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學

私學產生於春秋時期，孔子雖非私學的首創者，以孔子私學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那時統一的奴隸制國家西周日趨衰落，禮崩樂壞。由“學在官府”變為“學在四夷”。原來西周的官吏到各諸侯國去謀出路，各諸侯國甚至各卿大夫的私門需要士為他們服務，爭相養士，士的出路漸廣，於是出現了“士”階層。士的培養也就成為迫切的要求，私學便應運而生。士階層中出現了各種學派，代表着不同階級或階層的利益。各個學派為了培養自己的人才，向各諸侯宣傳各自的主張，求各諸侯採納，以擴大政治上的勢力。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在學術上各家有長短。歷代封建帝王基本上並非專取一家，乃合各家成帝王之術，為鞏固封建制度和各個王朝的統治服務。這四家均有私學。到了戰國時期，秦、齊、楚、燕、韓、趙、魏七國爭雄，“邦無定交，士無定主”，士的聲價越來越高，養士的風氣有增無減，私學更加盛行。“從師”之風盛極一時，於是私學更多，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

漢武帝時雖宣佈“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並沒有禁止私學。私學內多傳授古文經學。由於私學力量日益增強，至東漢末到了壓倒官學的地位。漢代太學生可以向校外的著名經學專家學習，經師大儒往往自立“精舍”、“精廬”，開門授徒。學習經學是做官的唯一途徑，經學極盛，經學大師的學生多至無法容納，有的可以及門受業，而有的則只要掛上一個名字，便叫做著錄弟子，不必親來受業。儒家經學的發展歷史，就是中國古代私學發展的歷史。官學雖然也起了一定作用，然而對學術發展的最大功勞在於私學。尤其是儒家以外的各家，所以能保存下來，全賴私學，並形成許多新的流派。兩晉私學頗發達，名儒聚徒講學，生徒常有幾百或幾千人。南朝的官學時興時廢，教育多賴私學維持。北魏雖曾一度禁止私學，整個北朝為了促進漢化，官學比較發達，但私學也頗盛。隋唐官學極盛，私學亦盛。隋朝王通是一個大儒家，門弟子遍及全國，唐代眾卿相多出其門下。

唐代儒家則以家族、門徒的形式舉辦私學。而唐代佛教也產生了天台宗、唯識宗、禪宗、華嚴宗等本土宗派，對佛教哲學進行獨立發揮。

宋代，書院成為私學的一個重要方面。其勢大，其日久，影響很大。書院初為私立，後來才由政府控制了一部分，作為聚徒講學的書院開始於五代，宋興之初最著名的有白鹿洞、石鼓、應天府、嶽麓四書院。後來書院超過了州縣學。南宋書院尤多。

西周時期， “學在官府” ，奴隸主貴族壟斷文化教育，民間無任何學術可言。後來隨着社會經濟、政治的變動，官學逐漸走向衰落，文化教育也出現了“學術下移”的現象。原本在宮廷專門掌管典籍、身通六藝的士人紛紛流落出走，其中一部分人成了諸侯的學官，但也有一部分人流落民間，這些人中的有識之士就以個人的身份授徒講學，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最初出現的私學。私學的出現對當時以及後世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在中國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私學是由於官學的衰落應運而生的，它的出現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但到底是誰首創的私學，史學界一直爭論不休，始終沒有定論。一種意見認為，孔子是私學的創始人，一些研究教育史和孔子教育思想的學者持這種看法， 如尚鉞認為： “孔丘打破了過去貴族專有的官府之學，開創了私人講學之風。 ” [1]33 毛禮鋭、沈冠羣在其合編的 《中國教育通史》 一書中也認為 “孔子是我國古代的偉大思想家和教育家，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也是私學的創始人” [2]204 。陳景磐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也認為孔子“首先開私人講學的風氣，是我們私人講學的創始人”[3]15 。 《孔子教育思想研究》一書也認為“根據現有比較可靠的資料，説孔子首創私學，理由比較充分” [4]65 ^[1]  。

與上述看法不同， 學術界還有另外一種意見， 即認為孔子不是私學的首創者， 而且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於這一看法。 孫培青在 《中國教育史》 一書中認為：“私學出現在孔丘開辦孔傢俬學之前，要説孔丘是‘中國首創私學的人’ ，根據不足，也不符合歷史。 ”[5]28 在這一書中，作者還提到了與孔子同時期的鄧析、少正卯也曾進行講學活動，並認為私學有一個發生發展的過程，到孔丘創辦私學時，私學已有初步發展。但是，關於這一問題的敍述不過數百字，作者並沒有展開論述。蔡尚思在《孔子思想體系》一書中這樣寫道： “可以列入首開風氣者名單的，如果把略晚於孔子的墨翟也算在裏面，那麼已知的便不下 10 人，而在歷史記載中被埋沒的必然更多。 ”[6]179 蔡尚思認為， 早於孔子的，有晉國的叔向；與孔子同時的，有鄭國的鄧析、魯國的少正卯。他同時還提到，孔子曾經向之學習過的老師，有衞國的蘧伯玉、齊國的晏嬰、楚國的老萊子、鄭國的子產、魯國的孟公綽等，只有在私人講學風氣相當盛行的條件下，孔子才能跑來跑去拜師求教。以上兩部著作均對私學興起這一問題作了簡單的敍述，但並沒有在這些方面進行深入細緻的討論，也沒有從私學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這個層面作進一步的闡述。我們認為，孔子並非私學的首創者。對此，本文將從相關的具體史料、私學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以及關於孔子本人的一些記載等方面作簡要探討 ^[1]  。

近年，柳下惠的後人柳哲認為“孔孟推崇的柳下惠才是目前有文字記載的中國創辦私學第一人” [7] 。柳下惠（前 720―前 621 年） ，魯國上大夫，曾為魯士師，姓展，名獲，字禽，又字季，因其食採於柳下，死後其妻私諡以“惠” ，故曰柳下惠。柳下惠是我國春秋時期一位著名的歷史人物， “至聖”孔子和“亞聖”孟子皆對柳下惠推崇備至。民國時期王價藩、王亨豫所編的《泰山叢書》丁集所收的《和聖年譜紀事》和《展氏族譜·聖祖年譜》記載： “公元前 667，魯莊公二十七年， 禽五十四歲， 在魯教育門人。 ” “公元前 657，魯僖公三年，禽六十四歲，教育門人日眾。 ” “九十歲，從遊者逾眾，擔簦負笈而來者，百餘人。 ”由此來看，柳下惠創辦的私學已有一定的規模，其中的一些具體情況我們不能盡知，但就史料記載並結合當時的大背景來看，柳下惠創辦私學是有可能的 ^[1]  。

私學興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變化對私學的興起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經濟上，春秋中期生產力的發展成為私學出現必不可少的物質條件。春秋時期是我國奴隸制崩潰而向封建制轉變的社會大變革階段，這次社會大變革的根源在於社會經濟的新發展。春秋時期鐵器開始被用於農耕及其他方面，而鐵犁和牛耕的結合，大大提高了農業生產力。與此同時，這一時期的手工業、商業等也比以前有了很大發展。而經濟基礎的巨大變化進而導致上層建築的巨大變革 ^[1]  。

政治上，由生產力發展引起的政治上的巨大變革直接導致了官學的衰落。春秋初期，列國爭雄，昔日“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局面被“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的政治局面所取代，周王室非但不能駕馭諸侯，反而受到諸侯的欺凌。王權衰落，禮制破壞，一切都不能按舊制度辦了。天子的闢壅、諸侯的泮宮、地方的鄉校，久已不聞弦誦之聲，名存實亡。黃紹箕説：“周室東遷，王綱解紐，學校庠序廢墜無聞。 ” [8]35 在春秋中前期的 200 多年中，官學見於史傳記載的只有兩事而已， 一是魯僖公 （前 659―前 627） 修泮宮 （ 《毛詩·魯頌·泮水》 ） ；另一是鄭國子產（前？―前 522）不毀鄉校（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 。這麼長的時期內可供記載的事蹟如此缺乏，説明官學在這一時期不僅沒有新的發展，而且走向衰落。 “學校不修”成為普遍現象， “不悦學”的情緒在貴族中相當流行，有些貴族甚至説“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學，則苟而可”（ 《左傳·昭公十八年》 ） 。這些現象説明了西周統治者再不能維持他們對學校的壟斷地位，也説明了“學在官府”的教育已不能適應新的時勢了 ^[1]  。

經濟、政治的下移必然導致學術的下移。王權的衰落導致學校的荒廢，不論國學或鄉學都難以維持，日趨衰廢，西周王朝的一些學官已陸續離開京畿，散到四處，不少圖籍，也分散各地。據《論語·微子》記載： “大師摯適齊，亞飯幹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 這樣， 就使原來的教育中心由一個而變為數個。據記載， “左傳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昭子問少皞氏官名云云，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 ‘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 《左傳·昭公十七年》 ） 。這句話形象地説明了當時私人講學已成為教育發展的新潮流。當時，孔子 27 歲，而據考證，孔子授徒講學是在 30 歲之後： “孔子年過三十，殆即退出仕途，在家授徒設教 ^[1]  。 ” [9]12

通過以上三點內容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首先，從以上談及的經濟、政治、文化這些社會歷史條件來看，早在春秋中期，私學出現的條件都已經具備了。王越在《論先秦私人講學之風不始自孔子》一文説：“這個時代世卿世祿制度的動搖和士階層的抬頭，是私人講學的社會條件， ‘學在官府’這一文化傳統的動搖， 是私人講學的學術條件， 而私學講學又促進了 ‘學在官府’這一傳統的打破，並促進了各學派之形成。 ”因此他問道： “是否一定要等到孔子出來， 才能開始私人講學？在孔子以前，或孔子同時，是否就沒有人能夠聚徒講學？” [10] 其次，官學的沒落從春秋初期就開始了， “學校不修”在春秋中期已成為普遍現象，孔子30 歲左右開始授徒講學，應是公元前 521 年左右，那麼，在官學沒落的這一百多年裏，教育是以一種什麼方式來繼續的呢？社會不可以沒有教育，知識的傳授不可能中斷，當舊的教育方式不能適應新時代的需要時，一種新的教育方式便會應運而生，來承擔培養人才的職能。因此，在春秋初期，應該説已有私學產生，只是史書缺乏記載而已 ^[1]  。

孔子本人的一些零散記載確證孔子之前私人講學之風已出現首先，鄭師渠在《中國文化通史》中提出： “大概早在春秋中葉，私學就已經出現。到了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私學已有相當的數量和一定的規模。 ” [11]330孫培青在《中國教育史》中也提到“私學的興起，發端於春秋中葉的歷史新潮流，到了春秋末葉已發展到初步繁榮的階段”[5]26 。 孔子生活的年代是在春秋末期，而這一時期私學的初步繁榮説明在孔子之前私學已經出現並有了一定的發展，儘管可能發展十分有限。因為私學也有一個產生髮展的過程，不可能興起之後馬上就會繁榮，因此説孔子首創私學，是不合適的 ^[1]  。

其次，孔子曾到各個私學去遊學，他的學問也得之於私學。 孔子 “在少年時代除了跟隨母親學習之外，很可能在私學中受到過比較系統的訓練” [11] 。孔子曾説：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 《論語·為政》 ） 。子貢讚揚孔丘“學無常師” ，説明在孔丘辦私學之前，已經有人以私人的資格在傳授文化知識了。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曾“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 ，還曾“學鼓琴師襄子” ， “僅史書記載，他的老師就有五六個之多” [12]16 ，他的這些老師極有可能就是當時的私學老師，而他也只有在私人講學之風極盛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四處求學。另外，孔子創辦的私學，無論教學形式、教學方法還是教學內容都已比較成熟，應該是借鑑了前人開辦私學的經驗 ^[1]  。

再次， 《史記· 孔子世家》 記載， 孔子 “弟子三千” ，能有這麼多的人跟隨孔子學習固然是因為孔子是聞達於諸侯的著名學者，但能有這麼多的人從學於私學老師，説明在當時跟隨私學大師學習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也已為大多數民眾所接受，而私人講學和拜師求教這種風尚的形成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也需要一個過程。另外，據《論衡·講瑞》記載，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惟顏淵不去” ，説明孔子弟子當中除了顏回之外，其他弟子也曾同時拜其他人為師。 《莊子·內篇·徳充符》記載：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 ”由此可見，在當時還有一些私學與孔子的私學並存 ^[1]  。

長期以來，一些研究孔子和研究中國通史、中國教育史的學者都把孔子作為第一個打破學在官府、開辦私學的人，其中不乏一些著名的學者。我們認為，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誤會，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孔子創辦的私學規模很大，這是之前的私學所遠遠不能比擬的。孔子首倡“有教無類” 、 “啓發誘導” 、 “因材施教”等教育方法，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是非常進步的。而且從招收學生和教學內容等方面來看，孔子創辦的私學已經有一定的系統性，辦學形式也比以前的私學更加成熟。另外，孔子號稱“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 （ 《史記·孔子世家》 ） ，弟子七十二賢散遊諸侯， “大者為師傅卿相， 小者友教士大夫” （ 《史記·儒林列傳》 ） ，門徒遍及衞、陳、楚、魏、齊、魯諸國，使儒學傳習輾轉，影響擴及夷夏諸邦，這對於擴大儒學的影響起了重要作用。總之，孔子創辦的私學在當時規模最大，教學內容最充實，教學經驗最豐富，培養人才最多，影響最為深遠，因此一些學者把中國教育史上私學的出現都歸功於孔子了。二是因為孔子所傳授的儒家思想符合統治者的需要。 漢武帝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使儒家思想佔據了主導地位，在以後的歷代封建王朝，儒家思想作為重要的思想統治工具延續了下來，孔子也成為了人們心目中的“至聖先師” ，關於儒家思想以及孔子的記載必然多若繁星，保留下來的史料也就相對較多。因此，孔子開辦的私學的影響遠遠大於在他之前創辦的一些私學，其他的學派也就在歷史的長河中變得更加微不足道，甚至慢慢消失而不為人知了 ^[1]  。

我們認為，孔子並非私學的首創者，但孔子是開創大規模私學的第一人，他所創辦的私學以及提出的先進的教育思想對後世的影響是獨一無二的，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同時認為，就現有的史料來看，很難説私學是由那一個人首創的。因為當時官學的衰落並不只是發生在魯國，它也同時存在於其他國家。學術下移，文化典籍散落，並不是從一個地方轉移到了另一個地方，而是“學在四夷” 。原來在周室，身通六藝的士人流落四方，也不是説全都去了同一個地方。這就説明了在各地都有了適合私學出現的土壤，那麼私學在各地都有出現的可能性，我們也就很難確切地説到底誰先誰後了。私學的起源應該像中華文明的起源一樣，首先在中原各地萌芽，然後緩慢發展，逐漸形成了一種歷史的新趨勢，最終促成了幾個大規模私學的出現及其學派的形成 ^[1]  。

中國的私學源遠流長，在2000年的時間裏大致經歷瞭如下興衰交替的過程。

發軔於春秋中葉，勃興於戰國中期。當時，日漸衰微的官學，已不能滿足社會各階級（階層）出於政治鬥爭對人才的需要，於是私人養士之風盛行；及至戰國中期，諸侯爭雄加劇，養士之風更盛，私學發展而至勃興。

秦廢百家而獨重法，私學受挫。漢初實行"休養生息"，政府倡導私學，私學開始復興，蒙學也已出現。魏晉南北朝，儒道佛玄四傢俬學規模巨大，堪稱戰國之後私學的再度繁榮。

唐宋時期，官學強盛至極，科舉制也日臻完善，高、中級私學的發展受到抑制，但層次較低的蒙學卻獲得發展。南宋的蒙學已開始分化出村學、義學、族塾、冬學等各種形式。到元代，私學繼續得以蓬勃發展，社學、廟學等特殊私學呈現繁榮景象。

明清時期的私學表現出與前代不同的特點，除蒙學之外，高級私學的發展也呈興旺之勢。但清初的高級私學，明顯地受到了當時政府文教政策的限制。

從晚清至1949年，具有民主色彩和自由精神的新式私學開始出現並獲較大發展，標誌着中國的私學已發展到一個較高的層次。

1．私學的興盛一般都出現在重大的社會變革時期，且其生存與發展，與寬鬆、寬容的文化氛圍成正比例關係；每當一統化的意識形態重建或強化時，則表現為私學教育特別是高級私學的衰微。從戰國、漢魏晉和宋代私學的繁盛來看，私學所湧動的每一次浪潮，均與文化開放、學術爭鳴和宗教昌熾相關。近現代民族工商業的發展，都會同民間財力的積聚，西方文化聯袂而來，思想的相對活躍，是近代新式私學熾盛的背景。而秦及前清私學不興的原因，就在於當時高壓專制的文教政策。

2．當考選制度體現了公平競爭精神時，官學則相對發達；而考選死板、偏狹、腐敗之時，則私學較盛。例如科舉制度，它把讀書、應考、做官聯構一起，刺激了廣大士人求學的積極性，因而推動了學校教育的發展。但後來卻發展成畸形，學校教育日益失去了主體意識和追求學問的相對獨立性。官學失去了活力，私學卻煥發了生機。如宋"南渡"之後，科舉日趨腐敗，官學一蹶不振，於是精廬、精舍等高級私學重又復現，稍後更有六大書院的崛起。

漢代私學教育在長期發展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對古代教育理論和教育實踐作出了重要貢獻。

第一，在官學制度未建立之前，私學教育承擔了幾乎全部的教育任務，使中國古代教育從未中斷，而且有相當的發展。自秦代焚書、秦末戰亂、漢初 無為而治 前後近百年，私學教育從未停頓。古代的文化典籍、科學知識主要通過私學教育得以保存和傳播。參與漢代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的人才，也大都是私人教學鍛鍊和培養出來的。

在官學制度建立之後，私學教育成為官學教育的重要補充，繼續承擔着繁重的教育任務。私學生徒數倍於太學生。地方官學發展遲緩，郡國內不過一校或數校。地方私學更遠遠超過地方官學。官學系統中幾乎全無啓蒙教育，蒙童教育則幾乎全由私學或家學承擔。書館的書師是一批相當龐大的教育大軍，擔負了數十萬兒童的教育大任。成千上萬私學教育家和教師對中國古代文化教育發展作出的貢獻是巨大的，不可磨滅的。

第二，私學教育促進了不同學派的發展。秦代專尚法律，焚書坑儒，以法為教，法家之外的學術成就，在禁私學的禁令中繼續得到傳播和發展，主要是通過私學。秦末戰亂，私學猶存，講誦絃歌之聲不輟。漢初尚黃老之學，官學未立，各種學術流派都以私學方式傳播。漢武帝獨尊儒術，立五經博士，後置太學。黃老道法陰陽縱橫以至雜家仍以私學講授。古今經學之爭起，今文經學常居主導地位，古文經學常以私學講授，不斷展開鬥爭，各自發揮了自己的特長，最後促進了兩大學派的相互吸收和融合。正是由於古今文經學的反覆鬥爭，私學與官學不斷爭奪，兩大學派互相取長補短，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或克服了各自的片面性。相對而言，官學篤守師法、家法之風盛甚，私學教育卻較少受此限制，許多私學大師兼通古今經，表明私學教育具有更多的靈活性和應變能力。

第三，私學教育積累了豐富的教育教學經驗，許多經驗在官學中應用、推廣。

首先，私學教育創造並積累了蒙學教育的經驗，尤其是識字、習字教學的經驗。識字教學是一項繁重的任務。漢代字書已有多種，它們將漢字按應用範圍，分為若干類，有的按偏旁部首歸類編寫，易讀易記，方便了教學。

漢代字書相對穩定，又隨之增刪完善，在啓蒙教育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其次，找到了鞏固識字成果，並向高層次過渡的橋樑。漢代私學在集中識字、寫字之後，馬上進入誦讀階段，選擇文字通暢，爭議較少，切合實用的典籍，如《論語》、《孝經》，令其誦讀，不求深究，只要略通大義，粗知文義即可，使 之、乎、者、也 順口而出，使書上文句如出己口，這方面的經驗也為後世所吸取。最後，還有專經研習的經驗。私學大師講授，各以自己所長教授弟子，不僅教經典本身，而且講授研習方法和心得，提倡質疑問難，這些經驗為後世書院教學的張本。私學大師講學，弟子眾多，遂創立了 傳以久次相授業 ，高業弟子轉相傳授的經驗，創造了及門弟子和著錄弟子的經驗，這些都為當時的太學所採用。在當時的條件下，這種方式擴大了授徒名額，滿足了諸生求學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調動了學生的積極性，增加了實際鍛鍊的機會。

第四，私學教育重視學風和氣節的訓練和培養。漢代學風特別重視認真刻苦鑽研經典，力求精通章句，並注意實用。這種學風在私學教育中尤為突出。私學教育極重士氣節操培養，特別是當政治腐敗，朝野風氣衰弊時，大批耿直之士不願同流合污，他們崇尚氣節，隱身私學展開鬥爭。不少人不畏強權，不慕祿位，不惜生命的氣節，帶動或影響了一代士風。這也是私學教育的重要優良傳統，後世書院教學中得到進一步發揚。

當然，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和教育發展狀況的影響，私學教育也具有明顯的侷限性。

私學教育師生主要是封建社會的中上階層，教育的目標和教育內容的主導方向和官學教育並無原則區別。一般説來，官學和私學並非對立，基本方向也大體一致。

私學教育的教師、教材得不到切實的保證，往往是有師才有學，無師則學廢；教材多由教者自定，能教什麼教什麼，確有專長的不少，不稱職者也大有人在。

私學教育缺乏必要的規章制度。私學具有較大的靈活性是其突出的優點，但無必要的規章制度畢竟是一種缺陷。

私學教育沒有穩定的經濟來源。雖有不少教師忍飢受寒仍講學不輟，但無經費保證教學會有嚴重困難。

因此，籠統地説私學教育在一切方面都優於官學也是不科學的。私學教育是歷史的產物，我們也應當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和方法進行考察。

私學既是由私人（或民間團體）辦理的學校，從而表現出許多與官學迥然而異的特點。

1．私立教育經費基本為自籌，但也不排斥官方資助。早期開辦私學的代表人物孔丘，招收學生的條件很簡單，只要"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魏晉南北朝時，儒傢俬學有的要求學生兑資入學，有的酌收束脩，有的接收帝王的"資給"或"饋贈"。元代廟學多為民間捐資或集資興建、維持。歷代書院經費來源有的是政府撥給的，有的是私人籌措、捐獻的，有的則是通過"學田"自給自足。到近代，新式私學的開創者多為地方紳士或文化名人，其辦學經費多與工商業有關。如張謇創辦通州師專，馬相伯興辦復旦公學，張伯苓、嚴修開辦南開學校，陳嘉庚創辦廈門大學和一個規模恢宏的學校網等。現代陶行知創辦的曉莊學校和育才學校，也主要是通過募捐、集資等形式來解決辦學經費。

2．師資。早期私學師資來源於平民學者。私學的宗師，有入仕做官兼領官職或短期為官者，但是，為師的資格不以入仕與否為先決條件。唐宋以後，隨着科舉制的強化和讀書人的增加，許多科舉落第者選擇教書謀生，這是私學特別是蒙學教育師資的主要來源。

私學大多有自己的學術追求，急功近利情緒相對淡漠，這一特徵顯示了私學教師的品格。如孔丘，為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培養目標，"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矣"。又如墨子，為培養急公好義、濟世利民和勇於獻身的"兼士"或"賢士"，主張"貴義興利"、"食力節用"、"恥過謗非"。現代的陶行知，為造就具有農夫的身手、科學的頭腦、藝術的興味、改革社會的精神的鄉村教師，脱下西裝革履，穿上布衣草鞋，創辦曉莊學校、育才學校。

私學的"有教無類"衝破了種族、地域和階級界限，平民布衣受教育的機會顯著增加。

"有教無類"來自孔子的教學實踐。孔子受過形同乞丐者，甚至還有犯人和大盜。孔門"弟子三千"，不分老少（顏路小孔子6歲，公孫龍小孔子47歲），不分智愚（"柴也愚，參也曾"）、不分勤惰（"顏回者好學"，"宰予晝寢"）。魏晉南北朝時，寒門子弟入學率呈上升趨勢。如"家貧早孤"的邴原亦入學肆習，學生尚可根據自身情況擇師。元代的廟學，其招生對象包括平民百姓；而社學，從其"教勸農桑"的教學內容和只在農閒時開辦的特徵，可以看出其對象是農民及農家子弟。至於近現代所湧現出來的新型私學，更是體現出了教育對象廣泛性的特點：如平民學校和勞動補習學校，都是以普通勞動者為教育對象。陶行知所創辦的曉莊學校，招收農民的子弟，為廣大農村培養人才；育才學校則是為了培養人才幼苗而從難童救濟院和孤兒院中招收有特殊才能的"難童"。

由於私學大多有自己獨立的學術追求又由於教育對象的廣泛性，私學教育無論是在內容上還是方式上，都具有多樣化的特徵。

1．蒙養教學。蒙學始於漢代，至宋日益完備，元、明、清又有所發展。中國古代重視教材建設，蒙養教材按其內容可分為五類：一是綜合各種常識的識字課本，如《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最為有名。二是詩文教學的課本，可以《千家詩》、《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唐宋八大家文鈔》為代表。三是歷史知識教材，如晉人李瀚編纂的《蒙求》。四是博特常識教材，最為著名的是宋代方逢辰編寫的名物蒙求。五是封建倫理道德教育教材，此類教材多為宋明理學家所編。蒙養教育階段，強調蒙童養成良好的道德品質與習慣。近現代私學教育更為豐富。蒙養教學，概括起來是讀、寫、作三事。讀是閲讀，包括教書、背書、理書、講書幾個環節。寫是習寫字，習字教學在蒙學中形成了一定的程序，有切實的要求，具體的指導，有持之以恆的訓練。作是寫作的訓練。相對於近現代新型私學，古代蒙學教學更注重教師的主導作用，教學方式的講授法為主要手段。

2．高級私學。早期高級私學內容，都是以諸子著作為依據的。春秋戰國之際，儒家重仁重禮，以《六經》為教材，以"六藝"為課程。墨家在重武和重辯的同時對自然科學知識的學習和技能的培養也是相當重視的。法家除"以法為教"外，訴訟、兵法、耕戰等一切實用知識也是兼攝並取的。其餘各家，均以所屬諸子的思想和著作作為研習內容。

春秋戰國之後，歷代私學教育內容體現着當時社會意識形態的主流：東漢出現綜合"古"、"今"的趨勢；魏晉南北朝儒道佛玄四家並興；唐宋重視詩文辭賦和經義、時務的傳播；明代"朱學"、"王學"分庭抗禮，清代以考據為務。及至近現代的新式私學，更是主張以對國家社會有用的知識為教學內容。注意學習西方的先進經驗，學習西方的語言文字、自然科學、社會政治學説，改革傳統教育內容。注意學習西方的先進經驗，學習西方的語言文字、自然科學、社會政治學説，改革傳統教學內容。

古代高級私學教學上值得一提的還有稷下學宮的"期會"與書院的"講會"制度。"期會"，是定期舉行的論辯會，它是不同學術論點的坦誠交鋒，不僅吸引了稷下師生的踴躍參加，而且吸引四方遊士駐足聆聽參加辯論。

所謂"講會"，是書院與書院或精舍之間舉行的學術論辯會，它往往事先約定時間、地點、宗旨、規約和論辯的主題，由書院或精舍師生共同參加，並吸引社會賢達與會。此制始創於南宋淳熙二年（1175），時由呂祖謙在江西信州主持，邀約朱熹與陸九淵、陸九齡、劉清之等前往辯駁，使之成為學術界的盛事，史"鵝湖之會"。講會制度的確立，不僅可以豐富教學內容，活躍學術空氣，而且還有利於擴大鞏固書院的社會影響和地位。

蒙學的教育對象是不諳世事的蒙童。管理方式多是封建家長式管理。注重對學生進行體罰，這是私人蒙學管理的最大的特點。高級私學中的相當部分，弟子與先生，是一種類似朋友的"同志"關係；而教與學，也非一個嚴密、複雜的過程。這類私學管理鬆散，基本上是以倫理和人情維繫。

如春秋戰國諸子百傢俬學，其開辦不受時間、地點、人員、經費等的限制。孔子周遊列國，隨時收徒，隨地就業。從其他諸家的"周遊"來看，"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的"旅行修學"形式，似是有普遍意義的。

從校址和師資的選擇、規模的大小、種類的多少等方面看，唐代私學的辦理表現得靈活多樣，顯示出較強的適應性和轉軌的便利。如私學仿科舉考試採用貼經、詩賦等方法，使人對它刮目相看。唐代私學有經學、文史、詩賦、道玄、科技等五種類型。明代高級私學有結廬授徒講學和官餘教學三種形式。近代新式私學有政治社團、有科技、女子、工礦、師範等性質的學校，學生人數少則數十人，多則數千人。僅現代教育家陶行知所創辦的私立學校，就有科普性質的兒童通訊學校，鄉村教育性質的曉莊師範，國難教育時期的中華業餘補習學校、育才學校，民主教育運動中的夜大性質的重慶社會大學等。

私學作為一種比較特殊的教育制度，雖然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但其興衰發展乃至具體的教學內容，不可避免地總要受制於當時政府的文教政策。私學的興衰與政府文教政策的寬容與否成"反相關"。歷代政府對於私學的態度不外乎兩種：一是扶植利用，一是禁止壓制。春秋時期私學所以興盛，就在於它的出現滿足了社會各階級（階層）出於政治鬥爭對人才的需要，因而得到了政府的扶植。其時私學與政府的關係，在稷下學宮裏表現得淋漓盡致。稷下學宮的初創，是出於田齊政權"招致閒人"的目的，因此齊國官方對其教學和學術活動並不多加干涉。相反，齊國君主還在政治和物質上給予學者們以很高的待遇。齊宣王承認"士貴"，並表示"願請為弟子"；對鄒衍、淳于髡等各派學者76人皆賜列第為士大夫，並在寬廣的大道旁為之修建高大第府以示尊寵。另一方面，稷下學宮的興盛，也為齊國造就了大量的濟世之才，當時齊能成為東方強國，稷下學宮應説是功不可沒。

戰國以後的歷代政府（除秦、前清）都對私學採取了扶植、進而利用的政策，如漢代對著名學者的禮遇，宋代對書院的資助，民國對私立學校的改造等。這些舉措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官學的不足，對人才的培養、文化的傳播和學術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進作用。

而秦和前清，出於加強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治的需要，對私學採取了嚴厲禁止和軟硬兼施的政策。秦統一中國後，廢百家而獨重法，"焚書坑儒"、"禁遊宦"、"書同文"、"行同倫"，強化吏師制度，秦所以速亡，與其高壓專制的文教政策不無因果關係。清朝一方面通過開科取士、設制科、編纂書籍等措施來籠絡士人；另一方面，又對私學採取了高壓手段，如嚴禁"立盟結禮"（《卧碑文》）銷燬"異端"書籍、大興"文字獄"。這種文教政策，嚴重阻礙了學術的發展，也加劇了民族間的心理隔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