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傷醫

新醫改啓動以來，成就不凡，有效緩解了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但醫改步入深水區後，遭遇體制機制上的障礙，束縛了醫療生產力的進一步解放。

“醫患矛盾，醫療糾紛和醫院暴力，這三者是應該用三個不同方法去解決的問題。”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宣武醫院神經內科主任凌峯在接受採訪時説，“醫院暴力是在醫院這個場合，影響醫生和患者共同利益的暴力事件。這些暴力有的傷了醫護人員，有的傷了病人。無論這種破壞是硬傷害還是軟暴力，都違反了治安管理法，是需要法律公訴和警察干預的，是要靠法治來解決的。”

“老百姓看病難也是引起醫患衝突的重要方面。”四川省衞生廳副廳長王正榮説。“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比中國的醫生羣體更苦、更累。醫生一上午要看幾十個病人，相當於幾分鐘要看一個。有時候醫生忙得連喝口水、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

醫療服務的供給不足，是醫院擁擠的重點所在。根據經濟學家周其仁的測算，1978年至2005年，中國的GDP（按現價算）增加了50倍，社會衞生總開支增加了78倍，其中，個人醫療開支增加了200倍；但同期，全國各類醫療機構只增長了76%，醫護人員增加了75%。長期以來，中國醫療行業的服務能力的增長遠遠低於對醫療服務的需求的增長。

“國外的醫生靠技術吃飯，國內的醫生靠賣藥吃飯。”鍾南山院士的一句話道出國內醫院的盈利模式。在市民高呼“藥價高，看不起病”的當下，醫院既要作公益，又要面臨如何生存。儘管最新醫療改革已經取消藥品及器械耗材的加成，採取“平買平賣”的原則，即“多少錢買，就多少錢賣”的措施，中間的損耗由醫院承擔，但仍沒有有效改善醫患關係。

暴力傷醫(2張)

據中國醫院協會的一項最新調查，我國每所醫院平均每年發生的暴力傷醫事件高達27次。醫務人員軀體受到攻擊、造成明顯傷害的事件逐年增加，絕大多數人曾遭到過謾罵、威脅。醫患暴力衝突加劇，反映了醫患之間的“代理困境”。

從理論上，醫生是患者的利益代理人，患者之所以願意把生命健康託付給醫生，是因為相信醫生會把患者利益放在首位。但是現行的醫療體制下，醫患信任十分脆弱。多數患者認為醫生受利益驅動，存在過度治療行為。一旦發生醫療差錯或者意外，甚至很小的一點語言衝突，醫患之間的信任就會解體，進而演變成暴力事件。

上海交通大學附屬仁濟醫院一名醫生被患者毆打昏迷；湖南中醫藥研究院附屬醫院3名護士被患者砍傷；廣東深圳寶安人民醫院一名護士被產婦丈夫毆打。類似的醫患暴力衝突頻頻發生，引起社會各界的憂慮。

王英生在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進行針灸治療期間，因感到效果不佳，遂產生報復之念。2012年11月的一天，王英生來到該院行兇，用斧子將為其治療的針灸科主任醫師康某某砍死。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王英生於2014年4月22日被執行死刑。 ^[1] 

2014年6月2日，湖南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發生一起暴力傷醫事件。一名肺癌並多發轉移患者因搶救無效死亡，參與搶救的值班女醫生和一名懷孕5個半月的值班護士被家屬暴力毆打致傷，家屬還逼值班醫生下跪，對其實施毆打。公安部門已成立暴力傷醫事件專案組，正在調查取證。

據湖南省衞生廳介紹，醫生王雅被患者家屬毆打致顱腦損傷：腦震盪、頭皮血腫、創傷性蛛網膜下腔出血，多發性軟組織挫傷，耳鳴、聽力下降，外傷性耳聾，外傷性子宮損傷。護士譚小飛因被患者家屬毆打恐嚇導致晚期先兆流產。兩名醫務人員正在醫院住院接受治療。

在此過程中，死者家屬還多次公然侮辱、恐嚇醫務人員，打砸醫生辦公室，毆打醫院保安，在病房燒、撒紙錢，點蠟燭，直到2日下午5點才將死者屍體移離病房，嚴重擾亂了醫院正常的醫療秩序。 ^[2] 

2015年6月11日，河南中牟縣一婦產科醫生在門診室被人用刀刺死。 ^[3] 

2015年6月16日，王權芬在廣西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將一小瓶汽油潑灑到該院醫生、放療科副主任覃光靈身上並點燃，導致覃光靈面部、肩部、前胸等多處二度、三度燒傷。 ^{[1]  [3]} 

2020年1月20日下午1時55分左右，朝陽醫院眼科發生暴力傷醫事件，共有三名醫護人員被砍傷，另有一位患者受傷，其中一名陶姓醫生受傷最為嚴重，後腦勺、胳膊多處被砍傷。 ^[4] 

2014年3月6日天下午，全國政協醫衞界別90位委員聯名向大會遞交“緊急提案”，建議將醫療機構列為公共場所進行安保，並由國務院法制辦牽頭，儘快制定出台《醫療機構治安管理條例》。

“緊急提案”中建議在全國政協會議期間，與提案委緊急協商，召開國務院法制辦、公安部、國家衞計委等多部門緊急協商會。

近期，暴力傷醫事件接連發生，全國政協醫衞界、農工民主黨，均以界別、黨派提案的形式，呼籲國家有關部門儘快阻止醫院暴力事件再發生，維護醫療秩序，維護醫生的尊嚴和生命。

在快速處理上，應通過構建矛盾糾紛專業化化解平台，解決基層法院處理涉醫糾紛週期長的問題。“有的糾紛週期長達一兩年，不僅患者及家屬不滿意，也給謠言以較大空間。”他建議，法院可以試點與醫療行業構建專業化的平台，設立醫療專家名單庫，甚至吸納醫療專家擔任人民陪審員，從而為醫療糾紛提供專業意見，平衡各方利益，促進矛盾從速處理。

除了嚴格執法、公正司法，王靜成還提出應進一步完善有關法律。他説，2010年實施的《侵權責任法》對醫療損害的一些重要內容進行了專章規定，為進一步合理解決醫患糾紛提供了法律依據。但在司法實踐中，該法現行條款還有諸多不足，如缺少對醫療損害的定義；未明確醫療損害鑑定機制；對醫務人員的合法權益維護不夠；缺乏對患者的有效救濟制度等。他希望“兩高”能結合7年來的工作實際，儘快就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問題提出修訂意見，並針對部分概念模糊和有爭議的條款，迅速推動修訂完善。

2024年3月8日，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應勇向大會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報告顯示，2023年，最高檢會同市場監管總局等專項治理醫療美容行業非法行醫、製假售假、虛假宣傳等問題。依法懲治故意傷醫擾醫犯罪，起訴226人，同比下降51.6%。 ^[5-6]