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夏大學

1924年4月 ^[3]  ，廈門大學發生學潮。6月1日，三百餘位師生為爭取民主辦校而奔赴上海籌建新校。其時，歐元懷、王毓祥、傅式説等9名離校教授與學生共同成立了“大廈大學籌備處”。“大廈”即“廈大”之顛倒，後來取“光大華夏”之意定名大夏大學，聘馬君武為校長，王伯羣任董事長，成為當時一所綜合性私立大學。

建校初期，學校倡導苦教、苦學、苦幹的“三苦精神”以及“師生合作”、“讀書救國”，並制定了“自強不息”的校訓，以此作為砥礪全體師生的座右銘。學校先後設立過五個學院以及三個專修科，包括文學院：國文系、英文系、歷史社會系；理學院（後改稱理工學院）：數理系、化學系、土木工程系；教育學院：教育系、教育心理系、社會教育系；商學院：銀行系、會計系、工商管理系；法學院：政治系、經濟系、法律系；師範專修科：國學組、英文組、史地組、數理組；體育專修科；鹽務專修科。1925年11月，大夏大學和光華大學還聯合兄弟院校的學生成立了上海第一個新聞學子研究組織——上海報學社。 ^[4]  大夏大學1928年創辦了我國最早的廣告學系，1937年又創建新聞學系。 ^[2] 

大夏大學當時的校董有吳稚暉、吳鐵城、葉楚傖、邵力子、張嘉森、馬君武、傅式説、汪精衞、孔祥熙、何應欽、孫科、居正、王正廷、黃紹、梁寒操、楊永泰等政治人物，教授更是囊括馬君武、厲麟似、郭沫若、田漢、邵力子、何炳松、李石岑、曾昭掄、朱經農、艾偉、吳澤霖、王蘧常、馬宗榮、夏元瑮、謝六逸、吳澤、周昌壽、姚雪垠、戈公振、曹聚仁、程湘帆、何昌壽、邵家麟、陸梅僧等知名學者，甚至連上海大亨杜月笙、虞洽卿也曾屢次資助大夏，可見大夏當時的盛況。良好的辦學實力，使得大夏大學獲享“東方的哥倫比亞大學”之美譽。

1951年7月17日，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部宣佈，經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批准，成立華東師範大學。大夏大學、光華大學的文、理、教育學科成為新校基礎。大夏的國文系、外文系、歷史社會系、數理系、化學系、教育系、教育心理系、社會教育系和師範專修科併入華東師大，學校檔案也一併移交。10月16日，以大夏大學原址為校址的華東師範大學舉行成立暨開學典禮。大夏附中則和光華附中合併為華東師大附中（今華東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同年，法學院併入復旦大學 ^[5]  ，會計專修科併入上海財政經濟學院（今上海財經大學）。 ^[6]  1952年院系調整中，原大夏大學法學院（部分）隨復旦大學政治系、法律系併入新組成的華東政法學院（今華東政法大學）。 ^[5] 

1985年，上海大夏大學校友會在華東師大正式成立。2011年，華東師範大學在60週年校慶之際將大夏大學建校日（6月1日）確定為學校每年的紀念日。

1924年夏，王伯羣捐資創辦大夏大學，教授們請王伯羣出面組織校董會，聘請馬君武、吳稚暉、王毓祥等7人為校董。7月成立籌備處，租用宜昌路115號為臨時宿舍，勞勃生路啓和裏全部房屋為師生員工宿舍，小沙渡路201號（今西康路）為校本部。9月20日在檳榔路潘家花園舉行第一次開學典禮，9月22日正式上課；當時有學生229人，多為原廈大離校學生。10月22日，大夏大學董事會正式成立，公推王伯羣為主席董事（後改稱董事長），馬君武為校長。

建校伊始，大夏大學設文科、理科、教育科、商科和預科，後增設附設大夏中學、附設女子幼稚師範學校、師範專修科和法科，是一所綜合性私立大學。

大夏創辦之初，以租來的弄堂房作為教室，但並非長久之計。當時，只能是一邊開學上課，一邊籌設新址。不久，學校在膠州路上借得二畝多的土地，馬君武校長以吳淞的私人房地產為抵押，向銀行借得二萬兩銀子作為建築費用；另外地主也拿出二萬兩，以後由學校按月向地主支付利息，並約定十年後造成的房子無代價給地主。

1925年5月中旬開始興建新校舍。五卅慘案發生後，大夏學生因為參加遊行示威而被捕20餘人，校舍被租界英軍佔領，學校被迫遷檳榔路（今安遠路）的臨時校舍。9月，位於膠州路301號的新校舍落成，學校隨即全部遷入。但形勢的發展，讓原來計劃行不通了。一方面，北伐戰爭節節勝利，在學生中更掀起愛國熱潮，同時也遭遇了軍閥以及外國軍隊的鎮壓，處於租借的校舍已經很不安全了。另一方面，隨着學校聲譽提高，大夏學生人數激增，1928年秋季學期時學生人數已達千人以上，膠州路校舍已無法承載。1927年初，馬君武應邀去籌建廣西大學，辭去大夏校長職務。大夏改校長製為委員會制，王伯羣兼任委員長。1928年後又改回校長制，王伯羣擔任校長。由於學校發展迅速，管理層決定擇地建立永久性校舍。

從1929年3月起，大夏陸續在滬西梵王渡中山路旁購地近三百畝。當年夏天，由前校長馬君武、歐元懷、王毓祥先生率領幾位華僑同學去南洋一帶募集建設新校舍的經費。王伯羣校長則以六萬七千餘兩銀子（合當時11萬餘元）資助建築教學大樓，並以中山路地產為抵押，向銀行借貸建築費32萬元。1930年初，中山路校舍開始動工，同年9月一期建築完工，包括：教學大樓“羣賢堂”，可供2000人同時上課；“羣策齋”、“羣力齋”兩棟男生宿舍以及女生宿舍“羣英齋”，3棟宿舍各可容700餘人；還有教職員宿舍12幢，以及浴室、飯廳等。於是，大夏大學隨即遷入，將膠州路校舍交給大夏附中使用。接着，在新校址上又繼續興建大禮堂、圖書館、體育館、理科實驗室、醫療室、各類運動場等，至1932年大體完工，建築總面積達18000多平方米。此外，在學校西南部，另有四百畝土地，闢為大夏新村，為教職員自建住宅之用（抗日戰爭前已建成30餘所）；還有鉅商榮宗敬捐贈的麗娃慄妲河蜿蜒秀麗，更為校園增添了美景。在當時上海40多所私立大學中，大夏大學尤以建築宏偉、環境優美、設施較完備而著稱。

1937年八一三事變爆發後，大夏被迫內遷。王伯羣赴南京與教育部商定，大夏大學與同為私立大學的復旦大學合併成為中國抗戰時期的第一所聯合大學——復旦大夏聯合大學，校長由復旦大學代理校長錢永銘、大夏大學校長王伯羣擔任。聯大照教育部令分為兩部，第一部以復旦為主體，稱復旦大夏第一聯合大學，由復旦大學副校長吳南軒、大夏大學教務長吳澤霖領導，遷往江西廬山；第二部，稱復旦大夏第二聯合大學，由大夏大學副校長歐元懷、復旦大學教務長章益領導，遷往貴州貴陽。至於兩校學生則按自願原則，自擇一校就讀。 ^[7-8] 

聯大第一部在上海報刊上刊登“通告”，其內容為：“本聯合大學決定開辦第一第二兩部。第一部定於十月二十五日在江西廬山牯嶺開學，設立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外國文學系、社會學系、史地系、新聞學系；理學院：化學系、數理系、土木工程系、生物學系；法學院：法律學系、政治學系、經濟學系；教育學院：教育行政系、教育心理系、社會教育系；商學院：會計學系、銀行學系、工商管理系；師範專修科：史地組、自然組。凡我復旦、大夏兩校新舊同學，望於是日前到牯嶺校址報到。兩校學生現居上海者，於赴牯嶺以前，望至海格路復旦附中內聯大上海辦事處登記。第二部設於貴州貴陽，開學日期容後公佈。他校學生願來聯大借讀者，可攜帶證明文件及二寸半身照片三張，往牯嶺本校或上海辦事處接洽。” ^[7] 

所以，復旦、大夏組成的聯合大學是在1937年9月上旬得教育部長王世傑同意後，於10月25日在江西廬山牯嶺正式開學上課的，比“西南聯大”（1938年4月2日才開始命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早半年。 ^[7] 

不久，日軍進犯江西，復旦再遷重慶北碚，大夏遷到貴陽，兩校之間的聯合解體。在貴陽的大夏大學，最初假當地講武堂上課，嗣後打算興建校舍，1939年貴州省政府曾撥貴陽花溪公地，後加上當地人士的捐贈，共有約兩千畝。1940年8月，新校舍開工建築，但因經費不足，只完成校舍三棟。需要一提的是，1942年2月，國民政府教育部擬將大夏大學與貴州農工學院合併，改名為國立貴州大學，引起大夏師生強烈抗議，遂奔走各方與各校董商議，要求教育部收回成命，終得維持大夏大學仍得保存原名與維持其私立性質。

1944年冬，日軍進犯黔南，大夏三遷赤水。王伯羣校長因遷校勞累成疾，於同年12月逝世於重慶。孫科在重慶召開校董會，推選貴州省教育廳長歐元懷為校長，王毓祥為副校長。1945年3月，大夏師生和公物到達赤水，赤水地方人士與教育界同仁熱情贊助，立即讓出文昌宮大廟給大夏作校本部，還有貴州省立赤水中學、私立博文中學、縣立女子中學都分別借給大夏一部分校舍，首先安置好教室、圖書館、職工宿舍、辦公室和廚房、飯廳、學生宿舍，在短短一個月內便正式上課。 ^[9] 

大夏大學大部分師生在抗日戰爭時期內遷貴陽、赤水，部分師生則在上海租界內堅持辦學，大夏的這兩支分別被稱作“黔校”和“滬校”。但也許很少有人知道抗日戰爭時期，大夏大學還曾有過一座 “港校”。

在《大夏大學建校七十週年紀念》中，曾任國民政府駐港澳專員的大夏校友周尚講述了他在香港創辦大夏大學的始末：“當時香港尚稱安定，但大學很少，有些僑胞中學畢業後再想深造，就無大學可進……何不利用苟安環境，借鑑大夏之光，辦一所香港大夏大學？一則可以滿足有志升學青年的要求，二則可以為抗戰培育人才，三則可以提高港澳僑胞的覺悟與文化，為收回租地做準備……”

周尚得到了旅港澳的校董校友的鼓勵和支持，因而下定決心，歷經周折，得到了教育署長沙立斯和港督楊慕琦的批准，於1940年夏天“將大夏大學的校牌聳立在聖士提女子中學門前了”。根據周尚的敍述，當時上課時間則是利用女中下課後的下午三時到晚間十時，而知名學者戴望舒等常前來義務授課。

周尚提到的“聖士提女子中學”通常譯為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是香港一所著名的女子中學，1906年由英國聖公會海外傳道會建立，1924年搬遷至校址列提頓道2號。

遺憾的是，1941年女中校舍被日軍佔領，校長和英籍教師被監禁於赤柱戰俘營，學生則全部返家，大夏大學港校自然也無以為繼。然而，具有“三苦”精神的大夏人，卻已經在香港教育史上留下了短暫而輝煌的一筆。 ^[10] 

大夏內遷之後，仍留滬上的吳浩然和1938年由貴陽派回上海的魯繼曾、邵家麟等先生，在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上向實業家虞洽卿借得重華新村房舍，設立大夏大學滬校，使無法轉往內地的一些學生得以繼續學業。

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大夏師生同赤水民眾歡欣鼓舞，舉行提燈火炬遊行，歡慶勝利。1946年9月，大夏師生及公物安然回到上海，直至1949年始終保持私立大學性質並保留校名至1951年。

抗戰初期，上海大夏中山路校舍毀於炮火者甚多（按1946年幣值算，大夏大學中山路的校舍、實驗儀器損毀及師生遷移造成的各項損失共計7987萬元 ^[11]  ）；日寇甚至佔領大夏大學校園，改為偽滬西法院，將羣賢堂等處用於關押歐美僑民；幸羣賢堂、羣策齋等尚存。抗戰勝利後加以修繕整理，1946年春季學期，滬校即開始在此上課；秋季學期時，在貴州的大夏師生也陸續回滬。之後，學校曾重建大禮堂“思羣堂”與女生宿舍“羣英齋”，並在羣力齋廢址上建造平房數排名為“新力齋”，在教職員宿舍區造了幾排平房。還計劃另造新圖書館，已購置了不少建築材料，因國民黨政府通貨膨脹、貨幣貶值而沒有造成。

在1951年高校院系調整中，大夏大學文、理、教育學科和學校檔案均歸併入在大夏大學中山北路校園原址上創辦的華東師範大學；由大夏大學移交給華東師大的校舍，共計建築面積17606平米。大夏大學附中則和光華大學附中合併為華東師大附中。

馬君武（1880-1940），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學者、詩人。原名道凝，改名和，號君武。桂林人。幼苦學，及長入廣西體用學堂。1900年赴新加坡見康有為，銜命回廣西策應唐才常起義。1901年自費赴日本讀書，為廣西第一個留學生。初與梁啓超辦《新民從報》，旋追隨孫中山革命。1902年與章太炎等在東京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十二週年紀念會”。1903年入日本京都大學學應用化學。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 為首批盟員，參加起草同盟會章程，被選為執行部書記長。1906年回上海創辦中國公學。1907年赴德國入柏林工業大學，獲工學博士學位。辛亥革命前夕回國，值上海起義，出任《民立報》主筆，呼號革命。旋被推為江蘇省代表，出席獨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創建中華民國，推選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參與起草《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民國始元，任南京臨時政府實業部次長和臨時參議院參議員，參與起草《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二次革命失敗後再赴德國入柏林農科大學。1916年回國，次年隨孫中山南下護法，任軍政府交通部部長及廣州石井兵工廠部工程師，1921年任非常大總統府秘書長，隨軍入桂討陸，7月任廣西省長。次年被迫撤退，從此轉入學界。1924年任上海大夏大學校長。1925年任國立北京工業大學校長。1926年1月任北京政府司法總長。1928年回廣西創辦廣西大學，任校長。1932年兼任兩廣硫酸廠廠長。1937年抗戰爆發，任最高國防會議參議及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39年復任廣西大學校長，次年病逝於任上。生平譯著甚豐，主要有：《物種起源》、《達爾文》、《民約論》、《彌勒約翰之説》、《賦税論》、《唯心派鉅子黑智兒之學説》、《代數學》、《礦物學》等書。 ^[12] 

大夏首任校長馬君武是我國第一個在國外獲得工學博士的化學家，又長期幫助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其聲望之高可以想見。1924年11月，他出任大夏大學校長，並親自講授化學課程，就完全是盡義務的，他從未要學校支付薪金或車馬費，而且為了建築膠州路301號的校舍，還把自己在吳淞路的房地產作抵押向銀行貸款。1929年夏，他已離開大夏，還帶領歐元懷等去南洋募捐以幫助大夏建築中山路校舍，這種精神，堪稱楷模。

王伯羣（1885-1944），貴州興義人，原名文選，字蔭泰。早年留學日本，畢業於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科。加入同盟會。清定統三年（1911）回國參加辛亥革命，創辦上海大共和報。後參加護國和護法運動。民國元年，與章炳麟等組織中華民國聯合會（後改稱統一黨）。1919年南北議和時，任南方代表。1922年春，任貴州省省長。1924年捐資創辦大夏大學，並任董事長。1926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曾為上海財政委員會委員。1927年後歷任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國民政府委員、交通部部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以及貴州省省長、交通大學校長、吳淞商船專科學校校長、大夏大學校長、中美航空公司董事長等職務等職。 ^[12] 

大夏第二任校長王伯羣雖然也曾留學日本並進過研究院，但因長期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所以不以學術見長，但最初作為大夏的董事長，也主張大夏應“本學術研究之自由與獨立，涵育革命與民主精神”。1927年繼馬君武任大夏校長之後，就始終認為校長最主要的責職，就在於為學生選聘優質教師。在他任校長期間，把這些精神貫徹始終，為大夏具有較好的師資條件而不懈努力。在王伯羣的執掌下，大夏擁有滬校、黔校，並短暫開設香港分校，同時在上海、貴陽、南寧和重慶開辦大夏附中，為國家和社會發展作出極大的貢獻。

歐元懷（1893-1978），莆田市城廂區人，字愧安。1915年赴美國，先後在西南大學文理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學習。1922年畢業回國，歷任廈門大學教育主任兼總務長、大夏大學副校長、上海市工部局華人教育處教育委員、貴州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大夏大學校長兼董事長等職。解放初任“華東師範大學籌備委員會”事務委員，並被邀為上海市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歐元懷一生致力於教育事業，曾因創辦大夏大學，成績顯著，貢獻傑出，美國西南大學特贈予榮譽博士學位。 ^[12] 

大夏第三任校長歐元懷是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修習教育學科併為美國著名教育家杜威所賞識的中國留學生之一，他深刻認識師資力量對一所學校具有極其重要，甚至可以説是決定性的意義。他作為大夏的創始人，畢生為大夏物色優良的教師不遺餘力。

大夏大學建校27年，培養學生近20000名，畢業生6000餘人。包括一批為國為民的有識之士，如熊映楚，曾是武漢農民運動的重要幹部；雷經天、陳國柱分別是廣西、福建建黨幹部之一；吳亮平，最早翻譯恩格斯《反杜林論》，解放後曾任中共中央黨校顧問；羅俊，中國合作經濟事業的先驅者；江景波，同濟大學原校長、民盟中央原副主席；陳賡儀，水利部原副部長；葉公琦，上海市前副市長。學校培養了一批傑出的專家學者，如兩院院士劉思職、郭大力、周揚、陳子元、胡和生、李瑞麟、劉伯裏等，作家姚雪垠、歷史學家陳旭麓，翻譯家戈寶權，電影導演陳鯉庭，兒童文學家陳伯吹、任溶溶，古典文學評論家王元化，青銅器專家馬承源，政治活動家馮白駒、杜星垣、華聯奎、徐惟誠等，還有不少傑出的政治家、企業家和其他知識界人士。

在三位校長的主持下，大夏大學歷年來聘請了大批學識淵博的知名教授為學生授課：

董大酉設計大夏大學設計稿照片(8張)

物理學家夏元瑮是愛因斯坦的學生，也是在中國最早介紹相對論，他曾任北京大學理科學長，1924年來大夏大學任物理學教授，1938—1944年任貴陽大夏大學教務長兼理學院院長，並親自為學生講授普通物理學、光學、電學、熱學、電子論、相對論、量子力學、波動力學、理論物理、近代物理、解析幾何、高等微積分、羣論、科學通論等課程，直至1944年8月18日在大夏任教時逝世，可以説是為大夏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王伯羣校長對夏教授逝世感到悲痛欲絕，當時的國民政府也曾明令褒揚夏元瑮教授，大夏大學還曾為夏元瑮教授發起遺屬養育金運動，建立夏元瑮教授獎學金等。

社會學家吳澤霖先生，1928年初從美國留學歸國不久，他的母校清華大學與大夏大學同時向他發出聘請。論條件，當時的大夏大學還在艱苦創業之中，無法與早已是名校的清華大學相比，但大夏師生朝氣蓬勃、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卻使他深為感動，因而寧願選擇在大夏。不久，燕京大學又以相當可觀的待遇為條件，兩次邀聘吳先生，吳先生以“我應當幫助大夏”作答。在大夏期間，他不僅為學生講授社會學方面的課程，還組織學生進行社會調查，並先後發表了許多社會學的論著、譯著和教材。抗戰軍興，他隨同大夏師生內遷，曾任復旦大夏第一聯合大學的教務長，繼而又至貴州任貴陽大夏大學的教務長、文學院院長、歷史社會系系主任和社會研究部主任。在此期間，他組織學生深入貴州少數民族地區，調查民族分佈、民族習俗和民族關係，將調查所得材料寫成民族學的論著，還為大夏建立起“民族文物陳列室”。吳澤霖先生也成了舉世聞名的民族學者，至1941年，他才離開大夏至西南聯大任教。

兒童教育專家沈百英先生與其他許多教授不同，沈先生既未出國留學，甚至還沒有讀過大學，只是一名中等師範學校的畢業生。但杜威先生曾聽他一課，對他的教學評價甚高，由此風聞全國。在他擔任尚公小學校長期間，大夏大學教育系的同學前去參觀，大家對他十分欽佩，歐元懷校長得知之後，即不拘沈先生的學歷，邀請他來大夏為教育系學生講授《小學教材教法》。沈先生上課總是以他自己的切身體會教育大家要熱愛兒童教育事業，然後以生動而具體的語言深入淺出地講授在教學中怎樣循循善誘使兒童饒有興味地學習各種知識。此後，沈先生又在光華大學、滬江大學等校任教，成為上海的名牌教授。1951年後，他繼續在華東師大任教，直到他以90高齡退休。

其他碩學名師舉不勝舉，只能從略。

從愚園路一路往西，到長寧路，再到中山西路往北，過蘇州河，就是如今的華東師範大學。算算路程絕不超過2公里，坐公交車的話僅兩站路。這便是當年王伯羣經辦大夏大學的地方。

王伯羣在擔任國民政府交通部長期間，儘管公務繁忙，但他一直鍾情於教育事業，從1924年起，他一直擔任大夏大學的董事長和校長。他多方籌集資金，建設上海大夏大學的新校園。1932年卸任交通部長後，他將餘生全部精力都奉獻給大夏大學。

所謂大夏大學，系1924年春廈門大學的部分學生為爭取民主辦校而集體北上所創。當廈大師生來到上海後，請求王伯羣支持辦學，他慷慨捐資創辦大夏大學。最初，校址設在膠州路。如今華東師大所在的位置，則是王伯羣幾經挑選廣籌經費所得。其中，66.9畝的麗娃河周邊地塊，是王伯羣從榮宗敬手中募來的。到1930年，大夏大學中山路校基已達300畝，校舍輪奐崇宏，教學聲譽卓隆，蔚為海上私校之巨擘，被譽為“東方哥倫比亞大學”。

不僅廣置土地以建大樓，王伯羣還延請大師以辦大學。當時的知名學者馬君武、吳澤霖、謝六逸、邵力子、郭沫若、田漢、何炳松、李石岑、朱經農等，都曾在大夏擔任教授。乃至羣賢畢至。當然，王伯羣對於學者的遴選有一套自己的法則。比如1933年初，蔡元培給王伯羣寫了一封推薦信，力薦研究印度哲學和宋明理學的大家熊十力來大夏任教。可王伯羣覆信稱，“惟敝校下學期所有學程早已訂定，限於經濟未能增開。……”婉拒了。

可以説，熊十力名氣夠大，但一定是某些方面不符合擔任專職教授的要求，而絕非僅僅是因為經費籌措上無法滿足熊十力。對於當年的大夏大學來説，儘管其董事長兼校長系國府要員，卻並不因此而拒絕各方持不同意見者的身影。比如魯迅。

王伯羣長子王德輔參觀思羣堂(5張)

1930年，魯迅應大夏學生之邀請，來到大夏大學講演。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長蔣夢麟從《民國日報》上看到這則消息，立即發公函給私立大夏大學，要求徹查。蔣夢麟與王伯羣當時都是政府部長，王伯羣還是國民政府委員，在級別上壓過蔣夢麟一頭，可蔣夢麟竟然發來“鐵面無私”的公函，可見事態相當嚴重了。然而，王伯羣並沒有將邀請魯迅前來的學生交給國民政府教育部。他回了一封報告，稱：“有學生數十人組織樂天文藝社，以研究文藝為宗旨，不時請文藝界名家演講以增學識。”還稱學生們“以魯迅在文藝界亦負有相當聲望，來校演講，於學生研究文藝之興趣上不無裨益，遂準如所請。”換言之，請魯迅來演講，是經過校方同意的，“此次請魯迅演講之動機純為研究文藝”，由此將魯迅來校之事給搪塞過去了。

雖然魯迅和王伯羣兩人在當時是持不同政見者，但作為教育家的王伯羣，能夠真正以辦大學之心，去對待一個作家，實屬難能可貴。亦給羣賢堂上增加了一次賢達發話的機會。 ^[13] 

大夏大學是內遷貴州最早、辦學最長的一所大學，也是深入貴州社會最為切實的高校。自播遷入黔到1946年返回上海，大夏辦學8年，在貴州有畢業生1576人，期間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遷去時300餘名師生，離開時有1800餘名師生，對貴州社會文化發展尤其是教育事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王伯羣倡導大夏要在促進西南文化發展和資源開發方面作出貢獻。“我大夏大學之抗戰建國工作，自當遵從抗戰建國綱領”，“然我大夏大學之在西南，為貴州最高學府，所負使命，既重且大。”大夏當“協助政府以開發西南之資源”，“促進西南之文化”。他與貴州省主席吳鼎昌在花溪成立“農村改進區”，由大夏和當地政府聯合開展建設實驗，旨在力促百姓生活安定，努力於各項生產建設，實現“抗戰救國”。

1947年大夏大學歷史社會研究部出版的《歷史社會季刊》(8張)

大夏在學術上對貴州最大的貢獻，是啓動了少數民族調查研究。大夏大學社會研究部由吳澤霖和陳國鈞負責，吳澤霖是中國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奠基與發展時期的重要學者，其苗族的研究成果最為顯著。陳國鈞也是著名的民族學家，留學荷蘭，歸國後在大夏大學任教，在社會研究部協助吳澤霖工作。

大夏大學社會調查部組織“西南邊區考察團”，開展大量的田野調查，先後到貴州的安順、定番、爐山、下江、都雲、八寨、三合、荔波、都江、榕江、永從、黎平以及廣西的三江、融縣等地調查社會狀況和民族資料，先後出版了《爐山黑苗的生活》、《威寧大花苗語字彙》、《貴州苗夷歌謠》、《貴州苗夷社會研究》、《貴州苗夷影薈》等著作。大夏大學這些民族調查研究成果的出版和發表，讓外界重新認識了貴州人，啓發了少數民族對國家、對民族的認同感，仍具有現實意義。 ^[14] 

自1937年內遷入貴州到1946年返回上海，大夏大學在貴州辦學8年，對貴州文化發展尤其是教育事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隨大夏大學遷入貴州的專家教授，半數以上都有留學背景，在各個領域都頗有建樹，大夏大學一方面從事教學，另一方面積極參與當地的社會事務，着手改革、重建貴州教育體系。

1936年大夏大學附設大夏中學招生簡章(7張)

從1937年到1946年，大夏大學在貴州有畢業生1576人，這部分畢業生中很多人應聘到貴州各部門工作，六個行政區均有大夏大學畢業生擔任重要教育工作崗位，如省教育廳職員、各縣教育科科長、師範學校校長、省和縣立中學校長、省立民眾教育館館長以及各級中小學教導主任及教員、各保甲職員訓練所教育長等。尤其是理學院畢業生充實了貴州各中學的數理化教師隊伍，改變了貴州缺少理科教師的局面。土木工程系也為貴州的路橋建築培養了大量工程技術人員。其他如法學院、商學院也為貴州培養了很多人才。

1938年6月，大夏校長王伯羣在貴陽主持增設大夏大學附屬中學，開闢了學校生源，也為大夏大學教育等學科的學生提供實習機會。此時的大夏附中成為城內唯一一所中學，故而在招生時報考的學生非常踴躍，生源極好；加之授課老師都是大學部的教授、講師以及大學部畢業生，教學質量高，大夏附中很快在貴陽聲譽鵲起。

1951年大夏附中畢業紀念刊(6張)

1944年冬，大夏大學遷往赤水後，鑑於大學部已遷離貴陽，“大夏附中”一稱已不合實際，大夏附中主任吳照恩便向政府申請改名為大夏中學，獲准。世人皆知王伯羣為大夏大學的生存和發展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但在大夏附中主任吳照恩眼中，王校長同樣重視中等教育。吳照恩之子吳尚志記得，父親生前提過很多次，説王校長説了，“抗戰勝利後，國家要建設，各方面都需要人才。大學部造就的是高級人才，附中部應該培養中級技術人才，故要設法開辦職業班。增設工科、商科、幼兒師範及藝術科等科，培養中級人才以應國家急需。”

1946年，大夏大學遷回上海，大夏董事長孫科提出建議，將大夏中學改為伯羣中學，以紀念王伯羣先生。大夏中學隨即更名為伯羣中學。這所中學仍留在貴陽，後來併入貴陽一中（今貴州省實驗中學）。 ^[15] 

大夏大學遷黔之前，由教育科升格的教育學院是大夏規模最大的學院，共培養出425名教育學人才，另附設有兩年制師範專修科，共訓練了994名師資力量。來黔以後的大夏教院依然有聲有色，一批暫避西南的著名教育學者紛湧雲集，如生產教育專家邰爽秋，教育心理學家艾偉，教育行政專家鄭通和，社會教育專家馬宗榮，職業教育專家曾慎等，當年提起來，真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他們不但著作等身，且均任過教育行政首長或在其他大學擔任過教授，教育學院畢業生更遍佈於貴州各地方中小學校、各級教育機關。

聲名顯赫的教育學院乃私立大夏首屈一指之王牌。然而在1941年，教育部令大夏大學停辦教育學院。1941年10月15日出刊的《大夏週報》對大夏大學此次院系調整有詳細記載：“本校黔部前奉令，教育學院自三十年度（民國三十年，即1941年）起停辦，法商學院合併，理學院土木工程系裁撤。教育部對調整所涉院系學生之處置，亦有明令指示如下：教育學系學生分發國立貴陽師範學院，社教系學生分發國立社會教育學院，職教系學生分發四川省立教育學院，土木系學生分發國立交通大學唐山工程學院。”至此，歷史悠久的大夏教育學院宣告終結（後大夏重設教育學院）。導致如此結果的，有個歷史大背景和現實小背景。

“大背景”是1938年教育部出台的《師範學院規程》，《規程》規定：“各公私立大學教育院系均奉部令停止招收新生，原有設備及學生或改組為師範學院，或予裁撤，或分年停閉，自後即不再核准私立大學附設教育院系。”對《規程》，時任大夏大學副校長的歐元懷教授日後在《西遷·復員·校慶》的回憶文中的評論是，政府試圖壟斷師資和教育思想，從而間接統治青年與兒童的思想。

至於“現實的小背景”，指的是教育部為改變貴州師資力量薄弱之狀況，決定籌設國立貴陽師範學院。通常新興師範學院，需四年栽培方有人才成果，但因國民政府決心迫切，特辦之下的大夏教育學院只能服從國家意志，將大夏大學教育學院教育系四個年級之學生全數併入新校，國立貴陽師院一經創辦即得畢業生。

大夏沒有教育學院的支撐，這在經濟蕭肅背景下無異釜底抽薪。但若以大夏犧牲教育學院來振興貴州教育的觀點來論，教育學院可視作大夏贈予黔省最珍貴的禮物，國立貴陽師範學院便是大夏教育精神在黔地的繼承者。

大夏大學歷史照片(15張)

值得一提的是，國立貴陽師院成立後，院址僅有10畝規模，且租借文化路院舍當校舍，遠不堪用。首任院長王克仁寫信給王伯羣校長，請求租借大夏花溪校舍並臨時搭建廚房、廁所，王伯羣回信同意，理由是“貴陽師院培植地方師資，發展國家教育，與本校所負使命並無二致”；此後，大夏大學遷回上海後，大夏在築之全部校舍全部劃歸該院為正式院址，即南明河畔講武堂舊址。

國立貴陽師範學院於1950年改名為貴陽師範學院，再於1985年更名為現貴州師範大學。在黔“尋找王伯羣校長”期間，華東師範大學檔案館館長湯濤在貴州師範大學檔案館館長姜萍的帶領下，參觀考察校史館，瞭解了這段曲折的變遷史。參觀完畢，他也認為：“大夏直接遺留下來的學科遺產，在貴州師大得到見證。” ^[9] 

在大夏大學辦學史上，大夏的歷史定位有幾種説法：一是上海四大著名私立大學（大夏、復旦、光華、大同）；二是“東方的哥倫比亞大學”；三是“北南開，南大夏”之説（兩校均以教育學見長）。

大夏大學的教育學素來有名。早在1924年大夏初創，即有教育科和師範專修科之設，學校創始人歐元懷、王毓祥、魯繼曾等均為大名鼎鼎的教育學家。據民國元年十月教育部所頒佈的大學令，“凡大學分為文、理、法、商、醫、農等七科”，沒有規定教育科的設立，大夏因率先設置教育科而名聲鵲起。1929年大夏成立教育學院，是中國高校創辦教育學院最早、學科最完備的大學之一。大夏大學教育系科在併入華東師範大學前，經歷了“教育科、教育學院、文學院下設教育學系、重設教育學院”四個發展階段，呈現出以下特徵：培養目標上注重學術性和社會應用性結合；課程設置上注重面向實踐，必修選修結合；教師隊伍以國外留學生為主；生源穩定，佔學校總人數比例較高；教學管理標準規範且不失靈活；學生活動注重理論和實踐有機統一。

大夏提出民族教育復興發展綱要，堅持“復興民族”與“教育強國”發展理念，在教育制度的制定，教育理念的知行上，極有遠見——實施導師制。這個制度是大夏培養學生最成功的一種教學制度，是國內高校最早實施導師制的大學，成為大夏人才培養的魅力和特色所在。在導師制教學下，導師首先是關注學生的心智等訓練和培養。其次是關注學生對學習知識的理解，培養他們探索和創新精神。此即為“大夏教你有中之無”的內在含義。

實施通識教育。譬如文科課程，普通必修學程上，除了國文、英文、歷史，還有涵蓋化學、物理或生物的自然科學，而理科生則要涉及英文及演説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生“文理兼修”。

大夏校長王伯羣秉承“服務國家，曰公曰誠”精神。在學科設置上，積極服務國家和社會。如理工學院重視化學系，支持民族工業發展，為民族企業天廚味精等提供技術研發和支持；土木工程系培養了大量工程技術人員；法學院、商學院培養了很多法學和管理人才；增設鹽務專修科，為國家培養鹽務人員；開設體育專修科，培養體育人才。

從1941年《教育雜誌》的“抗戰以來的高等教育專號”、《戰時全國各大學鳥瞰》一書等，能瞭解大夏大學當時的盛況。之所以解放後關注度不夠，主要是因為1951年大夏大學與光華大學合併改名為華東師範大學。此外，王伯羣、孫科等學校高層為國民黨高級官員，800多名校友遷往台灣，解放後由於政黨政治等原因，長期被遮蔽。 ^[16] 

民國時期的大夏大學校徽(3張)

20世紀40年代末，江山易幟，大夏大學部分師生、校友南下香港，50年代初在香港成立“光夏書院”，創辦人是原上海私立光夏中學校長、私立光夏商業專科學校校長王裕凱先生（大夏畢業生，曾任大夏大學秘書長、教育學院院長），以及魯繼曾先生（大夏畢業生，教育家，曾任大夏大學教務長兼教育學院院長）、潘宗堯先生（大夏畢業生，教育家，抗戰勝利後在上海創辦私立新夏中學）、何德明先生（大夏畢業生，教育家、出版家，曾任光夏書院教授兼附中主任）等一批大夏人。在“光夏”的名義下將大夏大學的一支血脈帶到了香港，融入了香港的教育歷史。

解放後的大夏大學畢業證書(8張)

光夏書院的校名以及其創辦人王裕凱與大夏大學的密切關係，不能不讓人聯想到它與大夏大學的淵源關係———大夏創校人之一王毓祥先生在《大夏校舍第一座（今華東師範大學羣賢堂）奠基記》述大夏校名由來基為“名新校為大夏，以志校史之蟬脱，兼表光大華夏之至意”，而當時擔任光夏書院教授的潘宗堯先生所撰《光夏書院簡史》即明確指出“光夏書院原是上海大夏大學”。

1956年6月，廣僑書院、平正會計專科學校、華僑書院、文化書院、光夏書院五校達成合並共識，於1956年6月合併成立“聯合書院”，定址香港堅道147號。1963年，聯合書院與新亞書院、崇基學院合併成立香港中文大學，在聯邦制框架下，聯合書院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的成員書院之一。 ^[10] 

民國時期大夏大學畢業證書(6張)

1924年夏，王伯羣在上海期間，在廈門大學讀書的興義人何應炳來訪，説到因為學潮，廈門大學許多教授憤而辭職，300多學生到了上海，請原廈大的部分教授另組新校，解決失學問題。何應炳是何應欽的弟弟，而王伯羣的妹妹又是何應欽的妻子，他們是姻親關係，王伯羣聽後對失學青年表示同情，願意盡力解決失學問題。經何縱炎介紹，王伯羣與廈大教授歐元懷見了面，決定創辦一所大學，並拿出2000銀幣租校舍、登招生廣告、制教具等，當年秋天開學。學校定名為大夏大學，含有是從廈門大學走出來的及光大華夏之意。歐陽懷後來回憶説：“伯羣先生的資助，在大夏經費毫無着落的時候，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大夏首任校長馬君武是我國第一個在國外獲得工學博士的化學家，又長期幫助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其聲望之高可以想見。1924年11月，他出任大夏大學校長，並親自講授化學課程，完全是盡義務，從未要學校支付薪金或車馬費，而且為了建築膠州路301號校舍，還把自己在吳淞路的房地產作抵押向銀行貸款。1929年夏，他已離開大夏，還帶領歐元懷等去南洋募捐，以幫助大夏建築中山路校舍，這種精神，堪稱楷模。

隨着師生人數逐年增多，因無固定校址，以租房作教室。原校舍已不夠用，決定另選新址擴建，需經費40萬銀幣，王伯羣獨自承擔一期費用10萬銀幣，購地200畝及一期工程完成。建成佔地三百餘畝的校舍，包括教學大樓（羣賢堂）、大禮堂、理科實驗室、圖書館、體育館、醫療室、療養院、教職員宿舍、男女生宿舍、飯廳、浴室等建築羣及一條婉蜒秀麗的校河（麗娃河）等。王伯羣具有超強的學校經營能力和募捐能力。到1932年底，學校捐款總額38萬，其中王伯羣一人捐款17萬。羣賢堂11.7萬，他募捐了8.2萬。66.9畝的麗娃河是王伯羣從榮宗敬手中募來的。他還跟杜月笙、賀敬之等募得辦學款項。同時，他向企業家盧作孚、軍界、政界、銀行界廣為募集。甚至連杜月笙也曾屢次資助大夏，可見大夏當時的盛況。在當時上海40多所私立大學中，大夏大學以建築宏偉、環境優美著稱，與復旦大學、光華大學、大同大學並稱為上海私立大學的“四大金剛”。

1937年淞滬抗戰爆發後，大夏大學一度與復旦大學合併成為聯合大學，決定西遷。一設廬山，稱復旦大夏第一聯合大學，一設貴陽，稱第二聯合大學。廬山聯大以原復旦師生為主，貴陽聯大則以原大夏師生為主。後廬山聯大遷重慶，與貴陽相距不遠，遂解除聯合，各恢復原校名。大夏之所以遷貴陽，一因貴州交通閉塞，抗戰前沒有一所完整的大學，大夏應該遷到這種迫切需要高等教育的地方；二是因為王伯羣是貴州人，有愛鄉觀念，又對家鄉情況熟悉，容易取得各方的支持。大夏遷黔後以原講武學堂為校址，即今河濱公園對面的黔劇團及貴州教育學院一帶，它對促進貴州高等教育，培養地方人才起了一定的作用。

大夏西遷貴州後，報考學生大多是淪陷區逃亡的青年及西南地區貧困山區青年，他們的經濟條件遠非戰前江浙滬富庶地區可比，大夏如果學費過高，生源就枯竭，很多學生往往少交學費或緩交學費。偏偏王伯羣出於家鄉情感，對品學兼優而出身貧寒的學生不捨放棄，這樣大夏的經費嚴重不足，每個學期收費頂多能維持前3個月。王伯羣多方籌措，甚至將私款借出，每學期要借出幾千元甚至上萬元。抗戰時期物價飛漲，這學期借出下學期收回，數目相同而實際價值已降低，帶來的損失不言而喻。

1940年，大夏大學擇定於貴陽城郊花溪闢地2000餘畝為固定校址，因經費不足，只完成校舍三棟。大夏經濟上的困難與日俱增，王伯羣殫精竭力，維持至1942年，深感經費支絀，校董會難於支撐。王與部分校董和學校領導交換意見，認為要擺脱困難，併為長遠打算，無妨試請改為國立，但必須保存大夏的校名，隨即向教育部提出了申請。當時的教育部長是陳立夫，他對這個申請置之不理，主要原因是過去在上海時，CC派企圖滲透大夏，被王伯羣以學校乃私立不能介入政治為由拒絕。今大夏面臨難關，竟然求到CC派的頭子門下，陳立夫勢必不願幫忙。王見教育部沒有反應，乃至重慶與校董何應欽商量。何對改國立不甚贊同，認為保持私立，學校能夠獨立自主，少受政潮影響，人事穩定，教授安心，有利於學術的自由探討。若不改國立，又不能解和今後之危。而經費籌措，何實愛莫能助。最後，只好採取兩全之策，何將大夏申請改國立事，在行政院會議上提出討論，如不獲準，則請政府適當撥款補助。

1942年2月，在行政院一次例會上，何應欽將大夏改國立事作為提案提出，請討論決定。會上有人主張交付審查後再議。何説：“此案無審查之必要，能改國立則改，不能改則撥款補助。會上即可決定之事，何須交付審查遷延時間。”當時會議主持人蔣介石同意了何的意見，即在大夏申請書上批示，“改國立原則可行，交教育部切實整理院系呈核。”按此批語，行政院已同意大夏改國立。至於整理院系，那是既然改國立之後必然要有一番手續。殊知教育部奉到批示後，既不尊重大夏請求保存校名的意見，也不徵求捐資創辦人同意，竟擅自決定將大夏大學與貴州農工學院合併，改為國立貴州大學。並內定教育部秘書主任張延休為校長。他們明知大夏請改國立案是何應欽提出，經蔣介石親手批示原則同意的，卻乘蔣、何兩人因事不能出席的一次行政院例會上，提出來囫圇通過。

大夏大學建校七十週年紀念(9張)

當行政院通過大夏改為國立貴州大學這一消息傳出時，立即激起大夏師生、校董、校友們的憤慨，輿論譁然。特別是在校學生，抗議最為強烈。王伯羣為表示自己的態度，召集全校學生講話。他説：“大夏是我一手扶植成長起來的，在18年的歲月裏，我當了15年校長，對大夏耗盡心血，但我一無所求。對大夏的愛護，我不落人後。大夏的成敗榮辱，與我分不開，我可以向大家保證，我能把學校完整地遷回上海去。教育部設立貴州大學，那是他們的事，讓他們去辦，與我們大夏無關。教育的自由和學術的自由，如人身自由一樣，是受法律保護的，是不容許他人或集團侵犯的。我們有團結一致的全體師生員工和分佈各地的廣大校友，還有全國各公、私立大學和輿論的支持，任何力量、任何困難都動搖不了我的學校。”王伯羣的講話，受到全體學生熱烈擁護，同時也鼓舞了大家維護學校尊嚴的鬥志和信心。接着，王伯羣與教授代表金企淵、校友代表王裕凱親赴重慶向教育部長陳立夫提出質問。王説：“大夏乃私人出錢所辦，並非政府所辦。公立學校，政府可以任意為之。今政府對私立學校未經徵得捐資創辦人之同意，而欲收歸公有，於法何據？今日施之於大夏者，焉知明日不施於其他私立大學？試問當今世界各民主國家有此先例嗎？”其他私立大學聞訊，也對大夏拒改國立表示支持。後經何應欽向行政院提請複議，才收回成命。大夏仍保存私立性質。大夏經過這場風波，深知求助當時政府是無望的，乃決心自力更生。為加強陣容，壯大聲勢，以應付當時之險惡環境，1942年下半年，大夏在領導班子上作了人事調整：一、董事長職推孫科擔任；二、王伯羣以校董兼校長身份抓學校工作；三、副校長歐元懷出任貴州省教育廳長；四、訓導長一職改由法學院教授傅啓學擔任。從上述這番人事調整，不難看出是為抵制教育部。同時，也為擺脱大夏困難，打開新的局面。

紀念大夏大學建校90週年(7張)

1942年5月，行政院決議在國立貴州農工學院的基礎上，增設文理、法商兩個學院，成立國立貴州大學。大夏大學雖然未併入國立貴州大學，但貴大北校區子弟學校後面仍有一條“大夏路”。因為大夏大學在入黔之初，便在花溪勘察了兩千畝地作為永久校址，至1944年秋，大夏花溪校舍第一期完工。但由於當年黔南事變爆發，大夏前往赤水辦學，其兩千畝土地中的一部分，就成了現今貴大花溪北校區的組成部分。基於此，一條“大夏路”是對昔日大夏大學的紀念。

1944年12月初，日寇侵入貴州南部的獨山。貴陽危急，眼見慘淡經營之大夏又將毀於炮火，王伯羣身患胃病，心急如焚，決定動員全校師生再遷赤水。當時交通極為困難，學校圖書、儀器、檔案等難於運走，又必須運走，師生旅途安全也必須照顧，加上經費緊張，王伯羣病情加重，急送重慶醫治，終於不起，於12月20日病逝，終年59歲。王伯羣臨終前，留下遺囑，內容如下：

餘追隨先總理奔走革命於今三十餘年，才力綿薄，恆少建樹，正思振奮精神，努力補救，今竟一病不起，事與願違。此後切望吾黨同志在總裁領導之下，一心一德，爭取勝利，以完成抗建大業。吾大夏校友，服務國家，尤須力行，公誠二字，以發揚大夏之精神，餘雖不及見國家復興，世界和平，但知革命成功之有日，此心亦無憾矣。

作為一名老同盟會會員，對國家對民族的忠誠躍然紙上，這份遺囑感人至深。雖然王伯羣並不是蔣介石的嫡系，1931年不任交通部長後，只掛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監察委員的虛職，專心致力於教育，但是在抗戰最艱難的時候，這種對國家民族的拳拳之心，是彌足珍貴的。

1946年，大夏大學完整地遷回上海舊址。準備返上海之前，又逢大夏大學22週年校慶，撫今思昔，想起王伯羣校長長眠於重慶，6月1日，學校鐫刻《大夏大學遷校紀念》碑立於赤水校內（隨時代變遷，原碑已無存，後華東師大在校內重鐫此碑），並舉行盛大校慶活動和遷校紀念碑揭幕儀式。學校請文學院陳湛銓教授撰寫了《遷校紀念碑》一文，上書其中寫道“我故校長王公伯羣，忠國護校，敵愾彌深”，作了很高的評價。同時將上海校內新建的大禮堂命名為“思羣堂”，並刻《思羣堂記》碑以志紀念。 ^[17-18] 

2015年10月15日上午，華東師範大學在愚園路1182號長寧區少年宮紅花樓，舉行紀念王伯羣誕辰130週年暨《王伯羣與大夏大學》新書發佈會。因為，這裏曾是王傢俬宅，現為上海市優秀建築、上海十大老洋房之一。由華東師大檔案館首度解密的幾份塵封久遠的檔案，披露了王伯羣及他所領導的大夏大學師生的抗戰軼聞。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王伯羣立即召集臨時校務會議，討論抗日救亡對策。會議決定致電張學良副司令，下令東北軍以後不得再行退讓防地。9月24日，大夏大學致電張：“暴日侵略遼吉，東北軍不戰而退，失地千里，喪權辱國，曠古未聞。大夏大學全體教授鑑於國家養兵數百萬，有守土之天職，乃遇外寇襲擊，竟毫無抵抗，拱手讓人，又將何以為國。前曾致電張副司令。請即收復失地。”

10月8日，張學良電覆大夏全體教授：“上海大夏大學全體教授公鑑：代電誦悉。外侮肆暴，憤慨同深。愛國熱忱，至為佩仰。職在守土，敢惜捐糜！拜領昌言，倍當共勉。特復。張學良庚秘印。”

1932年3月6日，王伯羣又代表國民黨中央到北平會晤張學良，傳達中央對東北偽滿的意見，決定先通告國聯，揭穿日本侵吞東北陰謀，請各友邦主持正義，然後決定正式明令討伐等。

1931年9月24日，大夏大學抗日救國會成立。9月30日，四百餘學生抵達南京下關，步行入城，即赴國民黨中央黨部遞請願書五項：“一、請準備對日宣戰，二、請責成東北當局收回領土，三、全國一致團結起來共禦外侮，四、全國學校實施軍事訓練，五、外交公開。”

于右任先生代表國民黨中央接見了大夏大學請願學生。于右任説：“同學此次由滬來京請願，愛國熱忱甚佩……現在中國雖受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有各位熱心愛國，國家很有希望……現在之戰爭，不在陸海空軍，而在青年之精神，青年愛國，國家即可得到最後勝利，希望青年們好好培養自己能力，運用自己的力量……”

及至1932年，一二八戰事爆發後，大夏大學附近為戒嚴區域。王伯羣校長隨即“囑令男女各生遷避膠州路舊校舍，至於圖書、儀器、標本及重要文件、校具，則由各處陸續運出”。

1933年秋，王伯羣決定以“復興民族”為大夏教育宗旨，強調“厲行人格教育，以陶冶健全之國民道德；提倡生產教育，以救濟垂危之國民經濟；獎勵科學教育，以發展自然之無盡寶藏；實施軍事教育，以培養民族之自衞能力”。 ^[19] 

胡適外甥在大夏大學曾兩次換專業

程法正1933年9月由大夏大學附中入大夏大學銀行系學習，一學期後轉入文學院英文系。曾休學一年。後再轉為法學院法律系，1938年9月畢業。由於畢業證書須經教育部送審簽發，到發放畢業證書的時間已經是1939年了。

在華東師大檔案館內程法正的學籍資料袋裏，一份“胡適”親自作為擔保人的2頁書信格外引人注意。

信封在拆開時有點破損，信紙的邊緣也有些水漬，信封信紙泛出黃色，但這仍不失為一份具有極高史料價值的書信。書信用毛筆寫就，字跡端正雋秀，收信人是當時大夏大學教務長魯繼曾——

“貴校學生程法正君於上學期在貴校大學部文學院英文系一年級修業已足一年，本學期該可升入二年級。然今暑以來，家中發生不幸，彼之大弟遭斃，又彼母之痾疾未愈，故須學生法正在家奉待，以顧家務，恐於最近期內也不得有暇，故今特具是書懇請教務長能準學生法正停學本學期，於明春開學時，當決來校報到銷假，本學期不能來校受業之苦衷，實屬不得意耳……”書信的落款為學生保證人胡適，以及學生家長程治平。

“現在看來，這份信函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華東師大檔案館館長湯濤説道。據瞭解，大夏大學和光華大學是上海灘著名的私立大學，當時入學都需要有“入學願書”及“保證書”，前者要求學生本人簽署，“入學後願遵守學校一切規則”，後者主要是證明學生讀書的經濟能力以及籍貫等個人身份信息的真實性。而類似提出“休學”這樣的大事則還需要有保證人提供擔保。

補行頒發大夏大學畢業證書(5張)

根據學籍卡資料信息顯示，程法正籍貫為安徽省績溪縣，他於1933年9月由大夏大學附中直接進入大夏大學銀行系，一學期後轉入文學院英文系，接着曾休學一年。後再轉為法學院法律系，1938年9月畢業。當時，轉院科的時候也要專門填寫志願書。在一份民國24年（即1935年）9月10日的志願書上顯示，程法正“因興趣不同曾經具函呈請”。

湯濤分析説，由此可以大致推斷出程法正是一位追究自己學科興趣的學生，但正是學分制以及導師制的實行，使得轉院科甚至校際轉學都變得可行。據史料記載，大夏大學學習效仿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等歐美高校導師制之沿革，於1929年在學生中推行實施“導師制”，是國內高校最早實施導師制的大學。讀書期間，程法正還參與“夏季學期”的學習並獲得學分。 ^[20] 

丁基（1917-1944）原名李百岑。陝西蘭田人。1936年春考入大夏大學經濟系。1938年2月到達延安，在陝北大學魯迅藝術學院學習,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0年1月前往八路軍120師，任晉綏軍區《戰鬥報》特派記者。1944年9月16日，在山西方山戰鬥中，英勇殉國，年僅27歲。

1950年大夏大學畢業紀念刊(11張)

朱敏（1929年3月-1949年4月）原名薛家德。上海吳淞人。1945年初，在上海育英中學參加中國共產黨。1945年秋入之江大學木工程系。被推選為學生自治會總幹事，是地下黨支部委員。1947年秋，考入大夏大學理工學院土木系學習。1948年2月受黨派遣到四明山中共游擊區參加武裝鬥爭和民運工作。1949年2月在在執行任務時與敵人遭遇，受傷被俘。在浙東解放前夕，慘遭殺害，年僅20歲。

吳志騫（1904-1939）原名吳子謙。江蘇南通人。上海女子大學和上海女中校長。教育家、抗日愛國殉難烈士。1930年畢業於大夏大學教育系。1935年2月赴意大利羅馬皇家大學留學。1937年7月獲哲學博士學位後回國。1938年2月創辦上海女子大學，並任校長。1939年8月30在《中美日報》等報刊上刊登啓事對汪精衞叛國求和的行為痛加指責。9月4日上午8時40分在女大體育室遭漢奸特務組織“76號”暴徒狙擊，當即血流如注，被送往醫院搶救，終因傷勢過重，於同日上午11時20分殉難，年僅36歲。

張端，又名張明弟，後改名張凱君。安徽人。1934年間考入大夏大學讀書，同時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1937年參加由文化界救亡協會組織的戰地服務團。四十年代初，前往南昌參加新四軍。1941年，在新四軍過江時不幸犧牲。

張似旭。早年曾留學美國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碩士學位。三十年代曾在大夏大學商學院執教，講授保險學課程。同時兼任美商友邦保險公司經理。是宋慶齡發起組織的“保衞中國同盟”上海分會組織成員之一。1940年7月19日，被漢奸特務組織“76號”槍殺在靜安寺路起士林咖啡館樓上。

陳亮，又名陳繼巖，字希明，浙江永嘉人。大夏大學學生。1927年2月20日為迎接北伐軍進上海，陳亮上街宣傳演説，被軍閥殘酷殺害。

陳駿，浙江平陽人。大夏大學學生。1927年2月20日為迎接北伐軍進上海，陳駿上街宣傳演説，被軍閥殘酷殺害。

陳訓濤，福建人。三十年代中期在大夏大學法律系讀書。1941年在贛西北被反動派所殺害。

汪曼生，三十年代初大夏大學校內學生話劇團體大夏劇社（負責人是左翼戲劇家、大夏大學社會系畢業生薑敬輿）成員。1932年經組織審查前往贛東北蘇區，途中，被敵人殺害 。

胡有猷，貴州人。1936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抗戰初期考入貴陽大夏大學讀書，為貴陽大夏七名“民先”隊員之一。長期從事地下革命工作。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被國民黨特務逮捕，關押在重慶“中美合作所”集中營。1950年與難友舉行暴動時，不幸犧牲。

奚舜生，江蘇揚州人。三十年代中後期在中學讀書時，就已是中共地下黨員。1940年夏高中畢業，由黨組織調配考進大夏大學教育學院讀書，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後因身患嚴重肺病，經大夏黨組織決定，於1942年冬全家回揚州開一小煙紙鋪，作為地下黨員掩護據點。1944年殉職。

聶汝達（1911-1949），貴州貴陽人。出身於貴陽名門世家。抗戰以前1931-1937年曾在上海大夏附中和大夏大學讀書，受到黨的教育和影響，成為進步學生中的積極分子，擔任過大夏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1945年10月中旬，在貴陽不幸被國民黨逮捕，並被關押多年。1949年11月11日，被殺害幹貴陽北郊沙橋畔，時年38歲。

郭莽西，浙江東陽人。大夏大學教授、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員。1949年5月20日上海解放前夕，遭國民黨特務殺害，犧牲於上海宋公園（今閘北公園）。

錢亦石（1889.12.21-1938.1.29），湖北咸寧人。原名錢城，字介磐，筆名嘯秋、史廬、谷蓀、白沙、石顛、巨濤、楚囚等。著名政治學家、進步社會科學家。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省黨部執行委員、常委兼宣傳部長，主辦黨務幹部學校。大革命失敗後，赴日本從事理論研究。1928年轉赴蘇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同時致力於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翻譯工作。1931年12月回國，先後任上海法政學院、暨南大學、大夏大學、復旦大學教授。事務工作繁重，抱病工作，終因病情惡化，治療無效；不幸於1938年1月29日逝世，時年49歲。

高仰基，廣東人。1937年從廣州聖心中學轉學到上海大夏大學附中高中部讀書，即投身抗日救亡活動，負責校內外“上海學生界救亡協會”的組織工作。1942年9月改名陳凌撤退到蘇北根據地搞民運工作和武裝鬥爭。1944年8月在射陽縣鳳凰鄉處理一起叛徒投敵事件時，被暗藏的敵人殺害。

華東師範大學大夏書院揭牌儀式(9張)

肖炳焜，貴州思南人。1937年考入大夏大學，在校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10月經中共重慶黨組織同意，參加了“青年記者戰地新聞服務隊華北一支隊，踏上抗日征途。1940年初奔赴晉南中條山抗日前線進行實地採訪。194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調到中共中央北方局領導的《新華日報》社任出版科科長。1942年5月日寇集中兵力，對太行抗日根據地進行空前殘忍的“鐵壁合圍”大掃蕩。1942年6月2日隨部隊在山西遼縣太行新聞烈士紀念碑南艾附近十字嶺突圍時被敵包圍，在戰鬥中肖炳焜英勇犧牲，年僅二十八歲。 ^[22] 

黃剛培（1913-1942），江西省臨川縣秋溪人。1937年秋抗戰全面爆發後，轉入貴陽復旦大夏第二聯合大學讀書，次年春復旦大夏分立後，繼續留在貴陽大夏學習。1941年1月，在“皖南事變”中被俘，化名伍國才。囚入上饒集中營。因對敵鬥爭堅決，被獄中黨支部吸收為秘密黨員。1942年6月16日，赤石暴動前夕,被秘密殺害於福建大安，年僅29歲。

蔣松林，原名蔣文華。江蘇南通人。三十年代中期在江蘇省立南通中學參加中國共產黨。高中畢業後，考入上海之江大學。1940年秋，轉入大夏大學教育學院學習，曾任中共大夏地下黨支部委員和書記。1942年夏根據黨組織關於創辦江淮大學的指示撤退到蘇皖邊區抗日根據地。江大宣告結束後，繼續留在根據地從事中學教育工作。1947年新四軍北撤後，不幸被敵人“掃蕩隊”逮捕並殺害。

熊映楚（1905-1928），湖北黃梅人。1924年畢業於武昌中華大學附中。同年夏，進南京東南大學附中學習。1925年考入大夏大學攻讀理科。1928年2月被捕，同月19日在漢口英勇就義，年僅23歲。

譚雨文，又名李福榮。三十年代中期考入大夏大學學習。1943年夏初，在縣城被日寇巡邏隊逮捕入獄。越獄途中慘遭殺害。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