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俗為雅

最早對“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做出正面肯定和宣傳的是宋初詩人梅堯臣，稍後的蘇軾承襲和擴充了這一創作主張，而江西詩派的一代宗師黃庭堅則從梅、蘇諸位前輩手中接過這筆遺產，將“以故為新，以俗為雅”作為其詩論最基本的主張。因為這個主張概括了在盛極一時的唐詩之後，詩歌意象如何發展和更新的兩條基本路子。 ^[1] 

首先，以俗為雅與宋代詩人喜歡創新的理念有關。宋代詩人好讀書，因此對於前人詩文的突出成就有清醒的認識：“世間所有好句，古人皆道之”；“世間好言語，已被老杜道盡”；“世間好俗語，已被樂天道盡”。可見當他們面對古人，尤其是唐代詩人的輝煌成就，覺得若按傳統的寫作方式無法超越古人，因此在心理上有壓力，感到沮喪。但另一方面，宋代詩人又喜歡創新，喜歡另闢蹊徑與古人、與唐人抗衡，所以他們開始作新的嘗試與探索。其創新嘗試之一，就是以俗為雅。

其次，宋代詩人把以俗為雅視作追求雅的一個新手段。宋代詩人一般是主張忌俗尚雅的。如蘇軾這樣來標榜自己忌俗尚雅：“可使食無肉，不可使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醫”(《於潛僧綠筠軒》)。黃庭堅也有類似主張：“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書繪卷後》)。可見他們是堅決主張要摒棄俗的。但在詩歌創作中，宋人又主張“以俗為雅”。這裏他們倡導的俗不過是一種形式，其用意仍要歸為雅。“以俗為雅”既有主張運用俗事俗物反映世俗生活和運用俚語方言俗詞入詩的用意在，但重點還是在“為雅”上。那些世俗的題材內容、粗淺的俗語方言，經過作者的提煉和處理，使之進入詩這一高雅的文學殿堂，並具有審美意境，這才是“以俗為雅”的最終目的。

最早提出以俗為雅觀點的，是北宋時期詩人梅堯臣。據陳師道《後山詩話》中記載梅堯臣批評閩士寫詩不用陳語常談，主張以俗為雅。梅堯臣的詩歌創作，也確實存在以俗為雅這一傾向。如他將飯後拉肚子、入廁見蛆蟲、喝茶肚子響等俗事俗物寫進詩中，雖説只是停留在俗這一層面上，但他畢竟開始了一種新的嘗試。以梅堯臣在宋代詩壇“開山祖師”的地位，自然會影響其後諸多詩人。蘇軾所謂：“詩須要有為而作，用事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題柳子厚詩》)黃庭堅所云：“蓋以俗為雅，以故為新，百戰百勝，如孫吳兵法。”(《再次韻楊明叔序》)，都是把以俗為雅與以故為新緊聯在一起。

再者，宋代詩人所認為的雅俗內容有所變化。這種變化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雅俗可以轉化。在理論上，雅俗是對立的，但有時審美主體在特定條件下完全有能力超越俗而轉化為雅。這樣，雅的內涵就有所擴大。如“荒寒”景象，在宋代之前的人們審美中是可怕的，沒有美感，但在宋代卻是作為一種美的境界來加以描寫。其二，雅俗可以共存。黃庭堅十分推崇周敦頤，稱讚他“如光風霽月”般的人生風範，但又在稱讚周敦頤雅境的同時，以為“視其平居，無異乎俗人，臨大節則不可奪。俗裏光塵合，胸中涇渭分。”認為這種雅境應該停留在穿衣吃飯之中。宋人對雅俗內容的這些認識，無疑會直接反映在詩歌創作中。

此外，以俗為雅還與宋人普遍受到禪宗思想的影響有關。禪宗影響宋詩主要是在兩方面：其一，題材上，禪宗公案多舉日常世俗之事，對宋代詩人的生活態度和審美態度的世俗化有所影響。禪宗是佛教的世俗化，其主要主張為“頓悟成佛”，不用出家，“凡人皆可成佛”。《古尊宿語錄》卷四《臨濟慧照禪師語錄》雲：“道流佛法無用功處，只是平常之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飯，困來即眠。”這就使原本抽象的佛教變得很世俗，修練成佛也變得極為容易。所以，宋代文人受禪宗風氣的影響，多雅好佛事，在家習佛，且與佛家有着十分密切的交往，生活態度和審美態度皆受禪宗影響。其二，語言上，禪宗典籍通俗活潑的語言風格給了宋詩以直接的啓示，並對士大夫思想、行為、語言等產生了一定影響。《全宋文》卷一七三九釋了元的《與蘇軾書》，其中有對佛法的闡釋：“(佛法)在行住坐卧處，蘇軾在與釋了元交往的過程中，自然也會受到這種語言風格的影響，影響他的雅俗觀。比如他曾説：“一念清靜，牆壁瓦礫皆説無上法”(《跋王氏華嚴經解》；“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題意可詩後》)。從這些句子即可看出禪宗對蘇軾語言和俗雅觀有着一定影響。黃庭堅曾詼諧地説“詩者，矢也，上則為詩下則矢。”(《豫章先生遺文》卷五《雜論十三》)。所以，文人這種觀照態度來看待俗事俗物自然會將其提升到高雅的層面。

在禪宗影響之下，文人也時常在詩歌寫作中説一些俗話。他們或採用禪宗語錄中常見的俗語詞彙，或仿擬禪宗偈頌的俗語言風格。如蘇軾就有“前身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次韻孔毅父集古人句見贈五首》其三)的詩句，句中“信手拈得”即為禪宗語錄中的俗語詞彙；黃庭堅有“每於紅塵中，常題青雲志”、“似僧有發，似俗無塵”等詩句，即用俗語表達雅興。在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的詩集中，有不少仿擬和改造禪宗偈頌的詩作。由此，可見禪宗對宋詩的明顯影響。 ^[2] 

第一，“以俗為雅”在宋詩中主要體現在對俗人、俗事和俗物題材的成功開拓及普及化。從《詩經》開始，我國的古代詩歌就以“雅”為貴，以表現高人雅緻為主流，普通人的世俗生活很難“登堂入室”，進入正統。以“平淡自然”而被後人稱頌的陶淵明，雖然留下了一些描寫日常生活的詩歌，但是他詩歌的價值並未得到認可，劉勰的《文心雕龍》中對其隻字未提，鍾嶸的《詩品》中也只將其列為中品。到了唐代，杜甫等人的詩歌中也有一寫描寫世俗生活的內容，但始終沒有形成一種詩歌潮流。只有在宋代，詩歌中大量出現表現俗人、俗事和俗物的內容，瑣細物，都成了宋人筆下的詩料，真正形成了一種“以俗為雅”的詩歌風氣，展現出一種難得的“變俗為雅”之美。

最常見的“俗物”，寫過《鯿魚》《食雉》《春菜》《棕筍》《食柑》等幾十首描寫食物的詩作，每一首都能讓人身臨其境地感受美食的誘惑。宋詩中還有很多是一般認為毫無詩意的事物，甚至是醜陋不堪的事物，在詩人筆下都能幻化為一種詩意。如：蘇軾《被酒獨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覺四黎之舍三首》其一：

詩人居然將牛屎也寫進詩中，但是並沒有感到俗不可耐，反而有一種真實的生活氣息撲面而來。

第二，“以俗為雅”在宋詩中還體現為將俗字俚語引入詩歌創作。宋代詩人大膽運用以往被忽視的民間俗字俚語，正如蘇軾所説：“街談市語，皆可入詩，但要人熔化耳。”蘇軾在自己的詩歌創作實踐了這一主張。如“不怕飛蚊如立豹”“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香”，其中“立豹”“軟飽”“黑甜”等即為宋時俚語。宋詩在詩歌中開拓世俗題材，引入方言俚語都是對傳統詩歌的一種挑戰和顛覆，“以俗為雅”正是宋人追求立意新奇，展現才學和智慧的最好寫照。 ^[3] 

宋詩中的“以俗為雅”將俗不着痕跡地轉換，使人在世俗的世界中享受到高雅、豁達的人生境界。

宋詩中不僅表現俗物，同時還有雅志，俗物和雅志並存，相融，相襯相轉化。如蘇軾《汲江煎茶》一詩，詩中將水、火、瓢、勺、枯腸等俗物，與江雪、明月、松風高雅之物相比襯；將汲水、舀水、煮茶、斟茶、喝茶等俗事與想象與夢境相融合，俗物俗事在不知不覺中轉化為曠達的胸襟和豪放的人生境界。

宋詩中善於將常見的細小的景物賦以思理，從而轉化、提升俗。如楊萬里《小池》：

用“惜”“愛”將泉眼和樹陰擬人化了，用“露”和“立”生動活潑地表現“荷花”和“蜻蜓”，達到了情景交融，同時藴涵了新事物總要代替舊事物，爭拔頭籌等哲理。

利用典故中的豐富內涵，轉化俗事、俗語，提升高雅情趣。如黃庭堅《演雅》一詩，詠及蠶、蛛、燕、蝶等動物，“本來全都是自然意象，而黃庭堅並沒有到自然界中去觀賞這些禽鳥蟲魚，而是從古代典籍裏認識它們，全詩充滿了典故”，而且每一種動物都具有人的情態和動作，認識到了“物我一體”的道理，具有了一定的主觀人文意識，使詩歌充滿了高雅的情趣。 ^[3] 

宋詩以俗為雅，擴大了詩歌的題材範圍，同時也使得詩歌更貼近現實人生。讀宋詩會發現，宋代詩人在世俗生活中任何地方都能發現美，找到審美情趣；尤其是以俗事俗物入詩，不僅擴大了詩歌題材，而且更真實地反映了世俗生活；既延長了傳統詩歌的生命力，同時還使詩歌更貼近真實的人生。“唐宋皆偉人，各成一代詩”，宋詩終於形成了與唐詩雙峯並峙的局面，並以自己不可取代的風格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留下厚重的一筆。

宋詩中俗語的運用，不僅是對詩歌語言材料作了充分的補充，同時還是同詩歌創作中文人詩歌語言多趨於華麗典雅的一種對抗。而這種俗與雅的相對，並且能產生一種張力，使得詩歌充滿力量與變化，更加具有生命力。正如惠洪所説：“句法欲老健有英氣，當間用方言為妙，如奇男子行人羣中，自然有脱穎不可幹之韻。”即謂俗語的運用，可使詩歌獲得一種張力。這無疑會激發文人們詩作歌創作的新活力，激發他們產生創作的興趣。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