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樞

袁樞，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進士（明嘉靖《建寧府志》卷一五）。乾道七年（1171年）除太學錄，出為嚴州教授。撰《通鑑紀事本末》成，以大宗正簿召，遷太府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南宋館閣續錄》卷九）。淳熙九年（1182年）遷軍器少監（同上書），出提舉江東常平茶鹽，改知處州。入為大理少卿，因事貶秩。光宗紹熙元年（1190年）知常德府。寧宗慶元元年（1195年），知江陵府，尋罷，自是閒居十載。開禧元年卒，年七十五。《宋史》卷三八九有傳。

袁樞學識淵博，與當時學者朱熹、呂祖謙、楊萬里有往來。歷任温州判官、嚴州教授、太府丞兼國史院編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國學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職。任國史院編修期間，負責修《宋史》之列傳部份。北宋章惇的子孫請託袁樞對章惇的傳記多加文飾。袁氏駁斥，曰：“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

在嚴州任職期間，“乃自出新意，輯抄《通鑑》”、“區別門目，以類排纂。每事各詳起訖，自為標題，每篇各編年月，自為首尾”（《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成就《通鑑紀事本末》一書，為中國第一部紀事本末體史書 ^[1]  。

他的歷史鉅著《通鑑紀事本末》，全書四十二卷，始於“三家分晉”，終於“周世宗之徵淮南”。書中文字全抄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原文。只是方式改易。取《通鑑》所記之事，區別門目，分類編排。專以記事為主，每一事詳書始末，並自為標題，共記二百三十九事，另附錄六十六事。開“紀事本末體”之先河。

宋人楊萬里曾評價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讀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繼 之以嘆且泣也”，更作《通鑑本末序》。朱熹看過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有批評：“錯綜温公之書，乃國語之流”、“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章學誠稱讚：“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數千年事蹟，經緯明晰，節目具詳，一覽瞭然，遂使紀傳、編年貫通為一，實前古之未見。”袁樞以後採用這種體裁撰寫歷史者，所在多有。如：章衝《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楊仲良《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到了明清時際，紀事本末體大為流行，如馮琦、陳邦瞻的《宋史紀事本末》，張鑑的《西夏紀事本末》，李有棠的《遼史紀事本末》與《金史紀事本末》，陳邦瞻的《元史紀事本末》，以及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袁樞晚年喜讀易，著有《易學索引》、《周易辯異》等書。

開創以“事”為綱的本末體史書——《通鑑紀事本末》的作者是南宋的袁樞。

《通鑑紀事本末》為中國第一部紀事本末體史學著作。創造記事本末體這一新的寫史體例。同司馬遷的紀傳體，司馬光的編年體同為史學上的三大鉅作。列為歷史上的三大體裁，與司馬遷，司馬光並駕齊驅。對中國歷史的書寫有極大的幫助。獨立成篇。

全書42卷，約200萬字，上至戰國，下至五代，總括了1362年的歷史。這部書自成一體，總記239事！按年代順序編錄，個事自立標題。

《通鑑紀事本末》是袁樞在嚴州任教授時所撰，這時由於職掌清閒，可以從容論著。袁樞與朱熹、呂祖謙和楊萬里是同時代人，這時的社會經濟和學術文化都有一定的發展，但是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卻處於比較緊張的狀態，這一現實，對於抱有“愛君憂國之心，憤世疾邪之志”的袁樞來説，只有像司馬光那樣，拿起史筆，來抒發自己的報國憂民之情。

袁樞為人正直，對政治腐敗，朋黨互爭，壓制人才等醜惡社會現象是很不滿的。當他為國史院編修官，分配負責撰修《宋史》列傳時，北宋哲宗時“奸相”章敦的子孫，以同鄉關係請袁樞對章敦傳加以“文飾”時，袁勃然大怒説：“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後世天下公議！”（《宋史·袁樞傳》）當時宰相趙雄“總史事”，聽到後即稱讚他“無愧古良史”（同上）。

當時現實政治的直接刺激，是袁樞編纂《通鑑紀事本末》的原因之一，給內外交困的趙宋封建政權提供安邦治國的藥方。另一個原因，是為了解決讀《資治通鑑》的困難。由於《通鑑》記述了1300多年的史實，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記述，對於一件事情連續好幾年的，它未能連貫記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閲好幾卷，讀者很不方便。據説，《資治通鑑》修成後，司馬光希望寫作班子以外的有關人員再看一遍，但使他很失望，只有一個名叫王勝之的借去看了一遍，別的人面對這部鉅著，有的只翻了幾卷，有的只看了幾頁就不想再看了。由此可見，《通鑑》由於篇幅太大使人閲讀困難。司馬光本人也感覺到這一難處，他晚年時曾經想另寫一部《資治通鑑舉要歷》，把《資治通鑑》簡化一番，但他老了，已力不從心，結果沒有完成。

袁樞根據《資治通鑑》記載的重要史實，以事件為中心，按照《通鑑》原來的年次，分類編輯，抄上原文，把司馬光的史論也抄上，每事標以醒目的題目，而袁氏本人沒有發表意見，也沒有加上一句話。這樣，共編集了239個事目，始於《三家分晉》，終於《世宗徵淮南》，記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雖然只用了大約兩年的時間編寫《通鑑紀事本末》，但他熟讀《通鑑》卻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時間。他不但要熟讀《通鑑》，瞭解其全部內容，還要吃透司馬光的史學見解。

袁樞跟司馬光一樣，始終恪守“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的原則。因此他在編立標題，抄錄史料時，對於災異、符瑞、圖讖、占卜、鬼怪等絕少加以採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這種反對天命論神學，而重視社會現實的史觀，在當時無疑是進步的。對於統治者袁樞是提出警告的，如袁樞在《通鑑紀事本末》卷三《武帝惑神怪》中抄錄了“臣光曰”，批評了漢武帝“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由此可見，袁樞是有自己的政治見解的，這正如朱熹所説的，袁樞“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朱子大全》卷81）所謂“微意”，就是指袁樞的政治觀點。袁樞把有關封建政治的主要問題，如楊萬里（與袁樞同為太學官）所舉的內容，“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夷狄，曰藩鎮”（《通鑑紀事本末敍》）之類，都作為全書的基本內容，使它成為當時及後世君臣的鑑戒。袁樞還十分重視漢族政權的恢復事業，對於“祖逖北伐”、“宋明帝北伐”等，大書特書，而對於進據中原及舉兵南犯的少數民族上層統治分子，則視為“石勒寇河朔”，“趙魏亂中原”。當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到《通鑑紀事本末》一書時，立即推薦給宋孝宗。宋孝宗閲讀時，讚歎地説：“治道盡在是矣。”（《宋史·袁樞傳》）

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賜太子和江上諸帥，命熟讀之；還提升袁樞為大宗正簿。

袁樞最大的貢獻，是開創了以紀事為主的本末體，實現了史書編纂體的突破，從而出現了編年、紀傳、紀事本末三足鼎立的體例。以“時”為中心的編年體和以“人”為中心的紀傳體各有千秋，而檢索不便則是它們的共同缺點。而袁樞創立的以“事”為中心的紀事本末體裁，卻彌補了編年與紀傳體的不足，因而豐富了史學內容，正如清代著名歷史學家章學誠所評論的那樣：“因事命篇，不為常格，……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復化為神奇’。”（《文史通義·書教下》）章氏的評論是正確的，袁氏創立的紀事本末新體裁，的確是對中國歷史編纂學的一大貢獻。

雖然《通鑑紀事本末》原抄《資治通鑑》，但對《通鑑》的校勘卻起了一定的作用。由於《通鑑》流傳已久，傳抄刻印，難免會有錯誤。所以我們讀書時，可以把兩書互相校勘。

清代的張敦仁曾經用《通鑑紀事本末》大字本（即湖州版本；嚴州版本字小，又叫小字本），和明代萬曆年間杭州所刻《資治通鑑》元注本互校，校出異文3000多條，寫成《資治通鑑刊本識誤》3卷，後來章鈺撰寫《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時，把張敦仁校勘《資治通鑑》的異文而無別本資印證處，列為附錄。1957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標點本《資治通鑑》，除了章鈺書中重要校勘都收入本書做註文外，還選錄了張敦仁書中的一些校勘做為註文。這就使標點本《資治通鑑》成為現有較好的一種版本。

《通鑑紀事本末》也有它的缺點。首先表現於取材上，因《資治通鑑》本來就是一部政治史，關於經濟、文化方面的記載比較少。袁樞所取資料，不過是有關諸侯、“大盜”、女主、外戚、宦官、權臣、“夷狄”、藩鎮之類，其他史事，多略而不書。這不能不是一個欠缺。另外，它囿於《資治通鑑》範圍，多屬照抄，沒有自取的第一手材料。總之，《通鑑》有的，它不一定都有，《通鑑》沒有的，它也沒有。其次，《通鑑紀事本末》記述的事與事之間沒有聯繫，對於整個歷史不能勾劃出一個發展的線索，因此，它只能記述了“治亂興衰”的現象。

還有，《通鑑紀事本末》具有明顯的敵視農民起義和大漢族主義的思想。例如，對於農民起義，多稱為某某之亂（如“黃巾之亂”）；漢族統治者和少數民族之間的戰爭，往往用“討”、“平”一類的字樣。

《通鑑紀事本末》，宋本共42卷，明末張溥（字天如，江蘇太倉人，復社領袖）曾就《通鑑紀事本末》各篇，寫成史論若干篇，附在各篇之後。這兩種版本，一種有論，一種無論，還是容易區分的。

在袁樞的影響下，明、清兩代許多學者仿照他的體例編纂了不少紀事本末體史書。例如：《繹史》、《左傳紀事本末》、《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明史紀事本末》，等等。

袁樞編成此書後，800多年來，為歷代史學家所重視稱許。

袁樞史才為世所推崇，其史德也令人景仰。他兼國史編修官分修國史傳時，浦城章惇曾以同鄉的情誼，命家人送閲自傳，請為潤飾，被袁樞嚴詞拒絕，並説：“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後天下公議。”當時宰相趙雄總管史事，感嘆説：“無負古良史矣”。

乾道七年(1171年)為禮部試官，任太學錄，他忠直地表奏治國三論：一論開言路以養忠孝之氣，二論規恢復當圖萬全，三論士大夫多虛誕，幸榮利。孝宗命袁樞任大宗正主簿，並召他入殿面談。袁樞知道孝宗常以諸葛亮論兩漢盛衰一文中的“小人不可不去”之語為訓。他便以這句話為中心，作深入闡述發揮。歷述自漢武帝至唐文宗偏聽奸妄，招致禍亂的史實，敬告孝宗提高警惕。調任太府丞時，又直言孝宗有寵任武士，厭薄儒生，猜疑大臣之心，想使近侍參與軍國大事。孝宗感悟，對他説：“朕不至與此曹圖事帷幄中。”

袁樞在朝任職不畏權貴。任大理寺少卿時，有通州民高氏因產業一案，交大理院審理，殿中侍御史冷時光受賄包庇，袁樞公然揭發。同列官員都怕他招禍，而袁樞不加顧慮，大膽陳奏，孝宗根據奏本，立即罷免冷時光。所以有宋代以朝臣彈劾御史事例，自袁樞開始的説法。宋史評之為“臨民則識治辨間，立朝則啓沃忠諫，克盡乃職，為世師表”。

袁樞任江陵知府，江陵在長江沿岸。如遇水災，人民就要流離失所。江陵原有楚的故城，名“楚觀”。袁樞審察地勢後，決意移民，於是親赴楚觀規劃，建築民房，遷民安居，深為人民稱頌。

袁樞66歲時，因朱熹被劾為偽學，受到株連也被罷官，自此閒居10年，致力著作，到開禧元年(1205年)去世，享年75歲。著有《易傳解義》、《童子問》及《辨異》等。宋史評為“臨民則識治辨間，立朝則啓沃忠諫，克盡乃職，為世師表”。

袁樞最大的功績，在於開創了 “紀事本末體”先河，拓展了寫史體例，對後世影響極深。

在政治上，力主抗抗金，反對南宋政權的苟且偷安，關心民間疾苦。

袁樞，字機仲，建州建安人。幼力學，嘗以《修身為弓賦》試國子監，周必大、劉珙皆期以遠器。試禮部，詞賦第一人，調温州判官，教授興化軍。

乾道七年，為禮部試官，就除太學錄，輪對三疏，一論開言路以養忠孝之氣，二論規恢復當圖萬全，三論士大夫多虛誕、僥榮利。張説自閣門以節鉞籤樞密，樞方與學省同僚共論之，上雖容納而色不怡。樞退詣宰相，示以奏疏，且曰：“公不恥與噲等伍邪？”虞允文愧甚。樞即求外補，出為嚴州教授。

樞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其書，奏於上，孝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宮及分賜江上諸帥，且令熟讀，曰：“治道盡在是矣。”

他日，上問袁樞何官，茂良以實對，上曰：“可與寺監簿。”於是以大宗正簿召登對，即因史書以言曰：“臣竊聞陛下嘗讀《通鑑》，屢有訓詞，見諸葛亮論兩漢所以興衰，有‘小人不可不去’之戒，大哉王言，垂法萬世。”遂歷陳往事，自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偏聽奸佞，致於禍亂。且曰：“固有詐偽而似誠實，憸佞而似忠鯁者，苟陛下日與圖事於帷幄中，進退天下士，臣恐必為朝廷累。”上顧謂曰：“朕不至與此曹圖事帷幄中。”樞謝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之福也。”

遷太府丞。時士大夫頗有為黨與者。樞奏曰：“人主有偏黨之心，則臣下有朋黨之患。比年或謂陛下寵任武士，有厭薄儒生之心，猜疑大臣，親信左右，內庭行廟堂之事，近侍參軍國之謀。雖總權綱，專聽覽，而或壅蔽聰明，潛移威福。願可否惟聽於國人，譭譽不私於左右。”上方鋭意北伐，示天下以所向。樞奏：“古之謀人國者，必示之以弱，苟陛下志復金仇，臣願蓄威養鋭，勿示其形。”復陳用宰執、台諫之術。

時議者欲制宗室應舉鎖試之額，限添差嶽祠，減臣僚薦舉，定文武任子，嚴特奏之等，展郊禋之歲，緩科舉之期，樞謂：“此皆近來從窄之論，人君惟天是則，不可行也。”遂抗疏勸上推廣大以存國體。

兼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國史傳。章惇家以其同裏，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雄總史事，見之嘆曰：“無愧古良史。”

權工部郎官，累遷兼吏部郎官。兩淮旱，命廉視真、楊、廬、和四郡。歸陳兩淮形勢，謂：“兩淮堅固則長江可守，徒知備江，不知保淮，置重兵於江南，委空城於淮上，非所以戒不虞。瓜洲新城，專為退保，金使過而指議，淮人聞而嘆嗟。誰為陛下建此策也？”

遷軍器少監，除提舉江東常平茶鹽，改知處州，赴闕奏事。樞之使淮入對也，嘗言：“朋黨相附則大臣之權重，言路壅塞則人主之勢孤。”時宰不悦。至是又言：“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逐台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台諫以遏天下之公議。朋黨之舊尚在，台諫之官未正紀綱，言路將復荊榛矣。”

除吏部員外郎，遷大理少卿。通州民高氏以產業事下大理，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納厚賂曲庇之，樞直其事以聞，人為危之。上怒，立罷世光，以朝臣劾御史，實自樞始。手詔權工部侍郎，仍兼國子祭酒。因論大理獄案請外，有予郡之命，既而貶兩秩，寢前旨。光宗受禪，敍復元官，提舉太平興國宮、知常德府。

寧宗登位，擢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江陵瀕大江，歲壞為巨浸，民無所託。楚故城楚觀在焉，為室廬，徙民居之，以備不虞。種木數萬，以為捍蔽，民德之。尋為台臣劾罷，提舉太平興國宮。自是三奉祠，力上請制，比之疏傅、陶令。開禧元年，卒，年七十五。

自是閒居十載，作《易傳解義》及《辯異》、《童子問》等書藏於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