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宋文

定價: 人民幣36,000.00元

《全宋文》由曾棗莊、劉琳先生主編，在四川大學古籍所全體同志及京、滬、蓉等地部分校外專家的共同努力下編纂而成。是書於1985年發凡起例，在項目論證時，就有許多反對意見。在鄧廣銘、程千帆、繆鉞先生等的大力支持下，以周林先生為主任委員的全國高校古委會批准立項，並陸續撥鉅款資助這一項目。在當時年富力強的曾、劉二位主編的主持下，僅二年時間，就完成了普查輯佚工作，並陸續開始發稿。在巴蜀書社的鼎力相助下，於1988年～1994年陸續出版了前50冊。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此後出版工作便一度中斷，《全宋文》面臨中途夭折的危險。2003年，上海辭書出版社毅然“中局接盤”，斥以巨資，刊此大編，堪稱頗具學術遠見之舉。歷經近三年的修訂、編輯，又力邀安徽教育出版社加盟合作出版，終於在最近付印。全書收文17萬餘篇，作者近萬人，字數約1億，分裝360冊，成為迄今篇幅最大、字數最多的斷代文章總集，也是建國以來已完成規模最大的古籍整理項目。

我國的總集起源，可以追溯到《尚書》、《詩經》，只是因其按圖書四部分類法而歸經部，其總集“之祖”的“名分”遂被人遺忘。名實相符的總集，當始於西漢劉向編《楚辭》16卷。但其書久佚，今所傳者乃東漢王逸《楚辭章句》17卷本。其後，詩文總集，代有所出。至宋代，因印刷術的發展和普及，總集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僅見於宋、明書目著錄的宋人總集就達300餘種，不知名或序跋無可考見的宋編總集就更多了。歷經明清，迄今現存總集已逾千部，但究其實，多為詩文選集而已。

“鉅細兼收，義取全備”（《四庫全書總目》卷189《宋文紀》）的總集之纂，似始於明人馮惟納《古詩紀》，是書150卷，彙集上古至六朝的詩作。而明梅鼎祚《文紀》則為自上古至隋的“全文”總集，收書12種，凡203卷。兩書實開全詩、全文總集的先河。究其性質，乃唐代以前詩文的總集，但其質量實不敢恭維。好在這一缺憾已分別由清人嚴可均和今賢逯欽立先生所彌補。

清人曾對總集纂修提出過兩條基本要求：“一則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並有所歸；一則刪汰繁蕪，使莠稗鹹除，菁華畢出。”（《四庫全書總目》卷186《總集類·序》）真正意義上的斷代總集，當首推康熙時成書的《全唐詩》。對照上述兩條準則，大體上符合。因其為詩集，其得失姑不具論。但從今人《新編全唐五代詩》即將刊行而論，則《全唐詩》仍不免有太多的差強人意之處。《全唐文》一千卷，涵蓋李唐，包羅五代。清嘉慶十三年（1808）始開館纂修，歷時六年而成。由董誥領銜主編，先後預修者凡100餘人，如法式善（1753～1813）、徐松（1781～1848）等皆極一時之選。成書後，即有揚州官刻本刊行，世稱其便。收文達二萬餘篇，作者則三千餘人，字數約980萬（按：《全宋文》則分別為其8.5倍、3.3倍、10倍左右）。但是書有兩大缺陷：一是輯錄唐文及作者小傳均不注資料出處，二是掛漏遺缺仍多。光緒年間，陸心源利用豐富的藏書，又得繆荃孫等人之助，先後成《唐文拾遺》72卷、《唐文續拾》16卷，凡88卷，補遺唐文近3000篇，新收作者480餘人。其“考訂之細、校錄之精、蒐羅之廣”（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前言》，中華書局，2005）皆超邁前書。陸氏不失為《全唐文》的功臣。開《全唐文》館之時，正當乾嘉樸學極盛之際，時風薰陶，無論搜輯之廣，校刊之精，皆遠勝《全唐詩》。但其存在問題亦多，清人勞格、今人岑仲勉先生頗有糾彈，今賢亦時有批評指正。對是書補遺和考訂作出重要貢獻者乃友人陳尚君教授，新補唐文6000餘篇（包括佚存殘句），作者2000餘人，編為160卷，其《全唐文補編》不失為《全唐文》的又一功臣。但隨着海外文獻的迴歸，新出土文獻的發掘，大型叢書、類書的編定刊行，仍有輯佚補遺、考訂的空間。由此可證，即使是一部斷代總集的修訂及臻於完善，也需要幾代人的不懈努力。

其後，《全金詩》、《全五代詩》、《全遼文》、《全元散曲》、《全金元詞》、《全清散曲》、《全唐五代詞》、《全明散曲》、《全元文》等斷代總集相繼問世。竊以為：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魏晉南北朝文》（下簡稱嚴書）、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下簡稱逯書）、唐圭璋《全宋詞》堪稱體大思精、前無古人的傳世之作，其質量遠勝官修的《全唐詩》、《全唐文》。不妨簡要考察一下這三部書共同的成功經驗。首先，三書皆為以一人之力纂修而成；其次，均為數十年竭盡心智之編；其三，皆研究型著作；其四，都註明資料出處；其五，皆有簡明作者小傳；其六，均幾近網羅殆盡；其七，均有較完善的體例。這後五條，已近乎當代編纂總集的學術要求。細審之，共性之外，尚各有其特點。

（1762～1843），字景文，號鐵橋。烏程（治今浙江吳興）人。嘉慶五年（1800）舉人，曾官嚴州建德縣教諭。家富藏書至二萬餘卷，學問賅博，尤精小學，“精於考據，著作等身”（《晚晴簃詩匯·詩話》）。主要有《説文類考》、《説文類聲》、《説文校義》、《鐵橋漫稿》、《四錄堂類集》1200餘卷等。據説，開《全唐文》館時，知名文士多被邀預修，嚴氏卻被排斥，遂發憤以一人之力，化27年時間，稿凡數易，於道光間成這部唐以前文之總集。嚴氏《全文》收作者近3500人，文逾萬篇，類次為15集，編為746卷，原稿分裝156冊。其稿嚴氏生前未刊，今倖存而藏上圖。清光緒間，張之洞總督兩粵，設廣雅書局。嚴書經王毓藻等歷時八年的校勘，始付梓而刊行於世。其書最大特點一為“全”，二是“精”。嚴氏自序稱：“唐以前文，鹹萃於此”，王序則亟稱：“極學海之大觀，為藝林之寶笈”。當得其實。俞正燮（1775～1840）《癸巳存稿》以為此書實孫星衍（1753～1818）之力，而嚴氏不過“簽寫裁貼成之”，乃耳食之言。據陳援菴、餘嘉錫先生等指出，嚴書亦有誤收佚文、重出、誤加拼合聯掇、誤系作者等弊病。稍覺遺憾的是，嚴書今通行本仍為影印本，歷百餘年而無修訂本刊行。但是書考證精審，不失為總集中不可多得的佳編，則可定論。

（1910～1973）先生歷時24年，纂輯唐以前詩總集成135卷，其特點為資料翔實，異文齊備，考訂精審，編排允洽，小傳詳略得宜。體例之善見卷首自定凡例。逯書可謂已經受住了時間考驗，1983年始刊，很少見有批評補遺之作。與訂補《全宋詩》之論著的層出不窮，大量湧現，適成鮮明對照，精粗優劣，涇渭判然。

詞，又稱詩餘，發展到宋代而極盛。眾體皆備，名家輩出，佳作風起雲湧，成為空前絕後的文學現象。唐圭璋先生在時世艱難之際，焚膏繼晷，以一人之力，於1937年編成《全宋詞》。旋於1940年由商務印書館在長沙出版線裝本300卷，附錄2卷，有吳梅等序。此書不僅印數較少，流傳未廣，且因資料條件限制等原因，頗有缺憾。建國後，唐老對是書進行了修訂，於1959年6月寄中華書局，指名請王國維哲嗣、友人王仲聞（1903～1966）先生訂補。王氏不負重託，利用北京得天獨厚的藏書條件和他深厚的宋代文史學養，盡發善本、孤本，補遺芟誤，校正文字，歷時四年，竭盡心力，進行了大幅度、全方位的訂補，使《全宋詞》面目一新。唐老閲校樣後喜出望外，在撰寫《訂補附記》的同時，主動打報告，通過南京師院向中華書局提出，應與王仲聞共同署名。但當時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之際，王仲聞先生因“莫須有”的“歷史問題”蒙冤已久，聘其為特約責編，已是時長中華書局的金燦然先生頂着政治壓力的果斷拍板。唐老這一篤於情義的美好願望未能實現。1965年出版的中華書局本仍只署名唐老一人。筆者有幸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拜識並問學於唐老，曾親聆唐老講述這一悽美“掌故”，故留有深刻印象。更不幸的是：王先生在十年浩劫之初即橫遭迫害致死，其極具功力的《讀詞識小》稿本亦人琴俱亡。1979年《全宋詞》重印第三版時，治學謹嚴，虛懷若谷的唐老再作《訂補續記》。《全宋詞》凡收宋詞作主1330餘家，詞作近2萬首，另有殘篇530餘首，凡370餘萬字，引用書目多達542種。1999年，中華書局出版《全宋詞》簡體橫排本，終於還歷史以真面目，並署“唐圭璋編纂、王仲聞參訂”，實現了唐老的遺願，也為當代文學史上的一段佳話劃上了圓滿的句號。《全宋詞》四十年間的不斷訂補，精益求精，同樣證明，《總集》的修訂完善決非一蹴而就。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編纂、修訂一部書，聽起來真有點“白頭宮女説天寶盛事”的恍如隔世之感。

歷代所編總集，乃“文章之衡鑑，著作之淵藪”。因卷帙浩繁，自然“抵牿難保”，乃至有“一真百偽”之譏（分見《四庫總目提要》卷186《總集類·序》、卷187《樂府詩選》、卷189《皇霸文紀》）。《全宋文》在發凡起例之時，就懸鵠甚高，在巴蜀版“前言”中提出：“收文力求不重不漏不誤，體例力求謹嚴，作者和作者小傳力求不出差錯，版本力求選擇足本善本，校勘力求精審，標點力求準確。”其中每一條都不容易完全做到。從《全宋文》已出的50冊看，“取捨不當、張冠李戴、漏收〔誤〕收、編排失當、體例不一”（曾棗莊《論全宋文》，刊《宋代文學與宋代文化》38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等情形不同程度地存在。學者在使用中也發現並提出了一些問題，如浙江大學資深教授、畢生研治宋史的徐規先生在《仰素集》中就有近四萬字的校證文字。筆者也就《全宋文》范仲淹、餘靖、周惇頤等人寫過約3萬字的校勘文字，寄給主編，供修訂參考。難能可貴的是：《全宋文》的編者乘這次推出新版的機遇，對前50冊（新版分裝100冊）進行了較大幅度的修訂。

其一，是對宋文作者進行了增刪移並。新增作者92人，如李恕、艾穎、張全操、衞瀆、程文度、柴禹錫、劉式、何瓚、盧斌、釋義楚、惠祥等。顯然是因新輯得佚文而補遺。原誤收重出或不明時代作者30人，已予刪除或合併。如楊弼、陽晙、田揚、趙昌、李孜、趙稙、盛量、魏用、寇玹、章安世等，均予剔除。依凡例對原據生年編排失宜者予以調整，並重加排序“定位”。如原第1冊第36卷的劉載（913～983）、扈蒙（915～986）等五人因生年早於徐鉉（917～992）而調整前乙至同冊第13卷前。同樣前乙的有梅詢、刁約、薛俅等，後移的則有孫堪、張秉、蒲〔幼〕芝、釋惟白等。其二，是對已收宋文作必要的增刪移乙，原則同上。宋文的排序調整比作者更麻煩，因凡例又規定按文體分類及大致成文時間的排序。這種調整，“牽一髮而動全身”，但因微機操作而方便許多。其三，詔令、奏議原錄自史籍者，多無標題（篇名），舊版中編者已擬題，這次發現有不盡確切者，已據內容重新改擬或酌加修改。其四，對舊版中已發現的文字訛脱誤倒處已一一改正（以上據劉琳先生提供的“校訂説明”）。這種精益求精，嚴謹樸實的學風值得發揚光大。尤其是兩位主編，不僅制定了體大思精的編纂總則和操作性很強的工作規範，還率先垂範，躬親實踐；不僅承擔了一定量的點校任務，還嚴格把關，一一審稿。甚至還為外請學者的點校稿“打工”，拾遺糾謬。如宋祁文，點校者據影印四庫文淵閣本整理，劉琳先生在審稿時，就據清孫星華輯《宋景文集拾遺》（22卷）刪重而補100餘篇，此外，又輯得佚文70餘篇，凡補200餘篇（方按：其實文津閣四庫本中宋祁文就多出文淵閣本100餘篇，二閣本所用底本已不同）。這與某些總集的編者只掛名，不參編，不審稿，只知撈取個人名利；面對鋪天蓋地的批評和數以萬計的舛誤，卻諱疾忌醫，拒絕補訂，甚至強詞奪理，倒打一耙的態度，其境界實有天壤之別。

據筆者所知，《全宋文》在十二年前已編竣。令我擔心的是：後130冊（即新版的101～360冊）不知是否亦如前50冊一樣作過修訂，但願這是杞人之憂。因為這十二年間，又有許多大型叢書（如《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存目叢書》）、方誌（如分省的《中國地方誌集成》，現存方誌約八千餘種，編者原普查僅二千種）、海外文獻的迴流（如《日本藏中國稀見方誌叢刊》）、出土文獻的出版（如《新中國出土墓誌》及《黑水城出土文獻》）、碑帖、書畫題跋（如《中國法帖全集》、二次上海國寶展所出圖冊）等，其中就有相當數量的宋人佚文可輯。當然，這或許應是《全宋文補編》的任務。作為始終關心《全宋文》出版又較早使用其書前50冊的讀者，亟盼《全宋文》廣泛汲取學界的訂補意見，儘快着手《全宋文補正》的編輯。

另外，就是小傳的體例雖善，編寫難度卻極大，仍留有不少未盡人意之處。25年前，拜謁唐圭璋先生，曾不知天高地厚地“請教”：“《全宋詞》小傳因何寫得如此簡短。”唐老的回答頗出意外：“寫得越短，錯誤亦少。”真是智者之言，經驗之談。在當時的資料條件和艱難境遇中，也許不失為明智的選擇。但在的資料條件和技術手段支持下，完全可以也應該寫得更好。

川大古籍所在編《全宋文》的過程中，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結合的學術梯隊，出了一大批令人矚目的相關成果：如吳洪澤等主編《宋人年譜叢刊》、劉琳等點校《黃庭堅全集》、李勇先點校《范仲淹全集》、《輿地紀勝》（以上均四川大學出版社）等，皆附有人名索引，極便學者；同時也闖出一條自費出版學術著作的新路子。川大古籍所堪稱出人才，出成果，出經驗，已成為海內外收藏宋代資料（包括電子版）最富的宋學研究中心之一，該所之學術潛力正方興未艾。應該説，這條漫遠而燦爛的學術之路，是從《全宋文》編纂開始起步的。

數十位學者耗二十餘年心血 滬皖出版界合力打造

經過20餘年的磨礪，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古籍整理排印出版工程《全宋文》出版了，它是全國數十位專家學者耗20餘年心血，滬皖兩地出版界合作壘起的又一座中國文化出版史上的豐碑。

《全宋文》是一部包含兩宋320年間所有現存單篇散文、駢文、詩詞以外的韻文的大型斷代總集，更是已經出版的規模最大的文學總集。《全宋文》分15個大類，共360冊，總字數逾1億字，內容遍及文學、藝術、歷史、哲學等各個方面。在全書所收的10餘萬篇各種體例文章中，不少資料是首次公開發表，95%的作家在此以前未被編入過專集。因此，在許多方面具有拓荒與填補空白的史料價值，堪稱中國最大且最具世界影響的文獻資料寶庫之一。

《全宋文》的編纂源起於1985年夏。當時，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勇挑重擔，制定並提出編纂《全宋文》的計劃。翌年5月，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項目評審組會議正式立項。從此，20年來，在兩位主編曾棗莊、劉琳教授的率領下，四川大學一些專家學者，埋頭於舊紙堆中，搜求、梳理、編目、點校、審稿……

由於種種原因，《全宋文》在原出版單位出版了數十冊後擱淺。2003年，上海辭書出版社接手《全宋文》的出版工作，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等又一批專家學者加入審校的行列。《全宋文》不僅版本問題十分複雜，文字內容古今相異，分篇句讀頗費斟酌，魯魚亥豕之屬更是難免，編校工作尤其顯得繁複而艱鉅。為此，出版社專門邀請在宋代文史方面卓有成就的研究專家如朱瑞熙、陳尚君、嚴佐之等，加上社內外的十數位資深編審，在編輯處理前，對全稿再進行一次認真的審讀。然後再彙總他們的審讀意見，派專人專程遠赴四川，與主編和部分專家召開座談會，交換看法。

《全宋文》涉及宋人作家9000多位，其中宋代作家小傳中其籍貫的古今地名對應是編輯審稿中一個比較棘棘手的問題。由於許多地名已發生變化，還得先確定籍貫的二級地名，以示古今地名的差異。如蕭山今已歸屬杭州，吳縣已併入蘇州，波陽又改成鄱陽等等。為此，編輯們依照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及其他資料書，將書中數千今地名進行了一次重新梳理，會同作者按照現今資料加以更正。

《全宋文》的責任編輯還給360冊書設立了審稿檔案，編輯戲稱這360份審稿記錄是《全宋文》的“附錄”，它“記錄”了編輯們為此付出的辛勤勞動。

《全宋文》的出版，也是滬皖文化交流精誠合作的結晶。何況，古代的線裝書被改變成出版物，是對現代出版的大挑戰。承擔了全書裝幀設計的安徽教育出版社，經過反覆推敲、確定方案，並精心挑選印刷用紙，使形式與內容相得益彰。安徽新華印刷股份有限公司還承接了《全宋文》的印製任務。兩家出版社的出版科在統一指揮下協同作戰，對全書的印訂質量牢牢把關，僅精裝本樣本就反覆試驗、不斷改進，直到第四個樣本出爐才獲雙方滿意。短短3個多月的連續作戰，完成了1000套共36萬冊精裝本，達到了優質品等級。

編纂出版這樣一部規模空前的文獻性鉅著，引起了海內外學者的高度關注。宋史研究專家鄧廣銘教授生前曾説：“出版《全宋文》這件工作非常重要，但又非常艱鉅，而意義非常之大。《全宋文》不但同中國文學史有關，同中國歷史有關，而且對中國的精神文明建設關係非常巨大。”國家圖書館館長任繼愈先生説：“《全宋文》很有用處，這麼大的書不只為查閲，還為研究，此書對研究大有好處。”中國宋代文學學會會長王水照先生題詞道：“新宋學文獻淵藪，天水朝詞翰寶庫。”中國宋史學會會長朱瑞熙先生説：“有史以來，第一部大型宋人文獻總集，有很高的文獻價值，足資嘉惠後學。”

纂輯一代或數代之全文都為一集，以便檢閲，其事蓋始於明朝。梅鼎祚裒集陳隋以前之文，編為《文紀》，自皇霸、西漢、東漢以迄於隋，共一百餘卷，搜採雖富，而考訂未精，“牴牾罅漏，卷卷有之”（《四庫提要》評語），故不足據為典要。清代學風，趨向嚴謹，全文纂輯之業較明代為優。官修者如嘉慶時之《全唐文》，私纂者如嚴可均所輯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雖仍有小疵，而大體恰當，刊行之後，徵文考獻者稱便焉。

自撥亂反正，文教昌明，古籍整理，蔚為鴻業。繼前修之遺軌，施嘉惠於方來，於是《全宋詩》、《全明詩》、《全清詞》之纂輯，相繼肇興，雲蒸霞舉，而《全宋文》之編輯，則由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任之，曾棗莊、劉琳兩君實總其役。兩君治學謹嚴，處事精敏。自一九八五年起，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全體同事，羣策羣力，開始編纂《全宋文》之艱鉅事業。

編纂《全宋文》，其難厥有四端。宋代文章，有別集流傳者七百餘種，如以無別集而文章零散傳世者合而計之，作者將逾萬人，作品超出十萬。故編纂《全宋文》，自別集、總集之外，史乘方誌、類書筆記、碑刻法帖、釋道二藏等，均應在網羅之列。既名為《全宋文》，即蘄能無一篇遺漏者。此普查搜採之難也。宋人別集，編輯情況複雜。有自編者，有子孫、親友、門生所編者，有自編、他編相結合者，有原集已佚，為明清人重輯者。傳刻多魯魚亥豕之誤，編輯有誤收偽造之失。澄清渾濁，有賴夫阿膠；剖析毫芒，端資於明鏡。此則校勘辨訂之難也。纂輯《全宋文》，如取諸家別集，補其佚篇，依時代順序排列，無別集者增入之，其事較易。然此乃宋人文集彙編，不合於《全宋文》之體例，且諸集編排，情況龐雜，亦不便於檢閲。如取每一家之作，皆散為零篇，重新排次，然後依作者年代順序，匯為一書，則較為得體。然排次之時，編年則難於考訂，分體則方式繁雜。若用分體之法，如何斟酌今古，綱舉目張，統一體例，以便檢索。此則分類編序之難也。至於撰寫作者小傳，標點作品原文，因羣手分任，難免各行其是，互相參差，故又須事先熟慮深思，規定詳明之條例，編稿者有所遵循，審稿者更能精確。此又制訂條例之難也。

吾中華民族立國於天地之間，數千年中，曾創造豐碩燦爛之文化，沾溉世界。整理古代文獻，其用意亦在於使國人更可全面理解中國之歷史文化，取精去粗，便於適用而已。趙宋一代三百餘年，為中國歷史由古代轉入近代之契機。當時政治、經濟、哲學思想、文學藝術，均在蜕變之中，而尤富於開拓創新之精神。陳寅恪先生撰《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謂：“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兩宋之世。”故研治宋代歷史文化，鑑古知今，尤多助益。夫治宋史固首賴於各類史書，而列為集部、屬於詞章性質之宋代諸家文集，數量繁多，內容豐富，舉凡國計民生、世情風習、説經考史、論道參禪、仕宦升沉、山川遊覽、遺聞軼事，以及文學藝術之評賞，罔不涉及。其中有可與史書互證而訂其失誤者，亦有可以補史書之闕遺者，更有諸作者發抒內心深處之情思，反映一代心聲，而只記表面事蹟之史書所無能為役者。故文集之作用，固不得僅以詞章目之。且即以詞章而論，有宋一代散文，承唐代韓柳古文運動之後而健康發展，以清澈暢之體開啓新途，影響元明清文風者甚巨，在中國散文史中亦為瑰寶，故《全宋文》之纂成，將為治宋代歷史文化者提供多方採獲之資料，而促進其撣研之深入，其意義之重要固無煩詳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