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諱

避免觸犯忌諱。

《淮南子·要略》

君王或尊親為了顯示威嚴，規定人們説話中避免直呼其名或在行文中直寫其名，而以別的字相代替。 ^[3] 

《淮南子·要略》：“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仿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

唐 張鷟《遊仙窟》：“下官起，諮請曰：‘十娘有一思事，亦擬申論，猶自不敢即道，請五嫂處分。’五嫂曰：‘但道不須避諱。’”

《醒世姻緣傳》第十九回：“小鴉兒也不消查考，晁大舍也不消掩藏，唐氏也不用避諱。”

清 曹雪芹 《紅樓夢》第三四回：那起小人的嘴有什麼避諱，心順了，説的比菩薩還好；心不順，就貶的連畜生不如。 ^[4] 

清 曹雪芹《紅樓夢》第八十三回：他是罵他外孫女兒，我才剛也聽見了。這種東西説話再沒有一點道理的，他們懂得什麼避諱。

陳登科《風雷》第一部第三二章：“既然是朋友，説話也就沒有啥的避諱。”

北齊 顏之推《顏氏家訓·風操》：“凡避諱者，皆須得其同訓以代換之：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

宋 莊季裕《雞肋編》卷下：“而唐馮宿父名子華，及出為華州刺史，乃以避諱不拜。”

蔡東藩 《清史演義》第一回：“塾師教小子道：‘書中有數字，須要曉得避諱。’” ^[5] 

郭沫若《蒲劍集·屈原考》：“始皇名政，別人一定要避諱。”

3、修辭學上辭格之一。説話時遇有觸犯忌諱的事物，不直説該事該物，而用旁的話來委婉地表述。 ^[3] 

4、指所隱晦的事。東方朔《七諫·謬諫》“恐犯忌而幹諱”。

5、在死者名前稱諱，表尊重。韓愈《柳子厚墓誌銘》“子厚諱宗元”。

6、不願説出或聽到某些會引起不愉快的字眼。例如舊時迷信，行船的人避諱‘翻’、‘沉’等字眼。

7、迴避。例如：都是自己人，用不着避諱。

一説起源於夏商時期。錢希言在《戲瑕》中提出，避諱之俗夏商時已有之，證據是《山海經》中往往把夏後啓寫作夏後開，這就是夏人避諱的實例。但陳光堅《諱源略説》一文以為，避諱起自夏商的證據不足，《尚書》中對夏商國君的名字，都直書不諱，如《尚書·五子歌》雲：“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鹹貳。”太康是繼啓之後的帝王，可臣下並不避諱。《山海經》《楚辭》中之所以避啓為開，乃是漢朝人按當時日趨嚴格的諱法，抄書時避漢景帝劉啓諱所致。 ^[5] 

一説起源於西周。《左傳·桓公六年》説：“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禮記·檀弓下》也説：“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也。”因此，宋代洪邁《容齋三筆·帝王諱名》提出，避諱之制始於周代，但僅在本廟中避諱。生者避諱是很不嚴格的，當時有所謂“讀書不諱”、“臨文不諱”、“不諱嫌名”等，如《詩經·雝》“克昌厥後”以及《詩經·噫嘻》“駿發爾私”中的“昌”、“發”，都沒有避諱。 ^[5] 

一説起源於春秋時期。清代趙翼《陔餘叢考·避諱》主張避諱習俗始於東周。其理由是，晉僖侯名司徒，宋武公名司空，魯獻公名具，魯武公名敖，避諱之風興起後，造成晉廢司徒的官職，宋改司空為司城，魯國改掉具、敖二座山名。他們都出生在西周末年，如果當時已有避諱之俗，為什麼要為他們取那樣的名字呢。陳光堅《諱源略説》也力主避諱之俗起自春秋時期。

避諱之風至唐、宋和清朝，極為盛行。

避諱的對象有四類：

一是帝王，對當代帝王及本朝歷代皇帝之名進行避諱，屬於當時的“國諱”或“公諱”。如在劉秀時期，秀才被改成茂才；乾隆曾下詔門聯中不許有五福臨門四字，為的是避諱順治帝福臨之名。有時甚至還要避諱皇后之名，如呂后名雉，臣子們遇到雉要改稱野雞。 ^[5] 

二是諱長官，即下屬要諱長官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諱。甚至一些驕橫的官員嚴令手下及百姓要避其名諱。陸游編著的《老學庵筆記》記有一故事：一個叫田登的州官不準下屬及州中百姓叫他的名字，也不準寫他的名字，到了正月十五照例要放燈三天。寫佈告的小吏不敢寫燈字，改為“本州依例放火三日”。由此便有了“只許州官放火，不準百姓點燈”的笑話。 ^[5] 

三是避聖賢，主要指避至聖先師孔子和亞聖孟子的名諱，有的朝代也避中華民族的始祖黃帝之名，有的還避周公之名，甚至有避老子之名的。比如孔夫子，名“孔丘”，北宋朝廷下命令，凡是讀書讀到“丘”字的時候，都應讀成“某”字，同時還得用紅筆在“丘”字上圈一個圈。清朝尤甚：凡是天下姓“丘”的，從此以後，都要加個耳字旁，改姓“邱”字，並且不許發音為“邱”，要讀成“七”字。 ^[2]  於是，天下姓“丘”的，從此改姓“邱”了。到了今天，有姓“丘”的，又有姓“邱”的，原因就是有的改了，有的又改回原來的“丘”字了。 ^[5] 

四是避長輩，即避父母和祖父母之名，是全家的“家諱”或“私諱”。與別人交往時應避對方的長輩之諱，否則極為失禮。唐代詩人李賀之父名晉，“晉”與“進”同音，故李賀一生不能舉進士。《紅樓夢》中林黛玉之母叫賈敏，故林黛玉凡是遇到敏字都讀成米或密。司馬遷的父親叫“司馬談”，所以《史記》裏，把跟他父親名字相同的人，一律改了名。例如“張孟談”，改為“張孟同”；“趙談”，改為“趙同”。 ^[5]  後來《後漢書》的作者范曄也是如此，因為范曄的父親叫“範泰”，所以在《後漢書》裏，叫“郭泰”的，竟人不知鬼不覺地變為“郭太”了；叫“鄭泰”的，也變為“鄭太”了。

又如唐朝的詩人杜甫，父親的名字叫“杜閒”，為了避“閒”字的諱，杜甫寫了一輩子的詩，卻沒在詩中用過“閒”字。杜甫母名海棠，《杜集》中無海棠詩，不名母名也。 ^[5] 

又如蘇軾祖父名“序”，即諱“序”字，所以蘇洵不寫“序”字。碰到寫“序”的地方，改成“引”字；蘇軾也跟着不用“序”字，他以“敍”字來代替。 ^[5] 

《公羊傳·閔公元年》説：“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這是古代避諱的一條總原則。在這一原則指導下，便產生了避諱的方方面面：

指舉國臣民，甚至包括皇帝本人，都必須遵循的避諱。本指皇帝本人及其父祖名字；故又稱君諱、公諱。後來擴大，諱及皇后及其父祖的名字、皇帝的字、前代年號、帝后諡號、皇帝陵名、皇帝生肖等等。

皇帝即位後不少主動改為生僻字，是為一種為減少麻煩的方式。

清代入關代明的第一朝皇帝世祖名福臨，為了緩和民族矛盾，曾下詔布恩，特許臣民可不避諱福字，詔曰：“不可為朕一人，致使天下之人無福。”

避諱和文字獄

順治以後，有清一代竟大興駭人聽聞的文字獄，其中多有涉及避諱的奇談怪論。

康熙年間，因明大學士朱國禎生前在經清人莊廷鑨冒名出版的《明書》中曾直書清太祖努爾哈赤之名，輾轉株連冒名的出版者以及修訂、校閲、寫序、署名、刻字、印刷、賣書、藏書、官員等達數百人，處死刑者七十餘人。

雍正年間，主考官查嗣庭摘用《詩經》中的“維民所止”作為試題，經人告發説題中“維止”二字是暗示將“雍正”砍頭示眾，病死獄中慘遭戮屍梟首，兒子處斬，兄侄流放。

乾隆年間，內閣學士胡中藻引用《周易》中的爻象之説，以“乾三爻不象龍”為試題，題中有“乾龍”二字，龍與隆同音，竟判定是影射乾隆皇帝被送上斷頭台。舉人王錫侯刪改欽定的《康熙字典》，重編作《字貫》，觸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帝名，判處斬刑，封疆大吏也因失察革職治罪。 ^[1] 

家諱，是家族內部遵守的避父祖名的作法。凡父祖名某某，都必須在言行、作文章時避開以此為名的事物。它其實是國諱的一種延伸，同國諱一樣是封建等級、倫理觀念的體現。又稱私諱。

如淮南王劉安父名長，他主持編寫的《淮南子·齊俗訓》中引《老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時，改為“高下相傾，短修相形”。

南齊謝超宗的父親叫鳳。有一次他去拜訪王僧虔，然後又去看他的兒子王慈。王慈正在練毛筆字。當時王氏子都以書法見稱於世。謝靈超看到王慈練字，隨口問道：“你的書法和虔公比怎麼樣啊。”王慈因為他觸犯了家諱，毫不客氣地回敬道：“我和父親相比，猶如以雞比鳳。”謝超宗因此狼狽而退。

晉朝有個叫王忱的人，一天去看望桓玄，桓玄用酒招待他，王忱因為剛飲過藥忌冷酒，因此叫僕人去“温酒”，誰知桓玄聽後突然大哭起來，原來他的父親叫桓温，一聽“温”字就要痛抽水流涕，王忱討了個沒趣，只好匆匆告辭。

恐怕沒有誰因為聽到與父母名字相同的字就痛哭流涕的，在我國古代，這種事情卻屢見不鮮，這樣的人也因此會獲得別人的尊敬呢。

這種方式也會成為排擠異已、打擊仇敵的一種手段。南朝梁時的殷均，因恬靜好學，官至國子祭酒。武帝命他娶了永興公主，但永興公主很不喜歡他，每次召入，都命人在牆壁上寫上他父親的名字，而在古代，這樣的人也是層出不窮的，並以此為榮。

袁德師因為父親名高，便不吃糕這種食物；徐積父因為父親名石，從來不用石器，不踩石子遇上非過不可的石橋，便讓人揹着他跑過去；北宋呂希純因為父親名公著，便不斷著作郎；劉温搜因為父親名嶽，便終身不聽音樂，不到嵩月、華山等五嶽遊玩；韋冀的父親名樂，由於樂是個多音字，即可讀作音樂的樂，又可讀作快樂的樂，因此韋冀一生中不僅不聽音樂，不遊高山大嶽，不飲酒做樂，甚至不參加可以使之“快樂”的活動，真是不可理喻。

最令人惋惜的怕要算唐朝號稱“詩鬼”的李賀了，就因為他父親名叫晉肅，“進”與“晉”音同而犯家諱，便不能參加進士考試，縱然他才華橫溢，也終無用武之地，終生不得志，27歲便鬱鬱寡歡而死。韓愈因此憤而作《諱辯》，質問道：“父親叫晉肅，兒子就不能考進士；那如果父親叫仁，兒子豈不是不能作人了嗎。”但他的這篇文章，卻遭到了士大夫們的攻擊詆譭。

家諱並不全是避父親的諱，也包含避母親的諱，唐代大詩人杜甫被稱為詩聖，一生共寫了近三千首詩，各種題材十分廣泛，但據説因其母親名叫海棠，所以他雖寓居海棠頗負盛名的四川多年，卻從未寫過海棠詩。

子輩需要避長輩的諱，奴僕也要避開所有主子的諱。北齊的熊安，一次去見和士開、徐之才。徐父名熊，和父名安，他因為自己的名字和他們犯講諱，於是將自己的姓，名的第一個字都改了，自稱為觫觫生。為了討好主子，也不怕自己觸黴頭了。

《紅樓夢》中這樣例子很多。林之孝的女兒原名紅玉，因為犯了寶玉的諱，只好改為小紅，薛蟠的老婆叫夏金桂，更是厲害。她在家時，不許人口中帶出“金桂”兩字來，凡人有不留心，誤道一字者，他便定要苦打重罰才罷。一日她與香菱説話，香菱不小心忘了忌諱，金桂的丫環便説：“你可要死。你怎麼叫起姑娘的名字來。”

凡避諱者，都須找一個意義相同的字來代替。司馬遷的父親諱談，《史記》中因此無一“談”字，連趙談都改成了趙同，廢棄了編著書字應求完備的宗旨。宋代大文學家蘇東坡因為諱“申序”，向來不為別人作序，如果必須作這類文字，則改為“敍”，後覺不妥，又改為“引”。這種辦法雖然勉強可行，但已經明顯地妨礙了文字的準確性。如避諱“長”字及同“長”相同的音，琴的長短還可勉強稱為“修短”，而腎腸則不能改為“腎修”了。因此那時的人們在避諱問題上真是費盡了心思。

中國民間流行着這樣一個巧媳婦的故事：有一個巧媳婦的公公叫王九。有一天王九的朋友張九、李九，一個提着一壺酒，一個拿着韭菜來請他喝酒。因為王九不在家，請這個兒媳婦代為傳話。等王九回來，兒媳婦對他説：“張三三，李四五，一個提着連盅數，一個拿着馬蓮菜，來請公公赴宴席。”

好在是個巧媳婦，倒也拐彎抹角地把話傳清楚了。若是遇上一個笨點的媳婦，結果會怎樣。傳説一個女人的丈夫親屬中有叫羊、狼、河、蘆等名字的。一次她告訴丈夫在河的對岸的蘆葦叢中有狼在竊羊時説道：“看呀，在潺潺者的那邊的索索者當中，一隻嗥號者正在拖走一隻咩咩者。”這恐怕是避家諱的極致了。

家諱也是受法律保護的。《唐律》中規定：凡是官職名稱或府號犯了父祖的諱，不得“冒榮居之”，例如父祖中有叫安的，不得在長安縣任職；父祖名中有“常”的，不得任太常寺中的官職。如果本人不提出更改而接受了官職，一經查出後削去官職，並判一年的刑罰，無怪乎古時的人對諱咿恐避之不及呢。但比起國諱，家諱中寄寓着對長輩們的親敬、崇仰與懷念之情，帶有更多的自發生。 ^[1] 

實際上也是家諱，所不同的是指避母祖名諱，如《宋書·謝弘微傳》：“從叔山多，司空琰第二子也。無後，以弘微為嗣。弘微本名密，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於世。”內諱也就是“婦諱”，《禮記·曲禮上》載：“婦諱不出門。” ^[1] 

即“為賢者諱”，亦即對封建社會所推崇的聖人賢者的名諱。聖諱並不像國諱、家諱那樣嚴格、那樣廣泛。在封建時代，既有朝廷規定的聖人諱，又有人們自發的為聖賢避諱。聖諱各朝略有不同，一般有孔子、孟子、老子、黃帝、周公等。漢以後皇帝之名有時也稱聖諱。

有關朝廷所規定的聖人諱，最早大概是在宋代，而且這時所説的聖人的範圍大大擴大。它包括中華民族的始祖黃帝，宋代帝王賜封的“至聖先師”孔子以及亞聖孟子，甚至還有周公等也列入避諱之列。以“道君皇帝”自稱的宋徽宗，迷戀道教，因此把老子也列入避諱之列。

宋大觀四年，為避孔子諱，朝廷規定改瑕丘縣為瑕縣，龔丘縣為龔縣。甚至，連孔子的母親的名“徵在”，在列入避諱之列。從宋代一直到清代，從皇帝表平民百姓，從和麪到口頭，無不對這個“丘”字避而遠之。寫起來或缺一筆成“”，或寫作“某”，或用硃筆圈之。讀起來或讀為“區”，或讀作“休”，不一而足。從宋代起，姓丘的就因為犯了孔子的諱而被迫多掛了一個耳朵，寫作“邱”，一直到五四運動以後，在“打倒孔家店”的呼聲中，一些姓“邱”的學者才憤憤不平地把這個掛了近千年的耳朵去掉，重新姓了“丘”。

在民間也有自發地對聖賢避諱的現象。

宋人鄭誠非常敬仰詩聖孟浩然，有一次他經過郢州浩然亭時，感慨地説：“對賢者怎麼能夠直呼其名呢。”於是把浩然亭改為孟亭。 ^[1] 

指對上司官員的名諱。因下屬官員對上司長官稱“大憲”、“憲台”，而對他們的名字要避諱，所以稱憲諱。如晉羊祜死後，荊州人為避祜之嫌名，“户”改為“門”。 ^[6] 

顧名思義，就是對自己名字的避諱。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一些官僚自恃權勢，命令手下人避其名諱，這叫自諱其名。這些舊時官員，他們一方面受君主和上級的控制管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為專制帝王及上級諱名諱恥。另一方面，對其下屬、對百姓，他們又改換成另外一副面孔，盛氣凌人，讓人為他避諱。

吳大臣滕牧丁固二人。滕牧本名密，避丁密，改名牧；丁密避牧，改名為固。二人互相避諱改名，也是一特例。

宋時有州官田登，自諱其名，州境之內皆呼燈為火；上元放燈，吏人書榜揭於市曰：“本州島依例放火三日。”時人譏雲：“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南宋的錢良臣也有諱其名，他的小兒子頗聰慧，凡經史中有“良臣”二字的，讀時均改為“爸爸”。一天讀《孟子》，“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遂將其改讀為“今之所謂爸爸，古之所謂民賊也。”原想尊敬，反成辱罵了。

還有一位老兄姓趙名宗漢，他把“漢”字據為已有，規定下屬及其家人遇到其它地方的“漢”字，都要改為“兵士”。一天，他老婆去拜羅漢，他兒子正在跟老師學習《漢書》，僕人向他稟報時説：“夫人請和尚來家供奉十八羅兵士，公子請老師，在教《兵士書》。”

這種自諱其名，其實只是自抬身份罷了。

另一種個人諱是上級長官或有權有勢者並沒有要求，但一些下級官吏和身分低微的人敬畏他們的權勢或為拍馬屁，而避其名諱。

五代時的馮道，歷朝為相。一天他的門客給他講老子的《道德經》，可書的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一句話中竟有三處犯諱。為了避諱，門客靈機一動，將這句話改為“不敢説，可不敢説，非常不敢説”，令人啼笑皆非。

這種個人諱，在舊社會中並沒有得到禮法的承認，而且這些官吏的權勢也有限，並不像皇帝那樣至高無上。所以國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而這種個人諱的屁股還是可以摸一摸的，尤其是碰上一些不畏權勢、敢於犯上的人。

宋朝宣和年間，有一個人名叫徐申幹，任常州知府，自諱其名。州屬某邑的一位縣令一日來稟報，説某事已經三次申報州府，未見施行。因為話裏出現了一個“申”字，於是徐知府暴跳如雷，大聲喝斥説：“作為縣令，你難道不知道上級知州的名字嗎。是不是想故意侮辱我。”誰知這位縣令是一位不畏權勢的人，他馬上大聲回答説：“如果這事申報州夜而不予答覆，我再日報監司，如果仍不見批覆，我再申報户部，申報尚書枱，申報中書省，申來申去，直到身死，我才罷休”。他不管犯不犯諱，雄赳赳地説了一連串的“申”字，這才揚長而去。這位知州雖然氣得不得了，但也無法定他的罪。

但在封建時代那種等級森嚴的社會，“為尊者諱”的緊箍咒緊緊鉗住了人們的思想，像這位縣令的人畢竟是少之又少的，有些人就因為犯了這些有權有勢的人的名諱，而受到了處罰。

宋代的楊萬里任監司，一次出巡察某州，州府的歌妓為他唱“賀新郎”詞。其中有“萬里雲帆何日到”，楊萬里聽後馬上插話説：“萬里昨日到”。這使當地太守感到很狼狽，便下令將這位歌妓送往監獄。當時像這位歌妓一樣命運的人一定數不勝數的。 ^[7] 

古人常需避諱，他們在小心謹慎之中總結了種種避諱方法，主要有三種，即改字法、缺筆法和空字法。次要有兩種避名稱字和改變稱呼。 ^[8] 

改字法是用同義或同音字以代本字。以用同義字為最多。此法在秦漢時期已經使用，後代繼續沿用。例如《史記·秦始皇本紀》，秦時，改“正月”稱“端月”。這是因為秦始皇名政，與正月之“正”本是同一個字，因而避諱。漢武帝名徹，漢朝為了避諱，將二十級爵的最高一級“徹侯”改稱“通侯”。 ^[9] 

對於帝王或聖賢之名，眾所共諱，稱為公諱。公諱所涉及的範圍很廣，主要有如下幾種：

南齊蕭景先原名道先，避太祖道成諱，改名景先。三國時的南京本來叫建業，因避晉愍帝之諱業，一夜之間便改成了建康。唐避太宗諱，改民部尚書為户部尚書；避高宗諱，改成治書侍御史為御史中丞。五代吳越，避開國之主錢鏐諱，把石榴改名為金櫻改劉氏姓為金氏。更有趣的是，漢時因避女強人呂后之諱（雉），雉改稱野雞。山藥蛋本來叫“薯蕷”，因避唐代宗諱（予），改名為“薯藥”，到宋代，天子英宗名曙，薯便成了禁忌，薯蕷最終有了“山藥”這一名稱。 ^[11] 

此外，為了儘量克服避諱帶來的弊端，減少諱字，封建帝王採取了兩種約定俗成的取名方法：

一是大量採用單名（單名所諱之字比之複名要少一半）。從帝王世系中可知，西漢15帝，僅有2個複名；東漢13帝全系單名；三國曹魏5帝、蜀漢2帝、東吳4帝也全系單名；兩晉從晉武帝司馬炎到晉恭帝司馬德文，15帝中僅有2個複名。統計從西漢至東晉（前206—420年）626年之間，54個帝王之中，僅有4人是複名，單名約佔94%。由此可見當時的單名之盛。帝王採用單名，這就大大減少了諱字。東漢何休在《春秋公羊解沽》中指出：帝王採用單名是為了便於避諱，“其為難諱也，一字為名，今難言而易諱。” ^[5] 

二是採用冷僻字取名。採用“難知而易諱”的原則，多取單名，儘量用冷僻字，如唐僖宗名“儇”（xuān），明穆宗名“載垕”（hòu），武則天自造名字“曌”（zhào）。東吳景帝孫休為四子取名、字，太子名震（音灣）字商（音迄），次子名奧（音觥）字粟（音礥），三子名壾（音莽）字顯（音舉），四子名寇（音褒）字獎（音擁）（《三國志·吳書·孫休傳》注引《吳錄》孫休詔）。此八字世人少用，以使人難犯易避也。西漢至東晉54帝中，採用冷僻字或不太常用的字取名者大有人在，如：西漢有漢元帝劉奭（音式），漢成帝劉驁（音傲），漢平帝劉衎（音看，又名劉箕子）；東漢有漢章帝劉炟，漢和帝劉肇，漢質帝劉纘，漢少帝劉辯；三國有魏明帝曹叡（音鋭），高貴鄉公曹髦（音毛）；西晉有晉懷帝司馬熾，晉愍帝司馬鄴；東晉有晉元帝司馬睿，晉穆帝司馬聃（音丹），晉廢帝司馬奕，晉簡文帝司馬昱（音玉）。 ^[5]  由於臣民對帝王的稱呼另有一套專門用語，如天子、皇帝、皇上、上、今上、皇、帝、陛下、聖人、聖上、明主等，帝王的名字不像凡人那樣常用，所以採用冷僻字取名不會發生人名稱謂困難的問題。 ^[5] 

缺筆法是用本字而省缺筆劃。此法大約始於唐初，宋代以後頗為盛行。如唐太宗名李世民，唐《于志寧碑》為避諱，書“世”作“卅”孔子名丘，為封建統治者奉為聖人。清雍正以後，規定書孔子之名作“丘”。 ^[9] 

空字法是將本字空而不寫， ^[2]  或畫以“□”，或書以“某”字，或直書以“諱”字。如漢景帝名劉啓，在立他為太子時，有司因避諱而曰：“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史記·孝文本紀》）唐高祖李淵祖父名虎，唐追尊為景皇帝，廟號太祖。唐人撰《隋書》，為避諱，書隋將韓擒虎作“韓擒”，空“虎”字。同書為避李世民諱，書王世充作“王充”，空“世”字。後人有不解避諱之意者，在傳抄或翻刻時，誤為“韓擒”、“王充”。 ^[9] 

即遇人名犯諱，則避用其名而只以字稱。南朝劉宋，王懿字仲德，王睿字符德，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諱，因此以字相稱；房玄齡等撰《晉書》，避唐高祖諱，避名稱字，所以公孫淵就稱公孫文懿，劉淵就稱劉元海，褚淵就稱褚彥回。 ^[11] 

避諱起於周，定於秦漢，盛於唐宋，極於有清，在其兩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不斷突破古制，形成了完備而嚴苛的避諱制度。

避諱源於古老的語言禁忌，但最終演化為維護封建政治架構的工具。它不僅體現了封建社會等級制度的性質，而且給人的思想造成了極大的戕害。隨着封建社會的滅亡，避諱制度也理所當然地成了歷史的陳跡，但它所體現的封建等級觀念至今仍有一定的影響，它所代表的“人、名合一”的迷信思想也仍有一定的市場，這與現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