駢文

[rhythmical prose characterized by parallelism and ornateness] 文體名，與散文相對稱。也叫駢體文。因其字句皆成對偶而得名，其以四字六字與四字六字相對為基本句法者，別稱四六文。並講究聲律的調諧、用字的綺麗、辭彙的對偶和用典。 ^[1] 

文體名。指用駢體寫成的文章，別於散文而言。起源於漢魏 。以偶句為主，講究對仗和聲律，易於諷誦。迨南北朝 ，專尚駢儷，以藻繪相飾，文格遂趨卑靡。 唐代以來，有以四字六字相間定句者，稱四六文，即駢文的一種。

郭沫若 《中國史稿》第三編第十章第二節：“ 南北朝時期，駢文盛行。這種文體講求對偶和聲律，使用很多典故，堆砌詞藻，意少詞多，在表達思想內容方面受到很多限制。” ^[1] 

駢文是一種文體，起源於漢末，形成並盛行於南北朝。其以四字六字相間定句，世稱“四六文”。唐代科舉以詩賦取士，其賦作即為源自駢文的律賦。唐代公文亦為駢文，即四六體。

駢文由於遷就句式，堆砌辭藻，往往影響內容表達，韓愈、柳宗元提倡古文運動之後，駢文首遭一挫；韓、柳去世之後，影響又起，李商隱、温庭筠、段成式皆此中好手，三人皆排行第十六，故世稱“三十六體”。入宋之後，在歐陽修等人率領之下，古文運動掀起第二輪高潮，散文大家迭出，而駢文自此漸衰。

南北朝是駢體文的全盛時期。全篇以雙句（儷句、偶句）為主，講究對仗的工整和聲律的鏗鏘。中國的散文從漢代到六朝，出現了“‘文’、‘筆’”之辯。據劉勰《文心雕龍˙總述》引錄顏延之觀點稱：筆之為體，言之為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其以為：“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可見發生於宋齊時期的文筆之辯着眼點在於有韻與否。

魏晉以來產生的一種文體，又稱駢儷文。駢文是與散文相對而言的。其主要特點是以四六句式為主，講究對仗，因句式兩兩相對，猶如兩馬並駕齊驅，故被稱為駢體。在聲韻上，則講究運用平仄，韻律和諧；修辭上注重藻飾和用典。由於駢文注重形式技巧，故內容的表達往往受到束縛，但運用得當，也能增強文章的藝術效果。而南北朝時期，亦不乏內容深刻的作品，如庾信的《哀江南賦》，他一方面描寫了自己身世之悲，一方面則譴責了梁朝君臣的昏庸，表達對故國懷念之情。唐以後。駢文的形式日趨完善，出現了通篇四、六句式的駢文，所以宋代一般又稱駢文為四六文。直至清末，駢文仍十分流行。

文筆分裂後，駢文就成為和散文相對舉的一種文體。駢文盛行於六朝，代表作家有徐陵、庾信。中唐古文運動以後，稍告衰落。在元明兩代成為絕響。至清初，作者接踵而起，以清末王闓運為最後一個作家。

如庾信的《哀江南賦序》：

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餘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銷，窮於甲戌。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恆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平生，並有著書，鹹能自序。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風；陸機之辭賦，先陳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藐是流離，至於暮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下亭漂泊，高橋羈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為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辭，唯以悲哀為主。

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荊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釣台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鶴唳，豈河橋之可聞！

孫策以天下為三分，眾才一旅，項籍用江東之子弟，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是知併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嶽崩頹，既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況覆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飈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

另有《答謝中書書》—陶弘景，《與朱元思書》—吳均均入選中學語文課本。

莫道才：建國後的前三十年，駢文研究基本上處於寂寞的境地。就筆者所檢索到的資料來看，這三十年只有兩篇文章談論駢文，一篇是啓功的《散文與駢文的區別》（《文藝學習》1957年第4期），一篇是徐遲的《散文與駢文》（《光明日報》1978年5月21日），很有意思的是，這兩篇相隔二十年的文章，談的基本上是同一個最基本的小問題，而且都是非專業性的普及性文章。這不能不説是一個苦澀的學術悲劇。由於極左思潮的影響，在建國後前三十年駢文研究基本上是學術禁區。駢文研究在內地受重視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後的事。

肇始於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運動也使駢文研究的禁區得以突破。僅在1980年就有三篇論文發表，王運熙、胡國瑞、曹道衡三位有影響的學者相繼就六朝駢文發表文章（王運熙：《劉勰對漢魏六朝駢體文學的評價》，《文學遺產》1980年第1期。胡國瑞：《魏晉南北朝駢文的發展及成就》，《武漢大學學報》1980年第5期。曹道衡：《關於魏晉南北朝的駢文和散文》，《文學評論叢刊》1980年第7期），以為漢魏六朝駢文正名為突破口，駢文學研究逐步走上正軌。至今，有關駢文學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發表的論文約90餘篇，專著6部、作品選9部。

這六部專著是：姜書閣的《駢文史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於景祥的《唐代駢文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莫道才的《駢文通論》（廣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尹恭弘的《駢文》（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於景祥的《獨具魅力的六朝駢文》（遼寧古籍出版社，1995年）、鍾濤的《六朝駢文的藝術形式與文化內藴》（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

九部作品選是：黃均、貝遠辰、葉幼明選注的《歷代駢文選》（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年）、熊先謙的《魏晉南北朝駢文選》（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譚家健主編的《歷代駢文名篇注析》（黃山書社，1988年）、許逸民選注的《古代駢文精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殷海國編選的《歷代駢文精華》（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年）、周振甫編選的《駢文精粹》（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朱洪國編選的《中國駢文選》（四川文藝出版社，1996年）、莫道才主編的《駢文觀止》（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年）、趙振鐸主編的《駢文精華》（巴蜀書社，1999年）。

此外，一批解放前出版的駢文學著作也得以重印，如瞿兑之的《駢文概論》、劉麟生的《駢文學》（海南出版社，1994年）、劉麟生的《中國駢文史》（東方出版社，1996年）、蔣伯謙、蔣祖怡的《駢文與散文》（上海書店，1997年）這些都顯示了近二十年駢文研究與普及的繁榮。

而台灣地區的駢文學研究從六十年代後也有所發展，先後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張仁青的《歷代駢文選詳註》（台灣中華書局，1963年）《中國駢文發展史》（台灣中華書局，1969年）、《六十年來之駢文》（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中國駢文析論》（台北東昇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年）、《駢文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麗辭探賾》（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汪菊松的《宋四六研究》（台北華正書局，1977年）、佚名的《駢體文淺説》（台北廣文書局，1980年）陳松雄的《齊梁麗辭衡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廖志強的《六朝駢文聲律探微》（台北天工書局 ，1991年）、謝鴻軒的《駢文衡論》（台北廣文書局，1973年）陳耀南的《清代駢文通義》（學生書局，？年）可以説，以張仁青為代表的學者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此外，在1996年6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古代文學研究室、《文學評論》編輯部、中國韻文學會、廣西師範大學中文系等多家單位發起的全國首屆駢文學術研討會在桂林隆重舉行，標誌着駢文學研究全面復興，會上成立的中國駢文學會籌委會標誌着駢文學研究由分散走向聯合。這次會議影響很大，極大地推動了駢文研究的發展。在此前後，《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和《柳州師專學報》開闢了駢文研究專欄，為駢文研究成果提供發表園地。可以説，海峽兩岸的駢文學研究已經告別寂寞走向繁榮。因海峽兩岸文化交流渠道不暢，筆者對台灣出版的駢文學研究著作所見不全，不便妄加評述。在近二十年來大陸出版的著作和發表的論文中，主要探討了這麼幾個問題：

駢文的形態是認識駢文的第一要義，因此，討論駢文的形式特徵和美學特徵的著作和論文也比較多。最初是對駢文的一般特徵的介紹，旨在還駢文的本來面目，如張會恩的《論駢文的特徵》（《殷都學刊》1985年第4期）和譚家健的《略談駢文的基本特徵》（《遼寧教育學院學報》1985年第2期），就是屬於這樣的文章。然後逐步深入到駢文的內在形式，胡曉明的《〈文賦〉新論：駢文特徵的內化與思維定勢的形成》（《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88年第4期）、莫道才的《論駢文的形態特徵與文化內藴》（《江海學刊》1994年第2期）、《以詩為文：駢文文體詩化特徵論》(《廣西師範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 和冷成金的《試論駢文的美質美態》（《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可作為代表。他們探討了駢文形式的深層特點，並從文化史的意義上進行了解讀。向晁山的《論駢體文形式美的心理依據》（《吉首師專學報》1986年第3期）、莫山洪的《試論駢文的審美基礎》（《柳州師專學報》1996年第2期）和《論駢文的審美形態》（《柳州師專學報》1996年第3期）則進一步探討了駢文形式的產生原因，並上升到美學層次來分析。

對駢文的具體特徵的討論則有鍾濤的《駢文的隸事與聲律》（《遼寧師範大學學報》1994年第1期），幾部駢文研究專著也對此有所討論，如尹恭弘的《駢文》在第一章的第三節“駢體文的文體特徵及其美學功能”專門討論了駢文的五個方面文體特徵，即裁對、句式、隸事、敷藻、調聲，並討論了各種特徵的美學功能，如裁對的均衡對稱美、句式的整齊建築美、隸事的典雅含蓄美、藻飾的華麗色彩美、調聲的和諧音樂美。又如莫道才的《駢文通論》的第四章《駢文的結構形式與句型模式》、第五章《駢文的修辭形態及其文化內藴》、第六章《駢文的美學特徵與審美效應》都是討論駢文的形式特徵和美學特徵的。作者認為，駢文的結構形式具有起、鋪、結的結構體制和領、襯、夾的遊離構形；駢文的句式也有構造上的模式特點，如騷體句、詩體句、疊字句等；而駢文的句型則具有強烈的結構模式，如齊言單聯型、齊言復聯型、雜言復聯型等；《駢文通論》還討論了對仗、聲韻、典事、藻飾等修辭形態及其文化內藴，討論了駢文的均衡和諧美、音樂美、典雅美等美學特徵。可以説，經過二十多年的討論，對駢文的形式特徵及美學特徵的認識已經取得了共識，也已達到了較深的層次。通過研究討論使我們正確看待駢文的存在價值，這是有重要意義的。

韓愈的時代，駢體文的流行，他和他的同道把駢文稱為“時文”，而把駢文形成以前的古代文體稱為“古文”，也就是先秦和漢代的單行散句，在形式上沒有限制的文體。

駢文是一種從修辭學角度劃分的文體，它與其它文體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所以討論駢文與其它文體的關係也是駢文學研究的重要方面。吳佩珠的《試論唐代散文與駢文的關係》（《思想戰線》1987年第1期）、鄭力戎的《從唐宋古文大家看駢散之分》（《文史哲》1988年第3期）、高光復的《以詩入賦和以駢入賦》（《北方論叢》1989年第4期）、吳新雷的《論〈紅樓夢〉中的駢體文》（《紅樓夢學刊》1990年第4期）、於景祥的《〈紅樓夢〉與駢體文》（《紅樓夢學刊》1997年第1期）、張思齊的《散文、駢文、美文：比較觀照中的文體辨析》（《西南師範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吳在慶的《駢文與詩、賦相互影響的兩點思考》（《寧德師專學報》1997年第1期）、於景祥的《駢散三論》（《廣西師範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熊江梅、張璞的《駢文與桐城派》（《柳州師專學報》1997年第1期）等論文有集中的論述，其關注點主要是駢散關係。駢文的存在對其它文體有重要的影響，這是人們所忽略的。探討駢文與其它文體的關係，也就是承認了駢文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性。這個方面的研究還有很多的課題可做，比如駢文對唐傳奇、敦煌變文、宋話本、元雜劇、明清小説戲曲等的影響是很大的，而這尚未有人專門研究，還有待學者們繼續去探討。

對駢文史的研究是駢文研究的重要內容，包括駢文的產生、發展、興衰是研究者關注的重要問題。如何正確認識評價駢文的發展流變，是駢文學研究仍須解決的問題。因為過去對駢文的否定就是從對駢文發生、發展的不正確認識開始的。謝國榮的《略論駢文發生發展的深層原因》（《湘潭大學學報》1991年第4期）、莫道才的《從文化學角度看駢文的產生》（《中國文學研究》1992年第3期）集中探討了駢文的起源和產生問題。鍾濤的《駢文與漢語言文字的特殊性》（《漢字文化》1997年第2期）則從語言文字的特殊性角度探討了駢文的起源。討論駢文的形成的論文還有於景祥的《論駢文的形成與鼎盛》（《文學評論》1996年第6期）、莫山洪的《論漢魏六朝審美意識的轉變與駢文的形成、興盛》（《柳州師專學報》1997年第2期），它們討論了駢文的形成時期及其文化背景，從各個角度探討並説明了駢文產生的歷史過程和歷史必然性。

對歷代駢文的研究也已展開。各個階段的駢文都有研究者關注，魏晉南北朝的駢文是熱點，主要論文有蕭艾的《六朝駢文論略》（《湘潭大學學報》1985年第4期）、胡國瑞的《六朝駢文的藝術評價》（《文學遺產》1987年第1期）、周建渝的《徐陵駢文初探》《文學遺產》1988年第4期、樊運寬的《論庾信後期駢文的特色》《廣西師範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六朝駢文與文壇風尚》、《柳州師專學報》1998年第3期、阿忠榮的《宮體作家的駢文創作》（《青海師範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周悦的《齊梁駢文的新變》（《中國文學研究》1997年第1期）、譚家健的《試論劉峻的駢文》（《廣西師範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鍾濤的《論六朝駢體書牘文》（《廣西師範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試論徐陵駢文與其政治生活的關係》（《柳州師專學報》1999年第2期），它們探討了這個時期的駢文藝術特色，並對主要駢文作家的駢文創作進行了詳細的分析。此外，唐宋元明清的駢文也受到青睞，論唐代駢文主要有董乃斌的《論樊南文》（《文學遺產》1983年第1期）、莫道才的《駢文在唐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廣西師範大學學報》1990年第4期）、吳在慶的《樊南四六芻議》（《中州學刊》1995年第2期）、鄭力戎的《治亂之龜鑑、政論之典範：論陸贄的駢體奏議》（《浙江學刊》1996年第3期）、莫山洪的《中唐駢散相爭及其美學價值》（《柳州師專學報》1999年第3期），論宋代駢文的有曾棗莊的《論宋代的四六文》（《文學遺產》1995年第3期）、尹佔華的《論蘇軾的四六文》（《天府新論》1996年第6期），論明清駢文的有王凱符的《論清代駢文的復興》（《北京師院學報》1990年第4期）、馬積高的《清代駢體文的復興與考據學》（《湖南師大學報》1993年第5期）、昝亮的《胡天遊駢文試論》（《柳州師專學報》1997年第2期）、《袁枚駢文試論》（《廣西師範大學學報》1998年第2期），也有論民國初年的駢文的，如劉納《民初文學的一個景觀：駢文的興盛》（《鄭州大學學報》1996年第5期）可以説，對駢文發展的各個階段都有了較全面的討論，而不再僅僅侷限於六朝駢文及其作家；而且這些討論多是正面的闡釋分析，而沒有了過去偏執的簡單化否認。這對於扭轉對歷代駢文的印象式錯誤認識是有幫助的。

駢文在魏晉南北朝的衍化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至遲在西晉時期，比較完整的駢文已經出現．而文學性的駢文的成熟，大致在南朝的劉宋時代，其代表作是鮑照的一些作品，齊梁以還，以表現美的事物為主旨而注重形式的各類駢文逐漸成為文壇流行的文體，想梁簡文帝蕭綱的《三月三日曲水詩序》、陳代的顧野王的《虎丘山序》，沈炯的《林屋館記》等形制相當規整而藝術上又均有較高水準的文學性駢文皆其適例。

駢文研究範圍的拓展是駢文研究步向深入的體現。莫道才的《駢文史分期芻論》（《柳州師專學報》1997年第3期）則專門討論了學術界模糊把握的駢文史分期問題，而莫山洪的《簡論歷代反駢的歷史嬗變》（《廣西師範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則進一步檢討了歷代反駢的原因。而已出版的幾部駢文學著作都十分關注駢文的發展過程，姜書閣的《駢文史論》是建國以來的一部駢文發展史，這部近四十萬言的鉅著對駢文的發展有詳細的論述，勾繪出駢文演變的全景，其不足是唐代以後的部分稍嫌簡略。於景祥的《唐宋駢文史》則是第一部駢文斷代史，將唐宋兩朝的駢文作了詳盡的描述，然亦失之敍述方式簡單。鍾濤的《六朝駢文形式及其文化內藴》是其博士論文，她在第二章“六朝駢文形式的定型過程”也討論了六朝駢文的發展過程。於景祥的《獨具魅力的六朝駢文》在第三章“六朝駢文之流變”也對六朝駢文史有所梳理。莫道才的《駢文通論》在第九章、第十章專論“駢文的歷史演變”，概論了駢文發展的八個階段：發軔期、形成期、成熟期、繁盛期、變異期、衰落期、復興期、消亡期。尹恭弘的《駢文》在第二章“歷史視角：駢體文文體的演變過程”中，也從溯源、醖釀、成熟、變異、復興等五段對駢文的發展過程作了簡要的梳理。可以説，學術界對駢文的演變過程和規律的認識是較深入的。

縱觀駢文學研究發展的歷史，它走過了曲折的道路，有過輝煌，有過寂寞，如今走上了正軌，正步入新的輝煌。即使這樣，也應該看到，駢文學研究存在的問題仍然不少，這主要表現在:

首先，駢文學研究力量還很不夠。從發表的論文和著作來看，全國研究駢文的學者僅有二十來人。不但與古代詩歌的研究隊伍無法相比，也遠比古文的研究者少。在這二十多位學者中，還有不少並未把主要精力放在這個領域，僅是偶爾涉足一下駢文研究。之所以如此，恐怕是受古文為正宗而駢文為小道的狹隘觀念的影響。因此，研究者更新觀念，重新認識駢文十分必要。由於研究隊伍的力量的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駢文研究水平的整體推進。因此，駢文學界迫切需要更多的學者的加入，以推進對這一傳統文化形式的研究。只有研究力量的壯大，研究水平的提高才有基礎，否則一切都無從談起。同時，駢文學研究培養新人的工作也顯得很緊迫，駢文離今天的生活很遠，如果中斷駢文的研究，人們對駢文的瞭解就更少。駢文研究呼喚青年學者的加入。

其次，駢文學的研究資料的整理出版有待加強。資料的缺乏也是影響駢文研究的一個突出問題。雖然駢文的選本出版不少，但駢文的研究資料尚未見出版。古代的駢文資料留存於一些大型類書、叢書當中，這些類書、叢書浩瀚淼茫，從中尋找資料很不方便，近代以來的著作多未重印，所以也不易見到。這就影響了駢文學研究的發展。由於各種原因，由筆者與莫山洪整理的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支持項目《歷代四六話》早已交稿到出版社了，卻遲遲不能出版。另外，為推動駢文學研究的發展，迫切需要整理出版一部《駢文研究資料彙編》，一部精選近五十年來研究論文的《駢文研究論文集》。一些重要的駢文理論著作和作品集，也需要出版社協助出版，如清代孫梅的《四六叢話》、李兆洛的《駢體文鈔》、近代錢基博的《駢文通義》、孫德謙的《六朝麗指》這些重要的駢文學資料都應該儘快整理出版，以推動駢文學研究的發展。駢文學研究需要出版界的有識之士的鼎立協助，共同促進學術的進一步繁榮。

其三，駢文學研究的學術水平應上一個新台階。高水平的論文尚不多見，駢文研究的學術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駢文學研究領域應該去除非學術規範的現象，提升研究論文、論著的水準。在研究方法上，要注意量化的研究和實證方法的融合，在研究視角上，要注意文化史角度的發掘，避免簡單的作家作品論。特別是，應該把駢文的存在放在時代的文化史演進的過程中來考察，從更廣闊的文化背景上來觀照駢文的存在，並把駢文的創作現象作為一個時代的人文精神活動的一種方式來對待，並由此解剖一個時代的文人生活場景與方式，乃至一個時代的審美心理與文人心態、社會心態，並進而揭示出駢文存在及其風格特徵形成的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只有這樣，駢文的美學意義、文學價值及其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才能真正得到揭示。有了這樣的開闊的視野方能在更高水平上、更深層次上認識駢文，理解它的歷史及其存在的原因。駢文研究成果的水平才會更上一層樓。

駢文學的發展與興衰經驗教訓是研究中必然要涉及的問題。駢文學從劉勰的《文心雕龍》之《麗辭》算起，已有1500年漫長的歷史了。宋代以王銍《四六話》、謝伋的《四六談麈》等人的四六話著作為標誌，標誌駢文學的初步形成。駢文學史的研究實是對駢文觀念的發展演變的梳理。這方面的研究論文主要有莫道才的《駢文研究的歷史與現狀》（《語文導報》1987年第9期）、《八十年代唐代駢文研究述評》（《柳州師專學報》1999年第1期）、吳興華的《讀〈國朝常州駢體文錄〉》（《文學遺產》1988年第3期）、鍾仕倫的《駢文與王銍的〈四六話〉》（《文史雜誌》1993年第3期）、莫道才的《論〈四六叢話〉的學術價值和駢文思想》（1994年第4期）、《論宋代四六話的興起》（《廣西師範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譚家健的《關於駢文研究的若干問題》（《文學評論》1996年第3期）、楊東甫的《駢文雜論》（《廣西師院學報》1997年第3期）、曹虹的《清嘉道以來駢散爭論的文學史意義》（《文學評論》1997年第3期）、於景祥的《歐陽修對駢體和散體的科學態度》（《遼寧大學學報》1997年第6期）、莫山洪的《論蕭子顯對漢魏六朝駢文的評價》（《柳州師專學報》1997年第1期）、《民國駢文研究興盛原因探》（《柳州師專學報》1999年第2期）、《駢文學發展史芻議》（《柳州師專學報》1999年第3期），從發表的論文來看，駢文學史的一些基本問題已經涉及，諸如駢文學演進的歷史過程、駢文學史上的一些重要著作的駢文理論、駢文學史上的一些概念、觀念的內涵，等等，但仍有許多駢文學史的理論問題尚未涉及，可發掘的課題還有許多。

由於駢文學研究的深入，對駢文的否定已經破除，新編的文學史教材多數有專章專節將對駢文的肯定性描述寫入其中。如馬積高、黃均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史》（湖南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和郭預衡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前者在第三編“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第七章“魏晉南北朝駢文與散文”、第四編“隋唐五代文學”的第九章“唐代的賦和駢文”中就以大量篇幅描述了駢文的發展和創作情況。後者在第三編“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第六章“齊梁陳文學”的第五節“駢文與俳賦”和第四編“隋唐五代文學”的第十章“中唐後期文學”的第五節“李商隱”的第四小節“李商隱的駢文”裏也有大量篇幅介紹駢文。一些斷代文學史如羅宗強、郝世峯主編的《隋唐五代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上冊出版於1990年，中冊出版於1994年）也以專節正面描述了初唐駢文的抒情性傾向、中唐駢文的改造。這些説明駢文研究的成果已經取得了學術界的認同，並作為知識向讀書界普及。這是十分可喜的。但也應該看到，一些文學史教材甚至一些有一定影響的新編文學史著作仍對駢文的存在採取漠視的態度。

（莫道才）

內容提要：百年來駢文學的研究經歷了三個階段：五四新文化運動前的駢文學研究的特點是為駢文的辯護與傳統的終結；建國前三十年的駢文學研究的特徵是走向現代學術的思考；而近五十年的駢文研究則是從寂寞走向繁榮。駢文學研究仍存在一些問題，它的發展的方向是駢文的文化史研究。

對駢文的研究可以從北宋宣和四年（1122年）王銍撰《四六話》開始，繼之有南宋紹興十一年（1141年）謝伋的《四六談麈》，後又有楊囦道的《雲莊四六餘話》，清人彭元瑞又將宋人散見的四六話集為《宋四六話》，以及清代陳維崧的《四六金針》，孫松友的《四六叢話》都是古代有影響的駢文學著作。從本世紀以來，駢文學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績，也經歷了風風雨雨的歷程。總結百年來駢文學研究的得失，對今後駢文研究的發展是很有意義的。

——為駢文的辯護與傳統的終結

上世紀初的文壇，駢文仍是十分流行的樣式，在公文和其它場合中，駢文存在的語境並未消失。劉納在《民初文學的一個奇景：駢文的興盛》⑴中對民國初年駢文的盛行有詳細的評述分析。她指出，在1912年至1919年間，駢文仍有廣泛的社會應用性，從革命派的公文到豔情小説都大量運用駢文寫作。而在民國之前駢文流行更是如此,一些理論著作如劉師培的《文説》仍用駢體寫作，可以説，駢文的生存環境並未改變。駢文正循着其歷史的慣性作用在新世紀延續發展。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開始了本世紀初的駢文學研究。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首先對駢文予以理論上關注的是劉師培（1884-1919）。劉師培是江蘇儀徵人，他承繼了清代後期儀徵文派阮元的“文筆論”觀點，力倡韻偶之文，強調以“藻飾”、“對偶”、“聲律”為“文”之標準。在《廣阮氏文言説》中，他發展了阮元《文言説》中提出的文必尚偶説，強調“文以藻飾成章為本訓”，“就應對言，則直言為言，論難為語，修辭者始為文”，“文也者，別乎鄙詞俚語者也”，“故魏、晉、六朝悉以有韻偶行者為文，而昭明《文選》亦以沈思翰藻為文也”⑵其觀點意在與桐城派相抗衡。在《文章源始》中，他從辨析文章之嬗變與文筆之異入手，對駢文的形成與發展作了深入分析。指出：

東晉以降，論、辯、書、疏諸作，亦雜用排體，易語為文。魏晉六朝，崇尚排偶，而文與筆分：偶文韻語者謂之文，無韻單行者謂之筆。觀魏晉六朝諸史各列傳中，多以文筆並言；則當時所謂筆者，乃直樸無文之作也；或用之記事之文，或用之書札之文，體近於語，復與古人之語不同。梁元帝《金樓子》雲：“至於不便為 詩如閻纂，善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 文。”劉彥和《文心雕龍》：“今之常言，有文有筆；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 文筆區分，昭然不爽矣。故昭明之緝《文選》也，以沈思瀚藻者為文；凡文之入選 者，大抵皆偶詞韻語之文；即間有無韻之文，亦必奇偶相成，抑揚詠歎，八音協唱， 默契律呂之深。故經子諸史，悉在屏遺。是則文也者，乃經史諸子之外，別為一體 者也。齊梁以下，四六之體漸興，以聲色相矜，以藻繪相飾，靡曼纖冶，文體亦卑。 然律以沉思翰藻之説，則駢文一體，實為文體正宗。⑶

劉師培力倡駢體為正宗，正是有感於桐城派古文之離文之真源日遠：“明代以降，士學空疏，以六朝之前為駢體，以昌黎諸輩為古文，文之體例莫復辨，而文之製作不復睹矣。近代文學之士，謂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於方、姚之文，奉為文章之正軌；由斯而上，則以經為文，以子史為文。由斯以降，則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⑷④由此可見其為駢文辯護的出發點。劉師培於1905年在《國粹學報》第1卷第1 —10期上陸續發表的《論文雜記》，是傳統“文話”的形式，共二十四則，雖非專論駢文，但其論述每每為後人重視。他進一步從“文”的演變角度討論了駢文之正宗：

中國三代之時，以文物為文，以華靡為文，而禮樂法制，威儀文辭，亦莫不稱 為文章。推之以典籍為文，以文字為文，以言辭為文。其以文為文章之文者，則始 於孔子作《文言》。蓋“文”訓為“飾”，乃英華髮外，秩然有章之謂也。故道之 發現於外者為文，事之條理秩然者為文，而言詞之有緣飾者，亦莫不稱之為文。古 人言文合一，故借為文章之文。後世以文章之文，遂足該文字之界説，失之甚矣。 夫文字之訓，既專屬於文章，則循名責實，惟韻語儷詞之作，稍與緣飾相符。故漢 魏六朝之世，悉以有韻偶行者為文，而昭明編輯《文選》亦以沉思翰藻者為文。文 章之界，至此而大明矣。⑸

這與《文章源始》一樣，都是為駢文的正宗地位立論。此外，他對駢文的演變也作了分析，指出駢文之形成在東漢至魏之時，表現在四個方面：“東京以降，論辯諸作，往往以單行之語，運排偶之詞，而奇偶相生，致文體迥殊於西漢。建安之世，七子繼興，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單行；即非有韻之文，亦用偶文之體，而華靡之作，遂開四六之先，而文體復殊於東漢。”“東漢之文，句法較長，即研煉之詞，亦以四字成一語。魏代之文，則合二語成一意。由簡趨繁，昭然不爽。”“西漢之時，雖屬韻文，而對偶之法未嚴。東漢之文，漸尚對偶。若魏代之體，則又以聲色相矜，以藻繪相飾，靡曼纖冶，致失本真。”“東漢文人，既與儒林分列，故文詞古奧，遠遜西京。魏代之文，則又語意易明，無俟後儒之解釋。”⑹這些觀點十分精闢，為後人所認同。在《文説》中，劉師培也作了全面的闡述。在《精采篇第四》⑺中，他先從《易》中的“物相雜，故曰文”引出“一奇一偶謂之文”，指出“文也者，乃英華髮外，秩然有章之謂也”“惟偶語韻詞，體與文合”，同時，對駢文的形成過程作了進一步的闡述：

“……韓非著書，隱肇連珠之體；荀卿《成相》，實為對偶之文。莫不振藻簡策，耀採詞林。西漢文人，追蹤三古，而終軍有奇木白麟之對，兒寬攄奉觴上壽之辭，胎息微萌，儷形已具。迨及東漢，文益整贍，蓋踵事而增，自然之勢也。故敬通、平子之倫，孟堅、伯喈之輩，揆厥所作，鹹屬偶文，用字必宗故訓，摛詞迥脱恆溪，或掇麗字以成章，或用駢音以叶韻。”

可以説，實際上《文説·耀採》是一篇全面論述駢文的遷演併為駢文辯護的論文。文章最後反詰道：“若屏斥偶體，崇尚奇詞，是則反璞歸真，力守老聃之論，舍文從質，轉追棘子之談。空疏之識，詎可免歟？觀《典論》著於魏帝，備列詩賦之章；《文賦》創於陸機，不列序碑之體；則單行之詞，實與文章有別，有何疑乎？”這是為駢文作最後的吶喊。在即將到來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連桐城文派都被視為“謬種”而在打倒之列，所有的文言文都將變為歷史，何況作為文言文的極至的駢文？所以，劉師培的觀點成了復古論的標本，也因此為後人所批評。其實，在當時就有爭論，提出異議的代表人物就是章太炎（1869-1936）。章太炎在《文學論略》⑻中對劉師培的觀點就作了辯駁，他首先指出“凡文理、文字、文辭皆謂文”以之為正名，繼而論魏、晉以前無文筆之別，自晉以後雖有文筆之分，但蕭統《文選》並非不易之論，他對阮元以來的以聲偶為文之説進行了辯駁，指出：“夫有韻為文，無韻為筆，則駢散諸體，皆是筆而非文。”並進而對劉師培的《文章源始》的文辭異職論進行了批駁，他反問道：“或舉《論語》言辭一言，以為文之與辭，劃然異職。然則《文言》稱文，《繫辭》稱辭，體格未殊，而稱號有異，此又何也？”指出“韻文駢體，皆可稱辭，無文辭之別也。且文辭之稱，若從其本以為分析，則辭為口説，文為文字。古者簡伯重煩，多取記憶。故或用韻文，或用駢語。為其音節諧熟易於口記，不煩記載也。戰國縱橫之士，抵掌搖唇，亦多疊句，是則駢偶之體，適可稱職。而史官方策，如《春秋》《史記》《漢書》之屬，乃當稱為文耳。由是言之，文辭之分，矛盾自陷，可謂大惑者矣。蓋自梁、李、韓、柳、獨孤、皇甫、呂、李、來、張之輩，競為散體，而自美其名曰古文辭，將使駢儷諸家不登文苑，此固持論偏頗，不為典要。今者務反其説，亦適成論甘忌辛之見，此亡是公之所笑也。”可以説，章太炎是反對以駢文為“文”之正宗的。當時，在《國粹學報》上實際上開展了一場討論，田北湖在《論文章源流》⑼中對駢文也有討論。其雲：古之作者，擇言以對待，援義以比例。雖在約舉，罔不昭灼。是以奇偶必稱，單復必齊。俯承其仰，斷者自續，兩兩間合，節節遞轉，頓挫抑揚，猶省虛字，未有單詞只義可以為句者，亦未有一語孤立可以為章者。文生於聯珠之字，成於駢峙之體。舍茲排偶，是謂不文，豈其屬思之精，實由用字之當，蓋因形定聲造字之巧也。他是肯定駢文的存在意義的，視其為文章簡潔的必然，有其合理性。他反對將駢與散對立起來，認為“強分門户，析名駢散”，造成對立，十分不好。而羅敦融的《文學源流》⑽也以“文話”形式也對駢文作了論述，作者在《總論》中首先指出：“文學由簡而趨繁，由疏而趨密，由樸而趨華，自然之理也。”他肯定了駢文形成與發展的合理性，並對駢文的發展階段作了劃分：“周秦逮於漢初，駢散不分之時代也；西漢衍乎東漢，駢散角出之代也；魏、晉歷六朝而迄唐，駢文極盛之代也；古文挺起於中唐，策論靡然於趙宋，散文興而駢文蹶之代也；宋四六，駢文之餘波也；元明二代，駢散並衰，而散力終勝於駢，明末逮乎國朝，散駢並興而駢勢差強於散，綜其分合，推遷可跡。”這個劃分揭示了駢文發展的客觀演進規律。他指出了各階段及其代表作家的特點：“兩漢以前，文多渾樸疏簡，西京而後，樸進而華，疏進而密，簡進為繁。迄乎東漢，乃益繁密。建安七子，聯耀當時。漢魏之間，文尤柄蔚。晉尚清談，稍參疏宕。而潘安仁、陸士衡、劉越石益柄於時。逮乎劉宋，顏延年、謝靈運其英絕也，齊有任昉、沈約，躡漢魏之軌。梁有徐陵、庾信，極瑰儷之觀。綿及初唐，四傑並軫，淵深瑋博，鬱乎鉅觀。燕、許縱其豪宕，義山易為流麗，而樊南一體，開宋四六之風，金元之間，文殊貌苶。晚明天如卧子，始復提倡。本朝文化莘莘，斯複稱古。霞騫雲舉，並軌同塗，語夫文學，當邁元明。”他另外一些觀點也是頗有啓發的，如認為司馬相如為“駢文之祖”，實是強調了漢賦對駢文的直接影響。

可以説，本世紀初在《國粹學報》上展開的這番爭論，是在劉師培主持下進行的，因此其觀點得到了充分的支持。這場討論具有對駢文近兩千年曆史的總結的性質，似乎預示着它即將成為歷史的終結。而謝無量（1884-1964）於1918年出版的《駢文指南》⑾雖是薄薄一冊，畢竟是駢文研究的現代學術的開端，它雖僅分“駢文通論”和“駢文體格及變遷論”兩章，但作為專論駢文的理論著作，它是第一部，具有開創性意義。僅就這一點而言，它的出現的意義是很大的。“駢文通論”一章分“駢文的淵源”及“駢文研究法”兩節，有些論斷亦稱精要，如論“駢文之淵源”一節雲：“駢文鋪敍議論，語累千萬，比對精深，體裁綺密，句中自協宮商，境界視律詩尤廣。”“駢文體格及變遷論”分論歷代駢文之時代特點，可謂現代一部駢文簡史，有些論斷亦發人所未發，如第二節論“永明體”雲：“蓋永明文學始精聲律，不惟用之於詩，亦用之於文。”又如第四節論“唐駢文”雲：“縱考有唐一代之駢文，初唐猶襲陳隋餘響，燕許微有氣骨，陸宣公善論事，質直而不尚藻飾，温李諸人所謂三十六體者，稍為秀髮，唐駢文之變遷，其犖犖大者，如是而已，律賦諸家，雖亦四六之流，要為淺薄，不足取焉。”其觀點至今猶有裨益。這部書出版後很受歡迎，並很快就重印多次，説明在當時駢文還很有市場，人們對駢文有無限的眷戀。與此同時，1917年出版的劉鐵冷（1881-1961）選輯的《精選四六叢話》⑿也很受歡迎，也同樣説明了這一點。但駢文著作的受歡迎也改變不了它最終的命運，這只不過是最後的輓歌罷了。總之，五四新文化運動前的近二十年是本世紀駢文學的開創時期，它是在駢文走向終結的時代背景下以為駢文的辯護為開端展開的，它拉開了本世紀駢文學的序幕。

——走向現代學術的思考

從1919年到1949年的三十年是駢文學取得豐碩成果的時期，這個時期出版的駢文學著作眾多，成為駢文學史上的突出現象。如孫德謙的《六朝麗指》、錢基博的《駢文通義》、 金鉅香的《駢文概論》、瞿兑之的《中國駢文概論》、劉麟生的《駢文學》、《中國駢文史》、蔣伯潛、蔣祖怡的《駢文與散文》、金茂之的《四六作法駢文通》⒀都是很有影響的著作。特別是三十年代前期形成了駢文學研究的高峯，成為駢文學史的獨特景觀。

孫德謙（1859-1935）的《六朝麗指》是一部很重要的駢文學著作。孫德謙好駢文，其文有六朝之風，著有《四益宦駢文稿》，時人論其駢文每與李詳（1858-1931）並稱“李孫”。《六朝麗指》用傳統的駢文話的形式寫成，1923年出版。時年八十一歲高齡的詞壇名宿馮煦（1843-1927）為之作序，極力褒賞。孫德謙又自序道其意旨雲：“麗辭之興，六朝稱極盛焉……作為斯體，不知上規六朝，非其至焉者矣。”全篇共八十八則，分述六朝駢文之變遷、作家、文體、文風、文辭，其概論之全面、論述之精闢非前代駢文話所能望其項背，極為後世所重。其論駢文以六朝為模範，《六朝麗指》開篇即雲：“駢體文字以六朝為極，則做斯體者當取法於此，亦猶詩學三唐、詞宗兩宋，乃為得正傳也。”“有志於斯文者，當上窺六朝以作之準，不可逐末而忘其本。何則？六朝者，駢文之初祖也。”在對六朝駢文藝術的評價上，他尤標舉“氣韻”，以為“氣韻”乃六朝駢文之真髓，其雲：“六朝文之可貴蓋以氣韻勝，不必主才氣立説也。……餘嘗以六朝駢文譬諸山林之士，超逸不羣，別有一種神風彪映、貞靜幽閒之致。其品格孤高，塵氛不染，古今亦何易得？是故作斯體者，當於氣韻求之，若取才氣橫溢則非六朝真訣也。夫駢文而不宗六朝，擬之禪理，要為下乘也。使果知六朝之妙，試讀彼時諸名家文，有不以氣韻見長者乎？”孫德謙論六朝駢文均以“氣韻”為 準的。如“六朝之文其氣疏緩”，“六朝文中往往氣極遒煉”，“為駢文者每喜使事而不能行清空之氣，非善法六朝者也。”就作家的氣韻而言，孫德謙尤為推崇“疏逸”一路，如評江、鮑“江、鮑並稱，餘以江文疏逸……然鮑亦有疏逸處。”而其論駢體文辭強調駢散並用，如“駢文之中苟無散句則意理不顯……要之，駢散合一乃為駢文正格，倘一篇之內始終無散行處，是後世書啓體不足與言駢文矣。”“駢體之中使無散行，則其氣不能疏逸，而敍事亦不能清晰。”就六朝作家而言，孫德謙以任昉、沈約成就為最高：“駢文之有任沈，猶詩家之有李杜。”總之，《六朝麗指》專論六朝駢文並論及駢文之特點，在駢文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錢基博（1887-1957）的《駢文通義》亦是用駢文話的形式寫成的著作。全書共分《原文》、《駢散》、《流變》、《典型》、《漫話》五個部分，其中《漫話》部分於1933年在《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二捲上連載過。作者多綜合歷代之論述加以辨析，《原文》討論文與駢之關係，指出：“駢文一體，實為文體之正宗。”“所以原文之必出於駢，非駢則不成文也。”《原文》意在為駢文之地位立論，在《駢散》中則討論了駢與散之關係，指出：“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用偶用奇以成文。”《流變》討論駢文之變遷及歷代作家之特點，其論述之系統則可作駢文史觀，而其見解則多顯精警、深刻，如“西京揚（雄）馬（相如）賦頌擅名，漸及眾制，莫不以偶為體，以奇為用，而駢文之規模粗具。”指出了西漢之為駢文之形成期。又如“駢文之有任沈，猶詩家之有李杜也。李存古意，杜開今體，任沈亦然！”此論可謂與孫德謙不謀而合。又如論徐庾“盡態極研，遂為駢文正宗。”“徐庾華實相扶，猶於抽黃對白之中，灝氣卷舒，採不滯骨，麗而能朗，用集六朝之大成，而導四傑之先路。”則可謂不刊之論。又如論李商隱“李商隱者，宋人之先聲也。”亦為發人所未發。而論清代駢文家猶多，彌足珍貴。對毛奇齡、陳維崧、胡天遊、邵齊燾、王太嶽、洪亮吉、孫星衍、汪中、孔廣森、劉星煒、楊芳燦、吳鼐、彭兆蓀、王曇、吳慈鶴等人的點評均是僅寥寥數言，但卻是切中肯綮之論。如論毛奇齡與陳維崧之風格“毛體疏俊，陳文綺密。仗氣愛奇，陳不如毛，麗典新聲，毛不如陳。”於比較中見各自之別。在《典型》中，作者將朱一新（1846-1894）在《無邪堂答問》中所論的“潛氣內轉，上抗下墜”奉為駢文的典型，“而以發六朝之秘響者也”，他也推崇六朝駢文，以六朝駢文為駢文之典範。他繼承併發揮了孫德謙的觀點，以為六朝駢文“大指主氣韻，勿尚才氣；崇散朗，勿嬗藻採。”“主氣韻，勿尚才氣，則安雅而不流於馳騁，與散行殊科。崇散朗，勿矜才藻，則疏逸而無上與板滯，與四六分疆。”“疏逸之道，則在寓駢於散。”此番辨析可謂精要。《漫話》部分雖然作者自雲“無當弘旨，尋章摘句”“零珠碎璣，聊資談雋”，但亦可見洞察之敏鋭。如“麗語能樸，綺語能疏。”“樸語能麗，質語能雋。”可見其對駢文藝術的辯證思考。

《六朝麗指》和《駢文通義》作為駢文話的集大成之作，成為了評點式的駢文話的最後遺響和絕唱，也是走向現代學術的開端，它的駢文學思想在駢文學研究史上是有承前啓後的重要地位。

1933年至1934年是駢文學研究著作出版的高峯時期。除錢基博的《駢文通義》外，一系列駢文學著作在這兩年裏出版。金鉅香的《駢文概論》正是這樣的一部書。該書出版於1933年12月，作為王雲五主編的《萬有文庫》第1集中的一種，1934年1月、6月收入王雲五主編的《新中學文庫》之《國學小叢書》兩度再版，1947年2月又第三次出版，可見此書具有不小的影響。該書僅141頁，分六章概述駢文的發展。第一章論“上古至周駢體之起源”，後五章分論兩漢曹魏、晉至陳、隋唐五代、宋遼金元、明清駢文，可以説該書實際上是一部駢文史。作者言簡意賅地勾勒出駢文發展的歷程，對駢文的歷史演進作了精要地描述，表現了作者的不俗識見，如第二章“兩漢曹魏之駢文”雲：“竊以為辭賦之英傑，實駢文之極軌，舒駢儷之言，而有馳驟之勢，無形貌之滯，而有準衡之歸，名流各盡其長，偶體於焉大備。”總之，《駢文概論》是一部駢文的入門著作，對宣傳駢文具有一定作用。

劉麟生(1894-1980)的《駢文學》和瞿兑之的《中國駢文概論》也是這樣的著作。劉著分為三編共十五章，第一編《駢文之淵源與進展》，此編分四章討論“駢文與四六文”“駢文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駢文之體裁”、“時代與作風”。第二編《方法論》，此編分四章討論“對偶”、“用典”、“煉字”、“音韻”。第三編《作家與作品》，分五章討論“漢魏作家”、“南北朝作家”、“唐代作家”、“宋代作家”、“清代作家”。《駢文學》雖是薄薄一冊，但劉麟生明確地標示出“駢文學”，並對駢文研究的體系作了一次系統的探索，對駢文產生的文化內藴作了較深入的分析。如在“駢文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中，首次從中西語言文化的異同比較中，分析了駢文產生的必然性。雖然今天看來，它顯得單薄，但在當時卻是有一定理論深度的一部駢文著作。時任南開大學教授的瞿兑之的《中國駢文概論》是應劉麟生的約請而寫的。據劉麟生為此書寫的序中引用作者給他的信，因為已有劉麟生的《駢文學》寫在前面，瞿兑之就“決定不必作什麼駢文的文學史，也不必指示什麼駢文的作法。只要老老實實的介紹幾個重要的作家，及其特殊的風格，並約略的將他們的前因後果指點出來。這就使人能欣賞駢文，能瞭解駢文，能運用駢文的一個絕妙方法。”作者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來安排全書的。全書分十七節，除總論外，按照駢文史發展的時間先後選擇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和駢文現象來介紹，文章篇幅短小，語言淺近，可以説是一部駢文史漫話，意在普及駢文的知識。雖然如此，它在駢文學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殺的，它將駢文學的基本知識介紹給了普通讀者。

與此同時，劉麟生的《中國駢文史》也於1934年出版。這是一部完全意義的駢文史，全書共分十二章論述駢文的發展歷程，第一章先辨“別裁文學史與駢文”，實為論作此書的目的，作者是有感於西方文化的侵擾以及“挽近人士，詩尚江西派，詞習夢窗，文舍桐城派莫屬”此外的文學被摒棄甚多，而駢文在過去有過光明獨立之史蹟，在中國文化生活中又關係密切，故“闡揚已有文學上之特產，以決定今後吾人對於駢文應取之態度，尤不可以無專史明矣。”之後用十一章分論“古代文學中所表現之駢行文氣”、“賦家奏疏家論説家暨碑板文字”、“所謂六朝文”、“庾信與徐陵”、“唐代駢文概觀”、“陸贄”、“宋四六及其影響”、“駢文之中衰——律賦與八股文”、“清代駢文之復興”、“駢文之支流餘裔——聯語”、“今後駢文之展望”。可以説有重點地勾勒出了駢文發展的歷史流程。作者首先追溯先秦文學中的駢行文句，廣泛引證大量各類文獻中的材料來説明先秦存在有大量的駢體句子，然後論兩漢魏晉，指出“駢散古合今分之跡，要以東漢為最著。魏晉文章，早已急轉直下，至六朝則為駢文極盛時期，淵源有自。”對於六朝文，作者着重討論了“六朝文亦重氣勢”、“輕倩之作風”、“聲律之發現”、“文與筆”、“六朝與小品文”。作者又以專章論徐陵與庾信，以為“駢文至六朝，始稱極盛時期，六朝文至徐庾，駢文始臻極峯，然則徐庾之文，可謂集駢文之大成，達美文之頂點。”對徐庾之評價甚高。對於前人關注較少的唐代及以後的駢文，作者也特別注意，唐代駢文就用了兩章的篇幅來介紹，一章介紹唐代駢文概況，勾勒出其時代風格與初、盛、中、晚四唐的演進軌跡。同時用一章的篇幅介紹陸贄，可見對其之看中。陸贄在駢文史上有變革文風的重要作用，對後代影響至深。作者對陸贄的高評價是很有歷史眼光的。

此外 ，1935年由上海大通圖書社出版了金茂之編輯的《四六作法駢文通》（又名《駢文作法附駢文選》）這是一部為駢文寫作導引的書。全書分十二部分，前十一部分介紹駢文的源流、本質、用典、體裁及作法，第十二部分為駢文名著選讀，共22篇，每篇後附註釋。這説明當時駢文仍有市場。三十年代又是駢文古籍整理出版的繁榮時期。1936年由國學整理社整理出版、上海世界書局印行的清人李兆洛的《駢體文鈔》排印本面世。1936年王雲五主編的“叢書集成初編”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其中收錄了宋人王銍的《四六話》、謝伋的《四六談麈》、楊囦道的《雲莊四六餘話》及清人彭元瑞編撰的《宋四六話》等駢文學理論資料。而1937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王雲五主編“萬有文庫”收錄了清人孫梅的《四六叢話》。在此之前，1917年僅出版過劉鐵冷選輯的《精選四六叢話》，1928年北平的樸社出版的“文學批評叢書”甲種中有專門輯錄其敍論的《四六叢話敍論》。但都非全本，至此，在駢文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四六叢話》的現代排印本才正式出版。這些文獻的出版為駢文研究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受益至今。

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內憂外患，駢文研究受到一定的影響。此時期駢文研究著作有蔣伯潛（1892-1956）、蔣祖怡（1913-1992）父子合著的《駢文與散文》，該書是他們為世界書局1942年出版的“國文自學輔導叢書”寫的六本書中的一種。作者合論駢散，意在探尋駢散的聯繫和演進的特點。全書由兩編組成，第一編“駢散文歷史上的演變”， 主要從縱向的角度梳理駢散的興衰變遷，第二編“駢散文內容的分析”，主要從橫向的角度分析駢散的內在結構的特點及異同。第一編分十二章論述“駢散文的分合”、“漢代已有駢散分歧的現象”、“魏晉文體”、“駢文的全盛時期——六朝”、“《文選》和《文心雕龍》”、“散文的新生”、“唐代駢文”、“‘宋四六’”、“宋代散文”、“金元明的散文”、“駢散文的復興時期——清”、“白話文體由醖釀而至成功”，從章目上看得出，作者意在探索作為書面表述語言的文體由古至今的變化規律。第二編分十章論述“駢散文的異同”、“語體文和駢散文的比較”、“字的安排”、“句子的形式和變化”、“整篇的結構”、“對偶”、“關於用典”、“聲音的描寫與文章的音節”、“體裁的分析及其作法”、“古人論學習文章的修養”。全書微觀分析與宏觀概括結合，點線面結合，作者不專就駢文論駢文，沒有崇駢崇散之囿，卻能從文化史的大背景來分析，所以視野更開闊，評判更超脱。就專著而論，該書是建國前出版的著作中最晚出的一部，也是最有學術深度的一部，可謂後來居上。該書的主要作者蔣伯潛早年從錢玄同、馬幼漁為師，又曾問學章太炎、梁啓超門下，三十年代末任教於上海大夏大學、無錫國學專科學校，精通國學。所以本書寫得深入淺出，有庖丁解牛之妙，是一部理論性很強的具有現代學術思考的駢文學著作，代表了建國前駢文研究的學術水平。

另外，值得提及的還有王瑤（1914-1989）寫於1947年的《徐庾與駢體》一文，該文收錄於其《中古文學史論》一書中。該文以“徐庾”為切入點，對駢文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徐庾”歷來被視為六朝駢文的傑出代表，因此，解剖“徐庾”就等於解剖了駢文，解剖了齊梁文學。作者正是以這樣的思路去做的，作者指出：“要了解徐庾在文學史的地位，徐庾體的歷史涵義，就必須從駢文這一體裁的源流和特點上去考察，因為徐庾的主要成就，即在將宮體詩所運用的隸事聲律和緝裁麗辭的形式特點，完全巧妙地移植在‘文’上，使當時的駢文凝固成一種典型的文體，而成了後來唐宋四六和律賦的先導。”作者是採用以小見大的解剖麻雀的研究方法。為了更好地評價徐庾的駢文成就，作者首先對駢文的四個藝術特徵——裁對、隸事、敷藻和調聲——及其發展過程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再把徐庾放在駢文史的發展過程中來看待，指出；“上述的四種駢文的特徵，在文學史上是有一 個演進的次序的。到了徐庾，這些形式特點的追求都到了極峯，所以發展到了駢文的完整的典型。”這樣得出的結論就十分有説服力了。可以説，這篇論文就其學術水準來説，不但從未過時，而且一直有研究方法論上的啓示作用。

2010年2月遼海出版社出版了於景祥先生的《中國曆代駢文話》。本書分上下編，上編為中國曆代駢文史話，下編為中國曆代駢文話分類輯要。它填補了中國駢文研究文獻的空白，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和學術價值。

（1） 參見《鄭州大學學報》，1996年第5期。

（2）《劉申叔遺書·左盦集》卷八。

（3）《國粹學報》第1卷第1期（1905年）。

（4）《論文偶記》之十，《國粹學報》，第1卷第4期（1905年）。

（5）《論文偶記》之九，《國粹學報》，第1卷第4期（1905年）。

（6）《文説》，《國粹學報》，第2卷第14期（1906年）。

（7）《國粹學報》第2卷第21-23期（1906年）。此文經增刪修訂後收入《章氏叢書·國故論衡》，易名為《文學總略》。

（8）《國粹學報》第1卷第2-6期（1905年）。

（9）《國粹學報》第2卷第17-21期（1906年）。

（10）該書1918年11月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32開，92頁。1919年9月3版，1922年8月5版，1931年3月10版，1940年12版。

（11）該書於1917年10月由上海藜青閣出版，1919年3月再版，1923年7月3版，272頁。

（12）孫德謙：《六朝麗指》，1923年四益宦自刊《孫隘堪所著書》本；錢基博：《駢文通義》，1934年上海大華書局出版；金鉅香：《駢文概論》，1933年上海商務印書 館“萬有文庫”本；瞿兑之：《中國駢文概論》，1934年世界書局出版，1936年收入世界書局的《中國文學八論》中；劉麟生：《駢文學》，1934年商務印書館出 版，《中國駢文史》，1934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金茂之：《四六作法駢文通》，1935年上海大通圖書社出版；蔣伯潛、蔣祖怡：《駢文與散文》，1942年上海世界書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