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談

司馬談，西漢時史學家，左馮翊夏陽（今陝西省韓城市芝川鎮華池村）人，史學家司馬遷之父。他博學多識，曾隨當時著名天文學家唐都學習天文曆法知識，從哲學家楊何學習《易》。

漢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間，司馬談任太史令，太史令通稱太史公，為掌管國家圖書典籍、天文歷算併兼管文書和記載大事的官員。他居此得以觀西漢國家藏書。 ^[1]  他曾對先秦的思想發展史作過廣泛的涉獵和研究。將研究成果整理撰成《論六家要旨》，對先秦各學派的思想特點作了深入的分析和評價，是一篇總結春秋戰國時期學術思想發展史的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論文，至今仍是史學界研究先秦思想史、哲學史的珍貴文獻。在這篇論文裏他第一次分析出自春秋戰國以來重要的學術流派。也反映出漢武時代以儒家思想為主，兼用陰陽家、法家和道家“黃老”的學説，即所謂“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而並不“純任德教”（《漢書·元帝紀》）的思想。從而反映了漢武時代社會和統治思想複雜化的現實情況。其六家之説，不僅為後來司馬遷給先秦諸子作傳以重要的啓示和借鑑、也為西漢末期名儒劉向、劉歆父子給先秦諸子分類奠定基礎。

司馬談早年立志撰寫一部通史，他在任太史令時，根據《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等書，收集資料，撰寫史籍。 ^[1]  武帝元封元年（前110），他隨同漢武帝赴泰山封禪，途中身染重病，留在洛陽，不久即卒。在彌留之際，對趕來探望的兒子司馬遷諄諄囑咐：一定要繼承遺志，寫好一部史書。司馬談雖然未能動手撰寫通史，但為《史記》的撰寫積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確立了部分論點。司馬遷寫成的《史記》中的《刺客列傳》、《酈生陸賈列傳》、《樊酈滕灌列傳》、《張釋之馮唐列傳》諸篇之讚語，即為司馬談之原作。

司馬談生長受教育於漢王朝的文、景時代，據司馬遷説，司馬談的學問有三個方面，其一是“學天官於唐都”。唐都是漢代著名的觀測星象的專家，所謂學天官，就是學觀測日月星辰的天文之學。其二是“受《易》於楊河”。楊河是漢初有名傳《易》者之一。《易》是講陰陽吉凶的，這和天文星象都有關係。其三是“習道論於黃子”。黃子便是黃生，他擅長黃老之術，曾和轅固在景帝面前辯論湯伐桀、武王伐紂這兩件事的性質。黃生的議論正是代表當時統治階級的思想。司馬談學習這些，為他以後作太史令打下基礎。太史令，通稱太史公，是武帝新設的官職，掌管天時星曆。“近乎卜祝之間”，還職掌記錄，蒐集並保存典籍文獻，這也是吏官曆來的傳統。由於責任心的驅使，在他臨死的時候，拉着司馬遷的手，邊哭邊囑咐説：“餘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餘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汝其念!”他希望在死後，司馬遷能繼承他的事業，更不要忘記撰寫史書。他以為一個人事親、事君的最後目的在於揚名後世，以顯父母，這乃是最大的孝道。他看到自孔子死後，至今四百多年，諸侯兼併，史記斷絕。當今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等的事蹟，作為一名太史而不能盡到寫作的職責，所以內心十分惶懼不安，熱切地希望司馬遷完成這未竟的大業。司馬談流傳下來的文章是《論六家要旨》一文。在這篇論文裏他概括出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並加以論述。他第一次分析出自春秋戰國以來重要的學術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