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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
(中國近代上海青幫頭目)
鎖定
杜月笙十四歲初到上海當水果行學徒。民國七年(1918年),進入青幫上海頭目黃金榮家裏做雜務,討得黃金榮老婆林桂生的賞識,此後黃金榮開始將部分生意交給其經營。民國十四年(1925年)7月,與黃金榮、張嘯林創辦了專營鴉片的“三鑫公司”,杜月笙任總經理。同年,自立門户。並出任法租界商會總聯合會主席,兼納税華人會監察。民國十六年(1927年)4月,與黃金榮、張嘯林組織中華共進會,為蔣介石鎮壓革命運動充當打手。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組織恆社。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7月22日,參與組織成立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8月,積極協助蔣介石搶奪抗日戰爭勝利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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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春,參加國民政府召開的“行憲國大”,力捧蔣介石當選總統。1949年5月1日,前往香港定居。1951年8月16日下午4時50分,杜月笙於香港病逝,終年6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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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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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生
杜月笙 - 號
- 月笙
- 所處時代
- 中國近現代
杜月笙人物生平
杜月笙流落上海
清光緒十四年(1888年8月22日)農曆七月十五,杜月笙出生於江蘇省川沙廳(今上海市浦東新區)高橋鎮南的杜家宅,取名杜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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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歲喪母,六歲時,父親也去世了。留下他依靠外祖母撫養,舅父是個木匠,生活也很艱難。所以,他只上過半年私塾就輟學了。他伸手討過飯,舅父朱揚聲曾給他錢去販賣大餅油條,但“寡人好賭”的他不僅常常把本利輸光,而且有時摸舅父的錢,結果被趕出了大門,到處流浪。約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他從高橋流浪到了上海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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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投靠在十六鋪一家水果行當賬房的伯父杜阿慶處,由伯父介紹進另一家水果行當學徒;做不上半年,不得老闆的歡心,被轟出了門。回到高橋,在一家肉鋪裏當下手,又因為賭博,被停了生意。這樣,再度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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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生在這羣人裏,先是向他被趕出的寶大水果行討些爛水果,再到碼頭停泊的水果船上撈些新鮮的,在小街巷及煙館等處叫賣。生活很悽苦,偶然剩幾文錢,還要和朋友一起賭博。在這一時期,他得了兩個諢名:“水果月生”和“蠟光月生”。這樣混了一段時間後,他結識了不少人,還參加了碼頭上的小幫派,和他們一起欺騙敲詐初到上海的農民,偷盜碼頭上的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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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加入青幫
約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十六鋪碼頭有個青幫“大亨”陳世昌,他看杜月生年紀輕,又很機靈,就將他收在門下。杜月笙拜他為老頭子(乾爹),杜月生這樣算正式“在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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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仗幫會勢力,他與流氓們合夥在輪船碼頭幹些敲詐勒索、走私販毒的行當。同時,以其在上海灘上黑社會內歷練時久,為法租界巡捕房僱為包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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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七年(1918年),杜月生經陳世昌的同輩弟兄黃振億的介紹,到當時上海灘大流氓頭子、時任法租界警務處督察長的黃金榮家裏做雜務。依靠他的頭腦靈活、八面玲瓏,很快討得黃金榮的老婆林桂生賞識。當時淞滬護軍都督使何豐林等人私下集資開辦了一家包運販賣鴉片的公司,杜月生認為這個公司有軍閥為後台,肯定能夠賺錢,遂鼓動林桂生以黃金榮的名義入股,不出兩年,即為黃金榮賺得200萬元。由此,黃金榮對杜月生的“才幹”始加註意,並賞其5萬元為酬謝。此後,黃金榮又推舉其在法租界內運銷鴉片,並將法租界三大賭場之一的“公興俱樂部”的經營權交給了杜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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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上海的煙土走私由以英租界探目沈杏山為首的“大八股黨”操控。他們先從搶劫煙土開始,漸與土商達成協議,由土商支付數額巨大的“保護費”,由大八股黨負責煙土運送安全。杜月笙欲與大八股黨爭奪煙土之利,於是找來顧嘉棠、葉焯山、高鑫寶、芮慶榮、楊啓堂、黃家豐、姚志生、侯泉根等八人,組織“小八股黨”,建成一支流氓武裝。在與大八股黨的爭奪中,他們或明搶,或暗劫,至民國八年(1919年)初,“小八股黨”最終取代“大八股黨”,執上海煙土行業之牛耳,杜月笙由此名聲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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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青幫大亨
老上海的黑幫大亨(2張)
民國十六年(1927年)4月,杜月笙與黃金榮、張嘯林組織中華共進會,為蔣介石鎮壓革命運動充當打手。4月11日,設計活埋了上海工人運動領袖汪壽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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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指使流氓襲擊工人糾察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工人羣眾,從而獲得了蔣介石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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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府成立後,杜月笙任海空總司令部顧問、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議和行政院參議等職,雖然都是沒有軍權的虛銜,但其社會地位卻因此極大提高。9月,杜月笙擔任法租界公董局臨時華董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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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八年(1929年),杜月笙升任法租界公董局華董,這是華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同年,創辦中匯銀行,涉足上海金融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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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結交金融界人士徐新六、陳光甫、唐壽民等,使得他的銀行業務頗為興旺。
[7]
民國十九年(1930年),杜月笙在家鄉浦東高橋鎮高南鄉陸家堰買地五十畝,委託高橋創新營造廠廠主謝秉衡建造杜氏家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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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年(1931年)6月8日至10日,杜月笙舉行家祀落成典禮和“奉主入祠”典禮。儀仗隊有五千人之眾,自法租界杜公館出發,長達數里,巡捕開道,鼓樂震天。開酒席三日,每日千桌。包括蔣介石、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上海市長張羣等在內的多個國民黨要人都送了匾額。排場之大,靡費之巨,極一時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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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杜月笙開始組織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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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2月,舉行恆社開幕典禮。杜月笙自任名譽理事長。社名取“如月之恆”的典故,名義上是民間社團,以“進德修業,崇道尚義,互信互助,服務社會,效忠國家”為宗旨。實際上是幫會組織,藉此廣收門徒,向社會各方面伸展勢力。恆社初成立時,有一百三十餘人,到1937年達520餘人,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上海市社會局、新聞界、電影界等許多方面的人士都參加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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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積極抗日
各個年齡的杜月笙(5張)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夏,吳開先奉命至上海整頓國民黨地下組織,成立了“上海黨政統一委員會”,吳開先自任書記長,杜月笙則以其在上海的金融工商、黨政、特務系統及黑幫勢力中的特殊影響,被蔣介石任命為該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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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3月,杜月笙在重慶設立“中華實業信託公司”,自任董事長,由華中各地搶購物資內運經銷。同時他還將中國通商銀行遷到重慶,自任總經理。同年秋,他又親至內江、成都、寶雞、西安、洛陽等地,設立通商銀行分行,各分行內皆設恆社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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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9月,杜月笙回到上海。10月開始,即着手整頓“恆社”。整頓後的“恆社”,在全國二十多個城市發展分支組織,人數亦大大增加,社員上至中央部長、司長,下至董事長、報社社長、律師、特務,遍佈全國。這一時期,杜月笙勢力進一步膨脹,獲得的各種各樣的職銜計70個左右。除“國大”代表、上海市參議員等公職外,所任職銜,涉及文化教育、金融工商、交通電氣等各行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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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盛極而衰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4月,蔣介石為體現“民主政治”,下令“民選”上海市參議會議員。在選舉前夕,杜月笙發動其徒眾,四處收買拉攏,威脅利誘,當選為議長。但恰在此時,他的心腹萬墨林因囤積居奇,被上海警備司令宣鐵吾逮捕。並傳來蔣介石的口信:議長一席,希望由潘公展擔任。杜月笙迫於蔣介石的壓力,無奈讓出已到手的議長職位。這使得杜月笙大發牢騷,“淪陷時上海無正義,勝利後上海無公道”。10月,杜月笙將所謂的“人民行動委員會”改組為“中國新社會事業建設協會”,任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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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杜月笙因屢遭國民黨打擊而去香港躲避一時,隨即與潘漢年秘密會談,保證中國共產黨接管上海時,黑社會不予搗亂,也請共產黨給予寬大處理。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春,杜月笙參加國民政府召開的“行憲國大”,力捧蔣介石當選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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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夏,蔣介石為了挽救嚴重的財政危機,派蔣經國到上海實行市值改革,發行金圓券,要求民間將所持法市外幣及金銀一律兑換成金圓券。9月初,杜月笙的三兒子杜維屏沒有完全照辦,被蔣經國以“投機倒把”罪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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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蔣經國還將萬墨林傳去訓話。杜月笙淒涼地感到“該是他們(蔣介石集團)要我下台的時候了”。後來,杜月笙指使其門下四處收羅證據,證明孔祥熙長子孔令侃所擁有的揚子公司也從事同樣勾當,逼蔣經國就範。蔣經國無法,只得將杜維屏判處6個月徒刑,此事草草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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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病逝香港
1949年初,杜月笙與黃炎培、錢新之、章士釗、盛丕華、沙千里、史良、張瀾等人頻繁接觸,商討時局與個人前途。杜月笙曾考慮過留在上海,但沉重的歷史包袱使他難以完全相信共產黨能不究前嫌。4月10日,蔣介石召見杜月笙,要他去台灣。5月1日,杜月笙決定既不留在上海,也不投奔台灣,而是選擇留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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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8月7日,杜月笙昏迷,醒後即叫家人請來秘書胡敍五口述遺囑。杜月笙腦子十分清醒,遺囑並未涉及政治,全是遺產繼承等家庭瑣事。杜月笙拿出多年來別人寫給他的各種欠條,全部予以燒燬,並告戒後人不得追討餘債。只留下了十萬現金,每個老婆各拿一萬,兒子一萬,未嫁的女兒六千,已經出嫁的四千。據其女杜美如説,杜月笙去世前説的最後一句話是:“我沒希望了,你們還有希望,中國還有希望。”杜月笙口述一陣後,叫秘書重讀一遍,然後掙扎着簽上自己的名字:杜鏞。8月16日下午4時50分,杜月笙於香港病逝,終年6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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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舉行大殮。蔣介石親自為杜月笙書寫了輓額“義節聿昭”,杜月笙的棺材被送到香港東華醫院義莊停放。1952年10月25日,姚玉蘭攜子女把杜月笙的靈柩從香港運往台灣,於27日抵達基隆。許世英、李石曾、洪蘭友及親友恆社三百多人在碼頭迎接並祭奠。靈柩到了台灣後,暫寄極樂殯儀館。何應欽、鄭介民、毛人鳳等人成立了“杜月笙先生靈櫬安厝委員會”,於1953年6月28日進行了安厝儀式,葬於台北縣汐止鎮(今新北市汐止區)大尖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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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主要影響
杜月笙正面影響
民國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杜月笙參與發起了“上海市抗日救國會”,並擔任常任委員,也做過一些抵制、查禁日貨的工作。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後,日軍企圖通過誘騙國民政府與之談判,行緩兵之計。杜月笙則居中為這次外交談判穿針引線。但在全國人民和第十九路軍的抗日熱潮的推動下,杜月笙參加了從事與抗戰有關的慰勞、救濟任務的“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和“上海市地方協會”。在淞滬抗戰期間,他會同黃炎培等代表上海各界慰勞第十九路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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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中國進入全面抗戰。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7月22日,由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出面,杜月笙參與組織成立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並擔任該會主席團成員及籌募委員會主任委員。在他及眾人的努力下,共籌得救國捐150餘萬元,認購救國公債7500萬元,幾乎佔全部發行量的1/6。八·一三事變爆發後,每當有國民黨軍隊開到上海,杜月笙必定帶上大批上海人民捐獻的慰勞品,前去慰勞軍隊。此間,杜月笙也曾對共產黨表示過合作的態度,
[13]
將一些軍中急需的通訊器材、裝甲保險車送給中共將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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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他領導的抗敵救援會應八路軍駐滬代表潘漢年的要求,向晉北前線的八路軍將士贈送了防毒面具100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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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表示決不使部下妨礙中國共產黨的救國活動,他同時要求在上海的全權代表姚惠泉為中國共產黨募集教育文化經費,並且掩護過周恩來的堂弟。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10月間,杜月笙與戴笠合謀,利用幫會組織建立了“軍事委員會江浙行動委員會”,由其任主任,轄下建立“淞滬別動總隊司令部”,擁有一支有一萬人參加的“別動隊”。5個支隊中第一、二、三支隊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門生,其中,第三支隊在青浦參加了與日軍的戰鬥。12月初,杜月笙專程趕赴武漢面見蔣介石,被蔣委任為中央賑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分管第九賑濟區事務。領命之後,杜月笙回到香港,成立了賑濟委員會第九區賑濟事務所,自任主任。同時還在香港掛出了中國紅十字總會辦事處的牌子,以此為掩護,從事動員、組織、安排一些有一定社會影響的人遷居香港,並負責溝通國民政府與上海等淪陷區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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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夏,杜月笙被蔣介石任命為“上海黨政統一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杜月笙坐鎮香港,指揮其留在上海的門徒,迫使虞洽卿等人離上海赴重慶。同時他還制止黃金榮公開出任偽職,並請其協助吳開先在上海活動。約在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底,杜月笙成功地策反高宗武、陶希聖脱離汪精衞集團,蔣介石為此特撥款20萬元給杜月笙以為酬勞。除此以外,杜月笙還積極支持軍統局上海區的鋤奸活動。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10月,杜月笙黨徒成功策動朱升源將時任偽上海市市長的傅筱庵殺死。此前,與黃金榮、杜月笙同為上海三大亨的張嘯林由於公開投敵,被杜月笙的徒弟林懷部刺殺。儘管杜月笙對此事一向諱莫如深,但事前必經他默認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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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負面影響
民國十五年(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正式誓師北伐。民國十六年(1927年)3月21日,中國共產黨發動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隨即控制上海。蔣介石派楊虎和陳羣聯絡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欲藉助上海的流氓勢力發動反革命政變,鎮壓上海的工人運動。杜月笙與黃金榮等積極招兵買馬,收羅黨羽,組織“中華共進會”,充當蔣介石反共走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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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杜月笙以“有機密大事商議”為由,“邀請”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赴宴。結果汪壽華一走進杜月笙住宅,就被早已等候在那裏的杜月笙手下捂住口鼻,裝進麻袋,押上汽車,運到楓林橋活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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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杜月笙親自督戰,組織流氓惡棍從南、北兩路襲擊工人糾察隊。此外,杜月笙還將獲取的情報預先通知蔣介石,使得工人遊行隊伍在寶山路三德里附近,遭到預伏的蔣介石軍衞生隊鎮壓,造成駭人聽聞的寶山路大屠殺事件。杜月笙還派弟子芮慶榮率領“行動大隊”,僅在4月14日一天,便捕捉共產黨人和進步羣眾一千多人。4月下旬,杜月笙親率“行動大隊”專程去寧波協助蔣鼎文“清黨”。為表彰杜月笙等人在上海“清共之役”的功勞,蔣介石委任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議”,並單獨召見杜月笙。從此,杜月笙建立了與蔣介石的特殊關係。蔣介石一些不便出面的事,也由杜月笙代勞。為鞏固在上海灘的地位,擴展在全國的影響,凡國民黨的要人,如宋子文、孔祥熙、吳鐵城,杜月笙莫不曲意奉承,極力巴結。他與國民黨上層人士,特別是上海市重要部門的官員更是打成一片。不僅如此,杜月笙還特別注意取悦法租界的外國權貴,由此,他在上海灘乃至全國的影響和地位迅速提高,成為名副其實的“上海大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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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八年(1929年),杜月笙開辦中匯銀行,並以此為基礎,採用籠絡金融界人士、仰仗官僚資本、動用流氓勢力等手法,相繼擔任了中國、交通銀行董事以及上海市銀行公會理事。與此同時,他還採取同樣手法,插足麪粉、航運、棉紗業,獲得了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長、大達輪船公司董事長、上海紗布交易所理事長等頭銜。最終,杜月笙通過打、拉上海市商會中的有力人物王曉籟、駱清華,使得當時的商會會長虞洽卿頗有力不從心之感,漸生退意。經過杜月笙一番活動後,王曉籟被推舉為上海市商會會長,而杜月笙則在幕後操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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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一二·九運動之際,杜月笙協助上海市長吳鐵城破壞愛國學生的示威遊行,阻撓學生去南京向國民政府請願。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11月下旬,杜月笙與國民黨當局聯手策劃,逮捕了力主抗日的救國會領袖“七君子”,其後又對“七君子”多次進行政治誘降和迫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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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10月,杜月笙又與軍統負責人鄭介民勾結,將所謂的“人民行動委員會”改組為“中國新社會事業建設協會”,任常務理事,積極指揮幫會組織,配合國民黨特務,打擊共產黨和進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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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歷史評價
民國將領範紹增:①他善於揣摩別人心意,能根據不同類型性格的人,運用不同的手法去對待。使一些人和他見面後,總愛與他交往。②杜月笙捧人的手段的確很有一套,這對他的成名有極大幫助,他捧人捧得不着痕跡,使被捧的人非常高興。③杜能夠成名,為很多人所稱道,主要是他善於耍“兩面三刀”的手段。④他的文化程度和我差不多,正楷字還能認識一些,略帶行草便認不出來了。但他對寫自己的名字,卻下過一番功夫,看他的簽名,倒也像讀過幾年書的樣子。他説話一向不急躁,以後更裝得斯斯文文,在公開場合和交情不夠的客人面前,他是不隨便多講話的,以免露出馬腳。故初次和他見面又不瞭解他的出身的人,是一下識不出他的“廬山真面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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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杜月笙在舊中國能享所謂“盛名”達三十餘年,長期得到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等的信任,以及大資本家的支持,關鍵是靠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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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現代政治家王寵惠題輓聯:心期克復,身待昇平,胡天弗愁遺,竟神遊海天一角;名滿寰區,功毗匡濟,其歿而不朽,豈俯同戰國四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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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蘇智良:以杜月笙為首的黑幫勢力是不同於中國社會其他地區黑幫社會的獨特產物。他們的能量和影響遠遠超過了同期的任何一股黑社會勢力。在舊上海經濟畸形發展的病態社會里,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三個青幫首領、都市大亨,利用租界的特殊背景,成為上海灘實力最強、影響最大的新式流氓幫會集團,這個在特殊時期下形成的特殊的社會勢力階層,已經褪去了身上濃重的宗法色彩,變得與西方社會的生存法則和遊戲規則更加接近。三大亨的人生軌跡又是不一樣的。張嘯林連最基本的民族氣節也沒有守住,黃金榮的民族氣節是守住了,但是作為老派的幫會人物,他無法走出自己收徒斂財的傳統圈子。杜月笙和其門徒之間更多的是一種利益集團的關係,而非依附關係。這一點從其徒眾稱呼其為“先生”,而他的弟子被叫做“學生”就可以明顯地感覺到。正因為此,才會在下層社會流傳這樣一句話,“要像杜先生那樣做人。”舊上海的無序給了杜月笙從底層爬進上流社會的機會,舊上海的活力為杜月笙的飛黃騰達提供了最為充足的空間,在病態社會的温牀中杜月笙成功地成為三百年幫會第一人。
[12]
《海內與海外》雜誌社編輯部副主任朱小平:蔣介石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奪取政權,杜月笙在政變中起了關鍵的作用,僱用流氓為上海總工會送錦旗放煙霧,誘騙殺害總工會委員長、中共黨員汪壽華等,致使上海總工會80萬會員羣龍無首,數千工人猝不及防被蔣介石殺害。作為舊上海黑社會的大頭目,杜月笙身上有很多污點,但是,他也並非漆黑一團。在抗戰中,他曾多年擔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做過一些有益的慈善事業,特別是他任副會長時正值抗戰前後,於救助傷兵輸送物資、建立抵抗部隊,做出了貢獻。
[2]
當代傳記文學作家徐鑄成著《杜月笙正傳》:歷史上任何英雄、豪傑、聖人、哲士,乃至大奸大猾,恐怕都不敢説自己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因為事物總是發展的,“長江後浪推前浪”“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我想,只有我們這位杜“聞人”,在他那個“社會”裏,可以那麼説。歷史上有不少“遊俠豪士”,上海更出現過不少“大亨”“聞人”,但像他這樣“八面威風”、名聞中外的,可以説沒有。而從“三座大山”被推倒,社會制度徹底改變以後,再要出現這麼一個傳奇人物,肯定也不可能了。……縱觀杜的一生,從“水果月生”到君臨“十里洋場”的“第一號聞人”,從販賣鴉片到經營各個行業的“純粹商人”、工商界鉅子,歷盧永祥、孫傳芳、張宗昌、蔣介石等幾個時期,經幾十年而不衰不倒,看來,“應順潮流”,是他的成功“要訣”之一。看他最後的幾年,也還在新舊中彷徨掙扎,至少並不是想當舊時代的“忠貞不貳之臣”。
[18]
劉峯、吳金良主編《中華慈善大典》:杜月笙聞名天下,對民國政治有影響,有貢獻。但他畢竟曾是幫派人物,靠煙賭發跡,受其惠者甚多,受其害者也多,可以説是譭譽參半,有恩有怨。他熱心救濟事業,但也熱衷於名利;他既懂得以利求名,又善於以名貿利。因此,救濟事業對他來説,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為了自身利益,他做了很多壞事,也做過一些好事,因此,對他的評價不能脱離當時社會的具體環境。但無論怎麼説,他的慈善行為客觀上對民國社會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抑惡揚善”應是評判杜月笙的正確公允的態度。
[16]
媒體評論人梁宏達:杜月笙一輩子從底層摸爬滾打起家,夢想成為人上人,他也按照自己的江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成功,也為抗日戰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雖然他也有點兒私心在裏面,但是總的來説,杜月笙這個人一生很傳奇,也很複雜。
[19]
杜月笙軼事典故
杜月笙對聯
杜月笙成名後,一改傳統流氓身着短打、手戴戒指、捲袖開懷的打扮,而是四季身着長衫,打扮斯文,給人一種温文爾雅的形象。由於他在上海善待下台總統黎元洪,黎元洪的秘書長特撰一副對聯:“春申門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他因此被其黨羽吹捧為“當代春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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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改名
民國十五年(1926年),國學大師章太炎為其在上海的侄兒的官司之事,寫信向杜月笙求助。杜月笙早就想結識章太炎,正苦無門路呢,這真是天賜良機。他當即派人打通關節,將章太炎侄兒解圍出來。然後,他藉機親赴蘇州,登門拜訪章太炎。談話間,章太炎取出《周禮·大司樂疏》,找到了杜月笙名字的出典。杜月笙在此之前,一直用父親為他取的小名“月生”。章太炎指着古書上的出典,念道:“東方之樂謂笙:笙者生也。西方之樂謂鏞,鏞者功也。”然後,合上書説:“杜先生,您的大名應該叫‘鏞’,再在您的‘生’字上加個‘竹’字頭,‘月笙’作號。這樣,一面保存了小名的原意,一面寓有‘發揚光大’之意……”。杜月笙一聽喜之不盡。此後,凡正式場合,他都用“杜鏞”二字簽名,以裝點門面,平時就用“月笙”了。
[9]
杜月笙提高修養
杜月笙曾這樣回憶童年:“當時一個月學費只有五角錢,可惜因為家裏實在太窮了,讀到第五個月,先母繳不出學費,只好停學。”失學兒童的痛苦經歷,讓他永生難忘。他雖是粗人出身,但很看重文化。成名後,他一直在努力提高自身文化修養,門廳高懸對聯“友天下士,讀古人書”,時時鞭策自己。然而畢竟識字少,無法去“讀”,他就重金聘請高明的説書藝人長期為他講《三國》、説《水滸》,學習歷史知識和古人的處世方式。他勤練書法,簽名寫得相當漂亮。他非常注重儀表文明,不論天氣多熱,長衫最上面一顆紐扣也從不解開,並禁止衣冠不整、赤膊袒胸的徒眾出入杜門。
[11]
杜月笙重視教育
杜月笙對子女的教育高度重視,嚴格要求他們的學業,嚴禁他們沾染煙賭娼。兒子杜維藩高中時一次大考逃考,被他狠甩兩個耳光。女兒杜美如一次外語考試成績不佳,被他用鞭子責打十下。其八子三女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培養。杜月笙還曾在法租界善鍾路創辦了一所正始中學,親任董事長,聘陳羣任校長。他還在老家浦東耗資十萬元建起“浦東杜氏藏書樓”,附設學塾。
[11]
杜月笙想當市長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抗戰後杜月笙自持勞苦功高,想趁蔣介石論功行賞的機會,撈個有影響的職位,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長,起碼當個副市長。8月底,杜月笙回到上海時。蔣介石已任命錢大鈞為上海市市長、吳紹澍為副市長,負責接收上海全權。令杜月笙沮喪的事還在後頭:火車快到上海時,門徒上車報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歡迎儀式,連本已搭起的牌樓也已拆除,北火車站還貼出了“杜月笙是黑勢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標語。杜月笙聞訊氣上加氣,為避免難堪,臨時改在上海西站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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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中行事件
1950年4月,北京中國銀行總行準備召開董事會。杜月笙、陳光甫、宋漢章、李銘等都是商股董事,也被邀請參加。銀行家們拿不定主意,一起徵詢杜月笙的意見,最後由杜月笙拍板:“大家都是老朋友了,要採取一致立場。目前縱不可能去北京,但我們可出具委託書,委派代表去北京參加會議。”杜月笙的這一行動使台灣方面非常惱火,派俞鴻鈞等前來,一定要杜月笙收回委託書。杜回答説:“對北京中行開會,既籤委託書,則一切改變均不可能。如不見諒,有何危險,也只好認命了!”
[15]
消息傳出後,震驚中外,後來史稱“中行事件”。特別是台灣方面如遭雷擊,對杜月笙極為不滿,蔣介石更是震怒,將在台灣的杜月笙之老友,如張羣、王寵惠、嚴家淦、洪蘭友等人,召到草山別墅大加訓斥,罵得狗血噴頭。後來杜月笙病逝香港,蔣介石遲遲不做表態,也與此事有關。
杜月笙人物名言
2、吃是實功,賭是對沖,嫖是落空。
3、英雄不怕出身低,關鍵要有一個好腦子。
4、做人有3碗麪最是難吃:人面、場面、情面。
5、頭等人,有本事,沒脾氣;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氣;末等人,沒本事,大脾氣。
6、蔣介石拿我當夜壺(傻瓜),用過了就塞到牀底下。
7、原來天底下最狠的不是我姓杜的,而是他姓蔣(蔣介石)的。
杜月笙人際關係
關係 | 姓名 | 備註 |
---|---|---|
父親 | 杜文慶(一説杜文卿) | 在上海高橋鎮的一家茶館當堂倌。在杜月笙六歲時去世。 |
母親 | 朱氏 | 在杜月笙四歲時去世。 |
妻子 | (1889年-1946年),杜月笙的原配夫人,江蘇蘇州冶長涇河南張華村人,由於不能生育,領養一子,名杜維藩。 | |
杜月笙二太太,舞女出身。生育三個兒子:杜維垣、杜維翰、杜維寧。 | ||
杜月笙三太太,曾在書寓裏做“先生”。生育兩個兒子:杜維屏和杜維新。 | ||
杜月笙四太太,京劇演員。生育二子二女:杜維善、杜維嵩和杜美如、杜美霞。 | ||
(1908年12月9日-1977年5月26日),杜月笙五太太,京劇演員。沒有生育,曾收一養女杜美娟。 | ||
兒子 | 杜月笙養子、長子,大學畢業後在台灣的一家銀行任職。 | |
杜維垣(一説杜維桓) | (1921年-2020年3月30日),杜月笙次子,長期在紐約從事外交工作,退休後定居紐約。 | |
杜月笙第三子,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杜月笙去世後,在巴西開股票公司,後遷居美國。 | ||
杜維新 | 杜月笙第四子,杜月笙去世後,遷居美國從商。 | |
杜月笙第五子,曾任中匯銀行常任董事,解放後留在上海。 | ||
杜月笙第六子,曾任中匯銀行常任董事,解放後留在上海。 | ||
(1933年12月16日-2020年3月7日),杜月笙第七子,杜月笙去世後,隨母移居台灣,從事地質學研究,晚年定居加拿大温哥華。 | ||
(1935年7月7日-1964年11月29日)杜月笙第八子,在台灣去世。 | ||
女兒 | (1930年2月-),杜月笙長女,杜月笙去世後,隨母移居台灣,嫁人後長年隨夫婿蒯松茂旅居於約旦首都安曼。 | |
(1930年-2018年12月23日),杜月笙次女,生前擔任孟小冬女士國劇獎學基金會董事長,以培養京劇人才為主 | ||
杜美娟 | 孟小冬養女,母女關係不融洽,後來去了美國。 |
杜月笙人物遺蹟
杜月笙墓址
杜月笙墓位於台北縣汐止鎮(今新北市汐止區)大尖山下。墓地坐東南朝西北面向上海,
[36]
位於秀峯國小後方,墓園上有蔣介石題字“義節聿昭”,墓園本有牌坊,上有張羣題字“譽聞永彰”,後在秀峯國小建校時將牌坊拆除,而題字則鑲嵌到墓園。
杜月笙故居
上海寧海西路杜公館
杜公館原址(24張)
上海東湖路杜公館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金廷蓀在上海杜美路(今東湖路70號)建造了一幢花園豪宅,贈與杜月笙。據記載,該豪宅主樓的所有陳設均為法式傢俱,同時整個庭院又充分地體現了江南風情,建築有着海派文化中的亦西亦中的特色。不過,杜月笙一天也沒有進去住過。1950年,杜公館改作中共華東局東湖路招待所。1954年,改作中共上海市委招待所。1982年,改為東湖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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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杜月笙舊居
杜月笙舊居位於今杭州西湖區孤山後山路10號,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經人介紹,杜月笙購買了此處的一幢別墅及周邊土地進行改建,雅號“寂庵”。建築面積有330平方米,高敞廳室,寬大走廊,中式屋頂,木質門窗,雕飾精細,屋數為外二內三,較為獨特。新中國成立後,收歸國有,拆去圍牆,曾作為幹部宿舍。後又劃撥給文化部門使用。後被改為“秋瑾史蹟陳列館”。1997年,被拆除重建為中國印學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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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杜月笙舊居
杜月笙在重慶南岸區南山公園路101號的舊居,建於20世紀30年代, 建築為磚木結構近代建築 ,保存現狀基本完好, 為重慶市優秀近現代建築。新中國成立初由部隊代管,1958年移交市房管所, 2003年由重慶南山植物園收購,現為植物園建設有限公司辦公室。
杜月笙文學形象
出版時間 | 書籍名 | 作者 | 出版社 |
---|---|---|---|
1967年 | 《杜月笙外傳》 | 楊威 | 台中宏育出版社 |
1982年 | 《杜月笙正傳》 | ||
2005年 | 《一個真實的杜月笙》(杜月笙別傳) | 胡敍五,簾外風著;蔡登山編 | |
2011年 | 《杜月笙傳》 | 張君谷 | 中國大百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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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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