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夢麟

1886年1月20日，生於浙江餘姚蔣村。出生時他父親夢見一隻熊來到他家，便給他起名夢熊。

1892年入私塾。

蔣夢麟(2張)

1898年，入紹興中西學堂，蔡元培正好是那裏的“監督”（相當於校長）。

1899年隨家遷往上海，入天主教學校讀英文。

1900年，因義和團運動起，舉家遷回餘姚，在餘姚城某校習英文、算術。

1901年，到杭州一教會學校習英文，後因學潮全體學生離校。

1902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學堂（前身為求是學院），因鬧學潮被列入黑名單，改名夢麟。。

1903年入浙江高等學堂（浙江大學前身）學習，次年中秀才。

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學。

1908年8月赴美留學。

1909年2月，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先習農學，後轉學教育 ^[1]  。

1912年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畢業，隨後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杜威，攻讀哲學和教育學 ^[1]  。

1917年3月，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在商務印書館擔任《教育雜誌》編輯和《新教育》雜誌主編，並協助孫中山制定實業計劃。

1919年初，蔣夢麟被聘為北京大學教育系教授。五四運動爆發後，受蔡元培委託，代理北大校長。同年9月，蔡元培返回北大，聘他為教育學教授兼總務長。

1920年，五四運動一週年之際，與胡適共同發表《我們對學生的希望》。

1920年10月，蔡元培出國考察，蔣夢麟再次代理北大校務。

1923年，蔡元培因教育總長彭允彝干涉司法、蹂躪人權而羞與為伍、憤然辭職，蔣夢麟第三次擔任代理校長職務。

1924年11月，蔣夢麟在《晨報》發表《知識階級的責任問題》，進一步討論了學術與政治的關係。

1926年，“三一八慘案”爆發，4月，北方政局出現變化，蔣夢麟被北洋軍閥列入黑名單，他只好離開北大逃到東交民巷躲在六國飯店長達三個月。之後悄悄離京出走，奔向南方。同年秋天，抵達上海。

1927年，出任浙江臨時政治會議委員兼秘書長，8月，任國立第三中山大學（1928年改為國立浙江大學）校長。

1928年，接替蔡元培出任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大學院改為教育部後，為中華民國第一任教育部長。任內製定並頒佈《大學組織法》，取消單科大學的設置，整頓無良的私立大學，遏制住濫設大學及以教育謀取不義之財的現象。

1929年5月——1930年6月，兼任浙江省立高級中學（商科）校長（建國後改名杭州商業學校，即浙江工商大學）。

1930年12月，受蔣介石之聘，正式出任北大校長。調整北大原有體制，明確提出“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的方針。取消評議會，改設校務會議為學校最高權力機關。實行教授專任制度，辭舊聘新，打破終身教授，遭到非議，卻建立了一個有效率的行政體制。

1935年11月，與北平各大學校長教授聯名發表宣言，斥責冀東偽政府，反對華北“自治運動”。遭日本憲兵挾持，後被釋放。

1937年在平津陷落後，北京大學奉國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南遷長沙，與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合併組成長沙臨時大學。蔣夢麟與梅貽琦、張伯苓組成籌委會主持校務。 ^[2] 

1937年12月，到漢口向國民政府領導人蔣介石建議，把臨時大學遷往昆明。 ^[2] 

1938年2月，從長沙飛到香港，然後搭法國郵船到越南的海防，從海防搭火車到河內，再由河內乘滇越鐵路火車到達昆明，投入新校址的籌建工作。 ^[2] 

1938年4月，臨時大學由長沙遷到昆明，改名為西南聯大，由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組成的常務委員會來主持校務。 ^[2]  凡遇到與清華爭利益時，蔣夢麟總是顧全大局選擇退讓，成就了西南聯大，但也招致很多北大教授的不滿。

1944年，即將復員北平的北大，開始“倒蔣舉胡”風潮，蔣夢麟的老友傅斯年、周炳琳也是“倒蔣”的一分子，希望請尚在美國的胡適來擔任校長。

1945年6月出任行政院秘書長。 ^[3] 

1945年8月，蔣夢麟辭去北京大學校長，同時退出西南聯大，由胡適繼任。

1947年後，隨宋子文辭職而從行政院辭職。 ^[3] 

1948年，受命出任由中美兩國政府新成立的“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3] 

1949年去台灣，主持“農業復興委員會”。由於農復會的推動和領導，台灣在20世紀50年代順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和鄉村中農會的改組，並利用美國政府提供的財政支援，使台灣的農業完成了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換。 ^[3] 

1951年，率先提出人口節育問題。 ^[3] 

1958年，因為台灣農村的復興作出的貢獻獲得菲律賓政府頒發的“麥賽賽獎”。 ^[3] 

1959年，呼籲“讓我們面對日益迫切的台灣人口問題”，主張節育、限制人口增長，遭到指責、誹謗和謾罵。 ^[3] 

1964年6月19日，因肝癌病逝於台灣台北，終年78歲。

《西潮》（英文自傳，後譯為中文）

《孟鄰文存》

《談學問》

《文化的交流與思想的演進》

《新潮》 ^[3] 

《中國教育原則之研究》（博士論文）

《高等學術為教育之基礎》

《過渡時代之思想與教育》

《個人之價值與教育之關係》

《世界大戰後吾國教育之注重點》

《改變人生的態度》

《和平與教育》

《新舊與調和》等

蔣夢麟指出，教育是一門科學，但它不屬於純粹科學或基礎科學，而屬於實踐科學或應用科學。它不能離其他科學而獨立。他指出了三個方面：1、教育為全生之科學。目的在享受人生之完滿幸滿，或達到人類生活之豐富。2、教育為利羣之科學。利羣是達到全生目的的方法，即儒家所説：“明德新民”、“己欲立而立人”。3、教育為複雜之科學。教育以人生為主體，而人生不論個人或社會，均有繁雜的學科需加研究。

蔣夢麟認為學術是社會進步、國家強盛的基礎，一個社會或國家之落後，其根本原因就在科學、學術不發達。要使社會進化，首先就要提倡科學和學術。他指出中國傳統學術的三大弱點是：1、無系統；2、太重應用；3、太重古文字，知識不易普及。因此，他提出教育要改變這種弱點的方向是：1、重視“論理學”（即邏輯學）和科學之方法；2、提倡探究學問的精神上的興趣；3、革新文學。先求言文之接近，教育方能普及。他認為，教育既為複雜之科學，必有賴於他種科學，有賴於這些科學的高等學術之發明。

教育很難與政治相脱離。但蔣夢麟認為，教育對政治應採取分析和區別對待的態度，不能籠統地説“但管教育，不談政治”。關於政治，可以從兩方面看：一是政黨與政事，教育界不應當涉足與干涉，因為這類政治是經常變動的，若涉足於內，會影響教育和學校的穩定性；二是政論。這關係政治理論上的是非問題，應當辨明是非，主張正義，開展啓蒙，養成民主政治之習慣，這是教育責無旁貸的天職。因此，他認為教育決不是培養不問政治的書呆子。但是，從歷史的長河上看，政黨、政事之類的政治，終究是過眼煙雲，轉瞬即逝的歷史陳跡，而學術、文化，才有恆久的價值。政治又可區分為維持現狀者和從事改革者兩類，前者是保守的，持這種態度的人很多，從事教育的人不必參與；後者是改革或革命的，則有參與的價值，因為只有經過改革才能推動社會前進。總之，蔣夢麟認為，學者和知識分子應當展望未來，關注現實政治的重大問題，但卻不能忘記自身的本職，是繁榮科學、發展學術。若不在學術上站住腳，那就不配談什麼改革政治。

蔣夢麟指出，個人的價值在於他的天賦與秉性之中，教育的目的就是尊重這種價值，讓每個人的特性發展到極致。智育、體育和美育的作用，就是要使“我能思，則極我之能而發展我之思力至其極。我身體能發育，則極我之能而發展我之體力至其極。我能好美術，則極我之能而培養我之美感至其極。我能愛人，則極我之能而發展我之愛情至其極”。他還説，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人類社會才有自由、平等、民權、共和、選舉權、代議制和言論自由等制度設計。否則，統治者就會“視萬民若羣羊，用牧民政策足矣。何所用其‘言論自由’？何所用其‘選舉權’乎？”因為在專制制度下，老百姓僅僅是一羣羊：羊肥了，牧人就會殺而食之，於是就出現暴政；暴政日久，必然會導致羊瘦，於是牧人就繼續放牧，推行仁政。這就是中國歷史一治一亂的根本原因。蔣夢麟認為，要改變這種“羊肥而食”、“羊瘠而牧”的循環，就必須推行民主政治。他指出，牧民政治的反面是平民主義政治或曰民權主義政治。這種政治的目的是要增進平民的能力和知識，使每一個人都養成健全的人格。只有這樣，社會才能不斷進步，和平才有真正保障。

他指出：中國的教育，是牧民政治的教育；要改為平民主義教育，必須從三個方面去努力。第一，要“養成獨立不移之精神”，改變過去那種萎靡不振、依賴成性的惡習。第二，要“養成健全之人格”，改變以往“好學者讀書，讀書愈多，而身體愈弱”的傳統。第三，要“養成精確明晰之思考力”，改變平時“凡遇一事，或出於武斷，或奴於成見，或出於感情”的毛病和喜歡用“差不多”來判斷事物的習慣。在這篇文章中，蔣夢麟還分析了中國社會進步應該採取的三項措施：一要改良起居；二要修築道路，振興實業；三要獎勵並推進學術。

為了進一步説明如何才能推動學術進步，他還用經商和做人作比：“夫對於金錢不忠實，不可以為商。對於行為不忠實，不可以為人。對於知識不忠實，其可以言學術乎？”因此，“欲求學術之發達，必先養成知識的忠實”。養成對知識的忠實，是做學問的最基本的要求。胡適所謂“有一分證據，説一分話”，也是這個意思。蔣夢麟總結道：“以正義為先導，以養成健全之個人進化的社會為後盾，張旗鳴鼓，勇猛前進，此即所謂為和平而戰也。戰而勝，則平民主義由是而生存，真正和平由是而永保。和平與教育之關係，如是如是。”

面對倡導職業教育的社會思潮，蔣夢麟非常冷靜。他認為職業教育固然需要，但如果以為除了職業教育之外就沒有其他教育，或者説所謂教育就是職業教育，那就大錯特錯了。為了糾正這種錯誤認識，他指出：教育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國家有問題，故有國家教育。社會有問題，故有社會教育。個人有問題，故有個人教育。職業有問題，故有職業教育”。如果有關問題不能解決，那就是教育的失敗。從這個意義上説，所謂職業教育，不過是教人“操一技之長而藉以求適當之生活也”。但是，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在職業問題之外還有許多問題，它最終還需要通過文化教育來解決，這就是普通學校應該承擔的功能。因此職業教育並不是教育的全部，而是其中一部分。

尊重個人價值，發展個人天賦之特性，是蔣夢麟教育思想的核心。蔣夢麟認為：共和國的作用，就是尊重並保護個人價值；教育的目的，則是為了發展個性，培養特長，進一步增加個人價值。為此，就必須對教育學有所研究。他指出，作為一種實踐性很強的學科，教育學分為“個人”與“社會”兩大部分：就個人而言，為了滿足“發展個性”的需要，它要涉及生理學、遺傳學、衞生學、心理學、論理（邏輯）學、美學等諸多學科；從社會來看，為了滿足“發展人羣”的需要，它又涉及人種學、歷史學、地理學、倫理學、政治學等許多領域；此外，無論個人還是社會，都離不開自然界，因此教育學還涉及生物學、動物學、植物學和物理化學等其他科學。因此他説：“有真學術，而後始有真教育，有真學問家，而後始有真教育家……無大教育家出，而欲解決中國教育之根本問題，是亦終不可能也。”這裏所謂大教育家，顯然是通曉各門學科的通博之士，“不通博乎此，則不可以研究教育”。

蔣夢麟特別強調個性教育的中心地位，他認為強調，新教育就是要培養“活潑潑的個人”，需要：1、養成獨立不移之精神；2、養成健全之人格；3、養成精確明晰之思考力。

蔣夢麟認為，教育的目的就是為了讓每一個人“享受人生所賜予之完滿幸福”，要享受這種幸福，還需要社會的開明和進步。因此他説：一方面，個人生活的豐富程度與社會的開明進步成正比，“社會愈開明，則個人之生活愈豐富”；另一方面，健全的社會又需要健全的個人來組成。他主張社會進步需要具備三個條件：一是社會的文明能天天增加；二是社會的“肚量”能包容新學説新思想；三是大多數人民，能具有享受文化的權利，而這種權利又來自教育的普及。與此同時，他認為社會的進步與每一個人密切相關。個人要推動社會進步，首先要有負責任的能力，這種能力的基礎有二：“一曰能行，二曰能思。所謂能思者，養成清楚之頭腦，並有肝膽説出其思想。所謂能行者，做事擔得起責任，把肩膀直起來，萬斤擔子我來當。夫如是，始能增加文化，生出新思想。致使大多數人民能享文化之權利。”

原配：孫玉書（兩人有三子一女）

第二任妻子：陶曾谷（亡友高仁山遺孀）

第三任妻子：徐賢樂

長子：蔣仁宇

次子：蔣仁淵

三子：蔣仁浩

女兒：蔣燕華

1916年陳獨秀擔任北大文學院長，極力推動文學革命。蔣夢麟與陳獨秀儘管政治主張不同，相處得倒也不錯。他倆都是前清的秀才。秀才有兩種：一種是考八股時進的秀才，稱為八股秀才；八股廢掉後改考策論，稱為策論秀才，好像也沒有八股秀才值錢了。蔣夢麟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有一次陳獨秀問我：“唉！你這個秀才是什麼秀才？”“我這個秀才是策論秀才。”他説：“那你這個秀才不值錢，我是考八股時進的八股秀才。”我就向他作了一個揖，説：“失敬，失敬。你是前輩老先生，的確你這個八股秀才比我這個策論秀才值錢。”在蔣夢麟看來，陳獨秀“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這一點很對蔣夢麟的脾氣：“我們兩個人，有一個相似的習慣，在參加筵席宴會的時候，一坐下來，我們總愛把冷盤或第一、二道菜儘量地吃，等到好菜來時，我們已經吃飽了。所以大家説笑話，稱我們這兩個急性子，‘同病相憐’。”

儘管這對“同病相憐”的朋友，後來在政治道路上南轅北轍越走越遠，但當陳獨秀遇到危險時，蔣夢麟還是毫不含糊地救了他。有一天，蔣接到警察廳一位朋友的電話，説：“我們要捉你的朋友（指陳獨秀）了，你通知他一聲，早點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蔣夢麟便趕緊和一個學生跑到陳住的地方，叫他馬上逃走。於是由李大釗陪陳獨秀坐了騾車從小路逃到天津。

1918年秋風輕拂着故都的時節，毛澤東帶了23個湖南青年進京，為的是組織赴法勤工儉學的事。到京後，他把他們安排到北京大學、長辛店、保定等處的留法預備班，他自己卻既不想去法國留學，也不想進大學讀書，他一向推崇的是自學。但總得找一份工作以資餬口啊。他暫住在鼓樓後豆腐池衚衕北大教授楊昌濟，即他後來的岳父家裏。通過楊昌濟，毛澤東得到了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的引薦，得到了一份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在第二閲覽室管理15種中外報紙，登記新到的報刊和閲覽者的姓名。毛澤東對這份工作十分滿意，後來在延安的窯洞裏尤對斯諾津津樂道。他不但每月有了收入，而且得以大量閲讀各種新奇的書刊，更可以結識北大的名流和來自各地的有志青年。陳獨秀、胡適、張國燾都是那個時候認識的。工作之餘，他還有機會跑到天安門廣場，聆聽李大釗演講《庶民的勝利》。

蔣夢麟在晚年所寫的《談中國新文藝運動》中這樣回憶道：“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當書記，是在我代理校長的時期。有一天，李守常跑到校長室來説，毛澤東沒有飯吃，怎麼辦？我説，為什麼不讓他仍舊辦合作社？他説不行，都破了產。我説那麼圖書館有沒有事？給他一個職位好啦。他説圖書館倒可以給他一個書記的職位。於是我拿起筆來寫了一張條子：派毛澤東為圖書館書記，月薪十七元。”

關於這件事，蔣夢麟還説過：有一次，英國一位議員來華，他聽到了這個我不甚願意講的故事，就説：“那時候你給他十七元、十八元或十九元，總之只是十幾元，如果你那時候多給他一點錢，也許毛澤東就不會變成共產黨了。”我説那也難説，好多有錢的人不是也變成了共產黨了嗎？

蔣夢麟和高仁山是莫逆之交，陶曾谷是高仁山的遺孀。1928年，由於政治嫌疑，高仁山被奉系軍閥戕殺於天橋刑場。高仁山遇害之後，蔣夢麟同情陶曾谷的淒涼處境，對她呵護有加，照顧備至。不久，蔣夢麟出任國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部長，陶曾谷成為他的秘書。日久生情，二人墜入愛河。蔣夢麟宣佈要同陶曾谷結婚，他向親朋好友宣稱，之所以要和陶曾谷結合，完全是為了盡朋友之間的義務，這一説辭成為當時知識界的一大笑談。胡適夫人江冬秀就一直反對胡適為蔣夢麟、陶曾谷證婚，認為蔣夢麟因陶曾谷而與原配孫玉書離異，有虧於道德，到了結婚當天還把大門鎖上，不讓胡適去參加婚禮。胡適最終只能跳窗“脱逃”，成其美事。蔣夢麟與陶曾谷結婚後，夫妻感情倒是相當和諧，婚姻生活也算美滿。

由於陶曾谷在為人處事上存在一些欠缺，這段婚姻並沒有給蔣夢麟帶來多少幫助。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1944年北京大學“倒蔣迎胡”，反對蔣夢麟繼續擔任校長。抗戰時期，北京大學內遷，與清華、南開共同組建西南聯合大學，作為聯大常委的蔣夢麟雖然盡心盡力，但是依然對北京大學寄予厚望，希圖在抗戰勝利後重新復興北大，振興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然而正當他躊躇滿志，準備在覆校的北大大展宏圖時，北京大學卻出現了一股反對他繼任北大校長的勢力，包括他的老友傅斯年、周炳琳等一些知名教授。這些人反對蔣夢麟，固然是因為他以行政院秘書長兼任北大校長與當時大學校長不得兼任政府官員的規定不符，但是據知情人講“他的夫人與多位談不來”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傅斯年也承認蔣夢麟“與北大教授感情不算融洽，總是陶曾谷女士的‘貢獻’”。因為妻子的緣故而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負，這是蔣夢麟的一大遺憾。

1958年陶曾谷去世後，蔣夢麟與女兒女婿一家生活在一起。起初兩年，雖有不少人説媒，蔣夢麟卻不為所動，1960年蔣夢麟初見徐賢樂，便着了魔，繳了械。徐賢樂一直追求者甚眾，曾經嫁給楊傑，結婚7個月後，兩個人便因為金錢問題，以離婚收場。徐賢樂認識蔣夢麟時，她雖已年過半百，但風韻猶存。

蔣夢麟的朋友們非常着急，老友胡適一直站在蔣夢麟這邊，這一次，他也投了反對票。胡適住在醫院，就寫信勸説蔣夢麟，還為蔣夢麟支着兒，張羣、陳誠等蔣夢麟的政界朋友也是紛紛表達了對婚事的異議。

陳誠直截了當地告訴蔣夢麟：“我的太太接到蔣夫人（宋美齡）——第一夫人的電話，她堅決反對你跟這位徐小姐結婚，我的太太也反對，都要我轉告於你。如果你一定要和她結婚，那麼我們以後不能見面了，至少，你的夫人我們是不能見面了。”

蔣夢麟猶豫了，1961年7月11日，蔣夢麟去看望胡適，一進病房他説：“孩子不聽話，醫生要你住在城裏，你不聽醫生的話，又搬回南港了。你給我的信，我已聽了你的話了。現在我説的話，你也要聽了？”蔣夢麟對胡適信誓旦旦，説自己會取消婚禮，然而一個星期之後，胡適知道了一個消息，蔣夢麟居然舉行婚禮了。

1962年年底，蔣夢麟不小心傷了腳住院治療，住院未久，徐賢樂便心生不滿，於1963年1月19日藉口回家做年糕，將自己原在蔣家的户口遷了出去，並且把行李也搬回了自己原來在“中央信託局”的宿舍。蔣夢麟傷愈出院，徐賢樂已經不知去向。徐賢樂的所作所為令蔣夢麟再也不能容忍。1963年1月23日，他委託婚禮的證婚人、台灣有名的大律師端木愷致信徐賢樂，表示“由於兩人的生活習慣、思想志趣無一相同，相處愈久，隔閡愈深，此次折骨就醫，彼此意見更多不合”，經多日考慮後“決定分居”，但是可以每月給徐賢樂新台幣3000元。這一提議遭到了徐賢樂的拒絕。2月8日，蔣夢麟再經端木愷發出第二封信，指責徐賢樂擅自領去其應得之利息、股息。4月10日，蔣夢麟正式以“不堪徐娘虐待之苦”向台北地方法院正式請求離婚，繼而又專門舉行記者招待會。

此時蔣夢麟已是風燭殘年，腿傷未愈，體質孱弱，接受媒體採訪時，他當場老淚縱橫：“我堅決要和徐女士離婚，我有道理，也有原因的。我已是望百之年的老人了，在社會上做了幾十年的事，也不是小孩子，豈會這麼容易受人挑撥？”“到現在一年多，我失望了，我受到人生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我痛苦的深淵，我深深地後悔沒有接受故友胡適先生（此時胡適已經去世）的忠告，才犯下了錯誤。我愧對故友，也應該有向故友認錯的勇氣，更要拿出勇氣來糾正錯誤。在經過親友調處不諧之後，才毅然向法院起訴請求離婚，以求法律的保障。”

對於蔣夢麟的這些做法，徐賢樂也不甘示弱。她以“我與蔣夢麟”為題不斷在報刊上發表文字，否認她與蔣夢麟已經構成了離婚的條件。徐賢樂的反訴條理清明，也不能不算離婚官司中的好文章。尤其對“侵瀆先室”的反駁，列舉出蔣先生當年婚中戀慕陶女士，與原配夫人分居，後陶女士下嫁原告，“故原告此所謂‘先室’究指何人，已滋異議”。對於蔣在離婚書中説“指責她趁着蔣開刀之際把存摺、股票、土地過户”，她的回答也算工整，用今天的話説，就是小兒女撒嬌之態：“當初你説的，你的東西都歸了我，所以我今天做的無非是照着你的意願做罷了。”

1964年1月23日，這場曠日持久、轟動台灣島的離婚官司，最終經人調解而息訟，蔣徐二人協議離婚，由蔣支付給徐贍養費50萬元。塵埃落定後僅僅半年，6月19日，蔣夢麟便因肝癌病逝，終年78歲。

“話説民國二十年一月，蔣夢麟先生受了政府的新任命，回到北大來做校長。他有中興北大的決心，又得到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研究合作費國幣一百萬元的援助，所以他能放手做去。向全國去挑選教授與研究人才。他是一個理想的校長，有魄力、有擔當，他對我們三個院長説：辭退舊人，我去做；選聘新人，你們去做。”（胡適評）

“我的朋友中，脾氣好的人也不少，但對於僕役等最客氣，而且從來不發脾氣的，我想只有夢鄰一個人。記得我們初到長沙去組織臨時大學的時候，我們合用一個寶慶的老兵，因為語言關係，往往詞不達意，我是一個性急的人，孟鄰先生看見那位寶慶的同胞做錯了事，或者是所做的剛好與我們的意願相反的時候，他的反應總是發笑，我卻在着急。純厚，同情，寬容是他的本性。”（葉公超評）

“學問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辦事卻比蔡先生高明”。（傅斯年評）

“孟鄰先生去世了，他留給我們的不僅是哀思，更是一個典範，一個現代中國人的典範。”（台灣《中央日報》評）

“以儒立身，以道處世，以墨治學，以西辦事。”（蔣復璁評）

“他尊重個人自由：凡個人行為之不涉及公眾權益者，他絕不過問或批評；凡他的同事在分層負責的範圍內所決定的事項，他從不挑剔或干預。他信服老莊的道理，對於屑細的是非之爭與成虧之辨看得很淡。因此他能夠超脱於複雜的人事糾紛之上。”（陳雪屏評）

“蔣夢麟先生在民國教育史上的地位僅次於蔡元培”。（吳湘相評）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蔣夢麟是一位頗有影響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教育家，蔣夢麟關於教育方面的論文，大部分寫於“五四”前後。他站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立場上，批判封建主義的“牧民教育”，反對德、日的軍國主義教育，提倡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平民主義教育。由於後來忙於北京大學的校務，他從事學術研究的時間減少了。但他在教育實踐中卻堅持貫徹他的教育思想。尤其是蔡元培關於大學教育的主張和“學術自由”的原則，他在北大任職期間更是謹記在心，遵照執行。他晚年在《新潮》一書中深情地回憶道：“著者大半光陰，在北京大學度過，在職之年，但知謹守蔡校長餘緒，把學術自由的風氣，維持不墮。” ^[2] 

對北京大學校史素有研究的北大教授陳平原説：“在歷史學家筆下，蔡元培的意義被無限誇大，以至於無意中壓抑了其他同樣功不可沒的校長。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蔡元培早年的學生蔣夢麟。”

1988年北大90週年校慶，曾出版過一本《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希望“以此來紀念北京大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貢獻”，但其中沒有收入蔣夢麟。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時，此書重新修訂出版，加入了有關蔣夢麟的文章。不過，有研究者仍在報怨：“前兩年北大校慶，居然很少見到蔣夢麟的名字。”

陳平原也表示遺憾：“很可惜，在大量有關北大的出版物上，蔣校長的地位相當尷尬……校方組織撰寫的校史中，稱蔣夢麟為‘典型的國民黨新官僚’，‘在北大是不得人心的’。”

蔡元培曾坦承：“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蔡校長在職而不在校期間，代為處理行政事務的，經常是蔣夢麟。除了長期擔任總務長，他更三度代行校長職權，以致當時就有人評價：“這五六年來的北大校長，與其説是蔡元培，不如説是蔣夢麟。”

蔣夢麟故居位於浙江省餘姚市黃家埠鎮華家村後蔣自然村，坐北朝南，原由門廳、正屋、兩側廂房及後灶屋組成，現僅存正屋五間。當地政府於2010年10月開始對蔣夢麟故居進行修繕，同時重建了東西廂房、圍牆、庭院等建築。修繕後的蔣夢麟故居還原了他在《西潮》中描述的“故居環境幽雅，小橋、流水、修竹、河埠”的場景。

作為北京大學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校長，蔣夢麟把一生的大部精力投之於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和北大的建設。他把營造學術中心，作為治理北大的理想目標，長期堅持“兼容幷包、思想自由”的方針，維護北大的基本傳統，在上世紀的20-40年代，鑄就了北大和“西南聯大”的幾度輝煌，並在國內外發生重大影響。

蔣夢麟發展了教授治校的原則。他吸取美國一些大學的管理經驗，強調層層分工，各司其職。他提出“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的管理方針。原屬各學院的教務和事務等工作，改由學校秘書處和課業處負責，改變了過去教授兼任各種事務的現象，使教授得以專心治學與教學。同時，他嚴格限制教師在校外兼課，使教授有充分時間研究和積蓄學問。此外，北大在蔣夢麟的具體實施中於1920年便首倡了評議會（司立法）和行政會議（司行政），使眾多教授在教學、學術研究和學校大改方針上發表意見，發揮積極作用，以利於更好地貫徹教授治校的原則。

從20年代初至30年代，蔣夢麟與蔡元培、胡適、傅斯年等人一道，艱苦地致力於北大中興，使北大由亂到治，由衰至興，逐步成為全國學術之中心。使北大人才雲集，學術繁榮，推動教學與研究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一些教授的科研成果已在國內外學術界處領先地位，並且逐年培養出大批高質量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