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距離

小鳥羣等即使相當地散開，但離開一定距離以上的個體，仍能歸羣，所以鳥羣不會離散。在此情況下，如果離羣再遠些，會使個體產生不安，這時的距離叫做社會距離。在不斷地鳴叫着的活動的小鳥羣中，鳴聲可能起着保持社會距離的作用。

人和社會團體組織也一樣，彼此之間保持着不同的社會距離，例如農民工進城務工所形成的社會距離，醫患矛盾所形成的社會距離。

社會距離概念體現了人與人、羣體與羣體之間關係親近或疏遠的等級與程度，對社會距離的研究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流動農民工與城市居民社會差距的變化動態，作為理解社羣融合和社羣隔離重要指標，社會距離對羣際關係的發展和社會秩序的良性運行有着積極的重要影響。

塔爾德首先提出社會距離的概念， ^[2]  齊美爾為社會距離的概念注入了主觀的內涵，齊美爾認為社會距離就是人與人之間“內在的屏障”。生活在大都市中，需要和很多城市人持續不斷的接觸，為了保持自己心理的平衡，都市人採取了不付出過量熱情的態度。這種生活方式就是個體與外界保持距離：懷疑外人、甚至經常出現多年鄰居互不相識的現象。

美國芝加哥社會學派的帕克和伯吉斯繼承併發揚了齊美爾有關社會距離的思想。其中，帕克將社會距離定義為是存在於集團與個人之間的親近程度，並指出感覺上的距離可以像智力一樣得到測量，並將其運用到對於當時美國種族和族羣關係的理解上，使得社會距離成為了一個極具豐富內涵的概念。

博格達斯（Bogardus, 1925：216-226）他進一步擴展了帕克關於社會距離的理解，認為社會距離是“能夠表現一般的前社會關係和社會關係特徵的理解和親密的等級與程度”，並主張從積極的意義上去定義主觀性社會距離：存在於行動者心理空間中的，行動者及其他行動者之間的心理距離。A對B的社會距離越大，意味着A在實際生活中與B的互動行為越少，融入B的生活空間的願望越弱。

在人際溝通過程中，雙方之間的距離有一定的含義。一般説來，關係越密切，距離越近。

美國人類學家愛德華·霍爾(1966)把人際距離分為親密的、個人的、社會的和公眾的4種。他認為，父母與子女之間、愛人之間、夫妻之間的距離是親密距離，約18英寸，可以感覺到對方的體温、氣味、呼吸；個人距離指朋友之間的距離，大約是1.5～4英尺，這是人際間稍有分寸感的距離，較少直接的身體接觸，但能夠友好交談，讓彼此感到親密的氣息。一般説來只有熟人和朋友才能進入這個距離，人際交往中，個人距離通常是在非正式社交情境中使用，在正式社交場合則使用社交距離；社交距離是認識的人之間的距離，一般是4～12英尺，這是一種社交性或禮節上的人際距離，這種距離給人一種安全感，處在這種距離中的兩人，既不會怕受到傷害，也不會覺得太生疏，可以友好交談，多數交往發生在這個距離內；公眾距離指陌生人之間、上下級之間的距離，一般是12～15英尺，一般説來，演説者與聽眾之間的標準距離就是公眾距離，還有明星與粉絲之間也是如此，這種距離能夠讓仰慕者更加喜歡偶像，既不會遙不可即，又能夠保持神秘感。 ^[3] 

社會距離是指各社會存在體之間在空間、時間和心理上的距離。通俗地講社會排斥或社會歧視更容易讓人理解，但社會距離的內容比社會排斥或社會歧視更寬廣而且更加客觀。在具體的研究中，社會組織團體間社會距離更多指向心理距離，是基於價值觀念、生活方式、行為方式等差異而產生的，同時又受到制度和環境的影響。因此，對社會距離的研究不能用傳統的距離長度測量方法直接測量，不僅要描述這種心理距離，更要探討產生這種距離的原因。

農民工與市民的社會距離，指的是存在於新生代農民工心理空間中的、在與城市居民互動過程中產生的心理距離。

在現代社會城市化進程中，“在農民——農民工——市民這一鏈條上，伴隨的是進城、衝擊、適應、認同、融入這一漫長的過程。”社會認同是實現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必經路徑。通過分析可以發現，城市社會認同“內卷化”趨勢的加強是兩種力量“內外夾擊”造成的：外部城市社會的排斥和內部共同體的自我“蜷縮”，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社會強烈的認同期望。所以社會認同的實現也是一個雙方互動的過程，既包括新生代農民工對於城市社會的認可、贊同，還必須包括外部城市社會對於新生代農民工的吸收、接納。再深一步比如積極進行户籍制度改革，放寬落户門檻，取消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體制性障礙；更深一步比如從整個城市的社會文化價值體系接納農民工，消除外來民工與城市居民在社會保障、公共住宅、就業權利、教育就學等方面的一系列待遇差別，實現外來人口相關權利的促進和保障……這樣才能逐步從根源上消除“內卷化”的負面影響，促進新生代農民工以積極健康的心態認同城市並融入城市。 ^[4] 

城市適應過程涉及到農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社會心理等方面的轉變過程，在控制制度變量的前提下，文化因素在這其中起着巨大作用。因為，農民工進城不僅僅是農村人口在空間上移居城市，也是現代化意義上的“文化移民”，更是傳統向現代的轉變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説，研究進城農民工的適應問題，對中國的城市化、現代化的實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1世紀初，暴力傷醫事件在各地時有發生，醫患關係已經成為不可迴避的社會熱點問題。醫患之間，和則兩利，傷則兩敗。正確解決當前醫患關係緊張的現狀，維護醫療服務市場正常的秩序和醫患雙方的利益，構建和諧醫患關係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

從體制等根源來講，新醫改為中國醫療體制的改革帶來了曙光。從2006年以來，醫改基調已定，政府將承擔基本醫療，並且公佈了新醫改的初步方案。此次新醫改的指導思想為着眼於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衞生服務的目標，着力解決人民羣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堅持公共醫療衞生的公益性質。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尋找具有可操作性的對策，建立適合中國特色的醫療機制，解決醫患關係緊張局面，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

有關專家教授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加強醫患溝通，是緩解醫患摩擦的重要途徑。醫患溝通需要政府、醫療機構(醫務人員)和患者三方共建、理解和信任；改善企業與客户之間關係的管理機制，和醫患關係的改進具有共同的基礎；醫患之間的理解和包容是構建和諧醫患關係的關鍵；對於患者的知情同意權予以尊重並使之充分享有。

醫患關係緊張的現狀，有着複雜的社會原因。最主要的是相互之間缺乏信任，產生了社會羣體間的社會距離。可以看到，醫患矛盾的形成，既有患者及家屬一方的誤解、不理解，也確有個別醫生醫德、醫術和責任心的問題，而醫生一方的問題又與勞動強度過大、職業與技術的價值未能得到尊重和體現不無關係。

針對公眾對於醫療結果的非理性期待，國家應該通過廣泛的科普教育提升全民族的科學素養，在全社會形成“醫學不是萬能的，醫生不能包治百病”這樣一個基本共識。

最後，大眾媒體應該自省自律。2014年3月6日，國家衞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李斌答中外記者提問時説，2013年全國醫療衞生機構的門診量是73億人次，統計到的醫療糾紛是7萬件左右。這個數據表明，醫療糾紛的比例低於十萬分之一。可以説，醫患糾紛不是醫患關係的主流。

然而，有的媒體卻對醫患矛盾大肆渲染，加劇了醫患雙方的緊張感。採訪中，鞏守平、石踐、長安大學文學藝術與傳播學院副院長陳敏直教授都希望媒體多做正面報道，弘揚正能量，宣傳醫德高尚的先進典型，對不和諧事件不放大，冷靜報道，以推動醫患之間諸多問題的有效解決。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