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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澤

(歷史學家)

鎖定
吳澤(1913年1月18日 [9]  —2005年8月6日 [10]  )原名吳瑤青,筆名哲夫、胡哲夫、吳哲夫、宋魚、宋衍、陳弢等,江蘇武進(今常州)人。是我國現代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 [10] 
1937年畢業於中國大學經濟系。曾任復旦大學、上海大夏大學教授。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後,歷任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中國史學研究所所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二屆學科評議組成員,上海歷史學會副會長,上海市華僑歷史學會首任會長。 [6] 
專於中國古代史、中國史學史和史學理論,是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研究領域涉及中國通史、思想史、史學理論與史學史、華僑史和客家學等 [8]  。主編《中國歷史大辭典·史學史》《中國近代史學史》,著有《殷代奴隸制社會史》《中國歷史簡編》《中國原始社會史》等。 [1]  2018年5月,上海市社聯公佈了首批68位上海“社科大師”名單,吳澤位列其中。 [2] 
中文名
吳澤
別    名
吳瑤青
國    籍
中國
出生日期
1913年1月18日 [9] 
逝世日期
2005年8月6日 [10] 
畢業院校
中國大學經濟系
職    業
史學家
主要成就
中國史學史研究 [2] 
客家學研究 [2] 
出生地
江蘇武進

吳澤人物經歷

吳澤早年生涯

青年時代的吳澤先生 青年時代的吳澤先生
1913年1月14日(農曆1912年臘月初八),出生於武進縣城西郊蠡河橋鎮荷花壩村的一個農民家庭。 [10]  吳澤父親早逝,由祖母和母親共同撫養,後進入私塾。他後來能幾無困難地進入歷史文獻,便得益於幼年練就的童子功。隨着新式學堂在蘇南一帶普及,吳澤也獲得求學機會,先後就讀於無錫和常州的小學、中學,後考入上海大夏大學附屬高中部。
自小身處困頓的農村環境,吳澤對掙扎在當時社會最底層的農民的疾苦有切身感受。他看到佃農們終年辛勞,所獲卻被地主拿走大部分,深感世間的不平。他看到洋貨大量傾銷,洋紗、洋布充斥市場,嚴重摧殘農村副業,母親利用紡紗織布補貼家用的商號也被迫關閉,家境更加艱難。這些都促使年事漸長的吳澤對農村土地問題和農村經濟問題不斷深入思考,也為他日後將具體研究與時代脈動緊密結合的學術生涯打下了堅實基礎。縱觀吳澤一生的史學成就,多與其所關心的時代風潮、人民疾苦緊密相連。他後來總結:“每個時代總有每個時代的主題,每個時代對歷史的認識,總是以這個時代所能提供的一切知識資源與理論深度為前提的。因此,研究歷史的人,應該具有‘由今知古’的能力。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關注現實生活,從當下的生活實踐中,提高自己的識見,選擇自己的研究課題。古往今來,一切偉大的歷史學家,都是在現實的感召之下而從事歷史研究的。”
在上海讀高中期間,吳澤接觸到一些進步讀物。閲讀李達所著《中國產業革命概觀》《農村經濟問題》等著作,促使他對當時中國農村的土地問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問題等,有了進一步的瞭解,長期以來盤桓於腦海中的一系列思考,也漸漸理出清晰的邏輯。 [1] 
1933年9月,吳澤考入北京中國大學經濟系,師從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李達和呂振羽等。在他們的指導和影響下,開始比較系統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並用以研究經濟學和中國社會經濟史,逐步走上了學術研究之路。 [1] 
1935年12月,吳澤參與了“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一一“民族解放先鋒隊”,積極投身於民族救亡的鬥爭洪流。 “一二·九”運動前後,吳澤相繼撰寫了《中國先階級社會的崩滅》和《奴隸社會論戰總批判》(上、下篇)等論文。提出:中國歷史的發展與世界各國家民族一樣,在“先階級社會”——原始社會解體以後,進入了奴隸制社會,並進一步批判了“空白”奴隸制社會的“四階段”論,闡述並論證了馬克思主義的五種社會經濟形態理論。
1937年7月,吳澤自中國大學畢業,幾經周折, 回到老家常州,與幾位舊時同學創辦《抗敵導報》。因在創刊號上發表《從淞滬抗戰看中日戰爭的前途》,對國民黨當局有所指責,被捕入獄。後經親友多方營救,才得以釋放。旋在南京《金陵日報》上發表《庭訊》一文,披露自己在獄中受審情況,揭露國民黨監獄的黑暗內幕。不久,蘇州淪陷,常州、南京危急。吳澤攜家離常,顛沛流離於武漢等地。
1938年春,吳澤輾轉至重慶,先後執教於復旦大學、朝陽大學和大夏大學。在重慶期間,為配合當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形勢,吳澤先後撰寫了《中國社會發展史綱》和《中國歷史是停滯倒退的嗎》等論文,駁斤日本法西斯御用文人秋澤修二等人在《支那社會經濟構成》和《東方哲學史》等書中散佈的中國社會具有“亞細亞停滯性”的診論,揭露其歪曲馬克思主義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的反動實質和罪惡用心。此外,吳澤還發表了《中國人種起源論》和《地理環境在社會歷史中的作用》等文章,力主中國人種和中國文化起源於中國本土的“本土起源論”,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者們散佈的中國人種和中國文化“西來説”、“南來説”和“東來説”以及“地緣政治論”等謬論,予以迎頭痛擊。期間,先後出版了《中國原始社會史》《中國歷史大系·古代史》《中國歷史簡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社會簡史》《田賦會要·田賦史》和《地理環境與社會發展》等著作。
抗戰勝利後,吳澤攜家赴貴州赤水,任教於大夏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1946年夏,隨大夏大學遷回上海。

吳澤參加革命

1946年10月,吳澤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以一個單線聯絡的黨員身份,在思想文化戰線上為迎接上海的解放和新中國的誕生而緊張地工作。針對當時有人鼓吹尊孔讀經、封建儒學思想也喧囂一時的局面,吳澤先後發表了《名教叛徒李卓吾》、《李卓吾浪漫主義主觀主義文學論》和《李卓吾哲學思想的批判》等專題論文。後來,在這些論文的基礎上,又改寫成《儒吳澤教叛徒李卓吾》一書,於1949年由上海華夏書店出版。在這些文章和專著中,吳澤借李卓吾之口,怒斥“尊孔讀經”、施行封建專制獨斷主義之非,揭露國民黨政府“號召尊孔讀經,施行封建的專制獨斷,來杜絕民主民族革命思想”的本質,並充分地肯定李卓吾“為個性自由而毅然反孔教反道統”的精神和磅礴磊落的“獨立特行”。
1947年至1948年間,國民黨政權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當時學術思想界有人幻想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走“第三條道路”。對此,吳澤接連在《中國建設》等雜誌上發表了《戊戍五十年祭》《保皇黨的反動路線與綱領》《戊戌政變與新舊競爭》以及《梁啓超的“擁袁”與“倒袁”》等論文,用“戊戌變法”失敗的慘痛教訓,昭示人們,在半殖地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改良道路是行不通的,只有通過暴力革命,才能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務。 [7] 

吳澤解放後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吳澤參與了接管大夏大學的工作,並任大夏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教務長和文學院院長。
1951年,全國高等院校調整,大夏大學與光華大學等校合併為華東師範大學,吳澤任歷史系主任直至1956年。1955至1960年間,吳澤的研究重點集中在馬克思主義東方學理論和中國古代史領域,發表了一系列論文並集結成《中國通史基本理論問題論文集》一書。 [2] 
1966年8月,吳澤被誣為“反動學術權威”、 “三反分子”和“修正主義者”,被揪出批鬥,飽受精神和肉體的嚴重摧殘。但其追求真理的勇氣,依然一如既往,堅信“四人幫”及其爪牙們的倒行逆施,最終必將受到人民的公審和歷史的懲處。

吳澤迎來春天

“文革”結束後,吳澤恢復了華東師大歷史學系主任等行政職務。並在《文匯報》、《中華文史論叢》和《學術月刊》等報刊上,發表了《批判“四人幫”的“春秋戰國過渡時期”論》、《論“四人幫”的“戰國秦漢長期復辟”論》、《實踐標準與歷史研究》等論文,批判“四人幫”的“影射史學”滲論,揭露其歪曲歷史、算改歷史的反動實質,推動了史學戰線上的撥亂反正工作。
吳澤先生晚年照 吳澤先生晚年照 [6]
80年代初,吳澤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任命為學科評議組成員,並擔任中國古代史和中國史學史兩個專業的博士生導師。與南京大學韓儒林教授共同組織、制定中國古代專業碩士研究生的培養方案。 [5] 
1980年代初開始,吳澤還開闢了華僑史和客家學研究的新領域。在他看來,華僑史正是東方學的組成部分,而客家史又與華僑史有着密切關聯。數以萬計的華僑將東方文化傳遍全世界,又以人才、資金、技術回報祖國的建設,是中西方各種要素交流的重要橋樑。吳澤籌建上海市華僑歷史學會,擔任會長,並在華東師大設立華僑史研究室、客家學研究中心。他先後發表《馬克思恩格斯論華僑》《華僑對抗日戰爭的偉大貢獻》等論文,並主編《華僑史研究論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客家史與客家人研究》雜誌(後改名《客家學研究》)等,從研究隊伍建設、文獻史料研究整理等方面着力,力圖填補華僑史、客家史研究的空白。吳澤本人在這一領域的研究依然保持了重視個案的學術風格,他對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東南亞著名華僑領袖胡文虎的研究就是其中的典範之作。 [6] 
2005年8月6日晚,吳澤先生因病在上海華東醫院逝世,享年92歲。 [10] 
2018年5月,上海市社聯公佈了首批68位上海“社科大師”名單,吳澤位列其中。 [2] 

吳澤學術研究

作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吳澤先生十分強調歷史研究與現實的關係。他認為,每個時代總有每個時代的主題,“史學的現實性是史學生命力之所在,史學如果不解決現實的歷史借鑑問題,如果不立足現實、站在現實的高度來表述歷史的話,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指出“古往今來,一切偉大的歷史學家,都是在現實的感召之下而從事歷史研究的”。回顧既往,他從20世紀30年代起,即投身於“中國社會史大論戰”,之後長期從事於中國歷史的研究,直至暮年,依然筆耕不已,始終貫徹了這種理論聯繫現實、經世致用的治史精神。如他所説:“我自己在幾十年的治學歷程中,也始終把學術研究與現實的生活實踐結合起來,力圖讓學術生命與時代脈搏一起跳動。”他晚年將自己的書齋名為“遷瀾齋”,表示要以司馬遷、范文瀾為榜樣,以“通古今之變”為宗旨,同樣體現了這種融會古今、學以致用的學術風格。 [10] 

吳澤人物著作

《中國歷史研究法》,重慶峨眉出版社,1942年11月版
《中國原始社會史》,桂林文化供應社,1943年3月版
《中國歷史簡編》,重慶峨眉出版社,1945年7月版(原名《中國社會簡史》,1942年10月由桂林學藝出版社出版,經修改增補,改今名)
《論自由主義》(筆名宋魚) ,上海新知書店,1948年8月版
《康有為與梁啓超》, 上海華夏書店,1948年11月版
《儒教叛徒李卓吾》 ,上海華夏書店,1949年4月版
《中國歷史大系·古代史——殷代奴隸制社會史》 ,上海棠棣出版社,1949年9月版
《地理環境與社會發展》, 上海棠棣出版社,1950年2月版
《歷史人物的評判問題》 ,上海棠棣出版社,1951年7月版
《中國通史基本理論問題論文集》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60年2月版
《東方社會經濟形態史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中國歷史大辭典·史學史卷》(主編),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年版
《王國維全集·書信卷》(主編),中華書局,1984年3月版
《史學概論》(主編) ,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中國近代史學史》(主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版
《吳澤文集》(四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4] 

吳澤主要貢獻

1、客家學研究。吳澤首次倡導建立現代的、科學的客家學,並率先在華東師大成立客家學研究中心,主編出版《客家學研究》雜誌,發表《客家學芻議》等論文。此舉引發了世界客家學術組織的誕生,在海內外掀起了客家學熱潮。 [2] 
2、中國史學史研究。吳澤先後選編出版《中國史學史論集》和《中國近代史學史論集》,其主編的《中國近代史學史》是迄今為止第一部系統研究中國近代史學發展史的專著。 [2]   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尹達北京師範大學白壽彝華東師範大學的吳澤、南開大學楊翼驤等史學家的帶領下,中國史學史學科開始恢復性發展。他們的工作篳路藍縷,為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後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也使他們所在的學術機構成為日後中國史學史學科的重鎮。 [3]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