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周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定都洛邑（今河南洛陽），國號仍是周，因之前的周朝國都在洛邑之西，所以稱呼周平王之前的周朝為西周，周平王之後的為東周。

在周幽王死後，太子宜臼即位，這就是周平王。鑑於鎬京殘破，又處於犬戎威脅之下，周平王於公元前770年，在鄭國、秦國、晉國等諸侯的衞護下東遷，定都洛邑（今河南洛陽），建立了東周。 ^[12]  周平王東遷以後，西土被秦國所佔有。它吞併了周圍的一些戎族部落或國家，成為西方強國。在今山西的晉國，山東的齊、魯，湖北的楚國，北京與河北北部的燕國，以及稍後於長江下游崛起的吳、越等國，都在吞併了周圍一些小國之後，強大起來，成了大國。於是，展開了大國爭霸的激烈場面。 ^[13] 

周幽王死後，申侯、魯侯與許文公擁立原太子宜臼即位，是為周平王，與此同時，虢公翰也在攜地擁立王子姬餘臣為王，稱攜王。周王室出現了“二王並立”的局面。平王得到鄭、晉、秦、衞等諸侯國的擁護，被認作是周王室的正統，攜王則相對孤立。公元前750年，晉文侯幫助周平王攻殺攜王，周王室由周平王姬宜臼統一。

這時，天子直轄的“王畿”，在戎狄不斷襲擾和諸侯不斷蠶食下，大大縮小了，最後，僅剩下成周方圓一二百里，即今河南西部一隅的地盤；同時，天子控制諸侯的權力和直接擁有的軍事力量，也日益喪失。天子不僅經濟上有求於諸侯，政治上也往往受諸侯的擺佈。 但天子“共主”的名義，仍然具有號召力。因此，一些隨着地方經濟發展逐步強大的諸侯國，就利用王室這個旗號，“挾天子以令諸侯”，積極發展自己勢力。 ^[36] 

鄭國在周平王東遷以後，積極服侍周王室，鄭莊公在解決鄭國內部矛盾的同時，積極擴充軍隊，廣開疆土，儼然以小霸自居，這就激起了周平王的不滿。公元前719年，周平王駕崩，周桓王即位。桓王對鄭莊公不信任，起用虢公忌父取代莊公在朝之職。鄭莊公不滿，便不再朝覲周桓王。當時王綱已墮，鄭莊公不循禮法開了先例，周王室與鄭國交換人質，即“周鄭交質”，天子權威掃地。秋季，周桓王率領周軍及陳國、蔡國、虢國、衞國四國軍隊討伐鄭國。周軍大敗，鄭國大將祝聃發箭射中周桓王的肩膀，讓周天子的威信完全掃地，禮崩樂壞正式開始。

周朝規定，諸侯去世，其兒子在繼位和治喪完畢後，必須趕往都城接受周天子的冊封，以求得合法地位。周桓王八年（公元前712年），魯桓公謀殺其兄魯隱公，自立為君，不向周桓王請求冊封。從此，諸侯由周天子冊封的制度遭到破壞。 ^[14] 

在西周夷王之時（公元前913年前後），楚國就曾經稱王，後來因為畏懼周天子去掉王號。公元前704年，楚國第二次稱王。楚武王熊通打敗隨國，讓隨國在周桓王面前説情，令楚國稱王。周桓王不同意。熊通就自立為“楚武王”。楚武王第一個打破了周禮分封制，楚國兼併權國後，將權國設置為縣，建立直屬楚君的縣行政機構。

春秋時期，簡稱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53年（另一説，前770年~前403年），屬於東周的一個時期，春秋時期天子的勢力減弱，諸侯羣雄紛爭，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相繼稱霸，史稱“春秋五霸”。 ^[15]  （一説是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春秋時期之後是戰國時期。 ^[12] 

春秋時期的得名，是因孔子修訂《春秋》而得名。這部書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歷史。現代的學者為了方便起見，一般從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東周立國起， ^[16]  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公元前477年）為止，稱為“春秋時期”。 ^[12] 

據史書記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有四十三名君主被臣下或敵國殺，五十二個諸侯國被滅，有大小戰事四百八十多起，諸侯的朝聘和盟會四百五十餘次。 ^{[12]  [17]} 

前685年，齊國齊桓公繼位，以管仲為相，實施變法，廢除井田制度，按土地的肥瘠，確定賦税，設鹽、鐵官和鑄錢，增加財政收入，寓兵於農，將基層行政組織和軍事組織合為一體，增加了兵源和作戰能力，迅速成為華夏各國中最富強的國家。然後就打起了“尊王攘夷”的口號，多次大會諸侯，幫助或干涉其它國家，抗擊夷狄。周惠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齊桓公帶領八個諸侯國的聯軍，陳兵“蠻夷”楚國邊境，質詢楚國為何不向周王室朝貢，迫使楚國簽訂召陵之盟，成為春秋五霸之首。自此，齊桓公建立了會盟霸主的制度。 ^[12] 

齊桓公死後，五公子奪位，齊國內亂不止。據説，齊桓公的五個兒子互相戰爭，箭矢射到了齊桓公的屍體上，都沒有人顧及。南方的楚國興起，自稱為王，消滅了北方的幾個小國之後將矛頭指向中原。宋襄公試圖效法齊桓公，以抵抗楚國進攻為名，再次大會諸侯以成為霸主，但宋國實力與威望都不足。宋襄公十五年（前638年），宋楚兩軍交戰於泓水。楚軍渡河時宋大司馬子魚建議宋襄公“半渡擊之”，宋襄公稱趁敵渡河時攻擊是為不仁不義拒絕建議，楚軍渡河後子魚建議趁楚軍列陣混亂之時攻擊，宋襄公再次以不仁不義為由拒絕。楚軍列陣完畢後發起攻擊，宋軍大敗，宋襄公大腿中箭，次年因傷重而死。

在北方的晉國，與周室同宗。晉獻公時期晉國向四面擴張，領土和國力大增。但獻公寵信愛姬，廢嫡立幼，致使國政大亂。前636年，晉獻公之子重耳在秦穆公派出的軍隊護送下繼承晉國君位，是為晉文公。他改革政治，發展經濟，整軍經武，取信於民，安定王室，友好秦國（秦晉之好），在諸侯中威信很高。周襄王二十年（前633年），楚軍包圍宋國都城商丘。次年初，晉文公率兵救宋，在城濮之戰大敗楚軍，然後會盟於踐土，成為中原霸主。 ^[12] 

晉文公死後，秦晉聯盟被瓦解，秦穆公謀求向東方發展，被晉所阻。秦晉餚之戰（前627年），秦全軍覆沒，大將孟明視被俘虜，隔年在彭衙之戰再敗，雖然以後也有勝利，但終沒法挑戰晉在中原的地位，惟有轉而向西發展，吞併了一些戎狄部族，寬地千里，稱霸西戎。 ^[12] 

楚國在城濮戰後，向東發展，滅了許多小國，勢力南到今雲南，北達黃河。楚莊王改革內政，平息暴亂，啓用賢臣孫叔敖興修水利，改革軍制，國力更為強大，在攻克陸渾戎後，竟陳兵周郊，向周定王的使者詢問象徵國家政權的傳國寶器 - 九鼎的大小輕重，意在滅周自立，此即“問鼎”一詞的來源。 ^[18]  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年），楚與晉會戰於邲（邲之戰），大勝晉國。 ^[19]  前594年，楚圍宋，宋告急於晉，晉不能救，宋遂與楚言和，尊楚。 ^[20]  這時中原各國除晉、齊、魯之外，盡尊楚莊王為霸主。

晉楚兩大國之間連續不斷的戰爭給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也引起中小國家的厭倦，加以晉楚兩大國勢均力敵，誰都無法吃掉對方。於是由宋國發起，於周簡王七年（前579年）舉行第一次“弭兵”會盟，是為華元弭兵。但是不久之後，會盟破裂。晉楚兩國再度爆發兩次大規模戰役（前576年的鄢陵之戰、前557年的湛阪之戰），雖皆以晉國獲勝收場，但楚國在中原地區仍與晉國保持勢均力敵的態勢，很多中原小國都備受到影響，疲憊不堪。周靈王二十六年（前546年），出於地緣政治的影響，宋國再次出面斡旋，邀請晉楚和各諸侯國舉行第二次“弭兵”會盟，此後戰爭大大減少。史稱“向戌弭兵”。 ^[12] 

當中原諸侯爭霸接近尾聲時，地處江浙的吳、越開始發展。吳王闔閭重用孫武、伍子胥等人。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吳王以伍子胥為大將，統兵伐楚。吳軍攻進楚都郢，伍子胥為父兄報仇，掘楚平王墓，鞭屍三百。周敬王二十四年（前496年）吳軍揮師南進伐越。越王勾踐率兵迎戰，越大夫靈姑浮一戈擊中闔閭，闔閭因傷逝世。

周敬王二十六年（前494年），吳王夫差為父報仇，興兵敗越。勾踐求和，賄賂吳臣伯嚭並送給吳王珍寶和美女西施，自己親自為夫差牽馬。吳王拒絕了伍子胥聯齊滅越的建議，接受越國求和，轉兵向北進擊，大敗齊軍，成為小霸。勾踐卧薪嚐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終於在周元王三年（前473年）消滅吳國，夫差羞憤自殺。勾踐北上與齊晉會盟于徐，成為最後一個霸主。 ^{[12]  [17]} 

在晉文公回晉即位的時候，有不少隨從隨他回國，結果這些人漸漸在晉國成為世襲貴族，而晉國的國政亦落入這些貴族（士大夫）的手上。前455年，晉國貴族只餘下智、趙、韓、魏四家。智氏出兵攻趙氏，並脅迫魏韓兩氏出兵。戰事持續兩年後，趙氏遊説魏韓兩家倒戈，滅智氏，瓜分智地並把持晉國國政，史稱三家分晉。到晉幽公僅餘絳、曲沃兩地。前403年周威烈王冊立韓趙魏三家為侯國，即為資治通鑑中春秋和戰國的分界點。 ^{[12]  [17]} 

隨着水利的興修，鐵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廣，春秋中後期，各諸侯國的經濟得到發展，政治形勢也產生了相應的變化。諸侯國內部卿大夫的勢力逐漸發展起來，著名的如魯國的三桓，齊國的田氏，晉國的六卿。他們利用自己的經濟實力，控制和瓜分公室，並互相爭鬥，以擴充領地。晉國的六卿爭鬥到最後，剩下韓、魏、趙三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公元前403年），周王正式承認三家為諸侯。周安王十一年（公元前391年），田氏廢除了齊康公，自立為國君，也得到周王的承認。 ^[22-23] 

三晉和田氏的勝利，宣佈了強者生存、弱者淘汰的殘酷政治法則。於是，以魏國的李悝改革為起點，各國爭相進行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變法運動。變法的核心是將勞動者固定到土地上，以增加國家的賦税收入。社會文明程度的加深，使統治者對物質享受的貪慾急遽膨脹。增加剝削量的最直接的辦法，是掠奪更多的土地，而掠奪土地的最便捷的途徑是戰爭。 ^[22-23] 

所以，這個時期戰爭頻繁。據統計，從周元王元年（前475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 的二百五十五年中，有大小戰爭二百三十次。戰爭打起來，雙方動輒出動幾萬至幾十萬人。西漢末年的劉向，將有關這段歷史的各種資料編成一本書，取名《戰國策》，從此，這一歷史階段稱為戰國時期。 ^[22-23] 

戰國時期諸侯各自為政，相互混戰，國際社會非常不穩定。戰國初期東周境內尚有十幾個國家，其中以齊、晉、楚、越四國的實力最強，有四分天下之勢。 ^[23] 

後來晉國內亂，以智氏、範氏、中行氏和韓、趙、魏六家為主的“六卿”又互相兼併，範氏和中行氏倒下後，以智伯瑤為首的智氏，於前455年聯合韓、魏兩家合兵攻趙，把趙襄子圍在晉陽，決汾水灌城。韓、魏突然和趙氏聯合起來，於前453年消滅智氏，瓜分了智氏的全部土地。不久，三家又將晉公室的土地和人民，除曲沃（今山西聞喜縣）、絳州（今山西翼城東南）外，也都瓜分了。這時的晉國國君降到了三家之下，卑屈到要朝見三家大夫（三家分晉）。齊國卿族田氏到陳完的第五世孫田恆，聯合鮑氏，滅了當時專權的欒、高二氏篡奪齊國政權（前386年田氏代齊）。後來燕國崛起，秦國中興，及其它一些小國陸續的被吞併或淪為附庸。到了戰國中期，剩下來的七個主要大國秦、楚、韓、趙、魏、齊、燕被稱為戰國七雄。 ^[23] 

小國尚有東周、宋、衞、中山、魯、滕、鄒、費等，至戰國時期結束時除被秦國淪為附庸的衞國外都先後被七國所吞併。與七雄相毗鄰的還有不少少數民族，北面和西北有林胡、樓煩、東胡、匈奴、義渠，南面有巴蜀和閩、越。至秦統一，通過列國的兼併戰爭和自發的經濟、文化交流與遷徙，這些少數民族多與中原民族融合，有些則保持了原有的民族風貌，部分如匈奴則與中原成對立姿態。 ^[22] 

戰國時期，鐵器開始出現與使用，取代了石器而與青銅器同時並進使用，商業的繁榮促進了貨幣的發展，而春秋時的井田制被取消。農業進一步發展，各國人口增多。手工業的冶鐵、青銅器鑄造、漆器、絲織業的生產水平都有了顯著的提高，各國之間的商業貿易得到大力發展。人口與資源的矛盾加劇。諸侯國兼併土地戰，爭奪生存空間，代替了春秋時期政治上的霸權爭奪。 ^[25] 

這些發展也使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世襲的等級制度被瓦解，一些過去的貴族失去了地位，而另一些那個時候的平民通過經商或其他的機會致富，甚至成為政治集團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官僚制度發生了變化。 ^[25] 

為了應付這些變化，各國採取了不同的變法。最早開始改革的是魏國。魏文侯在前445年繼位後，師從子夏、田子方、段幹木等儒家人物，招攬了一大批人才。之後又啓用魏成子、瞿璜、李悝（kui）、樂（yue）羊、吳起、西門豹等人，在政治、軍事、經濟等各領域進行了改革。 ^[25] 

法家代表人物之一的李悝被文侯任命為相國，是文侯、武侯時期變法的關鍵人物。他吸取各國成文法的長處，編寫了《法經》，分《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具法》六篇。 ^[22]  他提倡“盡地力之教”，要求農民勤勞耕作、提高生產積極性，以增加國家的收入。“平糴法”則是他的另一項重要經濟政策，在豐年官府向農民徵收一定數量的餘糧，遇上荒年就可以把多餘的糧食平價輸出，以保證糧價穩定。這些措施可以避免農民破產、流徙，維持了社會的穩定，使魏國走上了富國強兵的道路。 ^[22] 

約前409年，趙烈侯用相邦公仲連進行改革，在政治、財政用法家，教導用儒家。前382年，楚悼王用吳起實行吳起變法，“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第二年楚悼王逝世，吳起也被楚國貴族亂箭射死。前360年前後，齊國起用鄒忌“謹修法律而督奸吏”實行改革，國力大增，與魏國衝突。 ^[22]  齊國以孫臏為軍師，發動桂陵之戰（前354年）、馬陵之戰（前342年），戰勝魏國。韓國初期曾進行改革，但不徹底，造成一些混亂。前351年，韓昭侯起用申不害，以“術”變法。 ^[22] 

前356年和前350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兩次進行變法，史稱商鞅變法，此次變法，充分利用了秦國的文化價值傳統，嘗試用公正的法治，取代世襲的宗法制度，在思想制度層面注入重公德的價值觀念，從而使得秦國得以在思想和制度層面領先於東方諸侯，從而使得東方各國的人才得以自由發揮的舞台，紛紛入秦效力，使秦國後來成為最為強大的國家。重私德，儒家宗法禮教影響深重的列國無一例外的，不能實現真正的變革，在激烈的競爭中腐朽沒落，也是先秦時期價值觀念意識形態自由競爭的最終勝利者，但是，由於最終過快的兼併諸國，導致落後的宗法觀念逐漸蠶食掉這一變革的意識形態成果，儒家的勝利徹底消解更具現代性的哲學思想傳統。 前344年魏惠王召集逢澤之會，率諸侯朝見周天子，首先稱王。 ^[22-23] 

中原邊境的外族與中原的發展也息息相關。匈奴、東胡、林胡、樓煩等遊牧民族的威脅導致了戰國長城的修建，秦、燕、楚、魏等國都修築“限戎馬之足”的萬里長城。 ^[22-23] 

戰國初期，魏國先霸於戰國。自從魏文侯任用李悝實行變法，就開始強盛起來。文侯、武侯兩世，屢敗齊人。西面侵入秦之河西，派李悝、吳起守西河、上郡，一再挫敗秦國的進攻。到武侯子惠王時，實行改革，更加強盛。前361年，惠王從安邑（今山西夏縣）遷都大梁（今河南開封），從此更加緊了對宋、衞、韓、趙等國的進攻。 ^[22] 

在魏國進一步強大的同時，齊國由於齊威王的改革，秦國由於商鞅變法而都強大起來。前354年，由於趙國奪去了魏國的附庸衞國，魏國就起兵伐趙，率宋、衞聯軍圍攻趙都邯鄲，次年破之。於是，趙國向齊求救，齊威王派田忌為將，孫臏為師，前往救援。孫臏認為魏國的精鋭部隊在趙，內部空虛，乃引兵疾走大梁，魏軍回救本國，齊軍乘其疲備，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 ^[28]  ，在桂陵（今河南長垣西南）取得大勝，生擒其主帥龐涓。 ^[29]  但在前352年，魏惠王調用了韓國軍隊聯合打敗了齊、宋、衞的聯軍，齊國不得已向魏求和。次年，魏國便迫使趙在漳水之上結盟，並把邯鄲歸還趙國，魏在東線取得了勝利。 ^[22] 

此時的秦國，於前354年打敗魏軍於元裏，攻取了河西的少梁；前352年又攻入魏的河東，一度攻取了安邑；次年又包圍固陽，迫使歸降。後來，魏國和齊、趙先後結盟講和。到公元前350年，魏又回頭向秦反攻，曾圍攻上郡的定陽（今陝西延安市東），結果秦孝公在彤（今陝西華縣西南）與魏惠王相會修好，因而魏在西線也取得了勝利。 ^[22] 

魏惠王二十六年（前344年），魏惠王與十二國諸侯在逢澤之地會面，率諸侯朝見周天子。但後來在前341年馬陵之戰，慘敗給齊軍，太子申被殺。前340年的吳城之戰，魏國被秦商鞅擊敗，主帥被俘，不久被迫將河西割於秦國，數戰皆敗的魏國再也沒有復興起來。 ^[22] 

前314年，燕國內亂，齊國佔領燕國，後退兵。此後燕國由燕昭王即位，廣納賢才，圖謀向齊國復仇。 ^[22] 

楚國於前313年至前311年間三次大戰秦國都失敗。但卻在前306年趁越國內亂，攻佔了吳國舊地，但之後數次被越國收復。在與越國的長期戰爭中，國力亦有削弱。 ^[22] 

前307年，趙武靈王實行胡服騎射，使趙國的軍事實力大增，中山為趙所亡，中山王被放逐至膚施。前287年，趙、魏、韓、燕、楚五國軍隊聯合攻秦，秦被迫割地給趙、魏以求和。 ^[22-23] 

前286年，齊國攻滅被諸國垂涎的宋國，引致燕、秦、韓、趙、魏五國聯兵於前284年圍攻，齊軍於濟西迎擊卻被聯軍重創，齊兵退守臨淄，臨淄被燕軍攻陷，齊湣王出逃，輾轉到齊的莒，楚軍出兵佯稱救齊，齊湣王被楚將淖齒殺害，城內軍民奮起殺死淖齒，齊失七十餘城，只餘下莒（今山東日照市莒縣）和即墨兩座城池。前278年，燕昭王死，太子燕惠王即位。齊國即墨守將田單施反間計，使燕惠王撤掉大將軍樂毅。田單以火牛陣大敗燕軍，齊國趁勢復國，但國力大衰，開始走向沒落。 ^[22-23] 

公元前280年楚國逆長江上游攻秦，欲收回巴國舊地，結果遭秦反攻。前279年楚國被秦軍於鄢之戰（今湖北宜城東南）大破，幾十萬軍民被白起放水淹死，前278年連首都郢也被秦將白起所攻陷，被逼遷都到陳，楚國詩人屈原痛感國家淪亡，投汨羅江自盡。前241年，楚國又遷都到壽春（今安徽壽縣），躲避秦軍，再也沒有能力對抗秦國。 ^[22-23] 

曾廟始建於週考王十五年（公元前426年），原名“忠孝祠”。

東周時期，週考王於公元前425年（週考王15年）封其弟於河南地，建立周公國，是為周桓公。 ^[22] 

周桓公死，其子威公代立。公元前367年（周顯王2年），威公卒，子惠公代立。公子根遂叛。趙成侯、韓懿侯乘亂侵周，分周為二。周王封公子根於鞏，號東周惠公。東西周分立，西周都河南舊於王城，東周都鞏。這是周王朝最後一次分封。自這次分封后，周王的土地全部分封完畢，連自己也是寄居於東周公國。 ^[22] 

西周自立國以來，一直採取討好各大強國的政策，尤其是秦國。秦國和周圍列強經常向西周和東周徵收賦税和兵源。同時，西周和東周常相互傾軋攻伐。 周赧王在位時，周天子地位已經完全徒有虛名，其土地（周天子的王畿）也被韓、趙一分為二，以洛邑之河南王城為西周，仍都洛邑，以鞏附成周為東周，分別由東、西周公治理。周赧王八年（前307年），因赧王拒絕秦武王試舉周鼎的要求，被秦軍逐出成周王宮。周天子由成周遷於王城，依附於西周公。 ^[22] 

前271年，客卿張祿（即范雎）向秦昭王獻“遠交近攻”之策。秦昭王接納，於前262年出兵伐韓，切斷上黨郡與韓都城新鄭的聯繫。韓國欲將上黨郡割給秦國，但是上黨軍民不從，向趙國求救。趙派老將廉頗率軍駐守長平，聲援上黨。前260年，秦大將王齕奪取上黨，與廉頗軍在長平對峙，雙方僵持達三年之久。秦施以反間計，使趙國以只會紙上談兵的年輕將領趙括代替廉頗。秦國同時秘密調來大將白起。長平之戰以趙軍慘敗，四十萬降卒被坑殺為結局，從此東方六國再也無力抵抗秦國的進攻。

前258年魏信陵君、趙平原君、楚春申君大破秦軍於邯鄲城下，信陵君也於後來率軍於函谷關外大勝秦軍，但這些已不足令秦國衰落。

前256年秦國攻入雒邑，西周公投降，周赧王病逝，周朝滅亡。前249年，秦相邦呂不韋又帶兵滅掉了位於鞏邑（今河南鞏義）的東周公國。前221年，秦國統一中原。 ^[22-23] 

東周前期諸侯國君稱公、稱侯，只有“蠻夷”之國如楚、吳、越等稱王；而東周後期徐州相王則拉開了華夏諸侯稱王的帷幕。國君之下設諸卿，二卿、三卿或六卿，其中主持政務的稱正卿或上卿，楚國稱令尹，亦稱相，秦又曾稱庶長、不更。卿出征時為三軍之將佐。卿之官職，有司徒、司馬、司空、司寇等，分掌民事．軍事、工事、法事。春秋初期，晉、楚等國開始在新兼併的地方設縣，或聚若干小邑為縣，或將私家之田分置縣。而在邊境地區則設郡。郡縣之間沒有隸屬關係，其長官由國君直接任命，只有少數作為采邑賞給貴族。 ^[17] 

東周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洛邑到前256年被秦所滅為止，共傳25王，前後經歷了515年。東周實際上分為兩個時期，以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為春秋時期；因孔子改編的魯史《春秋》而得名，其特點是天下權力重心由天子下移到諸侯；周元王元年到東周滅亡（公元前256年）35年後的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年）為戰國時期。因西漢劉向所編《戰國策》一書而得名，其特點是權力重心繼續下移，由諸侯而卿大夫而士，布衣即平民階層興起。 ^[32] 

春秋時期，是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時期。而戰國時期，是中國君主集權制的開始。 ^[32] 

西周時期，周王保持着“天下宗主”的威權，可禁止諸侯國之間互相攻擊或兼併。平王東遷以後，周王室的地位一落千丈，“天下共主”已徒具虛名，再沒有控制諸侯的力量，由此歷史也開始了一個列國紛爭的大動盪、大分裂時期。同時，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一些被稱為蠻夷戎狄的民族在中原文化的影響或民族融合的基礎上很快趕了上來。中原各國也因社會經濟條件不同，有的強大起來，有的衰落下去。 ^{[17]  [33]}  於是，諸侯國互相兼併，大國間爭奪霸主的局面出現了。諸侯林立的情況，嚴重束縛了經濟文化的發展；各國的兼併與爭霸促成了各個地區的統一。因此，東周時期的社會大動盪，為全國性的統一準備了條件。

都城：東周王城

東周王城遺址北依邙山，南臨洛河，平面大體呈正方形。西北角在今東干溝村北，東北角在今洛陽火車站東約1公里，西南角在今興隆寨村西北，東南城角被洛河沖毀。今五女冢村附近地勢較高，城牆遺蹟保存較好，地面上仍能看到殘存的東周王城城牆。整個王城周長約15公里，與晉《元康地道記》“王城去洛城（指漢魏故城）四十里，城內南北九里七十步，東西六里十步，為地三百頃一十二畝三十六步”這一記載基本吻合。 ^[34-35] 

據有關古文獻記載：東周王城四面各有三個城門，共十二座城門。南有圉門，北有乾祭門，東有鼎門等。每座城門均有三個通道，城內設經、緯大道各九條。王宮建在中央大道上，王宮前面建有殿庭，後面建有商貿市場；王宮的右側建有神壇社稷，左側建有宗廟祖堂，城南三十里建有明堂。這是中國古代典型的“前朝後市、左祖右社”的建築佈局。但這種“理想化”的佈局和考古勘察的結果並不完全一致。 ^[34-35] 

勘察表明，東周王城城牆始建於春秋中期，戰國至秦漢時曾多次修補。到西漢後期，整座城池開始荒廢。而漢河南縣城則是在東周王城舊址上興建的。 ^[34-35] 

春秋時期，儘管諸侯稱霸，王室衰微，但東周王城作為天子之都的重要意義，遠非列國都城所能比擬。在近三個世紀的歷史時期一直處於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的中心地位。東周王城遺址的發現，為研究周代政治、經濟、文化和整個城市發展史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是中國城市考古的重大收穫，具有重要意義。該遺址為洛陽市著名的“五大都城遺址”之一，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為保護這一重要城址，在該城址的中心區域修建有王城公園對遊人開放。 ^[34-35] 

東周中後期，各國變法進一步使法律系統化。魏國李悝所編《法經》，包括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和具法。盜法治偷竊，賊法治殺人。囚法和捕法是對盜賊偵查和逮捕的處理程序。雜法是對盜、賊以外犯罪的懲罰規定。具法是根據情況對犯罪予以減輕或加重處罰的規定。秦國本來就有族誅之刑。商鞅變法，設連坐之法，更制定了嚴厲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頂、抽肋、鑊烹之刑。其它各國也競相制定嚴刑酷法。如齊有烹、殺、醖、金刀等刑，楚國有戮、肢解、烹、貫耳、鞭，笞、刖、宮、梏、礫、滅家、夷宗、三族等刑，燕有截、刳腹、繫獄、劓等刑。 ^[23] 

春秋時，產生了新的賦税制度。魯宣公十五年（前594）實行初税畝，國家根據土地面積向田主徵收一定的實物税。這是古代田税的開始。魯成公元年（前590），作丘甲，按土地面積徵收一定量的軍賦（甲），從而使税和賦合而為一。春秋戰國之際，地税的徵收已很普遍。秦國於簡公七年（前408）實行”初税禾“的實物地税制度。戰國時，各國税制不一。秦國首先實行户口登記制，並據以徵收田地租税和接人頭徵收”頭會“（人口税）。 ^[17] 

東周時期，鐵農具較多地使用和牛耕的推廣，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生產力。許多荒地被開墾為良田，耕作技術由粗放轉向精耕細作，農業產量大增。私田增加，井田制崩潰，土地關係向私有化發展。諸侯們不得不陸續實行改革，承認土地私有，允許土地買賣，而向土地所有者徵收田税，自耕農的生產積極性高漲。 ^[17] 

春秋時期使用的牛耕和鐵製農具在戰國得到推廣。河南、山東、河北、陝西、山西等地都有戰國時期的鐵犁鏵冠出土。水利是農業的命脈，以農田灌溉為重點的水利建設高潮逐漸興起。水利工程有多種類型，如陂塘蓄水、灌溉分洪、渠系灌溉以及多首制引水等。 ^[38] 

井田制的崩潰使百姓獲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勞動的興趣有所提高。鐵製農具和牛耕的廣泛應用，農田水利建設的大規模興修，加快了農田的開發和精耕細作的傳統的形成，東周時期農作物的產量大幅度增加。 據文獻記載，東周時期，鐵製農具已多有使用。《國語·齊語》記載了管仲對齊桓公的話説：“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鉬夷、斤、，試諸壤土。”美金指的是青銅，惡金指的是鐵。 ^[39-41] 

惡金所鑄的鉬，即鋤；夷，即削草平地的鋤類；斤，形似鋤而小，主要為砍木平木工具；即钁，是掘土工具。考古發掘，提供了大量確鑿的實物證據。至少在河南、河北、山東、山西、陝西、甘肅、寧夏、內蒙、新疆、遼寧、吉林、黑龍江、湖北、湖南、安徽、江蘇、浙江、江西、廣東、廣西、貴州、雲南等22個省和自治區140餘個地點出土過鐵製農具，種類有耒、鍤、鋤、钁、鐮、犁等。春秋時期，牛耕已多有使用。河南、山西、山東、河北等地戰國鐵犁鏵冠的出土，説明犁耕在中原已經得到推廣。 ^[39]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東周時期，以農田灌溉為重點的水利建設高潮逐漸興起。水利工程有多種類型，如陂塘蓄水、灌溉分洪、渠系灌溉以及多首制引水等。 ^[39] 

春秋戰國時，由於戰爭的需要，馬的數量增多。中原地區的畜牧業則基本上變了農業的附庸，專門從事畜牧業生產的人很少。 ^[17]  東周的絲綢西傳路線甚至橫貫歐亞大陸。當時馬車的使用已很普遍。

鑄造金屬貨幣產生於春秋時期，晉國是最早鑄造和使用鑄幣的地區之一。春秋後期，越國的谷價，每石最貴時六十錢，最賤時三十錢。 ^[17] 

春秋時期，隨着商業的發展，金屬鑄幣在貿易活動中日益顯示出其優越性，逐步取代西周時期廣泛使用的貝幣和各種實用貨幣，並開始形成幾個具有明顯特徵的貨幣體系和貨幣流通區域。這就是黃河中游周、晉的“布幣區”，東方齊國海濱地區的“刀貨區”，以及南方楚國的“蟻鼻錢”區。戰國時期，社會經濟呈現空前繁榮的景象，商品生產的需求加大，貨幣的流通量激增。春秋時期的貨幣流通區域，至戰國時期，範圍進一步擴大，突破了國家的界限，刀幣和布幣在許多國家並行。戰國中期以後，在北方以魏、秦為中心，出現一種新的貨幣體系——圜錢。戰國末年，齊、燕、秦出現圓形方孔錢，並最終統一了中國的貨幣。此外，戰國時期黃金的使用開始盛行，在南方的楚國，黃金鑄幣金版多有發現。 ^[45] 

周、晉（三晉）貨幣，由農具錢演變而來的原始布，到春秋以後，逐漸脱離原來作為農具的遺痕，從實物貨幣的範疇分化出來，成為真正的金屬鑄幣。因為其首部仍保留着農具鏟有銎可以納柄的遺蹟，所以稱空首布。它是由農具鏟向戰國平首布發展的過渡。春秋早期，周、晉、衞出現由原始布發展而來的特大型平肩弧足布和聳肩尖足布，通長達13－16.5釐米。此外還有斜肩弧足、平首方足等形態，各有大、中、小型。戰國時期，周與三晉地區流行3種貨幣：平首布、刀化和圜錢。韓、趙、魏三國鑄行的貨幣，以布錢為主，刀化、圜錢在不同時間和不同地區也曾使用過。周的轄地主要實行圜錢。 ^[45] 

齊國貨幣，齊國是海岱之間的東方大國，擁有山澤漁鹽之利，商業十分發達，一直保持自己獨立的刀幣體系，到其晚期才出現圜錢。刀化從春秋時期即流行於齊國，種類很多，厚大精美。從面文、形質看，越早形體越大，製作越精。而至後期，銅質漸粗糙，形體變小。銘文自春秋以來一直沿用“節墨之法化”、“節墨法化”、“安陽之法化”、“齊之法化”、“齊建邦法化”、“齊法化”幾種。其中前4種刀身外輪高於柄部，後兩種的刀身與柄部外輪齊高。大約到戰國中期威、宣之時（公元前378－前324年），齊國國勢達到鼎盛時期，齊國境內的刀幣皆統一於“齊法化”的形式。 ^[45] 

燕國貨幣，戰國時期，燕國是北方大國，刀、布並行，燕明刀是其主要貨幣，晚期也鑄行過圜錢。 ^[45] 

楚國貨幣。從春秋以來，南方的楚國就一直保持着它特有的銅鑄貝“蟻鼻錢”體系。進入戰國，蟻鼻錢的流通區域更加擴大，同時爰金盛行，隨着與各國貿易往來的增加，還出現布幣。 ^[45] 

秦國貨幣，秦在商鞅變法以前，國力薄弱，鑄錢的可能性較小，且至今仍未發現史料記載與實物證據。若有鑄幣流通也可能是自其它國家流入的貨幣。秦孝公時商鞅去魏入秦，進行變法改革，秦國逐漸強大起來，鑄幣才有可能。戰國圜錢始於魏，而秦是魏的近鄰。魏流通的圜錢形式必因商鞅入秦而產生巨大影響。因而在商鞅變法後鑄行一兩圜錢是可能的。《史記·始皇本紀》載“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錢”一事，則是指正式實行方孔圓形的“半兩”錢。秦國貨幣大致有一兩圜錢、半圜錢、兩甾錢、十二銖錢、半兩錢等。 ^[45] 

春秋時期，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大批私田，井田制逐漸被破壞。各諸侯國為了增加收入，相繼進行改革，逐漸廢除井田制下的力役地租，承認私田的合法性，改為徵收田賦。在這種情況下，度量衡的需求日增，其制度也漸趨完備。戰國時期，封建生產關係在各諸侯國先後確立。 ^[48] 

為了便於商品交換和徵收賦税，度量衡的應用更為廣泛，制度也趨統一。齊國的陳氏在奪取政權後，把容量單位制由四進位改為五進位，並制發了標準量器。現存的子禾子銅釜，器上有銘文，記載了明確的計量制度和管理措施，是有關度量衡制度研究的珍貴文獻。公元前356年，秦國商鞅變法，在“開阡陌封疆”，徹底廢除井田制的同時，進行度量衡方面的改革，擴大了畝積制，行“平鬥桶、權衡、丈、尺”之法，並在公元前344年頒發了標準量器——商鞅銅方升。商鞅頒行的度量衡製為後來秦始皇統一中國度量衡打下了基礎。 ^[48] 

出土的高奴禾石銅權，據始刻銘文可知，為戰國時期的秦國所制，但是在秦統一後繼續沿用，並於秦始皇二十六年和秦二世紀元年又兩次加刻詔書予以驗定，反映出自戰國時的秦國至秦朝統一，其衡制長期保持穩定。這也是各諸侯國之間為便於彼此的貿易交往而採取的重要措施。迄今為止，東周的尺度尚屬少見，量器和衡器的發現則較多。 ^[48] 

東周與商的地理位置差異反應在藝術表現上，尤其是東周晚期的藝術作品，展現了多元的風貌與高水平的技術。或許受到孔子反對以人殉葬的影響，以低温燒製的陪葬塑像（明器，又稱“冥器”、“盟器”）數量增加。東周時期亦出現低温綠色鉛釉器皿、質地松的打磨黑色器皿、高温釉器皿等。有些陶器仿效最新流行的漆器，色彩鮮明，有些則仿效青銅器。另有模製與裝飾的陶瓦、陶磚。西周時期較少見的玉雕再次成為重要的陪葬品與個人飾物。青銅的應用不限於宗教禮儀用途，變得較為世俗，常用作結婚贈禮之居家裝飾。青銅鐘及青銅鏡逐漸流行，動物和怪獸圖騰則由色彩繽紛而樣式化的裝飾圖案所取代。東周墓葬出土有最早繪於絲絹上的畫作。此外，亦發現了漢代及唐代陪葬陶器的前身。 ^[53] 

東周時期，青銅器上的雕鏤紋飾趨向細緻工整，造型輕巧靈便，出現了錯金銘文。存世的吳、越青銅劍，其冶鑄淬鍊之精，合金技術之巧，外鍍之精良，花紋之鑄造，皆世所罕見。煮鹽、冶鐵、漆器等部門發展起來。鐵器主要為手工業工具和農具。齊國的絲織品、楚國的漆器等水平很高。一部分工匠成為個體生產和經營者，聚居於城中的”肆“裏，邊生產邊銷售。被稱為匠師之祖的公輸般”魯班“，就生活於春秋末年。 ^[17] 

隨着考古發掘工作的深入開展，東周的銅礦冶遺址已發現多處，青銅器鑄造遺址在列國都城附近更普遍存在。湖北大冶銅綠山銅礦冶遺址和山西侯馬鑄銅遺址是東周考古的重大發現，為研究東周的銅礦冶和鑄造提供了極其寶貴的資料。銅綠山古礦冶遺址以其宏大的規模和極其豐富的內涵，以及通過多學科綜合研究所提示的採礦、冶煉的高超水平，為中國國內外學術界所矚目。 ^[42] 

東周的青銅器主要指各國貴族在舉行祭祀、宴饗或婚喪禮儀時所用的青銅禮器和樂器，也包括一些生活用具、車器、馬飾、兵器及工具等。這一時期的青銅工藝有很大發展，禮器種類有明顯變化，商代和西周盛行的酒器大量減少，蒸飪器與盛食器數量增多。東周銅器中，以各國諸侯和卿大夫的禮器數量最多，地位越高，享用數量越多。就禮器而言，有鼎、豆、壺、盤、尊等，樂器有編鐘，生活用具有帶勾和鏡等。 ^[42] 

從各地出土的銅器及山西侯馬鑄銅遺址出土的陶範考察，當時除採用渾鑄法外，已廣泛採用分鑄技術，即將器物的耳、足、環等附件鑄好之後，嵌在主體範中，然後灌注銅液，讓器身和附件熔鑄在一起。也有先將主體和附件分別鑄好，然後再用合金焊接。春秋中期以後，還出現失蠟法溶模鑄造技術，如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銅禁、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銅尊盤等，上下多層花紋皆纖細透空，即以這種技法鑄成。但一般工具和兵器仍用合範鑄造，而且一範多用。銅器花紋的製作已採用花版捺印的新技術，其它如鑲嵌、鎏金、金銀錯、細線雕等新工藝，使東周銅器的裝飾花紋富麗堂皇。 ^[42] 

東周時期，由於鐵製工具的廣泛使用，推動了制玉工具，尤其是磨製技術的改進，旋轉的速度加快，並開始採用硬度更大的金剛沙粉。進步的工具和有效的磨砂，促進了制玉技術的突飛猛進。東周玉器多出土於墓葬，不但數量大，工藝也十分精湛。東周玉器承襲商殷、西周的傳統，制玉技術向精巧、華麗的新工藝方向發展。經歷春秋時期的過渡，至戰國初期，制玉技術有長足的進步。戰國玉器種類豐富多樣，造型優美，紋飾絢麗繁褥，不僅鏤雕及連鎖技術精湛，而且制玉與金銀細工結合，創造出許多精美絕倫的上乘佳作。最著稱於世的是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玉器，數量多達三百餘件，主要有玉璧、玉璜、玉佩、玉帶勾等佩飾及小件動物形飾物，形制典雅，製作精巧，尤以四節和二十六節龍鳳佩飾最為傑出，其設計之工巧周密，工藝技術之繁難程度，前所未有。戰國玉器已逐漸擺脱商用玉器的圖案藝術風格，向寫實方向發展。曲阜魯故城出土的玉馬，各部位刻劃細微，形象生動逼真。 ^[55] 

東周時期，鐵製的刀、鑿、錛、斧等木作工具的普遍使用，使以木胎為主的漆器生產，不僅提高了產量，也改進了質量。尤其在戰國時期，以青銅器的輕重多寡來顯示統治者身份地位的禮制已趨沒落，陵墓中的隨葬品，漆器逐漸增多。戰國漆器無論在產量、品種以及製作技術諸方面，都遠超前代，其原因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和經濟條件密不可分。戰國漆器大多數出自楚墓。楚國是戰國時期幅員最大的國家，已發掘的戰國墓也以楚墓為最多。漆器在楚文化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此外，楚墓採用白膏泥密封墓室的方法，對保存漆器極為有利，得以從楚墓中見到大量戰國漆器的重要原因。大中型楚墓中隨葬的漆器少則數十件，多至上百件。 ^[56] 

小型楚墓隨葬漆器的現象也十分普遍。説明漆器的使用已深入社會的基層。楚國漆器的種類繁多，生活用品有奩、盒、箱、幾、牀，飲食用具有杯、盤、豆、壺，樂器有琴、瑟、笙、鼓，武器有弓、盾、甲冑等。楚國漆器的木胎製作在延用傳統的研製、鏇製成型工藝的同時，又開始採用卷木成型的新技術。夾紵胎漆器是在以麻織品成型的胎體上反覆多次塗抹漆灰，然後表面磨光，再髹漆彩繪。 ^[56] 

夾紵胎漆器胎薄體輕，美觀實用，其成型技術是楚國漆器胎體制造工藝的傑出創造，具有不易變形和開裂的優點，而且開拓了漆器胎體用料的新途徑。楚國漆器的髹飾工藝又有進一步提高，彩繪技藝更為成熟。彩繪使用最多的顏色是黑色和紅色，以黑地朱繪為主，此外，還有金、銀、黃、綠、藍、赭、灰等多種顏色，形成楚國漆器豔麗多彩的風格。描金是彩繪的一種重要手法，楚國漆器的製作中多有使用。楚國漆器彩繪的內容非常豐富，不僅有各種繁複的幾何花紋，還有表現人物、狩獵、宴享、歌舞以及禽獸的寫實圖案，形象生動，極富生活氣息。曾侯乙墓出土漆器種類之多，數量之大，製作工藝之精，舉世矚目。曾國在戰國之初即附屬於楚國，曾侯乙墓漆器的製作工藝與楚國漆器也大體一致，所以理應歸屬於楚國漆器的範疇。此外，四川出土的巴蜀漆器在楚國漆器的影響下，技術水平也有所提高，並逐漸形成一定的地區特色。 ^[56] 

東周時期的金銀器工藝具有十分高超的水平。金銀器的出土地域也很廣闊，不僅中原，而且江南和塞北也出土各種金銀製品。中原地區的金銀器多為器皿、帶勾等，一般採用範鑄法制成，內蒙古、陝西等地出土的匈奴族金銀器，主要是首飾及馬具上的飾件。內蒙古杭錦旗阿魯柴登出土的匈奴王遺物之中，金器多達二百餘件，還有少量銀器。其中的鷹形金冠飾，虎、牛飾牌，虎、鹿扣飾等，製作方法包括範鑄、錘壓、雕鏤、抽絲、鑲嵌等，幾乎遍採金細工藝中的各種技術，足以代表戰國晚期匈奴王室金細工藝的最高水平。 ^[68] 

陝西神木納林高兔戰國晚期匈奴墓出土的鹿形金怪獸、金銀虎、銀鹿等，在各種動物形象上採用立雕或浮雕的手法，神態生動，形象逼真，達到寫實和裝飾意趣的高度統一。湖北隨縣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蟠螭紋帶金鼎和雙耳金盃採用環耳、銜扣、蓋、身等分鑄，再合範澆鑄或焊接成器的方法，工藝較為複雜，與青銅器的鑄造方法近似。 ^[68] 

東周時期，各諸侯國鼓勵發展蠶桑和絲綢的生產，加上鐵器的推廣使用促進了手工業機具的不斷革新，絲織技術迅速提高，絲綢的品種也更加豐富多樣，成為中國絲綢史上的重要發展時期。古代總稱絲綢為帛或繒。考古發掘所見的東周絲綢大致有絹、紗、綈、縑、縐、羅、組、絛、綺、錦、繡等品種。考古發現的絲織品多屬戰國時期。絲織品主要出土於楚墓，這是由於南方的地理條件和氣候有利於絲織品的保存。實際上，根據文獻記載，黃河中下游地區的絲織業東周時期也很發達。春秋絲綢迄今見於報道的考古發現尚不多。 ^[69] 

有關戰國絲綢的考古資料比較豐富，見於報道的出土地點主要在湖南和湖北。1982年發掘的湖北江陵馬山1號戰國中晚期楚墓，出土大量完整的絲織品，種類繁多，色彩斑斕，幾乎包括東周時期絲織品的全部品種，是東周絲織品的一次最集中的重要發現。出自棺內的衣衾共19件，此外還有巾、鏡衣、囊、枕套、棺套，以及木俑身着的衣裙等。 ^[69] 

絲織品的種類有絹、綈、紗、羅、綺、錦、絛、組、繡等。絲織技術水平之高，令人驚歎。絹在戰國絲綢中用量最大，其織造技術不斷提高。馬山1號墓的絹，經緯密度最大的達到每平方釐米158×70根，比春秋時期的絹更為細密。染色絹的品種較以前也有所增加。 ^[69] 

馬山1號墓絹的顏色多達6種。錦是楚國絲綢最富特色的種類之一。馬山1號墓的錦種類很多，二色錦有塔形紋錦等6種，三色錦有舞人、動物、紋錦等3種。舞人、動物、紋錦的紋樣橫貫全幅，織造時使用143個提花綜，充分反映當時已有相當先進的提花織機和嫺熟的織造技術。綈、組、絛是戰國時期出現的絲綢新品種。緯線起花絛和針織絛是戰國絲織技術的重要創新。馬山1號墓中出土的絛數量較多。針織絛帶結構複雜，除橫向連接組織外，還應用提花技術，編織方法巧妙，把中國針織技術起源的歷史提前到公元前三世紀左右。 ^[69] 

楚國的刺繡絢麗多彩，代表了楚國絲綢的最高水平。刺繡多以絹為地，以羅為地者也偶有所見。馬山1號墓的21件繡品，花紋各不相同。針法雖比較單一，但鎖釦十分均勻、整齊、線條流暢。較多地運用改變線條方向、排列方式、稀疏密度的方法來表現各種禽獸的細部，突破了單調、呆板的傳統，給人以生動、多變之感。刺繡紋樣的構圖講究對稱平衡，動靜結合，色彩搭配適當。圖案的內容充滿神話色彩，鮮明反映了楚文化浪漫主義的特色，對後世刺繡的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 ^[69] 

春秋戰國是中國文化大發展的時期，實現了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由卜巫的宗教迷信文化向以人為中心的理性人文文化的歷史轉型。在春秋這個轉型期，儘管夏商周以來的傳統觀念仍在人們心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普遍地發生着影響。 ^[52]  周天子及其諸侯政治權威的動搖與衰落，學在官府局面的被打破，隨之而出現的學術下移、典籍文化走向民間等社會方方面面的變化，又引起了人們思想觀念的某種改變，這些變化正是春秋時期思想文化轉型得以實現的歷史條件。

春秋時期並沒有一種廣泛流行的宗教，因為道教是從漢代才開始出現的，佛教也是在東漢時期傳入中國的。不過，春秋時期也可能有一些不太知名的原始宗教。

形成於春秋戰國時的陰陽五行之説，將整個世界包括天文都納入五行體系。”天“不僅以天象，而且還以各種物象來顯示”天命“，因此，人們要以各種符應去體察”天命“，改變了以往用民心去體察天命的方法。這些符應顯示於”五德轉移“。顯示於”五行之運“。天象的觀察不旦是用於國家政治，特別是異常天象。因為事關”天命“。更是備受重視。 ^[17] 

周禮非常繁縟，據《周禮》有吉、兇、軍、賓、嘉五禮，樂在西周很重視，有專門職官管理，金文中也記有樂官。周代樂舞如《大武》為周武王克商所作。周代的已有比較完善教育制度，如“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就是周代貴族的文化教育內容，中國最早的經典如《周易》、《尚書》、《詩經》、《周禮》、《樂經》（已佚）、《春秋》都產生這個時期，以及春秋時期的諸子學説等。 ^[22] 

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上很重要的一個時期，是由封建領土製向封建地主制過渡的時期，在此期間新舊階級、階級之間的鬥爭複雜而又激烈。代表各派政治力量的學者或思想家，都從本階級或本集團利益出發，對宇宙、社會以及萬事萬物作出解釋，或提出主張。他們著書立説，廣收門徒，高談闊論，互相辯難。這樣，在思想領域裏就出現了一個十分活躍的、後世十分少見的“百家爭鳴”的局面。所謂“諸子百家”，並非實指百家，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陰陽家、雜家、名家、縱橫家、兵家等等。後人把這九家稱為“九流”。“三教九流”的説法就是從這裏來的。各家各派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個封建時代文化的基礎，在中國古代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春秋戰國時期，一些精巧的醫療技術被髮明並在臨牀得到應用。《靈樞·四時汽》記載了中國醫學史上最早的腹腔穿刺術。 ^[17] 

戰國時，傑出的天文學家齊人甘德有《天文星佔》，魏人石申有《天文》。他們發現五大行星中的熒惑（火星）和金星（太白）有逆行現象，測定金星和木星的會合週期長度，並定火星的值星週期為一點九年，木星為十二年，與現代科學測定極為相近。石申對二十八宿距度和其它一些恆星什宿度的測量，是早期恆星定量觀測的重大成果。後人將兩人的著作合稱《甘石星經》。戰國時，關於二十四節氣的劃分和安排大致齊備，對農業生產起了重要的作用。秦朝實行顓頊歷，以夏正十月為歲首，九月為歲尾。 ^[23] 

戰國時的《墨經》中，有許多幾何命題，如兩條並行線之間等距、三點共一直線，同圓的半徑相等、矩形四角皆為直角等。發明了計算工具算籌，用十根小棍擺成不同的形狀來表示數字，進行計算，大大加快了計算的速度，此外，光學八條也是墨經的重要成就。《考工記》中有分數的簡單運算法和特殊角度的概念與名稱。《周髀算經》的成書可能在漢初，但它是先秦測量學的經驗總結，其中使用了相當繁複的分數算法和開平方法。 ^[23] 

力學知識在《墨經》中也有很好的闡述。認為，力是人體所具有的使運動發生轉移和變化的手段，指出槓桿平衡與兩端的重量和力臂的長短都有關係，發現船的形體大小與其在水中下沉深淺有一定的均衡關係，是關於浮力原理的樸素表述。 ^[23] 

東周的建築技術已有很高的水平。著名的魯班，即魯國人公輸般，是土木工匠中的傑出代表，後人尊稱為祖師。考古發掘所見東周的建築遺蹟，多為宮殿遺址，出土的建築構件以瓦當最為常見，還有青銅斗拱、青銅飾件和青銅屋模型等。由此可以想見東周宮殿建築的宏偉壯觀。 ^[66] 

瓦當即瓦擋，是中國古代建築檐頭筒瓦前端的遮擋。東周瓦當一般為泥質，燒製温度較高，質地堅硬，呈青灰色，有半圓（簡稱“半瓦當”）和圓形的兩種。半瓦當最早為西周遺存，圓瓦當是從半瓦當發展而來的。圓瓦當始見於戰國早期遺址。 ^[66] 

東周瓦當的圖案有動植物圖案、雲紋以及動植物變形圖案等。河北易縣燕下都出土的獸面紋半瓦當，雙獸相背，張口吐舌，首尾蟠曲，即為變體動物紋圖案。河北平山三汲出土的北域圖銅版，展示出陵園的平面佈局，並有文字説明和各部分的名稱、長度，是研究東周建築史的珍貴資料。河北易縣燕下都東貫城出土的樓闕形飾件，得以直觀東周的樓闕結構，也進一步瞭解到當時權貴的實際生活情景。 ^[66] 

東周時期，大國爭霸，戰亂頻繁。各諸侯國為其政治、軍事和經濟的需要，在商、西周交通幹線的基礎上，不遺餘力地將道路擴展到更為遙遠險絕的地方，因而在客觀上促進了交通的發展。東周的絲綢西傳路線甚至橫貫歐亞大陸。當時馬車的使用已很普遍。春秋、戰國的墓葬出土眾多的車馬遺蹟和遺物。北方少數民族地區的車馬飾尤具地方特色。東周的水路交通十分發達。為爭奪水路交通的控制權而引發的戰爭非常激烈。此外，東周的地圖以及符、節等交通憑證也有出土，使對東周的交通狀況得以全面瞭解。 ^[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