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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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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介(1005年-1045年),字守道,小字公操,兗州奉符縣(今山東省泰安市岱嶽區徂徠鎮橋溝村)人。北宋學者、思想家、理學先驅,“泰山學派”創始人,號稱徂徠先生,與孫復胡瑗並稱“宋初三先生”。
天聖八年進士,出任鄆州觀察推官,歷任調任南京留守推官兼提舉應天府書院御史台主簿,出曾國子監直講、太子中允濮州通判。慶曆五年(1045年),石介去世,時年四十一歲。
石介一生善於教育,“從之者甚眾,太學之盛,自先生始”。強調“民為天下國家之根本”,主張“息民之困”。從儒家立場反對佛教、道教、標榜王權,主張文章必須為儒家的道統服務,為宋初加強中央集權提供論據。創建泰山書院、徂徠書院,以《易經》《春秋》教授諸生,“重義理,不由註疏之説”,開宋明理學之先聲,關於“理”“氣”“道統”“文道”等論對“二程”、朱熹等影響甚大。曾作《怪説》等文,抨擊宋初浮華文風。著有《徂徠集》二十卷。
全    名
石介
別    名
徂徠先生
守道、公操
所處時代
北宋
民族族羣
出生地
兗州奉符(山東泰安)
出生日期
1005年
逝世日期
1045年7月22日
主要成就
理學先驅
創建泰山書院、徂徠書院,提舉應天府書院,主持太學
主要作品
《徂徠先生全集》《根本》《慶曆聖德頌》《中國論》《怪説》
學    派
泰山學派
祖    籍
山東樂陵

石介人物生平

《石氏族譜》石介像 《石氏族譜》石介像
石介於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生。故里在今泰安徂徠鎮橋溝村。石氏家族在這塊土地上繁衍生息至石介時,家族日益繁茂,至其父輩已十六院。據歐陽修徂徠先生墓誌銘》,石介“世為農家”,父親石丙,“專三家《春秋》之學”,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真宗“御前擢第,仕至太子中舍”,官至太常博士
石介少時所受的教育已不可考,但精通三家《春秋》學的父親對其以後的治學方向產生了不小的影響。由於石氏是個合族聚居的封建大家庭。他為照顧家業,“乃泣別庭闈,遠來田園,學老圃老農之事”。
天聖五年(1027年),石介“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二十三歲,在應天府讀書求學於范仲淹,受其教育和影響頗深。石介篤志好學,清苦自甘。“寓學於南都,其固窮學,世無比者”。王瀆聽説他貧窮,便把會客時的美餐送給石介,石介説:“早食膏粱,暮厭粗糲,這是人之常情。你贈送的美餐,我不敢受”,寧可貧食粗糲,以繼苦學。
天聖七年(1029年),石介遊歷河朔。滿懷激烈心情作《過魏東郊》詩一首,對柳開極度追慕之情溢於言表。至譽為“事業過皋夔,才能堪相輔”。
天聖八年(1030年),石介“進士及第”授將仕郎、鄆州觀察推官
景祐元年(1034年),鄆州秩滿,調任南京留守推官兼提舉應天府書院。通過士建中介紹,石介與孫復一見如故,景祐二年(1035年)冬,石介為其築室泰山之麓,創建泰山書院。此後兩人成為亦師亦友同道人。是年冬,杜衍推薦,石介闢為御史台主簿,旋以上書“以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偽國後”為藉口,罷而不召。實際原因是新帳老賬一起算。石介性格耿直,敢言直諫,“指切當時,是是非非,毫無顧忌”,宋仁宗少年登基,不免好色,而又自尊心極強。石介指責皇帝“廢郭皇后,寵幸尚美人”“漸有失德”“婦人朋淫宮內,飲酒無時節”。石介被罷,當此原因。
寶元元年(1038年),石介南京秩滿,以父年老(父親石丙已七十歲),代父遠官,遂任嘉州軍事判官,是夏入蜀,一路上寫了大量的即景詠懷詩歌。到任才一月,因母亡,即歸家奔喪。“垢面跣足”,“躬耕徂徠山下”。石介身在徂徠,心憂西北邊事,他通過詩歌來表達自己憂慮心情。
泰山書院碑牆 泰山書院碑牆
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石丙亡故。居父母喪期間,石介在徂徠山長春嶺建“徂徠書院”開館授徒,以《易》教授諸生。
慶曆二年(1042年)夏,石介服除。因杜衍再次推薦被召國子監直講。於是太學大興,生徒由原來二三十人驟增至數千人,“從之者甚眾,太學之盛,自先生始。”(《徂徠先生墓誌銘》歐陽修)。古文運動在國家最高講席蓬勃開展起來。
慶曆三年(1043年),宋仁宗起用范仲淹富弼歐陽修、杜衍等人皆任高官要職。四人以天下國家為重,日夜謀慮,思致太平,范仲淹提出“明黜徙、抑撓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重命令”等十項整頓政事的法令,這就是“慶曆新政”。石介對此欣喜若狂,精神振奮,認為報效國家的時候到了,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賦《慶曆聖德頌》,贊革新派,貶保守派,指責反對革新的夏竦等人為大奸。石介的行為使夏竦等人深深銜恨在心,自此成為死敵。頌剛脱稿,孫復就對石介説:“子禍始於此矣!”
慶曆四年(1044年)三月二十日,石介因韓琦薦之“直集賢院”。夏竦為解切齒之恨,便從石介開刀,進一步打擊革新派,他命家中女奴摹仿石介筆跡,偽造了一封石介給富弼的信,內容是革新派計劃廢掉仁宗另立新君。范仲淹等人有理也説不清,只好請求外放,變法遂告失敗。
慶曆五年(1045年),范仲淹等人被保守派誣陷搞“朋黨”活動,革新派相繼罷職,石介也在“朋黨”之列,成了眾矢之的,外放到濮州(今山東鄄城縣北)任通判,未到任所旋即於慶曆五年(1045年)七月病卒於家,終年四十一歲。
石介死後,夏竦等人並未甘休,欲置革新派於死地。當時,徐州孔直温謀反,敗露後被抄家,石介過去與孔直温的來往書信也被查抄出來。夏竦藉此大作文章,向仁宗説石介其實沒有死,被富弼派往契丹借兵去了,富弼做內應。這一招確實狠毒至極,宋仁宗便派官員去發棺驗屍,慶曆五年(1045)十一月和慶曆七年(1047)六月兩次下令核查存亡實況,知兗州杜衍、提點京東刑獄呂居簡龔鼎臣具保,倖免發棺。歐陽修對此義憤填膺,在慶曆六年(1046)寫下了一首三百五十字的五言長詩《重讀徂徠集》,詩中寫道:“我欲哭石子,夜開徂徠編。開編未及讀,涕泗已漣漣。 已埋猶不信,僅免斫其棺。 此事古未有,每思輒長嘆。 我欲犯眾怒,為子記此冤,下紓冥冥忿,仰叫昭昭天。 書於蒼翠石,立彼崔嵬巔。”

石介主要影響

宋初百年儒學復興的歷程是從重建道統譜系開始的,石介於儒道久喪之後力挽狂瀾,將北宋儒學的承襲脈絡直追繫到韓愈、孟子,其開拓創新的膽識和功績尤值得後世肯定。石介以道統譜系的方式開始了“拯五代之橫流,扶百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孔周”的自覺努力,為北宋儒學的復興導夫先路。
石介是北宋慶曆之際為儒家爭“正統”、排斥佛、道二教和抨擊四六時文的思想家。關於“理”,“氣”,“道統”,“文道”等論對後來理學的形成起了篳路藍縷之功。所以宋代的理學家對石介的評價一向很高,如“二程”就十分尊崇石介(《朱子語類》)“不敢忘此數公,依舊尊他。”朱熹更稱讚石介“發明一平政底道理”,是超過韓愈僅次於“關、洛諸公”的“第一等人”。是一個“剛介”的有“不動心”的人等等。

石介道統論

石介幾乎言必稱“道”,“湯文武之道”排列出了一個比韓愈要詳盡得多的儒家“道統”的名單,其中包括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唐堯、虞舜、夏、湯、文、武、周公孔子這些“聖人”(參見《徂徠集》卷七《尊韓》),以及孟軻揚雄王通韓愈這些“賢人”(《徂徠集》卷十四《與士建中秀才書》)。即“三才九疇五常之道”。道統思想是儒家對抗佛、道的重要依據,也是吸取二氏理論成份確立“道學”地位的奧妙所在。標誌着由箋註到義理的過渡,從而完成了思辨體系的建立,為宋代理學的興起準備了條件。

石介佛道的批判

石介認為:“天地間必然無有者三:無神仙,無黃金術,無佛。”(《辨惑論》)表現了一定的無神論因素。
石介從維護儒家學説的立場批判佛、道,“佛、老以妖妄怪誕之教壞亂之”,於是“聖人之道”中斷而“王道絕矣”(《讀原道》)。這不僅危害了傳統的儒家思想,而且危及到封建國家的政治,“有老子生焉,然後仁義廢而禮樂壞。有佛氏出焉,然後三綱棄而五常亂。嗚呼!老與佛,賊聖人之道者也,悖中國之治者也”(《去二畫本紀》)。“佛、老害政教”(《上範仲丞書》)
石介還要求禁止淫祀淫祠。所謂淫祠是指濫設的祠廟。這往往與封建世俗迷信的泛濫分不開。因此,歷代進步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無神論者大都對淫祀、淫祠持反對與禁止的態度,“止妖俗、禁浮民、去淫祠、息幻法”都是指禁除封建世俗迷信,石介把“寬賦”、“遏貪暴”和禁除“迷信”看作是治理國家的三項同等重要的政治措施,只要把這些措施付之行動。就可以出現“樂民”、“安下”、“淳風”、“正本”、“厚教”、“明道”的理想社會。這一進步觀點,對社會大搞寺廟建設有積極啓導意義。

石介粗俗唯心主義

石介的哲學思想是矛盾的,他在批判佛、道的天堂地獄、長生不死的“怪妄之論”時,表現了一些無神論、唯物論的因素。但是他認為“天福善禍淫,皇天無親,惟道是輔”“作善降之百祥,不善降之百殃。”不同意唐代柳宗元“功者自功”、“禍者自禍”天人相分唯物主義觀點,石介認為不合“聖人六經之者”,“天人相去其間不容髮”。認為“天之治曰禍福,君之治曰刑賞,其出一也。”從哲學角度為封建統治階級刑罰制度提供理論依據。“自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湯、文、武、周公孔子以於今,天下一君也,中國一教,無他道也”。他提出:“道者何謂也,道乎所道也。”“道於仁義而仁義隆,道於禮樂而禮樂備,道之謂也。”“夫父道也者,君道也;君道也者,乾道也。首萬物者,乾則,以君況焉;尊萬邦者,君則,以義擬焉”。“君統”與“道統”於一個道體,受一個原則支配。這一理學思辨體系,顯然是後來理學形成的基礎。

石介道氣性理

南通州徐宗幹原稿石介像 南通州徐宗幹原稿石介像
石介提出:“道”、“氣”概念解釋世界,“夫天地日月山嶽河洛皆有氣也,氣浮且動,所以有裂、有缺、有窮、有竭。吾聖人之道,大中至正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故無有虧焉”(《宋城縣夫子廟記》)。道(或理)和氣形成了後來理學理論體系中最根本概念。
石介初步勾畫了道和氣的一個輪廓;道是高級的、主動的原則,是完美的、普遍的精神實體;氣則是低級的,被動的、缺欠的物質性的東西。
石介還提出“性”和“理”的學説:“夫物生而性不齊,裁正物性者天吏也。人生而材不備,長育人材者,君宰也。裁正而後物性遂……《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長育而後人材美,《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是也”。“道”的極致是“中和”,即“和,理之至道;中,理之大德;中和而天下之理得矣。”然而,什麼是“中和”?他解釋説:“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喜怒哀樂之將生,必先幾動焉。幾者,動之微也,事之未兆也。當其幾動之時,喜也、怒也、哀也、樂也,皆可觀也。是喜怒哀樂合於中也,則就之;是喜怒哀樂不合於中也,則去之;有不善,知之未兆之前而絕之,故發皆中節也。”
性、情問題是宋代道學家談得最多的中心問題之一,其總的傾向是把情等同於人慾,而要求以道(或理)來統馭情慾,也就是説人類的自然願望應該無條件地服從封建倫理。石介這裏的論點雖然還只是萌芽,但與爾後的理學思想體系是一脈相通的。

石介神秘主義

石介論史,復古為則,開宋代理學家歷史觀的先河;但同時他也重視“運”和“氣”在歷史上的作用。他説:“聖人乘氣,運乘氣。天地間有正氣,有邪氣。聖人生,乘天地正氣,則為真運。運氣正,天地萬物無不正者矣”。“至正之氣行於天地間,……有毛髮之隙,容邪氣幹之,正不純一矣。故運氣正,必有聖人乘之而王”。“運”、“氣”和聖人的出現都帶有很神秘的意味,不是人為的努力所能左右的,隨後邵雍創出一套“元、世、運、會”的先天格式,再後的朱熹則構造出一套“理、氣、天、人”的系統哲學;兩人的歷史理論都比石介更進一步地以歷史循環論來論證其合理性。

石介民本政治觀

石介有強烈的民本思想。他在《根本策》中説:
善為天下者,不視其治亂,視民而已矣。民者,國之根本也。天下雖亂,民心未離,不足憂也;天下雖治,民心離,可憂也。人皆曰:“天下國家。”孰為天下?孰為國家?民而已。有民則有天下,有國家;無民則天下空虛矣,國家名號矣。空虛不可居,名號不足守。然則民其與天下存亡乎!其與國家衰盛乎!
石介的民本論,反覆引證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認為“仁義”不是“守小慈,蹈小仁”,誅除貪官污吏,儘管“殺傷雖多”卻是“仁”於百姓,符合“天下之喜怒”。強調“民為天下國家之根本”,主張“息民之困”(《根本策》)。他甚至認為秦末陳勝是個豪傑,“陳勝不堪秦之民役苦,憤然舉兵以誅秦,豪傑矣。”(《根本策》)作為統治階級的一員,對農民起義的領袖還有一點公允之論,這也是很少見的。
“豪強兼併,權要橫暴,則貧人困矣”。石介把這些貪官污吏比作虎狼,以為必須予以懲治,他説:只知虎狼有牙齒,害入不獨在虎狼,臣請勿捕捕貪吏。”(《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一) 對那些“無功而食”的大官僚,石介痛罵連禽獸也不如,他揭露這些“素餐尸祿”的腐朽官僚,不僅平時“貪榮取寵不知休止,聚財積貨不知紀極,飽而食,醉而眠,”而且“陳功勞,敍閥閲,矜材能,薦智略,恨爵位之不高,任使之不先”,(《責臣》)但當國家一旦有事,譬如説要抵禦遼和西夏的侵擾,他們便“偃促君命,優遊私家”,“稱才不稱任”。可謂揭露形象深刻。
因此他主張裁革冗官司,澄清吏治,推行仁政。在《明禁策》中批評朝廷,“今山澤江海皆有禁,鹽鐵茗皆有禁,布棉絲枲皆有禁,關市河梁皆有禁”,幾乎一切與人民生活有關者皆有禁,唯獨“宮室過度則不禁,豪強兼併則不禁,吏貪於下則不禁”,因此他建議“唯禁其不禁而弛其禁,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這種批評是相當大膽尖鋭的。

石介文學批評思想

洗心亭 洗心亭
石介不僅是思想家,又是文學家、文學批評家。他是宋初古文運動的提倡者之一,他對宋初浮華文風的批判和古文運動的提倡,在文學理論批評史上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他的道統與文統一致的觀點,對以後理學家們的文學批評論有直接的影響。
宋初繼承了五代的陋習,在文學上佔了主導地位的是以楊億(大年)為代表的所謂“西昆體”。 他批評那種文風造成的結果是“仁義消亡,聖經離散”,其患“甚於楊、墨。”他把文章視為儒教的工具。他與歐陽修、曾鞏一齊嚴厲批判楊億:“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為怪大矣。”(《怪説中》目的是“使有宋之文,赫然為興,與大漢相視,巨唐岡風哉!”(《徂徠石先生文集》卷十二) 他的文論:“學為文,必本仁義”。是為儒道服務的,他認為道統即文統,文統只是道統的體現,道統之外,無所謂文統。“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周公、孔子、孟軻、文中子、吏部之道,”既是道統,又是文統。他的文統論又把文只限於儒家的幾部經典,“三皇之書”、“五帝之書”、《詩》、《書》,《守乙》,《樂》、《易》、《春秋》等等。石介的道,文一體論,為後來的理學家們所重視。理學家們的文學批評思想,如周,邵,二程、朱熹等等,基本上都是道,文一體論,強調文章要以儒家的仁義道德為內容,以道統為標準衡量文學創作。在文學批評史上,石介開了理學的文學批評的先河。

石介教育貢獻

石介的一生大多數時間是從事教育活動,開辦書院,主持地方學官,終其一生不遺餘力。
景祐元年(1034),石介調任南京留守推官,兼提舉應天府書院。
景祐二年(1035)石介在東嶽廟(今泰安岱廟)東南隅的柏林地興建學館,孫複名其為“信道堂”。其舊址今在泰安城內岱廟漢柏院的南部。後來由於岱廟擴建,信道堂址併入岱廟院內,於是又到泰山中麓凌漢峯下重整院落,修葺房舍,構築廳室,聚徒講學,這就是“泰山書院”,又稱“泰山上書院”。
康定元年(1040年),石介在徂徠山居喪期間,於徂徠山長春嶺創建“徂徠書院”以《易》教授諸生。
慶曆二年(1042)以後,石介、孫復相繼入國子監直講,太學興盛,弟子們也相繼出山為官,泰山書院主持乏人,漸趨衰落。明朝弘治年間,曾在其舊址重建書院,嘉靖間,為祭祀孫復、石介二人建有二賢祠,隆慶間,增祀胡璦,稱三賢祠。1995年泰安市政府把泰山書院修葺一新,重現古老風貌,與大興書院講壇有積極的意義。
泰山書院侍立石 泰山書院侍立石
泰山書院、徂徠書院的學風開宋明理學之先聲。尊師重道,不計較職務高下。當時孫復是一個累舉四次不第的秀才,落魄不得志。而當時石介卻早已進士及第,並且歷任鄆州、南京推官。二人功名及職務、地位諸方面都有高下之分。石介卻不以為高,卻推尊孫復的學問和道德,拜孫復為師。
石介基於“明道致用”這一根本思想,釋儒弘儒為己任。其思想雖不夠系統圓熟,但於傳統經學營壘中啓“好議論”之風,實開有宋理學風氣之先。他對後世理學發展的影響有兩個方面:一是其思想學説“一出於孔氏”,抬升了儒學的地位.二是提出了一些供後世理學家繼續探討乃至借鑑的命題和思想萌芽。
泰山書院在講論儒家經典時已拋棄了漢唐儒者所孜孜的章句訓詁之學,而以闡發大義為主,並對經典傳注的不合理成分展開了批判和否定。
唐及宋初佛、道的發展衝擊了儒學,導致思想上出現了混亂,引起了儒家知識分子的極大警覺。石介充分認識到佛、道思想對北宋王朝封建統治的危害,本着對國家民族強烈的憂患意識,從儒家思想上對佛、道發起了攻擊,並通過創建書院來宣揚儒家思想,目的就是要恢復儒家道統以振興儒學。泰山書院復興儒學的指導思想和實踐對後來的理學思想家影響極大,對以後影響中國700年之久的宋明理學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開啓作用。

石介歷史評價

歐陽修説:“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能使魯人皆好學。”
徐宗幹《讀石徂徠先生文集書後》詩 徐宗幹《讀石徂徠先生文集書後》詩
蘇軾稱他“堂堂世上文章主,幽幽地下埋今古;直饒泰山高萬丈,爭及徂徠三尺土。”
劉概説他“生前謗議風霆震,死後文章天地齊。”
朱熹稱他是“剛介”的有“不動心”的人。“……若非關、洛諸公出來,便是第一等人。”
黃震稱他:“徂徠先生學正識卓,辟邪説,衞正道,上繼韓子以達孟子,真百世之師也”。
葉適稱道他“見善明,立志果,殉道重,視身輕”。
黃宗羲説:
宋興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孫先生、徂徠石先生始以師道明正學,繼而濂、洛興矣。故理學雖至伊洛而精,實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朱熹)有“伊川二程)不敢忘三先生”之語。
張伯行稱道他“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吾於石徂徠先生見之”。
全祖望稱他:“泰山第一高座”。
徐宗幹稱道他“孔、孟之道,闡於程、朱;程、朱之源,開於孫、石”。
清光緒十年刊本《徂徠集張昭潛敬贊石介像:斯文一脈,綿綿延延。洙泗集堯舜以後,徂徠開程朱之先。以先生俎豆乎宮牆,其誰曰不然?此時,大清國已走向了窮途末路,士人哀嘆世風日下,扶髀思忠義正直之士,重振宇宙間正氣。哀痛總結歷史,實感徂徠先生是民族精神魂魄,理應從祀孔廟,昭彰民族脊樑。

石介主要作品

據各種史料記載,石介曾著有《易口義》十卷、《易解》五卷、《唐鑑》五卷、《三朝聖政錄》二十門等,均已佚。有《徂徠石先生文集》二十卷,其中卷一至卷四為詩。事見《歐陽文忠公集》卷三四《徂徠先生墓誌銘》,《宋史》卷四三二有傳。 石介詩四卷,以清光緒十年刊濰縣張次陶藏影宋本為底本。校以清康熙五十五年燕山石氏刻本(簡稱石本),康熙四十九年徐肇顯刻本(簡稱徐本),清乾隆五十七年劍舟居士鈔校本(浙江圖書館藏,簡稱劍本)等。 [2] 

石介軼事典故

石介引倦遊雜錄

石守道為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固窮苦學。王侍郎瀆聞其勤約,以盤餐貽之。石謝曰:“甘脆亦某所願,但日享之則可。若止修一餐,明日何以繼乎?朝享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某所以不敢當賜。”

石介楓窗小牘

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有云:“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孫復聞之,曰:“介禍始此矣。

石介續夷堅志

石守道墓在奉符,太和間墓崩,諸孫具棺葬骸骨,與常人無異,獨其心如合兩手,已化為石。

石介人際關係

石介是太常博士石丙的兒子。

石介後世紀念

墓址
石介墓殘跡 石介墓殘跡
石介去世二十一年後,謗言漸熄,其家族才正式安葬石介,歐陽修“徂徠先生墓誌銘”即撰於此時。
石介墓 石介墓
《徂徠先生石介墓銘》(志略) 歐陽修撰
石介墓位於徂徠山西北麓,汶河東岸,橋溝村南、北望莊北。原墓林佔地20畝,古柏千株,濃廕庇日。前有明萬曆年間御史宋燾立“宋太子中允徂徠石先生神道碑”,後為石介墓 。墓前立明代學者吳希孔書“宋故太子中允石介之墓碑”,碑側蘇軾及劉概拜祭詩碑。墓林中還有石介於宋康定二年(1041年)所撰“石氏先塋表碑”。石介墓有歐陽修撰書 “徂徠先生墓誌銘”。墓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平毀,碑碣散佚。
重立徂徠先生墓碑記銘
石介墓碑文 石介墓碑文
2016年1月,紀念徂徠先生石介誕辰1010週年暨“石介墓暨祖塋故址”碑揭幕儀式在山東石介墓舊址舉行,在故址重新為石介修碑以示紀念。新修的墓碑陽刻有“石介墓暨祖塋故址”8個大字,由北京大學教授楊辛題寫。碑陰由泰山文化學者、泰山學院副研究員周郢撰文。該碑形制採用宋式,石材取自徂徠山,象徵着石介先生對家鄉的依戀和對後人的眷顧。
祠堂
石介去世不久,鄉人為他和孫復建“魯兩先生祠”以示敬仰之情。
南宋孝宗初年,在四川嘉州(石介代父為官地,今四川眉山縣)地方官為石介立“直介堂”祠,並請理學家魏了翁作“徂徠先生祠堂記”。此後,宋、金、元、明、清、民國均在泰山建“魯兩先生”祠,以石介、孫復和祀。
金大定年間,在泰山岱廟東南建“魯兩先生祠”祭祀石介、孫復,至此官方祭祀開始。
明朝成化年間附祠於州學,“其事繫於風化”,州官胡瑄言與“巡撫山東左副都御史無錫盛(顒)公”,公奏請於朝廷,事下禮部,由禮部決議,每年有司春秋祭祀一羊一豬,“秩為常典”。
清道光九年(1829年)泰安知縣徐宗幹移奉兩先生遺像入和聖(柳下惠)祠。
清末“魯兩先生祠”廢祀已久,荒敗不堪。宣統元年(1909年)正月,孫復石介兩家後裔遂謀重葺,先由石氏整修祠殿及神台几案,又由孫氏踵修門垣,復以官款攤修配房,將原移祠和聖祠之孫石塑像復還舊所。翌年九年工竣開光。由山東巡撫孫寶琦篆書“二賢祠”匾額,山東提學使司羅正鈞撰聯。泰安知縣張學寬撰《重修二賢祠記》。

石介史料索引

《宋史·卷四百三十二·列傳第一百九十一》 [3] 
石介書法《與長官執事札》 石介書法《與長官執事札》
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御史台闢為主簿,未至,以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偽國後,罷為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為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耕徂徠山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以《易》教授於家,魯人號介徂徠先生。入為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眾,太學繇此益盛。
介為文有氣,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為蠹,著《怪説》、《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為。又著《唐鑑》以戒奸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既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修餘靖王素蔡襄併為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
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大奸,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曰:“子禍始於此矣。”
介不畜馬,借馬而乘,出入大臣之門,頗招賓客,預政事,人多指目。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
會徐狂人孔直温謀反,搜其家,得介書。夏竦銜介甚,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兗州,以驗介事語官屬,眾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衍探懷出奏稿示之,曰:“老夫已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為,豈可量哉。”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發棺空,介果走北,孥戮非酷。不然,是國家無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及棺斂之人,苟召問無異,即令具軍令狀保之,亦足應詔。”於是眾數百保介已死,乃免斫棺。子弟羈管他州,久之得還。
介家故貧,妻子幾凍餒,富弼韓琦共分奉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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