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馬費

據説“車馬費”之風興起於上世紀90年代初的上海。那時外企剛進入中國大陸不久，入鄉隨俗，每開新聞發佈會就會選擇四星級以上的酒店。當時記者收入低，幾乎沒人有小汽車，去往發佈會現場的交通工具全是自行車。也有人選擇公共交通工具，但大多是公交而非出租。於是記者們總乘着簡陋的交通工具進入富麗堂皇的星級酒店，臉上十分尷尬。這還是其次，關鍵是自行車及公交總會造成記者遲到的情況，這更讓主辦方頭疼。

於是，外企開始自掏腰包，讓記者坐出租車趕往發佈會現場。可是，回去的路費呢？總不能讓人家風風光光來落落魄魄走吧。外企想出了一招，讓記者回去後寄出租車費單據給他們，然後再報銷。這主意聽起來不錯，可做起來就麻煩了。那是一個沒有快遞的年代，一寄一返耗時很長。並且外企們每次都要處理那麼多的報銷憑據，報銷流程又繁雜，其間產生的問題就更多了。

這樣的麻煩持續了幾年，外企終於忍無可忍，他們又聚在一起開了個行業內部會議，決定不再一筆一筆給記者們報銷交通費，而是一步到位，會前或會後直接發放現金，並規定為100元，也就有了如今的“車馬費”。

除這個説法外，關於“車馬費”的起源還有另外一個説法：10多年前，公關業在中國興起。常開發佈會的他們發現出席的記者總是寥寥無幾。經過調查發現，比起國外記者，中國記者薪酬太低，不僅承擔不起來回車費，還覺出席發佈會會耽誤了自己時間寫稿掙稿費，所以大多不願出席。於是公關公司為了提高發佈會現場出席率，保證現場效果，向開發佈會的企業建議補貼記者一些交通費及餐費，從而鼓勵他們出席發佈會。而這份補貼後來就被統一稱為了“車馬費”。

提到“車馬費”之怪現狀，首先得提這是中國大陸特有的現象。

“車馬費”的興起與發展固然和中國記者收入低，既成傳統或遊戲規則難在一朝一夕改變等原因有關。但是，在圈內人都知道拿“車馬費”不對及“車馬費”廣受批評的情況下，“車馬費”仍然存在，並逐漸由潛規則變為明規則，成了“行規”，難道又不值得反思與改變麼？可是至今，雖然部分媒體有內部規定，對記者拿“車馬費”會進行自律，但更廣的涉及所有媒體的自律以及相關部門的他律仍沒形成，社會依然在任由“車馬費”存在與發展，這實在是一怪現狀。

前面已經提到，“車馬費”拿的最高的是電視台記者，平媒記者其次，網媒則相對較低。這豈非莫名其妙？難道是因為攝錄要機器要帶子，人力物力成本高，普通採寫成本低就按勞分配？或者説電視能更立體地呈現全貌而文字略顯虛無就將記者分成三六九等而給不同的“車馬費”？

會議、活動組織者此舉實在荒唐。可更荒唐的是記者自己也接受了這一遊戲規則，我報社的今天該拿三百，你網媒的該拿兩百，他電視台的會有拿八百，竟自己在去往發佈會現場前就已幫組織者打好了算盤。

除了電視台、平媒、網媒各口“車馬費”標準不一外，媒體自身還有價碼。《從“車馬費”看新聞行業職業道德》一文就有披露，新華社、人民日報出場費可以高達兩千到三千元，而一些小的媒體兩三百元就可以搞定。

當“車馬費”成了新聞發佈會的標配，“跑會人”這個職業應運而生。

身邊不止一位媒體朋友講過這樣一個段子：一位樂評界的前輩曾經告訴我經常有人冒用他的名字參加發佈會，如今我才明白冒名頂替是衝着錢財而去。隨後在簽到時需填寫身份證號和簽名再給車馬費。後來人們發現有的記者拿了車馬費就開溜，於是就有了先簽到等發佈會結束再發車馬費的做法。絕頂的做法是現場不發車馬費，等到記者發稿後再行支付，視版面大小給出多少不等的費用。

“車馬費”成了“行規”，自然會有一些記者在規矩上動起腦筋。既然可以拿“車馬費”，我為什麼不多拿一些？怎麼多拿？每場發佈會給的錢是定數，那多去幾場不就得了？

網上一個名為“關於媒體車馬費”的帖子下面，就有一位發佈會組織者發帖回覆“我們這月初的活動，本來請了10家媒體。結果這些媒體互相通報消息，多了三家媒體出來，我們根本沒有邀請過。”為什麼會多了三家媒體，還不是奔着那點錢去。

因為“車馬費”逐漸演變成了正當收入，會去的越多，收入便也越高。於是，本沒被邀請到場的記者就會靠蹭會增加收入。人都來了，又是正經媒體，哪有不給錢的理？那時組織者也只有認栽了。

有的記者會場跑得勤，光靠“車馬費”就能養活一家人。更有甚者，“車馬費”這一“外快”竟超過了正常收入，成為了真正的生財之道。這一怪現狀值得反思的地方很多，是不是該限限“蹭會者”，記者是不是什麼樣的發佈會只要有錢拿就該去，是不是該提高記者工資水平了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