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廷

清光緒八年六月十一日（1882年7月25日） ^[6]  ，王正廷生於浙江省寧波府奉化縣。譜名正庭，後改正廷，表字儒堂。 ^[13] 

王正廷出生在一個具有基督教背景的家庭，在同齡學子中較早接受西式教育。他六歲時在寧波進小學堂，十歲往上海入英國傳教士所辦的中英學校習英文。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考入天津北洋西學堂二等（預科），後升入頭等（本科）。其時，中國處於甲午戰敗之後，“割地喪權，日蹙百里，幾於無時不在壓迫之中”。《辛丑條約》的簽署更是強烈刺激了年輕的王正廷。他決意從原來攻讀的鐵路專業轉向“研習外事”。 ^{[3]  [6]}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攻陷天津、北京，北洋西學堂被德國侵略軍佔據，學堂停辦，王正廷輟學返回上海。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他曾一度進海關任職，不久再去天津，隨原在北洋西學堂任教之坎特（Percy H.Kent）研習法律。其後到中美書院任英文科主任。光緒三十年（1904年），去湖南長沙中學堂擔任英文科主任。 ^[6]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王正廷應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白樂門（Fletcher S.Brockman）邀請前往日本，在中國留日學生中籌設中華基督教青年協會分會。同年，他在東京加入了中國同盟會。 ^[6]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秋，王正廷赴美國留學，先入密歇根大學攻讀法律，後入耶魯大學文科研究院學習國際法，與後來供職於民國外交界的名人王寵惠、王景春合稱“耶魯三王”。其間，王正廷是非常活躍的學生領袖。宣統二年（1910年）夏，正在碩士研究生班攻讀國際法的王正廷，因健康原因被迫休學，旋即因父喪歸國。 ^{[3]  [6]} 

宣統三年（1911年）夏，王正廷回到上海。10月武昌起義爆發，黎元洪被推舉為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王正廷前往湖北，在黎部下參與起草都督府組織條例，被任為都督府外交司司長，辦理外交事務。12月中旬，袁世凱派代表唐紹儀同民軍方面的全權代表伍廷芳在上海舉行南北議和談判，王正廷任民軍方面和談代表兼伍廷芳的參贊。12月下旬，他以浙江省代表的資格參加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6] 

年輕時的王正廷(2張)

民國元年（1912年）3月，袁世凱繼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唐紹儀組織新內閣，王正廷被任命為工商部次長。因總長陳其美沒有就職，由王代理總長職務。7月，內閣總辭職，王正廷回上海，繼白樂門之後任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同時，他還與張伯苓等共同發起組織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並籌備第二年在北京舉行民國時期第一屆全國運動會。此後，他長期兼任全國體育協進會理事長，多次領隊參加亞洲運動會和世界運動會。他和孔祥熙均為奧林匹克委員會的終身委員。 ^[6] 

民國二年（1913年）春，北京政府產生了正式國會，國民黨員當選參、眾兩院議員的有三百九十二人，國民黨成為國會中的第一大黨。王正廷被選為參議院議員及副議長。當時宋教仁力圖實行政黨內閣，為袁世凱所忌恨。3月，國會開會前夕，宋教仁被刺殺於上海。王正廷等對袁世凱的違法活動及擅自與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簽訂《善後借款合同》進行了揭露和鬥爭。7月參議院議長張繼離開北京，王正廷代理議長職務。在“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於同年11月宣佈解散國民黨並下令收繳國民黨議員的證書，王正廷遂離京去滬。 ^[6] 

民國五年（1916年）6月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總統，國會恢復，王正廷回京繼續擔任參議院副議長。民國六年（1917年）6月，張勳率兵入京“調停”總統黎元洪和國務院總理段祺瑞之間的所謂“府院之爭”，迫使黎元洪解散國會之後擁清室復辟。7月，孫中山為反對北洋軍閥解散國會、復辟帝制，提出擁護約法、恢復國會的主張，並從上海率“應瑞”、“海琛”兩艦南下廣東，建立護法根據地。王正廷擁護孫中山的護法主張，7月底電覆廣東省議會，同意前往廣州開會。他與吳景濂電請美、英、法、俄等國贊助中國國會。8月初到達廣州，受到孫中山的接見，並共同商議組織政府等事宜。8月25日，王正廷和其他南下的國會議員一起在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9月1日選舉孫中山為大元帥，成立護法軍政府。9月11日，王正廷任中華民國軍政府外交次長，並暫行兼署外交總長。民國七年（1918年），護法軍政府派王正廷赴美國，接洽美承認軍政府事。 ^[6] 

民國八年（1919年）1月，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美、英、法、德、意、日等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北京政府派代表參加和會，為表示中國南、北兩個政府對外的“一致”，廣東護法軍政府派王正廷為中國出席和會的全權代表之一，他與陸徵祥、顧維鈞、施肇基、魏宸組一起，曾向和會提出了一些要求：如希望列強放棄在華特權；取消日本與袁世凱訂立的“二十一條”；收回大戰期間被日本奪去的山東的一切權利等。但是，中國的正當要求不僅遭到與會列強的拒絕，並且和會還將日本奪得的山東權益明文載入對德和約。巴黎和會的這一消息傳出，立即激起了中國人民的一致反對，爆發了五四運動，國外華僑也展開了愛國鬥爭。在當時形勢和全國人民愛國運動的推動下，王正廷於5月中旬明確表示，如果簽訂和約不準中國保留意見，則無論如何“決不簽字”。這一主張符合當時中國各階層人民的願望，得到了多方面來電的支持，也得到廣東護法軍政府外交部長伍廷芳等的支持。這種態度對當時中國爭取獨立主權的外交鬥爭起了好的作用。中國出席和會的代表最終在全國人民和旅法華僑、留法學生共同鬥爭的壓力下，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王正廷在巴黎和會期間的表現，獲得當時國內輿論的好評。 ^[6] 

廣東軍政府於民國七年（1918年）5月通過改組排擠了孫中山之後，實已成為桂系一手把持的傀儡機構。1920年初，滇、桂兩系軍閥因爭奪駐粵滇軍的統率權而關係破裂，國民黨系的國會議員與軍政府間的矛盾亦加劇。4月21日，林森、王正廷、吳景濂、褚輔成通電宣佈：自3月29日起，廣東軍政府會議已不足法定人數，一切決議概屬違法。王正廷及不少議員離粵去滬。 ^[6] 

民國十年（1921年），王正廷到北京就任中國大學校長。這所大學原是民國元年由孫中山授命創立，黃興、宋教仁先後負責經辦。其後袁世凱復闢帝制，該校受到肆意摧殘，在艱難中維持近十年。這時由王寵惠任董事長，王正廷任校長，經過籌款擴建，規模日漸完善，設立文、理、法三個學院。後來該校得到中國國民黨的資助，長期存在下來，甚至在抗戰爆發後，也以私立大學的名義繼續留在北平，校長一直由王正廷掛名，直至北平和平解放為止。 ^[6] 

民國十年（1921年）5月，王正廷被選為海牙國際常設公斷法院公斷員。民國十一年（1922年）初，在華盛頓會議期間，美、英等帝國主義國家從各自利益出發，促使中、日兩國代表在會外直接交涉，達成“解決山東懸案條約，規定讓中國從日本手裏收回膠州原德國租界地，改向各國開放”；同時“以中國國庫券交付日本”，“以鐵路產業及進款作抵”，由中國贖回膠濟鐵路。3月，北洋政府派王正廷為“魯案”督辦，與日本辦理交涉，至12月簽訂了“魯案協定”並辦理移交膠澳管理手續。接着王正廷擔任青島商埠督辦兼膠濟鐵路理事長。當時北洋政府曾把此事稱為“外交勝利”，王正廷也從中取得了一定的政治資本，加強了他在北洋政界中的地位。 ^[6] 

民國十一年（1922年）11月29日，王寵惠內閣因遭到曹錕的反對而辭職，黎元洪先命汪大燮署理國務總理，王正廷署外交總長。這時直係軍閥首領曹錕排斥現任內閣，逼迫黎元洪重組對他有利的新內閣，並企圖趕走現任總統，為自己登台掃清道路，汪內閣處於風雨飄搖的狀態。12月6日，黎元洪不得不提出由張紹曾出來組織新內閣，因張與曹錕、吳佩孚的關係都很密切。在新內閣沒有通過以前，汪內閣代理時間已到，黎元洪便於12月11日請王正廷暫行代理總理。王正廷於14日通電就職。內閣成員除王正廷兼任外交總長、凌文淵代理財政總長外，其他成員均是留任，即由高凌霨、張紹曾、李鼎新、許世英、彭允彝、李根源、高恩洪分別任內務、陸軍、海軍、司法、教育、農商、交通各部總長。12月31日，王正廷代理內閣，打破自己不任免重要人員的諾言，升授吳佩孚為孚威上將軍，馮玉祥為陸軍上將。王正廷臨時內閣是個過渡性的政府，時間較短，不為曹錕等的重視，只不過為張紹曾內閣起催生的作用。民國十二年（1923年）1月4日，張紹曾內閣組成，任王正廷為司法總長，但他未就職。 ^[6] 

民國十一年（1922年）3月26日，黎元洪派王正廷籌辦中俄交涉事宜。其時，蘇俄政府在發表兩次對華宣言的基礎上，特派代理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使華，談判中蘇建交。 ^[6] 

但雙方在先承認還是先談判的順序問題上，長期不能統一。北京政府主張先談判解決中蘇間懸案，然後承認蘇俄政府。但這並不妨礙加拉罕與王正廷間非正式的接觸與談判。王正廷針對蘇方的要求，提出參照中日交涉山東問題的前例，先擬定一個解決中俄懸案大綱協定，然後互相承認，再舉行雙邊會議解決具體問題，取得蘇方同意，從而掃除了中蘇談判的障礙。爭執的主要問題是外蒙古問題、中東鐵路問題以及松花江黑龍江航行問題、賠償十月革命和俄國內戰中華僑蒙受損失問題等，雙方互提方案，交涉折衝。3月14日，雙方在《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草案》《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草案》以及附件上非正式簽字，為中俄建交談判奠定了基礎。 ^[6] 

然而，王正廷與時任外交總長的顧維鈞長期不睦，加上該草案未曾事先提交內閣會議討論，因此遭到整個內閣的反對，認為王正廷簽署該草案越權，王正廷為此退出中蘇談判，轉由外交部直接與加拉罕談判，中俄爭執再起。由於此時孫中山領導的廣州軍政府已確立“聯俄”方針，這給北京政府以很大壓力，談判速度加快。5月31日，顧維鈞與加拉罕正式簽約，中蘇兩國由此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係。 ^[6] 

民國十三年（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曹錕下台。31日，黃郛任代理國務總理，王正廷任外長兼財政總長。11月24日段祺瑞再次上台，當上了北京政府“臨時執政”。黃郛下台，王正廷也去職。民國十四年（1925年）3月，王正廷再任中俄會議督辦。12月段祺瑞改組內閣，王正廷任外交總長。民國十五年（1926年）3月，辭職赴上海，不久，任全國道路協會會長。 ^[6] 

民國十五年（1926年）9月，馮玉祥在五原誓師就任國民軍聯軍總司令，宣佈加入國民黨，並與南方國民革命軍相配合，出潼關參加北伐。王正廷應邀參與馮玉祥的軍事謀劃。民國十六年（1927年）夏，當國民軍佔領河南以後，鑑於隴海鐵路有涉外事務，馮薦王正廷任隴海鐵路督辦。 ^[6] 

民國十七年（1928年），王正廷被任命為南京國民政府外交委員會委員。5月，日軍為阻撓國民黨軍隊北伐，製造濟南慘案。南京政府外交部長黃郛因執行蔣介石的對日妥協政策，激起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不得不引咎辭職。6月，王正廷繼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長兼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其後他還曾任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執行委員等職。10月，王正廷與日本代表談判解決“濟案”問題，日本方面仍然蠻橫無理，拒不撤兵。王正廷按照蔣介石的旨意，對日本一再妥協遷就，引起了南京市民的憤懣，於12月13日舉行示威，並搗毀了王正廷的住宅。1929年3月28日，中日雙方達成所謂“濟南協議”，除規定組織調查委員會調查所謂雙方的損失外，還要中國政府負責保護在中國的“日本臣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這個“協議”把日本帝國主義在濟南殺害中國軍民數千人等罪責一筆勾銷，還聲明：“視此不快之感情，悉成過去，以期兩國邦交益臻敦厚。” ^[6] 

王正廷在中國外交史上的最大貢獻是主持了南京政府的“改訂新約運動”。由於王正廷與蔣介石的同鄉關係，備受南京政府重用，出任外交部長達三年四月之久，並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這在民國外交部長任職史上前所未有。 ^[3] 

民國十七年（1928年）6月，王正廷發表修改不平等條約宣言，宣告將要求與各國按照平等及相互尊重主權的原則重訂新約，“改訂新約”運動由此展開。 王正廷首先主持了關税自主交涉。7月，王正廷與美國駐華公使馬慕瑞簽署《中美關税條約》，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至12月，他以外長身份又與訂有關税條約的主要列強挪威、荷蘭、瑞典、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丹麥、葡萄牙、西班牙等國簽署了承認中國關税自主權的條約。民國十九年（1930年）5月，中日也簽署了類似條約。中國關税自主基本實現，這不僅使南京政府的財政收入大大增加，而且對於保護、扶植民族工業的發展也起了積極的作用。 ^[3] 

自民國十九年（1930年）起，王正廷還主持了與各國交涉撤廢領事裁判權的談判。由於各國提出種種阻撓意見，使談判陷入僵局。民國二十年（1931年）5月4日，南京政府頒佈《管轄在華外國人實施條例》，規定自1932年1月1日起，所有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外國人均應接受中國法院管轄，但仍給外國人以一定的照顧。但該條例頒佈不久，九一八事變發生，南京政府又宣佈該條例暫緩執行，交涉以失敗告終。 ^[3] 

在“改訂新約”運動中，王正廷還主持了改組上海兩租界法院的談判，收回了上海兩租界的司法管轄權，建立了租界內的中國法院體制。對於收回租界和租借地，王正廷沒有提出全面的交涉和實施計劃，但通過努力，收回了天津比（利時）租界、鎮江、廈門英租界、威海衞英租地等。 ^[3] 

中晚年的王正廷(2張)

王正廷本人不是親日派，但由於他在“九一八”事變前後仍然執行蔣介石的對日妥協路線，再次引起全國人民特別是青年學生的強烈不滿。民國二十年（1931年）9月28日，南京、上海兩千多名學生冒雨向國民黨中央黨部請願，因不得結果，隨即轉向外交部，衝開警衞的阻攔，用墨水瓶擲傷王正廷的頭部。王正廷於紛亂中從窗口跳出，始得逃脱。事件發生後，他被迫辭職。 ^[6]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1月，王正廷改任外交委員會委員。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8月，出任南京國民政府駐美大使。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在美國國務卿安排下與日本駐美公使會面，但毫無結果。以後，他也沒有能夠從美國方面得到新的援助。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9月，國民政府將王正廷調回，改派胡適接替駐美大使職務。王正廷經香港轉赴重慶，此後不再擔任政界要職，只掛名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 ^[6] 

抗戰勝利後，他回到上海，主要從事各項社會活動、公益事業以及金融和保險事業。曾任上海市參議員、全國體育協進會理事長，還兼任中國紅十字會會長、交通銀行董事、菲律賓交通銀行董事長、太平洋保險公司董事長等職。 ^{[3]  [6]} 

1961年5月21日，王正廷在香港病逝。 ^[6] 

王正廷認為體育可以強身，可以衞國，可以喚起團結意識。所以他在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1935年創辦的《體育季刊》“發刊詞”中説：當視體育為強健身心之常經，當視體育為振興民族之正軌。那麼，如何才能喚醒民眾，使大家都能懂得體育救國的道理呢？王正廷認為，通過舉辦運動會可以達到廣泛宣傳的目的，是一種比較好的方式。因為“興邦與救國絕非一人所能負其責，而世界之物質文明，導致人類身體有逐漸衰落之趨勢，長此以往，民族之前途何堪設想，為提倡體育，舉行運動會為最佳良方。” ^[5] 

正因為王正廷將舉辦運動會看成是對個人身體的培養，是對民族精神的弘揚，所以他對國內外各項體育活動都投注了極大的熱忱。同時，也使他自己在作為一名政界人士被社會所普遍認可的同時，也被人們作為一位體育界的領袖、作為一位推動奧林匹克運動在中國發展的開拓者所接受、所尊敬。 ^[4] 

民國十一年（1922年），王正廷被選為中國第一個奧委會委員。民國十三年（1924年），他與張柏苓等人共同發起組織“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任名譽會長。他是遠東運動會發起人之一，也是歷屆遠東運動會贊助人之一，在前後十屆遠東運動會（1913年－1934年）中，任第二、第五和第八屆運動會會長。他還連續擔任第十屆（1932年）、第十一屆（1936年）、第十四屆（1948年）3屆奧運會中國代表團領隊。 ^[10] 

唐振常：“中國第一代職業外交家，當始於辛亥以後之袁世凱及歷代北洋政府，……在這一代可數的著名人物中，有伍廷芳、伍朝樞、陸徵祥、曹汝霖、施肇基、王正廷、顧維鈞等。” ^[8] 

石源華：“王正廷一生曲折多奇。然最主要的奉獻還是在外交界。其歷時之久，處事之多，貢獻之廣，堪稱民國職業外交家羣體的重鎮人物，同時他也是民國外交史上褒貶不一、爭議較多的人物之一。” ^[3] 

父親：王際唐，基督教聖公會牧師，曾在上海郊區傳教。 ^[6] 

妻子：施美利，慈溪縣東鎮橋牧師施越明（1858-1936）之女，也是王正廷的表妹。 ^[12-13] 

《王正廷博士演講集》 ^[7] 

《王正廷自傳：顧往觀來》（Looking back & looking forward），凌天出版社（香港），2012年4月版。 ^[7] 

王正廷公館位於重慶市沙坪壩區歌樂山原停車場9號名。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