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税論

《賦税淪》全書共有15章。該書從討論國家財政税收問題入手，對商品的價格、工資、地租、貨幣和利息等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問題進行了闡述。該書的主要內容可以分為以下六個部分：

第一部分論述的是公共經費的各種項目及增加的原因。威廉·配第將國家的公共經費分為六個項目：軍事費，行政官員的俸祿，宗教事務的經費，教育經費。福利費用，公共事業的費用。他認為，在社會中存住大量引起公共經費增加的因素，政府應當設法消除這些因素以減少公共經費的開支。配第認為，在所有的公共經費開支中，只有福利經費和公共事業經費的增加是正當的。

第二部分的內容是人民不願承擔賦税的原因和貨幣流通問題。威廉·配第認為人民不願承擔賦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可以通過採取措施而消除的。配第指出了貨幣的流通規律，指出了足夠的貨幣流通量與發展生產和減少失業的關係。徵税過多將使貨幣的流通量減少，這最終將導致失業增長、產業減少。

第三部分講述的是税收的來源，同時也闡述了地租、租金和利息的性質。配第認為有效籌集公共經費的辦法有三個：劃出一部分領土作為國王的領土，對地主的地租徵税，對房屋所有者的租金徵税。他將利息稱為貨幣的租金，它是由於人們對出借貨幣所蒙受的不方便所索收的補償。接着他又對土地租金、房屋租金和貨幣租金的神秘性質進行了分忻。配第認為白銀比黃金更適合充當衡量各種物品價值的尺度。當穀物的需要上漲時，其價格就會上漲，地租和地價也會隨之上漲。

第四部分主要論述各種徵税籌款的方法，對關税、人頭税、彩票、罰款、獨佔税和什一税作了詳細的分析。

第五部分部分論述的是貨幣價值的提高與貶低。配第指出，國家採用提高貨幣名義價值的辦法，將固定重量的標準銀分割成比以前更多的份數。這種做法其實就是國家在向人民徵税，間接侵吞了國家欠人民的債款，加重了依靠固定收入為生的人的負擔。他是否認貨幣價值的提高和降低的，認為這是一種對人民影響很壞且不公的課税方法，它破壞公共信義，象徵着國家趨於衰敗。

第六部分講述的是國內消費税。配第認為，一個人是否富有，要視他在物質生活方面的實際享受而定。因此，人們應該按照他所享受的物質而納税。對於出口的本國產品，沒有在國內以實物的形式消費，所以不應徵收國內消費税；而進口的貨物則必須徵税。配第還提出了徵收國內消費税的理由：按照實際物質享受繳税是合理的；這種税收容易徵收，而且窮人負擔輕；這種税收可以促進人民勤儉節約；人民不必為同一物品兩次繳税。 ^[2] 

1899年重印版説明

前言

17世紀初英國正處於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時期，隨着農業、手工業和對外貿易的快速發展，資本主義獲得很大的發展。但在政治上，封建制度還處於統治地位，並嚴重阻礙着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專制君主為了鞏固統治和向外擴張，需要維持龐大的政府機構和軍隊，戰爭和宮廷的奢華生活也要耗費大量金錢。要應付這些開支需要大量徵税。大量的賦税妨礙了工商業的發展，並同市民階級發生尖鋭的矛盾。1640年爆發了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革命最終失敗，封建王朝復辟。但是，封建統治階級也不得不面對現實，在事實上承認了革命期間在土地關係上發生的變革，經濟上也被迫採用了某些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政策。

到17世紀中葉，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英國已發展到較高的程度，一些資產階級思想家開始探尋社會經濟生活的內在聯繫，試圖從理論上論證資本主義生產較封建主義生產的優越性，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由此產生。配第正是以一個資產階級化的新貴族的身份為王權出謀劃策，對改革英國的賦税制度提出建議，力圖使賦税的徵收和使用都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從而有利於新興的資產階級。 ^[5] 

《賦税論》首先要回答“賦税從何而來”這個問題。配第認為，勞動是財富的源泉，勞動創造財富的能力受自然條件的限制。他提出了論斷：“土地是財富之母，而勞動則為財富之父和能動要素。”他認為社會財富的真正來源是土地和勞動，課税的最終對象只能是土地的地租及其派生收入。進而，配第提出了勞動決定價值的觀點。他認為，商品價格分為兩種，一是政治價格，二是自然價格。政治價格實際上就是市場價格；自然價格就是價值。配第着重研究了自然價格的問題，並把它看做觀察其他經濟現象的基礎。配第認為，自然價格的高低是由生產它所耗費的勞動決定的，商品交換的依據就是它們所包含的勞動量。勞動量發生變化，商品的自然價格也隨之會發生變動。由此他得出結論：商品的自然價格（即價值）是由生產中耗費掉的勞動量決定的，兩種商品勞動量相等，就可以實現交換。

配第把勞動分為兩類：一類是生產金銀的勞動，另一類是生產其他普通商品的勞動。但並不是一切勞動都能直接生產交換價值，其他勞動生產出來的產品，只有在和金銀交換後，才能產生交換價值。配第把金銀看成是最好的財富，認為貨幣才是唯一的價值形式。

配第認為，地租就是產品價值除去生產資料的價值（即種子）和勞動力的價值（即工資）之後的餘額，即全部剩餘價值。而生產資料的價值是既定的，那麼，地租多少就取決於工資多少。

配第最早提出了級差地租的概念。他不僅提出同等面積的土地因土地丰度不同而產生的級差地租，而且還提出由距離市場遠近不同而產生的級差地租。

在配第看來，獲取財富的手段主要有兩種，一是土地，二是貨幣。所以，他的地租理論研究如何運用土地獲得財富，其利息理論研究如何運用貨幣獲得財富。配第認為，利息其實是地租派生的，是租金的一種特殊形式，即貨幣租金。既然出租土地可以獲得地租，那麼借貸貨幣就應該獲得利息。如果不存在安全問題，利息至少要等於用借到的貨幣所能買到的土地所能產生的地租。如果不安全，除了獲得正常情況下的利息之外，還要加上一種保險費。

利息率不能用法律強制手段來調整，利息率的高低應當由貨幣的供求來決定。當貨幣供過於求時利息則低，反之利息則高。同時，利息率的高低又是由地租的高低所決定的，地租增加，利息率自然跟着增加。

關於地租的理論談了那麼多，配第最終目的是把地租看成賦税的來源。

配第把國家公共經費列為六個項目：（1）軍事費，即國防、維持國內及海外和平所需費用；（2）行政官員的俸祿，包括審理各種糾紛的司法經費以及懲處和防止犯罪的經費；（3）宗教事務的經費；（4）各類學校及大學所需經費；（5）對孤兒的撫養費以及對各種失去或沒有工作的人的贍養費；（6）修築公路、疏浚河流、建築橋樑港口和興辦其他公共福利事業所需的經費。他認為，這六項中只有兩項公共經費應該增加：一是增加救濟貧民的經費，包括建立老人和殘疾人的收容所、各種醫院和孤兒收容所。二是增加公共事業的經費，保證貧民得到固定的職業。其他四項公共經費，則應該減少。

徵税的名目很多。配第認為，人頭税是一種課於人身的税制，越窮的人，税負越重，危害性最大；什一税是聖德者對生產的果實徵收的薪俸，由於無能的聖職人員越來越多，什一税的負擔也越來越重，應逐步減輕；彩票也是一種徵税方法，但它具有投機性，容易使人們受騙，又容易使個別人在一夜之間暴富起來；罰款是一種可以代替刑罰的可行方式，死刑、斷肢、監禁等都是不合理的方法，如果能對這些受刑罰者徵收税，既可以使他們不得不努力工作，也可以使公共財富增加；獨佔亦即壟斷，一方面可以保護有發明的人獨擁自己的發明權，另一方面也使市場產生混亂，因為獨佔者可以自行制定商品的價格，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不管國家、社會和他人利益；徵收國內消費税是最好的課税方法，特別是面向全民的國內消費税，國內消費税可以增加向有產階級徵收的直接比例税，而且它在英國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中起過重要作用。

配第認為，貨幣流通量過多和過少都是不健康的。流通領域的貨幣太多，會導致單位商品的價格下降，在商品的生產成本不變的情況下，生產廠商會降低生產量，這樣會導致失業人口的增加，產生市場蕭條。流通領域的貨幣量減少，同樣也會帶來危害。他指出，最好用白銀來充當貨幣，而不是用黃金。

所謂提高貨幣價值，就是指國家為提高貨幣名義價值，將一定重量的白銀分割成更多枚數的重量少的白銀，但這些白銀在名目上與分割前的一樣，這種提高了名義價值後的白銀就可以換取更多的商品。配第認為，如果貨幣的名義價值提高一倍後，工人的工資不增加，勞動者則損失了一半的收入，形成向政府無形繳納的税，這對勞動者來講是不公平的。如果降低貨幣一半的價值，則對勞動者有利，但雙倍的報酬會使他們不勞而獲，對社會來説，就意味着損失了一筆財富。配第指出，提高或降低貨幣價值，是一種對人民很壞而且不公平的課税方法。它也是國家趨於衰弱的象徵。 ^[1] 

《賦税論》對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開創性貢獻有以下幾點：

1、威廉·配第從生產過程來考察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把經濟學研究對象從流通領域轉到生產領域，探討社會生產關係的內部聯繫，在經濟分析上取得了開創性的歷史成就。這和從流通過程來考察經濟發展的重商主義是截然相反的，説明配第基本上擺脱了重商主義思想。

2、把勞動時間看作衡量價值的尺度和基礎，為勞動價值論奠定了最初基礎。馬克思認為，配第對商品的價值量作了十分清楚和正確的分析。

3、威廉·配第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論證了法定工資的自然基礎，建立了自己的工資理論。

4、建立了地租理論，並最先提出級差地租的概念。 ^[6] 

《賦税論》於1662年在英國首次出版；中譯本根據1899年赫爾所編《威廉·配第爵士經濟文集》譯出，陳冬野翻譯，商務印書館1963年出版。 ^[7]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和統計學的創始人，被馬克思譽為“英國政治經濟學之父”。1623年出生於英國漢普郡，1637年在一艘航船上當服務員，後進入耶穌學院學習。1644年後，他先後在阿姆斯特丹大學、巴黎大學和牛津大學學醫。1651年獲牛津大學醫學博士，並任該校教授。1652年任英國駐愛爾蘭總督克倫威爾的隨軍醫生和私人秘書。1658年成為愛爾蘭國會議員，斯圖加特王朝復辟期間被封為貴族。他的主要著作有：《賦税論》（1662年）、《獻給英明人士》（1664）、《政治算術》（1672）、《愛爾蘭政治剖析》（1674）等。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