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

《晉書》包括帝紀10卷、志20卷、載記30卷、列傳70卷，共計130卷。書中所記歷史自西晉武帝泰始元年（265年）開始，直到東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年）結束，共計156年。《晉書》中的10卷帝紀中所記的人物包括晉建國前的司馬懿、司馬昭和司馬師，共記18人；20卷志共分10類，分別是：《天文志》、《地理志》、《樂志》、《禮志》、《歷律志》、《刑法志》、《職官志》、《五行志》、《輿服志》、《食貨志》；70列傳中共收錄了772人，增加了《叛逆》、《忠義》、《孝友》3類；30卷載記則是《晉書》首創，用於記載晉時期的五胡十六國。 ^[5] 

《二十四史》叢刊本有四種：一為武英殿本，一為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為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一為漢語

大詞典出版社的出版中的全譯本。

四種刊本的目錄、標題、版式各有異同，也不斷髮展，現以當今最普及的中華本為例，又鑑於排版所限，略去版式部分，單列出《晉書》大體的目錄、標題，如下： ^[2-3] 

貞觀二十年（646），唐太宗出於處理現實政治鬥爭以尋求身後皇權穩定，與恢復以“忠”“孝”為核心的儒家名教以維護封建統治之需，下詔重修晉史。唐修《晉書》的編纂始於貞觀二十年閏三月，止於貞觀二十二年七月，歷時兩年零五個月。唐修《晉書》由房玄齡等監修，由褚遂良、令狐德棻等二十二人集體參與修撰，參撰人員來自唐初關隴、山東、江南三大文化區，囊括了部分家學深厚，精通文史，博涉禮儀、刑法、食貨、譜牒等學之士，構成了當時頗具代表性的高水平修史集團。 ^[4] 

參與編撰《晉書》的人數眾多，據《唐會要·卷六十三》記載共有二十二人：“司空房元齡、中書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許敬宗，掌其事。又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著作郎劉子翼。主客郎中盧承基。太史令李淳風。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主客員外郎崔行功、刑部員外郎辛丘馭、著作郎劉允之、光祿寺主簿楊仁卿、御史台主簿李延壽、校書郎張文恭，並分功撰錄。又令前雅州刺史令狐德禁、太子司儀郎敬播、主客員外郎李安期、屯田員外郎李懷儼……其太宗所着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其中房元齡即為房玄齡（避“玄”諱）。 ^[6] 

《十六國春秋》和《三十國春秋》為《晉書·載記》提供基本史料之外，也啓發了《晉書·載記》的正統觀。一方面，《十六國春秋》和《三十國春秋》皆以東晉為正統；另一方面，二書都對十六國的地位有所認同，前者不廢其年號，後者稱僭主為王。《晉書·載記》雖未沿襲後兩條書法，但對十六國曆史的認同，是有二書之影響在內的。

唐朝時已然華夷一體、天下為家，寬廣胸襟的唐人多少還是把十六國曆史載入正史之中，撰寫正史《晉書》更創造性地採用本紀、列傳與載記並列的形式，將十六國時的政權列入了正史而不是對立的霸史，賦予這些少數民族政權適當的歷史地位，儘管仍稱僭偽，其實已經淡化了華夷觀念下的正統意識，顯示出唐人對十六國史較為開明的態度。

《晉書》以前涼張氏、西涼李氏為列傳，其理據頗為可疑；但它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正統與僭偽的界限，析言之，本紀、列傳與載記的區分，是正統與僭偽的區分；渾言之，本紀、列傳與載記合一，又共同成就了《晉書》這部正史。“載記”之體確實藴涵着褒貶並存的複雜性。尤其是《張軌傳》與《涼武昭王傳》，以“僭”入“正”，可以説是“僭越”。

《晉書》同二十五史中的其它各史相比，有四個特點。

《晉書》作者共二十一人，而且都留下了姓名，這在歷代皇朝修史工作中是不多見的。有這樣一支作者隊伍，是《晉書》之所以能夠超過以往各家晉史的一個重要原因。

上面講到，《晉書》有“載記”三十卷。載記是記述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少數民族統治者建立的政權即“十六國”史事的形式，這是《晉書》在紀傳體史書體例上的一個創造。早先，東漢班固曾經寫過載記，但並不是用來記少數民族政權的史事，也沒有把它作為一部史書的組成部分。《晉書·載記》作為全書的一個組成部分，不僅豐富了紀傳體史書的體例，而且對於表現多民族國家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東晉、十六國時期的歷史面貌有深遠的意義。

《三國志》有“紀”與“傳”而無“志”。而《晉書》中的志，多從三國時期寫起。關於曹魏屯田、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經營西北，及晉朝佔田制多有着墨。《食貨志》講東漢、三國時代的經濟發展，可補《後漢書》、《三國志》之不足。

從當政者的角度，《晉書》雖為立傳，但並不鼓勵司馬氏的發家史，《晉書·宣帝紀》裏曾講到晉明帝問起晉得天下的具體情形，王導告之，明帝大慚，把臉埋在牀上説：“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而唐太宗在其所作的史論裏，更不乏警世之意。

唐之前的各晉史，或僅記西晉一朝史事，或雖兼記兩晉史事，但對十六國史事則無專門記述。可説都非完備的晉史。與唐之前的各晉史相比，《晉書》的內容較為詳盡且廣博，紀傳中收錄的大量詔令、奏疏、書札及文章，雖冗長，但有多方面的史料價值。《輿服志》和《禮志》《樂志》反映了魏晉南北朝統治階級崇尚禮儀服飾的風氣。趙翼説：“唐初修《晉書》，以臧榮緒本為主，而兼考諸家成之。今據《晉》、《宋》等《書》列傳所載諸家之為《晉書》者，無慮數十種。”

其一：記述荒誕

《晉書》繼承了前代晉史著作的缺點，記述了大量的神怪故事，《搜神記》、《幽明錄》中一些荒誕之談也加以收錄。例如《幹寶傳》中記載幹寶之父妾陪葬十餘年，開棺後仍能復生之事。《張華傳》中提到吃“龍肉”之事，並稱“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

其二：史料取捨不夠嚴謹

據歷史學者考察，在修撰《晉書》時期，所能見到晉代文獻很多，除各專史外，還有大量的詔令、儀注、起居注以及文集。但《晉書》的編撰者主要只採用臧榮緒的晉書作為藍本，併兼採筆記小説的記載，稍加增飾。對於其他各家的晉史和有關史料，雖曾參考，但卻沒有充分利用。因此唐代成書之後，即受到當代人的指實，認為它“好採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為綺豔，不求篤實”。

劉知幾在《史通》裏也批評它不重視史料的甄別去取，只追求文字的華麗。清人張熷在《讀史舉正》舉出《晉書》謬誤達450多條。錢大昕批評《晉書》“涉筆便誤”。《晉書》中亦存在自相矛盾之處，例如《文帝紀》記載曹髦被殺之後，成倅兄弟的結局是“太后從之，夷濟三族。”而《荀勖傳》中荀勖的上表卻又稱“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義士私議”，也就是荀勖的上表體現出成倅並未被誅滅三族，兩條史料自相矛盾。

《晉書》體例比較完備，使它能容納較多的歷史內容，而無繁雜紛亂之感。《晉書》的帝紀按時間順序排列史事，交待歷史發展的基本線索，是全書的總綱。在帝紀中首先列宣、景、文三紀，追述晉武帝祖父司馬懿、伯父司馬師、父親司馬昭開創晉國基業的過程，使晉史的歷史淵源清晰明瞭，是很得史法的。

書志部分記載典章制度，編排得類別清楚，敍事詳明，可以給人以較完備的歷史知識。列傳記載人物，編次以時代為序，以類別為輔，所立類傳或合傳眉目清楚，各類人員大都分配合理，使西晉近800歷史人物分門別類地展現在讀者面前，構成晉代歷史活動的圖卷。書中的載記專寫與晉對峙的十六國曆史，在史書寫法上是善於出新的。載記之體略同於《史記》中的世家，但世家記諸侯國歷史，反映的是先秦貴族社會國家緊密聯繫的特點。載記的名目來自《東觀漢紀》，可《東觀漢紀》用載記記載平林、新市及公孫述的事蹟，不過是作為列傳的補充。

《晉書》採用世家之體而取載記之名，用高於列傳的規格完整記述了各族政權在中原割據興滅的始末，給各割據政權以適當的歷史地位，較好解決了中原皇朝與各族政權並載一史的難題，這一作法大得歷代史家讚賞。載記中對十六國政權只稱“僭偽”，不辨華夷，體現了唐朝統治者華夷一體，天下一家的大一統思想，這更是我們今天閲讀《晉書》時要特別注意的。晉代史事錯綜複雜，比兩漢史都要難寫一些，《晉書》用四種體裁相互配合，較好解決了這一難題。

《晉書》還有內容充實，文字簡練的長處。晉代的社會矛盾尖鋭複雜，有地主階級與農民的矛盾，有胡、漢的民族矛盾，有儒、道、釋的矛盾，還有君臣矛盾、抗戰派與清談派的矛盾等等。《晉書》中，提供了很多這些矛盾鬥爭的情況及文獻材料。如孫恩、盧循、張昌、王如等傳，反映了當時的農民起義情況；《江統傳》載《徙戎論》，《温嶠傳》載《奏軍國要務七條》，提供了胡漢鬥爭的材料；《郭璞傳》載《刑獄疏》，《李重傳》載《論九品中正制》，《傅玄傳》載興學校、勸農功諸疏，提供了研究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情況的材料；《裴頠傳》載《崇有論》，《阮瞻傳》載《無鬼論》等都是重要的思想文獻。此外如《束皙傳》記載《汲冢書》的發現經過，《裴秀傳》記載《禹貢地域圖》的製圖六法，《衞恆傳》記載論書法源流的《書勢》一篇，都是極珍貴的史料。唐修《晉書》距離晉亡已200多年，在記事上有條件改變以往史書誣罔不實的缺點。

書中除因襲舊文外，很少有撰者曲意迴護的內容。書中在很多紀傳中揭露了統治階級貪婪、腐朽、驕奢淫逸的本性和殘害民眾的罪行，具有鑑戒意味。《晉書》作者，多是文學大家，因而《晉書》敍事往往能做到簡明扼要，有時還有生動、精彩之筆。書中的載記寫得疏密相間，首尾照應，頗有些章法。如《苻堅》兩卷繪聲繪色，頗見功力。列傳中也往往能表達出歷史人物的情態，讀起來有點味道。

它的類目比較齊全，反映的社會典章制度內容比較全面。《食貨志》和《刑法志》敍事包羅東漢，可補《後漢書》之不足。《地理志》對研究魏晉之際行政區劃變更，州縣制的變遷，都很有作用。《晉書》十志，多出於學有所長的專家之手，內容比較精當。《天文志》、《律曆志》、《五行志》為著名科學家李淳風所修，一直為世所稱，其中《天文》、《律歷》二志尤為精審。《天文志》記載了漢魏以來天文學的三大流派；蓋天説、宣夜説和渾天説，並對渾天説作了肯定；《律曆志》記載魏晉時期幾種曆法，保存了科技史的重要材料，具有重要價值。

參與《晉書》修撰的多是文學大家，因而在敍事上往往能做到內容充實，文字簡練，有不少生動、精彩之筆，如《苻堅載記》兩卷，敍事繪聲繪色，讀起來頗有味道。

《晉書》列傳中收錄的不少文章，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很多方面，豐富了《晉書》的內容，具有重要價值。如《江統傳》載《徙戎論》，為人們瞭解胡漢鬥爭提供了史料；《郭璞傳》載《刑獄疏》，《李重傳》載《論九品中正制》，《傅玄傳》載興學校、勸農功諸疏，則保存了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情況方面的材料。 ^[7] 

陳寅恪（kè）先生曰：“唐以前諸家《晉書》，可稱美備。而太宗復修之者，其故安在?昔漢世古文經學者於《左氏春秋》中竄入‘漢承堯後’之文，唐代重修《晉書》特取張軌為同類陪賓，不以前涼西涼列於載記，而與捌柒《涼武昭王傳》中亦竄入‘士業子重耳脱身奔於江左，仕於宋，後歸為恆農太守’一節，皆藉此以欺天下後世。夫劉漢經師，李唐帝室，人殊代隔，迥不相關。而其擇術用心，遙遙符應，有如是者，豈不異哉!”唐前所修《晉書》，相傳有十八家，而唐修《晉書》之後，“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竟從新撰”。可以説，兼引“偽史”十六國書是唐修《晉書》與前代《晉書》的最大不同，而不僅僅限於以前涼、西涼入列傳之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