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閥

由於論者所持角度互異，史書對這種特殊階級的稱謂頗不一致。例如：指家門貴盛者，稱為“高門”、“門第”；強調世代做官者，稱“士族”、“世家”。至於“世族”一詞，兼指政治、社會、文化地位而言，意含較廣。直至現代，門閥等詞彙，仍被用作對有名、有錢、有權有勢之家族的別稱。

東漢時期，士人主要通過察舉、徵辟出仕。被舉、被闢的人成為舉主、府主的門生、故吏。門生、故吏為了利祿 ，甚至不惜諂附、賄賂以求固結。大官僚與自己的門生、故吏結成集團，以增加自己的政治力量。東漢後期的士大夫中，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這些人都是最大的地主，而且世居高位，門生、故吏遍於天下，因而又是士大夫的領袖。所謂門閥大族，就是在經濟、政治、意識形態上具有這些特徵的家族。東漢時期選士首先看族姓閥閲，所以門閥大族的子弟在察舉、徵辟中照例得到優先。門閥大族是大地主中長期發展起來的一個具有特殊地位的階層。當政的外戚、宦官都要同他們聯結、周旋。門閥大族在本州、本郡的勢力更具有壟斷性，實際上統治了這些州郡。 ^[2] 

漢末社會中的世家大族，魏晉時稱為士族，影響很大，名士多出於這個階層，或者在政治上與這個階層結合在一起。曹操由於其宦官家族的身世，一般説來不為名士所尊重，故而一再發布“唯才是舉”令，選用那些不齒於名教但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但曹操不但沒有籠統地否定世家大族素所強調的德行標準，而且很重視對名士的爭取。曹操死後，曹丕在尚未代漢稱帝之前，採納了陳羣建議的九品官人之法，即九品中正制。實行之初，士人品定之權掌握在政府的中正手裏，中正採擇輿論，按人才優劣評定品第高低，多少改變了東漢末年名士品評人倫、操縱選舉的局面。

西晉時雖仍襲用九品中正制，但中正一般只注意被評定者家世的封爵與官位，很少注意真正才能，不能起選擇人才的作用，以致於上品無寒族，下品無士族，九品中正制反而成為鞏固士族力量的工具。西晉規定高官顯爵者各按官品高下佔有田地，並在全國範圍內以法令形式承認私家依附農民。雖然法令規定免除國家租税、徭役的户數，但在佔有大量田地情況下，高官顯爵者必然擁有更多超過法令規定的從事勞動的依附人口。在佔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的基礎上，後漢、曹魏以後世代高官而且世襲封爵的家族，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擁有特殊優越地位，形成門閥士族。

西晉亡後，在門閥士族的擁戴下，東晉王朝得以建立，但統治階級內部，存在着北人士族與南人士族、北人士族中的上層與下層、皇室司馬氏與僑姓大族、各大族之間、中央與地方(揚州與荊州)等錯綜複雜的矛盾。終東晉一朝，門閥士族在政治上居主導地位。桓玄曾一度推翻司馬氏統治，自立為帝，後失敗被殺。

南朝宋武帝劉裕從東晉門閥專政、王權弱小、方鎮割據的積弊中汲取教訓，努力加強皇權，因而南朝世家大族雖然在社會上經濟上的優越地位未變，不僅擁有大量田地，而且封山佔水，實行莊園經濟，佔有廣大田莊山澤和附屬於土地上的大量依附人口，但實際軍政實權大為削弱，政治權力主要已不在他們手中。南朝士庶之別非常嚴格，士族通過仕宦途徑和婚姻關係來維護門閥制度，形成封閉性集團。

士族所居官都是被認為“清顯”的職位，一般不理政事。士族中又有高低階層之分，兩者之間一般也不通婚，低級士族擔任的某些官職，高級士族不屑擔任。侯景之亂使世家大族 遭受沉重打擊。承聖三年(554)，西魏軍攻佔江陵，俘衣冠士族數萬口，驅入長安為奴婢。這是對南方門閥士族的一次沉重打擊。在陳朝，無論僑姓士族或江南士族，不僅政治上早已無所作為，社會聲望和經濟地位也都一落千丈，門閥制度已經沒落到徒具軀殼了。 ^[3] 

門閥的出現尋根溯源，當自西漢時期初顯端倪。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日益成熟，為其提供了良好的經濟基礎，各地都湧現出田連阡陌的大地主。同時，漢初的“任子”、“貲選”，之後實行的察舉制度和太學制度，使地主階級入仕門徑也比過去寬廣多了。特別是儒學定於一尊後，封建政府以儒家的經籍、禮法（或曰“德行”）取士逐漸成為定製。經籍成為人們世代研究的家學，禮法也成為某些人家的不變家風。 ^[4] 

這樣，一部分地主富室與儒術禮法結合起來，“經明行修”，就可以累世做官，從而形成門閥地主。世襲為官的門閥，到東漢中葉開始更加普遍。弘農楊震一家，以習歐陽《尚書》四世皆為三公；汝南袁氏一家，以習孟氏《易》四世有五公；在地方上，也有一批時代世代為州郡縣僚佐而牢牢控制地方政治的地位較低的門閥。但是，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所謂“天人合一”、“三綱五常”之説都是體現了以皇權為中心，也就是説此時的世家大族都是依附於皇權而尋找各自的利益（無論政治還是經濟，），還有“君權神授”説等也是對他們思想的鉗制，體現了皇權的強大。

而世家大族勢力的鞏固以至於控制政權，則是自東漢末年紛爭時代開始。不過並不是紛爭割據就會出現門閥政治。首先國家未安定，政局混亂，士族難以發揮權力，即使在相對統一的各地區，有所謂權臣或宦官專權，但是以皇權為根基，例如曹操也是“挾天子以令諸侯”，借皇權發揮影響。 ^[5] 

“第”，指直接面向大街開的院門，這是古代身份地位高尚的標誌。門第指家族背景、地位貴賤。

而閥閲一詞則最早見於《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閲”。這些有功的大臣以及他們的後裔為了彰顯自己的業績，所以在大門兩側豎立兩根柱子，左邊的叫“閥”，右邊的叫“閲”。閥閲指家族功績、官曆等。

這些身份地高位顯的功臣，其權勢往往不止一代，他們的後世子孫也在這種庇廕之下，通過各種途徑，擔任朝廷的要職，形成家族、姓氏勢力。於是，人們稱呼這樣的家族為門閥。一些朝代甚至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規定了門閥所享有的特權，這就成為了門閥制度。

世族和貴族的定義和標準有分別的，雖然有重複之處，但貴族是以正式的爵位等頭銜固定，由國家政權所冊立的，可以因為政權迭更或受封者犯罪或不得勢而被褫奪，而且有些貴族的定義，只限於受勳者本人（如終身貴族），所以不能以某個人是貴族家庭出身，本人就自動成為貴族。

而世族是社會上以人物的背景而接受和承認，故在君主制中，一些王朝敗亡後，舊有的王室和貴族只要沒有被屠殺殆盡，並未被新政權冊封，但受到民眾的尊敬且不須隱姓埋名的話，便可以視為非貴族的世族，而在共和政體中連續超過一代掌握政治、經濟、軍事實權的家族也常被視為世族。所以世族的繁盛與否，有時會被視為一個地方公民社會的發達程度指標。

雖然世界史上各國各地都有世族，為免本條目過分複雜，以下專指中國歷史上的世族發展，外國的世族則涉及該國本身的歷史與文化，可參見各國本身的歷史。 ^[6] 

先秦時已有所謂的巨室，也就是公卿之家，《孟子·離婁上》：“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周王室的世卿巨室大多是周初隨周武王或周公東征的貴胄，王室世襲，子孫繼承餘蔭，世世接替，“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勢”。

世族階級的形成，最早可追溯至漢代。

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無論是朝廷的徵辟，或是郡國的察舉，大多以贍富經學者為上選；但由於經學教授不易，經學大師常將其獨特見解傳與子弟，經由歷代傳授，累世經學往往造成累世公卿，世族的雛形已逐漸浮現。

門閥觀念於東漢時期萌芽，公家以經學取士，學者皆以經學傳授子孫，以便入朝為官，隨着經學這門學問代代相傳，也逐漸形成了名門望族，如汝南袁氏的袁紹袁術兄弟，兩人祖先四代中，竟有六人位居三公職位。

東漢末期，戰爭不斷，許多豪強、士紳家族，也逐漸崛起，成為地方上重要的勢力，也是門閥的來源之一。

董卓之亂後，擁兵自重的州郡脱離朝廷中央獨立，士族豪強亦紛紛聚眾起事自保，形成地方上的割據勢力，甚至自命為“諸侯”。

董卓亂後，地方割據。雖然曹操因自己出身宦官家族，與唯才是舉的政略需要，曾試圖大大削弱門第的影響力，不以人才的出身決定其職務；但曹操之子曹丕繼位後，接受了九品中正制的提議，反而大大加強了士族對於官職的壟斷。而東吳之所以能夠與曹魏長期抗衡，亦與獲得江東地區的世族的合作有關。相反蜀漢政權由於長期得不到巴蜀地區士族的支持，後期出現人才匱乏，成為三國中最早滅亡的國家。

漢末以來的社會動盪，使人才流徙，無法進行察舉，所以曹丕採用陳羣等的建議，創制九品中正制(又稱九品官人法)，以選拔官吏，擴大政權基礎。其辦法是，在朝廷選擇賢能與有識鑑的官員，擔任其本及州、郡的中正官，由中正官負責查訪散居各地的同籍貫的人事。

中正官是依據是人的譜牒家世、德性、才能評定人才優劣，定為九品，據以作任官的標準。九品中正制初行時，尚能秉持曹操用人“唯才是舉”的原則，不分門第高卑。但逐漸因中正官多由高門子弟擔任，他們在評選時不免偏私，所以制度到後來，中正官被門閥把持，只推選門閥子弟，加速世族階級發展，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遂形成嚴格的姓氏等級制度，許多名家大族因而產生。

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田餘慶論述：所謂門閥政治，“是指士族與皇權的共治，是一種在特定條件下出現的皇權政治的變態。它的存在是暫時的；它來自皇權政治，又逐步迴歸於皇權政治。”“嚴格意義的門閥政治只存在於江左的東晉時期。”

司馬懿家族乃世族，故常維護世族之利益。門第愈高，官職愈高。永嘉之亂五胡亂華後，東晉司馬氏定鼎金陵，在江南立國時，有賴於世族門閥之支持，更受朝廷之重視。

自魏晉以來的中國政權，幾乎都為世族所操控。由於隋唐政權有賴關中世族支持擁載，且山東世族仍保有數百年的重閥閲、講經學之傳統，所以依舊享有優越政治及社會地位。

隋唐以來都有君主致力於摧毀門閥，這些長存數百年的山東世族的社會、經濟地位仍十分優越。但是他們對朝代的建立有功勞，所以君主是用温和的政策改革削弱世族，將其逐漸排除。

在隋文帝任內，廢除九品官人法，改行科舉取士，目的是擇取人才，摧毀門閥任官系統。可惜隋朝國祚甚短，到唐初，科舉並不發達。

唐太宗指示大臣以當時大臣品位高低訂定等級，重新判定《世族志》。結果改定皇族宗室為第一等，其次是皇后外戚長孫氏，民間聲望最高的山東世族崔氏被降為第三等。

武后為對抗掌握政權的唐宗室、大臣，在科舉制度中提升進士科的地位，使科舉制度更加完備。因進士科難考，而有“五十老明經，六十少進士”的説法，所以進士科逐漸受到重視。

這意謂著世族在歷代所享有的優勢，也就是對於經學的優渥學識，隨着科舉制度中進士科的流行，受到挑戰，而主攻明經科的世族影響逐漸衰微。所以唐代出現了由明經科的李黨，也就是山東世族官員，與牛党進士科新鋭形成的牛李黨爭。

華北門閥，在經過了長期的門第觀念影響下，民間仍存有“門當户對”這種不同門第，不互相通婚的風氣。例如《新唐書杜兼傳》記載，唐文宗欲以公主下嫁世族時，猶感慨地説：“民間脩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閲，我家兩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這種風氣一直持續整個唐朝，到了黃巢起義才因破壞而快速消滅。

在唐末的黃巢起義中，造成大量世族人士的傷亡，富饒的家園與產業也慘遭破壞，而華北世族引以為傲的貫冊祖譜也流失，世族衰落，最終與庶民再無區別，世族的地位由地主紳士階級取代。

門閥政治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尋求平衡，無論門閥之間，士族與皇權之間，抑或是由此衍生出的方鎮之間都是如此。例如，琅邪王司馬睿過江後，尚申、韓以達到皇權平衡及抑制琅邪王氏的目的；王敦二次起兵，威脅皇權時，大多數士族反對，並粉碎其謀；庾、王之爭時，郗鑑在陶、王及庾、王矛盾中起到平衡調節作用；至於上、下游的明爭暗鬥，但總是相互之間同時通過江州設置達到平衡。

另外，雖然有較多矛盾，不同勢力在皇帝與士族之間，宗室諸王與士族之間，禮法舊族與士族之間，流民帥與士族之間，反覆出現爭奪統治權力的鬥爭。但是由於門閥勢力的強大，每次都能夠以門閥士族勢力取勝。這是門閥士族政治的特徵，也是時代的特徵。 ^[7] 

僑姓世族：永嘉之亂後的江南，從華北南遷的士族，多居朝廷要職，勢力龐大，他們自視甚高，仍以中原望族自相標榜，號稱僑姓。僑姓當中最顯赫者為琅琊王氏、陳郡謝氏、陳郡袁氏、蘭陵蕭氏等。 吳姓世族：自孫吳以來，原先在江南當地的豪族，稱為吳姓，以吳郡吳縣（今江蘇省蘇州市）的顧姓、陸姓、朱姓、張姓等門閥（號稱“吳四姓”）為首。

一開始，江南最具權威的是，義興周氏及吳興沈氏，號稱江東二豪，甚至有所謂“江東之豪，莫強周、沈”的説法。但後來，周氏、沈氏與東晉官方關係交惡，涉入了政治風波，逐漸被朱姓、張姓、顧姓、陸姓等門閥超過。

大體來説，吳姓地位被僑姓壓抑，略次一等，且兩者之間的芥蒂甚深。即使同為僑姓世族又有渡江早晚之分。

梁武帝末年，侯景曾請婚於琅琊王氏、陳郡謝氏兩家遭辱而生怨隙，當他南下攻陷建康之後，旋即大肆殺掠門閥士族。江南門閥，在侯景之亂後，已經不再興盛。

隨着北魏政權的分裂，郡姓又分裂成兩支：一支為經東魏到北齊，仍然保持漢代重經學儒術的傳統，叫做山東士族，以崔、盧、王、鄭為大姓。另一支是經西魏到北周，再由隋而唐，就是所謂關隴集團，以韋、裴、柳、薛為大姓。

紛亂的華北，在唐朝有七姓十家之説，如：太原王氏、清河崔氏、范陽盧氏 、博陵崔氏、趙郡李氏、滎陽鄭氏、隴西李氏等。

九品官人法佔田制 土斷 北府兵 均田制 科舉 進士科

汝南袁氏 陳郡袁氏 七姓十家 北魏四姓 琅琊王氏 陳郡謝氏

門閥政治在歐美等國也屢見不鮮。早在1937年，費爾南德·倫德伯格就在《美國六十個家族》一書中，闡述美國由60個最有權勢的家族“掌控”着。而從歷史上看，美國政壇上也有最顯赫的“四大家族”——亞當斯家族、羅斯福家族、肯尼迪家族和布什家族。在日本，國會參眾兩院的議員中“子承父業”或“沾親帶故”的比例在發達國家中最高，鳩山家族就是日本世襲政治中的典型一例。除此之外,仍然活躍在日本政壇的還有小泉家族、安倍家族、麻生家族和福田家族，並稱日本政壇“五大家族”。

當下世界政壇呈現出的奇異景象：“門閥”當道。

門閥——這個打着深深的歷史烙印，帶有濃厚“貴族氣”的詞彙，聽上去像是古老政壇的遺物。然而如果將目光環顧21世紀的政壇，就會發現它並未離當今的社會遠去。妻子從丈夫手中接過權杖，兒子繼父母之後登上高壇，並非孤立的現象，也不是某個特定文化區的專屬。這種融合了精英統治和力量集中的模式，與許多國家“現代化”的政治生態和社會建設交織。有些人指責他們是家族統治的腐朽遺存，普通民眾卻往往願意在選舉中用高票將他們送上權力的巔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