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歷史

關於人類在歐洲居住的最早記錄是在西班牙的阿塔普埃爾卡山（Atapuerca）發現的，這裏出土的化石大約來自於120萬年前。現代人種中的克羅馬農人於3萬5000年前開始從比利牛斯山脈北部進入伊比利亞半島。伊比利亞半島上人類居留地最明顯的標誌是阿爾塔米拉洞窟的著名巖畫，這批巖畫完成於公元前15世紀，並認為是巖畫藝術的傑出代表。此外，在阿爾梅里亞地區的Los Millares和穆爾西亞的El Argar得到的考古發現表明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和青銅時代就已經有較為發達的文明存在於伊比利亞半島的東部。

在其後的幾個世紀裏，揚帆而來的腓尼基人、希臘人和迦太基人成功的在伊比利亞半島的地中海沿岸定居下來，並建立了商業據點。大約公元前11世紀，腓尼基商人在靠近塔特蘇斯（Tartessos）的地方建立了商業據點加的斯。公元前9世紀，第一批希臘殖民地，如恩波里翁（Emporion），在伊比利亞半島東部的地中海沿岸建立。希臘人以埃布羅河（Iber，西班牙名為Ebro）為這片地區取名伊比利亞（Iberia）。公元前6世紀，迦太基人抵達伊比利亞半島，最初與希臘人，不久之後又與初來乍到的羅馬人爭奪西地中海的控制權。他們最重要的殖民地是卡塔赫納（新迦太基）。

羅馬人在入侵伊比利亞半島時遇見的土著居民是伊比利亞人，他們居住在從半島西南部到半島東北部的一帶地區；而凱爾特人則大多居住在半島的北部和西北部。在半島內陸地區，兩個種族相互接觸，產生了一種混合的、別具特色的文化，擁有這種文化的居民被稱為凱爾特伊比利亞人。公元前181年至133年，在強大的羅馬共和國軍團和近西班牙的凱爾特伊比利亞人部落間發生了戰爭，被稱為凱爾特伊比利亞戰爭（或被稱為西班牙戰爭）。

在羅馬共和國晚期，其治下的伊比利亞半島被分為遠西班牙和近西班牙；而在羅馬帝國時期，伊比利亞半島則被劃分為東北部的塔拉哥納西班牙行省（Hispania Tarraconensis）、南部的貝提卡西班牙行省（Hispania Baetica，大致相當於現代的安達盧西亞）和西南部的路西塔尼亞（相當於現代的葡萄牙）。凱爾特人和伊比利亞人都被不同程度的羅馬化了，當地的首領也被吸收進了羅馬的貴族階層。羅馬人發展了原有的城市，如塔拉戈納，同時又興建了一批城市，如薩拉戈薩、梅里達、巴倫西亞、萊昂和巴達霍斯（Badajoz）等。在羅馬統治下，半島的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伊比利亞半島為羅馬提供了糧食、橄欖油、葡萄酒和金屬。圖拉真、哈德良和狄奧多西一世3位羅馬皇帝、哲學家塞內卡、詩人馬蒂阿爾（Martial）、昆提良（ Quintilian ）和盧肯（Lucan）都出生於西班牙。西班牙主教從306年開始在埃爾韋拉（古西班牙城市，即今日的格拉納達）駐節。

公元5世紀，隨着羅馬帝國的衰亡，第一批日耳曼部落入侵伊比利亞半島。西哥特人、蘇維匯人、汪達爾人和阿蘭人跨過比利牛斯山脈相繼進入西班牙。其中，已被羅馬化的西哥特人在公元415年進入西班牙，其後改宗信羅馬天主教。在征服了西北部處於混亂中的蘇維匯人和東南部的拜占庭領土後，西哥特王國最終控制了伊比利亞半島的大部。

在歐洲黑暗時代，西羅馬帝國的崩潰並未使西班牙的古典社會乃至政府機構、基礎設施和經濟如同不列顛行省、高盧和下日耳曼尼亞行省等地區那般遭受破壞。西班牙的語言、宗教信仰以及法律基礎都來自於這個時期。羅馬人數個世紀的定居和統治對西班牙文化產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響。

羅馬帝國衰亡之後，日耳曼諸部落開始侵入帝國疆域，其中數個部落後來在歐洲各地定居下來並繼承了羅馬人的遺產，建立了多個王國。伊比利亞半島自410年之後就為西哥特人所統治。在伊比利亞半島，如同其他地區一般，帝國的衰亡是緩慢無聲的，而非疾風驟雨般的為人所驚覺。其間並無一個確切的“衰亡”的時間點，而是表現為3-5世紀間伊比利亞半島地區“去羅馬化”的過程和中央政權的衰弱。不過同時，居住在上日耳曼-雷蒂安邊牆兩側的日耳曼人和匈奴人則經歷着一個“羅馬化”的過程。如西哥特人，甚至在他們在匈奴人的壓力下進入帝國領域之前的360年，就已經改宗信阿里烏斯教派了。406年冬季，汪達爾人、蘇維匯人（屬日耳曼人）和阿蘭人（屬薩爾馬提亞人）武力侵入了帝國邊界。三年後他們跨過比利牛斯山脈進入了伊比利亞半島，瓜分了半島西部地區。西哥特人則在兩年前洗劫了羅馬，並於412年到達法國地區，建立了圖盧茲的西哥特王國，並逐漸將他們的影響力擴展至伊比利亞半島。而汪達爾人和阿蘭人則被迫遷徙至北非，兩者均沒有在西班牙文化中留下長期影響。西哥特王國將首都遷至西班牙的托萊多，在雷奧韋吉爾德（Leovigild）的統治下進入了發展的黃金時期。

重要的是，西班牙從未發生如同不列顛行省、高盧行省、倫巴第地區和日耳曼地區那般明顯的、可被觀察到的古典文化的衰退；同時在415-711年間，即西哥特王國統治期間的大部分時間裏，西班牙人對於延續自同一體系的法律法規表現出了獨特的尊重。西哥特王國和地中海地理位置上的接近和西地中海地區商業貿易的持續——雖然貿易量有所萎縮——支撐了西哥特文化的發展。信仰阿里烏斯教派的西哥特貴族普遍與當地的天主教信眾保持着距離。西哥特的統治階級追逐君士坦丁堡的文化與技術，但是天主教的主教們則是西哥特人的大敵，而且拜占庭還曾短暫的入侵過西班牙的科爾多瓦。

阿里烏斯教派在西班牙傳播的時間並不算長。587年，托萊多的西哥特國王雷卡多改宗信了天主教，從而結束了國內關於阿里烏斯教派的爭端，並以此為契機統一了國內的宗教信仰。546年舉行的萊里達會議則對神職人員的行為進行了約束，並擴大了法律對其的統轄權。

在西班牙，西哥特人從近古時代（Late Antiquity）繼承了一整套的封建制度：在南方，以羅馬的莊園制度為基礎；在北方，則分封土地給各諸侯，後者則提供軍隊。軍隊中的大部分士兵是由奴隸組成的，多數都是從農村地區抽調而來。由貴族組成的鬆散議會——它向國王提出建議並保證國王統治的合法性——負責維持這支軍隊，並且只有在其同意下國王才能調動這支軍隊。

西哥特人的統治並未如之前的羅馬帝國所建立的官僚制度般，在社會上造成廣泛的影響；他們更傾向於維持一種温和的野蠻人統治——毫不關心國內局勢和經濟發展，只為個人利益着想。這個時期很少有文學作品流傳下來，大規模的文學創作並未在民眾階層中出現——這種情況直到穆斯林統治時期才出現——更多的只是表現為孤立的創作；而西哥特語言對於現今伊比利亞半島語言的影響也十分微弱。西哥特人最重大的影響是造成了西班牙城市的衰弱，因為他們大部分都遷居至了農村。儘管和此時處於饑荒中的法國和日耳曼農村相比，西班牙的農村享有一定程度的繁榮，但是西哥特人對與他們的人民和國家在公共福利、社會穩定和基礎設施建設上的貢獻依然是微不足道的。這導致了他們的垮台——當8世紀摩爾人到來之時，他們已經無法獲取他們臣民的忠誠了。

到711年，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都改宗信仰了在8世紀已經在北非佔據主導地位的伊斯蘭教。當時，一支由塔裏克·伊本·齊亞德（Tariq ibn-Ziyad）率領的突擊隊被派往伊比利亞半島介入西哥特王國的內戰。在橫渡直布羅陀海峽之後，他們在711年夏取得了一場決定性的勝利，在這場勝利中，西哥特王國國王羅德里克被擊敗並於當年7月19日在瓜達萊特戰役（the Battle of Guadalete）中被殺。塔裏克的上司——穆薩·本·努薩伊爾（Musa bin Nusair）隨後帶領大批增援部隊橫跨海峽。至718年，穆斯林已經控制了半島的大部。但是其向歐洲的進一步進軍則在732年的圖爾戰役（Battle of Tours）中為法蘭克王國的宮相查理·馬特所挫。倭馬亞王朝的哈里發瓦利德一世十分重視軍隊的擴張，並建立了這個時代最強大的海軍。正是這種政策支持了穆斯林在西班牙的擴張。哈里發瓦利德一世的統治時期也被認為是伊斯蘭力量的極盛期。

阿爾-安達盧斯的統治者們由倭馬亞王朝哈里發瓦利德一世在大馬士革授予埃米爾頭銜。在倭馬亞王朝被阿拔斯王朝推翻之後，其部分統治階層逃亡到了西班牙，聚集在阿卜杜勒·拉赫曼一世的麾下，後者通過宣佈科爾多瓦為獨立的哈里發國向阿拔斯王朝提出挑戰。當時的阿爾-安達盧斯充斥着阿拉伯倭馬亞王朝統治者與當地西哥特-羅馬天主教信眾的內部衝突。

844年，維京人羞辱性的洗劫了塞維利亞，並一度佔領了瓜達爾基維爾河。之後，哈里發國建立了第一支海軍。942年，異教徒馬扎爾人襲擊了阿爾-安達盧斯。

10世紀，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宣佈建立科爾多瓦哈里發國，斷絕了與埃及和敍利亞哈里發的聯繫。哈里發國十分關注維持其在北非的勢力基地，但是這些財產在不斷減少，最後只剩下了休達行省。與此同時，被征服的基督教徒開始緩慢但是穩定地遷徙至北方的幾個王國，從而使這幾個北方王國的力量逐漸增強。但是既便如此，阿爾-安達盧斯在人口、經濟、文化和軍事力量方面相比於這些北方王國，即使是面對它們的聯合，也擁有着巨大的優勢。而這幾個基督教王國之間的內部矛盾也使得它們無法對哈里發國產生威脅。

這個時期被稱為"La Convivencia"，以宗教寬容而著稱，而且還是西班牙猶太藝術的黃金時期（從912年——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統治時期至格拉納達屠殺事件發生之時的1066年）。

當985年穆罕默德·伊本·阿布·阿米爾洗劫了巴塞羅那之後，穆斯林對於用武力重新控制半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的兒子其後又襲擊了許多基督教城市。但是當他的兒子死去之後，哈里發國陷入了內戰，並分裂為多個“泰法王國”（Taifa Kingdoms）。諸泰法國的國王不僅在戰爭中相互競爭，而且還在藝術保護方面相互較勁，因此這個時期的藝術得到了短暫的繁榮。這個時期，泰法王國失去了原先佔領的北方基督教王國的領土，在1085年失去托萊多之後，這些穆斯林統治者們只好不情願的請求穆拉比特王朝的援助，後者則從北非侵入了阿爾-安達盧斯並建立了一個帝國。至12世紀，這個帝國在經歷了1212年和穆瓦希德王朝的入侵者的決定性的託洛薩的那瓦斯戰役（Battle of Las Navas de Tolosa）後再次崩潰。

中世紀的西班牙持續着穆斯林和基督教徒間的戰爭。到1147年，阿爾摩哈德王朝已經繼承了穆拉比特王朝的馬格里布地區和安達盧西亞地區，他們信仰更為堅定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對待迪米（dhimmis，穆斯林治下的猶太人和基督徒）極為苛刻。面對死亡、改宗和移民的選擇，許多猶太人和基督徒選擇了離開。至13世紀中期，格拉納達哈里發國成為了西班牙唯一一個保持獨立的哈里發國，這個政權一直延續到了1492年。

阿拉貢王國的國王的統轄地不僅包括了阿拉貢行政區，還有加泰羅尼亞地區，其後，巴利阿里羣島、巴倫西亞、西西里島、那不勒斯和撒丁島相繼納入其治下。加泰羅尼亞騎士團——被認為是西歐第一支僱傭兵軍隊，佔領了雅典公國，並在阿拉貢王國的庇護下統治到了1379年。

隨着收復失地運動的持續進行，基督教諸王國和公國的勢力得到了不斷增強。至15世紀，卡斯蒂利亞王國（佔據伊比利亞半島的北部和中部地區）和阿拉貢王國（佔據半島東北部地區）成為了其中最強大的國家。兩個國王的統治者與葡萄牙、法國和其他鄰近國家展開了政治聯姻。1474年恩裏克四世去世，引發了一場爭奪王位繼承權的鬥爭（卡斯蒂利亞王位繼承戰爭）。其中包括了葡萄牙和法國所支持的喬安娜·貝爾特蘭尼佳（Joanna La Beltraneja）以及阿拉貢王國和卡斯蒂利亞國內貴族所支持的伊莎貝拉一世。在卡斯蒂利亞王位繼承戰爭之後，伊莎貝拉保住了王位，並與其丈夫——阿拉貢的斐迪南二世實行共治。

伊莎貝拉和斐迪南被稱為“基督教君主”（Catholic Monarchs;西班牙語:los Reyes Católicos），該頭銜由教皇亞歷山大六世授予。他們於1469年在巴利亞多利德結婚，實行王國共治並最終建立了西班牙王國。他們見證了收復失地運動的最後一個階段——從摩爾人手裏奪回格拉納達；他們征服了加納利羣島；在國內他們發佈了阿蘭布拉詔書（Alhambra Decree）從而將猶太人和穆斯林驅逐出了西班牙。他們支持克里斯托弗·哥倫布的探險——後者成為自萊夫·埃裏克松之後第一個到達新大陸的歐洲人——這為西班牙帶來了大量的財富，從而為西班牙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裏成為歐洲的主導力量提供資金支持。

伊莎貝拉通過其5個孩子的戰略性聯姻保證了西班牙長期的政治穩定。她的第一個孩子——大女兒伊莎貝拉公主嫁給了葡萄牙王儲阿方索，以尋求和該鄰國的密切聯繫，但是伊莎貝拉公主不久就因難產而死。伊莎貝拉的次女胡安娜嫁給了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馬克西米連一世之子、波西米亞國王美男子菲利普並獲得了神聖羅馬帝國王位的繼承權。這次聯姻確保了和強大的神聖羅馬帝國的聯姻，從而保證了西班牙未來政治的安全。伊莎貝拉的獨子——阿斯圖里亞斯王儲胡安則娶了奧地利的瑪格麗特，從而維持了和西班牙所倚重的哈布斯堡皇朝的聯繫。她的第四個孩子——阿拉貢和卡斯蒂利亞的瑪利亞則嫁給了葡萄牙的曼努埃爾一世，進一步鞏固了通過其姐姐的婚姻建立起來的兩國聯繫。她的第五個孩子——阿拉貢的凱瑟琳則嫁給了英格蘭國王亨利八世，生有一女瑪麗一世。

直至13世紀，阿拉貢和卡斯蒂利亞還是唯一兩個對宗教少數派（猶太人和穆斯林）保持宗教寬容的基督教國家。但是在14世紀猶太人的境遇直轉急下，迫害在1391年的大規模屠殺——當時除了阿維拉，其他主要城市都發生了屠殺——中達到高潮。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裏，總數為20萬人的西班牙猶太人中有一半都改宗信了基督教（成為了“改宗者”）。迫害的最後一個階段由兩位“基督教君主”施行，他們在1492年發佈詔令，命令剩餘的猶太人改宗，否則將被驅逐出西班牙。根據不同的信息來源，被驅逐的猶太人的數量可能從4萬到12萬不等。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穆斯林也遭受到了相同的命運——被迫改宗（改宗者被稱為“摩里斯科人”，Moriscos）或被驅逐。猶太人和穆斯林並非這個時期唯一遭受迫害的人羣。吉普賽人也面臨着悲慘的命運：所有年齡在18-26歲之間的吉普賽男性都必須在槳戰船上服役——這相當於判他們死刑，但是其中的大部分都成功的躲藏了起來並逃避了追捕。

在13世紀，西班牙的基督教地區存在多種語言，包括卡斯蒂利亞語、加泰羅尼亞語、巴斯克語、加里西亞語、阿蘭尼斯語（Aranese language）和萊昂尼斯語（Leonese language）。但是一個世紀之後，卡斯蒂利亞語（即現今的西班牙語）成為了卡斯蒂利亞王國內最重要的文化和交流工具。在卡斯蒂利亞的斐迪南三世統治的最後一年，官方文件開始使用卡斯蒂利亞語撰寫；而到了阿方索十世統治期間，卡斯蒂利亞語成為了官方語言。從此之後卡斯蒂利亞所有的官方文件都使用卡斯蒂利亞語撰寫，所有的外語文本也都由原來翻譯為拉丁文本改成翻譯為卡斯蒂利亞語文本。

13世紀，萊昂和卡斯蒂利亞建立了許多大學，如薩拉曼卡大學和帕倫西亞大學都是歐洲最早建立的大學。在伊莎貝拉和斐迪南治下，薩拉曼卡大學教授安東尼奧.德.內布里哈（Antonio de Nebrija）撰寫的《卡斯蒂利亞語語法》（Gramática de la lengua castellana）的第一個版本在1492年出版。

西班牙帝國是近現代歷史上第一個全球性帝國。它也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帝國之一。在16世紀，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歐洲進行環球探險、殖民擴張和開拓跨洋商路的急先鋒。當時西班牙和美洲大陸之間的跨大西洋商路和途徑菲律賓的東亞與墨西哥之間的跨太平洋商路十分繁榮。西班牙征服者摧毀了阿茲特克文明、印加文明和瑪雅文明，將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廣闊土地納入自己的版圖。西班牙帝國依靠其經驗豐富的海軍縱橫大洋；依靠其著名的、可怕而訓練有素的步兵——西班牙方陣（tercios）在歐洲戰場上佔盡了優勢。正如著名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維拉（Pierre Vilar）所説：“這是人類歷史上正在上演的最特別的一幕史詩。”在16和17世紀，西班牙文化也正處於其黃金時代。

但是最初的美洲殖民地是令人沮喪的，儘管殖民對於貿易有刺激作用，當時的貿易規模仍然很小。隨着殖民者來到新大陸的天花和麻疹等疾病使土著人口急劇減少，特別是在阿茲特克、瑪雅和印加等文明的人口聚居區；而這又進一步削弱了被征服地區的經濟發展潛力。

在16世紀20年代，墨西哥的瓜納華託發現了銀礦，開始大量產出白銀，其後又在墨西哥的薩卡特卡斯（Zacatecas）和秘魯的波託西發現了銀礦，美洲的白銀輸出急劇增加。運載白銀的船隊往返於大西洋兩岸，重新帶動了西班牙的經濟，使其得以進口奢侈品和穀物。白銀輸出同時也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維持其用於進行在歐洲和北非的一系列戰爭的軍事力量的重要財政來源，雖然除了17世紀的少數年份，西班牙本土（特別是卡斯蒂利亞地區）的税收仍然是帝國最重要的歲入來源。儘管從17世紀40年代開始，西班牙便經歷着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的衰退，但是自1580年西班牙帝國和葡萄牙帝國合併（1640年重新分離）開始到19世紀其失去美洲殖民地，期間它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國。面對新的挑戰以及帝國建立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災難，西班牙的思想家們在自然法、國家主權、國家法、戰爭和經濟等方面闡述了最初的現代思想。在薩拉曼卡學派等的影響下，他們甚至對帝國主義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

西班牙帝國在哈布斯堡家族統治時期達到了頂峯，隨後又陷入衰退。身兼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查理五世，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一世治下的西班牙帝國在歐洲的領土達到了極限。

查理五世在1516年繼承西班牙王位，從此西班牙便越來越深地捲入了歐洲的王朝鬥爭之中。查理五世並不經常呆在西班牙，而在其彌留之際，他將哈布斯堡的龐大遺產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西班牙及其在地中海和海外的財產，另一部分是神聖羅馬帝國。此外，哈布斯堡在尼德蘭的財產仍然歸屬於西班牙國王。

這次財產劃分被證明是對於其繼承者西班牙的腓力二世的巨大挑戰，他在查理五世於1556年退位之後成為西班牙國王。西班牙躲過了肆虐於歐洲其他地區的宗教衝突，仍保有羅馬天主教的信仰。腓力二世把他自己當成了對抗奧斯曼土耳其和異教徒的天主教鬥士。在16世紀60年代，他試圖加強對尼德蘭的控制，但卻導致了該地區的動盪不安，並逐漸使加爾文教派掌握了主導權，發動了反叛運動和八年戰爭。這使得西班牙的財政消耗殆盡。其後西班牙又試圖征服英格蘭——後者是荷蘭謹慎的支持者——這導致無敵艦隊在英西戰爭（1585-1604）和對法戰爭（1590-1598）中的覆滅。

儘管存在着這些問題，但是自16世紀中期開始不斷從美洲流入的白銀、西班牙步兵的聲名和很快地從無敵艦隊的覆滅災難中恢復過來的海軍都使得西班牙仍舊保持在歐洲的主導地位。1580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合併組成了伊比利亞聯盟，這不僅使半島得以統一，也將兩個大帝國的全球資源都整合到了西班牙國王王冠之下。但是，卡斯蒂利亞的經濟和行政問題以及本土經濟的衰弱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變得日漸明顯：高漲的通貨膨脹、將猶太人和摩爾人驅逐出西班牙的不良後果以及西班牙對黃金、白銀日益增長的依賴性，導致了政府的幾次破產和由此而起的數次經濟危機，這種情況在不堪重負的卡斯蒂利亞地區尤為嚴重。

西班牙沿海的村莊和巴利阿里羣島時常遭受來自北非的巴巴利海盜的攻擊。福門特拉島上的居民甚至短暫的撤離該島。後來海盜的侵襲蔓延至了西班牙其他沿海地區和意大利沿海地區，海盜從他們的北非巢穴出發只要橫渡一片平靜的海域很快就能到達這些地區。其中最著名的海盜是土耳其的巴巴羅薩（“紅鬍子”）。據羅伯特·戴維斯統計，16世紀至19世紀，約有100萬到125萬歐洲人被北非海盜捕獲，並作為奴隸賣至北非和奧斯曼帝國等地。這種情況在西班牙和其他基督教勢力開始抑制穆斯林在地中海的海軍力量並取得1571年勒潘多海戰的勝利之後才有所緩解，但是海盜問題仍然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裏困擾着西班牙。

1596-1602年的塞爾維亞大瘟疫導致了約60萬-70萬人的死亡，約佔當時西班牙國內人口的10%。而17世紀的另一場大瘟疫更是導致了約125萬人死亡。

腓力二世於1598年去世，其子西班牙的腓力三世繼承王位。在其統治其間，他與荷蘭簽訂了十年停戰協定，但是隨後又捲入了歐洲範圍的三十年戰爭之中。這時的政府政策為個人喜好所左右。不過這個時期也湧現出瞭如格雷考和塞萬提斯這樣的天才人物。

西班牙的腓力四世於1621年繼承王位。當時西班牙政府的政策大部分由大臣加斯帕爾·德·古茲曼·皮爾蒙特（Gaspar de Guzmán y Pimentel）所主導。1640年，正當中歐的戰事連綿不絕，除了法國其他國家都未佔到絲毫便宜的時候，葡萄牙和加泰羅尼亞地區發生了叛亂。為了國內的穩定，西班牙放棄了葡萄牙，但是在意大利和加泰羅尼亞大部分區域，法國勢力都被驅逐出去，加泰羅尼亞的獨立運動也被鎮壓下來。在腓力的智障兒子卡洛斯二世統治期間，西班牙最終失去了其在歐洲的領導地位，淪為了二流國家。

卡洛斯二世死後，哈布斯堡王朝在西班牙絕嗣，隨之而來的是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各國都想染指西班牙王位。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最終“贏得”了這場戰爭，波旁王朝最終獲得了西班牙的控制權，但是作為妥協條件，法國與西班牙及其歐洲領土不可合併。

西班牙的黃金時代是指西班牙帝國（包括現今的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語國家）藝術和文學繁榮的時期，這個時期正好是哈布斯堡王室統治的衰弱期（腓力三世、腓力四世和查理二世）。這個時期的最後一位偉大作家胡安娜（Juana Inés de la Cruz）於1695年死於新西班牙。

西班牙和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均是其國內主要的藝術贊助人。腓力二世所修建的恢弘的皇家修道院——埃斯科里亞爾修道院當時吸引了眾多的歐洲偉大建築師和畫家。委拉斯開茲被認為是歐洲歷史上影響最大的畫家，在當時也極受推崇，他和腓力四世及其首席大臣奧利瓦雷斯公爵保持着良好的關係，其存世的幾幅畫像展示了其獨特的風格與高超的技術。格雷考是這個時期定居於西班牙的廣受推崇的希臘藝術家，他為西班牙藝術注入了意大利文藝復興的風格，並創造出一種獨特的西班牙繪畫風格。許多西班牙最偉大的音樂也被認為出自該時期。湯瑪斯·路易斯·德·維多利亞（Tomás Luis de Victoria）、路易斯·米蘭（Luis de Milán）和阿隆索·洛博（Alonso Lobo）等作曲家的作品是文藝復興音樂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創造了輪唱（Antiphon）和對位法等音樂技巧，其影響甚至遠及巴洛克時期。

西班牙文學在這個時期也十分繁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堂吉訶德》的作者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的作品。西班牙最為多產的劇作家是洛佩·德·維加（Lopéz de Vegas），他一生中可能完成了多達1000部的劇作，其中約有400多部留存至今。

來自法國王室的腓力五世是西班牙波旁王朝的第一位國王，他在1715年簽署了Decreto de Nueva Planta法案，終結了原來組成西班牙帝國的各王國的歷史權力和特權，將其統一在卡斯蒂利亞的法令之下——後者的西班牙總議會（Cortes Generales）更樂意於接受國王的旨意。西班牙不僅在文化上，而且在政治上成為了專制主義的法國的追隨者。其後，波旁王朝的斐迪南五世和卡洛斯三世繼續統治着西班牙。

在卡洛斯三世及其大臣伊斯奎拉克侯爵萊奧波爾多·德·格雷戈里奧等人的統治下，西班牙開始實行開明專制，這在18世紀中期為西班牙帶來了新的繁榮。儘管與法國一同輸了對抗英國的七年戰爭，但是在其後的美國獨立戰爭中西班牙卻奪回了之前失去的大部分領土，國際地位也得到了改善。然而，卡洛斯三世的改革精神在其子卡洛斯四世的統治時期蕩然無存，後者被認為存在智力障礙。在他的妻子的情人曼努埃爾·德·戈多伊（Manuel de Godoy）的操縱下，卡洛斯四世廢除了卡洛斯三世時期諸多的改革政策。在法國大革命戰爭其間短暫的反對法國大革命之後，西班牙被哄騙加入了與這個鄰國的不穩固的聯盟，從而遭致了英國的封鎖。卡洛斯四世優柔寡斷，後來又拒絕加入法國皇帝拿破崙一世的大陸封鎖體系，導致法軍於1808年入侵西班牙，這又最終觸發了西班牙獨立戰爭。

在由於哈布斯堡王室腐朽的統治所導致的西班牙17世紀後半葉的衰弱之後，18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西班牙取得了實質性的發展。但是這種發展無法挽回西班牙相較於歐洲其他發生巨大變革地區，如英國、法國和低地國家，在政治和商業發展上的落伍。因拿破崙的入侵而爆發的混亂又進一步擴大了這條鴻溝。

西班牙在拿破崙戰爭初期站在法國的對立面，但是西班牙軍隊的戰敗促使卡洛斯四世與革命中的法國結盟。之後，在1805年的決定性的特拉法加海戰之中，法西聯合艦隊的主力被消滅殆盡，這又促使西班牙國王重新考慮與法國的結盟。西班牙退出了大陸封鎖體系，而拿破崙和西班牙國王又進一步交惡，最終導致法國入侵西班牙並廢黜了卡洛斯四世。西班牙民眾有力的抵抗了法軍的入侵，全國各地的議會均聲明支持查理四世的兒子斐迪南七世。

西班牙遭受到了英國的封鎖，而它的殖民地——它們第一次與母國統治者斷絕音訊——開始與英國獨立進行貿易。其後它們在南美洲擊退了英國的入侵，這進一步鼓勵了殖民地的獨立傾向。最初，殖民地議會宣佈支持斐迪南，希望在議會已經起草的自由派憲法的框架下從馬德里獲得更大的自治權。這時的西班牙議會流亡至了加的斯。1812年，加的斯議會創立了第一部現代西班牙憲法——1812年西班牙憲法。

威靈頓公爵指揮下的英國軍隊和拿破崙的軍隊在半島戰爭中展開戰鬥，此時約瑟夫·波拿巴被拿破崙在馬德里扶立為西班牙國王。在這場殘酷的戰爭中，出現了西方現代史上的首次游擊戰：法國在西班牙境內的補給線受到了西班牙游擊隊的多次攻擊。伊比利亞半島的戰爭局勢不斷反覆，威靈頓花了數年時間堅守位於葡萄牙的堡壘，並在西班牙境內發動了數次戰役。1813年，在決定性的維多利亞戰役中，法軍被擊敗。第二年，斐迪南被重新冊立為西班牙國王。

雖然將法國軍隊趕出西班牙之後，西班牙議會已經宣誓恪守1812年憲法，但是費爾南德七世公開宣稱這個國家太自由了。他回到西班牙後，拒絕了向憲法宣誓，並繼續以其祖先的那種權力專制主義的方式進行統治。

雖然西班牙本土接受了費迪南的這種態度，但是西班牙帝國的新世界部分對此表示了反對。革命爆發了。西班牙由於之前與法國的作戰和國家重建而瀕於破產，甚至無法為士兵發餉，最終被迫於1819年將佛羅里達以500萬美元的價格賣給美國。1820年，一支被派往殖民地（此時的殖民地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受到了來自反叛分子和門羅主義的雙重威脅）的遠征軍在拉斐爾·德爾列戈領導下於加的斯發動起義。全西班牙的軍隊都聲明對這些起義者表示同情。斐迪南被迫接受了自由派的1812年憲法。在自由派得勢期間，斐迪南處於事實上的被軟禁狀態。

自由派統治了三年時間，其後發生了內戰，這場戰爭為之後一個世紀的西班牙政治定下了一個基調。自由派的政府被當時的歐洲各國看成是大革命時期法國政府的翻版，引起了1822年凡羅拿會議的敵視，法國被授權介入這場戰爭。法國使用其強大的軍事力量——西班牙遠征軍摧垮了自由派政府，費爾南德重掌權力。此時，美洲殖民地已經完全淪陷；1824年，美洲大陸的最後一支西班牙軍隊在南秘魯地區的阿亞庫喬戰役中被擊敗。

接下來的十年內，西班牙局勢動盪不安。由於費爾南德只誕有一名女性繼承人，西班牙王位很有可能由其兄弟卡洛斯王子繼承。此時的斐迪南由於懼怕外國干涉，已經和保守派結盟，他沒有把卡洛斯王子的不同政策作為一種可行的選擇來考慮。斐迪南隨後頒佈了1830年國事詔書，使其女兒伊莎貝拉能夠繼承王位，從而破滅了卡洛斯王子的希望。卡洛斯王子逃往葡萄牙，對抗這份詔書。

斐迪南死於1833年，隨後年僅三歲的伊莎貝拉登基為西班牙女王，由此引發了第一次卡洛斯戰爭。卡洛斯率軍侵入西班牙，並獲得了西班牙保守派的支持；伊莎貝拉的母親——兩西西里的瑪利亞·克里斯蒂娜（María Cristina de Habsburgo） 則被推舉為攝政，直至其女兒成年。

年末，叛軍看起來已經接近毀滅邊緣了；瑪利亞·克里斯蒂娜被稱為“克里斯蒂諾軍”（"Cristino" forces）的軍隊，已經將叛軍趕出了巴斯克的大部分地區。但是其後卡洛斯任命了巴斯克總督托馬斯·德·祖瑪拉卡里格為他的總司令。祖瑪拉卡里格使叛軍恢復了戰鬥力，至1835年他已經將克里斯蒂諾軍趕至了埃布羅河邊，並將原本士氣低落的叛軍改造成了一支擁有3000多素質較之政府軍更為優秀的士兵的軍隊。

1835年，祖瑪拉卡里格的死改變了卡洛斯派的命運。克里斯蒂諾軍在範蓋拉親王巴爾多梅羅·埃斯帕特羅的有力指揮下，在1836年的勒查納戰役（Battle of Luchana）中獲得勝利，扭轉了戰爭局勢。1839年，一紙《範蓋拉協議》結束了第一次卡洛斯戰爭。

埃斯帕特羅由於戰爭中的表現成為了戰爭英雄，廣受歡迎，被稱為“西班牙的保護者”（Pacifier of Spain）。他要求瑪利亞·克里斯蒂娜進行自由主義改革。但是反對這項主張的瑪利亞·克里斯蒂娜辭去了攝政職位，並讓埃斯帕特羅代替她成為了攝政。但是隨後埃斯帕特羅推行的自由主義改革遭到了温和派的反對，這位前指揮官的雷霆手段在全國各地引起了零星的暴動，這些暴動最終都被血腥的鎮壓了。埃斯帕特羅在1843年被温和派的拉蒙·馬里亞·納維茨·坎波斯推翻，後者後來卻被仍認為太過於傾向保守派。這時卡洛斯派又蠢蠢欲動，第二次卡洛斯戰爭隨即於1846年在加泰羅尼亞爆發，但是由於缺乏組織，至1849年卡洛斯派被鎮壓。

成年後，西班牙的伊莎貝拉二世積極參與政府運作，但是在其統治期間卻異常不受歡迎。人們認為她只親近周圍的人，而毫不關心西班牙的普通民眾。1856年，她試圖建立一個置於萊昂帕多·奧唐奈爾領導之下的跨國聯盟——伊比利亞聯盟，此時後者已經進軍至馬德里並解散了由埃斯帕特羅組織的一屆政府。但是伊莎貝拉的計劃最終宣告失敗，她的政治威信以及在民眾中的受歡迎程度都大受打擊。

1860年，伊莎貝拉發動了一場由奧唐奈爾和胡安·普里姆指揮的、針對摩洛哥的戰爭，並取得了勝利。這場戰爭提升了伊莎貝拉在國內的威望。但是，欽查羣島戰爭期間的一場企圖重新奪回秘魯和智利的戰役中，西班牙被南美國家所擊敗，遭遇到了災難性的失敗。

1866年，胡安·普里姆領導的一次叛亂被鎮壓。但是很清楚，西班牙人民對伊莎貝拉的統治日漸不滿。1868年，爆發了光榮革命，進步人士弗朗西斯科·塞拉諾和胡安·普里姆聯手發動叛亂，並在阿爾科萊阿戰役中擊敗了伊莎貝拉的軍隊。伊莎貝拉被放逐至巴黎。

之後兩年西班牙又爆發了革命，陷入了無政府狀態。1870年，西班牙議會宣佈西班牙將會擁有一位新的國王。事後證明，這個決定在歐洲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於法國反對德意志霍亨索倫王室的利奧波德親王為王位候選人而發動了普法戰爭。最後，議會選舉意大利薩伏依王朝王子阿馬德奧親王（Amadeo de Saboya） 為西班牙國王，並於第二年加冕。

阿馬德奧作為自由黨人，已經向自由主義憲法宣誓。但是他立即就面臨着一個艱鉅的任務——整合四分五裂的西班牙政治形態。他為西班牙人之間以及西班牙各政黨之間的相互鬥爭所折磨。

西班牙共和國在希達果事件（Hidalgo affair）之後，阿馬德奧公開宣稱西班牙人民是不可治理的，並遜位離開了這個國家。王位虛懸時期，由激進派和共和黨人組成的政府宣佈了成立西班牙共和國。

共和國馬上就面臨着危機四伏的局面——卡洛斯派是其中最直接的威脅，他們在1872年選舉中的慘淡表現之後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暴動；而第一國際亦號召發動社會主義革命；起義和動盪局面席捲納瓦拉和加泰羅尼亞地區；此外共和國亦為羅馬天主教會所反對。

雖然前女王伊莎貝拉二世仍然在世，但是她已經意識到了自己可能會再次引起國內的分裂，於是在1870年她放棄了王位轉而支持她的兒子阿方索，後者正式加冕為西班牙的阿方索十二世（1875-1885）。在西班牙第一共和國的騷亂局面之後，西班牙人更樂於接受波旁王朝統治下的秩序的迴歸。當時正在國內抵抗卡洛斯派暴動的共和軍在馬丁內茲·坎波斯准將的帶領下於1874-1875年冬季向阿方索效忠。共和派政府被解散，隨後在1874年新年前夕，阿方索任命他所信任的顧問安東尼奧·卡諾瓦斯·德爾·卡斯蒂洛（Antonio Cánovas del Castillo）為首相。阿方索主動出擊，有力的鎮壓了卡洛斯派，並很快的贏得了大部分西班牙國民的支持。

西班牙很快就恢復了秩序，帕拉希德斯·門託·薩迦斯塔所領導的自由派和安東尼奧·卡諾瓦斯·德爾·卡斯蒂洛所領導的保守派輪流執掌政權。在阿方索十二世統治期間，西班牙的政局得到了改善，經濟也獲得了部分的恢復。1885年，阿方索去世；之後卡諾瓦斯·德爾·卡斯蒂洛又於1897年被刺殺，政局再次動盪不安。

1868年開始的十年戰爭中古巴開始反抗西班牙的殖民統治，這導致了西班牙的新世界殖民地上廢奴主義盛行。美國對該島和島上的人民很感興趣，遂使得局勢愈加惡化。美國緬因號戰艦的爆炸引發了1898年的美西戰爭，西班牙遭遇到了災難性的失敗。最終古巴獲得了獨立，而西班牙則失去了它在新世界的最後一塊殖民地——它將波多黎各連同太平洋上的關島和菲律賓以20萬美元割讓給了美國。1899年，西班牙將其在太平洋上僅剩的幾個島嶼——北马里亞納羣島、加羅林羣島和帕勞賣給了德國，至此，西班牙的殖民地只剩下了非洲的西屬摩洛哥、西屬撒哈拉和西屬幾內亞。

災難性的1898年催生了98一代，這批人由要求新政府變革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組成。無政府主義運動和法西斯主義運動在二十世紀初的西班牙盛行。1909年，加泰羅尼亞地區的一場叛亂被殘酷鎮壓。

西班牙在一戰中的中立地位使其可以向戰爭雙方提供其所需的物資，造就了西班牙這個時期經濟的繁榮。但是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的爆發和戰後經濟的減速給西班牙帶來了沉重的打擊，使這個國家負債累累。1919年，一次大規模的工人罷工活動被鎮壓。

對西屬摩洛哥摩爾人的虐待最終導致了1921年爆發的起義，其後西班牙失去了其在北非的殖民地，只剩下休達和梅利利亞兩塊飛地。為了逃避責任，阿方索十三世決定支持米格爾·普里莫·德·裏韋拉（Primo de Rivera） 將軍的獨裁（1923-1930），這標誌着西班牙君主立憲時期的結束。

1925-1927年間，在法國的協助下，西班牙收復了摩洛哥。由於知識分子和內地軍隊的力量，共和國逐漸成為了西班牙社會的第一政治選擇。1930年，國王接受了普里莫·德·裏韋拉辭職，由Damasco成立了新的政府。出於對國王支持獨裁活動的反感，在1931年4月的市政選舉中，城市居民投票給了共和派政黨。國王在未遜位的情況下逃離西班牙，共和國隨之建立。

1931年4月14日，西班牙第二共和國成立。由尼賽託·阿卡拉-扎莫拉和曼努埃爾·阿扎那領導的中左翼聯盟組建了共和國的第一屆政府。雖然政府成員起草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如軍事改革，農業改革，經濟改革等等，但普里莫·德·裏韋拉政權遺留下來的經濟混亂問題和鉅額債務，以及乖張多變的執政聯盟導致了政局持續的動盪不安。1933年，右翼的西班牙自治權利同盟（CEDA）執掌政權；1934年10月，爆發了大規模工人武裝起義，緊張局勢在阿斯圖里亞斯和加泰羅尼亞地區達到定點，最後起義被CEDA政府強力鎮壓下去。這又在西班牙全境引發了大規模政治運動，無政府主義、保守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卡洛斯派死灰復燃，同時長槍黨也已經出現。

在第二共和國時期，婦女首次獲得了普選投票權。同時共和國向巴斯克自治區和加泰羅尼亞地區下放了相當大的自治權。

20世紀30年代，西班牙政壇呈兩極分化的局面，左翼與右翼針鋒相對。左翼熱衷於階級鬥爭、土地革命、推行地區自治和打擊教會以及保皇黨勢力。而右翼政黨——其中右翼天主教聯盟西班牙自治權利同盟（CEDA）為最大黨——則對所有議題都持反對意見。1936年，人民陣線中的左翼聯盟獲得選舉勝利。但是這個由中左翼所主導的聯盟卻被兩方面的力量所削弱了：一方面是以無政府主義的全國工人聯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 Trabajo，CNT）和伊比利亞無政府主義聯盟（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FAI）為代表的革命團體；另一方面是以長槍黨和卡洛斯派為代表的反民主的極右翼團體。前些年的政治暴力又重新出現了：槍戰取代了罷工，無地勞動者開始強佔土地，教會官員被殺，教堂被焚燬，等等。同時，右翼軍事組織和僱傭槍手開始大批刺殺左翼活動分子。共和民主制下，各個政治派別之間從未達成和平所必須的一致意見和相互信任。最終，整個國家滑入內戰的深淵。右翼和軍隊高層開始策劃一場政變，並將長槍黨政客何塞·卡爾沃·賽特羅被共和派政府警察槍殺一事作為起事信號。

1936年7月17日，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 將軍率領摩洛哥的殖民地軍隊攻入西班牙本土，同時由Sanjurjo將軍率領的另一支軍隊從納瓦拉向南攻擊。各地的部隊都被調動起來接管政府機構。佛朗哥意欲立即攫取權力，但是遭到了如馬德里、巴塞羅那、巴倫西亞和巴斯克自治區等地區共和黨人的有效抵抗，這意味着西班牙即將面臨一場漫長的內戰。不久之後，西班牙南部和西部都處於民族主義者的控制之下，他們的正規軍非洲兵團是戰爭雙方職業兵的最大來源。戰爭雙方都擁有國外的援助，民族主義者從納粹德國、意大利和葡萄牙得到了援助；而共和派則獲得了蘇聯，墨西哥和由志願者組成的國際縱隊的支持。

戰爭初期共和派對阿爾卡扎的圍困是戰爭的轉折點，民族主義者長期堅守之後等來了佛朗哥的援軍，圍困被解，民族主義者獲勝。儘管民族主義者在1936年11月發動了突襲，共和派還是成功的守住了馬德里，1937年前者又在加拉瑪（Jarama）和瓜達拉哈拉地區發動攻擊，皆以失敗告終。但是不久民族主義者又開始攻擊共和派的陣地，切斷了馬德里的補給，並在馬德里東面發動攻擊。北方的巴斯克自治區於1937年後期陷落，不久阿拉貢前線也崩潰了。民族主義者對格爾尼卡城的轟炸可能是戰爭期間最著名的事件，該事件是後來畢加索的名作《格爾尼卡》的靈感來源。此時的西班牙戰場成為了納粹德國空軍禿鷹軍團的武器實驗場。1938年7-11月間的埃布羅河戰役是共和派試圖扭轉局勢的最後一擊，最終以失敗告終，巴塞羅那在1939年初落入民族主義者的手中。戰爭很快就要結束了。1939年3月，共和派的其餘陣地全線崩潰，馬德里也最終陷落。

西班牙內戰造成了30萬至100萬人的死亡，共和國消亡了，佛朗哥則離其獨裁者的夢想又近了一步。佛朗哥將所有的右翼政黨整合為改組後的長槍黨，並禁止了左翼和共和政黨以及工會的活動。

戰爭期間雙方都是殘酷無情的，平民被屠殺或監禁的情況隨處可見。戰後的1939年至1943年，成千上萬的共和派遭到了監禁，高達15萬1000人被處死。許多共和派遭到了流放，直到佛朗哥時期結束之後才回到國內。

西班牙在一戰和二戰中都保持中立，但在內戰期間仍然遭受了戰火之苦。佛朗哥執政期間，西班牙在經濟和文化上基本與外部世界隔絕，但是隨着經濟的復甦，它邁出了追趕其鄰國的步伐。佛朗哥時期，西班牙曾積極尋求從英國手裏收回直布羅陀海峽，並在聯合國中尋找支持。60年代，西班牙開始對直布羅陀地區施加限制措施，並最終於1969年關閉了國境線，並直至1985年才重新開放。

西班牙在摩洛哥的統治至1967年宣告終結。雖然在1957-1958年的伊夫尼戰爭中獲得了軍事上的勝利，但是西班牙仍逐漸地放棄了非洲的殖民地。1968年，它同意西屬幾內亞獨立成為赤道幾內亞；1969年，它又將位於摩洛哥內的飛地伊夫尼割讓給了摩洛哥。佛朗哥統治後期開始實行一定程度上的經濟和政治自由化，催生了西班牙奇蹟，其中就包括了旅遊業的繁榮。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逝世，國家統治權被交予胡安·卡洛斯一世，佛朗哥時期結束。

佛朗哥逝世前幾個月，西班牙的政府陷入了癱瘓狀態，從而使得摩洛哥國王哈桑二世從中獲益，他發動了“綠色進軍”，迫使西班牙放棄了其最後一塊殖民地——西撒哈拉。

西班牙向民主或新波旁王朝的過渡即西班牙擺脱佛朗哥獨裁統治，向自由民主國家轉變的過程。這個過渡通常被認為開始於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去世的時候，至1982年10月28日社會主義的西班牙工人社會黨（PSOE）在選舉中獲得勝利結束。

而在1978年至1982年間，西班牙的政府由民主中間派聯盟所組建。

1981年，發生了一次代號為23-F的未遂政變——2月23日，安東尼奧·特傑羅帶領一批公民警衞隊進入眾議院，並中斷了會議進程，當時萊奧波爾多·卡爾沃-索特洛即將被任命為首相。按照官方的説法，政變的失敗應該歸功於胡安·卡洛斯一世的介入。西班牙在卡爾沃-索特洛離職之前加入了北約。

隨着政治氣候的變化，西班牙社會也發生了徹底的改變。在佛朗哥治下，西班牙社會曾經極端保守，但是向民主過渡的進程亦使得社會價值觀和社會風俗日漸自由化。

1982年至1996年，社會民主主義的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執掌政權，費利佩·岡薩雷斯任首相。1986年，西班牙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EEC）。1982和92年，西班牙舉辦了世界盃足球賽、巴塞羅那奧運會和世界博覽會。1996年，人民黨在選舉中獲勝，何塞·瑪麗亞·阿斯納爾出任首相。1999年1月1日，西班牙加入歐元區。2004年3月11日，大選前夕，處於早晨交通高峯時段的馬德里發生了一系列的恐怖炸彈襲擊事件，191人死亡，數千人受傷。阿斯納爾和他的大臣們聲稱埃塔對這次的暴行負責，但是隨後的調查表明該事件是由一個與基地組織有關的極端伊斯蘭組織實施的。事件發生當天，國外媒體即已經開始懷疑官方的説法，但是政府仍然堅持己見，人們認為這直接影響到了之後的選舉。當時的民意測驗表明兩大候選人之間的得票率十分接近，很難預測最後的勝出者。在爆炸案發生三天之後舉行的選舉中，西班牙工人社會黨最終獲勝，何塞·路易斯·羅德里格斯·薩帕特羅（ José Luis Rodriguez Zapatero） 取代阿斯納爾出任首相。

2005年7月3日，西班牙成為繼荷蘭和比利時後，第三個舉國實行合法同性婚姻的國家，比加拿大早了17天。

現今的西班牙是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由17個行政區組成，包括：安達盧西亞、阿拉貢、阿斯圖里亞斯、巴利阿里羣島、加那利羣島、卡斯蒂利亞-萊昂、坎塔布里亞、卡斯蒂利亞-拉曼恰、加泰羅尼亞、埃斯特雷馬杜拉、加利西亞、拉里奧哈、馬德里自治區、穆爾西亞自治區、巴斯克自治區、巴倫西亞自治區和納瓦拉，以及兩個自治城市休達和梅利利亞。

從“哥特神話”到“互動共生”：中世紀西班牙史敍事模式的演變

自中世紀以來，西班牙和西方學界對中世紀西班牙史的認識存在兩種互為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中世紀西班牙史就是作為西哥特人後裔的基督教徒趕走穆斯林、猶太人等宗教異端，實現“西班牙復興”的歷史，後人把這種觀點概括為“哥特神話”，另一種觀點從穆斯林、猶太人和基督教徒彼此依傍、互相交流、共棲伊比利亞半島的角度來理解這段歷史進程，阿梅里科·卡斯特羅將其概括提升為“互動共生”。二者相比，後一種觀點更為客觀。在全球聯繫日益緊密，不同文化羣體，尤其是不同宗教羣體的共存問題愈加受到重視的今天，“互動共生”已成為中世紀西班牙史研究的主流。發生在20世紀中葉的“西班牙史論戰”對這種演變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20世紀中葉，西班牙學界圍繞如何看待中世紀西班牙歷史發展進程等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爭論的雙方分別是阿梅里科·卡斯特羅（Américo Castro，1885—1972年）和克勞迪· 桑切斯—阿爾伯諾斯（Claudio Sánchez-Albornoz，1893—1984年）。卡斯特羅認為，西班牙文化並非亙古存在、永不改變，它在8—13世紀的穆斯林、基督教徒和猶太人的互動中才慢慢融合而成，而桑切斯—阿爾伯諾斯明確主張，一種根深蒂固的西班牙文化轉化了進入伊比利亞的多數外來文化元素，包括伊斯蘭文化和猶太文化。這場爭論被後代學者稱為“西班牙史論戰”。它涉及西班牙歷史發展的關鍵時段、關乎“西班牙文化基質”等核心問題，“引發了西班牙歷史學的哥白尼革命”。要認清這場論戰的歷史地位，必須把它放到西班牙史學史的發展脈絡中，從長時段的視角審視中世紀西班牙史敍事模式的發展與演變，剖析史學發展與現實社會的辯證關係，釐清中世紀西班牙史學發展的內在邏輯與機理。

近年來，國際學術界也的確有一些學者從史學史的角度關注中世紀西班牙史的研究，其中比較重要的可列舉如下。亞歷克斯·諾維克夫認為，19—21世紀，歷史學家往往從寬容或者不寬容的角度來研究中世紀西班牙史，“思想、文化和政治運動”左右着他們的觀點。喬納森·雷認為，在過去的五十年間，研究西班牙歷史和猶太曆史的學者已經開始了對“互動共生”本質的探討，並將其視為理解中世紀伊比利亞文明的稜鏡，但仍傾向於僅從“迫害”或者“寬容”這種過於簡單、兩極化的視角來闡釋“互動共生”。希沙姆·D.艾迪關注20世紀的政治運動如何影響着人們對中世紀西班牙史的認識。瑪農· 拉羅謝爾回顧了 “西班牙史論戰”雙方的學術觀點並分別給予批評，進而提出“中世紀西班牙不同文化羣體多樣化的接觸最終塑造了西班牙”的觀點。肯尼思·巴克斯特·沃爾夫關注西班牙著名史學家阿梅里科·卡斯特羅於1948年提出的“互動共生”這一概念在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發展和演變。

上述文章從不同角度呈現了近年來中世紀西班牙史研究的發展狀況，為本文的進一步探討帶來很多啓發。但深入研讀可發現，它們大多隻關注近期中世紀西班牙史的發展，諾維克夫文章的時間上限最早，也僅從19世紀寫起，並沒有宏觀地、長時段地總結中世紀西班牙史學從中世紀直至今天的演變軌跡；亦未將史學演變與社會發展有機結合以來，諾維克夫的文章對於“思想、文化和政治運動”的着墨甚少，艾迪的文章則過多地關注政治運動，史學本身發展的內容並不多，或者説他主要關注的是大眾對於中世紀西班牙的認識是如何隨政治形勢的發展而變化的。鑑於此，本文將長時段地勾勒中世紀西班牙史敍事模式的發展與演變，分析其與西班牙社會發展乃至與國際形勢變化之間的關係。試圖説明，自中世紀至今，存在着兩種中世紀西班牙史敍事模式，其一為“哥特神話”敍事模式，即認為中世紀西班牙史就是作為西哥特人後裔的基督教徒趕走穆斯林、猶太人等宗教異端，實現“西班牙復興”的歷史，其二是從穆斯林、猶太人和基督教徒彼此依傍、互相交流、共棲伊比利亞半島的角度來理解這段歷史進程，卡斯特羅將其概括提升為“互動共生”敍事模式；20世紀下半葉以來，在“西班牙史論戰”的影響下，伴隨着全球化進程，“互動共生”敍事模式逐漸成為中世紀西班牙史研究的主流。

塞維利亞的伊西多爾（約570—636年）是西哥特王國最著名的學者、歷史學家。除了有精深的學術造詣外，伊西多爾還非常關注現實。西哥特政權穩固後，特別是國王裏卡里德於589年皈依羅馬基督教之後，學者們面臨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為西哥特人恢復名譽，重寫西哥特人祖先的歷史。在當時重寫西哥特人歷史的有兩位主教，分別為比克拉的約翰和伊西多爾。在約翰看來，裏卡里德就是又一位君士坦丁：像第一個基督教皇帝一樣，裏卡里德主持教會會議，在上帝的幫助下制服了敵人。伊西多爾從更大的範圍上論證西哥特人的合法性，在《哥特人史》中，關於哥特人的輝煌歷史，他從諾亞時代一直講到哥特人與西班牙—羅馬人的“聯姻”。這種樂觀的認識使伊西多爾對未來充滿了希望：在他看來，新的基督教和平時代將要到來，戰爭和異端也有望消除。這樣，伊西多爾給那個時代及後來的人們提供了一種“歷史觀”，即征服伊比利亞半島的哥特人是被上帝選中來繼承羅馬人的。該歷史觀影響了711年穆斯林征服後一代又一代的編年史家，並被不斷髮展、完善，是為“哥特神話”之思想源頭，伊西多爾也被視為西班牙最早的“民族主義者”。

在持續了近8個世紀的“再征服運動”期間（711—1492年），北方基督教王國面臨的首要任務是收復穆斯林手中的南方失地，由官方意志控制的歷史書寫由此變成營造宗教對立情緒、調動再征服力量的政治工具。13世紀的托萊多大主教羅德里戈· 希門尼斯· 德· 拉達撰寫的《西班牙或哥特人史》、阿方索十世（1252—1284年在位）時期成書的《西班牙編年通史》以及15世紀羅德里戈· 桑切斯· 德·阿雷瓦洛撰寫的《西班牙簡史》都是此類作品的典型代表。以《西班牙編年通史》為例，該書涉及“從諾亞時代到我們的時代”的西班牙史，分別敍述了先後入主西班牙的不同民族：希臘人、迦太基人、羅馬人、汪達爾人、西哥特人和阿拉伯人。其中只有羅馬人和西哥特人是合法的，而阿方索本人既是哥特國王也是羅馬皇帝，是這兩者的合法繼承人；其他都是非法闖入者，特別是來自非洲的摩爾人，應當被趕出伊比利亞半島。可以看出，《西班牙編年通史》繼承了始自伊西多爾的歷史觀，並把“哥特神話”發展為一種官方意識形態。這種因宗教狂熱而形成的政治氛圍所導致的對歷史的隨意剪裁和篡改在史學發展史上是比較罕見的，正如美國史學家J.W.湯普森感嘆：“西歐沒有任何其他國家的史書像中世紀信奉基督教的西班牙的史書那樣含糊而混亂，那樣充滿虛構和富於宗教狂熱了。”

1492年再征服運動結束，西班牙王國統一。統一後的西班牙王國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卡洛斯一世（1516—1555年在位，也被稱為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1556—1598年在位）統治時期海外領土極度擴張，勢力達至鼎盛。在海外殖民的過程中，西班牙始終以天主教為旗幟，軍事征服的同時也伴隨着“精神征服”。隨着16世紀西班牙在歐洲乃至世界霸權地位的建立，以天主教認同為基礎的民族主義情緒在這一時期的西班牙極度高漲，折射在史學領域的表現是史學家從“西班牙在西哥特王國後期衰落，自佩拉約以後開始復興”，即從“西班牙復興”的視角書寫711—1492年的歷史。“哥特神話”的撰史模式得以確立並在16—17世紀得到廣泛推廣。

弗洛裏安·德·奧坎波是卡洛斯一世時期的御用史學家，所著《五本最早的西班牙通史》一書於1543年在薩莫拉問世。該書講述自大洪水至耶穌降世至711年穆斯林征服，直至卡洛斯一世時期的西班牙歷史，並將西班牙的源頭無限追溯，旨在證明“西班牙王室的歷史是所有歐洲國家中最古老的，因此理應稱霸歐洲”。從711年到作者所在時代的歷史構成了本書的第三部分。對於這段歷史，該書認為711年穆斯林入侵是對西班牙領土的非法篡奪，持續了近八百年的對穆斯林的戰爭是自世界誕生以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衝突，擊敗敵人的使命終於在“天主教雙王”時期完成。托萊多的歷史學家胡安·德·馬里亞納（1536—1624年）歷經卡洛斯一世、菲利普二世、菲利普三世和菲利普四世執政時期，是16—17世紀西班牙成就最高的編年史學家。馬里亞納在寫作《西班牙通史》期間，恰逢菲利普二世佔領葡萄牙，同時也是特倫託會議召開、羅馬天主教廷同宗教改革勢力鬥爭最激烈的時期，這一切使得馬里亞納更加確信伊比利亞半島應該納入統一的西班牙王國的統治之下，而作為虔誠的天主教徒的他也有義務捍衞統一的西班牙和神聖的天主教。馬里亞納在其著作中認為是西哥特人將西班牙人從羅馬的奴役下解放出來，自589年信奉羅馬基督教以來，西班牙人堅持着正確的宗教信仰歷經數個世紀；雖然西哥特統治後期的墮落導致了穆斯林的入侵，但羅德里戈的堂弟、西哥特人的後裔佩拉約是一個集英勇等所有美德於一身的人；此後，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人完成了“戰勝無恥的薩拉森人”以及“用天主教的光芒照亮新大陸”的神聖使命。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的馬丁·里約斯·薩洛馬對馬里亞納是這樣評價的，“在馬里亞納所生活的那個時代，他的作品給抱有高遠志向的歷史學家以極大的滿足感，以至於直至18世紀，西班牙都未曾出現重新書寫編年史的打算”。

深入瞭解同一時期西班牙的政治和社會文化氛圍，可以看到“哥特神話”歷史觀深厚的社會基礎。1621—1643年，加斯帕爾·德·古茲曼擔任西班牙首相，其施政宗旨就是維護天主教和王室的利益，認為這兩者是互相依託、共生共榮的：“上帝是西班牙人，並且近來為我們的民族而戰”；“上帝幫助國王的事業，而國王陛下唯一的目的就是保護上帝，沒有其他的世俗打算……我們期望上帝在任何地方都支持國王，推動其事業走向繁榮……”由於上帝是西班牙人，西班牙的敵人肯定是上帝的敵人。當時正值三十年戰爭期間，1635年，法國對西班牙宣戰。在古茲曼看來，與法國的戰爭就是與異端的戰爭，是抗擊法王路易十三的“防禦性的、神聖的宗教戰爭”。為了實現上述目的，政治宣傳是非常必要的，其中一個重要手段就是歷史著述。1634年，他告知國務會議：“我們忽視了很多事情，尤其是歷史的編撰。”近來有學者指出，他所希望的歷史必須是準確無誤的，換句話説是“官方可以接受的”。與古茲曼相比，西班牙著名作家弗朗西斯科·德·戈維多（1580—1645年）捍衞“哥特神話”的態度更為鮮明。他認為有義務捍衞西班牙傳統免遭外國人破壞，在發表於1609年的早期作品《為西班牙辯護》中問道：“在各種邪惡不斷從外面湧來的情況下，人們能不認為我們野蠻、瘋狂、無知、傲慢嗎？”因此，宗教法庭是必需的，是對抗在法國和德國不斷出現的異端的手段。他對於西班牙充滿信心，首先援引古典作家讚頌西班牙，然後轉向中世紀並評價説：“上帝的右手通過熙德進行征服，還是這隻右手，讓達·伽馬、帕切科和阿爾布克基充當在東印度的工具，打破了那些宗教偶像的美夢。”基於此，他認為在佩拉約與他自己時代的哈布斯堡王朝間的連續性從來沒有中斷過。他還進一步追溯西班牙帝國的起源，直到“一位在深山中看管洞穴的哥特人”，而哥倫布“把哥特人帶到了地球的未知邊緣”。為了捍衞西班牙文明的持久性和純潔性，戈維多堅決否認希伯來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對卡斯蒂利亞曾經產生過任何影響。

總結中世紀以及16—17世紀西班牙的歷史著述，可發現其明顯的特點，即源自塞維利亞伊西多爾的歷史觀——5世紀開始征服西班牙的西哥特人是被上帝選中來繼承羅馬的人——經過世代傳承和演變上升為系統化的官方意識形態，發展為“哥特神話”這種主導性的敍事模式。其核心觀念是“唯一的、永久的西班牙”，即認為從西哥特王國到阿斯圖里亞斯、萊昂，再到卡斯蒂利亞和西班牙王國，西班牙歷史存在連續性和統一性；上帝站在西班牙一邊，中世紀西班牙史就是十字軍的歷史，即作為西哥特人後裔的基督教徒與各種敵手進行抗爭，趕走猶太人和穆斯林，復興西班牙的過程。這種觀念產生了深刻的歷史影響。一方面，它使得統一後的西班牙日益加強中央集權統治，排斥異己，消除文化多樣性，不遺餘力地在歐洲捍衞羅馬教會的利益，在所征服的新大陸地區推行天主教化政策。另一方面，它抹殺了穆斯林、猶太人對於西班牙歷史發展所做出的貢獻，更為重要的是，它只從鬥爭的角度來解讀不同宗教羣體間的關係，掩蓋了它們之間互動共生的歷史原貌。

在“哥特神話”形成與發展的同時，也存在着另一種學術傾向，即客觀公正地對待歷史上和同時代發生的事情。佩德羅·洛佩斯·阿亞拉是14世紀卡斯蒂利亞最著名的史學家，出生於西班牙北部城市維多利亞的一個貴族家庭，長期在宮廷擔任官職，歷經多任國王執政。他把自己的所見所聞，特別是親身經歷記載下來，寫成《卡斯蒂利亞列王史》，涉及佩德羅一世、恩裏克二世、胡安一世和恩裏克三世時期的歷史。該書的特色在於客觀真實，與 “哥特神話”影響下的編年史有着明顯的不同。“天主教雙王”時期的塞維利亞航海家和地理學家馬丁· 費爾南德斯·德·恩西索是宗教狂熱年代能夠客觀對待西班牙歷史的另外一位學者。他在《地理全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探討西班牙的本質，即對“古老的西班牙”的歷史追溯更多地是為了維護西班牙聲譽的需要。同一時期意大利的阿尼奧·德·維泰爾博則是第一位西班牙之外批判“哥特神話”的歷史學家，他在《對幾部探討“古代”作品的評價》一書中認為西哥特人和西班牙人的起源沒有關係，“天主教雙王”並不是西哥特人的後裔。上述學者在官方把控歷史撰寫與宗教狂熱情緒氾濫的時代敢於質疑官方史學、嘗試書寫真實的歷史，實為“互動共生”撰史模式的先行者。

菲利普二世的阿拉伯語翻譯米格爾·德·盧納撰寫的《國王羅德里戈信史》（1589年面世）開始賦予多宗教羣體互動共生的歷史敍事以具體內容。該書大量參照了8世紀阿拉伯編年史家阿布·卡西姆·阿本·塔裏克的著作，以格拉納達和穆斯林的視角寫成。在盧納的筆下，哥特人從英雄走向全面的墮落，其最後一位國王羅德里戈腐敗、殘暴，與他相比，阿拉伯統治者是美德的化身，因此穆斯林對伊比利亞半島的佔領是對一個腐朽王國的摧毀，穆斯林不僅執行了上帝對西哥特人的懲罰，而且是征服戰爭中十分出色的參與者。可見，盧納的觀點與“哥特神話”截然相反，儘管帶有伊斯蘭本位的撰史傾向，但他始終尋求在摩爾人的歷史同西班牙歷史之間建立某種“聯繫”，而非“割裂”。雖然盧納的觀點與正統觀點格格不入，該書卻從1592年起在西班牙的若干城市得以出版，之後又很快被譯為英語（1627年）、法語（1638年）和意大利語（1648年）。

這種撰史風格逐漸成為一種風尚。“自17世紀後三十年以來（約1670年之後），西班牙出現了新的理解過去、書寫歷史的方式，其特徵是努力探尋事實真相，這是建立一種準確的史學編纂方法的需要，也體現了歷史學家企圖將歷史論著從神話和傳説故事中解放出來的意願。”這種顯著變化的出現主要得益於當時寬鬆的政治氛圍和啓蒙運動的影響。1701—1714年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使法國的波旁王室入主西班牙，西班牙自此建立君主立憲制政體。波旁王室治下的西班牙放棄了推動天主教世界大同的使命，狂熱的宗教氣氛減退。另外，此時恰值歐洲啓蒙運動時期，大量有關啓蒙的科學和哲學著作在西班牙傳播，並逐漸影響到史學領域。1783年，加泰羅尼亞歷史學家胡安·弗朗西斯科·馬斯德烏所著《對西班牙和西班牙文化的歷史批判》一書代表了18世紀啓蒙思想影響下西班牙史學的最高成就。此書論證了西班牙中世紀很多被認為是“歷史”的東西實則是傳説和神話故事，這其中也包括對再征服運時期“民族英雄”熙德的記載。在談及穆斯林時，馬斯德烏對阿拉伯文化持積極肯定態度。他認為西班牙的穆斯林並不是之前編年史學家筆下的“低劣無恥之徒”，相反他們擁有着極高的文化水平，他們的文化在整個歐洲廣泛傳播，無疑他們也是西班牙人。此外，馬斯德烏是西班牙第一位將穆斯林稱為“我們的阿拉伯人”的歷史學家。馬斯德烏能夠客觀地看待穆斯林、阿拉伯文化及其同西班牙的關係，無疑跟“啓蒙視野下誕生的人類學有很大關係，它能積極看待源自其他文化的文學、建築學、雕塑藝術和科學等。此外，對新的阿拉伯原始資料的發現和翻譯，也使之成為可能”。

1808年，拿破崙大軍入侵，西班牙強烈的近代民族意識和國家認同被激發，一些歷史學家甚至將法國入侵者同中世紀的穆斯林相等同，將反抗法國的鬥爭稱之為“新的再征服”。1810年，西班牙民眾自發組織加的斯議會，1812年西班牙頒佈了第一部憲法。憲法一方面明確規定國家主權屬於西班牙民族，賦予人們自由選舉權，保障司法獨立和言論自由；但另一方面，憲法卻禁止宗教信仰自由，規定西班牙必須是天主教國家，並承認國王的世襲和不可侵犯。這些看似不相容的概念出現在一部憲法中，體現了19世紀西班牙在國家建構方面的兩難選擇。其實，在整個19世紀，西班牙一直處在自由與傳統、復辟與反覆闢的較量之中。自由派對哈布斯堡治下西班牙的擴張持批判態度，認為無休止的宗教戰爭、無節制的海外擴張以及嚴酷的專制統治是西班牙衰落的根源。因此，自由派提出以歐洲為榜樣來改造西班牙，推動自由、平等和民主等現代資產階級價值觀，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現代的西班牙民族共同體。傳統派的觀點則截然相反，他們認為西班牙在16、17世紀與各種“外國異端”的鬥爭造就了西班牙帝國的黃金時代，西班牙的衰落正是波旁王室忽視西班牙固有傳統而進行法國化改造的惡果。在此基礎上，他們倡導對西班牙歷史傳統的迴歸，由強有力的君主在天主教認同的基礎上治理國家。

上述充滿激烈對抗的政治和文化氛圍體現在史學領域是19世紀既有對“哥特神話”這種歷史觀的秉承與弘揚，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從不同的視角來審視歷史。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在這個專業歷史學誕生的時代，第一批不僅使用拉丁語資料，而且使用阿拉伯語資料的“伊斯蘭西班牙史”問世；西班牙猶太人的歷史開始受到重視；中世紀西班牙史開始受到國際史學界的廣泛關注。

西班牙歷史學家弗朗西斯科·哈維爾·西莫內特（1829—1897年）是19世紀西班牙正統史學的最傑出代表人物。他於1867年撰寫完成代表作《穆札勒布人史：以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作家最為可靠的證據為基礎》，主要講述了穆斯林征服伊比利亞半島之後三個世紀生活在安德魯斯的基督教徒，即“穆札勒布人”（Mozárabes）的生存狀況。西莫內特著述之時，關於該主題的大多史料已經呈現在世人面前；他利用超人的阿拉伯文和拉丁文閲讀能力，廣泛佔有這些資料，在此基礎上寫成了這部976頁的鉅著，因此，該書的副題是實至名歸的。但是，西莫內特的出發點是西班牙民族主義立場，堅決否認伊斯蘭教對於西班牙的中世紀基督教文化有任何影響，認為西班牙文化中任何有價值的東西都是土生土長的，基督教徒在安德魯斯社會和文化中扮演着主導性的角色。他甚至主張，所謂的安德魯斯阿拉伯歷史學家，如伊本·哈彥（約720—815年）和伊本· 哈茲姆（994—1064年），從種族上説是“西班牙人”（Spaniards），他們並不能代表伊斯蘭或阿拉伯文化。在該書的開篇，西莫內特旗幟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核心觀點：“本書的目的是要為那些西班牙人書寫一部歷史，……他們在長達幾個世紀的時間裏，面對眾多勞役、迫害、災難，始終保留了宗教、民族精神以及羅馬—西哥特遺留下來的基督教西班牙文化，成為榮耀的英雄、聖徒與殉教者，他們的行為和學識為新西班牙的重建和進步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形成了哥特—西班牙—穆札勒布人的歷史發展軌跡。”西莫內特的獨特貢獻在於，他利用其語言、檔案的技巧來證明西班牙歷史延續整個中世紀，其間有着不曾中斷的信仰。至此，西班牙歷史的“哥特神話”在學術上發展到一個新階段。

但與此同時，一批歷史學家試圖擺脱這種歷史觀的侷限，把多元文化互動的研究推向深入。何塞·安東尼奧·孔德（1765—1820年）利用阿拉伯語原始檔案撰寫的三卷本《阿拉伯人佔領西班牙史》（於1820年首次在馬德里出版，之後被翻譯成法語、英語、德語和意大利語）。該書第一次把711年穆斯林征服和1492年對格拉納達的再征服視為中世紀西班牙史的基本框架，這與“哥特神話”關於中世紀西班牙歷史連貫性的觀點是截然不同的。孔德在該書的開篇清楚地表達了客觀看待歷史的願望：本書“根據阿拉伯文獻和著述寫成，對於這些資料，我都保持其原貌，也就是説，讓讀者知道這些作者是如何看待那個難忘的歷史時代所發生的一切的”。理查德·福特是最早探索伊斯蘭西班牙歷史和文化的英國曆史學家之一。他於1845年出版的《西班牙旅行手冊》根據大量文獻資料探究伊斯蘭文化對基督教西班牙的廣泛影響。在該書中，他詳細描述了西班牙的農村、建築和地方風俗，他認為，穆斯林在西班牙留下的建築就像卡斯蒂利亞主教的座堂一樣屬於西班牙。的確，在他看來，19世紀中葉的西班牙是中世紀的那幾個世紀裏伊斯蘭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共同結晶。對於一代又一代的史學入門者和在西班牙的旅行者來説，該書提供了極具價值的指導。對於“哥特神話”抹殺穆斯林在西班牙歷史發展中的地位，該書是一個有力的回擊。此外，19世紀塞維利亞的阿拉伯史學家帕斯夸爾·德·加揚戈斯翻譯了大量中世紀阿拉伯歷史學家的著作，荷蘭歷史學家萊因哈特·杜齊於1861年出版了《西班牙穆斯林的歷史》。

除了廣泛關注穆斯林西班牙歷史外，19世紀的歷史學家也關注西班牙猶太人的歷史。西班牙學者何塞·阿瑪多爾·德·洛斯·里奧斯（1818—1878年）於1875—1876年出版了三卷本的不朽名著《西班牙和葡萄牙猶太人的社會、政治和宗教史》，旨在説明猶太人“對伊比利亞思想文化的發展及其輝煌成就所做出的貢獻”。亨利·查爾斯·萊亞（1825—1909年）是19世紀研究基督教徒與猶太人社會關係的最後一位著名史學家，他於1888年出版的三卷本《中世紀宗教法庭史》和1907—1908年出版的四卷本《西班牙宗教法庭史》時至今日仍然是該領域的標誌性成果。《西班牙宗教法庭史》的第一卷主要關注基督教西班牙以及15世紀後期驅逐猶太人和摩爾人（或穆斯林）的動機，但是，對於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猶太人之間在安德魯斯的共存關係，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科爾多瓦哈里發治理下，被稱為穆札勒布人的基督教徒的生活狀況總的來説比在哥特國王時期更好。穆札勒布人常常統率穆斯林軍隊；他們擔任衞兵，在國家任要職。漸漸地，他們忘卻了拉丁語，以至於必須把《聖經》和教會法翻譯為阿拉伯文。基督教教會機構得以維持，高級教士間或組織召開宗教會議……”這樣看來，可以把中世紀西班牙史明確劃分為早期的寬容時代（1391年之前）和後來的迫害時代：“1391年殘殺猶太人，成為西班牙歷史的轉折點。這些殘殺標誌着寬容時代的結束。在那個寬容的時代，半島為不幸的以色列子民提供了避難之所。隨着狂熱的迫害情緒的產生，宗教法庭不可避免地產生了，猶太人和摩爾人遭驅逐，並且，由於追求絕對的信仰統一，西班牙的文化和物質發展進入死氣沉沉的狀態……”最終的結果是，西班牙人由“歐洲最寬容的民族轉變為最不寬容的民族”。

在以“哥特神話”為特徵的官方史學大行其道的同時，從多宗教羣體互動共生的角度闡釋中世紀西班牙歷史發展的敍事方式也在慢慢形成，馬斯德烏的《對西班牙和西班牙文化的歷史批判》是其在18世紀的傑出代表。這些都是卡斯特羅“互動共生”學術思想的重要淵源。19世紀的西班牙在自由與傳統之間徘徊，反映在史學領域，一方面“哥特神話”在學術上發展到新的高度，另一方面從穆斯林、猶太人與基督教徒互動共存的角度來看待中世紀西班牙史、注重穆斯林和猶太人對西班牙文化貢獻的學術佳作也多有問世，為動搖“哥特神話”的地位奠定了學術基礎。

20世紀，西班牙一如之前的幾個世紀，處於思想和意識形態的激烈紛爭中。1939—1975年弗朗哥獨裁時期，自然不乏秉承“哥特神話”的傳統史學和為獨裁者提供有力的輿論支持的歷史學家。拉蒙·梅嫩德斯·皮達爾（1869—1968年）是20世紀上半葉中世紀西班牙史領域最傑出的學者。他利用堅實的語言學功底，論述了中世紀西班牙的種族自我觀，認為這種觀念起源於中世紀盛期。他從拉丁語追溯各種羅曼方言的語言學起源，通過比較穆札勒布西班牙、阿斯圖里亞斯和萊昂王國、納瓦拉—阿拉貢地區、卡斯蒂利亞王國的歷史發展，追溯在征服和殖民過程中決定每種方言傳播的政治事件；他還把德國學者奧古斯特·施萊謝爾的新進化論運用到研究中。他在此基礎上得出結論：在與其他方言的競爭中，卡斯蒂利亞語言很早就固定下來，成為西班牙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因此，中世紀的西班牙史具有連貫性，“那種認為‘阿拉伯的影響遍及整個西班牙、或者説遍及整個安德魯斯’的觀點是非常錯誤的”。皮達爾在歷史學方面的主要成就體現在《熙德時代的西班牙》，該書被縮寫、翻譯為英文，於1934 年出版，書名為《熙德及其時代的西班牙》。在該書中，他詳細講述了11世紀卡斯蒂利亞的社會情況，從而把羅德里戈·迪亞斯 （即“熙德”）這一歷史人物放在了西班牙的歷史語境之中。他首先質疑萊因哈特· 杜齊把熙德視為一個貴族強盜的觀點，取而代之的是，熙德體現了卡斯蒂利亞的愛國主義精神，是長期的反伊斯蘭過程中的英雄、封建道德的典範。在結束語中，他對於中世紀西班牙的宗教寬容問題提出了看法。“有人認為，中世紀西班牙的宗教情感因與伊斯蘭的鬥爭而加重了”，然而，我們看到，“發起戰爭是因為摩爾人所帶來的傷害，而不是出於任何宗教目的。”皮達爾這種建立在歷史學基礎上的政治觀，在稍後的弗朗哥執政期間發揮了重要作用。

然而，在弗朗哥時期，以寄居美洲的卡斯特羅為代表，一些學者公開對傳統史學提出質疑，多宗教羣體共存互鑑的敍事方式日臻完善。這場學術交鋒即為前文提及的“西班牙史論戰”。

卡斯特羅從小接受傳統的西班牙教育，1904年畢業於格拉納達大學，1915年始任馬德里大學的西班牙語史教授。他出於對美洲的興趣，於1936年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不久轉到美國，先後在威斯康星大學、得克薩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休斯頓大學和加州大學任教。在美國大學，各種迥異的觀點和平共存，圖書館資料完備，這些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剛到美洲不久，西班牙內戰爆發。1936—1939年的內戰期間，五十多萬西班牙人被迫離開自己的國家，其中不乏西班牙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強烈的反差使他的學術思想發生了巨大轉變。他基於美洲的環境遠觀西班牙的生活和文化，從小所接受的“哥特神話”日益破碎了。

這種思想的轉變具體反映到卡斯特羅的西班牙史研究方面，形成了前後明顯不同的兩個階段。他在學術生涯的早年出版了一系列論著，其中不乏傳世名著。但他更看重自己後半生的作品，因此發出了“50歲之前不要發表任何東西”的哀嘆。兩個階段的轉折發生在1938年，源於他對“伊斯蘭教在西班牙史上的作用”的思考：

“直到不久前，關於這一問題（伊斯蘭教在西班牙歷史上的地位），我的觀點與其他任何人的觀點都是一致的。1938年，在寫一篇關於15、16世紀的論文時，我遇到了難題，無論是把伊斯蘭教因素吸納到歷史圖景中，還是完全放棄它們，都非常不容易，我最後只好迴避。我那時不知道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因為審視歷史的現行方式以及一些著名歷史學家的權威仍在我大腦中作祟……在撰寫完成《西班牙與伊拉斯謨主義》之後，我才開始意識到伊斯蘭教對於歷史的意義。……除了膽量、勇氣和詩作這樣一些方面稍遜之外，伊斯蘭世界在中世紀後期仍然優越於基督教世界。”

1940年，卡斯特羅在普林斯頓大學發表題為“西班牙文明的含義”的演講，標誌着他學術思想轉變的完成。他的餘生一直在完善、證明這個報告所表達的思想。

卡斯特羅的史學思想集中體現在1948年出版的專著《一部西班牙史：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猶太人》中。該書1954年被修訂、翻譯為英文，書名為《西班牙歷史的結構》，1971年再次修訂，書名改為《西班牙人：歷史導論》。其中心論點是：所謂固定的、恆久的西班牙文化是一種“泛西班牙主義”的謬論；西班牙文化在以前並不存在，而是在8—13世紀穆斯林、基督教徒和猶太人的互動中慢慢形成，西班牙文化打上了這種互動進程的烙印。可以看出，他旗幟鮮明地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佔主流地位的傳統觀點。為了説明這種互動進程，卡斯特羅從導師皮達爾那裏借取“互動共生”（convivencia）的概念，旨在説明中世紀西班牙社會的多宗教性和多種族性。皮達爾在其所著的《西班牙語史》中創造了“convivencia de normas”（語言規則的共存）這一術語，意指半島上早期羅曼語言中各種規則同時存在，並且認為這些規則互相競爭，最終會有一個勝出。這與當時流行的文化進化論相一致。卡斯特羅保留了皮達爾所賦予的該概念的競爭性，同時也賦予它新的含義。他認為，文化因素的互動只有在經過三個羣體的集體的自覺意識過濾後才可以被認識，每個羣體的自我意識是在與其他兩個羣體的對抗中形成的。只有在擁有集體自覺意識的情況下，種族的人才能形成。這樣，在他的這種理想主義框架內，基督教徒在自覺意識下與猶太人和穆斯林相競爭，其他兩者也是同樣。在這裏，convivencia得到了其特殊的含義：三個羣體的共存，但每個羣體都有自覺的、集體的文化意識和文化元素，互相競爭的羣體可以把對方的一些文化元素拿來為己所用。除了理論創新之外，卡斯特羅把更多的精力用於微觀研究，深入揭示穆斯林和猶太人在西班牙的具體影響。

卡斯特羅的研究重點在於尋找“西班牙文化”的起源，並把這種起源定位在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猶太人的互動共生之中。對於學者們所慣常使用的“寬容”這一概念，卡斯特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伊斯蘭教把自己的宗教與猶太教—基督教傳統融合起來，本身就非常寬容，這種“宗教寬容以及伊斯蘭教與其他信仰的和諧相處便利了開發被征服的土地，在從幼發拉底河到埃布羅河的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中間，這種和諧相處為擴展穆斯林的利益提供了可能性”。正是基於伊斯蘭的這一慣例，“中世紀西班牙式寬容”出現了，這種因果關係不應被忘記。

卡斯特羅公然挑戰“哥特神話”，從文化融合的角度解讀中世紀西班牙史，這招致中世紀西班牙制度史研究的領軍人物克勞迪·桑切斯—阿爾伯諾斯的批判。桑切斯—阿爾伯諾斯於1956年出版兩卷本著作《西班牙：一個歷史謎團》，並於1975年出版該書的英文版。他強烈批判卡斯特羅的文化互動觀，認為卡斯特羅誇大了穆斯林與基督教交往的範圍。在他看來，這種交往是衝突型的，因此無益於形成創造性的文化交流；西班牙文化由羅馬、哥特和其他因素構成，一種悠久的“西班牙文化一體性”（Hispanidad）轉化了進入伊比利亞半島的伊斯蘭、猶太等多數外來文化元素。因此，安德魯斯穆斯林根本不是真正的阿拉伯穆斯林，而是西班牙的“穆斯林”（Islamites）；他們有“純正的”西班牙血統，“不可能傳播一種功能性的阿拉伯制度，因為他們本身就不具備”。像皮達爾一樣，桑切斯—阿爾伯諾斯也強調再征服運動在塑造西班牙民族中所發揮的核心作用。他寫道：“跟那時西歐的大多數戰爭不同，與西班牙‘穆斯林’的鬥爭不是少數精英參加的戰爭，而是全民參加的民族性任務。它不是為了王朝利益或地方野心，也不同於比利牛斯山以北那種司空見慣的仇殺，而是為了上帝的王國的自由。”

美國學者托馬斯·格里克從多學科的視角對這場論戰進行了總結，可以深化我們對它的理解。在他看來，卡斯特羅與桑切斯—阿爾伯諾斯之間的爭論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文化基質的性質。從伊比利亞人時代，經羅馬、西哥特和中世紀時代，到近現代，文化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從最初保存下來，以至於我們可以説是顯而易見的“西班牙”文化？卡斯特羅認為，以語言作為基本參數，文化在歷史長河中會發生巨大變化，因而形成一些不同的發展階段；8世紀説日耳曼語的西哥特人與11世紀説卡斯蒂利亞語的人是不同的，不能籠統地都被稱為“西班牙人”。而桑切斯—阿爾伯諾斯主張，“氣質特徵”是一個恆久的基質，限制了文化的差異化。第二，文化轉變的進程。什麼特別的歷史事件決定文化轉變以及轉變的比率和方向？與第一點相關，先前的文化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制約着這種文化轉變？在卡斯特羅看來，主要以阿拉伯語為載體的伊斯蘭文化與以羅曼諸語言為載體的基督教文化間由於幾個世紀的親密接觸而發生的交流，引發了基督教文化的變革，久而久之，使之與古代的西班牙—羅馬文化和西哥特文化有了差異。而桑切斯—阿爾伯諾斯則強調，文化基質無論如何被界定，都是“眾數人格”（modal personality）的核心；一個物種不可能變成另外一個，不管它進行了多少“表面模仿”，西班牙的氣質特徵在某一時段可能被淹沒，但是一旦環境許可，它會再次顯現。第三，文化交往的影響。鑑於交往會給一個或兩個互相接觸的社會帶來影響，那麼，文化的哪些領域受到了影響？為什麼會影響這些領域？卡斯特羅提到了許多領域的阿拉伯文化，特別是經濟方面（農業、城市手工業），但這些在他的闡釋中並不佔太多比重。他最感興趣的是文化變異和自我歸屬的進程，正是憑藉它，西班牙人開始自覺地認識自己的種族特性（首先是作為基督教徒，與穆斯林形成區別）。因此，卡斯特羅最擅長的是追溯文學、哲學和宗教的主題，並且認為，普通大眾的舉動，除非在文學或藝術中有所反映，否則就不能用歷史的方法予以認識。桑切斯—阿爾伯諾斯以研究制度史見長，更關注制度層面的交流，但他認為這類交流是極少的。

從這場爭論不難看出，桑切斯—阿爾伯諾斯繼承了長久以來的西班牙史學中的“哥特神話”，其思想與西莫內特、皮達爾一脈相承。而卡斯特羅的觀點也根植於中世紀以來一代又一代學者從多宗教羣體共存互鑑的角度看西班牙歷史的學術傳統，並最終發展為“互動共生”的撰史模式。這場爭論對西班牙史學發展影響巨大，卡斯特羅的“《西班牙歷史的結構》成為一部分水嶺式的著作”。

1975年西班牙民主化進程啓動以來，民族主義和天主教認同逐漸弱化，“歐洲化”取而代之。另外，20世紀下半葉以來興起於美國的“多元文化主義”為解決西班牙長久以來的問題提供了出路。大體來説，“多元文化主義”指的是在一個多民族社會中對待文化多樣性的一種指導政策，承認少數民族的文化差異性，主張少數民族和邊緣羣體的獨立價值，主張文化認同和民族個性；主張維護少數民族的權利，各民族和種族平等，反對民族歧視以及同質化的文化霸權，反對文化帝國主義；主張各民族都有權參與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同時發展和享用自己的文化傳統，要求主流社會賦予少數民族以更多的自由和權利。在“多元文化主義”框架下，“民族性”這種古老的問題不再那麼受關注，“西班牙論戰”很快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歷史學家不再把伊斯蘭教在中世紀西班牙的存在視為西班牙加入現代世界的障礙，而開始將其視為半島多元文化存在的必要條件，是西班牙對於中世紀歐洲史的獨特貢獻。另外，在20世紀末多種族全球共同體中錯綜複雜的關係下，中世紀西班牙成為研究宗教間關係、文化共存、社會互動的“沃土”，越來越多的世界各地的學者轉向該領域的研究。自然而然地，在這一時期，卡斯特羅“互動共生”的歷史觀日益成為史學家對中世紀西班牙史主旋律的共識。

首先，“互動共生”的個案研究空前增多。長期以來，西班牙政府扶持以卡斯蒂利亞為中心的西班牙歷史發展觀。然而，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西班牙的許多地方檔案公開，以卡斯蒂利亞為中心的西班牙歷史研究逐步讓位於關注加泰羅尼亞、阿拉貢、瓦倫西亞等地的區域性研究。20世紀最後幾十年，越來越多的中世紀史學者湧入地方檔案館，尋找近八個世紀的歷史中西班牙多宗教關係的新線索。其中研究成果最為突出的學者是羅伯特·I. 伯恩斯。他根據13世紀的瓦倫西亞檔案來研究瓦倫西亞十字軍王國，特別是少數基督教征服者、佔多數的穆斯林和眾多猶太人三者之間的關係，於1984年出版《瓦倫西亞十字軍王國的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猶太人：共生的諸社會》，試圖從瓦倫西亞這樣一個角度來揭示中世紀西班牙的文化交流。馬克·邁爾森主要關注中世紀晚期瓦倫西亞基督教徒—穆斯林的接觸以及不同信仰者間的關係，於1991年出版《費爾南多和伊莎貝爾時代瓦倫西亞的穆斯林：在共存與十字軍之間》。他認為，在當時的瓦倫西亞社會中佔多數的是基督教徒，猶太人和穆斯林是社會的少數，管理多數人與少數人關係的立法結構與穆斯林的吉米制相似；因此可以推定，基督教統治者從穆斯林那裏借來了吉米制，並加以改造。邁爾森詳細研究了當時宗教羣體間共存和文化適應的狀況，他認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每天在工作場所和市場上相互交流，正是這一點給瓦倫西亞的穆斯林—基督教徒共存提供了穩定性；當然，暴力衝突的確也時有發生，1455年和1521年的兩次衝突最為明顯，但這“不僅是宗教敵意的表達，而且也可以説是經濟爭奪使然”。但是1521年之後，互動共生日益變得不可能，到卡洛斯一世時，國家政策“為神學動機所左右”，“穆斯林只能在改宗和遭驅逐之間任選其一”。

發生在850—859年的科爾多瓦殉教運動是研究後倭馬亞王朝穆斯林與基督教徒關係的典型案例。從莫拉萊斯的《西班牙編年史》起，殉教運動就成為基督教徒反抗穆斯林迫害、維護西班牙尊嚴的典型素材，而與此同時，也有很多學者否認安德魯斯存在宗教迫害。20世紀末，一些歷史學家突破傳統的“迫害—寬容”研究模式，提出了讓人耳目一新的觀點。肯尼思·巴克斯特·沃爾夫於1988年出版的《穆斯林西班牙的基督教殉教者》在其詳細研讀殉教運動的親歷者歐洛吉亞、阿爾維律著作的基礎上寫成。在沃爾夫看來，殉教運動的發生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伊薩克留在塔巴諾斯修道院，不去見穆斯林法官，那麼，赫勒米亞、克拉姆巴、塞比格西奧、奧裏利烏斯也許就留在修道院，通過常規的苦行來尋求精神的安全感。如果沒有這樣一些基督教徒（他們害怕獲取拯救的努力都白費，因而願意做任何事情），伊薩克也許就成為伊斯蘭教針對褻瀆聖教的處罰的一個孤立的個案。”另外，隨着全球化的推進和全球史的興起，有一些歷史學家從文化互動、文化適應、身份認同的角度來研究科爾多瓦殉教運動，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的傑西卡·A. 庫珀是其中傑出的代表。她於1993年在《世界歷史雜誌》發表《9世紀科爾多瓦向伊斯蘭教的宗教和文化皈依》，1995年出版專著《科爾多瓦的殉教者》。庫珀認為，殉教者個人的殉教動機我們無法明確搞清楚，但是，“他們作為一個羣體，是在反抗伊斯蘭教科爾多瓦社會所發生的變革”。她試圖通過研究科爾多瓦殉教運動來回答下列問題：“中世紀伊斯蘭社會的寬容程度如何，非穆斯林視之為歧視性的、壓制性的社會是出於何種動機？非穆斯林大眾是如何維護其文化邊界的？在9世紀科爾多瓦的多文化環境下，作為基督徒或穆斯林到底意味着什麼？這純粹是神學信仰問題嗎？是一個寬泛的文化問題嗎？是一個種族問題嗎？每個宗教羣體是如何形成對其他羣體的刻板印象的？”

其次，學者們依據新的資料，運用跨學科方法，對“互動共生”的內涵進行了諸多新的界定。托馬斯·格里克的一系列相關論著代表了該時期的最高學術成就。早在1969年，格里克就發表《用“文化適應”的概念闡釋西班牙史》一文，指出，“中世紀西班牙（民族文化的形成時期）的一個核心現象就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兩個不同文化的相遇和互相調整，第三個半自治的實體，即猶太人也在其中發揮了作用。人類學家稱我們所考察的這一過程為‘文化適應’。”在該文中，他還按照文化影響的力量、速度和方向，把中世紀西班牙穆斯林與基督教徒的文化交流劃分為四個階段：711年到11世紀中葉穆斯林佔優勢的時期；文化力量均衡、變通性強的時期；開始於1232—1263年、結束於1492年的基督教徒佔優勢的時期；1492—1609年的基督教文化強權時期，在該時期，為了推進政治和文化的同質性，猶太人遭驅逐，穆斯林被強迫改宗。可以説，格里克此後的著作都是在這篇文章的理論框架的基礎上寫成的。

格里克的代表作是《中世紀早期的伊斯蘭教和基督教西班牙》。該書第一版於1979年問世，修訂後的第二版於2005年與讀者見面。它運用多學科的方法，主旨在於研究“對於伊比利亞半島的伊斯蘭和西班牙文化形成有所貢獻，引導這兩個社會羣體互動的那樣一些核心問題和現象”。格里克認為：“總的來看，中世紀西班牙文化關係的史學研究存在兩個根本的誤區。第一個誤區是把種族衝突和文化傳播看成互相排斥的現象。這導致那些認為中世紀西班牙是衝突型社會的歷史學家或者否認文化接觸的積極的一面，或者被迫在衝突的風暴中尋找文化借鑑得以發生的暫時的沉寂。第二個誤區是把作為文化過程的‘文化適應’與作為社會過程的‘社會同化’等同起來，並且假定，文化距離的縮小必然導致社會距離縮短……”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格里克提出了一個新的模式來解讀穆斯林與基督教徒的互動：基督教對伊斯蘭文化傳統的吸收與更大的社會結構是密不可分的。根據這一模型，完全可以設想，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幾個世紀的敵對中必然伴隨着基督教徒最終採納穆斯林的飲食、農業技術、科技、城市體制、經濟生活，乃至語言。這兩大進程一點也不互相排斥，因為它們都是“社會文化互動”所不可或缺的。這樣，到10世紀，安德魯斯已完全伊斯蘭化了。

可以看出，相較於“西班牙史論戰”中的雙方，格里克把中世紀西班牙史的研究推到一個新的高度。首先，他正面回擊了阿爾伯諾斯的觀點。阿爾伯諾斯認為，伊斯蘭西班牙不可能對基督教北方產生任何影響，因為雙方關係的常態是戰爭，而不是和平。針對這一點，格里克指出，衝突，也就是“抗生”（antibiosis）所帶來的文化適應一點不比“共生”（symbiosis）所帶來的文化適應少，這是因為，“‘抗生’實際上是文化借鑑的一個極為常見的語境，與敵人的競爭可以成為文化革新的強大推動力”。其次，格里克關於穆斯林西班牙與基督教西班牙關係的觀點也與卡斯特羅有所區別。他認為卡斯特羅“沒有提到三個羣體間接觸、衝突的社會動力，過於重視大腦的思維過程，沒有認識到這種過程也是由社會動力塑造甚至決定的”，給人的印象是文化進程“發生在社會真空中，在很大程度上獨立於社會力量”；“……在卡斯特羅看來，這三個羣體的人們之間的關係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的，好像這三個羣體在人口數量、政治和軍事力量、文化影響力等方面都差不多，完全不顧通往權力的制度性或法律性機制。卡斯特羅所看重的不是各個羣體的物質力量，而是其想取得成功的相應的自覺意識。”

鑑於此，有學者稱格里克的研究方法是“後卡斯特羅和後桑切斯—阿爾伯諾斯”的方法。這種方法把經濟社會史的傳統方法、人類學的方法與文化轉變的一些社會學模型結合起來，繞開對於民族起源的追問，避免很多歷史學家喜歡使用的簡單的、靜態的術語，以便抓住七百多年的文化接觸中的西班牙文化的明顯特徵。在此基礎上，對於卡斯特羅的“互動共生”（convivencia）這一術語，格里克認為，對其進行修改，還是可以利用的。他吸收了其中的一個層面，即承認“文化適應是把‘他者’內在化的過程”，同時增加了這樣一個層面，即認為“文化互動不可避免地折射出現實而複雜的社會動力”。

21世紀以來，隨着全球史進程的不斷推進，從“合作、共存、多元化”的視角看待西班牙歷史和現狀的觀點越來越深入人心，甚至上升為西班牙國家層面的價值觀。2004年9月，西班牙首相薩帕特羅在聯合國大會第59屆會議上指出，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的交融“創造並豐富”了西班牙，這是西班牙歷史所證明的。他同時號召進行“機構間對話”，建立“西方世界與阿拉伯、伊斯蘭世界間的文明聯盟”，由於歷史的原因，西班牙可以從中充當先鋒。2004年10月15日，經西班牙司法部提議、部長理事會審議通過，西班牙“多元與同存基金會”正式成立。其宗旨十分明確：第一，通過與宗教少數羣體，尤其是那些眾所周知的、深植於西班牙國家的少數宗教羣體的合作來促進宗教自由；第二，作為一個研究和辯論平台，實施有關宗教自由和公正的各項公共政策，旨在尋求宗教事務的正常化，並創建一個合適的共存環境。在這種氛圍下，從“互動共生”視角審視西班牙的過去也日益成為史學界的主流，相關著作大量湧現。

面對當今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從中世紀西班牙多宗教羣體“互動共生”的社會機制的角度展開研究成為重要的學術特色。美國人克里斯·勞尼的《一個消失的世界：中世紀西班牙的穆斯林、基督教徒和猶太人》可以作為這類著作的代表。勞尼指出：“穆斯林征服使中世紀西班牙陷入了宗教文化衝突的海洋”，儘管如此，這裏的人們卻“努力適應着對方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後來自以為更文明的人們都很難達到這樣的程度，更不用説超越了”。西班牙之所以會出現“互動共生”的時代，其根本原因是“現實需要不得已而為之，而不是由於‘寬容’這種高尚的情操”。在第十七章“三個宗教羣體的共同生活”中，勞尼用大量個案來説明這一觀點。例如，他研究了邊疆城市的人口情況，在那裏，基督教徒人數少，於是基督教國王鼓勵猶太人和穆斯林前往定居。這些城市的檔案記錄中常常有這樣的內容：在一個城市，三種信仰的人們建起一個共用的烤麪包爐，在另一個城市協商共同的用水權，在第三個城市則商討共同使用公共澡堂。所有這些都顯示，現實需要超越了意識形態。在這些邊疆城市，由於人口數量少，且混居在一起，因此不同信仰的人們別無選擇，只能一起工作、生活，但正如勞尼所指出：“這些猶太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並非有意尋求合作以構建豐富的共同生活，實際上，每個羣體通常都傾向於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把自己封閉起來。”在此基礎上，對於眾多學者所強調的“寬容”，勞尼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寬容’的本義不言自明，但也可以被視為一種在複雜的社會中實現和平的手段、一個實現貿易的權宜之計。中世紀西班牙的‘寬容’屬於後兩者而不是第一種。”如果説寬容是出於現實的考慮，那麼，它是非常脆弱的，因政治和經濟形勢的改變而改變。隨着再征服運動的推進和基督教王國勢力的不斷增長，寬容日益走向其反面，“14、15世紀，基督教西班牙日益強大並居主導地位，寬容日益失去其必要性和實用性，它不再需要勞神費力地考慮宗教少數羣體的需求和利益來保證和平、繁榮和邊境的安全”。按照這一思路，“天主教雙王”時期的一系列舉措似乎就很容易理解了。勞尼是在“9·11事件”之後的氛圍中撰寫此書的，他在序言的結尾處明確表達了寫作意圖：“在中世紀西班牙，穆斯林、基督教徒和猶太人對於互相間的宗教信仰和風俗既歡迎又排斥，既並肩戰鬥又反目為仇，有時能夠寬容近鄰並鑄就了三個宗教羣體的黃金時代。他們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同享的社會’應該是什麼樣的。他們的輝煌是他們共同努力的結果；而他們的悲劇在於他們沒有認識到更不能保護取得這些成就的條件。他們曾斷斷續續地照亮了人類通往寬容和互相尊重的道路，但最終卻陷入宗教仇恨的深淵。人類無路可退，中世紀的西班牙也許可以為人類指出未來的方向。”在全球化的時代，人類應當首先認識到自己的共同利益是什麼，優先考慮什麼把他們連接在一起而不是優先考慮什麼把他們分開，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種族的人類羣體友好共處，這就是我們應當從中世紀西班牙史中所感悟到的。

從本文的論述可以看出，從中世紀至今，“哥特神話”和“互動共生”兩種關於中世紀西班牙史的敍事模式在西班牙學界和西方學界是清晰可見的。在20世紀中後期之前的大部分時間裏，尤其是在15世紀末的“天主教雙王”時期、16—17世紀的哈布斯堡王朝執政時期和20世紀的獨裁政府時期，“哥特神話”佔據主導地位。然而，從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猶太人三大宗教羣體互動、交流的角度進行解讀的嘗試一直存在着，到1948年，卡斯特羅把這種觀點概括提升為“互動共生”的歷史觀。經過幾代學者的修正和補充，“互動共生”的內涵日益明確：基督教徒、穆斯林、猶太人在近八個世紀的時間裏共棲伊比利亞半島；這一過程中存在着文化適應，即“把‘他者’內在化”；“文化互動不可避免地折射出現實而複雜的社會動力”，即與社會結構密不可分；在大部分時間裏，三個羣體間保持着一種相對和平的共生關係，伊比利亞半島形成了一種“寬容文化”；無論是穆斯林當政，還是基督教徒當政，之所以存在寬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互相間的現實需要；在再征服運動的高潮時期，存在着宗教和種族間的暴力衝突，這也是互動共生的一種形態，是文化借鑑的一種常見的語境，與敵人的競爭可以成為文化革新的強大推動力。

“哥特神話”敍事模式是在“再征服運動”的特殊歷史氛圍中形成的，在西班牙海外擴張和近代民族國家構建的過程中得到不斷強化。但它並不足以解釋中世紀西班牙史的豐富內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工具，為不同時代的西班牙統治者所利用。在“哥特神話”敍事模式大行其道的同時，一些學者敢於秉筆直書，從多宗教羣體共存互鑑的角度闡釋中世紀西班牙史。“西班牙史論戰”是兩種敍事模式的衝突發展到弗朗哥專制時期的必然產物。20世紀後期以來，在“西班牙史論戰”的推動下，隨着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速，“互動共生”成為中世紀西班牙史的主要敍事模式。

筆者認為，與“哥特神話”相比較，“互動共生”的敍事模式更為客觀，更符合中世紀西班牙的歷史發展進程。早在公元3世紀，一些猶太人就遷居到伊比利亞半島，在此後的幾個世紀裏形成自己的身份認同，稱為塞法迪猶太人。711年，穆斯林渡過直布羅陀海峽，滅亡西哥特王國，在1031年之前維持着對半島大部分地區的統治。1031年之後，穆斯林統一政權瓦解，而北方基督教王國的再征服運動不斷向南推進，但直至1492年，奉基督教為國教的西班牙王國才滅亡了穆斯林在半島的最後根據地格拉納達，持續近八個世紀的“再征服運動”最終結束。可以看出，中世紀的西班牙為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猶太人所共享，簡單地從“再征服運動”這種單一的角度予以闡釋並不能揭示其豐富內涵。本文所提到的很多論著對於三大宗教羣體的“互動共生”進行了具體深入的個案研究，此類著作不勝枚舉。甚至週一良、吳於厪主編的《世界通史·中古部分》也提到了阿拉伯人所帶來的影響：“阿拉伯人帶來東方的先進生產技術……農業上廣泛採用水利灌溉，推廣從東方輸入的新作物，如稻米、甘蔗、桑樹、石榴等……當時西班牙城市繁榮，和東方各國有密切的商業聯繫。阿拉伯文化也在西班牙廣泛傳佈。首都科爾多瓦有大學和學校二十七所，還有規模很大的圖書館。醫學、數學、地理學都很發達。西歐很多國家都派人到科爾多瓦留學，把許多古典著作的阿拉伯文譯本帶回本國，再譯成拉丁文。”這裏其實還涉及另外一個問題，即中世紀西班牙與地中海世界的許多地區存在着廣泛的聯繫，其歷史發展特徵與同時期的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島、敍利亞地區、埃及等非常類似，屬於地中海世界不同宗教羣體、不同種族互動共生、交流互鑑的一個組成部分。

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互動共生”研究至今尚存在一些缺陷，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互動共生”的歷史觀並沒有徹底擺脱中世紀西班牙是“寬容社會”還是“迫害社會”這種兩極化、簡單化的理論框架和爭論旋渦，且“互動共生”的內涵也需要進一步深入、清晰。20世紀中葉以來，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不斷補充該概念的內涵，但總給人“盲人摸象”之感，尚缺乏總體、宏觀的概括與總結。而且，過分強調“和平”“合作”“共生”等也顯然忽視了“宗教迫害”等暴力衝突的歷史事實，很容易被人詬病。其實，如果能擺脱“寬容”還是“迫害”這種過分簡單化的爭論，沿着格里克的研究思路，將“共生”與“抗生”辯證地統一起來，在動態的語境中考察錯綜複雜的中世紀西班牙史，“哥特神話”和“互動共生”這兩種歷史觀是可以融為一體的。近來，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的布萊恩·卡洛斯便試圖擺脱上述爭論，轉而剖析中世紀西班牙主體族羣和少數族羣關係表象之後的根本動力。第二，尚缺乏豐富的個案研究，特別是對11世紀之前“互動共生”的個案研究。711—1492年的西班牙史，可以以11世紀為界分成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穆斯林埃米爾、哈里發統治伊比利亞半島大部分地區的時期，後一階段是穆斯林統一政權分裂、基督教再征服運動不斷推進的時期。仔細分析可以發現，以阿梅里科·卡斯特羅為代表，學者們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後一階段，關注基督教徒南下過程中與當地穆斯林和猶太人的互動共生。而對於以穆斯林為主導的前一階段，相關成果稀少。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大概與可利用的資料有關。關於後一階段，有豐富的地方檔案保存下來，而關於前一階段的很多阿拉伯文材料在再征服運動中被毀，給研究帶來很大困難。但這種研究並非沒有可能。安· 羅斯瑪麗·克里斯蒂斯在2002年出版的《安德魯斯的基督教徒：711—1000年》一書充分利用現存的拉丁文資料，“特別關注（基督教徒）自己的話語”，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觀點：傳統學術及普通民眾都認為穆斯林統治下基督教徒的生活日益變糟，這種觀點必須重新認識。拉格希爾德·約翰斯魯德·索加提則依據大量法律文獻，於2012年出版《中世紀的多元主義：中世紀伊比利亞半島的混雜認同、改宗和混合婚姻》，提出“所有文化都是雜種，……談判桌對面的對手是半個自己”的觀點。這些都是非常好的探索。第三，跨學科研究亟待推進。中世紀西班牙歷史發展曲折而複雜，不同文化羣體在這裏的“互動共生”是一個內涵極其豐富的歷史現象，傳統的歷史學研究恐怕難以給該領域在研究理論和方法上帶來重大突破。筆者認為，迄今為止，美國學者托馬斯·格里克把歷史學、語言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方法結合在一起的研究代表了該領域的最高成就。沿着他的研究路徑，多學科學者聯合攻關，有望成為中世紀西班牙史研究的發展趨勢。

在全球化與多元文化共存的國際形勢下，在不同文化羣體，尤其是不同宗教羣體的共存問題日益受到重視的今天，從事中世紀西班牙史研究的學者應該儘量擺脱意識形態的侷限，努力解決目前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迴歸歷史的本真。倘如此，“互動共生”仍將是中世紀西班牙史研究中占主導地位的歷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