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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大學
(中國上海大同大學 1912年3月-1952年10月)
鎖定
大同大學(Utopia University)位於上海,是民國時期一所著名的綜合性私立大學,尤以“理工”著稱,在其四十年的大學歷史中,一直是上海乃至全國私立大學中的翹楚,素有“北有南開、南有大同”之説。
1912年3月19日,胡敦復和他的立達學社同仁募捐私款在上海創辦了大同學院(Utopia School),是辛亥革命後中國第一所私立大學。“大同”,系取義《禮記·禮運篇》中“天下為公,是為大同”之意,以“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為校銘,以“研究學術,明體達用”為宗旨。胡敦復兩度出任校長(包括首任)長達20餘年。大同在國內首倡男女同校同班,率先採用學分制與選科制,擁有中國最早的近代物理實驗室,聘請了中國第一個留美的數學博士。大同(含附中)共培養出了30多名兩院院士。
1922年9月,大同學院被政府立案,改稱大同大學,為私立性質。大同於1928年開始創辦附中,至1939年又分附中一院和二院,其分別是以後上海大同中學和五四中學的前身。至1940年代,大同大學已發展有文學院、理學院、商學院、工學院四個學院,下設文學、哲學教育、史地政治、數學、物理、化學、經濟、工商管理、會計、銀行、機械工程、電機工程、土木工程、化學工程十四個系。至1948年,大同大學部學生已逾2700人,中學部學生逾2500人,在當時上海公立和私立學校中佔第一位。
- 中文名
- 大同大學
- 外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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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opia University(英文譯名)
La Universitato Utopia(另用世界語譯名) - 簡 稱
- 大同
- 創辦時間
- 1912年3月19日
- 創辦人
- 以胡敦復為首的立達學社同仁
- 辦學性質
- 私立大學
- 學校類別
- 綜合
- 院系設置
- 文學院、理學院、商學院、工學院,共計14個學系
- 校 訓
- 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大同大學歷史沿革
1911年6月,北京清華學堂(清華大學前身)教師胡敦復、平海瀾、朱香晚、吳在淵、顧珊臣、鬱少華、張季源、顧養吾、華綰言、周潤初、趙師曾等11人,組織立達學社。旨在興辦教育,培養人才。社長鬍敦復。11月,因不滿清華學堂外國主事者的辦學方式,相繼來滬籌辦學校。
1912年3月19日(此日以後便成為大同的校慶日),即胡敦復生日當天,立達學社同仁捐款在上海南市肇周路南陽裏租屋,創辦大同學院作為同仁講學勵志之所,以“研究學術,明體達用”為宗旨。校名取義於《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是謂大同。”校銘為“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此亦為“大學之道”。大同是辛亥革命後中國最早成立的私立大學。首批學生80餘人,其中大部分是原清華學堂學生,因不滿洋化教育而隨師來滬。當年招收學生91人。開創之初,全校教職員十餘人。由立達學社社長鬍敦復親任院長,平海瀾任教務長。校董會先後由馬相伯、蔡元培、範源濂、吳稚暉、楊杏佛、胡敦復、胡剛復、竺可楨、趙祖康、沈尹默等28人組成等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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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設普通科和預科,開國文、數學、物理、化學、英文等課程,學生可根據文化程度自由選讀。普通科設高、初中(高中2年,初中4年),預科設文、理科(均2年)。為了積累資金,擴大辦學規模,胡敦復和社員們約定,在大同教書和辦公不取分文報酬,個人生計靠在外兼課解決,就這樣他們還將微薄收入的20%、甚至更多捐給大同。立達學社同仁一年之內,將薪金全部捐納作為辦學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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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大同學院靠學費加上社員們的捐薪,有了一定積累,於是在肇周南路附近的車站路(今南車站路)北首購地10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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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校舍。翌年,教學樓與宿舍樓相繼竣工。數年後,又購地8畝,毗鄰原址,新造禮堂,增建宿舍,使校園初具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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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月,大同學院遷入南車站路401號自建校舍上課,有學生126人。
1921年春,增設大學文科和理科。
1922年9月,大同學院被北洋政府立案,改稱大同大學,為私立性質,有學生563人,增設商科、教育科及大學預科。大同在國內首倡男女同校同班,率先採用學分制與選科制,以校風整肅著稱。它還擁有現代中國最早的近代物理實驗室,聘請了中國第一個留美的數學博士。大同一校,日後能出39名兩院院士,與其一貫重視通識教育有內在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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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增設測繪專修科(開設一期)。同年9月,大學部文理商各科改為文、理、商三個學院,文學院設文學、教育、政治3學系;理學院設數學、物理、化學3學系;商學院設經濟、會計、商業3學系,分普通科為高中、初中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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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2月12日,立達學社會議決定:立達學社社長不得並任校長;校長不得並任立達學社社長。通過校董會組織大綱。擬聘校董:馬相伯、吳稚暉、蔡元培、胡孟喜、楊蔭杭、張澹如、楊杏佛、陸伯鴻、趙晉卿、徐新六、張菊生。票選社員為校董:葉上之、平海瀾、朱香晚、華綰言、吳在淵、胡剛復、胡憲生、曹惠羣。8月5日,立達學社票舉朱香晚為社長。同年,胡敦復辭去校長職務,推選曹惠羣為校長。私立大同大學實行校董事制。校長之上設立校董會,目的在於“為大同大學設立者立達學社之代表負經營大同大學全責”。 校董定額為十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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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大同大學南車站路校址擴至110餘畝,先後落成大禮堂、圖書館、體育館、科學實驗室、學生宿舍等17座建築,擁有運動場、綠地等,建築頗具規模,圖書儀器充實完備,學生人數近千人,教育事業大有發展。
1932年2月6日,上海市教育局准予中學部立案,改稱附屬中學,除教室、宿舍分開外,行政和經費仍與大學統一辦理,大學預科停辦。
1934年8月15日,上海市教育局與國立交通大學、私立大同大學合辦本市中等學校理科教員暑期講習班當日結束。講習科目分算學、生物、物理、地學四組,講習內容注重各科之發展及教法、教材、實驗與設備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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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三十年之上海教育》對大同大學的評價:“該校辦理,處處經濟,絕不浪費。教員刻苦耐勞,精神貫注,學生樸素好學,教師輔導學生自動研究,尤為可貴”。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大同根據國家建設需要,增設工學院,先辦電機工程學系、化學工程學系。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大同大學已是滬上學科門類較齊全,頗具規模的知名私立大學。由胡明覆、胡剛復、吳在淵領銜的數、理及電機系蜚聲學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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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28日,日機轟炸高昌廟江邊碼頭一帶,又炸燬南火車站,大同部分校舍被炸(後來原校址被日軍佔為養馬場)。9月19日,復旦、大同等4所大學商議設聯合大學內遷,教育部准予遷校。9月下旬,大同退出聯大,在滬開學。10月,華界淪陷,大同被迫從南市遷至租界,借中國無線電工程學校及位育小學繼續上課。大同師生沒有經濟實力轉移到後方,胡敦復只好率領部分師生留守孤島上海,再次依靠立達學社社友員、團結廣大師生員工,在學校董事會的支持下,開始了第二次艱苦的創業歷程,使“大同”獲得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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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工學院增設土木工程學系。1938年9月,租用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律師公會大廈為臨時校舍。中學部979人,大學部850人。後大學部改借公共租界光夏中學校舍。1939年9月,新閘路新校舍建成,並附設附中二院(高中部),律師公會校址稱附中一院(初中部)。
1945年11月,校長鬍敦復辭職,校董會推胡剛復為校長。11月3日,胡剛復由渝飛滬到校視事。
1946年6月20日,大同大學暨附中召開學生代表大會,成立大同反內戰委員會。決定立即停課7天,延期考試,進行反內戰宣傳。200餘名武裝警察前往圍攻毆打大同學生。22日,學生舉行反內戰演講會,提出“考試可以延期,和平不能耽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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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49年上海解放時,大同大學共有四個學院、十四個學系,即文學院,下設文學系、哲學教育學系、史地政治學系;理學院,下設數學系、物理學系、化學系;商學院,下設經濟學系、會計學系、工商管理學系、銀行學系;工學院,下設機械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土木工程學系、化學工程學系。外加英文、數理兩個專修科。大同以培養理工人才為主,曾以理科而著稱於國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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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校長鬍剛復北上(1950年辭去校長),由秘書長平海瀾擔任代理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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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春,史地政治系及英文、數學專修科等停辦,哲學教育系改稱教育系。2月25日,大同校董會與校務委員會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推請平海瀾繼任校長。同年,成立政治教學委員會,下設社會發展史及新民主主義論、政治經濟學兩個教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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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2月,中共蓬萊區委調聞人馨來校任黨支部書記、政治教師。
1951年秋,文學院撤銷,文學系併入聖約翰大學。
1952年5月,華東毛澤東思想學習委員會所派幹部李佐長出任大同大學黨委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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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秋,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大同大學被取消建制,商學院(經濟系、銀行系、工商管理系、會計系)併入上海財政經濟學院(現上海財經大學),理學院(數學系、物理系、化學系)併入復旦大學,教育系、物理系(部分教師)併入華東師範大學,土木系併入同濟大學,機械系、電機系併入交通大學(現西安交通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化工系、化學系(部分資源)以及該校所有職工併入華東化工學院(現華東理工大學),原校長平海瀾轉任華東師範大學教授,理學院原院長戴豈心教授調入上海水產學院(現上海海洋大學)。上海市檔案館保存了大同大學的檔案全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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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大同大學創辦人、兩度出任校長長達20餘年的胡敦復已過花甲之年,在上海解放前夕應兒子之邀去台灣休養,後接受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之聘出任客座教授,1962年在該校退休。晚年的胡校長,力圖在台灣和美國恢復大同大學,但始終未果。1978年12月1日,他帶着“淡淡的遺憾”,平靜地離開了人世,終年92歲,安葬在西雅圖華興利長青公墓。在生命最後的日子裏,曾有人看見,他獨自坐在正午的窗前,拿着一張大同創辦初期教工合影的黑白照片,用手指摩挲了一遍又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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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大學百年紀念
中國知識分子創辦的大同大學
◎1912年3月,胡敦復等人在上海創辦大同學院,到如今,大同已經走過了整整一個世紀的風雨歷程。在其四十年的大學歷史中,大同一直是上海乃至全國私立大學中的翹楚,素有“北有南開、南有大同”之説。
◎1920年代的教育部報告稱:“綜合言之,此次視察六校(復旦、滬江、大同、大夏、光華、暨南),……據視察結果,辦學精神,極為貫注者,為大同、滬江二校。理學院辦理較有成績者,亦為滬江、大同二校。……”
◎1922年大同學院正式立案並改稱大同大學。經過第二次立案後,私立大同大學的行政體系逐步完善,院系設置基本成型,進入繁榮時期。
◎1928年起,大同大學已經成為中國第一流私立大學,大學科有文學院、理學院與商學院,下設九系,普通科有高中、初中兩部,全校佔地90畝,大的建築物15座,有學生八百餘人。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大同大學毅然創辦工學院,下設電機、土木、化工三系,1948年添設機械工程系。至1948年,大同大學部學生已逾2700人,中學部學生逾2500人,為滬上私立大學榜首。從1941年至1952年,工學院共畢業學生2228人,這些人後來成了國家建設的棟樑之才。從大同學校走出來的兩院院士就有39位。
大同建校時的校址界碑保存在上海市大同中學校史博物館(2張)
民國學校的類型多樣,創辦人的教育背景與社會經歷亦各異。上海大同大學是一所由中國知識分子自己創辦的學府。大同大學的創立,有其深厚的社會基礎與人文積澱,以胡敦復為首的大同創始者,大多源自江南世家、詩禮之族,潛移默化,傳承沿襲,秉承悠久的士大夫辦學傳統;但同時也彰顯了時代的演進,他們中大多數人有出海留洋、就讀於歐美名校的經歷,頗具世界視野,深得西方辦學的精髓。出入中西之間,兼通新舊之學,所以自辦的大同大學,格局與氣象非同一般。
立達學社與大同大學
清王朝覆滅,民國創立,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民國元年(1912),在上海陸續湧現了一些新式學校,大同學院(1922年改稱大同大學)即為其中的一所。大同學院創辦之前,上海已經有不少各類性質的學校。翻閲商務印書館所編、民國元年出版的《上海指南》,其中列舉了7所“大學校”,分別是:南洋大學、中國公學、復旦公學、震旦大學院、神州大學、聖約翰大學堂、浸會大學堂。還有一批中學校、師範學校、小學堂、幼稚園、女學校及其他各類學校。這一時期上海的學校,一般可分為兩類:一由傳教士或其他外國僑民開辦的學校;二由中國人自己所辦的學校。國人自辦的各類學校中,又有公立與私立之分,所謂公立學校,“是指公款籌辦並直接受上海地區教育局管轄的學校”。而私立學校,在經費上均需自給,但也要受教育局的監督。1912年3月胡敦復等人在上海南市創辦的大同學院,就是一所由中國人自辦的私立學校。據吳在淵的《大同大學創辦記》記載:“大同經費,向持不募捐款,不取官中津貼之旨,故全恃立達之補助,立達則仰給於社員。”
大同的創辦與一個叫“立達學社”的學術團體密切相關。1911年夏,在清華學堂任教的胡敦復與一批主要來自江南地區的教員朱香晚、華綰言、顧養吾、吳在淵、顧珊臣(丞)、周潤初、張季源、平海瀾、趙師曾、鬱少華諸人,有鑑於其時教育尚未發達,決定取《論語·雍也》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意,成立“立達”學社,以“自立立人,自達達人”為宗旨,推舉胡敦復為社長。
立達學社成立後,社員們講學勵志,非常關注時局,尤其關心通商都會上海的動態。由於遊美學務處和清華學堂的一些事務均受制於美國公使館,在教學方式與生活待遇上,中美教員之間也多有隔閡與差距。1911年秋,因不滿清華學堂外國主事者的辦學方式,胡敦復以不能遵辦辭職,離開清華來到上海。不久,武昌起義爆發,上海響應光復。立達學社其他社員相繼離京,與胡敦復會合於上海,他們在這裏積極籌建新學校。
胡敦復抵滬後,受老師馬相伯先生的特聘,赴復旦公學擔任教務長,同時,與立達學社成員保持密切聯繫。後因一瑣事引發復旦學生罷課,復旦校董會重組校務,胡敦復藉此離開,與立達學社成員專心致志籌辦自己的學院。經數次商討,立達學社同仁決定創辦大同學院,以“研究學術,明體達用”為宗旨,以“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為校銘。為何定“大同”為校名?據鬱少華在《大同大學校史》中的記載,“系取義禮記禮運篇,揭大同之意”。(《禮運·禮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是謂大同。)
在大同學院開辦前的1912年2月,立達學社存有224.548元。學校開辦後,費用上升,1912年7月,有一項“特別捐”即達1961元。此後,社員們投入的錢不斷增加,用於大同學院不斷增加的各筆開支。立達學社社員繳納的社費(社金)成為大同辦學初期資金的主要來源,對此,立達學社社員鬱少華後來回憶:“(大同)所有任教任職,均不支薪,其在他埠服務者,並以所得薪水百分之二十,為立達學社之經費,亦即為大同之經費,另以所得薪水百分之一,為社員應繳之社費,其在大同任職,同時在他處兼職者,所得之薪水亦如之。”社員們還把在其他地方其他學校任職的薪水拿出來作為立達學社的經費,也就是大同學院的經費。
從北京到上海,立達學社成就的最大一項事業就是創辦大同。早期立達學社的社員大多年富力強,最大的是朱香晚,44歲,最小的是顧珊臣,僅24歲。他們懷抱理想,準備在上海一展宏圖。立達學社的同仁一致推選胡敦復為校長,“資其學廣聞多,擘畫周密,以遂其素所志(主)張分科崇實之志”;而推年長的華綰言為教務、庶務員,“資其以身作則,德化諸生,以遂其素所主張以誠感人之道。”立達與大同密不可分,初期大同學院的教師,實際上大多數也就是立達學社的社員。
無錫胡氏家族的辦學淵源
胡敦復,來自江蘇無錫有着深厚人文底藴的江南世家,其先祖胡瑗(993—1059年),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蘇泰州)人,北宋名儒,也是一位教育家,世稱安定先生。宋景佑年間,胡瑗開始到蘇州一帶設學講授儒家經術,經范仲淹的引薦,胡瑗以布衣身份,得到仁宗召見,被授試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略陝西時,被舉薦為丹州(今宜川縣)推官。後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胡瑗在地方重教興學,卓有成效,名聲遠播。曾為太子中舍。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以太常博士致仕,歸老於家。後胡氏一支就定居於無錫。
胡瑗後代秉承家風,崇文重教。至胡瑗的第二十九世孫胡和梅,幼承家學,稟性仁厚,操行至清,急公好義。曾以恩貢生任桃源縣(今江蘇泗陽)教諭,清末被舉為江蘇諮議局議員。有子四,其中長子爾平(後改名壹修),次子爾霖(字雨人),三子爾洽(字合如),四子保如。胡壹修即為胡敦復之父。
大同中學的“大同院士牆”(5張)
紀錄片《大師:百年大同》(9張)
胡氏家族與大同的關係,從立達學社的成員構成與演變中也可窺知一二。自立達學社成立以來,雖陸續吸收了一些新社員,但選擇頗嚴,故入社者甚少。其社員變動情況如下:1912年,有王君宜、陳士辛、吳步雲、曹梁廈(惠羣)4人加入。1913年加入者,僅顧勗哉一人。以後十餘年,並無人加入。直至1927年,追認胡明覆為社員,並延請葉上之、胡憲生、胡剛復,及胡範若4人為社員。1937年又公議延請胡卓為社員。同年,還延請關實之、陶慰孫為社員。此後,無新社員加入。
四十餘年來,入社者總計只有24位,其中11位為最早一批社員,後陸續加入的僅13位,其中來自胡敦復家族的有:胡明覆、胡剛復、胡憲生、胡範若、胡卓5人,連胡敦覆在內共6位。換言之,立達學社24位社員中,胡氏家族成員佔了四分之一。其中,胡明覆、胡剛復為胡敦復弟弟,胡範若為胡敦復妹妹;胡憲生、胡卓為胡雨人的子女,即胡敦復的堂弟、堂妹。敦復、明覆、剛復與憲生等,曾相繼留學海外,而胡家的女兒如胡範若、胡卓等,也“均留學日本、美國,有聲於時”。
胡氏家族中的不少成員與子弟,或執教於大同,或就讀於大同。以1927年為例,胡敦復主持大同大學,成立校董會,推馬相伯為第一任董事長,呈請國民政府立案,當時文學院院長由胡憲生擔任,外國文學系主任由胡卓擔任,理學院院長為胡剛復,下設數學系,主任胡剛復兼,哲學教育系,則由胡敦復自任,其他家族成員也各有職務。此時大同大學,“規模大具,校謄蒸蒸日上”(楊愷齡:《胡敦復先生行述》,載無錫村前版《胡氏宗譜》,1998年刊印)。胡敦復、胡剛復、胡憲生的子女也大多就讀於大同。據胡新南迴憶:“小學畢業後我就跟父親回到上海,在上海的大同大學附中念初一。……我在大同高中畢業以後,也想去報考公立大學。記得那時我向繼母要錢去報名,她問我要錢做什麼用?我説要去報考清華大學,正在這時候,父親剛好走過來,問説:‘他要錢做什麼?’母親説:‘他要去考清華。’父親聽了就説:‘不要給他錢!’又很嚴肅地對我説:‘我自己辦的學校你不念,誰還去唸?’被父親這麼一説,我也就沒去成清華了,於是進入大同大學化學系就讀。”胡氏家族不少子弟的經歷與胡新南相似。這體現出胡敦復辦學的自信。
無錫胡氏家族與上海大同大學的創辦和發展有着密切的關係。
大同辦學的社會資源
鬱少華在《大同大學校史》中提到:“此締造艱難之大同,經數十年之經營努力,對於社會,略有貢獻。雖由於創辦人不辭勞瘁,培養孕育此赤子,然亦有賴於校內教職員之同心一德,及熱心贊助本校,如馬相伯及吳稚暉先生等指示提攜之功,並穆、竹二君協助之力也。”文中提到的馬相伯、吳稚暉,曾先後擔任大同大學校董會董事長,而“穆、竹二君”,穆指的是穆湘瑤(字恕齋),竹指的是竹淼生,他本身是大同學生,後任大同大學校董。
要辦好一所學校,背後的“社會資源”非常重要。隨着新資料的不斷髮現,與大同辦學有關的人與事,其內在聯繫也逐漸被揭示出來。從立達學社社員尤其是胡氏三兄弟的教育背景及主要社會經歷可以梳理出多條脈絡:
其一,近代上海學校發展的脈絡。胡敦復從小隨其叔胡雨人讀書,12歲到上海,先後從馬相伯、蔡元培諸名師遊,相繼就讀於南洋公學(後改稱交通大學)、震旦學院、復旦公學等,並在徐匯公學從馬相伯學拉丁文。胡敦復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豐富的社會經歷,“故中英文、數學之根基深厚,新舊學無所不通”(楊愷齡:《胡敦復先生行述》)。明覆、剛復也在很小的時候來到上海,均曾在南洋公學學習。後剛復入震旦,以“震旦預科”通過庚子賠款留美生考試,入哈佛大學。胡氏兄弟在上海所接受的這段教育,與晚清上海教育的格局有關,既有教會學校,也有國人自辦的學校,從徐匯公學到震旦學院,從南洋公學到復旦公學,這是上海早期新式教育涉及的幾所重要學校。胡氏兄弟從上海起步,相繼赴美國留學,其中胡敦復早些時候即獲得康奈爾大學學士學位,而明覆、剛復後均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三兄弟先後回到上海,從事他們的辦學活動和教學研究工作。他們在自辦大同大學的同時,後皆任交通大學教授。其中,胡敦復一度任復旦公學教務長,後兼任交通大學數學系教授、系主任,在交大任職長達15年(1930-1945年)。從某種程度上説,胡氏兄弟的經歷較完整地反映出近代上海學校發展的軌跡與歷程。
其二,近代留學生的脈絡。胡敦復於1907年留學美國康奈爾大學,攻讀天文、數學等學科。此時,正值清政府外務部以美國退還庚子賠款之錢款成立遊美學務處,並創辦遊美肄業館,招收優秀學生資送留美深造。胡敦復先是在遊美肄業館任教,後受聘為遊美學務處(設於北京清華園)教務長,負責招生事宜。不久,遊美學務處借北京清華園故址自辦一所留美預備學校即清華學堂(清華大學前身)。清華學堂成立後,胡敦復接任教務長。1909年8月,招考第一批赴美留學生,對象為二十歲以下的高中生,在美先讀一年預科,而後再去各大學就讀。這一批共錄取程義法、梅貽琦、程義藻、王璡、胡剛復、徐佩璜、張廷金等47名學子先行資送放洋赴美留學,胡敦復還陪同前去安排他們入學。第二批在1910年7月舉行,考取趙元任、竺可楨、胡適、胡達(明覆)、胡憲生、過探先、周象賢等70人,同年赴美留學。第三批是在1911年8月考試,考取梅光迪、陳長蘅、姜立夫、王賡、衞挺生、王求定等63位赴美深造。這些品學兼優的菁英,在美取得學位後回國,很多成為現代中國文化、科技各學術領域的開拓者或領導人。清華的這三批直接留美生共180人,其中,胡剛復、胡明覆為胡敦復的弟弟,胡憲生為胡敦復堂弟,過探先娶胡敦復堂妹胡竟英為妻,姜立夫娶胡敦復妹妹胡芷華為妻,他們與胡敦復關係緊密自不必説。而其他的一些留美學生,不少人與胡敦復也一直保持密切聯繫。
無論是近代上海學校的傳承體系,還是與胡氏兄弟有關聯的那個留學生網絡,均與近代中國社會與文化發展有着重要的聯繫。
以大同大學校董會為例。1928年至1952年,大同共有校董35位,仔細分析其構成,有幾類:一為立達學社社員與胡氏家屬成員,如胡敦復、朱香晚、吳在淵、平海瀾、曹惠羣、鬱少華、華綰言、胡憲生、胡剛復、王志莘(胡敦復的妹夫,胡六英之夫)等;二為胡敦復早年在上海就讀時的老師,如馬相伯、蔡元培、吳稚暉等;三為清華的早年留學生,如竺可楨等;四為大同的校友,這是大同創辦以後發展衍生出來的,如竹淼生,大同大學新閘路校舍,“乃得校友竹君淼生之協助,在新閘路質得基地五畝許,自建四層樓新校舍,於民國二十八年秋季落成,即於八月間遷入。”五為社會名流,如宋漢章等。
再以幾位具體人物為例。1897年10月,胡敦復入上海南洋公學剛設立的外院學習。1898年春,南洋公學成立中院,他即考入中院學習,至1901年中院畢業。時值南洋公學新設特班招生,胡敦復又被選入。其時,蔡元培為南洋公學特班教習。1903年,在南洋公學執教的蔡元培商請在徐匯公學的馬相伯開辦學校,教授西學。“先是,蔡孑民先生等以求西學必先通其語言文字,而西人教會學校及國人自辦之學校但會童蒙設法,因襲成規,徑迂時緩,不合成年人求學之用,乃邀約同志胡敦復炳生貝季眉壽同諸君,請先生講拉丁文。至是,先生以來求學者眾,……”(《上海各界追悼馬公相伯大會特刊》,“馬相伯先生百歲年譜”,1940年刊印)從這些資料來看,胡敦復與馬相伯、蔡元培等先生早已相熟。1903年,64歲的馬相伯聯合南洋公學師生數人創辦震旦學院。隨後,胡敦復也轉入震旦公學讀書。在《震旦校友》中記載:胡敦復,學年癸卯(1903),後為大同大學校長。1905年,馬相伯創辦震旦未久,即因“外籍教授(南從周等)以耶穌會派之教育統治學校,以陶冶宗教意志為主旨,關於訓練則採取嚴厲干涉主義,與初創學院時養成自治之風不同”(盛成中:《馬相伯先生榮哀錄》),於是率領學生離校,於吳淞另創一校,這就是復旦公學。胡敦復追隨馬相伯,又成了復旦公學的學生。1911年胡敦覆在辭去清華學校的教務後,因老師馬相伯的邀請,曾一度主持復旦教務。在瞭解這段歷史後,就知道了胡敦復與馬相伯、蔡元培等人之間的淵源。
作為胡敦復參與的清華考選留美學生,胡適於1910年赴美留學,獲得多個學位,後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與胡適一起留學的還有胡明覆,1910-1914年間,兩人均有一段康奈爾大學的共同經歷。後來,胡適來滬,曾幾次拜會胡敦復、胡明覆兄弟。1926年3月,值大同建校十五週年,胡敦復還曾邀請胡適來校演講。
除胡敦復兄弟外,其他立達學社的社員,均有一定的社會交遊與關係網絡。大同辦學的社會資源豐富,與海外著名高校,以及國內的主要大學、學術機構如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浙江大學、東南大學、北洋大學等都有密切聯繫,大同的不少教師本身就是這些大學的教授,他們共同為近代中國新知識傳播、新學科構建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大同大學華理脈系
華理“身世”之脈系:大同大學簡介
1911年11月,任教於北京清華學堂(清華大學前身)的胡敦復、平海瀾等11名教師,因不滿學堂外國主事的辦學方式,辭職南下上海成立了立達學社,並制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社旨,力圖改革中國舊式教育。翌年春,立達學社同仁募捐私款在上海南市肇周路南陽裏租屋。
創辦了大同學院,西文譯作Utopia School(意為改良的新式學校)。學院以“研究學術,明體達用”為辦學宗旨,當年招收學生91人,由立達學社社長鬍敦復親任院長。1914年1月,學校遷址南車站路,至1922年9月,大同學院被政府立案,改稱大同大學,為私立性質,在校生約600人。
“八·一三”後,日本侵略者轟炸高昌廟江邊碼頭一帶,大同大學部分校舍被毀。繼後華界淪陷,大同大學被迫從南市遷往租界,暫借中國無線電工程學校及位育小學繼續上課。1938年9月,學校又搬至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律師公會大廈,其時中學部、大學部有近2000人規模。1939年9月,大同大學遷入新閘路新校舍,遂結束了長期“居無定所”的困境。
大同大學早期辦學無比艱辛,因為其辦校經費不向社會募捐,不接受私人或團體贈款,僅靠立達學社社員自籌,所以幾乎難以為繼。後來學社同仁改變了“但憂毅力不充,不患度支之不足”做法,開始接受社會資助,學校各方面才得以有較大發展。也正是辦學經費的緊張,造就了大同教員刻苦耐勞、精神貫注和學生樸素好學、奮發向上的優良傳統。至1940年代,大同大學已發展有商學院、文學院、理學院和工學院四個學院,下設14個系,學科涵蓋史、地、文、哲、經濟、會計、化學、化工、土木、電機、機械等領域,成為一所享有“北南開,南大同”美譽的綜合性大學,為社會培養了一大批棟樑之材。在大學迅速發展的基礎上,大同於1928年開始創辦附中,至1939年又分附中一院和二院,其分別是以後上海大同中學和五四中學的前身。
1952年10月,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大同大學撤消停辦,其商學院併入上海財經學院,文學院併入華東師範大學,理學院併入復旦大學,工學院相關科系分別併入同濟大學、交通大學和華東化工學院。
附記:1952年8月12日,華東化工學院建校籌備小組第一次會議在大同大學召開。大同大學化工系調來學校教師17名、學生163名,另有42名大同大學職工也調來學校工作,調入人數位居各校之首。
教師嚴沛霖,1946年畢業於大同大學化工系,同年加入中共地下黨組織,後任學校院辦主任、教務處長;陳松茂,1939年留學德國,曾任大同大學化工系主任,三級教授;曹一華、張我裁、周昌壽均為學校三級教授。
[25-27]
大同書院
華東理工大學原名華東化工學院,1952年10月由交通大學、震旦大學、大同大學、東吳大學、江南大學五校相關科系合併組建而成。2008年五四青年節,華理在奉賢校區成立五大社區書院,各書院命名整體體現了悠久厚重的歷史和殊途同歸的淵源,分別命名為“南洋書院”、“震旦書院”、“大同書院”、“東吳書院”和“江南書院”。
附記:1935年畢業於大同大學化學系的老校友、原台灣中國石油公司董事長鬍新南先生曾多次前往華東理工大學訪問,並通過設立“立達學社基金會獎學金獎教金”、“胡新南獎學金”等方式支持學校發展。1993年,由胡新南等老校友贊助,大同大學化學化工系校友會在華理徐匯校區內豎立了刻有大同大學校訓的紀念碑。
2009年6月8日,96歲高齡的胡新南先生在大同大學化學化工系校友會會長郟其庚先生、大同大學校友邵廷琥先生、胡新南先生三子胡兆強先生的陪同下訪問華理奉賢校區,併為大同書院題詞“發揚大同精神,福國利民”。
[28]
大同大學滬上名校
海上依稀大同夢—上海大同大學
大同大學是民國時期上海十分有名的私立大學之一,尤以理工著稱,有“北南開,南大同”之美譽。另一方面,立達學社——致力於教育事業的知識分子團體——創辦與維持大同大學發展的歷史表明,大同可謂“愛國辦學的範例”。
[29]
中國人自己的大學
此非吾願別京華
大同大學校徽(6張)
胡敦復(1886—1978),數學家、教育家。生於江蘇省無錫縣,其父胡壹修及仲叔胡雨人都是清末民初在當地興辦新學有影響的教育家和水利事業家。1907年,胡敦復與大妹胡彬夏皆通過考試,成為我國首次公派的留美學生。9月,胡敦復入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數學,1909年畢業後,適逢清廷成立遊美學務處,即被招回國參加留美學生選派工作。從1909年8月至1911年6月,他在遊美學務處主持考選了僅有的三批直接留美學生,共180人。他們中後來很多人都成為中國著名科學家、教育家,如梅貽琦、竺可楨、胡剛復、胡明覆、胡適、趙元任、姜立夫等,説明胡敦複選才有方。
當時,清華學校里美國教員與中國教員待遇懸殊,不僅工資有近十倍之差,居住條件更有天壤之別。而且,由於遊美學務處和清華學堂的許多工作都受制於美國公使館,在教學上稍有不合美國人心意的,公使館便橫加干涉。美方一定要在清華開設美國史地、政治、公民等課程,並要學生將美國曆屆總統、歷史上的名人,以及所有的州、州府,每一條河流、每一座山川都一一背誦出來。這一切,引起了中國教職員的強烈不滿,也讓身為教務長的胡敦復十分憤懣。
為維護自身權益,胡敦復與同在清華任教的平海瀾、朱香晚、吳在淵、顧珊臣、鬱少華、張季源、顧養吾、華綰言、周潤初、趙師曾等11人,於當年6月組織立達學社。學社以“自立立人,自達達人”為宗旨,胡敦復任社長。據創辦初期頒佈的《立達學社簡章》,其主要社務分三部分:教育事業,“或建設,或補助,或刊行着撰,但不妨礙政界,力之所至,節次進行”;常務每年暑期舉行大會議事,每月召開常會講習;雜務“裁答書函,收支款項”。簡章並沒有專門創辦高等學校從事教育的意向,主要是通過包括入社費、捐助等社費來補助或資助教育事業等,但其後的遭遇促成了他們最終結緣與創辦私立高等教育。
暑期開學後,胡敦復即主張清華學生應多讀理工科課程,這與美籍教員瓦爾德主張多念英文和美國文學、美國史地的意見發生分歧,於是,美國公使出面干涉。他遂以“不能遵辦”憤然辭職,隨即離開清華回到上海。吳宓評價胡敦復“為人才學極富,且就任以來辦事亦極有條理,但諸種舉動皆嫌過於專制,自拿主意,不與眾商量,所以同那些美國教員很不和睦,而且性氣高傲。”如此看來,辭職也是在情理之中了。10月,辛亥革命爆發,立達學社十餘名社員也集體辭職,南下申城,與胡會和。
心懷大同聚申城
當時的上海,新學雖比較發達,但除了南洋公學等少數官辦的帶有大學性質的學校外,絕大多數都是教會學校,而少數官辦學校請的也是洋教員,用的也是洋教材。另一方面,作為教育工作者的立達社員們頗能看清時弊,辦學者敷衍了事,不重學生德育之培養,學生在校專攻洋文為留學作準備,並不注意科學與傳統學問之吸取。對此,《大同創辦記》有這樣記載:
在慨社會不良,官立學校辦事者皆以外粉飾而內敷衍為事,偏重智育而置德育於不問,才乃為濟惡之端。教授成績,以學生之能否全行升級為標準。課程中體操、圖畫、手工、唱歌等項,無九十以下分數。學生於重要課目,或成績雖劣,乃無降級留級之患。所重專在外國語文,而科學、國文退居附庸之列.教育都類機械,而學者天賦之能力無自發展,以為無人出而改良,種族將日就退化。
因此,創辦一所不附庸於洋人,在學術上獨立,真正屬於中國人自己的大學,不但承擔着傳道授業解惑的重任,更要培養學生們健全的人格,使他們具備崇高的道德修養——成為早已縈繞在胡敦復等立達人心頭的志向。“大同”,系取義《禮記.禮運篇》中“天下為公,是為大同”之意,以“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為校銘,以“研究學術,明體達用”為宗旨。大同學院是中國知識分子執着追求教育救國、科學救國道路的產物;是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後,我國最早成立的一所高等學校。
“愛國辦學的範例
眾人拾柴火焰高
經費短缺是民國教育事業的通病。1912—1916年,全國公私立大專學校每年經費不過500萬元,一些公立學校長期罷課請願,才勉強領到部分薪水。北京政府“十餘年來,全國教育淪於破產,教育經費未能保障獨立,軍需支出浩繁,動輒牽及教費。罷課罷教,時有所聞”。
作為上海地區一私立大學,大同學院既沒有政府的扶植,又沒有大資本家的援助,憑藉的完全是這十多位知識分子的捐助。創建早期,為維持擴展校務,立達學社不斷修改章程,以籌集款項。
開辦費就是他們自己的捐款,而所有的錢也就是228元。就靠這筆錢,他們租下了幾間民房作為教室,教具是臨時湊的,書籍儀器少得可憐。後因時疫,遷南市豐記碼頭陳姓房屋內上課。
為了積累資金,擴大學校規模,身為校長的胡敦復多方奔走籌集資金;立達學社社員們也約定,在大同教書和辦公,不取分文報酬,大家的生計則靠在外面兼課來維持,不僅如此,他們還自願將在外面所得報酬的20%捐給大同,以補貼各種經費開支。
吳在淵曾回憶道:
創辦大同之議初興,社員慼慼知之者,殆無不自以為狂而交相勸沮。同人以為苟能段力有餘,即不患度支不足。乃相約定議,同居滬瀆之同人皆委其身於本校,一年以內,即凍餒亦不可離校而行。教者不假外求,薪俸全行捐納,經費即勿庸有所顧慮。同人皆慷慨樂行,而敦復、在淵且願終身服務皋校。於是一切不顧,救然進行。
落成的第一座樓,題名“近取樓”,是為紀念立達學社,取之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近取諸身,遠譬諸人”句,銘志學社耕耘;第二座樓,題名“自考樓”,是為紀念校長鬍敦復的功勞,取之於易經“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第三座樓,題名“自試樓”,是紀念“大同”的有功之臣、數學家吳在淵,取之於易經“魚躍在淵,自試也”。 1914年夏天,大學學院學生遷入南車站路401號新址上課。
困厄危難顯精神
為了“大同”的建設發展,這些本應生活得很好的優秀知識分子,節衣縮食,住斗室,穿敝衣,吃粗羹,乘電車,不得不生活在困厄之中。
截止到1916年7月31日,立達學社15位社員中,捐款超過千元的有9人,發起人中只有3人捐款不足百元,可見大多數社員非常關心社務特別是大同大學的發展。其中胡敦復貢獻最大,捐款超過萬元,佔總數的1/4強。其次吳在淵到此時捐款達5500餘元,他在大同大學工作20餘年,生活困頓,窮巷陋室、家徒四壁,木箱當桌,食鹽代菜,卻日則教書,夜則譯着,樂此不疲,有重金聘他,亦婉言謝絕。曹惠羣雖然不是發起人,但他與顧珊臣、平海瀾一樣,到此時捐款超過4000元。
張季源與平海瀾堪稱伯仲,情誼不啻兄弟,大同開辦第二學期,兩人迫於家計而又不欲放棄義務,於是由平海瀾在大同任課,張季源就事於外,所得薄俸,除捐助大同外,又量力補貼平海瀾,頗具古人之風。可以説,這些早期立達學社社員為大同的發展可謂鞠躬盡瘁。當然,後來入社的社員,如胡明覆,對大同的捐款也不少。
但另一方面,為了大同的發展,社員長期過着艱苦的生活,積勞成疾。到1935年,已有顧珊臣、華綰言、吳在淵及後來發展的胡明覆四位社員不幸英年早逝,為發展中國的教育事業耗盡了心血。他們愛國憂民的赤忱、堅定辦學的決心、百折不撓的毅力和自我犧牲的精神實在值得欽佩。
董事會制度
隨着大同的進一步發展,其社會影響日益增大,社會捐助、政府資助成為重要的款項來源,立達學社社員們後來不再捐款,大同也日益走上獨立的發展道路。
大同大學工學院化工系畢業證書(2張)
董事會作為學社代理機構管理大同,將大同與學社的關係進行了法律上的界定,大同由獨立的董事會管理。到1930年代,大同收入一般由政府撥付、學生繳費、社會捐助、租息、雜項收入和其它等項組成。
大同的經費來源表明:創辦人並沒有將大同作為一個贏利的機關或企業來經營,反而需要社員常常捐助鉅款來維持其發展。可見,即使在這樣一個民窮財盡、動亂不堪的年代,一批致力於教育事業的教育工作者們,還是通過各種各樣的途徑和方法,提高國人的文化素質,為中華民族的復興作貢獻,因此大同也被譽為“愛國辦學的範例”。
雄厚師資
胡敦復:着書立説,率先垂範
從1911年底醖釀創辦大同至1949年離開大陸,將近40年中,胡敦復一直把創建、發展大同作為自己的主要事業,兩度出任校長(1912-1927、1941-1945)共長達20年,還一直擔任大同大學董事會董事。胡敦復作為校長和立達學社社長,其主要精力放在儘可能多地為大同積累和募集資金上。除社會活動外,他還以身作則儘量在外多兼課兼職,不僅受馬相伯之邀,去主持復旦公學(後改大學)教務,還長期在南洋大學(後改上海交通大學)數學系任教。不僅如此,在編寫教科書方面,胡敦復更是身體力行,率先垂範
本世紀初,我國新學剛開始興辦,學制、教材多照搬日本或歐美。因此,胡敦復和立達學社社員以親身的經歷感受到,自主辦學的目的,就是要為中國爭獨立的學術地位。在與吳在淵合着的《近世初等代數學》一書的序言中,胡敦復剖明心跡:“自立之道奈何?第一宜講演,第二宜翻譯,第三宜編纂,第四宜著述。”其中,首要的就是,“務使初學科學之人,可盡脱外國文之束縛,而多得參考之材。學者研究既多,自能羣趨於發明之一途。”“今尚宜從中學之教科書入手,漸及參考之書,層累而上,以至高深之學。材料不妨淺近而説理務宜精詳,結構不必宏大而見地須有獨到,務使中學之士,先得觀摩之益;至盈科而進,而後引入百寶之林。”因此,大同的教學特色之一,領導教師編寫教材和教學參考用書。
大同學院成立不久,胡敦復便領銜成立了“大同學院叢書叢刊”編輯部,編輯成員有胡敦復、朱香晚、吳在淵、胡明覆、胡剛復等14人,都是學貫中西的飽學之士,大同所用的教材和參考用書,大都由他們自己編寫。
胡敦復率先垂範,先與其夫人、早期留美生華桂馨女士最早合編了初中算術教科書,之後與吳在淵合編了《算術》1冊(1922年)、《幾何》2冊(1923年)、高中《幾何學》1冊(1925年),都是針對當時初中採用的新學制教科書混合數學而編寫的,該書可以補足初中幾何未竟之學程,採用的學校較多,後均由中華書局出版。20世紀30年代,商務印書館又出版了他與榮方舟合編的《平面幾何學》、《立體幾何學》。1935年,他和範會國、顧澄合譯的《積分方程式之導引》,被商務印書館列為我國最早的一批“大學叢書”之一。他獨立編寫的《新中學幾何學》被教育部審定為高級中學用教科書。40年代,他編寫的《英文寶庫》第1~5冊,被教育部審定為中國初中教科書。此外,他還為多部教科書和教學參考用書作序或校訂。他的這些工作,為我國早期的中學教材建設起了奠基性的作用。
胡敦復編寫教材,一般都經過親自試講,是科學理論和實踐經驗的結合。在蘇步青眼裏,“胡敦復是很好的教育家”。上海市原市長汪道涵説:“我曾聽過胡敦復教授講授微積分,胡先生學識豐贍、講課清晰。當年創校時,以‘大同’為名,就有着美好的深意。‘大同’很有名氣,培養出許多人才。”胡敦復20世紀30年代的學生李立柔、黃正中教授回憶説:“這門課(指微積分)他教了多年,已經熟透了。但是,每次上課前仍然必須備課,從不馬虎上陣,學生們都願意聽他講課。”
胡敦復博聞強記、精力過人,他在“大同”,除教數學外,還先後教過英語、拉丁語、哲學、國學、物理等多課,哪門課缺教師,他就教哪門課,人稱“全能教授”,而且教學效果都很好。蘇步青曾評價胡敦復:“非常和氣,非常聰明,當時我們議論,數學家中英語最好的就是胡敦復先生,他的文學也非常之好。”
1941年,重慶國民政府教育部在全國設置部聘教授,以獎勵在大學任教授10年以上,且教學確有成績、聲譽卓著,對於所任學科具有特殊貢獻者。經反覆醖釀,決定第一批部聘教授在24個學科中遴選30人,其中中國文學、數學等6科各2人,其餘各科皆1人。在這30人中,還包括當時在敵佔區暫不正式公佈姓名的2人。胡敦復當選為數學科和敵佔區的兩個2人之一,在記錄的名單中,敵佔區的部聘教授實際只有胡敦復1人,這是對他過去30年教學成績的充分肯定。
助力發展
在胡敦復的動員下,他的弟、妹胡明覆、胡剛復、胡範若、胡芷華,堂弟、妹胡憲生、胡卓,子女胡宜南、胡新南等親屬,在國內外學成後到大同大學服務多年,他們也都全力支持父、兄的事業。其中尤以被元濟稱為“奇童”的胡明覆(1891—1927)、胡剛復(1892—1966)兄弟貢獻最大。
1910年,胡明覆順利通過了第二批庚款留學直送生的考試。赴美后,胡明覆先在康奈爾大學讀文科,1914年畢業後轉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專攻數學,並於1917年獲博士學位,為我國曆史上的第一位數學博士。他的博士論文《具有邊界條件的線性積分——微分方程》,在《美國數學會會刊》發表,也是中國學者在國外發表的首篇現代數學論文。
胡剛復則於1918年夏獲哈佛物理學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統稱為“X射線的研究”,在當時是世界科技前沿課題。後論文分為三篇在權威雜誌《物理評論》上發表。他是我國第一個從事X射線研究的科學家。
學成之後,等待他們的當然是錦繡前程。北京大學和南京高等師範都向他們發來了聘約,同時,他們的美國導師也希望他們留校工作,繼續他們的研究。可是,兄弟兩人卻責無旁貸地於1917年底和1918年秋先後回到上海,加入了大同學院的創建隊伍。他們在大同同樣不取薪水,同樣須將在外面代課收入的一部分交給學校做資金積累。胡剛覆在寄給美國母校的信中説:“1918年夏我的研究工作暫告完成……我終於決定離開我愉快逗留過8年多的美國回到自己的祖國擔任教師一職了。我國十分貧困,物資缺乏,生產落後,急需振興實業。由於經費和物資短缺,致使教育事業也難以推動……今後我的一生將面臨艱苦的鬥爭了。”
胡明覆到大同伊始,便全面挑起了校務和教學工作的重擔。為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辦好大同,胡明覆住進了學校,從教學安排、人事調配,到學校的基建改造,他一一過問。那時,大同的基建任務十分繁重,有些新開設的系科就等着教室上課。為加快進度,節省資金,胡明覆就自己動手設計,仍坐落在新閘路、西康路口的大同大學舊址校舍,就是胡明覆親自繪製圖紙的。大同的經費一直入不敷出,為維持正常教學,胡明覆不得不將自己的積蓄墊入。他們這些早期庚款生留學期間,每月生活費就有80美金,同學中有人因為善於攢錢甚至成了“小財主”。胡明覆則早已將省下的一部分生活費用在了創辦《科學》雜誌上,後來他又將幾乎所有的積蓄都投進了學校。有人統計,他10年間墊費總數達2萬餘元,真可謂“毀家興學”了。
胡剛復則着力創辦和主持大同物理系,當時,國內的物理學教授可謂鳳毛麟角。他通過南通實業家張謇父子的捐助,在大同創建了我國最早的近代物理實驗室,其中有用以測定光波和光的折射率的邁克耳孫干涉儀,有測量電子電荷的密立根油滴儀等,其設備之先進與豐富,在國內私立大學中是絕無僅有的。同時,胡剛復也是大同在外面兼課最多的教授,長年累月地在滬寧和南北地域之間穿梭奔波,風塵僕僕,異常艱辛。他曾兼任南京高師、東南大學、上海交大、廈門大學、國立中央大學、浙江大學、北洋大學以及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他還創辦了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物理系,並在抗戰期間主持浙大文理學院,被李約瑟博士稱為可與牛津、劍橋和哈佛相媲美。作為開創中國物理學教育的一代宗師,胡剛復可謂桃李滿天下,為我國科學和科學教育作出重大貢獻的著名科學家,早期學生有吳有訓、嚴濟慈等,稍晚有錢學森、吳健雄、盧嘉錫等,都是中國現當代科學界叱吒風雲的人物。
理工立校
與一般私立大學主要發展方向為文商法不一樣,大同大學一直以理工聞名滬上。大同這一辦學特色自然與立達學社社員教師羣體的學問背景有極大的關係。社員教師羣體中前期是文理各半,後期以理工為主,總體上是以理工背景為特色,如在中國近代數學發展史上有重要貢獻的胡敦復、吳在淵、胡明覆,著名物理學家和教育家胡剛復,著名化學家和教育家曹惠羣、陶慰蓀等。
所以在辦學方針上,也以吸引理工人才為主,例如數學方面的張鎮謙、高揚芝、範會國等,物理、化學與工學方面的顧靜徽、葉藴理、戴豈心、曹簡禹、鄭昌時等,此外,物理研究先驅吳有訓,數學家、九三學社創始人之一何魯,數學家、吳文俊恩師武崇林、無機化學家顧翼東等人都曾在大同任教。教師羣體的理工特色與學校發展的方向也是一對互相促進的因素。與發展文商法僅需一本講義、一張黑板、一支筆不一樣,發展理工必須花費大量經費購置實驗儀器與設備,這是大多數私立大學不發展理工科目的主要原因。但正是由於大同在整個私立高等教育系統獨樹一幟,發展理工,致使其在吸引有志理工的學生方面尤其獨到的優勢,這自然適應了教育市場的需要。
發展高潮
1912年學校創辦時,首期招收學生僅91人,教職員10餘人。初設普通科和預科,開國文、數學、物理、化學、英文等課程,學生可根據文化程度自由選讀。普通科設高中、初中(高中2年,初中4年),預科設文、理科(均2年)及英文、數理兩專修科(均5年,招初中畢業生)。1914年遷址後有學生126人,同時因感國家急需人才,決定再辦大學預科,為出國留學作準備;自1916年起,先後增設英文和數理兩個專修科,後來又設大學文科、理科及商科。
鑑於“大同”十年的發展,1922年,北京北洋政府教育部批准立案,大同學院改名為“大同大學”,有學生563人,增設商科及教育科。校長一職仍由胡敦復擔任,直到1928年曹惠羣出任大同第二任校長。1928年,增設測繪專修科,9月大學部的文理商各科相繼正式改為文、理、商3個學院。文學院設文學、教育、政治3學系;理學院設數學、物理、化學3學系;商學院設經濟、會計、商業3學系。1932年2月6日,上海市教育局准予中學部立案,改稱附屬中學,除教室、宿舍分開外,行政和經費仍與大學統一辦理,大學預科停辦。1937年增設工學院,設電機、化工、土木、機械各系。其中數理、電機兩系的教學質量更蜚聲全國。
20世紀20年代,大同大學成績顯着,在社會上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社會中人無不知大同之敦復先生者”,稱“胡敦復為中國第一流教育家”。到了30年代,學校已成為上海地區極具規模的私立完全大學,其規模和教學質量均可列入國內第一流高等學府。基地發展到110餘畝,建有校舍17座及運動場、綠地等, 建築頗具規模,圖書儀器充實完備,全校大、中學生近千人,其中大學部學生300多名。1935年,《三十年之上海教育》對大同大學的評價:“該校辦理,處處經濟,絕不浪費。教員刻苦耐勞,精神貫注,學生樸素好學,教師輔導學生自動研究,尤為可貴。”
此時的“大同”主要有以下四個主要特點:①資金自籌,教學自主,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涉;②在國內首倡男女同校同班,胡敦復的堂妹胡卓是“大同”的第一個女生,1916年入學;③從開辦之日起就採用學分制,是國內率先採用學分者,為國家培養一專多能的人才創造了條件;④師資隊伍整齊,雖然至1916年,全校教職員總共21人,到1932年才32人,但精兵簡政,個個學有專長、人人都能登講台授課,大家齊心協力、團結合作,確保了良好的教學質量。
第二個發展高潮
在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中,因連天炮火和飛機轟炸,大同學府被毀於一旦。10月,華界淪陷,大同師生沒有經濟實力轉移到後方,胡敦復只好率領部分師生留守孤島上海,再次依靠立達學社社友員、團結廣大師生員工,在學校董事會的支持下,開始了第二次艱苦的創業歷程,使“大同”獲得了新生。
他們從南市遷至租界,借中國無線電工程學校及位育小學繼續上課。1938年9月,租用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律師公會大廈為臨時校舍,此時,中學部979人、大學部850人。後大學部改借公共租界光夏中學校舍。1939年9月,新閘路新校舍建成,並附設附中二院,原在律師公會大廈的附中改稱附中一院。抗日戰爭勝利後,附中一院遷回南車站路劫後校舍,即今上海市大同中學;大學部及附中二院(即今上海市五四中學)仍在新閘路。
1945年11月,校長鬍敦復辭職,胡剛復任校長,並於1945年11月3日由渝飛滬到校視察。至1948年,大同大學部學生人數已達2700人,中學部學生達2500人,在當時上海公立和私立學校中佔第一位,是1912年初辦時學生人數的50倍。1949年10月校長鬍剛復北上,由平海瀾擔任代理校長。1951年2月,中共蓬萊區委調聞人馨來校任黨支部書記、政治教師。
無限風流盡吹散
1952年10月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大同大學建制被取消,其中商學院併入上海財經學院,理學院併入復旦大學,工學院相關科系分別併入同濟大學、交通大學和華東化工學院,文學院併入華東師範大學。
如今,“大同大學”雖然已成為名詞,但是那段輝煌卻銘刻於史冊。在我國內憂外患頻仍的年代,胡敦復帶領十多位教書先生,白手起家創建“大同”,在沒有外援、十分艱難的條件下,兩度將其發展成為一所我國著名的現代高等學校,其特殊性在我國別無多得。上世紀70年代後期,胡敦覆在美國接受記者採訪時總結了大同大學辦學的六條經驗:“1.降低辦學費用,使有更多的錢用於教學與科研。2.有一支熱情而有能力的工作班子,使開支降低而工作效率增強。3.有一個能事先規劃周詳的領導班子。4.有良好的信譽,博得人們的信賴。5.取得廣泛的信譽後,需要的時候,就容易向外籌款。6.組織一支良好的教師隊伍,他們不為名利,熱心教育。”他的成功的辦學經驗,對於我國當今的高校建設仍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大同大學圖書館藏
大同大學圖書館
大同大學原名大同學院,民國元年3月創辦。民國11年9月改名。建校時開始籌建圖書館,至民國10年初具規模,正式開館。館址車站路新建校舍內。抗戰前夕,藏書已達36495冊,包括中文圖書22734冊,西文圖書13761冊。
八一三事變後,日軍侵佔南市,大同大學大部分校舍被毀壞,圖書受到嚴重損失,少量珍貴書籍因提前運出得幸免。民國28年4月,學校在新閘路覆校,圖書館重新建立,藏書獲得補充,當時有中文圖書15429冊,西文圖書22613冊。民國35年春,圖書館隨校遷回原址。至1949年9月,館藏各類圖書共計36744冊,分為文學類、哲學類、自然科學類、實用科學類、社會科學類、語言文字類、史志類、新聞雜誌類及其他,1952年增至40025冊。
大同大學檔案史料
大同大學於1912年成立,但現存的檔案,都是抗日戰爭以後的,而其最早的文件,例如該校設立者“立達學社”的會議記錄和校董會的會議記錄,都從1928年才開始,財務賬冊則從1937年開始。究其原因,主要在於戰時的學校文卷,都存放在校長室內,“八一三戰役”時,大部分校舍毀於炮火。而且“該校為減少開支,少聘工作職員,沒有建立專門的檔案分類制度,大部分檔案存放凌亂,且部分出現蟲蛀殘缺現象”,見《私立大同大學歷史事實考證書》,上海市檔案館藏檔,Q241.1.1-2,第12—16頁。 1949年後大同大學的相關情況,史料相當完備,如學校與高等教育處及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部的來往函件、校務委員會會議記錄、校董事會會議記錄、課程表及授課大綱、學生雜誌、學期總結報告等,都十分全面,無所遺漏。
1928年,教育部考察私立學校,對大同有高度評價。其綜合報告稱,凡考察復旦、滬江、大同、大夏、光華與暨南共六所大學,“據視察結果,辦學精神極為貫注者,為大同、滬江二校。理學院辦理較有成績者,亦為滬江、大同二校”。換句話説,那時大同的質量,在上海私立大學中,名列前茅,其地位在復旦、大夏、光華與暨南大學之上。如果除開作為教會大學的滬江不算,大同在上海私立大學中名列第一。
[33]
下面是《一九三三年之上海教育》所載民國政府教育部視察上海大同大學報告的摘要。
教育部派國立編譯館編審陳可忠,國立浙江大學教授張紹忠等赴滬視察上海暨南、大同、滬江、復旦、光華、大夏六大學,並寫報告呈復教育部,其大同大學報告內容如下:
私立大同大學:該校校舍佔地103畝,建築物年代略嫌久遠,尚堪應用,新近添造體育館及教職員宿舍,圖書館、科學館亦在計劃建築中,全校職員20人,教員專任22人,兼任13人,學生334人,各院學生均必修數理化學科目,理學院設備比較完全,該校辦理,處處經濟,絕不浪費。教員刻苦耐勞,精神貫注,學生樸素好學,教師輔導學生自動研究,尤為可貴。年度決算,歲入經費12.6萬餘元,而支出則年有虧欠。編制分文理商3學院,並附設英文數理兩專修科。該科修業年限及入學資格,不合規定,課程編配,尚稱切要。唯有若干課程大學中學同時上課,教授殊成困難。學生注意聽講,缺席極少,各類考試,皆能嚴格舉行,圖書2.4萬餘冊,各項儀器間有感覺缺乏,然大致尚稱完備。
[34]
大同大學歷任校長
1912年——1928年:胡敦復
1928年——1941年:曹惠羣
1941年——1945年:胡敦復
1945年——1949年:胡剛復
1949年——1952年:平海瀾
大同大學知名校友
徐慕雲:原名徐長虞,著名戲劇理論家、戲曲教育家。畢業於大同大學文學專業。
林迪生:原名林攸綿,教育家。1921年考入大同大學專修英文。
周煦良:著名英國文學翻譯家、教授、詩人、作家。1924年畢業於大同大學。
林淡秋:原名林澤榮,現代著名作家、翻譯家。1922年考入大同大學。
許思園:原名壽康,號思玄,著名學者。16歲考入大同大學。
楊承宗:放射化學家。1932年畢業於大同大學化學系,
葛一虹:原名葛曾濟,字作舟,著名戲劇理論家、翻譯家、戲劇史家、出版家,新中國戲劇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32年考入大同大學專攻物理化學。
黃文熙:水工結構和岩土工程專家,中國土力學學科的奠基人之一,中國科學院院士。曾在大同大學理預科學習。
侯毓汾:女,著名染料化學家,中國染料化學專業的創始人。1935年畢業於大同大學化學系。
于光遠:經濟學家,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院士)。1932-1934年在大同大學學習。
殷之文(1919-2006):材料科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曾在大同大學土木系學習。
徐光憲(1920-2015):無機化學家和物理化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亞洲化學聯合會原主席
[36]
。1930年代就讀於大同大學附中。1939年考入大同大學化學系。
朱維衡:電機工程專家,中國科學院電工研究所高級工程師,被稱為中國磁浮列車之父。1942年畢業於大同大學電機系。
吳學藺(1909-1985):冶金學家、機械工程學家、光學儀器專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30年畢業於大同大學物理系。
陳敬熊(1921-):電磁場與微波技術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1947年畢業於大同大學工學院電機工程系。
錢正英(1923-):女,水利水電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1942年肄業於大同大學土木系。
周毓麟(1923-):計算數學家、力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大同附中畢業後進大同大學
[37]
,1945年畢業於大同大學數學系。
沈天慧:女,半導體材料學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38年進大同大學附中學習,1949年畢業於大同大學化工系。
[37]
查全性:著名電化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42年大同附中畢業併入大同大學深造。
丁石孫:著名數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盟中央主席、歐美同學會會長,北京大學原校長。1944-1947年在大同大學電機系學習。
[38]
徐志磊:核武器工程設計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1952年畢業於大同大學機械系。
倪嘉纘:化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52年畢業於大同大學化學系。
陸鍾武:中國冶金熱能工程學科創始人、工業生態學開拓者、教育家,中國工程院院士。1950年畢業於大同大學化工系。
姚溱:中共中央宣傳部原副部長,中國拉丁美洲友好協會原副會長,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
[39]
,1942年肄業於大同大學文學系。
唐翔千,香港知名實業家,前全國政協常委。1945年畢業於大同大學商學院。
陳太一:通信技術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1940年考入大同大學物理系。
趙梓森:光纖通信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曾在大同大學電機系學習。
黃辛白:教育家,教育部原副部長。肄業於大同大學電機系。
屠善澄:自動控制技術專家,中國人造衞星工程的開拓者之一,中國工程院院士。1945年畢業於大同大學電機系。
葉培大:著名微波通信與光纖通信專家,中國信息高速公路的奠基人,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郵電大學原名譽校長。1933年進入大同大學物理系就讀。
[40-41]
李家治:著名古陶瓷與特種玻璃材料科學家,國際陶瓷科學院院士,畢業於大同大學工學院化學工程系。
[42]
胡新南:實業家、化學家,大同大學創辦人胡敦復之子,留美回國後曾任交通大學、大同大學教授,台灣中國海灣公司、中美和石油化學公司、中國石油公司原董事長,十二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退休後任台灣大同大學校友會會長,回滬後任大同大學化學系化工系校友會名譽會長、上海大同大學校友會名譽會長。1935年畢業於大同大學化學系。
[43-44]
葉懋英:女,著名數學教師,原同濟大學附中校長,被評為上海市優秀教師、上海市先進工作者,是上海市最早的中學特級教師之一。1938年畢業於大同大學數學系。
[49]
顧重威:教授級高級工程師,中國研製縱橫制電話交換機的開拓人之一,中國通信學會會士,原中國通信學會電話交換委員會主任。1952年畢業於大同大學電機系。
[50-51]
湯逢:中國油脂化學、食品化學屆的知名專家,曾任中國糧油學會油脂專業分會名譽理事長,無錫輕工業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1937年畢業於上海大同大學化學系,1943—1951年在大同大學任教。
[53]
諸葛濂:華東理工大學實驗室現代化管理的奠基人,原全國高校實驗室管理研究會常務理事、會刊《實驗技術與管理》副主編、實驗室管理幹部培訓中心主任、上海市高校實驗室管理研究會副理事長, 1945年畢業於大同大學化工系。
[54]
姜英波:高級工程師,曾任上海開林造漆廠技術科科長、副總工程師、中試室主任、總工程師、技術辦公室副主任等職,被評為上海市勞動模範(三次)、全國化工行業勞動模範、全國勞動模範。1947年畢業於大同大學化學系。
[56]
唐長孺:歷史學家,1932年畢業於大同大學文科。武漢大學教授,曾任歷史系主任等職,兼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主任等。
[62]
陳紹沂:浙江省水利廳原廳長。1950年畢業於大同大學土木系。
此外,大同大學附中也培養了眾多傑出人才,翻譯巨匠傅雷、漫畫家華君武、國務院原副總理錢其琛、曾培炎以及隧道與地下工程專家劉建航院士、工程熱物理學家和熱工教育家王補宣院士、天文儀器與方法專家朱能鴻院士、半導體和光電子專家高鼎三院士、環境工程學家顧夏聲院士、變壓器製造專家朱英浩院士、電子工程專家孫俊人院士、物理學家葉銘漢院士、壓力加工學家阮雪榆院士、核物理學家胡濟民院士、森林生態學家蔣有緒院士、硅酸鹽專家姚熹院士、通信與信息系統專家王越院士、工程力學家徐芝綸院士、電力系統繼電保護專家楊奇遜院士
[37]
等都曾就讀於此。
[29]
以下為曾任職於大同大學的部分知名教師名錄
嚴濟慈:物理學家、教育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20年代任大同大學教授。
[37]
顧翼東:無機化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50年任大同大學化學系教授。
[37]
蘇元復:化學工程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48年兼大同大學化學系教授。
[37]
陳學俊:熱能動力工程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大同大學教授。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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