。

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破北京外城，明思宗朱由檢走投無路，自縊殉難。王應華當時在福建按察使任上，聞變即跑回石排老家了。清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師下江南，滅弘光政權，福王死難。六月，魯王朱以海據紹興，自稱監國，招撫天下。閏六月，鄭芝龍等擁立唐王朱聿鍵於福州即皇帝位，改元隆武。王應華聞知福州立了新皇帝，隨即入閩，被隆武任命為禮部侍郎。

順治三年六月，清師破紹興，魯王出降，後又逃亡海上，直至順治十年（1653年），困守海島，四望愁悵，實在扛不住了，始去名號。八月，清師破福州，隆武被俘，絕食而死。十月，桂王朱由榔即帝位於肇慶，改元永曆。當福州陷落之際，唐王的弟弟朱聿鐭由海路逃到廣州。隨朱聿鐭入粵的隆武朝大學士蘇觀生聽説桂王在肇慶改元即位，非常不滿意。《粵事記》裏説：“永曆立…肇慶府去廣州府僅四百里，擁立時無一函商及三司各屬；既立後，復不頒新天子詔，元勳大老惟鬻爵擇腴是務。”蘇觀生拉攏逃到廣州的王應華、何吾騶、顧元鏡、關捷先等，決意另立新君。

蘇觀生也是東莞人，與王應華有同鄉之誼，二人一拍即合。順治三年十一月五日，蘇觀生以前大學士、王應華以前侍郎、顧元鏡以前布政使的身份馳驛兩廣，宣佈擁立朱聿鐭於廣州即帝位，改元紹武——也就是紹承隆武、昭示政權繼承正當合法之意，蘇觀生、王應華等同為東閣大學士，並掌國事。

後來，清軍破廣州城，蘇觀生縊死，紹武被殺。王應華逃到肇慶投靠永曆，並任光祿寺卿。但此時永曆政權也朝夕不保。廣州陷落後，肇慶失去屏障。順治四年元月二十九日，永曆從宦官之議，逃入梧州，王應華等官員自然從駕而逸。二月，清將李成棟破梧州，永曆逃往桂林。四月，清師渡海，克瓊州，永曆君臣逃往湖南。五月，駐武崗。八月，清師破長沙，永曆逃往柳州。十二月初，再逃桂林，十日，至南寧。

從順治四年始，永曆君臣被清軍追得反覆在梧州、桂林、南寧、肇慶、廣州之間來回亡命，直至順治十三年，廣西全境失守，再逃入昆明。兩年後，吳三桂入緬，執殺永曆，最後一個南明政權宣告終結。王應華回鄉隱居，康熙四年（1665年），王應華老病而逝，年六十六歲。

王應華晚年，以擅書畫而見稱於一時。

現今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香港藝術館、廣東省博物館、廣州藝術博物院、浙江紹興博物館、東莞市博物館等均收藏有王氏的傳世書畫作品。《中國書法大辭典》稱其：“畫擅蘭竹，書工行草，略近南宮。”《嶺南畫徵略》論其畫曰：“蕭疏荒率，蓋以寓黍離之悲焉。”《嶺南書法史》則稱其書：“橫肆無匹，筆意蒼勁，格韻甚高。”、“可惜王氏書法傳世者不多，否則真可與黃道周、倪元璐諸公並驅。”

王氏“畫擅蘭竹”，晚年則喜寫蘭石，他的畫清瘦荒率，筆意深遠，好以飛白大石傍線蘭數叢為構圖，筆法精細，不施墨彩，是中國傳統書畫中典型的文人畫，而非畫家之畫。從他的書畫風格來説，與明末清初的傅山、朱耷、石濤等孤臣孽子是一個路數，與朱耷可説並擅枯荷折蘭之美，唯少缺朱耷的悲涼憤恨和懸崖撒手的絕望心境。所謂“黍離之悲”，到底是隔了一層血肉粘黏，與國破家亡、向隅泣血的大悲恨乃有霄壤之判。

王氏的書法“略近南宮”，大略是指他早期的作品。南宮體多用側筆，拖腕勁健，“八面出鋒”，實際上與米芾天性顛狂乖張、不拘於世態人情有絕大的關係。後世學南宮者，多獲效顰之譏。王氏早期的字粗似米南宮，但仔細體味，則更近於趙松雪、董其昌之流麗輕滑、用墨柔亮、有鋒而無骨。大概在這一時期，王氏遊宦四方，難免酬和應答於時輩，所以受到一些館閣體的影響。到是他晚期的書體，極有徐渭、傅山的韻味，用筆枯澀，蒼勁而不失河風朔氣，“可與黃道周、倪元璐諸公並驅。”應當算是並不過份的評價。

王氏也擅詩。清汪兆鏞之《棕窗雜記》、徐作霖之《海雲禪藻集》、黃登之《嶺南五朝詩選》、温汝能之《粵東詩海》均收有他的詩作。此處略抄數章，並試解略：

立秋前一日陪撫軍城樓待月

幕府先秋色，高樓皓月開。

軍聲雲嶠徹，勝氣鬥牛回。

席近星河冷，觴傳赤羽催。

籌邊當重地，前箸愧非才。

此詩不注年代。但從“幕府”、“軍聲”、“籌邊”、“前箸”等或可推知，大約是在為寧紹道兵備副使任上、受命主持招撫海寇時所作。詩中雖雲“觴傳赤羽催”，極言邊事危迫，但首聯“幕府先秋色，高樓皓月開。”起筆從容不迫，展望雄壯；頸聯“軍聲雲嶠徹，勝氣鬥牛回。

”則持正有體，意若洋洋；腹聯“席近星河冷，觴傳赤羽催”體大格高，開張有力；末聯“籌邊當重地，前箸愧非才。”謙而自信，顧盼生風。全詩壯節迴盪，辭氣俱勝，略得漢唐五古之風韻，頗有疆臣大憲輕衣緩帶、雍貴自許之量，可推知此詩絕非是當隆武、紹武、永曆之時被清軍追得狼狽不堪、抱頭鼠竄中所作。

曹溪礬洞山庵

石磴溪邊五色光，山花細草向人芳。

王孫不到雲深處，寂寂啼鶯古寺旁。

此詩當作於還鄉隱居之後。從詩中流露的心境來看，王氏雖甘為野老遺民，但破國孤臣的心態尚未平復，其時永曆或已敗滅，灰冷煙盡，故追撫前事，不免悻悻有哀思。“王孫不到雲深處，寂寂啼鶯古寺旁。”一聯，反用白居易之“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詩意，感嘆諸王敗滅，枯榮心事難了，山花細草猶可“向人芳”，王孫一去則永墜大夢。“雲深處”一語，或實指永曆於雲南殉國，寓魏武《短歌行》之“越陌度阡，心戀舊恩”之意也；“寂寂啼鶯古寺旁”，則援引杜工部《蜀相》詩中“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一典，隱然有長違初志、望東山而哀河洛之嘆。

江村春興

何人車馬到春城，高坐臨流酒獨傾。

十畝黍苗分雨露，一江天色各陰晴。

長堤種竹隨時綠，倦鳥歸林得意鳴。

潦倒年來複何事？早潮看盡晚潮生。

此詩當作於永曆敗滅，清鼎底定，回鄉已隱居數年之時。詩中“早潮看盡晚潮生”一句，乃道前朝已滅，新朝繼起，興亡不由人之意。“高坐臨流酒獨傾”一語乃道抱殘守缺、孤高而不假辭色的遺民心態。“十畝黍苗分雨露，一江天色各陰晴”則況味複雜。新朝初開，江山易了主，女兒改了嫁，冷眼旁觀者有之，邀進漁利者有之，恥食周粟者有之，佯狂而不合作者亦有之，所謂“分雨露”、“各陰晴”，則指各色人等進退沉浮，一瓢各有所取，雖然語帶嘲諷，其實另生懷抱，別有惋轉。

遺老心事，忍死偷生為一端，目覷類我者得分雨露而自己猶端着架子、有階難下為一端，冀或為當道者禮遇延請至再三再四而我猶勉強、最後不得不下終南而再入世則為另一端，以上諸般久俟不得，心中自然側反難消，“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所以詩中語氣有點悻悻然。既為前朝遺民，又為當朝所棄，不免像怨婦一樣，有點牢騷。遺而被棄，所守者何？大凡讀書人多顧影自憐，何況一個曾輸款於新朝、又為時人詬責的變節之人？“長堤種竹隨時綠，倦鳥歸林得意鳴”一聯盡道此中隱衷。“長堤種竹”，“倦鳥歸林”，乃出世也，但以“隨時綠”、“得意鳴”自喻，看似自適而有持守，實則心境無奈而微妙。“潦倒年來複何事？”“潦倒”未必關情，“復何事”則曲盡欲進欲退、欲語還休、“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之意。

由此而再回首聯，“何人車馬到春城，高坐臨流酒獨傾”，既然關心“何人車馬到春城”，則“隨時綠”、“得意鳴”言不由衷，故爾弛然嘆喟：“潦倒年來複何事？”古詩《西北有高樓》之“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嘆，慷慨有餘哀。”正道此中況雜。由此推知，作此詩時，王氏並非衰年，雖在江村，但仍因春起興，隱然有冀為新朝起復之意。

就詩法而論，王應華的詩與“前七子”是一路的，屬於宗唐派。就以上數章而言，他於詩歌只能算是閒庭散步，尚未得升堂入室之淵奧。但從上述詩章，可以體會到王氏入清之後，雖以遺民自居，但並非心如死灰，仍然有所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