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文化

宋太祖曾要求其子孫永遠不得殺害文人，文人在宋朝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重文輕武的風氣在宋朝達到了極致，“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等俗諺都是出在宋朝。宋真宗時，狀元出身的陳堯諮拒絕出任官級更高的武職。在理學的興起、宗教勢力退潮、言論控制降低、市民文化興起、商品經濟繁榮與印刷術的發明等一系列背景下，宋朝優秀文人輩出，知識份子自覺意識空前覺醒。史堯弼在《策問》中認為：“惟吾宋二百餘年，文物之盛跨絕百代。”陸游在《呂居仁集序》中也認為：“宋興，諸儒相望，有出漢唐之上者。”其後中國由於蒙古的入侵併對文人採取敵視政策，加上明清八股文與清朝文字獄嚴重壓制學人思想自由發揮，中國除晚明外再也沒有出現過像宋朝一樣興盛的文化景象 ^[1]  。

二程、朱熹、歐陽修、蘇軾、司馬光及沈括等優秀人物，享譽千古；而活字印刷、指南針及火藥的發明和應用，更對人類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2]  。

司馬光(4張)

宋朝文化空前進步，各個領域碩果累累，享譽千古，對人類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明人宋濂謂：“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

唐宋八大家，宋朝佔了六位，除“三蘇”蘇洵、蘇軾、蘇轍外、還有王安石、曾鞏、歐陽修。

宋四大書法家：蘇東坡、黃庭堅、米芾、蔡襄。

理學家北宋二程：程頤、程顥。

南宋東南三賢：朱熹、張拭、呂祖謙。

南宋四大家：陸游、楊萬里、范成大、尤袤 ^[1]  。

重要的是宋朝許多名人文化大家，都是出身貧苦。范仲淹、歐陽修都是單親家庭出身，自幼貧寒。范仲淹一歲時父親就去世了，母親謝氏帶着尚在襁褓中的仲淹改嫁朱姓的人家。范仲淹從小生活極其艱苦，喝粥度日苦讀。歐陽修年少時家裏買不起筆紙，他母親用蘆稈畫地教他識字。最終兩人都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文化大家，朝廷重臣，國之棟樑。范仲淹、歐陽修或許命運相近，兩人成為真正的朋友。王安石、蘇洵、蘇軾、曾鞏都是歐陽修培養扶植起來的文化大家。蘇軾又培養了著名的蘇門四學士：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陸游是曾鞏的學生，陸游、辛棄疾是好朋友，他們在一起的交往聚會組成了文化沙龍、文學俱樂部。宋朝民間湧現了許多的文學社體，總之宋朝是文化人的天堂 ^[2]  。

宋代湧現許多著名畫家主要有范寬、郭熙、趙佶、李唐、馬遠、夏圭、張擇端等。最能代表中國畫最高藝術水平的就是宋代山水畫的博大與意境！宋代山水畫家人才輩出，各有專長和創造，北宋李成的塞林平遠，范寬的崇山峻嶺和雪景，許道寧的林木野水，郭熙描繪四時朝暮、風雨明晦的細微變化，惠崇、趙令穰的抒情小景，米芾、米友仁父子的雲山墨戲，李唐、馬遠、夏圭高度剪裁而富有詩意的山水反映了山水畫藝術的不斷變革和發展，與劉松年共稱南宋四家 ^[2]  。

理學的思想體系中明顯地可以看出吸收了釋教的“空有合一”的本體論，“頓漸合一”的認識論，“明心見性”、“返本復初”的修持觀等，因之有人説是“陽儒陰釋”，或者“三教合一”的新形態。理學的開山祖周敦頤的著作《太極圖説》明顯地是三教融合為一的代表作。二程主張“性即理”，強調“天理”與“人慾”的對立，並通過內心的修養功夫來“窒慾”，以恢復天理，這明顯地受到過佛教心性論和禪宗修持方法的影響。朱熹是理學集大成者，是竭力排斥佛教的一個人物，但是在他的哲學思想中，無論從本體論、認識論到修持方法無不打上佛教的烙印。 ^[22]  理學以闡釋義理、兼談性命為主要內容，在建構儒家形而上學和本體論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其代表人物包括“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和陸九淵。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認為：“理”和“氣”是並存的，密不可分，但有先後之分。理是萬物之源。“天理”與“人慾”是對立的兩方，人慾是一切罪惡之根源，應當去人慾、存天理。經過二程與朱熹的發展，理學發展成為一套完整的哲學體系，南宋末年理宗時成為官方哲學。之後，陸九淵又認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即理也”。人們應當去人慾，存本心，到達清明寡慾的境界，陸九淵之思想經過之後明朝大儒王守仁的繼承發展，成為新的哲學體系—心學，在明朝中葉以後佔據了主導地位。程顥、朱熹提出的“理一分殊”，實際上以佛教華嚴宗的“理事説”來論證。陸九淵、王守仁所主張的“吾心便是宇宙”“心無外物”“明心見理”等，是禪宗“自心是佛”“本心生萬法”“明心見性”的翻版。 ^[21]  除了理學與心學之外，宋朝晚期還出現了第三種學術勢力—浙東事功學派，其由以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和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所組成 ^[1]  。

史學與前代相比，宋朝的史學特別發達。歷史學家陳寅恪説：“中國史學，莫盛於宋”，“宋賢史學，古今罕匹”。宋朝有多個官方修史機構，如起居院、日曆所、實錄院、國史院、會要所等。最著名的史學著作當屬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鑑》。《資治通鑑》的編寫過程長達十九年（加上《通志》超過二十年），共二百九十四卷，敍事上起周烈王廿三年（前403年），下迄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採用編年體方法書寫，為後人提供了一本系統廣博的史書。隨後，另一史學家袁樞又對《資治通鑑》進行全面的整理，寫成《通鑑紀事本末》，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事本末體史書。朱熹也作了一部《通鑑綱目》，共五十九卷，可謂《資治通鑑》的簡略版。史學家鄭樵寫成《通志》，與唐杜佑《通典》、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合稱“三通” ^[1]  。

此外重要的史學著作還有廿四史中薛居正等奉旨編修的《舊五代史》和歐陽修私撰的《新五代史》。以及王溥私撰的《唐會要》和《五代會要》。著名的地方誌有《太平寰宇記》、范成大《吳郡志》、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周密《武林舊事》等。由於金石學和考古學快速興起，也有一些相關史書誕生，如歐陽修的《集古錄》、呂大臨《考古圖》、趙明誠《金石錄》等” ^[1]  。

此外宋朝編修了不少與史學相關的類書，著名的“宋四大書”：《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廣記》 ^[1]  。

中國畫特別是山水畫到了宋代發展已經非常成熟。不僅僅把風景描繪，還強調畫中意境。道家強調陰陽，宋代理學注重天人合一，追求暗藏在社會與自然之間的義理。 ^[3]  自宋代，人們懂得製作半透明的瓷器和混合使用搪瓷的青瓷製品。其中龍泉青瓷在宋代已經非常受歡迎。 ^[4]  宋代的黑色和紅色漆器都配上以自然山水，歷史人物和簡單的裝飾圖案為題材的精美雕刻。譬如黃地剔紅後赤壁賦圖盤、朱錦地剔黑赤壁賦盤、樓閣人物堆黑盒、醉翁亭朱錦地剔黑盤。 ^[5]  雖然鑄銅藝術、瓷器藝術、漆器藝術、玉器雕刻、雕塑、建築、描繪動物的水墨畫受到文人高度評價，但是山水畫仍然為列最高。 山水畫大師掌握瞭如何構造仔細擬真的近景，並且利用穿插雲間的高山流水製造無限的遠景。

兩宋畫風有別。北宋山水畫多燦爛輝煌轉，質感強烈，時而柔和温雅，氣勢宏大。在蘇軾的提倡下，慢慢走向最求自我表現，追求意境，務求神似。南渡後，多描繪秀麗江南山水景色，構圖簡約，但花鳥畫則更趨嚴謹精緻。 ^[6] 

宋代繪畫藝術風格受宋代理學影響，從花鳥看精密佈局，所以注重寫實。花鳥畫代表作品，有崔白的《雙喜圖》，兔鳥呼應，葉草同指一方，暗射秋風蕭瑟，還有趙昌的《歲朝圖》，李迪的《雞雛待飼圖》，林樁的《果熟來禽圖》，李嵩的《花籃圖》。 山水畫的代表作品有李成的《寒林平野》，范寬的《溪山行旅圖》，燕文貴的《溪山樓觀圖》。 ^[8] 

范寬的溪山行旅圖宋朝是中國書畫藝術的頂峯期，宋朝皇帝特別重視書畫事業，在宮廷設立了翰林畫藝局，翰林圖畫院與畫學。宋畫主要可分為山水畫、人物畫、花鳥畫三大分類。中國山水畫到宋朝為一多方發展之時期，派別之分演既多，畫家亦彬彬輩出。宋朝初期中國山水畫承襲五代荊浩、關仝、董源與巨然等人，使中國山水畫推向了高峯。北宋以米芾、米友仁父子最為卓越，他們成功的將文人畫與山水畫風格相融合，後人難以企及。其他山水畫名家還有北宋的范寬、郭熙。范寬的《溪山行旅圖》中峯鼎立的構圖方式，表現出山的氣勢雄偉，前景作一巨石與主峯取得平衡，並以山腰的一線飛瀑，連貫上下氣勢。到了 宋朝南渡以後，山水畫風大變，崇尚水墨。有名的有號稱為“南宋四家”的李唐、劉松年、馬遠和夏圭等。李唐、劉松年等畫家的筆法細潤，色彩富麗，精麗巧整，世稱院體。後來的馬遠與夏圭學習唐朝畫法並參以南宋水墨之法 ^[1]  。

宋朝繪畫(12張)

宋徽宗繪芙蓉錦雞圖文人畫與花鳥畫互相融合，讓宋朝花鳥畫顯得格外清麗脱俗。花鳥畫自從五代黃筌與徐熙分道揚輝之後，到了宋朝，純綷審美之風氣盛行起來，以致於花鳥畫與山水畫更加興盛，幾乎取代了人物畫的中心地位。宋初名家有黃居採和徐崇嗣二人並起，其情形頗興北宗山水發展於院內，南宗山水發展於院外者相似。除了黃徐二人之外，還有崔白和宋徽宗擅長花鳥畫。徽宗的書法和繪畫都在中國藝術史上有重要地位。徽宗獨創瘦金體，並重視書畫事業。翰林書畫院的地位大幅提高，著名畫家，清明上河圖的作者張擇端就是其提拔。其子趙構也受到薰陶，成為傑出書法家。徽宗時期，院體畫中的花鳥畫大盛，徽宗本人就是個花鳥畫大家。宋朝人物畫的宗師是李公麟，他繪畫體裁廣泛，無所不工無所不能。以建築物比例構圖的界畫在宋朝勃興，郭忠恕和張擇端是其代表。南渡以後，歷史人物題材畫開始興起。蘇漢臣的《秋庭嬰戲圖》，畫中的兩個小孩推棗磨時的精神和眼神，就令人歎為觀止。道釋人物畫在宋朝不甚盛行，不過確有一些重要畫家出現，包括武宗元、李公麟、梁楷等人。其中以《八十七神仙卷》最為出名，眾多仙人仙女，飄然列隊而行，行如流水，極為生動 ^[1]  。

黃庭堅書伏波神祠詩卷（局部）宋朝書法主張尚意，注重在哲理性、書卷氣、風格化與意境表現，同時也提倡個性化和獨創性。宋朝書法跳脱了唐朝的風格而開創新局。隋唐五代的書法注重在“工”的體現，而宋朝書法主張尚意抒情的部分，需具有“學識”即“書卷氣”的部分。蘇軾提出了“我書意造”的口號，他的筆法內緊外鬆，險竣多變。蘇（蘇軾）、黃（黃庭堅）、米（米芾）、蔡（蔡襄，“蔡”原指蔡京，為北宋誤國六賊之一，後世以其“人品奸惡”，遂改為蔡襄）為北宋書法四大家。北宋四家一改唐楷面貌。直接晉帖行書遺風。無認是天資既高的蔡襄和自出新意的蘇東坡，還是高視古人的黃庭堅和蕭散奇險的米芾，都力圖在表現自己的書法風貌的同時，凸現出一種標新立異的姿態，使學問之氣鬱郁芊芊發於筆墨之間，並給人以一種新的審美意境。而南宋的吳説、宋徽宗、陸游、范成大、朱熹、文天祥等書家中進一步延伸，其中宋徽宗特殊的書法風格被稱作瘦金體，然而南宋書家的學問和筆墨功底已不能和北宋四家相比了 ^[1]  。

宋代瓷器我國陶瓷發展史上一個非常繁榮昌盛的時期。現時已發現的古代陶瓷遺址分佈於全國170個縣，其中有宋代窯址的就有130個縣，佔總數的75%。陶瓷史家通常將宋代陶瓷窯大致概括為6個瓷窯系，它們分別是：北方地區的定窯系、耀州窯系、鈞窯系和磁州窯系；南方地區的龍泉青瓷系和景德鎮的青白瓷系。這些窯系一方面具有因受其所在地區使用原材料的影響而具有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有受帝國時代的政治理念、文化習俗、工藝水平制約而具有的共同性。

宋朝瓷器，以其古樸深沉、素雅簡潔，同時又千姿百態、各競風流的氣象為我們中華民族在世界工藝發展史上矗立起一座讓世人景仰的豐碑。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1、突破“南青北白”的局面

2、品類繁多，器型多樣。最受歡迎的有“梅瓶”、“玉壺春”等

3、釉色優美，以典雅含蓄，高貴樸實，有類玉的效果，以單色瓷為主（除鈞窯）。體現了儒文化所提倡的簡潔素雅之美，有明顯的民族精神體現。

4、裝飾方法有印花、畫花、刻花、剔花、貼花、鏤花等，圖案以花鳥蟲魚等為主，造型，色彩，紋樣追求完整、意境、氣韻。

在宋代的中國文學作品種類繁多，派別林立，隨着社會發展變得非常繁盛。雖然唐朝早期能以詩被譽為中國文學的高峯，但宋代卻能夠以詞創造另一個高峯。宋代文學人才輩出，有宋代議論先驅梅堯臣，大文豪蘇軾，行為瘋狂的米芾，首位著名女詞人李清照等等。雖然詞始於南梁，但到了宋代卻大受歡迎，成了宋代文學的主要體裁。政治家范仲淹，理學家歐陽修，書法家黃庭堅，領軍文人辛棄疾都是以詞著名。

宋朝文學主要涵蓋了宋代的詞、詩、散文、話本小説、戲曲劇本等等，其中詞的創作成就最高，詩、散文次之，話本小説又次之。宋朝的文學作品在北宋初期稟承了晚唐風格，用詞浮豔，常作唱和酬答之用。隨着王禹偁關注民生，朝廷又偏重儒學，文學作家開始注重儒家説教功能，但成就不高。直到歐陽修帶起的第二次古文運動，文人才以平實的語言來創作，加上內容多反映生活時弊，雅俗共賞，文學創作進入了高峯期。當時的各種文體，互相影響，有破有立，而且派別林立，題材眾多，並受到儒釋道的影響，文壇有長足的發展。話本小説與戲曲就在這個時期不斷冒起。南宋偏安江南後，文人多以作品抒發愛國情懷。可是南宋末期出現因循風氣，結束了宋朝文學的發展道路。 ^{[9]  [10]} 

宋朝是一個詩歌的國度。宋朝詩歌是一個巨大的寶庫。裏面有各個方面的知識財富。但這個寶庫，我們認知開發的極少。宋朝的詩歌是唐朝詩歌的延續、再發展與突破。宋朝的詩人更廣泛、詩篇更豐富。詩歌的種類、形式在宋朝達到豐富。宋詩創作數量空前豐盛。北京大學正在編纂《全宋詩》，據初步統計所收作者不下九千人，為《全唐詩》的四倍。《全宋詞》輯錄，共收詞人一千三百餘家，詞章近兩萬首。孔凡禮《全宋詞補輯》，又增收詞人百家，詞作四百多篇 ^[2]  。

宋代多高產詩人，陸游自謂“六十年間萬首詩”。陸游現留存詩篇九千三百多首。楊萬里寫過兩萬多首。但只留存的一小部分。南宋四大家之一的尤袤留下的詩篇就更少了。那麼多偉大的詩人寫了那麼多首詩歌，我們更多的人只能有機會讀到他們幾首詩，可以説連皮毛都沒接觸，別説體會他們的精骨了。宋詩反映社會視野較前有所拓展，切入生活力度有所深化。宋與唐的時代氣象與氛圍不同，詩家又勇於創新，因而形成與“唐音”殊異的“宋調”。宋詞作為新興的合樂詩體，既可傳誦於文士案頭，又能流播於樂人歌喉，強化了它的娛樂性和傳播力，擁有眾多接受羣體 ^[2]  。

詞是曲子詞之簡稱，它承襲漢魏樂府，受到外來音樂影響，是一種既可合樂歌唱又有獨特體制的詩歌體。詞本來可以配合音樂，譬如蘇軾的《東坡樂府》、姜夔詞集《白石道人歌曲》、柳永詞集《樂章集》、黃山谷的《山谷琴趣外編》。詞的產生不遲於唐代。唐代的音樂分為雅樂、清樂、宴樂。雅樂是指《詩經》所配的音樂，先有詩才有音樂。清樂則是六朝樂府詩所配的音樂。宴樂則從西域傳入中國，以琵琶四弦的二十八調為主，表達力強，詞就是配合宴樂來創作。到了宋代，詞人便根據樂曲的旋律和節奏求填上歌詞。 ^[11] 

自從中唐廢除租庸調，以繳納貨幣來取代，促使南北貿易發達，非地主的勢力大增，導致中上階層廣泛追求豪華歡樂、奢侈享受。隨着政治中心不斷南移，南方新都市陸續興起。官場新貴帶來了新生活型態，促進了休閒娛樂的發展，舞台、歌榭、藝場、伎坊大量湧現。這樣歌妓成為宋詞傳播與發展的媒介。

宋詞發展蓬勃，收錄在《全宋詞》中的詞人多達一千三百多家，作品有一萬九千九百餘首。另外，宋代詞人別集大量出現，譬如柳永的《樂章集》、蘇軾的《東坡樂府》、秦觀的《淮海詞》、周邦彥的《清真集》、辛棄疾的《稼軒詞》、姜夔的《白石首人歌曲》。這些別集都因為宋朝成熟的刻印技術得到廣泛的傳播，增強了文學創作上的交流。 ^[12] 

隨着宋王朝採用重文抑武，國家長期處於積弱的地位。另一方面，思想上呈現出儒、釋、道三家合流的趨向。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宋詞在題材、手法、風格經歷了一個轉型的過程。北宋前期，主要詞人有晏殊父子、歐陽修、范仲淹、柳永等人。其中，晏殊、歐陽修帶領着第二次古文運動，掃除深奧難明的詞彙，以自然流暢語言來創作，説理暢達。他們稟承南唐柔軟綺麗詞風，抒情委婉。范仲淹突破了晏、歐風格，豪放悲壯，柳永則自創新調，以長調慢詞代替小令，加入草根格調。北宋中期，最主要的詞人是蘇軾。他以詩為詞，打破了詞體的題材的侷限，在婉約詞家之外另立豪放一派，南宋的愛國詞派與辛派詞人也受到他的影響。北宋後期，主要詞人有秦觀、黃庭堅、賀鑄、周邦彥等。周邦彥被推崇為“集大成者”，因為他注重音律，風格醇雅，章法縝密，用詞精麗，造就了後來的格律詞派。 ^[9] 

南宋前期，主要詞人有張元幹、張孝祥、朱敦儒、李清照等。當面對國難的時候，他們除了保持蘇軾的豪放詞風，還注入了鮮明的時代特色，內容多為慷慨悲壯、沉鬱蒼涼。詞壇中比較突出的是女詞人李清照，其詞化俗為雅，清婉疏淡，語言功力甚深，風格自然清新。南宋中期，主要詞人則有辛棄疾、陳亮、劉過、姜夔等。辛棄疾開創了愛國詞派，以散文為詞，突破了詞體，增加了藝術的表現；而且題材廣泛，內容豐富，以報國與失意為主調；時而沉鬱、時而明快，但仍以豪放為主，成為稼軒體。姜夔精通音律，能自行度曲，格律謹嚴，風格清空，意境幽冷，脱離了江西派，別豎一格。南宋後期，詞壇出現了兩大流派。一派是稼軒派，主要人物有劉克莊、劉辰翁、文天祥等，作品情調沉痛悲鬱，豪邁粗獷。另一派是白石派，重要詞家有吳文英、周密、王沂孫、張炎等，他們以姜夔為正統，重視音律技巧，內容淒涼哀怨。 ^[9] 

晏殊一生得意，他的作品多是娛賓遣興之作，有的描寫男歡女愛，有的是抒寫離情別恨，內容較為貧弱，但他擺脱花間派的脂粉氣息，改以温潤秀潔的方式寫男女戀情，以雍容典雅的手法寫富貴氣象，以精煉語言捕捉剎那光景，而且融入一些哲理體悟，展現深邃的內心世界與士大夫的氣象，顯示了由注重音律轉向注重士大夫哲理的轉化。晏殊傳世的作品有《珠玉詞》、《浣溪沙》（一曲新詞酒一杯）、《蝶戀花》（檻菊愁 煙蘭泣露）、《破陣子》（燕子來時新社）。

歐陽修與晏殊並稱“晏歐”。他的詞也大多寫男女情事、相思離別，處處表現出作者風流藴藉的一面。但是歐陽也突破了傳統創作的範圍，以詞歌詠自然風光，如《採桑子》十首，以清新筆觸描繪潁州西湖；他也以詞抒發個人瀟灑放達的情懷，如《朝中措》（平山欄檻倚晴空）；他還向民歌學習，創作了兩套分詠十二月節氣的《漁家傲》“鼓子詞”。其他作品更表明志向，有《六一詞》、《醉翁琴趣外編》等等。

他摒棄了花間詞派的浮華之氣，詞風十分清麗，往往以豪邁的風格抒發深遠沉鬱的意像，情真意濃。他常利用外在的景物描寫內心，非常細緻地展現情感世界，層次多變，手法曲折，意味深長。歐陽修還能吸收通俗生動的口語，以俗為雅，改變了審美標準。他的代表詞作有《踏莎行》（候館梅殘）、《蝶戀花》（庭院深深深幾許）、《採桑子》（羣芳過後西湖好）等等。

宋詩方面則受到唐詩的巨大影響，北宋初期，主要沿襲中晚唐詩風餘韻，大致可歸為三體。最初是效法白居易詩風的白體詩，主要詩人是李昉、徐鉉、王禹偁等，其中王禹偁特別關注民生疾苦，風格通俗，暗示了宋詩發展的新方向。白體詩後，流行了以賈島、姚合為正統的晚唐體，主要詩人有林逋、潘閬、寇準等。除了白體和晚唐體，另一派就是推崇李商隱的西昆體，代表人物有楊億、劉筠、錢惟演，西昆體注重採用典故，風格雍容華貴，可是缺乏思想內容，不能反映時代精神。北宋中期，隨着第二次古文運動，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開創了宋詩的新局面。他們既掃除了西昆體綺麗浮豔的習風，又確立了宋詩散文化和議論化的標準。隨後有王安石、蘇軾等人和應。王安石的早期作品注重民生，精於議論，晚年則講求技巧，詩律精嚴。蘇軾作品題材豐富，風格多樣，大大開拓了宋詩境界。北宋後期，主要詩人有蘇門四學士和陳師道，他們雖然繼承蘇軾詩風，但審美方面卻趨向分流。其中黃庭堅與陳師道對後來的江西詩派產生了重大影響。 ^[9] 

南宋前期，江西詩派形成並壯大，代表人物有陳與義、呂本中等，但墨守成規，創作不足，南渡以後詩風才漸漸改變。南宋中期，詩壇出現“中興四大家”－楊萬里、范成大、尤袤和陸游。其中陸游是南宋最為傑出的詩人，他取材廣泛，詩風悲壯，意境宏大，不拘一格。江西詩派逐步淡出了詩壇後，出現了反對江西詩派、取經晚唐的永嘉四靈與江湖詩派。永嘉四靈專攻五律，取材狹窄，雕琢瑣碎。江湖詩派格局較四靈更為開闊，題材也更為廣泛，整體風格偏重細巧，未脱晚唐舊習。 ^[12] 

白體詩是指宋初的一批詩人模仿白居易所作的詩。宋初朝廷善待文人，提倡酬唱，促使館閣唱酬成風，並且彙編許多唱酬詩集，如《二李唱和集》、《禁林宴會集》、《翰林酬唱集》等等。這些詩人模仿白居易與元稹、劉禹錫等人互相唱和的近體詩，集中描寫閒適生活，言詞淺白，手法清雅，顯然與五代詩風一脈相承。[5]

當初王禹偁也被宋人當作白體詩人。可是，他的詩風與李昉、徐鉉的風格有異。雖然他自小學習白體詩，又多寫唱和詩，但他更重視白居易的諷諭詩。當他居住在商州時，他學習了白居易新樂府詩的創作精神，利用自己作品來反映社會現實。充滿關心疾苦的詩篇有《畲田詞》、《秋霖二首》、《烏啄瘡驢歌》等。《感流亡》的“老翁與病嫗，頭鬢皆皤然。呱呱三兒泣，惸惸一夫鰥”描寫感染疾病的不幸，“襁負且乞丐，凍餒復險艱。惟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間”以對他們深表同情。其中他聯想到自己：“我聞斯人語，倚户獨長嘆：爾為流亡客，我為冗散官。”，來表達自己的同理心，可見有別於無病呻吟之作。[5]

與白居易的創作歷程相反，王禹偁早年多寫閒適詩，而晚年多寫諷諭詩。他自編的《小畜集》就是收錄諷諭詩，表現出自省意識，擺脱了白體詩人的羣體，慢慢進而學習杜甫風格。總的來説，王禹偁的詩淺白流暢，語言自然，情感含蓄，優雅古樸，別樹一幟。[5]

晚唐體本來是指唐末年詩歌體裁，以七絕五律為主。[6]到了宋代則以賈島、姚合為正統。它的特色主要在苦吟鍛鍊和造語成就，不用典故，以景詠物，以清深閒雅為高，以清淺纖微為下品。[6]主要詩人有宋初九僧、林逋、潘閬、寇準等。[5]

根據司馬光《温公續詩話》，宋初九僧是指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青城惟鳳，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懷古，九名僧人。根據《宋詩紀事》內的《惟鳳詩序》，知道這“九僧”各自生活不同地方，沒有地域性。他們的作品被編輯成《九僧詩集》，因而得名。傳世中的《九僧詩集》繼承了反覆推敲的苦吟精神，內容多為描寫幽靜的山林景色和隱逸生活，形式上側重五律，作品中常有佳句，例如“蟲跡穿幽穴，苔痕接斷樓”，“磬斷危杉月，燈殘古塔霜”，“馬放降來地，雕盤戰後雲”，“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5]

在散文方面，著名代表有唐宋八大家中，宋代佔了六位，包括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他們各有風格，構成了宋朝散文的繁榮景像。其特色在於，內容寫實，大部分是論政與論道的作品，當中帶有憂患意識；風格平易自然；藝術表現手法，多以古論今，是結合實用與藝術的作品。宋初的作家多擅長駢體，以五代浮豔風格為特色。首先反對浮豔風格的是柳開，他矯正文弊，提倡恢復古文，推崇韓愈和柳宗元的作品，強調結合文統和道統，但他的創作辭澀言苦，缺乏藝術色彩。王禹偁則能夠把理論和實踐並重，力排浮華艱澀文風，利用文學作品反映民生與時弊。於是他們成為第二次古文運動的先驅。其後西昆體興起，此派作家皆宗法李商隱的“四六”文，講求辭采聲韻，宏博典雅，浮靡文風再度氾濫。穆修、范仲淹、石介、尹洙等人猛烈抨擊西昆體的弊病。直到歐陽修才真正徹底清掃浮靡風氣，以精練語言，確立平易輕快的風格。曾鞏文簡古樸，王安石議論精警，蘇洵能策善論，蘇轍深醇温粹，蘇軾更是貫通古今，揮灑自如，對北宋後期的作家影響深遠。南宋散文發揚了北宋傳統，胡銓、李綱、陳亮、陸游、辛棄疾等人的作品，強烈地展現現實主義和愛國精神。南宋末年，文天祥、謝翱等人的作品，充滿了民族氣節。最後以悲壯雄勁的高潮結束了兩宋散文的歷程。 ^[9] 

王禹偁為宋代散文理論和新文風奠定了基礎。當初他對五代的浮華文風十分不滿，主張以韓愈和柳宗元為榜樣。他強調古文要“傳道明心”。可是他所指的“道”並非柳開所講的儒家道統之“道”，而是指民生和時弊，而他所謂的“心”只是指自己對政治的見解和內心感受。他還要求文章平易暢達，反對用詞艱澀。因此，他的散文平易近人，風格古雅簡淡，自然明快，藝術性較高，而且處處反映現實和社會，鮮明地體現儒學和注重教化的思想，既能直陳時弊，發表政見，又表達坎坷命途，內容非常充實，緊緊地結合了古文與時政。他稟承了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無論從理論與實踐都為第二次古文運動做了榜樣。王禹偁的著名作品有《待漏院記》，當中以生動語言描寫有賢德的、奸惡的、沒才幹的宰相在上朝前的心態，既有讚揚又有指責，有義正嚴詞，卻又帶點諷刺，手法非常突出。在《唐河店嫗傳》，王禹偁寫邊境老婦以自己的機智撲殺外敵，後來議論邊防政務，制定策略，切中時弊。在《黃州新建小竹樓記》中，結合駢文散文，既保留古文的流暢，駢體的對稱，鏗鏘的音調，更描寫出貶謫生涯的感慨。[8]可見，王禹偁獨樹一幟，為後來的詩文改革開闢了一條廣闊的道路。

范仲淹曾大力推動“慶曆新政”和詩文革新運動。他以政治改革的立場上反對西昆體，要求文章內容要反映實際利於教化，情感要激昂，語言要淺白。他的政論文透徹精闢，邏輯嚴謹，而其他作品都能寄景言情，結合敍事議論，風格清新。著名作品有《范文正公文集》、《岳陽樓記》、《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話本是表演説話藝人的講稿。 ^[13-14]  説話源自隋唐時講歷史故事與變文的通俗文學。話本里有話、詩、詞、評，是用白話寫成的小説或者“市人小説” ^[15]  。由於宋朝工商業繁榮，市民對娛樂的需求增加，造就了大量的聽眾，促使説話流行。根據周密的《武林舊事》，宋代話本可分為下列四家，説小説的有52人，講歷史的有23人，説經的有17人，説合生的只1人。四家之中，以小説及講歷史的最為普遍。小説又叫銀字兒，內容以靈怪、傳奇、公案為主。講史的只説不唱，只講述一些歷史故事。説經是由唐朝俗講演變而來，內容以宗教故事為主。 ^[16]  話本以詩詞作為故事的引子與總結，中間用韻文加以渲染，在引人入勝的地方分回斷開，奠定了元明清的短篇小説、長篇小説的基本模式。譬如《大宋宣和遺事》就是後來《水滸傳》的藍本 ^[17-18]  ，而《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為《西遊記》提供了創作的根據。 ^[19] 

宋朝文學思想與晚唐的文學思想有密切的關係。唐太宗堅決反對齊梁的綺麗文風，要求作品有利於政治宗教，提倡內容與藝術並重，以氣勢與感情取代豔情來開創新天地，即所謂興寄與風骨。隨着唐朝沒落，文壇出現淡泊境界，崇尚高情遠韻，追求形式技巧的潮流。到了晚唐，迴歸綺麗文風，追求詩歌情韻之美。 ^[20] 

北宋初期，晚唐的柔弱綺麗文風無法根除。當時流行的白體、西昆體、晚唐體都是受到晚唐詩歌的影響。內容集中在日常生活中的內心情感，風格非常內斂。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都喜好文學，宋太祖曾找花間派代表作家歐陽炯到宮中表演。根據《石林燕語》，宋太宗更認為國內政局穩定，開始注意文藝娛樂方面。宋真宗時期，君臣的詩歌唱和日趨頻繁。天禧二年，曾詔編羣臣所創作的詩歌為《明良集》。可見唱和詩非常流行。 ^[20] 

隨着政局穩定經濟恢復，重文輕武，文人的地位與文化涵養慢慢提高，詩歌風格走向高雅清遠，而且傾向以詞來書寫深刻精美的情感。文人情感氣節日漸壯大，對濟世方面日漸熱情，越來越多對現實的批判。隨着古文得到提倡，開始有“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的傾向，承繼了中唐韓愈與柳宗元的基本思想，以文字來説明道理為宗旨，強調道德教化與政治變革的作用。這些道德教化的思潮來自儒家思想，而儒家在宋朝得到復興，於是明道言志的觀念常常在作品中反映出來。 ^[20] 

宋代著名作家與唐代的作家有着明顯的不同，唐代的作傢俱有詩人氣質，而宋代作家卻多身兼政治家與思想家。除寫詩詞外，還著有經史作品，更精通書法、繪畫與音樂。自宋初便有《文苑英華》、《太平廣記》等的大規模典籍整理工作，宋代促成文學繁榮。蘇東坡等人認為詩詞高勝要從學問中來，當中的學問不僅僅書本上的，還包括了個人的修養。其實宋代的學問以儒家的安身立命，佛家道家的頓悟解脱為主題。他們的作品不只反映情感，更描寫了對事物的洞見。他們並不側重表現形式與技巧，反而側重於個人胸襟與藝術人格。因此，他們能夠以文為詩，以詩為詞，以詞為文，打破了傳統文學體裁的界限。 ^[20] 

南宋隆興元年以後，愛國詞人以豪放風格和重才重氣為宋代文學帶來了中興時期。中興四大詩人強調自得，追求接近自然與生活。理學大行其道，肯定了道德人格，文壇從強調文學作品的教化功能，演變為強調文學作家的道德人格。要求作傢俱有聖賢的正氣。可是，隨着江湖詩派和永嘉四靈成為歷史之後，晚唐風格再次流行，作家鍾情於雕琢文字而失去了理想與願望。 ^[20] 

與唐朝相比，宋朝宗教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力略有下降，宗教也更加世俗化與漢化。後周世宗下令限制佛教，廢除各地非敕額的寺院，又貶斥儒學。宋代統治者大多認為“道、釋二門有助世教”，所以重視改善政教關係，對宗教採取既利用又控制的政策。宋太祖以宗教“有裨政治”，一反北周世宗滅佛做法，復興寺觀，搜訪譯刊經書，不僅發揮了安定北方和爭取南方諸國擁戴的功效，更是具有神道設教的作用。當時流傳的佛教麻衣和尚讖言、定光佛出世讖言等，有利於“陳橋兵變”起家的趙宋政權獲得合法性。 ^[21]  宋太宗任用文臣執政，儒學隨之逐漸興起，佛教也漸流行。宋真宗自稱“禮樂並舉，儒術化成”，大力提倡儒術，同時又提倡佛教，信奉道教，建立起儒佛道的思想統治。佛教在後週週世宗時曾受打擊，宋初漸復，但宋徽宗崇道抑佛，又略受打擊，南渡後又復。宋真宗、宋徽宗都信道教，政府支持提倡，使北宋道教大盛，南宋較衰，但餘風仍在民間。此外，民間尚有祆教、摩尼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等 ^[1]  。

佛教在五代十國時期，於吳越、南唐、後蜀等南方各國流行。宋初對佛教採取保護政策，李藹作《滅邪集》反佛，宋太祖説他是“非毀聖道，誑惑百姓”，把他發配沙門島。宋太宗認為佛教“有裨政治”，在五台山、峨眉山、天台山等處修建寺廟，在開封設譯經院翻譯佛經。宋太祖開寶年間，開始在益州雕印大藏經，宋太宗時雕版完成。這是第一部印行的佛經總集。宋真宗更加大力提倡佛教，撰寫《崇儒術論》的同時，又作《崇釋論》，説佛教與孔孟“跡異而道同”。宋真宗繼續建寺譯經，並親自作佛經註釋。宋真宗統治時期，成為宋朝僧徒最多，佛學最盛的時期。宋孝宗是宋代諸帝中較為崇信佛教的，但並不貶抑道教，對宗教採取更為理性的態度。 ^[21]  宋代管理佛教事務的中央機構是左右街僧錄事，隸屬於鴻臚寺。各州府或大剎設僧政司，管理一境或一寺事務。宋朝沿用唐朝的度牒制度，度牒相當於出家許可證。佛教宗派以禪宗和淨土宗最為興盛。而禪宗之中又以臨濟、雲門二宗最為繁茂。淨土宗相對禪宗而言更為俗化。原先艱深的理論被闡釋的更加簡單化與口號化。 ^[1] 

宋朝管理道教的機構是禮部所屬的祠部。宋朝道教出現了天心派、神霄派、金丹派南宗、淨明道等新的教派。宋真宗是道教的狂熱的信奉者，和道士們編造神話，説玉皇在他夢中傳告趙氏始祖是軒轅帝。宋真宗尊玉皇為玉皇大天帝，趙氏始祖為聖祖天尊大帝，佈告天下。參知政事丁謂等制定禮儀，大事祭祀。並且在東京修建玉清昭應宮，表明他是道教的忠實信徒。宋真宗又命王欽若主持續修道藏，搜編道書四千三百多卷。全國各地大修道觀。 ^[1]  徽宗為了發展道教，甚至不顧國家財力的匱乏而大興宮觀。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林靈素向徽宗獻“神霄説”而得寵，史雲：“靈素，浙江温州人。少從浮屠(佛教出家僧)，因苦其師笞罵，去為道士。“ ^[23]  史載徽宗”惑於林靈素之言,遍建宮觀於天下”，並興花石綱疲敝天下，宋欽宗則信用郭京的"六甲神兵"，最終把北宋推到了亡國的境地。 ^[24]  南宋初，有鑑於北宋滅亡的教訓，加上國用不足，高宗曾有意控制道教發展。高宗初即位，即“罷天下神霄宮”，又“借天下神霄宮錢穀充經費”，“借東南諸州神霄宮及贍學錢助國用”。 ^[21] 

祆教、摩尼教與景教被稱為“三夷教”，於晚唐時先後被禁。祆教在宋朝以後則基本消失。摩尼教轉而在民間秘密流傳，並漸與其他宗教結合，歷五代兩宋仍不衰。北宋的方臘和鐘相起義都與摩尼教有關。伊斯蘭教方面，唐朝時，穆斯林開始到中國進行貿易，宋朝伊斯蘭教的影響更大。穆斯林在西洋與南洋貿易中佔優勢，他們負責市舶司，最著名的是蒲壽庚。猶太教徒主要分佈在宋朝開封一帶，當時被稱為“藍帽回回”、“天竺教”等。他們自稱“一賜樂業”教徒，極有可能是以色列的音譯。他們是現今開封猶太人的祖先 ^[1]  。

宋朝政府對文人之待遇在中國史上屬於最高水平，由於宋朝非常重視考生素質，教育事業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宋仁宗時，下詔州、縣辦學，進一步完善科舉制度。 宋朝官學，規模空前，政府在中央設立國子監、太學、武學、律學及四門學和廣文館。中央各部門也設立書學、算學、畫學、醫學。地方上，設立州縣兩級學校，並設立學官。教師先由地方選聘，後改聘進士或國子監、太學畢業學生，教材有國家統一頒佈，多以五經為主。 ^[1] 

宋神宗時期，王安石制訂太學三舍法 （內舍、外舍、上舍）。學校會於每年按成績升舍，在上舍成績優秀時，可免州試和禮部考試，並特賜及第。有宋一代，各地書院式私學盛行，主要由於自唐朝以來，印刷業發達，書籍增多，民間可掌握的教育資料也開始增加，又因五代時戰亂四起，教育中斷，想學習的人一般都集中在有學識的學者的周圍，既而形成書院。宋朝時，官方為了對私人辦學進行管理，對私學“賜匾”、“賜書”、“賜學田”，給予承認，於是書院形成了以私學，半官辦，官辦私學等多種方式。另外由於當時有學識有威望的學者，比如朱熹、陸九淵都喜歡在書院講學，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書院式私學的威望。著名書院有石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和茅山書院。南宋時期，書院規模擴大，學生增多，逐步在社會上形成另一種辦學和上學的風氣。書院也從最初的教學場所變為兼顧研究的學術機構。宋朝政府還於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年）、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至元豐元年（1078年）、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三次進行興學運動，以改革教育制度，提高人文品質，這三次運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 

宋朝改良科舉制度也促成教育的發展，新的措施包括殿試的設立，防弊措施的增加，放寬應考條件，並增加了取士數量等等。宋朝的科考分為三級：解試（州試）、省試（由禮部舉行）和殿試。解試由各地方進行，通過的舉人可以進京參加省試。省試在貢院內進行，連考三天。通過者在宮內由皇帝主持殿試，在宋朝凡於殿試中進士者皆即授官，不需要再經吏部選試。南、北宋三百二十年，總共開科一百一十八次。取進士二萬人以上，考試的公平使得平民的機會均等，因而促進社會階層的流動。 ^[1] 

北宋《金明池奪標圖》描繪了金明池當時的景況宋朝在經濟、手工業和科學技術方面都有發展，使得宋朝的建築師、木匠、技工、工程師、斗栱體系、建築構造與造型技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建築方式也日漸趨向系統化與模組化，建築物慢慢出現了自由多變的組合，並且綻放出成熟的風格並且擁有更專業的外型。為了增強室內的空間與採光度，採用了減柱法和移柱法，樑柱上的斗拱鋪作層數增多，更出現了不規整形的樑柱鋪排形式，跳出了唐朝樑柱鋪排的工整模式。宋朝的建築明顯瘦長單薄，有弧形的屋頂以及宋朝特有的尖塔。 ^[1] 

雖然宋朝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建築物，但傑出的建築都是佛塔、石橋、木橋、園林、皇陵與宮殿。由於注重意境的園林設計特意追求把自然美與人工美融為一體的意境，所以這一時期的建築，一改唐代雄渾的特點，變得纖巧秀麗，柔弱纖秀，曲線柔和，注重裝飾，華麗而繁細。建築物的屋脊、屋角有起翹之勢，不像唐代渾厚的風格，給人一種輕柔的感覺。油漆的大量使用，顏色十分突出。在窗欞，樑柱與石座的雕刻與彩繪的變化十分豐富，柱子造型更是變化多端。 ^[1] 

雖然數千年來，建築智慧依靠口耳相傳，子承父業相傳下來，關於建築的文獻卻早已存在。歷史學家通過水墨畫中所描繪的建築物瞭解宋朝建築的配搭。此外李誡所著之《營造法式》是宋朝建築學的重要文獻，它對施工和度量的描述非常深入，比以前的文獻更有組織，也對後世中國建築設計，影響深遠。另一方面，朝廷設立了專門負責建築營造及相關的官職與機構－將作監來掌管宮室建築，讓建築智慧有系統地流傳下來 ^[1]  。

宋是中國文明的第二次浪潮。不僅使神韻文明向絕對化發展，還使平民文化發展起來。戲藝，有滑稽劇、雜技、傀儡戲、皮影戲、説話、雜劇等等。其中雜技就有上百種。宋人小資情節嚴重，宋詞中抒發的感情大多都是抒發那種淺斟低唱的閒情逸趣。宋詞體現了宋朝穩定的政治局勢、繁榮豐富優越的社會生活。娼妓業的興盛起源於宋代城市經濟的高度繁榮。宋代的娛樂業則分得更明確，大致分為了“官妓”、“聲妓”、“藝妓”、“商妓”四類。宋代的“妓”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妓”。大部分可以買藝不買身。她們大多數相當於現代的文藝工作者。她們一般都是才貌雙全的，有的人對琴、棋、歌、詩、書、畫、等有很深造詣的，有的可以稱上是那個方面的藝術家了。“官妓”是最為人們仰慕。她們不只是相貌出眾，還非常有才華的。她們品貌、學識、才智和藝術趣味都非常出眾超羣。演員明星、或從事文藝工作的女人都難以比上她們，因為以前的紅樓女子是從小培養、不斷的薰陶出來的，而一些演藝界女士，長得漂亮點只上兩年學就有可能成為明星……可以説一個宋代的名妓，要比現代的女明星強不少 ^[2]  。

茶文化是在宋代時才達到藝術的境界。宋朝的茶不是我們意義上的茶，而是茶飲料。有的要加糖，有的要加鹽，要加各種作料的茶。這是有無數種喝法的茶飲料與茶文化，遺憾的是像宋朝大多數的工藝、文化一樣沒有遺留下來。宋時已有各種花瓣茶流行叫賣。宋還有鬥茶之風。蔡襄在《茶錄》中介紹建安鬥茶，特別推重當地所產的一種半發酵的白茶。宋人用各種漂亮的、精緻的瓷碗的飲茶，其中兔毫盞、天目碗等都是當時有名的茶具。民間根據兔毫盞色澤的微妙不同又分稱“金兔毫”、“銀兔毫”。宋代茶盞分黑釉、醬釉、青釉、青白釉四種。“輕裘駿馬成都花，冰甌雪碗建溪茶。”“矮紙斜行閒做草，晴窗細乳戲分茶。”“雞唱三聲天欲明，安排飯碗與茶瓶”“道旁草屋兩三家，見客擂麻旋點茶”。宋朝的詩歌裏就時常滲透着茶文化。“七物甘香雜蕊茶，浮花泛綠亂於霞。啜之始覺君恩重，休作尋常一等誇。”北宋著名現實主義詩人梅堯臣，也寫出這麼悠閒具有小資情節品味的品茶詩。宋徽宗《大觀茶論》二十篇文章介紹茶文化。宋代茶文化是精英文化、大眾文化的綜合體現，是雅俗共有的文化 ^[2]  。

玉文化是在宋時開始流向民間的。由於宋徽宗對玉器的過分喜愛。導致玉器在宋代空前發展，世俗化傾向的玉雕空前發達。宋的玉器玩味大增，禮性大減。宋代出現了玉雕市場和專門販賣玉器的商鋪。市民成為玉器的玩賞者、擁有者。佩帶玉器受到廣大的市民階層及文人墨客所追捧流行。除玉雕之外，宋的木雕、竹刻、漆器、銅器、金銀器、牙角器、碑帖、印章、及筆墨紙硯等等都有極高的造詣。這些都表明宋的文化藝術的高超深厚 ^[2]  。

在宮殿玩耍的孩子由於晚唐五代時期門閥士族已經沒落，科舉考試製度到宋朝真正得到廣泛應用，對社會真正產生重大影響。科舉制度使大量過去貧寒的讀書人一躍成為士大夫階級，使政府與社會有了緊密的聯繫，也打開了平民入仕為官的管道。透過科舉入仕的知識階級在宋朝時已在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各方面取得全面優勢地位，在法律上也擁有許多特權，因而社會大眾以中舉任官做為讀書的首要目標，社會也就衍生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風尚。儒家的忠孝節義觀念，透過社會、鄉約、族規、家禮等各種方式深入民間，推廣於全社會 ^[1]  。

中國自宋朝以後也得以構成一個比唐代遠為普及的文化社會族羣。而基層知識分子，構成基層鄉紳，併成為村鎮百姓與官府的橋樑。他們指導公共工程、支援學校與書院、編纂地方地誌、參加地方祭典、糾集賑災工作、招募地方自衞武力、提供村鎮行為規範。兩宋時期，透過科舉孕育而成的士大夫階級，是一個同時擁有政治權力、經濟優勢、學術文化素養的新興族羣。優勢條件的結合促使這個時代成為中國有史以來最為普遍發達的時代。因此，總體而言，到了宋朝，經濟上除了一些皇親國戚、富商大賈外，社會已無明顯的階級之分。 ^[1] 

清明上河圖描繪北宋京城汴梁及汴河兩岸的繁華和熱鬧的景象和優美的自然風光宋朝的城鎮商品經濟特別發達。北宋末期有四十六個十萬口以上的城市。包括開封、洛陽、臨安（杭州）、大名、應天（今商丘）、鎮江、平江（蘇州）、江陵（今荊州）、廣州、成都、福州、潭州（今長沙）、泉州等。北宋首都東京開封府人口達到百萬以上，店鋪多達六千四百餘家。宋朝打破了坊市分區的制度，商店可以任意開設，還出現了夜市與曉市。南宋行在臨安府（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口在1274年達到125萬，城內極其繁華，時人稱為東南第一州。就連南宋滅亡後，馬可·波羅依然稱杭州為“天城”。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